信贷配给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信贷配给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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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项目选择风险进行分析。假定一个企业决策者有优、劣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优项目可以按概率PG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G；劣项目可以按概率PB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B，那么优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GG，劣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BB。项目的好坏取决于预期收益水平，而并非取决于项目的单位投资产出。一个预期收益高的项目即使其单位投资产出低也是一个优项目，而一个预期收益低的项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条件下能获得高产出也只能是一个劣项目。由于银行是从项目投资者处获得固定收益，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考虑，它当然希望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优项目。

但是，从企业管理者角度而言，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完全遵从银行的意愿。在银行不监管企业使用贷款R的前提下，企业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自觉地选择优项目，即PG（G－R）＞PB（B－R）（1）

对式（1）进行变换可得：R＜RC＝（PGG－PBB）／（PG－PB），其中RC是企业选择优项目和劣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它意味着银行为了避免企业选择劣项目而把贷款的数量控制在RC以内。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计算RC谈何容易，银行不可能了解所有企业的所有可选项目的预期收益水平，也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成功的概率，所以银行往往预先设定一个合理的预期收益E＝P′N′。

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优项目，故在开始阶段，银行预期收益E随R的增加而增加；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劣项目，而劣项目成功的概率PB极小，所以银行会选择一个适当的信贷量RS，它是一个与预先设定的预期收益E相对应的信贷量RY很接近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RS＝RY＋ε，ε是一个很小的正数，以保证RS不能大于RC。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对借款者的满足度（即信贷配给）来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风险。

二、从企业贷款偿还选择角度看信贷配给

假设企业从银行得到利率为r、数量为R的贷款，企业的投资收入为贷款数量R的函数f（R）。那么，企业在单位时间的静态利润可用下式表示：л＝f（R）－（1＋r）R≥0（2）

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f（R）＜（1＋r）R，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此种情况并非贷款还款的道德风险，引发这种风险的原因可能是企业选择了劣项目。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息与不偿还成本有如下关系：f（R）＞（1＋r）R＞Cno，即R＞Cno／（1＋r）（3），其中，Cno是不偿还成本，则企业会选择不偿还策略。

上述方程反映了企业是否偿还贷款的经济决策过程。方程（2）表明企业偿还贷款的条件是企业要有正的现金收入，投资收入要大于本息之和。因此，对银行而言，选择贷款项目的首要条件是利润为正。方程（3）表明银行要消除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风险，应使信贷总量少于Cno／（1＋r），也就是使信贷总量少于企业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分析和观察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就成为银行决定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企业可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大数量。

对于银行而言，面临不偿还风险的情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品的市场机制，抵押品的专用性强（多数企业以厂房、设备作抵押），最严重的是有的银行在信贷时没有索取抵押品，导致在企业不偿还信贷时无法对企业进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借款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债务。如果银行决定将贷款不能收回的信息私有化，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更小，企业的损失也会低于债务赖账所带来的损失。债务赖账将使债务人失去继续融资的机会，但是，如果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不存在有效的信息共享，企业实际上还存在其他融资机会。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况，银行通常要求申请信贷的企业提供抵押品。抵押品的作用在于它提高了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机会成本。

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成本（Cno）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失去抵押品价值；二是失去再融资机会的可能性；三是受债权人的惩罚。用数学公式表示为：Cno＝aA＋PL＋F。

其中：A—抵押品的折旧价值；

a—抵押品拍卖时的折旧系数；

P—无法再次融资贷款的可能性；

L—企业预期的未来信贷融资额；

F—银行对企业采取惩罚行为时发生的成本支出，这部分支出通常包括进行法律诉讼时的支出以及败诉后被迫偿付的数额。

在不偿还成本中，A是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前可以选择或谈判的内容。如果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大于银行信贷本身（1＋r）R，而且进行拍卖使得折旧系数较大，则银行面临不偿还的风险较小。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PL项的数值越大则企业的不偿还成本越高。PL项中的因素P和L对银行和企业而言，如果金

融机构存在信息共享，则P值将会很高，这样，对于一个较高的L值，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将较高。但是，如果银行间不存在信息共享，如果面临贷款损失的银行试图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的银行，则P值将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P对整个银行业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单个银行则可能是内生变量。L对企业来讲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际上L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再次的信贷额仍然需要新的抵押品，因此，这一变量对企业而言并非外生变量。不偿还成本中的第三项因素F对企业和银行均是内生变量，它取决于法律体系的效率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在分析企业不偿还成本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银行在面临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时可以采取的策略有两种：第一种是进行信贷配给，即按照Cno既定的数额控制信贷总量，即控制方程（3）中的数额；第二种是银行试图影响Cno的成本。所以，由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大，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三、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企业的项目选择与贷款偿还选择等道德风险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如果能够消除道德风险，那么信贷市场就能够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即市场体系中的所有市场通过价格运动而使供求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经济行为人都唯一地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并假定这种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即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方法，已经不可能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好）。防范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的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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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篇（3）

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时候，更多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除了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同时制定以“勤劳、诚信、互助、包容、创新”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公民道德公约”，确立以“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丢垃圾、不占道经营、不损坏设施、不乱停车辆”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市民行为基本规范”，还制定了以“不随地吐痰、不奇装异服、不乱丢垃圾、不喝酒吸烟、不损坏公物、不滋事打架、不乱穿马路、不跟风攀比”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学生公约”。上述公约和规范的制定，既符合安定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切准安定区公民道德问题与弊病，对全区开展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是，全区教育系统、青少年培养教育机构、有关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对区委、区政府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够、落实不力，存在责任缺失现象，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分别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开展学术研究、创造性落实地方政府决策部署等方面对全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进行补救和强化，使安定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安定特色和安定气派。

二、亟待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视角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培养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是最鲜活的材料。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落实“率先科学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建设首善之区”的战略部署，举全区之力精心打造“‘中国薯都’核心区、绿色食品重点区、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区和扶贫开发试验区”，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从发展规划来看，安定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以甘肃定西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园、安定工业园和定西食品工业园建设为平台，一方面，继续抓好现有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孵化延伸，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力争到2016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1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5%以上。从2014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区完成生产总值61.12亿元，同比增长9.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9.31亿元，同比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5亿元，增长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1.01亿元，同比增长1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4620.8元，增长12.5%。这些统计数据体现在每一个家庭和民众身上，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发展现实，都是可感的、现实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从上述视角挖掘故事、书写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从了解、研究、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出土文物证明，早在4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汉、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发展与碰撞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境内先后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汉代古村镇遗址及多处汉墓群遗址，并出土过新莽时期的“新莽权衡”和汉代古钱币、汉代陶、铜器等，还发现许多古代城址、驿站、将台、寺庙等历史遗迹，兼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众多优秀文化遗产，如元至正年间“扬威征行义兵万户府印”、“金写西夏文经卷”等。安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且独特的，有在当地最为盛行的传统文娱活动“社火”，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还有当地民间流传较古老的又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安定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还有许多当地代代相传的歌谣、谚语，都能如实反映安定区的历史文化、认识态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风情的民间传说和逸闻、古人题句和诗作都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安定区乃至整个陇右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总之，安定传统文化哲理深邃、底蕴厚重、类型繁多、遗存丰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导的价值理念、理想抱负、做人准则，对青少年心灵的影响和道德净化具有特殊功能，对建构青少年丰富和谐的内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学习安定历史文化，应该自觉用安定传统文化引导、滋润青少年，培养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为美，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长成材。

四、亟待从“践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定西的具体实践，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定西的生动体现。“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财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数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触情绪，不践行、不传承，存在断代危险。因此，大力培育和践行“三苦”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区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齐下。学校应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计划，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细节，润物无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级各类媒体应把“三苦”精神作为自己办报办台办网的精神支柱和份内职责，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类文艺工作者应立足定西实际，创作出一大批弘扬“三苦”精神的文艺精品，在文化滋润中达到教育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制度、出台措施时，应始终贯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奖惩推动“三苦”精神的实践养成。培育要坚持时时教育、处处教育，让“三苦”精神进家庭，融入过家教子、家训传承之中，逐步养成“勤劳俭朴生活，快乐健康成长”的家庭理念。让“三苦”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融入教与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作为定西的传家宝，不断传承，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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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53-04

一、引言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是一个普遍现象（Jaffee & Russlle，1976；Stiglitz & Weiss，1981；Williamson，1988）。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金融信贷配给研究主要围绕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来展开。其中，研究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造成的经济影响等方面（林毅夫，2000；徐忠、程恩江，2004；钟笑寒、汤荔，2005；张龙耀、江春，2011）。研究影响农村信贷市场主要从微观角度展开实证研究（朱喜、李子奈，2006；褚保金等，2009；李庆海等，2012）。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视信贷市场的现状，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很好地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行为的关联性。事实上，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是正式金融机构作出信贷供给行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前，都要依据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及以往的信贷记录对申贷农户的信用进行审查，如果信用审查结果不好，金融机构自然会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并据此确定信贷配给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其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即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满足，不存在信贷配给。

（二）变量选择

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信贷配给的程度是多少？这一变量是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用Level表示。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房屋，土地，银行存款，农机具，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越大，其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4）户主的性别（Gender）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国外学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因此，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可能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较少遭受信贷配给。（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显然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作为一家之主，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着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因此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分析

农户家庭特征对信贷配给程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2。实证分析表明信贷申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land）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度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大，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小；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小，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大，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李庆海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农户的耕地面积对其受到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概率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另外，户主的年龄（age）对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配给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大，越容易遭受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越小，越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朱喜等（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农户户主的年龄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教育水平、年龄、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调查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正规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动力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农户的家庭资产市场价值大小也没有显示出显著性，这虽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显著反映了家庭资产价值越高的农户很少遭受信贷配给不同，但却暗示调查地区样本农户的家庭资产价值主要由其拥有的土地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市价构成的事实。由于中国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正式金融机构无权在农户违约时没收其土地和宅基地（含住房），因此，土地的抵押功能基本无法实现，因而无法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意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山东泰安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家庭特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样本农户中有59.6%受到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和农户家庭自有的土地面积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分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有着极显著的影响（1%水平显著）。因此，在农村地区，能够减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农户自有的土地面积，这一代表农户未来收益率的数值越大，越能降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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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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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cFadden， D.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M].In Frontiers in Econometrics. P. Zarembk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105-142.

篇（6）

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中小企业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着信息收集、分析和传播方面的障碍，因此，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有规模不经济问题，在债务市场上融资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引起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采取信贷配给，进一步分析缓解信贷配给的理论方法，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债务融资困难的基本方法。

(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者后者拥有的信息没有前者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款者一般比贷款者更清楚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和偿还贷款的条件及动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过对保险市场的研究得出，在保险费率给定的价格水平上，高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的风险，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少的风险，由此导致高风险的消费者把低风险的消费者赶出保险市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而对于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不能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借款者，从而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尽可能高的利率进行信贷配给，但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借款者发生分化，从而把高质量的借款者挤走，而留下低质量的借款者，或者较高的贷款利率诱使企业去选择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银行面临着更大的还款风险。

在借贷市场，道德风险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即高利率对项目进行资产投资的借款方所持风险的刺激作用，会鼓励企业(借款方)从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项目，从而会加大银行贷款风险。

(二)信贷配给

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配给的生成机制有着各种理论解释，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最具影响力。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在关于信贷配给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在信贷市场上，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行为而引起信贷风险时，提高利率以补偿风险反而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但并不能使高风险的借款人减少借款。银行宁愿选择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信贷配给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普遍投资风险较高，所以，他们自然就成了信贷配给的牺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贷配给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关于借款人在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信贷配给机制的理论。他指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贝斯特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作为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的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融资理论研究

关系型贷款，这是指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基于通过长期和多种渠道的接接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在关系型贷款下，银行的信息积累既可以通过平时办理企业的存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附带地取得，也可以从企业的利害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这些信息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业主的个人品行。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资产少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外生性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银行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体制

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供给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大银行体系，其服务领域和对象理所当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由于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明确的、不明确的担保或其他方式来鼓励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从而使银行预期政府是最终偿付人，而这种贷款分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采取歧视的态度。

(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了信贷紧缩．从而引起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由于近几年我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整顿的力度较大，许多中小金融机构正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的减少，相应地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此外，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严重，我国政府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放贷更加谨慎，这使得即使很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也很难获得新的贷款。

(三)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我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强制性制度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即强制性制度与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不一致时，这些人(或部门)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制度执行很难有效率。

(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诱致性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所存在的严格的金融管制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成长性中小银行的市场准人的限制。又如，针对金融租赁业以前的混乱状况，央行于2000年将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规定为5亿元，市场的准入门槛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就使得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于是，各种诱致性的制度供给由于政府所实行的强制性制度而减少了。

三、构造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框架

(一)构建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原则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导或组建各种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在于营造内生性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成长的环境。主要通过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激励与约束的矛盾运动，自发地去寻找解决其资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政府的扶持仅通过其内在因素而发挥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特体系的框架

1．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有其最适合生存的领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在社会经济中有各自的生态位，中小企业的关键是要提高竞争力。中小企业要从品牌和企业自身经营素质两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发展体系。

2．建立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发育晚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间接融资将是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决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实际，必须构建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小金融机构；促生民间金融机构，发挥民间资本市场功能。

3．拓展适合成长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程度时，就要进入资本经营阶段，必须借助直接融资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企业发展的规律。我国的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既限制了融资规模，又增加了融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技创新。另外，间接融资体制以安全性为前提，向风险性科技型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少。因此，应当开辟多种形式的筹资渠道，允许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体系

篇（7）

Abstract:In the current rural credit markets,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formal financial and personal loans as the informal financial constitute the supply side of credit. 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as the main force of rural supporting,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ake up many responsibilities. There are some of the reservations. But the informal finance has a lot of “congenitally deficient”,its lending activities still need long-term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supervision. All of these lead to the “difficulty of agriculture-related loans”. To this end,this article from the point of “Three Rural”,us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micro-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problem incurrent rural credit rationing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agriculture-related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loans”.

Key Words:credit rationing,agriculture-related loans,credit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76-04

一、预算约束下“三农”信贷需求的最优选择

面对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和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组成的信贷供给方,在“三农”信贷需求偏好一定的条件下,二者放款量的各种组合对“三农”来说都有一定效用。也就是说,在由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分别提供的放款量组成的坐标平面上,“三农”总可以找到若干组可以给其带来相同效用水平的组合点,将这些点用一条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三农”的无差异曲线(如图1所示)。

其中, 表示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对“三农”的放款量, 表示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对“三农”的放款量,并且 ,即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

作为农村信贷市场中信贷的需求方和贷款的消费者,“三农”对信贷供给方的选择和贷款量的确定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和对贷款利率水平的承受能力。一般来说,“三农”的经济实力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假定“三农”的经济实力与其收入水平 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即 , ,则在以 、

分别表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时,“三农”能从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和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获得的贷款量 与一定满足不等式:

由此可以得到“三农”的预算约束线(见图2)。

其中,、 两点为极限点。 点表示“三农”仅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所能获得最大贷款量,点表示“三农”仅从非正规金融贷款时所能获得最大贷款量。

由图2可以看出,两轴与预算约束线围成的三角形包含了“三农”所能获得的所有贷款组合,而在预算线以外的其他点都有,“三农”可望而不可及。

将“三农”的无差异曲线与其预算约束线叠加,可以得到图3。

对于图3中的三种不同的贷款组合 、 、 , 点位于预算约束线的上方,因此该贷款组合为“三农”所不能及;点虽然位于预算约束线上,但其并未使“三农”获得最大效用,因为在将点沿预算约束线移至 点时,“三农”获得的效用已由 提升到。因此, 点才是“三农”的最优选择,即该点代表的贷款组合( ,)是在“三农”综合经济实力和贷款利率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给“三农”带来最大效用的贷款组合。

二、涉农贷款难:“三农”无法实现信贷需求最优选择的原因分析

目前,“三农”未能实现信贷需求的最优选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涉农贷款难。银监会2007年第三季度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约有7742万农户从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6%,但仍有超过40%的有合理贷款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无法获得贷款。由此可见,现阶段“三农”面临的金融环境不容乐观。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信贷市场竞争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信贷配给效率的低下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

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涉农贷款成为典型的卖方市场,在许多农村地区“只农村信用社一家、别无分店”,农村信用社逐渐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底,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已经占到农户正式渠道贷款的71.8%。由于缺少外部竞争压力,农村信用社不仅对农村金融需求“反应迟钝”,而且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价格决定权也造成了信贷配给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

(二)僵化的贷款制度设计限制了涉农贷款支农作用的发挥和“三农”贷款效用的提升

现行制度规定,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额度一般为1至3万元。这个额度基本可以满足纯农户的需求,但对于养殖专业户和农产品收购、加工业主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而小额信用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的限制则降低了涉农贷款对水果、经济林种植等长周期行业生产的支持力度。调查资料显示,小额信用贷款的最适度期限为15至18个月。此外,随着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对贷款额度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强,但因农村信用社贷款制度设计滞后等问题限制了涉农贷款支农作用的发挥,阻碍了“三农”贷款效用的提升。

(三)单一的贷款抵押担保条件和匮乏的贷款担保体系使“三农”失去了获取贷款的支撑和后盾

为了降低风险资产权重、避免风险资产的再生,农村信用社在贷款发放过程中日渐注重抵质押贷款和担保贷款的发放,这也是基于《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国际惯例。但从客观上看,农户往往难以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品、质押物或担保人,从而使其获取贷款相当艰难。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对信贷担保实行严格控制,对于民间担保公司的设立也只是近几年才解禁。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撤出,为国有商业银行和“三农”牵线搭桥的公有制信贷担保机构正在消失,而处于起步阶段的民间担保公司却因为规模小、缺乏管理经验而难堪大任,从而使“三农”失去了获取贷款的重要支撑和坚强后盾。

(四)恶劣的农村信用环境挫伤了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目前,乡镇企业和农民的信用观念仍然比较淡薄,逃废贷款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恶劣的信用环境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质量乃至生存发展,挫伤了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提高贷款质量,农村信用社加大了对新增贷款的审批力度,缩小了基层机构的信贷授信额度,增大了对信用风险的补偿即在发放贷款时贷款利率在市场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一定幅度。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农村信用社防范信用风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瓶颈和“三农”贷款效用的下降。

(五)非正规金融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其难以长期、持续地支持“三农”发展

作为一种补充,非正规金融起到了弥补农村信贷资金缺口、支持“三农”发展的作用。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4倍。根据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2003年观察点农户来自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仅占年末借入款的19.27%,占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的36.09%。从局部数据来看,部分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已有相当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信贷资金的缺口。但由于非正规金融借贷活动导致了大量资金“体外循环”,这不仅加大了政府对资金运作的监管难度,减少了国家税收,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还容易由其自发行为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并且由于缺乏合法的手续和健全的监管机制,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容易引起纠纷,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优化“三农”信贷配给的对策选择

优化面向“三农”的信贷配给、解决“涉农贷款难”问题必须清除阻碍“三农”实现信贷配给最优选择的桎梏,从而实现“三农”、农村信用社、非正规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一)引入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拓展信贷支农业务,利用其政策性资金优势,加大投入,重点扶持。促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逐步由城市经城乡结合部向农村渗透,以点贷的方式择优放款,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加快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创新,适度放开农村信贷市场的准入限制,允许设立民营金融机构,允许民间资本、外资参股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具有产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发展地方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二)逐步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不断推动信贷业务创新

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农主力军的作用,推动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创新,完善信贷管理制度,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不断总结小额信用贷款的管理经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灵活掌握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共同体贷款、第三方监管动产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等贷款业务。树立大农业的观念,延伸支农领域,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充分发挥区域主导产业优势,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极,从而实现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建立健全农村担保体系,完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机制

采取多种形式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大力推动由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村集体组成的信贷联保体的组建,通过建立联保体担保基金,为专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促进由政府财政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地方性担保机构的建立,立足县域经济和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担保业务。鼓励和引导商业担保机构进入农村信贷领域,对农户、企业贷款提供有偿担保。尝试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分散因担保金额过大而导致的过度集中的风险。

(四)积极培育信用文化,逐步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通过建立以“诚信”为核心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夯实农户的信用思想基础,积极培育信用文化,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建立完整、系统的农户、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健全规范农户、中小企业信用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农户及中小企业信用征集、评估的真实性,使守信者得到实惠,使失信者寸步难行。通过不断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农村信贷市场。

(五)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引导与监管,使之真正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尽管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一向对非正规金融采取否定态度,但其借贷活动却屡禁不止,这说明非正规金融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对待非正规金融重在加强引导和监管。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订《民间借贷条例》,就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借贷活动的利率最高浮动界限、还款期限、利息支付方式与时间等细节做出详细规定,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格式的借贷合同,通过立法使非正规金融逐步走向正规化,并在适当的时候对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正规金融进行改造,尝试建立新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1]陈道富.中国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特点与问题[J].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2007.

[2]中国沅陵政府公众信息网().

篇（8）

（一）构建理论依据——信贷配给理论 广义的信贷配给指的是由于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存在一种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当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是由于政府管制因素造成的，这种信贷配给被称作非均衡信贷配给。而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型的信贷配给。1981 年斯蒂格利茨和韦兹合著的经典论文被认为是奠定了信贷配给理论的微观基础。斯蒂格利茨和韦兹提出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会产生有两种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危机效应。这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信贷风险。利率的道德风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促使了信贷配给的出现。在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事前的信息在于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无法充分了解顾客的风险状况，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在于监督成本的增加使得银行难以获得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接受了高利率的贷款者在获得贷款后，必然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会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即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利率和信贷规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确定的，即在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主导下的“双重信贷配给”。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12月的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健康指数为6.57分（按照指标设计，满分10分，8分以上为健康，5分以下为不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也处在中下游水平。事实上，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产权结构混乱、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诚信文化缺失等问题，使得银行出于谨慎经营原则，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二）模型构建 （1）构建思路。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分离开来，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群在融资中普遍遇到的“门槛过高，信任打折”的现象，为优秀的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并逐步改变由于逆向选择带来的融资成本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信任指数下降的现象。（2）基本假设。一是对象分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存在混合均衡，因此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方案会有不同的选择。令投资方案为R{I，S}，I为投资概率，S为诚信指标。二是选择规则。投资者会根据诚信指标决定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是否投资的选择和投资多少的决策。三是要素的选择。选择财务指标。依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初步评价。这里借鉴了美国爱德华·奥特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Z分预警模型，其建立的核心思想是，选取一组最能反映融资方财务状况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行业赋予不同的系数，并以最后计算出的Z值来衡量投资的风险程度。表达式如下：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X1=（营运资本÷资产总额）×100，X2=（未分配利润÷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 X4=（股票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在构建的模型中，X1， X2，X3，X4，X5 五个变量的取值不变，但由于需根据不同融资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分别赋予新权数a0，a1，a2，a3，a4，即上式变为：Z= a0X1+ a1X2+ a2，X3+ a3X4+ a4X5；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是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构成。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能维持董事会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制衡关系，更能通过评价和监督确保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内部审计部门所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能够对上式所获得的风险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外部监管评价结果。风险程度是以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基础的，因而财务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独立性较高的外部审计部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对于降低财务评价风险有着很大的贡献；银行征信体可监督。建立银行征信体系，实现不同银行之间征信信息联网运行，为投资方更好的了解融资方的经营和信誉状况提供便利；信用评级指数。信用评级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分析，依据科学的信用衡量标准，对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做出适当的评价。四是模型构建。S=（biB+ciC）Z+d1Mi+d2Mj+eN，将修正的Z值代入上式中，得到最终模型：S=（biB+ciC）（a0X1+ a1X2+ a2X3+ a3X4+ a4X5）+d1Mi+eN。

假设：a.依据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健全度和内部审计出具的意见对B选取不同的取值，B∈[0，1]（当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和内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B=1；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内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B=0.）；b.依据外部审计意见对C选取不同的取值，C∈[0，1]（当外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C=1；外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时，C=0.）；c.MAX（bi+ci，1）=1， bi、ci为权重；d.依据银行征信体系的评分确定Mi 的取值；d1表示在诚信指标中所占的权重；e.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给企业评定的等级决定N的取值，N∈[0，1]（N（AAA）=1，N（D）=0）；e表示信用评级在诚信指标中的权重。

三、举例说明

（一）案例分析 假设有两个企业Y1，Y2同时向某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融资者Y1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1 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1 值大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良好；Y1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即B=1。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则C=1，证实了融资者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1 企业的信誉水平很高，即N（AAA）=1。从上述结果可知Y1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大值。

而融资者Y2，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2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2 值小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欠佳；Y2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保留意见，即B=0。这表明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失真和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保留意见，即C=0；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2企业的信誉水平很低，即N（D）=0。从上述结果可知Y2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小值。银行由此判断Y1，Y2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就能对其贷款申请做出正确的选择。

篇（9）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和《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审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篇（10）

关键词： 哲学；信贷风险；利益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credit risk；profit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114-02

0 引言

信贷风险归根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狭义地讲，就是银行、国家和客户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广义地讲，它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由信贷风险引发的政治动荡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屡见不鲜。由于信贷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导致了信贷风险的产生，从而导致了银行损失、客户损失、国家损失的系统性连锁互动反应。认为，系统是一个标志发展着的物质客体最重要特性的辩证范畴。哲学把“系统”（希腊文systema，即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理解为具有一定的自身存在的内部规律的某种统一，完整的共同体。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信贷风险利益问题，把信贷风险利益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寻求解决银行、国家、客户的利益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是非常有益的。

用系统的观点研究信贷风险利益问题，就是要求坚持系统性，不能静止孤立地研究信贷风险，不能把信贷风险单纯地归结为银行自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银行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部分。系统在运行中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层次性等基本特征，现实的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系统功能的表现过程也就是它与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

1 整体性视角是研究解决信贷风险利益问题的根本所在

认为，系统具有整体性特征。我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要从事物的整体出发，把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实际上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部分利益的关系，部分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在金融系统内，可以把金融资产质量作为金融系统整体功能优化的重要目标，强化银行内部控制，强化信贷决策管理；强化行业自律，杜绝恶性竞争，维护合法权益；强化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秩序，制止违法违规经营，从而有效地防范和杜绝案件与风险的发生。但在信贷风险问题中，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利益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银行仅仅是一个利益个体。要维护整体利益，就必须兼顾国家、银行、客户等各个利益主体。信贷风险利益的整体性是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渠道。用系统的观点研究信贷风险利益问题，就避免了仅从银行的角度孤立地看待信贷风险的局限性，而是从利益的链条“国家——银行——客户”这个大系统或更大的系统中来研究。国家在制定信贷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总体利益格局，规定投向哪些群体，哪些群体就是在这一特定时期信贷政策的受益群体；银行把贷款——这个贷款本身是利益的创造者，按政策分配给特定的企业或个人，或未按政策违规发放给其他企业或个人等客户；客户把信贷创造的利益分配给自身、工人、企业发展、银行本利和国家税务；银行又把贷款创造的利益分配给自身、员工、银行发展、国家税务或进行新一轮贷款分配；国家把税收利益的一部分分配这些客户、银行，其他分配给国家的其他群体。这就形成了国家——银行——客户系统信贷风险利益的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存在着有效循环和恶性循环，有效循环形成良性循环利益，国家、银行、客户都受益，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恶性循环形成风险利益，这部分利益既得了部分个人，但造成了系统循环的中断，大量资金沉淀，企业破损，银行亏损，国家损失，经济疲软下滑。

2 结构性视角是研究解决信贷风险利益问题的内在本质要求

认为，系统具有结构性特征。系统的结构性特征表明，要优化系统的功能，基本途径就是使结构合理。用结构性探讨信贷风险，有利于研究解决银行信贷的效益问题。长期以来，银行信贷结构形成了历史惯性，贷款投向哪里，不投向哪里，似乎有着既定的轨道。只要哪个企业“好”，哪个个体户“有钱”，银行就一窝蜂去给其放贷款，使其供大于需。得到的贷款过剩，导致企业胡乱发展，最后破产，银行资产化为乌有；而真正需要贷款支持的企业，没有起步，准备起步，或者已经起步刚刚开始发展，但由于外界一时看不到它的发展前途，银行没有几家给予支持，导致其资金不足，发展不起，资金供小于需，无法盈利，裹足不前，进而倒闭，企业本钱和银行本钱都化为乌有；相反，如果银行能满足这类企业的资金需求，则很可能就是双赢。就是要对穷人或穷企业进行投资，不能一味地惜贷。支持穷人或穷企业发展，信贷利益和信贷风险利益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而且有利于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试想，银行都争先向某个大型企业投资，一旦这个企业破产，则蒙受的损失非常大。而且，信贷风险利益既得了少数人，绝大部分下岗的一般员工则毫无收益，并陷于生活的窘迫，造成社会不安。在区域金融信贷风险利益问题中，要优化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对客户群体科学分配经济金融资本，不能嫌贫爱富。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农户很难从中得到资金服务。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这是严重的信贷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是信贷风险的“火山”积压。我们必须坚持并善于运用系统的结构性观点，着眼于金融企业信贷功能的有效性来通盘考虑问题，片面地强调结构的某一方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不仅不能解决信贷风险问题，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3 开放性视角是研究实现信贷风险利益最大化的客观必须

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无时无刻地与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联系是系统维持自身发展的客观必然和必要条件。银行是在给客户合理分配资金的过程中，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自身安全、实现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的。经济与金融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而金融又反作用于经济。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向，金融业已日益成为经济运行的核心，成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至关重要的渠道，对经济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杠杆作用。毫无疑问，如果金融机构发挥好这个强大的特有功能，就能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降低不良资产的积极行动和根本出路；如果资源配置不当，惧怕不良资产而不作为，或者决策不当乱作为，或者拔高贷款条件集中作为，那么，不但会使银行自身经营陷于绝境，造成更大的信贷风险，导致大量企业破产，社会经济衰退，银行自身金融运行和资产质量全面崩溃，失去最根本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形成广泛的社会危机，造成国家的灾难。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2010年，美国共有157家银行破产，高于2009年的140家，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我国因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了10.7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都使地方政府性债务急剧增加，仅1998年和2009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48.20%和61.92%，国内企业的危机转嫁给银行，银行的危机几乎全部转嫁给了国家，其深层原因都与系统的封闭性直接关联。

4 层次性视角是研究实现信贷风险利益合理化的决定性因素

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系统之中，某个问题自身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又置身于一个较大的系统之中，而这个较大的系统又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一国经济基础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系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政治体制变革时，经济体制会随之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几乎彻底破灭，四大国有银行形成大量呆账，国家不得不建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将各行的不良资产打包划出，银行把包袱甩给了国家，但实质上形成的“创伤”却依然在国家身上存在。20年前下岗的国企工人，至今仍有大量人员因无法生活而四处上访。所以，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大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个层次。经济系统对信贷风险问题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993年前后式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热浪之后经济泡沫的破灭，1995年后乡镇企业的迅速消亡，1997年后国有企业的不规范改制，导致了不良资产急剧飙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在改制上市之前，可以说都应破产了，只是没有以破产的名义操作，而是进行了财务重组，直至现在，遗留的问题仍然存在。而金融系统可以说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从银行自身层次来看，信贷风险直观地表现为金融业自身的问题，主要是管理问题，包括技术原因、体制原因、人文原因等，构成了银行内部产生信贷风险问题的系统性因素。金融业是经济系统的一员，经济系统又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信用环境不健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金融监管机制不规范等等社会因素的交织影响，信贷风险似乎变得无可避免。但归根到底，所有这些因素中，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一个经济利益驱使的问题。而形成的后果却是，在整个系统中，或者说是系统的末梢——人民群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成批的下岗工人家庭陷入困境，血气方刚的大中专毕业生无法就业与日俱增，这部分人的利益无法保障，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显失公平。实践证明，用系统的层次性观点来看待信贷风险利益问题，把不同层次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家利益、银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公平合理具有决定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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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庆健.不良资产问题的辩证思考[N].中国金融，2001-10.

[3]赵倩等.从两种典型模式看金融如何支持新农村建设[N].金融时报，20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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