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02 14: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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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给各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业务合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从而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显得脆弱，所受到的影响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风险防范与监管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凸显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国际化状态。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之后我国开始建立起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行业为支柱的金融产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提高了各国政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近年发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环境变化时就有可能被放大并产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银行业
我国银行业遵循审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对外开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原因，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1、信贷质量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信贷质量恶化。这些不良贷款的增长，在银行发生信用问题时风险有可能被放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导致银行业进入一种表面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实际上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房屋空置率超过国际警戒线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所以，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置银行信贷质量，否则银行业就极有可能发生危机。
2、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大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尤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由于目前银行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在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没有存款方面的顾虑。尽管如此，基层单位却依旧出现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的现象，放贷方面普遍存在着盲目放贷、违规放贷的问题。
3、资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率长期与此相差甚远。与此同时，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其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高风险、低资本的现状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的问题。
4、内部监控机制薄弱
我国银行业依旧缺乏良好的权力监管机制，业务流程不科学，监督不力，表现在对操作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按理应是内部控制机制更为严格的部门，但屡屡发生的内部监守自盗问题，说明现有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银行业的内部监控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二)证券业
我国证券业自1992年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我国股市自建立起就遗留下很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国股市很难摆脱政策市和暴涨暴跌的困境，这使得国内证券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
1、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投资心态不稳定
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很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因此，沪、深两市自开市以来就表现为股价的暴涨暴跌，价格波动幅度巨大，这除了市场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态的不稳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2、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证券业融资都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极其有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债券融资占到整个融资渠道的大部分。美国资本市场中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当年未偿还的债券额度都分别占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公司债券的筹资额度为同期股票筹资的3倍，成为美国公司主要的筹资渠道。由于这种筹资渠道不仅仅能吸取大额资金，而且能够传达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显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信心，因此，美国公司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3、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而来，国有股占绝对比重，“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导致了我国公司特殊的委托问题——“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使银行债权约束表现出无效性，债权人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无法进行股权的治理。一旦出现国际股市的异常，“内部信息”相应放大，就会人为加大股市的不稳定性，引致垃圾股驱逐优良股的现象，从而降低股市的质量，增加股市的风险。
(三)保险业
我国保险行业自建立以来，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长速度，但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1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公司实力普遍比较弱。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中资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日益凸显。
2、资金运用效率低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限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这样的限制导致了我国保险资金大量囤积于国有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每一次利率的变动都会使保险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损失，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监管
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1997年颁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颁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2000年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我国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在保险监管方面，我国1999年成立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建设相对落后，这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保险业规模较大，细节繁琐，其内部监控也没有达到快捷有效的程度，这些缺陷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保险业的市场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者，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不但加大了企业的依赖性，也使得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减小。目前，急需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缺少体制外的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金融业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贷款结构，关注那些具有国内市场需求前景，能够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大中型客户，在贷款规模上向它们倾斜。避免过度依赖外向型企业的传统习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分散转移能力，优化贷款结构。
2、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要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实行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创新，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之路。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与金融机构本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3、加强金融机构风险资产价值计量和风险度量
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风险资产定价方法和定价工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及时计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资产定价体系。在风险度量方面，要大胆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改进，通过实际检验，逐步建立更科学、更符合我国自身特点的风险度量模型和工具，为决策者提供详尽的风险信息。
4、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在整个宏观层面，应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对金融市场货币流量的监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及时将有可能引致金融风险的信息传到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篇（2）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篇（3）
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而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存款“脱媒”情况的缓解，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居民与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也将增强，这必然减少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贷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比来为不同的投资者制定个性化利率，理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贷款机会，这同样大大减少了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因此，社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也必然减少。再次，民间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这些主体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担保的居民与企业，不乏一些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项目但资金缺乏的投资者，也不乏一些选择风险高收益高项目的风险偏好投资者。贷款利率管制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有效的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也没有将这些潜在的贷款对象区别出来的能力与动力。利率市场化后，根据收益风险比，这些潜在的贷款者实际上是银行增加收入的较为优质的贷款对象，根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些主体都有极大的可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一旦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主体从民间借贷市场“夺走”，势必将拉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将面临资金供给下降、资金需求下降、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下降等冲击，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实际上，民间金融不可能消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民间金融市场也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特有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利率市场化带给民间金融市场的不仅仅是冲击，也有机遇：首先，民间金融的相对优势犹在。一是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小，覆盖率高。
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民间金融规模很小，10万以内甚至几千、几百一笔的借贷金额普遍存在，这种规模的借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规模效应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时民间金融无处不在，覆盖全国各地没有死角，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二是民间金融程序简单，快捷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一笔贷款的发放，必须对贷款者的信用水平、资产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全面的审核、审批，过程复杂且耗时长。而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往往是“熟人”、“亲人”，或者“熟人”、“亲人”所推荐的关系户，其信用水平、资产状况等在平时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确定，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过程，借贷的程序简单快速，这对一些急需资金“救急”的居民与企业可谓“及时雨”；三是信息不对称性更低。对于银行来说，完全掌握贷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难免出现信息不对称而招到“骗贷”。而对于民间借贷，借贷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较为细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针对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的信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间借贷能够接纳的风险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按照收益风险比来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发放贷款，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人行、银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必须控制不良贷款率，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接纳风险过高的贷款，即使贷款者能够支付较高的利率。而民间借贷则不受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体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就能实现供需双方的资金融通。
其次，民间利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将趋向统一。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非法金融活动拉高了民间利率。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这会抑制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密，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也会进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长期来看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有降低趋势。这极大地保证了贷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贷款者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依旧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根据收益风险对称原则，民间借贷利率依旧会长期的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再次，民间金融市场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其市场定位将更加明确。利率市场化要求经济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将趋于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更加规范，民间金融的违约风险将极大的降低，民间金融市场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场所。在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民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也将极大提升，这极大地提升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度。居民与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的原因将主要是为了获得民间借贷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而不是为了“圈钱”、“骗钱”，民间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金融市场将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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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篇（5）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按照国家工商管理局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企业资料来看，中国至少9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而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小企业由于外部环境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更需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
樊纲（2001）对国有大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加大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才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在现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掌握在四大国有银行手中，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这一政策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长期执行下去，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拟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分析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同和融资需求特征的差异，推断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之相匹配，才能促进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
二、文献回顾
（一）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知识由被保留在人脑中的符号和关系构成，它分为两种类型，即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数码化知识可通过文字、口头语言、各种符号和图表来传递，如企业会计报表、风险管理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而意会式知识无法直接传递，它高度复杂并与特定的地点、环境和时间相联系，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恰当获得（干中学）。
在贷款市场，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在选择人－借款者时，由于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的不足，会面临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银行拿着负债资金－存款去进行放贷时，无法实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尽管有些贷款存在抵押物，但抵押物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当市场出现危机时，抵押物还会迅速贬值。因此，银行的盈利依赖于作为借款方的企业和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是借款者的私人信息，银行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基于现有的经验，对企业或个人提交的贷款项目技术资料和财务报表进行形式性的审查和风险评估。如银行信贷人员对企业现金流、负债结构、应收账款周转率、获利能力以及销售和增长率等指标进行审查,并通过使用历史成本、特定资产和净现金流现值等会计信息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额度和抵押资产（Chungetal.,1993）。由于未来市场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技术创新信息及人力资本信息难以量化，只能意会，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只能基于历史性和标准化的报表信息和主观预测资料作出风险评估，这很容易导致银行选择一个不好的项目（风险很高，实际净现值为负）－即逆向选择，同样，银行由于无法直接在现场观察和监督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的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经营行为，最终也无法约束借款者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
青木昌彦（2001）发现，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的密切接触而获得关于企业家才能和素质的知识，这类知识高度互补于项目建议书所代表的数码化知识，但它本身不能有效地以成文形式传递，具备这种意会式知识的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保持密切关系，在必要时提供资金，启动项目，赚取经济租金。
对于一个信息充分的贷款市场来说，市场内生的声誉约束机制可有效降低贷款者的逆向选择和面临的道德风险。但如果期初存在逆向选择引起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性，声誉机制对于具有短暂信用历史的借款者来说，就会太弱而不能排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时间推移，信用记录增加，逆向选择的程度下降，对于还款记录历史长且没有违约的借款人来说，声誉机制就会增强，最终消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过来，如果期初不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声誉机制就能很快起作用（Diamond，1989）。
（二）贷款市场的专业化分工
从发达国家来看，在贷款市场，存在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主要为小企业提供贷款(JayaratneandWolken,1999)。其它金融机构则为被银行挡在门外的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借贷。这是因为大银行拥有规模优势，不仅能提供巨额贷款，还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外汇结算、理财、资信调查、保理应收账款等，所以可以满足大企业的需求；而大企业通常具有较长的历史和信用记录，可向银行提供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易于传递和便于定量分析的标准化的信息(青木昌彦,2001)，同时拥有较多的抵押资产，因此，较易于获得大银行的贷款。同样，由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大银行事实上也更适合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而小企业则由于经营时间短，缺乏可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更无法提供大银行贷款决策所需要的可定量分析的数据，所以它通常难以获得大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需要利用一些不易标准化和量化的信息，如企业家和经理的素质、品格和可靠程度以及技能的积累水平等，这些信息大多是一种意会式信息，无法进行客观的项目盈利性和风险性分析，也无法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范，而以特定区域服务为特色的中小银行由于熟悉区域文化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环境，能通过关系性相机治理机制保证贷款的安全，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林毅夫、孙希芳，2008）。
其它金融机构如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信用社等贷款项目复杂性程度高，搜集专业技术信息和风险评估信息难度大，其风险程度较银行贷款项目高，所以它通常收取的利率也较高，但他们提供的资金借贷可起到救急的作用。
三、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的
专业化分工金融与经济20__《上海金融》2010年第4期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系统性差异，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性、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林毅夫、孙希芳，2008）。
在现代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其产品市场和所用技术都比较成熟，企业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家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信息不透明，融资规模较小，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区域性中小银行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达经济中，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金需求量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高科技企业，有效的金融体系应当包括能够为大企业提供大规模融资服务的大银行，和能够有效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股票市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服务（林毅夫、孙希芳，2008）。在经济发展或转型阶段，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无法充分地以客观知识的形式（如市场分析和项目可行性分析等）提供项目的盈利性和风险估计，而不得不依赖对企业家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意会知识，即使在发达国家，对尚未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的小企业的监督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会知识。这类知识对于接近企业的融资方来说可能是明确的，但对外部人来说，则很难以透明的方式传达清楚（青木昌彦,2001）。因此，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存在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小企业投资和创新所需的经济信息通常是意会式知识，而非数码式知识。
我们认为，有效率的金融结构应该是经济内生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我们把一个企业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少年期和成年期。所谓婴儿期，是指企业处于初创阶段，规模较小，企业风险是人力资本驱动型的，因此，意会式信息较多，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适合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关系融资，“贴身喂养”。当企业规模扩大，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效应，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尤其是随着企业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经营，中小银行的贷款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大企业的需要，需要营业网点分布广、信息技术平台高，能提供融资、结算、理财或保理应收账款等多样化服务的银行支持。大银行可通过一套标准化信贷程序来审核大企业贷款资料，其中以数码式信息为主，并作出风险评估，以确定最终贷款的利率、期限和总量。大企业的风险是业务驱动型或者职业团队驱动型，企业决策相对有较规范的程序。
如果把中小银行当成企业的“保姆”，那么大银行应该相当于企业人格的“导师”，大银行可以帮助和引导企业熟悉商业规则，学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道德风险。当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客户群，并且拥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完全由职业经理人经营，拥有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时，企业可直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这种融资属于一种距离型融资，它要求当地社会有较好的法制和市场规则，企业决策和政府监管的透明度高。证券市场，包括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它们都是一个“赛场”，因此，能进入这种“赛场”的企业，必须具有健全的企业人格和理性可预期的企业行为（以职业经理人经营为主导），必须经过大银行的较长时期的“市场规则”辅导，才能保证向市场提供足够充分的数码式信息，以便能向分散在不同角落的投资者传递企业价值和风险信息，能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因此，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都应该在企业透明度和行为的可预期上建立较高程度的“门槛”。因为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影响，其风险易向相关行业和整个市场传导。上述分析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用来分析市场发育阶段，所谓婴儿期是市场分割严重、商业规则和监管制度缺乏的状况，因此，基于当地企业的资金需求，需要大批熟悉乡土文化和风险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关系融资；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各地市场规则和风险环境日趋统一，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贷款能获得较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SaundersandCornett,2007）。随着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市场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日益健全，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行为和风险具有可预期性，企业决策透明度高，能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现金流量回报的企业可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由此可知，一国金融结构由其资源要素禀赋和市场透明化程度所决定，并随着后者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当其市场分割严重，规则不透明、不健全，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就需要较多区域特色的中小银行提供贷款。当市场一体化程度高，市场规则高度统一和透明，政府监管较完善，就可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表示了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的企业规模和市场发育情况来看，还金融与经济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示意图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
四、结论
本文梳理了实体经济结构对金融市场结构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分析了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市场规则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创建阶段，产品市场主要局限在当地，融资决策所需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大多是不确定的意会式信息，适合熟悉地域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融资服务。2、对于市场规则体系较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
较快的规模扩张阶段，产品市场开始进行跨地区或跨国经营，企业品牌和声誉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企业可向银行提供较多的可数码化的信息，用于风险评估和融资决策，企业适合具有跨地区营业网点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融资服务。
3、对于市场规则体系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并且决策程序规范，具有较为完善的企业人格和可预期行为能力，能为股东提供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量回报时，企业可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进行量化的风险评估和资产定价时，适合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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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樊纲.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J].中国远洋运输月刊,2001(4).
[4]李志辉.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5(4).
6]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9).
篇（6）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债务，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二是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中的风险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贷配给模型中指出的，银行会选择使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发放贷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利率水平对银行预期利润的影响完全是单调递增。具体而言，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银行基层经理人逐步掌握了较大的经营自和一定的利润分配权，充分利用国有银行对资金市场的垄断能力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的体制，不得不向银行提供隐含的信用担保，这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外生化。在可以负盈不负亏的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当然选择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机热潮中，许多商业银行绕开贷款利率上限规定(如通过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账外经营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经营特性。
三是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动性支持。这期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局限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规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贷政策等。国家从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战略出发，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只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无法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为稳定商业银行存款来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国企部门反对下，无法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形成贷款利率偏低和存贷利差过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信贷需求，虽然央行对此实施了贷款规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银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况下，央行往往要通过追加再贷款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显然，由于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银行都存在着严重的追求高风险的人问题，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甚至助长了问题的蔓延，金融市场必然长期处于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同时上扬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现实选择就是规定贷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过高对经济运行产生伤害。
2．人风险意识提高及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过热开始令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微观低效益、银行高风险为代价的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为此对原有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并采取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撤销大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同时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维护国有企业利益，转变为加快推动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实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对银行开展审慎监管、建立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的背景下，企业和银行的行为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加快贷款利率改革变得必要且可行。一方面，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特性发生较大变化。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大批国有企业出现效益持续下降，原来很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面临日趋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反映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内生的“私人部门储蓄—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安置下岗职工、核销呆坏账等)后，被逐步、彻底推向市场。从199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重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试点国企破产兼并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经过几年的整顿和重组，国有经济部门从整体上已经不必依赖于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到200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55．6%，而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总之，作为社会资金的主要需求者，企业部门的资金约束硬化，风险意识得到增强，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显著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产权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商业银行才会实现理性经营。近些年关于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监管、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改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刘芍佳等1998；钱颖一2004；傅立文等2005)。从外部监管看，由于意识到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对于整改进程的重要意义，近几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都对商业银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商业银行在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的过程中风险意识显著增强；从市场环境看，随着竞争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预见到加入WTO后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中资银行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从管理水平看，商业银行内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实现了一级法人治理，管理架构趋于扁平化，建立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风险意识增强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曲线已经不是完全与利率水平正相关，而是在考虑了风险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弯曲的曲线。
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对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已经能够比较好地适应贷款利率浮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政策环境，在产品定价的行为上表现出合理性，能够按照贷款利率补偿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的基本原则决定贷款利率。各地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基本呈现对大型优质客户利率下浮，大企业执行基准利率，中小企业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2004)。这样，2004年彻底放开贷款利率上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的一个展望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不再由金融当局决定，这对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和保持利润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从各国经验看，利率放开往往导致利差不足、竞争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开贷款利率，关键在于商业银行能否自我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在我国情况看，关键要考虑两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业银行还没建立起对基层经营单位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贷款风险使商业银行盲目追求低风险项目，贷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压力。199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由风险意识淡薄转变为高度重视防范风险，这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风险意识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监督压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对真实利润的关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追逐高利润、高风险转向绝对的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具体表现为，许多银行的审批权高度集中于总、分行，信贷投向集中于重点企业、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责任追究过于严格，激励相对不足。信贷人员对贷款风险要承担重大责任，但个人收益不高。
适度规避风险本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一般原则，但过度风险厌恶则与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相违背。贷款风险是基于大数法则的概率来度量的，贷款收益抵补风险的前提是银行必须忍耐合理的失败率，形成综合的风险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贷款压力，不能容许任何一家企业出现风险，其结果必然是：大批经营良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则围绕数量不多的优质客户开展激烈竞争，贷款议价能力基本丧失，这在一些票据融资项目上表现特别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过度追逐低风险项目以至于丧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种风险。从根本上说，利率机制的这种缺陷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还无法使长期利润水平成为基层的真正经营目标。
其次是金融生态环境还不理想，商业银行必须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较早将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概括为金融生态，并指出金融生态状况对利率机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如对金融合同的法律保护不力，《破产法》不完善，造成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不敏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记录缺乏，造成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严重；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的标准过低，“骗贷”行为屡禁不止等。不难看出，金融生态的概念是我们在前文所述法制环境的一个更广泛的概括，金融生态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风险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损失比例过高，客观上要求保持较大利差。为此，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或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达到合理水平之前，应继续维持贷款利率下限。
总之，贷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能够维持相对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实际上从1999年以来，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之差始终保持在3个点以上，这表明了中央银行对低利率风险的一种关注。
参考文献：
［1］丁伯平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卫江．市场竞争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篇（7）
一、区域投资效率的测算
对于区域投资效率的测算本文选择了资本配置效率模型。2000年，Jeffery Wurgler在其论文《金融市场与资本配置》中第一次提出了测算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模型，他利用该模型测算了65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此模型后来成为测算资本配置效率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具体如下：
ln=αc+ηcln+εict
式中，I表示实际总固定资产投资形成，V表示相应的实际产出增加值，i表示行业，c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αc表示自发投资系数，ηc为投资弹性系数。
Jeffery Wurgler模型基于以下定义：最优投资意味着在高成长性行业追加投资，并且在低成长性行业减少投资。换言之，评价资本配置效率高低的标准在于资本是否流入以及有多少流入高成长性的行业，或者资本是否流出以及有多少流出低成长性的行业，因此，可以利用投资对行业增加值（盈利能力）的投资弹性系数ηc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而截距项αc表示的是自发投资系数，表示不同年代在固定资产存量上的自发投资水平，即无法用产值增长部分解释的增长来源。
ηc的取值范围是-1到1，βc取值越大，表明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若ηc>0，表明当c产业的利润率相对于上一期增加时，投资增长率也增加，并且投资增长率增加的百分比是利润增长率增加的百分比的ηc倍。于是，盈利能力强的行业流入更多资金，而盈利能力弱的行业流入的资金量较少。若ηc
（一）论文数据的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统计标准的一致性，本文选取了山东省1993年至2009年规模以上的所有行业（共39个行业）中的35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V和I。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的因素，1993年以前的《山东统计年鉴》均未对分行业工业增加值进行统计，所以数据只能从1993年开始选取。同时因为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其他采矿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四个行业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了这四个行业，由于这四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占总工业增加值和总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比例很小，剔除这四个行业对总体回归结果的影响不大。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于《山东统计年鉴》，统计检验均采用stata 10.0软件。
（二） 实证检验
首先用35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本期值除以上期值，得到这两个指标1994年至2009年的增长率，然后对增长率取对数，这样就得到35个行业ln和ln各年的取值，可以使用Jeffery Wurgler模型测算资本配置效率ηc了。
在进行测算之前，需要首先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进效应模型，原假设为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如下所示：Fixed(b)=0.4677，Random(B)=0.4953，prob>chir2=0.2049,所以应该接受原假设，即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将1993年至2009年山东省35各行业共595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数据代入Jeffery Wurgler模型的随机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山东省1993年至2009年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为0.495，p>|t|=0.000，说明回归结果非常显著，回归效果良好，截距值为0.063，p>|t|=0.002.回归结果也非常显著，截距项表示自发投资系数，表示不同年代在固定资产存量上的自发投资水平，即无法用产值增长部分解释的增长来源。山东省1993-2009年总体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为：
ln=0.063+0.4951ln
根据本文结论，山东省1993年到2009年资本配置效率为0.495。蒋晨达（2009）年利用我国1999-2007年测算出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202，通过比较山东省的资本配置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韩立岩、蔡红艳（2002）年对我国1991-1999年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得出结论为这九年资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05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认为在这九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效益几乎没有做出贡献。
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0.495，可以看到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然后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Wurgler(2000)测算的G7国资本配置效率如下：美国0.723、英国0.812、法国0.893、德国0.988、意大利0.652、加拿大0.547、日本0.819。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是10年前的数据，而我测算出来山东省的资本配置效率一直延续到2009年，虽然与加拿大差距不大，但是是与10年前的加拿大水平相当，可见，山东资本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山东资本配置效率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全国资本配置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二、金融市场发展对区域投资配置效率的影响
在对区域投资效率相关性分析问题上，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时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学者多采用形容金融规模总量的指标货币化率（M2/GDP）或金融相关率（FIR）来代表金融发展程度。然而两类指标作为总量指标，只有实际上是金融发展规模与其提供的金融功能能够成正比时，才能够准确的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比如，2009年中国GDP总量34.1亿元，增速为9.1%；M2余额60.6万亿元，增速为27.6%；货币化程度(国际上常用指标，即M2/GDP)达178%，相当于每一块钱GDP对应着1.8块钱在流通。同年，美国GDP为14.1万亿美元，M2余额8.55万亿美元，货币化程度仅60%。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效率远远高于美国，而是那些过剩的货币“蛰伏”在银行、股市和楼市中，导致了流动性过剩。金融相关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W.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日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人们常用金融相关率（FIR）去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与货币化率（M2/GDP）相同，在我国无法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因此，本文没有选取传统的金融发展衡量指标。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拟选择两种指标来对金融发展进行衡量，第一种是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我们用山东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B）除以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作为第一类指标，文中用LG表示，LG取值越大，说明山东省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越高；主要从总量的角度衡量山东的金融发展，借以检验山东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第二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市场化指标，非国有部门所获贷款（PL）除以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用来衡量山东省金融市场化程度，文中用PG表示，PG越高，说明山东省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用于检验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发展状况与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性。通过这两种指标的检验，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深入的剖析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一贯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检验山东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η=α+βLnLG+γLnPG+ε
其中η表示资本配置效率，LG表示金融市场发展情况，PG表示金融市场化程度。在对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区域投资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从而保证我们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一）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首先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Lnη、LnLG和LnPG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为Lnη、LnLG和LnPG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序列存在单位根，即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计量经济学中讲到，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单整的，那么仍然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下面将对Lnη、LnLG和LnPG一阶差分，再进行ADP平稳性检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η、LnLG和LnPGP的ADF检验值均小于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Lnη、LnLG和LnPG都是一阶单整的,满足协整关系的前提。
（二）协整检验
虽然前面已经通过ADF平稳性检验验证Lnη、LnLG和LnPG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满足协整关系的前提，但是只有在Lnη、LnLG和LnPG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下面使用Johansen 检验来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结果表明，在Lnη、LnLG和LnPG滞后两期的条件下，Johansen检验发现Lnη、LnLG和LnPG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不能进行协整分析。对Lnη、LnLG和LnPG的滞后阶数进行调整，然而调整后发现Lnη、LnLG和LnPG之间的协整关系数仍然为零，进一步说明Lnη、LnLG和LnPG之间的确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不能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衡量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市场市场化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建立如下方程：
D.Lnη=α1+β1D.LnLG+ε1
D.Lnη=α2+β2D.LnLG+ε2
η表示我们计算出来的资本配置效率；LG表示金融市场发展，即山东银行贷款/GDP；PG表示金融市场化程度，即山东非国有部门所获贷款/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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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ith the working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market risk mainly carries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5-0020-02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的腾飞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间商品经济的融合和提高，另一方面更繁荣了国际间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作为一项对国家实体经济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其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方向、货币兑换等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特别是在现阶段金融资本的集中度日趋加大的今天，使金融逐步打破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经济产品，广泛的涵盖于各个经济发展环节中，为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注意到金融行业其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也随之而逐步的加重，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风险，势必将会迅速的扩散到各国经济环节的方方面面，为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严重干扰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一、现阶段金融经济风险之金融会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1．会计核算风险。会计核算环节是整体金融经济环节中的一项关键点，一旦在会计核算中楚翔一定的失误，就会影响到整体财务经济的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例如，会计在进行现金业务处理的时候没有严格的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来进行，从而导致短款，以及会计信息失真，银行利润不实等。
2．会计监督风险。当前我国对于金融会计没有完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相关规范的缺乏使得金融会计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很多金融机构的会计只是负责记账，对于会计的监督也仅仅停留在事后监督的基础之上，导致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3．会计人员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自身没有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从而导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失误。或者是由于会计自身专业素质低下而在工作中出现各种错误导致的相应的风险。
二、着力构建全面有效的金融会计风险监督保障系统
由于金融会计对于金融风险具有直接的关系，这就需要做好其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打破传统的金融会计监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事后监督，更多的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监督。事前监督就市制定相应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确定相应的指标，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尽可能的减少会计风险的发生。事中监督则是对银行经营的情况进行监督。银行应该将相应的金融风险控制指标具体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强化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及时的对相应的风险进行处理。对于各个环节的原始的单据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有效的防治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金融创新的经营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的繁荣，人们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大量的金融产品被推向市场，满足人们对相应产品的需求。这样在繁荣了金融市场的通视也使得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信用风险。由于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客户，获得利益，而不断地推出新的业务，这些业务对于客户的信用度的要求在不断地降低，这就使得银行面临着极大的信用风险。
2．利率风险。金融机构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在吸引大量的客户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负债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利率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这就使得金融机构随着利率的波动而受到较大的风险。
3．汇率风险。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各国汇率波动的风险也日益增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的拓展将使其更直接、更深入地融人国际金融市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在国际业务的操作中只注重市场的拓展，被纯数量上的业绩所吸引，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有可能导致资本损失。
4．资产风险。商业银行经营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尤其在快速发展时期。在竞争的压力下，金融创新有可能成为放松资产投放条件的借口，在目前传统贷款授权管理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承兑、贴现、保证、信用证、委托、贷款出售、银证银保银企合作等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各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首选，导致银行业务交叉加剧、业务功能综合化、同质化。
四、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改革中化解风险
一是进一步简化贷款利率的管理档次和种类，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权；二是研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形式，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攻坚问题，是金融机构运用价格手段主动开展资产负债管理的前提条件，要加快研究协议存款的标准化和流动性问题，放宽起存金额限制，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三是调整利率结构和水平，理顺利率关系，改革计结息方式，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四是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高效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各子市场发育不平衡且相互割裂，导致利率功能扭曲，生成的市场利率缺乏代表性，急需做一些链接，把各个市场分割的利率连通成一个整体，这样利率信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五是大力研究推出利率衍生产品，在利率互换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利率互换市场，放宽市场准入，让承担利率风险的市场主体都有适合的手段和方式来管理风险，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
五、营造诚信环境，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
提高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通过道德约束、制度约束及法律约束的有机结合，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金融企业的负责人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充分发挥诚信示范作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一是提高政治素质。金融会计人员应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新锐的思想观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二是提高文化素质。利用薪酬激励、素质考核等手段，鼓励会计人员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重视知识复合。三是提高业务素质。要求会计人员应具有一定的会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会计管理水平和会计组织能力。
六、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风险提供财力保障
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参考文献：
[1]孙景兵;汪平臻;;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A];第六届（2011）中国管理学年会――公司治理分会场论文集[C];2011年
[2]孙景兵;汪平臻;;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A];第六届（2011）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摘要集[C];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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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贷款利率限额逐渐放宽
放宽存贷款利率的限额的范围包括普通居民的存贷、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等等。
（二）民营银行逐步设立
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民间资产设立商业银行虽然是金融市场化很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民营银行要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本、人员、制度等等，其发展将面临许多困难。同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存款保险制度逐步确立
存款保险制度的逐步确立，意味着之前政府为商业银行提供的隐性保险不再存在。因此，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传统银行的存贷息差收入占比将不断下降，而提高非贷款利息收入占比将是必然选择，中间业务将逐渐成为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重点。
（四）深港通即将启动
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指深交所和港交所建立技术连接，使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通的启动，不仅对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将加速A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自从2014年底沪港通启动以来，深港通何时开通备受各界关注。
（五）设立更多自贸区
自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之后，天津自贸区、广州自贸区、厦门自贸区等正在蓬勃发展之中。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闪亮点，自贸区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的领头者。
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改革原因）
（一）金融主体市场化尚不完善
相比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我国市场发展仍有很大潜力。政府在金融市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央行独立性较差，过多地与政府（主要是财政部）联系，导致其对整个宏观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不够。
（二）金融创新不足
金融创新是指变更现有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的方式。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一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占据着金融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因为其在政府的隐性保护之下，商业化转型并不彻底。破产压力、竞争压力很小，成为金融创新不足的直接原因之一。各类信用工具不足，使市场流动性较差，市场活力较差，这极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以其政策优势欺压中小金融机构，取得竞争优势。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漏洞，以获得利益的违规操作时有发生。同时，相较于大型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这就直接将投资者置于较大风险。
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7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从长远来看，实现金融稳定根本上还要靠发展改革”。从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改革确是当走之路。
（一）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金融市场的改革，让市场的无形的手变得更加有力，价格对各类信息能够做出及时反应，提高了其合理性，更加接近于有效市场。其次，市场活力增强，金融创新逐渐增多，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增多，直接有利于投资者以及融资者的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金融改革，使金融机构集聚资金的能力增加，同时其资金使用的效率增大，同时新的市场环境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直接导致金融机构调整其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以上种种改变，均使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增强。整个金融市场的活力增加与金融机构的效率增加相互补充，成为良性循环。
（三）金融市场活力增强
存贷款利率限额逐渐放宽、民营银行的逐步建立等改革，使各类投融资限制逐渐被消除，便利了整个市场的资金融通。同时金融创新使得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增多。金融改革使市场的投融资活动更加灵活，满足了各类投融资者。同时资金运用效率增大，较少的货币即可满足货币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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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E.肖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出现后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了众多发展国家所推崇的发展该国经济的手段。纵观发达国家的金融改革历程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随着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WTO的加入利率市场化必将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金融创新的必由之路。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将中央银行用计划手段确定的受管制的利率变为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资金供求情况.盈利及风险等因素自行调节、自行控制的利率.并使其成为引导资金配置的基本指标。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国家对利率的管制将会减少.从而导致利率的变动将会更为频繁。利率市场化将国有商业银行推向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行为和价值取向。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这无疑是有利亦有弊的。一方面利率市场化进一步确立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能够从自身的经营目标和需要确定利率水平从而可以有利的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主动作用,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其与国际银行业的接轨。另一方面.利率变动的频繁以及预测有效性的困难,使得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加重.为其经营管理带来的严峻的挑战。
一、利率市场化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重的风险
1.利率市场化所引起的利率波动,必然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利率风险。由于利率的变动引起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不一致.使得商业银行的净资产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收益或遭受损失。由于银行内的资产与负债的到期日不同.其随利率变动的幅度就会产生区别。通常银行资产的到期日是小于其负债的.所以当利率下降时,资产市场价值下降的幅度将大于负债从而使银行的净资产遭受损害,价值降低。管制下的利率波动幅度小.中央银行把利率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各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范围内并且波动频率低.变化速度慢.可预测性相对较强。而利率市场化后利率的变动将更为频繁、更加难以确定.从而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将更为严重。
2.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引发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利率管制时.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基准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各个商业银行只能在规定的水平上做微小的调整使得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技术手段.服务质量、营销战略等非价格因素上,价格竞争受到一定的限制。利率市场化以后中央银行将利率制定这一决策权交于银行.使得银行对价格的决定能力增强可能会出现谁贷款利率低谁吃亏。这样容易造成银行过度竞争中小金融机构出局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不利于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建设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危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3.利率市场化将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信用风险。随着利率市场化后对信贷资金投向的大大放松以及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大量银行信贷资金会投向高回报和高收益的股市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而有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就有可能本着借款不还的思想利用银行获取高收益的心理申请高利率的贷款这就可能给银行带来更大的信用风险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更为突出也会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
4.此外.利率市场化还可能带来金融腐败。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贷款价格制定全归属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只有贷与不贷的权利。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不仅有贷与不贷的权利,还具备贷款价格制定权。两种权利归于一身,使得很多金融单位不严格按照风险加成的原则对贷款利率实行合理定价.”人情利率“和”关系利率”就会出现人为降低贷款利率就可能在金融机构出现。这一现象在我国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银行国有、投资主体单一,银行垄断地位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银行风险内控和利率定价经验还远远不足等原因。
二、商业银行应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风险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市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随着2006的临近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将更加迅速因此作为我国金融主体的商业银行.特别是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想出应对之策.才能在这场战争中立于不败之位。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成功的银行风险控制取决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个因素。
1.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由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财政在产权归属上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产权属性造成这三者的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界限模糊使得我国金融机构金融风险控制存在“软约束“形成企业与银行缺乏真正的风险防范抵御能力。因此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银行是解决当前产权缺陷理顺产权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银行机制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构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使其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商业银行经营原则独立行使资本的运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才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银行的安全和效益。
2.积极推行商业银行经营观念的转变。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企业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施国有银行要转变经营观念。
首先,建立商业银行以效益为中心,高效协作的产品定价体系,树立金融市场上资金价格主体的观念。在利率市场化以前,我国的利率受到了极为严格的管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能很好的发挥利率的能动作用。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对于利率的调配更为灵活。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应从成本和收入、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各个方面审时度势,进行分析,以决定风险和收益搭配最佳的利率水平。
其次,树立企业为主体的经营观念。利率市场化以后,企业,特别是很多效益好的企业他们的融资需求将下降,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酷的客户追逐战。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要给自己重新定价,应以企业为中心,服务于企业。比如银行可以为其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提供专业的资金理财,以此来留住老客户并吸引新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