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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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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关键词:课程评价;课程改革;职业教育
课程评价是课程开发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在课程开发中起着导向、诊断、修正等作用。
在当前职业课程改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适切的课程评价随时诊断课程设计与实施中的问题,及时修正课程,从而保证课程改革能够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是当前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
一、职业教育课程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评价意识不强课程评价意识是对课程评价的基本观念与认识,是对课程评价及其实施的基本反映。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评价意识的薄弱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重课程开发轻课程评价从2004、2005年开始,上海、江苏等省市率先颁布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
在教育行政力量的有力推动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普遍开展,许多职业院校成立了以专业带头人为骨干的课程开发小组,或独立或联合兄弟院校进行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块化专业课程开发,对传统专业学科课程体系进行颠覆性改革,几年来取得明显成效。但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很多基层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却认为,课程评价是课程专家与上级行政部门的事,由此导致课程改革中只管课程开发,不问课程评价,课程开发一哄而起,重复无序的状况,降低了职业学校课程开发的整体效能。而教育行政部门毕竟与课程开发现场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同步组织专家对课程开发作出及时的评价。
2.课程评价窄化为教学评价课程评价顾名思义是以课程作为评价对象。但目前对“课程”有着许多不同理解。
如认为课程是学科或科目,课程是计划或方案,课程是经验等;同时,课程也存在许多层次,包括各界期盼的理想课程、官方公布的正式课程或书面课程、教师理解的知觉课程、教学时实际执行的运作课程以及学生实际学到的经验课程等。由此可见,课程的内涵是丰富而又复杂的,必须从整体上来全面把握课程评价的内涵。从课程开发的整个过程来讲,课程评价通常包含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成果四个方面的评价。但在我国职业学校的课程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前苏联“大教学论”观念的影响,很多教师依然只有教学观念没有课程意识,体现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即为将课程评价等同于教学评价来操作,只开展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和教师教学的评价,而对课程规划、课程设计的评价则很少涉及。事实上,课程评价包含教学评价但绝不仅仅是教学评价,其还应包含对课程本身的评价,如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方案的评价。对于当前的职业教育来说,由于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还不成熟,实践中的各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都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只有通过不断的评价,集思广益,才能促使课程本身不断改善、提高质量[1]。因此,对职业教育课程本身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课程实施能否取得成效的根基。
3.把课程评价作为临时性任务,缺少整体规划课程评价是伴随课程开发全过程的活动。
要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多重功能,就必须对课程开发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性评价。但在课程开发中,人们大多只是把课程评价当作课程开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来对待,只注重课程成果的总结性评价,而对课程形成与实施中的形成性评价活动没有通盘考虑和安排,更没有对课程开发全过程的评价进行专门的组织和规划。即使有一些评价活动,也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常常作为局部的、单项的活动出现,目的是完成某种单一的任务,而并不是基于对课程整体的评价。因此,这些活动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对课程改革的整体影响并不明显。
(二)课程评价机制不健全与基础教育主要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课程管理不同,为使职业院校的课程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岗位技术的变化,也为使职业院校能办出特色,我国职业教育课程管理更多地采用分权管理模式。
职业院校拥有较大的课程开发自,但权与责是对等的,职业院校在拥有较大的课程设置与开发自的同时,如果没有建立与之相应的监控与评价机制,就难以保证自不会被滥用,难以保证课程设置与开发的质量与效益。
就职业学校课程管理的现状而言,由于课程开发对大多数职业院校领导与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新知的领域。许多职业院校将人力、物力与时间主要投放在课程设计上,注重课程成品与方案的推陈出新,而对于课程成品与课程开发的评价则常借助于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如试教、实验、问卷调查与学者专家的参与、审查,或仅由少数几位参与的教师在课程开发结束后撰述报告与心得体会等。这种非正式的课程评价常受到很强的人为因素影响,很难保证课程评价的客观性。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实验的对象是成长中的学生,这就决定了课程实验不能像其他实验一样允许失败,否则,受影响的可能是一批学生的未来。
为避免学生成为课程实验的牺牲品,新课程开发中就必须建立一种随时反省反馈的评价机制,不管是规划、设计、实施或成果评价中的哪一个阶段,都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评价,每一个阶段的开始都需以上一个阶段的评价结果作为重要依据,如果评价结果不佳,就应在该阶段继续修正改进,甚至退到前一阶段进行修正。只有建立这种随时反馈的机制,才能确保学校课程开发的质量。
(三)课程评价标准缺失课程评价标准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仅是评估课程开发效果的依据,同时也具有引导与修正课程发展与规划方向的功能。目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院校的评价大多仅停留在专业评价上,课程评价只是作为专业建设评价中的一小部分有所涉及,还没有出台专门的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
要开发出一套全面适用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一是由于职业教育课程本身具有复杂性。
课程评价需要对课程的价值作出判断,而价值观是相对的,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就有可能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作为课程评价的标尺,由此会导致对同样的课程作出不同的判断;而课程评价的目的不同、对象不同、主体不同、方式不同也需要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价。但不论课程评价指标的具体内容如何,都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共性要求。
二是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与众多因素具有关联性。
如,对专业课程编制的评价,既要考虑专业课程标准、专业设备配置标准,又要考虑不同门类专业课程的特性与要求。迄今为止,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制定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教育部2009年1月6日颁发的教职成[2009]2号文《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明确指出,国家将统一制定部分基础性强、规范性要求高、覆盖专业面广的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但目前这些教学大纲只是尚在拟定中。可以说,目前在职业教育课程实施和课程成果的评价上,由谁来评价、依据何标准评价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四)课程评价模式阙如我国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活动大多采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校外专家评价模式,评价目的主要是评定绩效,在诊断课程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高课程质量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这种专家导向的单一评价模式,不利于一线教师全面参与课程评价及开展自我评价。因此,目前亟待开发与研究真正符合各课程评价层级的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评价模式、实施策略与方法,以为各层级课程评价组织与人员提供参考。当然,评价的模式不只一种,可依据不同的课程评价层面提供多种课程评价模式,让各课程评价层级依据本身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采用,以促进课程评价实践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课程评价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明确的课程评价意识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建立课程评价意识对于提升职业院校课程改革成效与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课程评价意识包括:全程意识,课程评价不仅仅是课程实施最后一个环节的“总结性”评价,也应是贯穿于课程开发全过程每一个环节的“过程性”评价,无论在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还是课程实施阶段,都应该有课程评价的检验与监控,才能发挥课程评价的多重功能,促进课程及时改进与完善。整体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包含了单门课程和专业课程体系两个层次,因此,对职业教育课程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在单门课程上,而应以职业岗位要求为目标,把每一门课程放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加以考察与评价,从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上把握对课程的评价;
二是在课程评价中应把课程、教学和评价进行统整,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应兼顾传统的教学评价与对课程本身的评价两方面。发展意识,课程评价的目的不仅在于判断受评价对象的优劣或者绩效,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评价促进课程的持续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长远发展。课程评价可以承认评价对象之间发展的差异,但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这种差异,而是要从对这些差异的分析中去判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找到适合评价对象改进与发展的方法,促进评价对象在现有基础上实实在在的发展[2]。
(二)形成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任何活动功能的充分发挥,都需要有良性的机制来保证。建立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首先需要明确各级课程评价主体的职责,如中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行业企业应有什么样的课程评价职责,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述和规定,各级课程管理部门才可能依据这些要求开展各自的课程评价活动。
在明确课程评价职责的基础上,职业学校课程评价还应形成灵活有效的运作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职业学校课程评价常驻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或职业学校设立课程改革领导小组或课程开发委员会,组织各层级的课程相关人员开展经常性的自我评价,完成日常的课程改革评价工作。二是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间真诚对话机制。校外专家、行政部门领导或者由社会中介机构承担的课程评价活动,要改变单一的居高临下的控管目的,逐步从管理者转变为监督者,与基层学校和一线教师形成协商对话的良好机制。三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还要充分重视行业企业、学生及其家长、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等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课程评价中的意见与建议,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吸收,才能使职业教育课程与社会真正实现需求的对接。
(三)构建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指标体系研究者普遍认为,一套良好的评价指标必须具有重要性(能反映课程的某个特质)、有效性(能测出想要的东西)、可靠性(具有统计上的信度与效度)、比较性(能用来比较不同课程或实施方式之间的差异)、可行性(评价人员可以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指标值)与简明性(容易为众人了解)五大特征[3]。
职业教育课程由于专业众多、课程繁杂以及课程的地域性及多变性等特点,要制定全国统一的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是较困难的。但如果没有任何评价标准作为依据,就可能会使评价活动失于随意。特别是课程评价中需要经常性自我评价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评价指标或要求,就可能会使课程评价流于形式。因此,应构建一个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课程评价标准。这一课程评价标准并不一定要有详细的数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而只要告诉评价者特别是自我评价者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注意哪些问题即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课程评价标准是需要二次开发的评价标准,这样,既可以使评价标准体现个性化的特点,也可以具有普遍性的要求。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还应体现出如下特征:导向性,评价标准要突出职业教育课程的职业性特征,通过具体指标的价值倾向性引导课程朝着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方向发展;适应性,评价标准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也要考虑地区间、学校间的差异,同时,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各层次评价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指标进行自我定义,使评价标准有更强的针对性;操作性,评价标准应强调指标的可操作性,使评价人员能够根据评价指标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对课程状况做出判断;层次性,评价指标应体现不同的评价层级要求,中央、地方、学校应根据不同层级的职责,提出不同的标准,使每一个层级的评价适合该层级的评价需求。
由于评价指标的建构方法对评价结果有很大影响,因此应注意所用方法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一是要通过多元协商形成评价标准。课程评价标准总是要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其价值取向应平衡各课程利益主体的诉求。美国课程专家斯塔克指出,评价标准应该反映“社会权威人士、课程教材专家、教师、家长和学生”这五大主体的价值观[4],通过多元协商的办法来形成评价标准,当然,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确立过程中,还要增加行业、企业这一主体,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质决定的。二是要兼顾量化与质化指标。课程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很多因素难以量化,所以评价指标体系通常包括量化及质化两类指标,而且普遍以质化指标为多。一般质化指标体系建构的主要方法有文献探讨法、专家判断法、脑力激荡法、专业团体模式、提名小组、焦点团体法及德怀术等七种[5]。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综合运用上述多种方法建构,最后经过论证实验而成。
(四)开发实用的课程评价模式课程评价模式是指按照一定课程理论建立的用以指导人们进行课程评价活动的样式。
它规定了课程评价活动的内容、范围、过程和程序,对课程评价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国外较为成熟的课程评价模式很多,常见的有泰勒的目标获得模式、帕兰特和哈密尔顿的阐释性评价模式、斯太克的回应式评价模式以及斯泰弗尔比姆的CIPP评价模式等[6]。
我国理论界比较熟悉的是泰勒的目标获得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评价课程活动中预先设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在这种模式中,目标的设定成为关键,这些目标必须能够以某种手段加以测量和评定。对此有不少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批评,在教育活动中,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目的是很难进行测量的,特别是难以用所谓的“行为术语”来对目标加以描述,因此,认为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是有局限的。
我国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对“专业专家评价”
模式最为熟悉,这种模式是我国开展外部教育评价的主要模式。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重点学校评估、专业建设评估、课改实验学校评估等,所采取的评价方式与这种模式都比较接近。“专业专家评价模式”比较适应那些单门课程的评价和某种类型的课程(如某专业或某类专业)评价,但对学校整体课程的评价,用这种模式常常容易忽视学科专业和课程之间的差异性。
CIPP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针对性强。不同的评价对象有自身存在的条件和环境。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所制订的方案也必然不同。而针对这些不同方案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所进行的实施过程的设计进行的评价,本身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因而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多样化职教系统的课程评价模式,也可以认为是今后我国职业教育活动中课程评价应该关注和采纳的主要模式。但要真正按照CIPP模式对课程改革作全面的评价,不仅评价成本高昂,牵涉范围广泛,而且对评价主体的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就现状而言,采用这种方式开展评价还有很大困难。
由此可见,这些模式各有其不同的特色与功能,要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全盘照搬这些模式是不适宜的,但要在短时期内建立我国自己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模式也相当困难。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根据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实际,借鉴各种模式的合理内核,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本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模式。
参考文献
[1]黄政杰.课程改革(第三版)[M].台北:汉文书店,1999.
[2]李雁冰.课程评价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84.
[3]庄廉本.教育评价指标的构建[J](.台湾)技术与职业教育,1999(总52):8.
2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文献综述
我们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到近年来很多教师对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提出了改革意见和做法,如林秋月等对计算机辅助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利用音像动画代替课堂演示、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实验教学等措施。白丽娟等认为,在培养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和科学素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她提出改革后的考核内容以无机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采用平时考核和期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平时考核包括预习、操作、实验素养与习惯、实验速度、实验结果、实验报告和实验创新;期终考核包括笔试、实验操作及实验小论文。殷平等提出课内课外加强师生互动、实施辅助教学手段、开放实验室、充实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科研内容、努力提升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条件等方面就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研究。李向清等从大学无机化学实验的基础性、无机化学实验的综合性和研究性、无机化学实验的环保性教育、无机化学实验的微型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具体措施比如:安排一些简单无机化合物的合成和提纯实验,以训练学生动手能力;每节新课改为先预习、再实验、后总结的做法;每次实验结束最好能留有一定的时间以便教师和学生之间互相交流;适当增加一定量难度适中、有一定趣味性和应用性的综合实验技能训练内容,等。石振武等对工科无机化学课程实验教学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抓好实验前预习报告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要求学生以自己的语言完成预习报告;加强学生实验操作过程的管理和考核,以实验操作是否得当正确、操作是否熟练、用时长短、实验记录的结果是否准确、仪器是否干净、实验台是否整洁等几方面作为实验操作成绩评定的基本依据;完善实验记录的方法和评定,要求学生根据实验的内容制定恰当的实验现象和结果的记录表并进行忠实详细地填写,并将该实验记录表经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黏贴在实验报告中。王霞等将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引入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由学生提出问题、查阅资料、分组讨论、设计方案、动手实验、观察现象、测定数据、最后总结反思。她们并以实验“硫酸亚铁铵的制备”为例初步探讨该教学法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关于成绩评价研究也有一些,但发表时间较早,如:杨秀清等提出无机化学实验成绩由六个部分组成,其中预习20分,实验纪律10分,实验操作20分,实验记录10分,卫生整理10分,实验报告30分。并对各部分分值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姜润田等认为应该将开设的每个实验的成绩取平均,再乘以70%作为本门课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以综合性实验考核为准,占30%;把平时和期末两块成绩加起来即为本门课的总成绩。开放性实验属选修性质,考核合格即可。
3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课堂管理方面的改革探索
3.1设计问题提问,加强对学生预习情况的检查
学生在实验课前对即将要做的实验是否有整体全面的认识,是否掌握了基本知识和相关原理,是否对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过认真的思考,直接关系到其做实验的效果,甚至是成败。如何提高学生预习的积极性呢?我们做了如下改革:将以前上课刚开始一段时间的讲解改变成现在的提问。课前我们尽量做到把实验中所有的细节设计成问题,有必答题和抢答题等多种形式,然后上课时就设计的问题提问学生,并把他们回答的结果简要记录下来,留待课后打分给成绩时参考,或者当堂直接给出成绩,这个成绩将作为总评成绩的一部分。该部分成绩在最后的总评中所占的比例应事先向学生公布。设计问题的总数最好能覆盖大部分或全部同学。回答的结果要及时点评,给出正确答案,以便在接下来的实验中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指导。由于回答问题的好坏直接牵涉到最后该门课的总评成绩,因此容易引起学生的重视,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学生课前预习积极性的效果。另外,还要提出一些有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在实验中去发现和总结。比如在《氧化还原反应》实验中,反应物相对量的不同会影响某些反应最终的实验现象和结果,可以就此设计问题。
3.2课堂上不断巡视,加强对学生实验操作过程的监督
在学生进入实验操作环节以后,教师不要像以前那样只顾做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加强对学生实验过程的考察。我们采取了以下做法:教师在课堂上认真巡视每位同学做实验的过程,并做好相关记录。这样做有三个目的:一是要及时掌握每位同学实验开展的情况,防止有的小组中个别同学不做实验、依靠别人,这种情况会时有发生,应及时提醒;二是要及时发现个别同学的错误操作,并给予当场纠正,对较严重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同时提醒全班同学加以防范;三是要注意发现操作非常认真规范的同学,适当给予表扬。另外在巡视的过程中也要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困难,比如有学生某个知识点忘记了,要及时给予解答;有的同学仪器损坏了,要及时为其更换,也就是说教师这时候还要为学生做好服务工作。课堂考察的结果也要给出相应的分数,并确定其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
3.3对实验数据和产品拍照留存,加强对学生实验结果的考察
在以往的学生实验课上,我们发现有学生不够认真,没有做出实验结果就草草收场。由于当时不注意对学生实验结果的考察,对这种现象未在实验总评成绩中体现。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对每一位学生的实验结果进行取证,包括对实验数据原始记录和实验产品进行拍照,并对实验数据的合理性进行检查。将检查记录的结果打出成绩,并将该成绩作为总评成绩构成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学生做实验的认真程度。当然对实验失败的同学,我们的做法是鼓励其重新做一遍,以获得较好的实验结果。
3.4及时交流,提高学生对本次实验的再认识
等到大部分学生做完实验以后,可以考虑开始一边继续前面的工作,一边与学生进行交流,其目的主要是考察本次学生实验的整体情况,了解哪些地方比较成功,哪些地方容易失败,并督促学生进行反思,同时也为自己下一次设计问题提供素材。另外,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让做的好的同学向大家介绍经验,主要说出他在课前对哪些关键点做了深入的思考,做实验时注意了哪些方面?等等。也让做的不好甚至失败的同学分析自己本次实验没做好的原因,以免后面的同学重蹈覆辙。比如在做“硫酸亚铁铵的制备”实验时,有的同学得到的产物量多且结晶性好,而有的同学所得产品量少且呈面糊状,甚至有少数同学产品发黄,这就应要求学生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4无机化学实验教学学生成绩评价方面的改革探索
4.1根据出勤情况对每位学生进行评价判分
一般来说,学生除了生病或有重要的事情才请假外,都会正常出勤的。在我们所带的三届学生无机化学实验课堂上,缺勤情况比较少见,但迟到现象比较多,也有少量学生会早退,即实验未完成或实验台没整理好就离开了实验室。因此,我们认为出勤成绩应考虑到对迟到和早退现象的处理,我们采取了如下做法:对迟到和早退现象进行酌情扣分,并按一定比例将其体现在总评成绩中。
4.2根据预习情况对每位学生进行评价判分
学生预习情况主要包括预习报告完成情况和课堂上回答问题情况。学生预习实验报告不能直接抄袭书本,应采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内容应包含新使用仪器设备的原理、使用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及对实验课本中思考题的解答,等。由于无机化学实验大部分为验证性实验,实验思考题的解答可以通过课前查阅资料来解决。我们根据学生预习实验报告的书写情况和课堂回答问题的情况给出合理的分数,并确定其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
4.3根据课堂巡视情况对每位学生进行评价判分
以往对学生实验成绩的评价未充分考虑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现在我们要根据上述课堂管理中课堂巡视的结果,给出学生相对公平的操作分,当然这一点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事先合理设计出给分点或扣分点。我们的做法是先设定一个基本分,然后再根据每位学生做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对操作准确到位的情况加上一定的分数,而对操作不当或出现错误的情况减去一定的分数,并将该部分分数按一定比例体现在总评成绩中。
文化价值主要是指教师对于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由教学的实例出发,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数学课堂教学中文化价值的挖掘.
从数学教学大纲到数学课程标准,教材变了。数学课堂教学的方式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患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就基础教育而言,数学教学的文化价值在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数学教学中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教师对于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数学教学中关键是对教学内容的挖掘和理解.不但要将知识的工具价值展示出来,还要把它的文化价值、育人价值挖掘出来.既要注意它的知识形态,更要注意它的文化形态.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下面结合教学实例谈谈数学课堂教学中文化价值的挖掘.
关注学生。改进方法,挖掘学生主动参与的智慧
在现实生活中.当你跟孩子交流时,你站着与蹲下来跟他说话.他向你提出问题。他的思路、交流的方式活跃程度是不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些缺憾.让学生在回答、提问、交流的过程中间把这些问题以及它的结果逐步完善,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中间,营造与学生在平等起点上交流的氛围,让学生不但能够接受你。而且还能勇敢地挑战你.跟你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追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
例如.宜兴外国语学校的杭字教师在《图形的旋转》的小结时,让学生自己总结.并在班上交流:本节课,我学到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感到最困难的是……然后.结合学生所述,教师给予适当指导.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及时回顾自己在本课学习中的收获、困难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口头表达能力.更能使学生更主动、更自主、更智慧地学习.
注重生活中的数学美。让学生感受数学美
喝白开水与品茶,感受是不同的.如果你只把数学当做一门工具,很可能是淡而无味的:而作为一种文化来讲.就要慢慢地让学生有一个体验和感悟的过程.
在数学中.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解法,一个对称的式子,一个优美的图形,一个和谐的结构。一个奇异的念头,都会使你沉浸在数学美的海洋中.数学美在发现问题、提出猜想和欣赏解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泰州九龙实验学校的陈建教师在上《黄金分割》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黄金分割的应用。在播放国歌的同时。用多媒体展示升旗的画面.在歌曲达到(我们万众一心……)的时候。画面旗杆的对应部分出现闪烁的红点.这样。把歌曲中的黄金分割转化为线段中的黄金分割,让学生直观地体验国歌的雄壮之美,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注重数学问题生活化,挖掘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
教师要鲜活地使用教材.同一教材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以建立新的教学方式,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培养学生的重点,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对课本素材的充分利用,或挖掘内涵,或利用变式。或改变题型.这是数学课程标准中创新使用教材的要求.
例如,宿迁中学的韩成云教师《从问题到方程》一课中,把整个一节课的问题情境通过李雪同学在家中与父母的交流,以故事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使得师生互动、学生交流积极性的调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注重思维训练。挖掘学生潜能
(1)数学课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则诱发创新.教师要创设求异的情境,激发学生多思、多问、多变,让学生在质疑、探索和求异中有所发现和创新.
例如,徐州市九里中学的朱黎生教师在《图形的旋转》一课中,采用学生喜欢的笨笨熊、企鹅为例,通过企鹅荡秋千的情境引入图形的旋转,并由学生类比图形的平移得出图形的旋转的概念.这样设计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使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类比出当前学习的新知识,在探索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字]: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转变动因动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和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拟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定。
一、国际政治动因摘要: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和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向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平安和国家竞争力新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心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平安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和全球化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非凡是高端技术新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平安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拟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平安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平安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平安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平安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探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平安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新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平安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摘要: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功能,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和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功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向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新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摘要:“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办法,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摘要: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摘要: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和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和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熟悉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新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办法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把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和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假如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功能。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把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功能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心和地方权威经济探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功能,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非凡注重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平安”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和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摘要:科技短缺和科技起飞新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有关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和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有关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客家形成的历史,是历经艰辛的迁徙史。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客家文化已不是纯粹的华夏汉文化了,它是华夏汉文化(即传统文化)与客家人迁徙途中所遇到的其他汉民系文化以及土著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综合体。客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子文化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下文从客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的寓意角度谈谈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一、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认同
对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数字现象进行研究,并和传统文化进行比对,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对数字寓意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共同对数字“四”的禁忌,因为数字“四”谐音“死”。车牌、房牌或电话号码尾数含4的是令人生厌的,一般这些号码只能贱卖。对数字“七”的敬畏,共同认为“七”是一个神秘数字。在汉语中,相对与其他数字,数字“七”神秘性更大,使用范围也更广。早在《周易.复卦》中就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说法,意思是当天道循环往复一次所需的时间为“七日”,“七”于是成为一个周期数。在传统文化中,数字“七”也经常被人所忌讳的。在给人送礼时七件或七样是不会出现的,在饭桌上七盘菜数不会上的,在挑选好日子时,逢七、十七或二十七日人们也不会挑的。另外,“七”与丧葬有关,在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客家文化的丧葬习俗中有“走七”、“四七”、“七七”、“做七”等禁忌之俗。在客家话中,凡带“七”的词都不太好,都带有一层麻烦的意思在其中。客家人对“七”的禁忌,还体现在人日节吃“七样菜”等习俗上。吃“七样菜”除了客家人利用其谐音象征来祈愿家人机灵能干、生活永远幸福之外,还隐含着客家人对数字“七”的禁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自古在追求一种完整、圆满、和谐的大团圆的状态,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数字中的“偶数”正好具备那种完整、圆满、和谐的性质。这样,偶数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人所崇尚,从大量的吉利数字多为偶数的现象中可见一斑。单数由于不具备这种性质,而倍受冷落。在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成双成对”的完满状态。对于那些孤立、不完整、不圆满的不和谐状态,人们是十分排斥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它们达到圆满、和谐的满意状态。所以,民间送礼是送“双”不送“单”的,婚庆日是不选在单日而选在双日的,待客上菜的数目也讲究上双数的等等。一句话,中国人追求“好事成双”。当然,偶数并不全是吉祥数,有些单数也被视为吉利数。客家人就深通此道,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六”、“九”这两个吉祥数字在客家地区也十分推崇。“六”作为吉祥数字的原因,它代表“顺”,酒令以及俗语都有“六六大顺”之语。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六”在客家地区也是个吉祥数,送礼、开业、庆典、婚嫁等喜庆事也以“逢六”为吉日。传统文化中,“九”除了与皇权有关的神圣意义之外,在民间由于“九”与“久”谐音,含“九”的日子就被人们视为是喜日。如,九月九日,含双“九”与“久久”谐音,寓含有“天长地久”之意,是婚嫁的好日子。客家人也对“九”十分推崇,含“九”的日子经常被人们选为办事情的好日子。
二、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重构
在传统文化里,阴阳学说自古十分盛行。根据阴阳学说,世界是由阴阳两极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处于阴阳两极对立的状态中。如,天、男、奇数为阳;地、女、偶数为阴等等。偶数在阴阳二元论中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因此,以“二”为代表的偶数就成为人们所欢迎的数字。人们在婚事喜庆中尤其喜用双数,是取“成双成对”之意。如,婚事各项具体事物中,象婚礼现场的陈设、饰物均取双数。可在客家人眼里数字“二”并不全是吉数,在客家方言中“二”读成“匿”是含有贬意的。客家话中的 “阿二牯”、“阿二麻” 就是指愚笨之人。在粤语区中,“八”与“发”谐音。数字“8”特别受广东人喜欢,他们把“88”念成“发发”,寓意财运亨通。由于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对数字的嗜好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受广东人的影响,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全国。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凡带有“8”的都是非常热销,很受欢迎。可在客家地区,人们对数字“八”并不推崇,很大原因是由于那句俗语“七不出,八不归”,即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再者,数字“八”在字形上有“分别”、“分离”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传统文化与客家文化中数字寓意“大同小异”。两者有着相同的数字禁忌、数字崇拜,这是主要的。两者也有对数字禁忌、数字崇拜寓意不同之处,这是次要的,这也是客家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转贴于
三、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汉民族一直以来主要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把儒家思想当作最重要统治工具之一。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日常活动以及人们平时的思想言行中都流露出儒家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客家文化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突出地表现在,“崇敬祖先、重视教育以及因循守旧与锐意变革上。”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讲究“孝悌”的民系。某人对上孝敬父母、对下友爱兄弟,会受到全村人的尊敬、赞扬;反之,则会被大伙所指责、唾弃。客家人的“孝悌”精神,进一步体现在崇敬祖先上。客家人对祖先十分崇敬,每逢仲春、仲秋以及冬至日等祭祀时节和重大事件时必准时向祖先备礼设祭。客家人祭祀先祖的祠堂在客家地区遍地都是,每个家族无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祠堂。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客家人寻根崇祖的精神。另外,这种崇祖意识还表现在客家方言上。客家人对“家乡话”非常重视,甚至,有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口号。“田”指的是土地,“言”指的是以语言为代表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由于战乱等原因,客家先民被迫不断地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土地不象语言那样便于携带,于是便成了包袱、累赘。客家先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得他们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即使占有土地,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拥有。所以,客家人对土地的态度是不太看重的。共同的语言文化,是一个家族、一个民系联结在一起的牢固纽带。共同的文化语言,是客家人每到一个新迁徙地,安定、繁衍,抵御外族侵扰,加强内部团结的有力保障。“言”的种种神奇作用,使得客家先民无论走到哪,都是一个团结、强大、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群体。客家先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客家人对“言”的重视大大地超过了对“土地”的重视。例如,在客家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汉语,从客家话中可以发现古汉语在各个时期发展的痕迹,客家方言被人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
在漫长的迁徙、侨居、聚居过程中,客家先民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环境并融入当地社会,不得不对其原先所拥有的古中原文化进行改动,并适当地融入当地文化的某些元素。客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它是古中原文化与侨居地、聚居地的文化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例如,当客家先民行进到江淮流域时就对以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了有益汲取;当客家先民进驻到闽、粤、赣三角边地时对畲族文化、瑶族文化、苗族文化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进行了认同和融合;当客家人定居于赣、粤、闽三角边地时对潮汕文化、福佬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汉民系文化进行了学习和借鉴,这就使得客家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采。赣、粤、闽三角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得以相对稳定地保留下来。
数字是文字的一种,从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子。当客家先民还未向南迁徙时,他们与中原大本营的汉民族,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还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这从数字观念上可见一斑。例如:客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崇尚偶数的倾向,认为单数是不好的、未达到完满的状态。对“四”的禁忌,对“七”的禁畏,对“六”、“九”的推崇等等。随着客家先民不断地向南迁徙,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化上。客家人在顽强地保持其原先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在与新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中也吸收了新的文化营养,客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是有一些异同的,我们可以从数字上得到验证。原先在传统文化中吉利数字“二”,在客家文化中并不全是吉利意义,有时含有贬意,客家人就称愚笨之人为“阿二牯”。还有大吉大利的数字“八”在客家地区,也因为俗语“七不出,八不回”等原因而并不受到推崇。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数字现象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数字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字我们看到了客家群体的迁徙史,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以及客家文化的演变过程;通过数字我们还了解了传统文化同客家文化的关系是根本与枝叶、源头与支流的关系。数字在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蓝希瑜 罗琼:《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5).
[2] 温珍奎 尹珊:《赣南客家葬俗述要》[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
关键词: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评价功能
【中图分类号】G617
课程评价功能寄生于课程评价,是通过课程评价活动及其评价结果作用于评价双方,引起评价双方的改变而得以体现的。课程评价功能的大小和内容主要取决于课程评价活动本身的结构以及其运行机制。根据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的特点,可将其评价功能归纳为诊断鉴定、信息导向、教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功能。
一、诊断鉴定功能
诊断鉴定功能包括检测、分析、比较、判断和鉴定等方面。(一)检测。检测不是测验。在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评价中,检测环节最重要的是收集检测材料的真实性、综合性、全面性,鉴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评价主体须动态收集评价信息,体现获取信息的动态性、及时性、准确性,深层挖掘和拓展评价内容。(二)分析、比较和判断。分析是课程评价过程的重要环节和课程评价结果的功能表现,课程评价结果的获得必然包含了分析环节,而课程评价结果又反过来促进和深化分析过程,分析评价结果包括探究评价结果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反思,分析课程目标的合理性、评价方式方法的适宜性、评价机制的有效性、检测结果的可行性等。(三)鉴定。通过鉴定,课程评价活动获得结果,这一轮课程评价活动也进入了最后环节,但评价活动的结束并不预示着课程评价功能的终结,恰恰相反,通过课程评价结果,评价活动还将发挥出重要的评价功能,并奠定下一轮课程评价的基础。
二、信息导向功能
信息导向功能主要包括解释、反馈、调节、引导等方面。(一)解释。课程评价是对课程运行的解释,通过对课程评价结果的理解,促进课程各方之间的理解。教师加深对课程运行和儿童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分析判断的能力,调整和改进自己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能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儿童、引导儿童,因材施教,促进儿童的发展。(二)反馈。通过课程评价,教师和儿童理解课程评价结果,获得反馈信息,反馈信息在课程运行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课程评价本身是一种教育活动、一种信息活动,儿童与教师通过课程评价,获取相关的信息,在这过程中,教师应善加利用信息,使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成为促进儿童发展的资源。(三)调节。调节功能是很重要的。平等、公正、客观、多元化的评价,对儿童自我意识、情绪情感、评价意识与能力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儿童身心的健康,教师通过与儿童建立多主体、多元化、立体化的评价方式,不仅仅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教师的课程实施。(四)引导。课程评价引导课程目标的实现,引导课程生成与发展的方向、引导教师促进儿童的整体发展等。
三、教育发展功能
教育发展功能是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评价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主要包括预测、激励、深化、改进、推动等方面。(一)预测。预测教育需求和结果。1.预测教育需求。儿童的教育需求有别于其他年龄阶段儿童的教育需求,由于学前阶段存在各方面发展的敏感期,学前期发展的巨大价值、学前儿童的认知方式也体现出具体形象化特点等,必然促使其教育需求更多的遵循儿童“成长大纲”,所以,满足儿童的教育需求,必须以儿童发展为本。2.预测教育结果。通过对教育结果的预测,可制定课程评价的标准和指标体系,以改进、优化课程评价,或是调整课程目标,使之更有利于儿童的整体性发展。(二)激励。激励儿童进步。激励是一种引发需要、激发动机、并通过对行为的指导以求达成有效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激励是通过评价机制的运行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儿童的兴趣、动机、态度、情感、意愿、自我认识等对课程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及时的评价信息反馈,让儿童学会认识自己、欣赏自己,了解自己的情况,看到自己的强势与弱势,体验成功和正确认识挫折,激发儿童竞争与进步的意识和动机,以促进儿童的进步。(三)深化。深化课程实施。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通过课程评价活动,引导和帮助教师去关注儿童,分析儿童的言语、行为、情感、观念、兴趣、愿望等,指导教师正确、客观、公正的评价儿童,引导儿童发现问题,进行探究,深化儿童的求知欲;针对儿童个性心理特征,引导儿童克服不良情绪,促进儿童心理健康;采取多种课程实施策略,保持儿童兴趣,激发儿童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四)改进和推动。改进课程设计,推动课程发展。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评价存在课程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中,也存在课程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并在评价中积聚变革力量,积极推进课程改革、改进课程设计和推动课程发展。
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强化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健全工程造价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加快法规建设,规范建筑市场,掩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二要理顺各种工程造价管理主管部门的关系,建立各部门定期的和谐接洽制度,使工程造价管理的标准和指标能够更好地连接、配套。从政府组织管理逐渐过渡到行业协会管理,勉励设立专业的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国家部门对政府和非政府投资离开管理。
2.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网
目前国内许多地区建立了当地的工程造价信息网站,一般都是按照当地的习惯来划分工程分类、材料分类、材料编码以及指标和价格等,对全国的应用者来说存在众多不便。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根据工程类别划分,统一信息采集标准,统一信息编码,统一口径内容,统一数据库解决方案,建立全国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网是信息技巧在工程造价管理领域利用的必定产物,也是造价工作者们所期待的。该网站应供给全国各地的工程造价信息,包含建材价格信息、造价指标、行业动态以及文件法规等等。它不但有利于应用者查询、分析和决策,更有利于国家主管部门履行统一的管理和和谐,使得工程造价管理统一化、规模化、有序化。
3.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打造工程造价网络市场操作平台
利用信息技巧建立工程造价网络市场操作平台,在网上建立虚拟的建材市场,网络管理,开辟网上定购等电子商务利用。从世界领域来看,推动建筑业管理网络化、主动化、电子化和全而信息共享已是大势所趋,建立在现代通信网络基础上的视频会议网络将成为建筑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各单位的器重,因而实现网络招投标工作也成为一种必定趋向。在这个操作平台上,可按照这样的程序实行摘要:招标公告、投标单位网上报名、对投标单位的资格预审、随机抽取专家评委、网上递交标书、网上开标、评标、定标,合同管理。这样不但做好了招投标工作,而且加大了管理的公平性、公平性、透明性,更利于工程造价管理领域的健康发展。
4.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完善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