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4 18:30:58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幸福感调查报告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与2008年相比,本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就入选的副省级/地级市来说,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这些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最浓:成都、宁波、杭州
人情味,是指被调查者对当地人情味浓厚程度的感受。综合五种调查方式的结果看,成都、宁波、杭州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就县级市而言,人情味最浓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和江苏吴江市。
就业机会最满意:
宁波、成都、西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在就业机会满意度方面,注重自身创业的宁波位居榜首,成都、西安紧随其后。
而县级市进入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是: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
交通:银川最满意
有趣的是,无论是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还是报刊、手机短信投票,对于自己城市的交通状况满意度最高的都是宁夏银川,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则未入榜。若想在交通状况方面获得居民的肯定,大型发达城市任重道远。
而很多县级市虽然经济发达,但人流量和交通状况尚在负荷之内,因此很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在这一项调查中仍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列前三。
生活便利度南京获第一
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不同,这次进入生活便利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多了一些新面孔,南京荣登榜首。
而生活便利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一方面自身发展较好,另一方面都紧靠发达的地级市。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
西安、杭州、成都
医疗卫生幸福度最高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入选的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杭州,也有诸如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
对县级市来说,长三角城市的医疗卫生整体优势非常明显,占据了前10位的大部分席位。山东邹平县获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分获第二第三。
南京继续领跑教育幸福感
和2008年调查结果类似,在城市教育状况幸福感的排名中,南京继续领跑,位列榜首。西安、杭州分列第二第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
教育状况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榜单上,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位居前三。
安全幸福感最高城市:
宁波、西安、杭州
在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宁波夺得冠军,成为居民的治安幸福度排名最高的城市,随后是西安和杭州。县级市的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榜单上,山东邹平县夺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第二第三名。
环境:杭州、成都、宁波、西安幸福度高
就环境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而言,杭州、成都、宁波、南京、西安等地的山清水秀或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分列前四。县级市的环境幸福度,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享前三名。
房价幸福度:昆明一马当先
居民对于所在城市房价的幸福感受,位居前列的几乎都不是超大城市,昆明一马当先,紧接着是宁波、成都。
而房价幸福度较高的县级市,大多临近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些县级市的市民通常将本地房价与附近的大城市比较,因此获得幸福感。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获前三。
经济发展幸福度:杭州第一
就经济发展幸福度而言,副省级/地级市中,杭州排名第一,随后是昆明、宁波、成都等。一些大型经济发达城市未能进入前十,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感受,并非取决于当地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而县级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和经济规模一致,排名前10位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前三。
文化娱乐:成都登榜首
成都居民2009年在大多数幸福度指标上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文化娱乐幸福度也不例外。其他获选前10的城市大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经济水平较高。娱乐幸福度排行榜上,成都、杭州、长沙、昆明、宁波分列前五。
县级市中,娱乐幸福度排行榜前四名的城市是,湖南长沙县、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昆山市。
文明程度:
杭州、昆明、西安位居前三
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市,与教育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大部分重合,这显示出教育与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正相关关系。杭州、昆明、西安、成都成为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上位居前四的城市。
在县级市的文明程度幸福榜上,江苏宜兴市获第一,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和湖南长沙县位居其后。
在整个调查及其成果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肯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最具幸福感城市”与最“善感幸福”的市民
幸福在哪里?幸福“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幸福她也在市民对城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等各项指标的感受中。当然,也有人对“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不敢苟同。一些网友认为,杭州2009年先后发生“胡斌飙车肇事案”、“魏志刚醉驾肇事案”,成都2008年底发生“孙伟铭醉驾肇事案”,2009年又发生“唐福珍拆迁自焚案”,昆明2009年先后发生“躲猫猫事件”、“少女案”、“疑犯纸币打开手铐自杀案”,这几起轰动全国的大案、疑案,分别给杭州、成都、昆明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不想这三座城市都戴上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桂冠,岂不可笑?
面对这样的质疑,评选活动主办方自然并不难回答。比如说“幸福感”是一个包括了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某一领域发生的个案尽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幸福感”的总体得分,云云。其实还可以有更简单的回答――我们严格以调查数据为证,拿统计结果说话,你不服气不行。
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要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结果,应当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调查的手段要科学,不能弄虚作假敷衍了事,设计的内容也要科学,不能就“伪问题”进行“伪调查”。第二是被调查者对幸福的表达要客观真实。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评选中,第一个条件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执行调查的是一家口碑不错的调查公司,调查涉及的12项指标也都比较实在。第二个条件把握起来则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幸福感”终究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你一定要对它进行调查统计并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这样的结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感觉吻合呢?
据说幸福感调查(也叫幸福指数调查)在国际上很流行,中国搞城市幸福感调查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记得前两年,英国有两个社会团体联合了一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进行大排名,中国人排在第31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英国人(第108位)、新加坡人(第131位)和美国人(第150位)都高得多。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相当靠前,主要在于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比较实际,比其他一些国家的居民更容易感受到现实的幸福,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幸福。这种分析未必十分全面,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与居民感受和表达自己幸福的能力有直接关系。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赌博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关键词: 幸福指数 厦门 处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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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轻(1979―),女,福建福州人;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由于工作稳定、待遇不错、社会地位高等因素,公务员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群。零点公司的一份《2009年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幸福感的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和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感位居前两位,其中,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幸福指数最高,而一般公务员幸福指数也是中等偏上。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厦门市公务员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2010年6月,厦门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展了一次厦门市公务员幸福指数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发放书面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参加市委党校或市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两个处级班的学员。本次调查共发放91份问卷,回收91份问卷,回收率100%。调查的内容包括公务员把什么因素作为个人幸福的第一因素,以及对当前的工作状态、对个人生活环境、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经济收入、文娱活动、社会保障、交通状况等方面的满意程度。由于市委组织部在选派干部参加培训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人员数量与结构的比例,因此客观上促成了本次问卷调查抽样的随机性与科学性,从而保证了调查结果能够更接近于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状况的实际情况。
一、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为96.7%
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7%:其中感觉“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占12.1%,感觉“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占56.0%,感觉“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占28.6%;其中感觉“生活质量不高,不幸福”的占2.2%,被调查的人员中没有人选择“生活质量很差,非常不幸福”的;此外,选择“说不清楚”的占1%。调查数据说明,作为一个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厦门市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不仅远远高于中国人平均幸福指数(一份“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得分69.84),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平均值73.79。从调查对象的分类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女性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男性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男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25%,不幸福的占2.5%;女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100%,不幸福的占0%。从幸福感的程度来看,认为“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女性占27.2%,男性占10%;认为“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女性占63.6%,男性占55.0%;认为“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女性占9.1%,男性占31.2%。
第二,中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低、高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40-4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最高,这个年龄组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100%;50-5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次之,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97.8%;30-3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相对较低,认为自己幸福的占85.7%。
二、厦门市处级干部普遍认为身体健康最幸福
在调查“您会把什么作为您生活幸福的第一因素”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身体健康”的频率最高,占被调查对象的43.8%;其他因素的排位依次为“家庭和睦”占39.7%,“实现职业理想”占13.2%,“金钱与物质享受”占3.3%,“个人的个性自由”占0.8%。
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幸福观是当代社会主流人群幸福观的浓缩体现。在物质水平以及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平安健康对于每个人都显得原来越重要,因此,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幸福最主要的因素是符合当代人对生活幸福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的。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际交往的复杂性越来越凸显,来自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和困扰越来越大,因此,家庭和睦也成为当代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已经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已然衣食无忧乃至生活条件比较宽裕的处级干部而言,实现职业理想和追求物质享受则不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此外,类似于“个人的个性自由”这样的因素,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精神需求,只有少数人会将其作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五大原因
(一)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应该是当代中国公务员幸福指数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稳定。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对当前所从事的工作的满意程度较高:7.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喜欢,很有成就感,非常满意”;63.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很适应,比较满意”。此外,23.1%的人表示“工作只是谋生手段,没有其他感觉”,只有4.4%的人表示“对当前工作不满意”。长期以来,公务员被社会形象地称作“捧着铁饭碗”的职业,原因就在于这一职业的稳定性。曾经有人戏称:“谁人从来不担心下岗?公务员!谁人从来不受找工作的折磨?公务员!国家在、单位在、人民在,他们的工作就在,他们的饭碗就在。”虽然这样的评论透露出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某些偏见,但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从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公务员考试不难看出,公务员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大众普遍认同和向往的幸福生活的典范。
第二,保障全面。在当代中国,以职业划分,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应该是比较全面和到位的,这也为公务员排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从医疗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目前的医疗保健条件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能享受优越的医疗条件,感觉完全能承受医疗费用,没有负担”的占8.8%;选择“能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感觉能承受得起医疗费用”的占49.5%;选择“能享受正常的医疗条件,感觉医疗费用较高,有压力”的占35.2%;选择“能享受基本医疗条件,感觉负担医疗费用很吃力”的占5.5%。从社会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社会有保障,非常有安全感”的占3.3%;选择“社会有保障,有安全感”的占36.3%;选择“有一定社会保障,有一定安全感”的占45.1%;选择“社会保障不充分,安全感不强”的占14.3%,选择“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安全感”的占1.1%。
(二)稳定适中的收入
金钱和物质生活水平无疑对人们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有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存在“拐点”:家庭月收入12000-15000元是人的幸福感的拐点。也就是说,当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下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当家庭收入超过15000元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可能不升反降。考虑到厦门市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消费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的拐点也应该适当提高至15000-18000左右。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家庭收入在10000-15000元的占35.2%,12000-20000元的占47.2%。这就表明,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家庭收入都处于接近“拐点”的水平,而这一收入水平也是最能使人感觉幸福的区间。因此,稳定适中的收入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问题上存在比较性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在以往的一些针对公务员幸福感的调查中,许多地区的公务员认同这个职业稳定性好、社会地位高,但是很多人仍然表达了对公务员收入的不满。一位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表示:“公务员这个职业在经济上处于撑不着、饿不死的状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下岗职工、农民工比起来,当然好多了,但是,且不说与那些商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距离真正的中产阶级都还远着呢。”虽然,厦门市公务员中由此同感的不乏其人,但是,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公务员相比,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上有优越感和幸福感。有调查显示,2009年,浙江、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4-8万元之间;江西和安徽等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3-6万元之间;西部部分省市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2-4万元之间。2009年厦门市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5-10万之间,处级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7-9万之间。一项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分析研究表明,“比较”比“期望”更容易导致幸福感或不幸福感。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所得到的不仅是本身期望的,而且被个体认为超过了他人尤其是同类人的相对所得,则更容易使这个个体产生幸福感。因此,厦门市公务员由于收入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来源于个人收入期望的实现,而且来源于因收入高于其他地区公务员的收入而产生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三)充实的生活节奏
在被问及“您对自己当前的生活节奏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回答如下:认为“太忙,生活节奏过快”的占8.8%;认为“比较忙,生活节奏偏快”的占40.7%;认为“适中,生活节奏刚刚好”的占49.5%;认为“比较闲,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占2.2%;没有人认为“太闲,生活节奏过慢”。可见,总的来说,厦门市处级干部的生活节奏处于一种相对充实和适中的状态中,这种生活节奏,既能够使人对工作和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感,并从而不时地获得恰到好处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又不至于使人过于疲劳、压力太大。
由于生活节奏适中,厦门市处级干部比其他地区同级别的公务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个人的休闲娱乐活动,这也保证了厦门市处级干部能够经常保持较佳的精神状态。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中认为自己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占3.3%;“比较丰富”的占29.7%;“有参加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占55.0%,“较少参加文娱活动”的占11.0%。此外,有73.6%的厦门市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精力非常充沛,心态极佳”或“有精力应对工作生活,心态很好”。
(四)和睦的人际关系
和睦的人际关系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感强烈的又一大原因。在被调查人员中,19.8%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融洽,人缘很好”;58.2%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人缘较好”;20.1%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正常,人缘一般”。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调查是在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联合领导下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一生的快乐水平高低明显地呈U字形分布,童年和老年时期高,中年时期低。研究小组对世界大部分国家――从阿塞拜疆到津巴布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起伏都一致呈现U字形的规律。
人们在大约44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分别来讲,男性最不开心的年纪是在50岁左右,女性在40岁左右,女性会比男性更早一点进入中年情绪低潮期。
“中年危机”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者相信,U字形规律是由人性内在因素决定的。调查显示,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婚姻和生育状况,对此影响不大。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已婚者还是单身人士,行业精英还是失业者,他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都很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
“因为从事咨询工作,我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欧洲各个国家。”已届不惑之年的格莱格说,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般工作都很忙,很难长时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更多的时候是靠电话、电子邮件同家人联络,人在他乡时常感到很孤独,从而容易感到没有家庭归属感。并且,自己还置身于一个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他不得不与同行保持距离,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自己每天拼命挣回大笔的钱,但是到了这个年龄,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而不是物质。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将16~24岁这一阶段看作自己最幸福的人生阶段,平均分达到7.55分。这一分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直至退休时才得以上升,平均分接近7.8分。
对英国女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为25~34岁这一阶段。报告解释说,女性在这时往往会忙于照顾孩子。
那天,我正在县城一家汽车美容中心洗车,碰到了十年前的同事也在洗车。他告诉我他现在是局长,难得见一次面,非要请我吃饭,盛情难却,我们就开车进了一家酒店。他问我喝什么酒,我说不喝酒,他笑着说:“你少喝一点,我多喝一点。”于是他要了一瓶五粮液。酒过三巡,他的话就多了起来,他问我一个月工资有多少,我告诉他,他说比他夫妻俩加起来还多,“不过你的是毛收入,我们的是纯收入。”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笑着说:“比如这顿饭,至少是一千多元,如果是你请我,你就要自掏腰包,而我只要签个字,单位就报销。”我点点头,他继续说,“说句实话,酒烟我家是无法消费完的,我老婆拿去以物换物,所以,家里的柴米油盐,包括卫生纸、肥皂、洗头液都不用买。”是啊,他的工资的确是纯收入,一年到头睡在银行里,我的工资比他夫妻俩的还多,但睡在银行里的没有多少。
现在招待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吃喝可以报,官员送礼的钱可开餐票报,买衣服、买家具都可以报,不好报不能报的都可以往这个“筐”里装。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在任时的口头禅就是:“我是女人,我代表汕尾市的妇女形象;而且我经常上电视,如果穿得太差,就会给汕尾妇女脸上抹黑,所以,我买了一些衣服穿。公家难道不该报销吗?”因为她是“公家人”,连女人用的卫生纸也拿到公家报销。连卫生纸都可拿去报销,还有什么不幸福的呢?
酒足饭饱后,我说叫妻子过来开车,他说没问题,说这话时他分明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这是你的私家车,不错。”他又指着他的车说:“这车烧的虽然是公家的油,姓公,但和我的私家车没什么两样。”我说:“完全不一样,我们开车精打细算,你们公家人只管开,我们修车要讲价,你们公家人只管换最好的。”其实,这就是差别,这种差别也能凸现幸福指数的高和低。
在我看来,公务员幸福感第一,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原因:工资旱涝保收有保障,福利待遇令人羡慕,权力享受魅力无穷,社会地位荣耀无比等。不过公务员不幸福也不好,但最幸福也不好,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比主人还幸福,显然不符合社会的常规。
我这位过去的同事如今是科级干部,十二年前我就是科级干部。如果当年我不离开公务员队伍,可以说会比他混得更好,幸福指数可能比他更高,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只有深深地后悔当初不该走出公务员队伍。
【原载2010年4月3日《工人
相关评论:房价频频飙升,让人不由感叹“中国房价搭上了火箭”! 新华社评论切中了要害,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许多人也由此推测,中央要出手打击高房价。只是希望,不要光打雷不下雨,仅仅为物业税的开征铺路而已!
浙江丰田车主“补偿梦”两日破灭
3月29日,浙江省工商局表示,一汽丰田方面对其提出的制定时间表、上门召回、提供代步车、允许全额退还定金和补偿经济损失五项要求均表示接受。但是,国内第一次经济补偿召回车主的梦想只维持了2天就成为了泡影。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松木秀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针对全国RAV4车主推出一个“三选一”的免费检测服务,除此之外,不会对召回车辆车主(包括浙江地区)给予额外的经济赔偿。
相关评论:同样的问题车,针对不同的市场,丰田对美国采取的却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除了愤慨还是愤慨。但是,通过此次事件,我们也应该反思――假如我们的立法能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外国企业不就没法钻空子了吗?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中石油建议消费者加油时交消费税
3月29日,中国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在深圳业绩说明会上,建议成品油消费税在消费环节征收,让消费者加油时交消费税,以真正起到一个提示消费者的作用。2009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以汽油为例,成品油的消费税由原来每升0.2元提高到1元。目前的征收方式从炼油厂即生产端征收,由国税向当地的炼油厂直接征收,有的地方还采取预征收的方式。国内能源专家韩学功表示,如果成品油消费税从消费端征收,购买汽油时就会给一个明细,油价和消费税分别是多少钱,这将有利于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费。
相关评论:不知道这家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又在琢磨什么,难道真的是想让老百姓得实惠?衷心希望那些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不要老是琢磨老百姓的口袋,要多想想怎么样来服务好大众!
中国千万富豪达87.5万人
胡润百富榜4月1日在三亚《2010胡润财富报告》。这是胡润百富榜连续第二年以省份和城市为单位,调查中国富裕人士分布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6.1%。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近一半。
相关评论:87.5万千万富豪,这个数字着实让人兴奋,想想20年前,多少人只是做着“万元户”美梦啊!只是,希望这数字不是因为经济泡沫!
《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出炉: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科学家在对80多个国家的200多万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年危机困扰着40岁上下的男性,女性则在50岁左右出现危机感,这使他们的幸福感大大降低。在走出人生的这一低谷时期后,幸福感反而会逐渐上升,到了六七十岁时,人们的幸福感最强烈。
这的确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其实,老年人的幸福感并非是自我安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阿瑟斯通对于年长者幸福感更强的原因概括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能控制自身情绪,记住的负面往事更少。另外,年长者的关注焦点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或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如何更好享受余生。
在中国,医疗保健系统完善、教育进步和预期寿命延长使中老年人生活动荡不安的几率大大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幸福感自然上升。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同样在冲击传统幸福评价体系的还有“房奴一族”。
2010年,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13家媒体了历时3个多月调查的《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来自全国城镇、农村的15802份调查问卷显示,针对住房问题,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租房族似乎是最不幸福的,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房贷的中国人反而更幸福,调查分析发现,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它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有着打拼之后拥有家园的成就感,且对未来充满憧憬。
曾有人试图用GDP来衡量幸福,用收入来划分幸福阶层。
这并不是个例,在接受幸福指数调查时,曾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事实上,调查人员分析说,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则是人幸福拐点。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不升反降。这是因为拐点之上的人群在交际、娱乐、工作等方面幸福指数会大打折扣。
而且,无论以哪种方式计算的GDP,都是名义上的数值,无法直接反映质的内涵。为了追求更大的GDP数字,不断拆建城市,无节制地狂伐滥采乱排。数字上去了,邻里是否更为和谐了、环境是否更健康了、国民预期寿命是否延长了、人们是否生活得更幸福了呢?
快速的GDP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而这些都是从GDP数字上无法反映的。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相关机构和经济学家才推出了“幸福指数”、“绿色GDP”等概念,作为GDP数据的注脚和补充。
尽管人们都认可幸福就是种心灵上的感悟。幸福与否,关键取决于每个人对人生的态度。但近些年来,幸福在全世界都似乎越来越稀缺。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上个世纪60年代高了10倍,在英国,1957年有52%的人感觉幸福,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6%。
现实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有好几套豪宅,我有高薪,有爱我的伴侣,有可爱的儿女,但又如何?难道我就定幸福吗?你问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我的青春重新来过,我希望享受另外一段爱情,或许等待我的会是荆棘风雨,但那又如何?我现在虽然可以快乐,但并不觉得幸福。
我常常在怀疑,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究竟是幸福在悄悄远离我们,还是我们渐渐丢失了寻找幸福的敏锐嗅觉。
詹姆斯・奥本汉有句名言,笨人寻找远处的幸福,聪明人在脚下播种幸福。
就在我们憧憬阿尔卑斯山上项的雪景和地中海面的游艇之时,殊不见身边孩童的咿呀学语、父母的开怀大笑、工作上的点滴进步、甚至墙外在风中摇曳的爬山虎,不都是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幸福吗?
韩国近年来有本畅销书叫做《世界上的最幸福的感觉》,作者用55个极为平淡却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告诉人们:幸福不会突然叩响我们的心灵,它像暴风雨后隐约出现的彩虹样,只有经历了挫折、绝望和疼痛之后才会出现。爱和快乐是幸福的源泉,如果你愿意和身边的人分享,你就会获得整个世界,还会遇到充满了生命热情的为闪发光的自己。
2019年11月,王军霞应 “暖心工程·千万老人防走失计划”公益项目发起人的邀请,作为爱心形象大使,参与了公益宣传短片的拍摄。
同时,感谢参与公益宣传短片拍摄的:著名演员吴樾、“暖心工程·千万老人防走失计划”项目创始人马宏升、民政部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专家(《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执笔人)熊晖教授、中国移动河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刘殿锋等人。
“暖心工程·千万老人防走失计划”公益项目,是2019年8月,为降低老人走失率、提高老人服务率,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北京沃华一星科技有限公司发起、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特别支持、中国移动执行合作的公益项目。
该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向失智、失独、空巢、高龄等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便携式一键呼定位呼叫器(“随身护卫-易健呼”)。并联合全国各地的民政、优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加强易走失老人的应急沟通和长效监护,真正达到让老人安心、家人放心、政府省心的社会效应。
83岁老人日常出门携带易健呼的情形
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将达到2.55亿人,而独居、空巢老人将达到1.18亿人左右。中国老人空巢率已经超过了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70%。而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资料显示,中国每年走失老人约50万人。高龄/空巢/独居/孤寡/留守/有记忆障碍的老人,易走失、易发生意外的风险非常非常高。甚至发生意外、去世,过很多天才被发现的这种悲剧现象也时有发生。
【Abstract】Objective :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well-being poor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ir gender,grade,single-parent families,families living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well-being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Methods: Affecting Factors Inventory of Well- be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conducted on the poor students in the survey。Results: ①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verall well-being of men and wome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P
【Key words】 Happiness;Poor students;Influence factors
1 前言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心理健康的一项衡量指标,反映了个人的生活质量[1]。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诸多幸福感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最重要的生力军,他们的幸福感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是了解大学生心理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将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将会影响几年后社会主流工作者的幸福感,虽然幸福感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还是有一定的联系[5]。医学生的未来是肩负者救死扶伤的任务,他们的心理状态直接感染者患者,而贫困大学生又是这一群体中的特殊部分,本文欲通过对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状态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提供实证的教育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七年制11至14级贫困生共259名为研究对象。
2.2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1)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级,城乡居住地,是否单亲家庭等。(2)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表[2] ,该量表由7个分量表组成,分别为自我意识、学校学习、人际交往、恋爱、工作与社会适应、家庭环境和休闲活动。
2.3 数据管理与分析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与管理,用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逐步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研究人群的一般情况描述
按照要求剔除填写资料不完整的问卷后,有效问卷共250份,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50人;一年级92人,二年级58人,三年级59人,四年级41人;来自农村的185人,城市的65人;单亲家庭学生35人,非单亲家庭学生215人。
3.2 贫困生幸福感的性别特征
针对不同性别的贫困生其在幸福感的分析见表1,男生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的幸福感与女性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3 不同年级贫困生幸福感的分析
表2显示,休闲活动方面的幸福感在年级间的比较具有差异性(P=0.005),相对来说,大一、大二贫困生在休闲活动方面的幸福感比大三大四贫困生的高。在恋爱方面的幸福感不同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26),随着年级的增加幸福感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他方面的幸福感差异则无显著性。
3.4 不同家庭居住地及类型的幸福感比较分析
由表3分析可见,在自我意识方面,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城市的贫困生的自我意识比农村学生的强。城乡贫困生在幸福感总分上存在差异(P=0.032),城市学生的整体幸福感强于农村学生的幸福感。
是否为单亲家庭的贫困生幸福感的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5 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总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不同家庭居住地,是否为单亲家庭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只有家庭居住地一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可得影响学生总幸福感得分的因素为生源地。
4 讨论
幸福感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一方面,它受到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主观上有所感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贫困大学生的总幸福感的差异不明显,可以间接说明在当今社会男女地位基本平等,但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男女生将要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关,说明男生在从事挑战性职业和面对竞争时更容易适应,从而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的幸福感较强。其他方面的幸福感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则无显著性。
调查显示,在自我意识方面,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的贫困生的幸福感比农村的强烈,这可能与城市的孩子从小的环境培养了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能够获得在自我意识方面较强的幸福感。调查同样也显示出,城乡贫困生在总幸福感方面也是有显著性差异的,城市的贫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会比农村的好。重庆调查通过对大学生幸福生活标准的统计数字发现,51.1%的大学生认为有很多钱是幸福的。这与当前的大环境和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念有关,但有的大学生能正视贫穷,通过各种渠道缓解经济贫穷,并把改变贫穷作为自己不懈努力的强劲动力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家庭经济因素对大学生幸福感体验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解决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3]。
调查显示,各幸福感因子以及总幸福感在是否为单亲家庭的影响下的差异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这说明在当今社会单亲家庭不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出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只有一个家庭居住地,说明城乡居住地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反映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幸福感的不容忽视。
5 建议
对在校大学生必须要注重幸福感的培养和建立。真正的教育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激励,要帮助大学生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的心态,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学生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获得幸福,领悟生活和幸福的真正涵义[4]。
学校也要注重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教育方式的调整,及在自我评价方面的正确引导。对来自农村的学生应给他们更多的发挥空间来展示他们的才华,从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张益荣.大学生幸福感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30-31.
[2] 张作记主编.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418-423.
[3] 陈鹏,陈曲.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综述[J].绥化学院学报,2007(27):178-180.
[4] 李焰,赵君.大学生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1):16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