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调查报告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城镇化调查报告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已处于加速发展期。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规模日益庞大，分布十分广泛。尽管由于实际统计的困难，对截至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的估计看法不一，但是一般认为至少已达6000万左右。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城镇化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由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和回应受阻引起的屡有发生。这不仅给社会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也在事实上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理性回应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首先要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有一个较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持续而深入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失地农民具体有哪些利益诉求或者说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构成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解读2003年国家农调总队调查结果和十七省地权调查报告，在当前失地农民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的构成，寻求有效的途径予以回应，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概念界定

关于利益诉求的内涵，学术界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目前，比较广泛的一种看法是，把利益诉求看作是利益诉求主体的利益要求表达过程，这一过程还承载着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功能。“利益诉求是当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受侵害时，诉诸于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向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级组织表达自身利益要求，以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过程。”“农民利益诉求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主体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也有学者把利益诉求视为一种要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社会整体进步，必然会使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对实现利益诉求有着更高的期待。”

笔者倾向于把利益诉求视为关于利益的要求，是利益诉求主体对利益的设想、要求与期许，而不应视为一种过程。至于把利益诉求呈现出来的过程则属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范畴。不仅如此，利益诉求的产生也未必是在“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受侵害时”，因为，即使是在社会主体的利益未遭受明显侵害或是未遭受侵害时，作为社会主体也可以对一些利益的分配格局作出展望和期待。在此，笔者把利益诉求作这样的界定：利益诉求是社会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设想、要求和期许，其诉求的对象是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经济利益诉求则是社会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设想、要求和期许。

三 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构成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中，经济利益诉求长期占据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不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调查。这次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共调查了2942户。调查显示，46%的失地农户失地后收入水平下降。在接受调查的农户中，年人均纯收人下降的有1353户，约占46%。在一些地方，很多失地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消费增长速度的现象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更大。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调查显示，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失去了土地，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失地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维系低生活成本所依赖的庭院经济模式。耐人寻味的是，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农地征用给予适当补偿的原则是“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而事实上，在现行征地制度之下，不仅被征地农民在补偿时根本不可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且“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这一补偿原则对于大量失地农民来说也远未实现。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对土地的极［3］周世成、.房地产泡沫中的货币政策［J］.经营与管理，2006（9）

度依赖，失地后，农村特困户的数量增加甚至成倍增长。“不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因此成为失地农民迫切的利益诉求。

2．及时就业以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篇（2）

当前中国农民人口结构的几个总量特征

农民人口城乡结构

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亿：根据公安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521万人。

全国乡村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65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则乡村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62820刀人。

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6亿、2011年全国农业户籍人口88521万人，减去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62820万人，则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701万人。

乡村人口结构

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为1.3亿，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以及绝大部分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常住乡村，为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而绝大部分在“县外省内”以及“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住城市，为城市常住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乡外县内”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的20.2%，约为3204.3万，本地农民工9415万，总计12619.3万农民工常住乡村。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农民工（全部为16岁及以上，绝大部分在60岁以下）中16-20岁的比重为6.3%。若16-20岁的人口比重按年龄平均分布，则16-18岁的比重约为3.78%，19-59岁的比重约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民工为12142.3万人。

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37836.5万人，减去19岁及以上的乡村常住农民工12142.3万人，则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19-59岁的劳动力）为25 694.2万人。

.全国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为283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乡村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人数约为2836万人

城镇农民人口结构

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为1.3亿人。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县外省内”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9.8%，约12658.7万人。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30%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有70%在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务工。

常住城市的非农民工农业户籍人口为1.3亿人。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 701万人，那么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就为12658.7万人，则常住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13042.3万人。

城乡农民素质结构

城市常住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0%。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为62.9%，小学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比重分别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79.8%），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农民工的文化结构：即近90%城市常住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3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约为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的比重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的比重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界定，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结构可以近似反映出乡村常住劳动力（即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结构。

城乡农民年龄结构

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2011年末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约为1.08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龄老年人增加更为迅速，到2009年底，乡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万，占乡村老年人总数的11.3%。

乡村15岁及以下儿童约为1.3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1年中国乡村0-15岁的人口比重为20.22%，则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中，0-15岁的人口总量达12702.2万。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测算，乡村留守儿童（0-17岁）达到6102.55万。

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约为4亿。测算方式见本文“乡村人口结构”部分。21-40岁的乡村农业壮劳力约为1.2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全国乡村人口中21-40岁的人口比重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18286.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本地农民工中21-40岁的比重为41.8%，外出农民工21-40岁的比重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中，21-40岁的农民工总量约为6277.8万人。因此，2011年全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1-40岁的壮年劳动力为12009.1万人。

城市农民T超过80%在40岁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比重达到81.8%，40岁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国12658.7万城市常住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10354.8万人。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2303.9万人.

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几个判断

巨量农民亟须市民化

全国8.8亿农业户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国民待遇，但现阶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镇常住的2.6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中，我国现有的12658.7万“县外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特别是3279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其子女也已长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乡村，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强烈。

另外，若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约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8.5亿人，则2012-2020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达1.6亿人（每年新增乡村转移人口约1800万），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虽然其兼顾农业生产，但已在非农产业就业，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较强，市民化条件较好，市民化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民工文化结构与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虽然农民工比农村居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对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较低，与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较大。2011年全部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仅为23%，特别是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达20.5%，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0%，城镇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3.6%；全部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5.3%，而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24.3%。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就业稳定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生产力文化素质10年间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乡村智力资源严重外流，导致乡村全职农民整体文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39%，而根据笔者测算，2011年全国35.6%的乡村全职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停留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10年来改善微小。

农业生产尚未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

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地区青年人大量减少，个别地区出现“撂荒”现象，但从全国整体上看，大量农民工的离去目前并没有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空心化”（即大面积乡村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劳动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79亿亩，而2011年全国19-59岁的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为25694.2万人，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7.89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6.53亩，另有1-3亿常住乡村的农民T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乡村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完全能够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在土地面积不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也未出现“老龄化”。虽然我国乡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国乡村地区仍有1.2亿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壮年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7亩左右。

乡村老龄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开展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战略抉择

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没有空间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城市生产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其规模经济完全消失。而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最佳规模，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规模效益，但在整体上与理想城市规模相比，已经大量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土地资源承载极限。据《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的研究与测算，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可达17080.75万-1901.07万人，最大人口密度可达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达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标准，属于重度缺水。我国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大城市中大量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市民待遇，处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农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遇到“天花板”。

小城镇化带动农民市民化长期徘徊不前

小城镇由于定位、布局、体制等问题，资源、产业、人口等难以集聚，形不成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小城镇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缺乏；重视工业轻视商业，往往“有城无市”，没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和发达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较低。这些问题致使我国小城镇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解决了1.33亿乡村劳动力就业，而到2011年我国在乡村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工还是1.3亿。这说明，近10年来，小城镇化基本没有带动农民的市民化，难以承担城市化的任务。

“中城市化”可能是带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针对我国2.6亿农业户籍人口常住城镇、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常住乡村兼顾农业生产、2.3亿乡村老人与儿童尚需照顾的农民人口结构，在我国大城市化基本没有空间、小城镇化非农就业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应该转向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中城市化”战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强县城为基本单元，以建制镇为支点，建设分布式城市网络，淡化县级行政功能，优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利用200个左右中等城市和县城已有的成熟基础设施与发展空间，低成本吸纳中等城市既有和从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农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逐步减缓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强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农民工以及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等在市镇落户定居，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服务聚集。小城镇化是城乡分离的，小城镇仅具半城市功能。与小城镇不同，作为中城市化的支点，建制镇是市镇，即与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体的，二者不是行政联系，而是产业分工协作的统一经济区。

需要说明的是，“中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省管县”是完全不同的。县域经济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城乡分割的，而且以传统农村为主。“市管县”、“省管县”虽然重视县域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下强化县级行政能力，因而无论是市还是省，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战略一开始就打破县域框架，弱化县级行政能力，走市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县在“中城市化”战略中只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适度规模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利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教育科研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开展城市建设，低成本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大幅度减低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规划和发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与规模不经济。

推进“中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把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各具特色的高度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长性、高增长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缩小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与就业容纳能力。

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绿色产业，推广清洁、低碳、高效的生产技术，打造一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为主导，市、镇经济社会一体化布局，形成一批工业镇、农业镇、商贸镇、服务镇等。

围绕城市需求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等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活跃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城市消费，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龄化、“124”的家庭结构（即一个孩子两个中年人四个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带来的养老、家政、医疗陪护等巨大服务需求，引导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与社区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

在培养职业农民与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公司化，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公司性质的现代农场、农庄、农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农工商综合体等，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建设绿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农业转变。在公司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工资化。凡是实现收人工资化的农民，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农民实行超前免费中专教育

针对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难以在城市稳定就业、无法在城市长期生存的状况，实行农民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青壮年农民附加3年免费中等专科职业教育，保障农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与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结构。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受雇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平均外出时间为283天，比未接受过的平均外出时间多出16.6天。

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以推进基本公共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为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篇（3）

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

城镇化的成败在于农民出路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先走出认识误区

务实求真:河北宽城

合作社发展形成自身鲜明特色

供销社成为合作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社有企业的品牌文化之路

“诚”字当头的苏果战略

擅打绿色概念的寒地黑土

品牌文化是否等同于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怎样建设一种个性化的品牌文化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批发(农贸)市场建设调研

坚持立社之本强化为农服务——湖北省荆门市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调查与思考

合作社成就沙棘产业三效共赢——内蒙古敖汉旗蒙鑫沙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调研

把牢服务根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开发“城市矿产”打造千亿产业

加强供销合作社企业统计工作刻不容缓

文化建设助力供销合作社跨越发展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努力构建有凝聚力、有竞争力的组织体系

供销合作社可成为土地流转新的带动力量

见招拆招破“涨价潮”

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对推动农村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新闻速览

理性应对粮食价格波动

农业生产过度追求规模化、资本化的陷阱与反思

农产品出口企业亟待加快转型升级

亟须加强对农产品流通监管体系建设

供销合作社: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安徽桐城:农资企业做活土地流转新文章

重庆黔江:土地入股合作生财

关于河北省辛集市民祥粮棉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湖南安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领土地流转的调查

用合作文化改变农民和乡村——记江苏农信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杨远

专业合作社为传统手工艺品传承牵红线——陕西华县采访纪行

无公害产品的认定和申报

动态

把特产锻造成品牌

合作社让布艺刺绣出国门

拥有品牌才能成为市场中的强者

国务院出新规鼓励农民参保

推行“新农保”意义堪比取消农业税

理性看待消费品价格上涨

新闻速览

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思路

合作社品牌建设调查

政府搭台品牌唱戏

让品牌唤醒合作社沉睡资本

因物制宜挖掘产品闪光点

打造品牌要学会营销

细分市场谋王道科技养殖成品牌

品牌调查报告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厘清品牌建设中的成本与收益专访报告执笔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冰清

品牌调查报告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品牌培育之路——全国供销合作社开展“千社千品”富农工程品牌化建设报告

动态

拿下乐购在京直采第一单的合作社

篇（4）

乡镇是中国商业的终点。

为什么？

IDC刚刚公布2016年第3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OPPO排名第一，vivo紧跟其后，并且二者同比增速均超过100%。它们取得如此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于它们的渠道下沉到县城，乃至乡镇。

前段时间，一家为蓝领提供手机分期服务的公司，在江苏昆山的乡镇做蓝领分期消费调研，发现OPPO、vivo是他们分期消费的首选，觉得拿得出手、有面子，愿意花费一个月工资来购买。作为他们接触手机的实际环节，手机店店员的热情推荐也功不可没。

OPPO、vivo的销量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过去五年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一个从乡村搬迁到城市、从线下搬迁到线上的时代来了。因为城镇化，农民离开村庄，大多数的人落脚点在乡镇。而智能手机的发展让他们能够以更低成本接触到移动互联网，对智能手机的需求爆发。

数据里的乡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51.27%，首次超过50%；到2015年，城镇化率为56.1%，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

城镇化的进程里，很多村庄废弃或者空心化，人口主要流向了村庄的上一层级：乡镇。我们还可以从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中看出，留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数量在增长：

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比上年增加289万人，增长2.7%。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比上年增加63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城镇化进程里的基建也推动了中国物流的发展，手机、家电、电动车、农机等很多品类能够直接在镇上购买，现在快递公司也基本铺设到了乡镇，尤其是京广线以东的乡镇。

乡镇，正是流向乡镇的农村人口接触现代生活方式、并大幅度改造原有生活方式的主要空间：例如使用抽水马桶而非两块木板搭建的蹲坑，例如日常食品从菜市场采购而非自给自足，例如长年夜不黑的公共照明系统。

又如，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抹平城乡二元化结构带来的数字鸿沟。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数据测算，2011年中国城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82台，农村每百户拥有18台。昂贵的硬件投入和网络接入成本让大多数农村人口隔绝在数字世界之外。但是快速降低到500元以下的智能手机，让农民低成本接入移动互联网成为普遍的可能。

到2015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95亿，年增长率为9.5%。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最高，为87.1%，农村手机网民规模为1.7亿，比2014年增加了2391万，上升16.3%（根据CNNIC《2015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这增加的手机网民数量，相当于澳大利亚人口总量。

渠道下沉

中国农村人口正处于功能机转向智能机、已有智能机升级换代的红利期，这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多手机厂商会像OPPO、vivo一样渠道下沉。

在一二线城市竞争日益饱和的状态下，互联网公司也会去农村开拓广阔市场，而它们进入农村市场的落脚点就在乡镇。

我们能看到除了阿里、京东等大公司布局农村以外，还有一批垂直细分的创业公司深耕农村市场，或者从电商切入，或者从金融切入。

乡镇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第一，价格要有优势，在农村人口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第二，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要和城里人享有的相似。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拉平了人与人之间在信息获取和心理上的差距。看到城里人五彩斑斓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农村人口也会产生这样的冲动，尤其是乡镇上的年轻人，比上一辈更早进城，更早长见识，也更爱面子。他们买房子、摩托车、iPhone，以及旅游的欲望不比城里人少。

篇（5）

近年来湖北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最大引擎。与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镇化率最高，2013年达到54.51%。但中部各省纷纷加快了城镇化建设速度，竞争态势明显。然而，湖北的城镇化也面临发展瓶颈，存在着区域不均衡、产业吸纳能力不足、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率增速乏力等诸多问题，未来城镇化之路并不平坦，其发展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一、湖北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2013年末，湖北常住人口5799万人（指常住本省半年以上人口），其中城镇人口3161.03万人，乡村人口2637.97万人，以此数据为基准统计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4.51%，继续位居中部第一，略高于全国53.7%的平均水平。

现以2008―2012年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与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年均提高2.1个百分点，较发展速度第二的河南高0.53个百分点。但是，近两年，其他省份也加快了城镇化建设。2012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7.5%，较2011年提高1.8个百分点，居当年六省第一，湖北以1.7个百分点与安徽并列第二（见表1）。

二、湖北城镇化面临的困难

1、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

湖北地处我国地理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平原、丘陵、山脉并存，各市州面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矿产资源、经济实力、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差别都很大，导致人口分布、城市规模、城乡联系不均衡，尤其是东部与西部差别最大。

武汉市“一城独大”，科教实力、经济总量冠盖全省，宜昌市和襄樊市这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正处于成长期，区域辐射能力不强，从而导致了湖北省城镇化的空间不均衡。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大多聚集在武汉周边以及以“襄荆宜”高速公路和沪蓉高速为轴的中心城市周围。而鄂西山区，尤其是恩施地区、鄂东北大别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环境恶劣等原因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再从城镇化内部结构来看，城镇化率45%以上的县市只有19个，而30%以下的地区占整个湖北省一半以上。此外，平原地区和西部山区城镇布局松散，小城镇体系层次不分明。

2、城镇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湖北轻重工业结构失调，民营经济成长缓慢，大部分区域三产业不发达，导致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富余劳动力多，中小城镇第一产业比重大，效率低，不利于资源集约利用。欠发达的农业致使第二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形成产业聚合力，影响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造成大量中小城镇城镇化不完全。

3、户籍城镇化率不高

在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城镇化率往往是以在城镇常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作为基准统计的，其中存在某些公民虽生活在城市，但与城市另一些公民的权利并不平等，故这种城镇化率不能真实反映城镇化的全部特性，因而暂可认为这是一种名义城镇化率。众所周知，我国实行户籍制度，只有户籍上为非农业人口，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因此他们的公民权利是平等的。据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2013年3月6日下午召开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透露，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35.29%。而据公安部统计，湖北省户籍城镇化率2012年为34.56%，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是从上述数据也可看出，不管是全国还是湖北省，户籍城镇化率与名义城镇化率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

过低的户籍城镇化率，表明大量农民工在未取得非农户籍的情况下，已涌向城镇工作、生活。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他们的某些权利是所居住城市不能给予的。因此使用名义城镇化率，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数据失真，并带来相关的政策决策与现实脱节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又远落后于我们的城镇化速度。

4、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

从数量上看，湖北城镇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空间形态尺度来看，湖北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还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城镇化推进的资源代价较大；二是城镇化建设依赖土地现象严重；三是城镇化进程的不协调性日益凸显；四是城镇化进程对特色文化重视不够；五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六是新型城镇化面临多方面的制度障碍。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延误城镇化进程，而且还会为今后城镇化留下相当大的隐患。

三、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1、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湖北城镇化发展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初步完成城镇化初级阶段任务后，现在应适时向城镇化的中级阶段迈进，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克难攻艰，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当前除需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外，尚需要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尤其是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就像一道阻碍城乡劳动力、城间劳动力有效流通的玻璃门。须知，户籍不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就没有真正归宿，转移就不稳定，这将使农民不能分享城镇化及国家改革发展之利益。长此以往，会使中国社会裂痕不断扩大，最终将使发展陷于停滞。因此，把“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行为。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创新思维、平衡各方利益，朝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的总方向上前进，以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歧视、建设公共福利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为其行动指南，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整体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改革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财政基础。

2、探索特色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

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注意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不要只注重人的城镇化，而忽视土地的城镇化；或者表面上重视人的城镇化，暗地里却盘算土地城镇化。虽说人的城镇化是根本，但也只有建立在公民权利平等、迁徙自由基础上的城镇化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土地的城镇化在这里是个借用词，但也不难理解。众所周知，现有体制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权属不同，经济属性也不同，利益分配机制更不同。其实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土地的城镇化隐含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也是农村土地转变成城市土地的过程。

做好城镇化工作终究要协调好人和土地的城镇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只重视前者，容易出现数字锦标主义，发展不可持续；只重视后者，又容易产生借助城镇化的旗号导致房地产化的后果。这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经济组织、个人三方面之间达成责任与权利的平衡，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在此过程中，希望各级市场主体创新思维，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城镇化模式。

湖北占据“九省通衢”之地利，但也面临“九省特色”之尴尬，各区域环境不同，资源各异，按统一模式推进城镇化建设不合实际。因此，充分挖掘当地资源禀赋，坚持市场化路线，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较为适宜。

以武汉为代表的大城市，应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创业之路，做强经济实力，为全省城镇化做好表率。以大冶、宜陵为代表的百强县市应下好民营经济这盘棋，为湖北县域经济的倔起起到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各地发展各种特色小镇、都市田园、生态农业、农业科技园区、区域（如沟域、沿边、沿江等）经济也应是城镇化的有益补充。

3、城镇化进程应讲求可持续发展

湖北的城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来，随着改革开放而加快，这个趋势已不可逆转。但阻碍其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目前还是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个制度相伴随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歧视制度。十报告首提户籍改革，正当其时。户籍改革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助力器，正逐渐形成共识。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户籍改革绝不是决定城镇化进程的全能钥匙、唯一方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据四川省统计局2014年7月25日的《2014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93.7%的进城务工人员表示习惯城市生活，但愿意落户城市的只有10.7%。对于这一现象四川省统计局分析，对农村既有利益的拥护和对城市社会保障的顾虑是不愿转户的主要原因。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住房没有保障、失业或找不到工作是进城务工人员转为城镇户口担心的三大问题。如果转为城镇户口，进城务工人员希望家中土地维持现状不变和有偿流转的比例占59.3%，希望农村住房维持现状不变的占57.4%。

也就是说，担心养老无保障、担心失去农村土地和房屋、没有城市住房是农民不愿意落户城镇的三大主要原因。越到大都市，子女进城读书问题越突出；越到小城市，住房问题、拖欠工资问题越突出。应该说四川统计局这个调查可信度较高，湖北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这就正好解释了全国城镇化率与户籍城镇化率为何有较大差距的原因。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果缺乏统筹考虑、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将会带来很多问题甚至隐患。如将会导致很长时期内的农村居民“两栖人”状况：人在城市，心在农村；土地和农房即使荒废也不放弃，或者在城市赚钱回老家盖房，影响其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动力。它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严重的，直接影响孩子的就地上学，造成旷日持久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因为种粮是副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土壤、种子、品质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从产量到品质，都没精力投入，将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直接影响财富积累和城市安居，因为很多人赚了钱还是回乡盖房，农村房屋长年空置，在城市生活却无房可住。此外，各级城市政府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城市所获得已发展的土地有限，将无力提供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最终影响城镇化进程。

另外，如果强行推进城镇化，为一时城镇化率的提高而自喜，不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意愿及放弃土地承包权的缓冲期，只要此人一在城市落户，就取消其农村土地承包权，那么进城农民落户城市意愿将受阻，如果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及时跟上，一旦遇到风险，他们就会怨气冲天，长期来看，将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4、城镇化进程应与相伴随

长期来看，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需要相伴随。如前所述，人的城镇化与土地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工作的两个方面，短期看，可分开处理，长期看，又相互联系。人的城镇化是共识、是目标，而土地的城镇化是手段、是工具。一方面，没有经济手段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人们也没必要将目标和手段作单一化理解，人的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应是市民化（隐含权利平等化），但是全体国民是否要全部市民化，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似乎没必要，也绝无可能。土地的城镇化的结果是否为土地全部归属国家所有，也还有待论证。是否应该在一个统一市场下有各种市场主体（即除国有主体之外，还应有其他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深圳新一轮的（或合法外土地权属改变）即含这方面的积极探索。

可以预计，只要农民的土地自由流转和房屋的家庭财产化没有实现，农民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状况就将很难改变。解决上述城镇化问题，则需要大家创新思维、解放思想，同时也考验政府的决心。耕地、宅基地退出机制是农民是否愿意进城落户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个关键因素，既取决于土地、农房能否成为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又取决于土地、农房是否能够建立不局限于“村集体内部”的城乡统一交易市场。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应破题。

【参考文献】

篇（6）

对构建物流园区规划体系的思考

物流园区是物流园区规划建设的对象，明确物流园区范围是科学制定规划的前提条件。要确定范围首先需要对物流园区的功能进行界定。按照与物流活动的相关程度，我们将物流园区的功能划分为核心功能、配套功能和拓展功能。物流园区的核心功能参照物流的8个环节，运输、存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来设定，包括仓储、配送、货物集散、货物换装、信息交易、停车等功能3；配套功能包括银行、保险、通关、税收、检验检疫等功能；拓展功能包括产品初加工、包装、交易等功能。按照功能的层次划分，我们将物流园区边界按照与核心功能的紧密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核心层，紧密层和拓展层。核心层。主要为提供核心功能的功能区，如仓储区、堆场、停车场、货运换装设施、物流企业办公场所、多式联运设施等。紧密层。主要为物流园区内相关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功能区，主要为政务办公大楼、海关监管库、检验检疫场、银行、保险办公场所以及办公人员居住区等。拓展层。主要为对物流服务需求较为突出的生产流通企业提供加工、包装和交易的功能区。物流园区范围和边界应由核心层和紧密层组成，或占绝对主导地位。物流园区边界如图1所示。从物流园区规划重点、解决问题和规划主体角度建议将我国物流园区规划分为国家层面规划，省（市、自治区）层面规划，地市层面规划和区县层面规划4个层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确定4个层次物流园区规划的基本定位。国家层面物流园区规划为宏观层面，定位为战略规划；省（市、自治区）层面规划为中观层面，定位为发展规划；地市级物流园区规划为微观层面，定位为布局规划；区县级物流园区规划为微观层面，定位为建设规划。规划主体。国家层面物流园区规划事关国家发展战略格局，并且涉及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邮政、民航）、铁道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界定规划对象，明晰规划的物流园区的边界；二是提出我国未来10-20年物流园区发展方向和重点；三是按照我国产业分布和对外贸易发展特点，提出各区域发展物流园区的重点；四是制定战略保障措施。其中，对以下三类项目提出总量控制，分别为：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设的项目；涉及口岸功能的项目；依托重要港口、铁路枢纽建设的项目。规划主体。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建设、国土、交通、铁道、农业、商务以及地市政府部门等相关部门制定。规划内容。主要包括：按照国家层面规划要求，一是确定省级物流园区规划的类型和层次；二是确定专业型物流园区（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意见）规模、布局（地市层面）以及综合型物流园区4总体规模；三是确定地市物流园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四是提出保障措施。其中，要对危险品货运物流园区的布局提出具体要求；对省级重大战略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的物流园区提出具体要求。规划主体。建议由市改革委牵头，联合建设、国土、交通、商务以及区县政府部门等相关部门制定。规划内容。主要包括：按照省（市、自治区）层面规划要求，一是确定地市综合型物流园区具体规模和站址；二是提出物流园区建设进度和计划；三是提出具体保障措施。规划主体。建议由区县政府牵头，联合发改、建设、国土、交通、商务等部门联合制定规划。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确定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和城市配送网点的类型、位置和规模；二是落实位于区县行政区划内国家、省、地市级物流园区规划确定重点项目的用地情况；三是提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和城市配送网点建设进度和实施方案；四是提出具体保障措施。物流园区规划层次如表1所示。

篇（7）

根据调查，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的留守儿童上了学，他们在祖辈的呵护、老师的教育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学习和生活基本有保障。但是，与一般儿童相比，他们在生活、行为、学业及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

一是生活上缺少照顾。各地乡镇和村组合并，辖区扩大，学校也随之撤并，一个乡镇往往只有一所中心小学和初中，学生上学路途较远。有的留守儿童上学无人接送，早晨5点多钟即要起床赶路，天黑才回家，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还有交通安全隐患，有些孩子合乘农用三轮车，7人座位坐进20多人。兴化市临城镇有一双留守儿童姐弟乘电瓶车回家，被卡车撞死。

二是行为上缺少监管，留守儿童多数是祖辈监护，而祖辈老人不少是文盲、半文盲。他们对孩子往往严少“惯”多，管少哄多，“理”少钱多，管吃管住不管教，有些则放任自流。有些孩子上学迟到、早退、逃学、旷课、说谎、不做作业，甚至沾染上打架、赌博、喝酒、抽烟等不良习气。

三是学业上缺少辅导。留守儿童监护人一般只对孩子的食宿、安全负责，对学业的关心和辅导很少，不少孩子学业上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成绩下降。一些父母本身文化不高，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学有所成，但双双在外，无法顾及。而有些家长则抱着“读书无用”的想法，对孩子期望值不高，只企求混个文凭外出打工。许多家长对留守子女抱有愧疚心理，即以物质补偿代替精神慰藉，常常多给零花钱，导致有些孩子胡乱花钱，甚至进网吧、游戏机室，成为网迷，严重影响学业和成长。

四是心理上缺少疏导。留守儿童巾于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他们內心有说不出的苦恼，往往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他们十分想念常年在外的父母，实在想得厉害了，就拿出父母的照片或送给他们的玩具看看，有的边看边流泪。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还有自卑感。淮安市楚州区一个孩子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父母不在身边，学校开家长会时，花5元钱雇了一名三轮车工人代开，被发现后很难堪。据扬州市某小学调查，有50％的留守儿童遇到困难和烦恼只会闷在心里，43％的孩子认为父母与自己的感情越来越淡薄，16.5％的孩子有被遗弃的感觉。

篇（8）

上述观点只从劳动力、农民工等特定群体出发，统计数据来源也比较单一，同时存在对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国情特点认识不足的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城镇化放缓”与实际不符。“城镇化放缓”不是一个新问题，一直有两种声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高速城市化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可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却预测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实践证明，后者更符合实际情况。

“放缓论”关注的劳动年龄人口等统计数据变化是事实，但宜放到中国城市化“语境”中去解读。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人口多”，这是巨大的历史包袱，但也意味着“城市化的后劲足和可持续性强”。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城市化持续快速推进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因此“放缓”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同时，“放缓论”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预测则是“看涨”。例如，2009年住建部预测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进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国展望报告》认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2/3”;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相关研究，在2050年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前，中国城镇化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国有深厚的宗法文化传统，血缘、宗亲、同乡、同学、战友等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呈现出“一人进城，举家城市化”的特点。

随着第一代人扎下根来或奋斗成功，各种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广州、上海、北京的农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通过亲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有“老乡会”，受访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实际上，这并不局限于农民工，包括“海归”们也热衷于搞各种“同学会”，并客观影响着城市人口的集聚与流动。无处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强大作用，超出了各种统计理论与方法的阈限，这也是不能简单以统计数据判断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2012年《中国展望报告》认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2/3”。

三是对城镇化要有新的理解。目前统计数据主要以“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常住人口”为对象，可这一“界定”忽视了“生产生活方式”是划分城乡更重要、更基本的依据。在信息化3.0和互联网+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间的传统联系已被“虚拟空间”打乱和重构，因此，在界定“城镇化”时，既要考虑一个人实际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也要关注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的性质是“工商还是农牧”。

2014年阿里巴巴提出“千县万村，电商到农村去”，特别是2015年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农村电商迅速兴起。浙江2014年底已形成62个淘宝村，有6万人就业。此外，在农村还有很多从事“都市农业”“农业旅游”等的“城市人”。尽管这些增长很快的人群数量不详，但实际上都已完成“城市化”。

四是要找到农民工“不进城”的根源。“民工荒”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固然和快速发展的中西部 “截留”有关，但根子却在于很多城市发展战略出了问题。

1990年代以来，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去工业化”和“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战略，核心是完成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产业变革。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两大挑战：“去工业化”抬高了“就业门槛”，随着传统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被转移出去，大批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已“无工可打”，而且服务业的“蛋糕”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篇（9）

观念、制度、成本等障碍

阻碍市民化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只比2011年上升了0.07个百分点，从部分指标来看，市民化进程还是下降的。对于这样的变化，报告用止步不前来描述。这也表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难度很大，你认为主要难在哪里？

魏后凯：难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量比较大。当前，我国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我国的户籍制度导致多年来没有市民化的人口累积在这里。现在中国的市民化仍然是双轨制，虽然政府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工落户，但是条件很高，比如，要求博士、博士后学历，缴税多、有稳定的工作单位、有住房等等，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落户。

另一方面，还面临观念障碍、制度障碍、成本障碍等多个方面的障碍。城镇人口不愿意农民工来分享城市的福利待遇。比如北京高考的问题，北京人就不愿意外地户籍的学生参加北京市的高考，他们认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你来了就减少了本地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这是一种偏见，是认识上的障碍。

大城市“高配”

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入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着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这是否会让城市更加难堪重负？

魏后凯：从现在的调查数据来看，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确是流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民工也愿意留在大城市。这种倾向的形成是因为政府的资源配置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就连很多机构、单位也将好的资源都投向大城市，所有的资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等级的行政中心。这种大城市的偏向、行政中心的偏向带来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公共服务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很好，而北京市周边的中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就不行，如果这些周边的小城镇就业岗位多、公共服务好、生态环境好、住的房子又宽敞，那我为什么要挤进大城市？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进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也就能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要减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差异。对于大城市偏向，政府要进行合理的引导，让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至少让中小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市民化成本要

多方共担、改革配套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们专题报告的测算结果，一个农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万元；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另外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的购房成本。根据我国当前政府和个人的经济现实，解决这两个成本问题难不难？

魏后凯：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钱，它也可以引进社会资本，而且13万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万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续投入，如社会保险。

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亿元，相当于我国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的5.5%，我们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担的。

对于市民化的个人成本问题，单纯让农民负担，是负担不起的。我们提出一个办法，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中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而农民在农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资源，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变成资本，再把这些资本变为可以出租、抵押、变现的资金，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购房、改善生活、开公司等方面的来源。

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成本分摊机制，对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钱，企业也需要参与进来。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尤其要重视中小城市。有调查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说我们到中小城市落户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导农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义更大。

地方吸纳农民工多，

中央转移支付相应多

《中国经济周刊》：推行城镇化，地方政府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在同样财政收入下，却要加大财政支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魏后凯：我们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改变观念，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将农民工当作劳动力，很多地方要人力但不要人口，他们愿意农民工来就业，但不愿意农民工来落户。这是一种歧视观念，农民工参与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平等地看待农民工，让他们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共同分享城镇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长效机制，用体制、机制来保障政府在市民化上的财政投入。在这一点，中央已经明确，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政府要建立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地方吸纳的农民工多，中央的转移支付也会相应多。

没有规划，

可能出现“鬼城”和大量贫民窟

《中国经济周刊》： 有人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历史过程，难以规划。你多次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规划对于城镇化的作用？

魏后凯：这不矛盾。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标。城镇化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搞规划。这就如同过去我们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那政府就不应该规划引导，但是后来大家还是觉得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所以，不能否认政府的作用。

政府编制规划可以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可以对城镇化做顶层的设计，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毕竟，城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应该有配套的体制机制，推动相应的改革。相反，如果没有规划，城镇化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在拉美，因为过多人流向大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就是没有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镇化规划上合理引导的教训。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量贫民窟，这是中国城镇化很大的经验。

当前，我们需要规划来避免当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些误区，来弥补当前市场造成的缺陷。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城镇化可能出现房地产化，大家都去搞房地产；如果产业跟不上，就可能一些地方出现“鬼城”；如果城镇化在推进时没有和农业现代化结合，农村就可能出现一些“空心村”，出现“农村病”；如果大城市没有规划，就会出现交通拥挤、房价上涨、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 所以，城镇化规划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当前亟须的。

城镇化不能以生态、农业为代价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很多人认为我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如何实现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基本协调的，过去我国城镇化曾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这种情况已基本改变。现在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镇化的质量太低，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所以，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而不是去追求速度有多快、水平有多高。

同样，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过去，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就是建立在牺牲耕地、牺牲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但耕地在减少，粮食产量在下降，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它们由国家粮食主产区变为国家粮食主销区，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甩给了中西部地区。如今，要是我们都采取这个办法，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谁来保障？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所以，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千万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耕地、农业为代价。

我国城镇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的研究，未来还将有多少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我国何时能完成城镇化的过程？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即由加速向减速转型推进的时期。一般来讲，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在30%～50%时是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50%是一个转折点，50%～70%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是53.73%，我们正处于减速推进的过程。未来，我们城镇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篇（10）

整合岳麓版历史必修二第21课《经济腾飞与生活巨变》和第22课《综合探究：调查改革以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新变化》，以此为课例，探索高中口述历史教学。

1. 课标要求

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新课标“教学活动建议”部分指出：结合生活实际，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本地区经济发展某一方面的变化，并撰写调查报告。

2. 开展口述历史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这两课归属于第四单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承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曲折，后的对内改革，实施农村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两课是对上述内容的总结，从GDP数据的变化、城市进程加快、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衣食住行的变化四个方面，阐述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材内容较为简单，较少需要学生识记的“双基”知识和难点。如果按照传统教学，用讲授法、视频播放、图片展示等方法讲授，难以完成本课过程与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更重要的是学生正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巨变，学生的父母多为60后或70后，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可作为本次口述历史的被采访者。

学情分析

教授对象为高一下学期的文科某班学生。该班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浓厚，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但对口述历史缺乏了解，也从未尝试进行口述历史，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

时间可行性

高中生课业负担重，而且多在学校寄宿。周末时间太短，寒暑假时间长，但教师难以及时指导学生，解答学生疑问。本课的教学时间恰巧在高考前，学生正好利好较长的高考假期开展口述历史教学活动。

3.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变化；知道城镇化的概念，能结合珠三角实际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其影响；分析进入互联网时代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感受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触动。

【过程与能力】

小组合作进行口述史采访，培养协作精神和组织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习得论从史出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感悟严谨、细致的历史研究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采访历史亲历者，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百姓生活的巨变，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心。

4. 课时安排2个课时

5. 教学过程

落实双基知识：了解我国GDP变化，城镇化的概念和进程等。

课上播放口述历史采访视频《穿衣变化记录改革开放成就》（佛山新闻综合频道制作，时间为02：34），以此为例介绍口述历史教学的基本情况和实施步骤，以及基本的访谈、文字表达技巧。

【组建小组】

学生自由组合，6人为一组，填写分工表，科代表组织报名工作。建议六人应住的较近，方便假期开展活动。分组应体现互补性和平等性原则。

【活动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