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社会科与历史学之关系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二、社会科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当历史学与社会科发生联系之后，历史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同社会科发生着联系。社会科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审视历史教学问题，这种多角度的审视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对课程观的理解上。从课程的价值取向上分，课程设置模式可以分为学科本位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和社会本位课程。学科本位课程包括了相关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属于经验型课程，它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综合课程基础，通过活动获得直接经验，并对知识经验进行综合。这种理论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健全人格的形成。社会本位课程是以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打破学科界线，自成学习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科为历史课程的改善提供了视野，它能够使历史课程回归其求实求真的本真。具体到历史教学的操作环节，运用社会科综合多种学科的多角度视野，可以帮助教师更高效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同时使学生的思维得到锻炼，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举一具体案例来说，在讲述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七课《新航路的开辟》一课时，如果不从社会科的视野讲述，一般的教学过程是首先讲述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包括对香料、对黄金的追求，商路不畅，摆脱动乱的需要，传播基督教。其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条件，这又包括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方面。客观条件是罗盘针的普遍使用，绘图技术的进步，具有较强抗风力的海船的建造，主观条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再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具体说就是四位航海家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海上探索过程。最后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意义，即影响———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美洲的金银矿的开发及其传统社会遭到灭顶之灾，非洲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亚洲以及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当我们把《新航路的开辟》放在社会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讲述时，会发现更好的方法。首先，我们先要考虑历史学科的特点也就是本课的主线，即要梳理新航路开辟的来龙去脉。从原来的航线到已开辟的航道的历史经过。这个过程可以由学生自己根据教材和搜集的资料去整理出来。教师的角色是提供给学生搜索资料的路径和方法，指导学生发现和运用资料。当然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除了历史学科本身的思路之外，我们还可以动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地理知识———洋流的作用才会导致他误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非洲。而且整个航海探险的过程完全可以由学生操作地球仪自己动手指出新航线的路径是什么。再从美术学科的角度，可以让学生动手画出地图上大洲大洋的轮廓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几位航海家的航线。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何种国家形态，从而可以得出为何两国会支持四位航海家的海上探险，这同样可以动用经济学的知识去分析贵族及皇室支持他们的原因。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使其能够自由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作者：陈芳芳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篇（2）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篇（3）

2高校体育教学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措施

2.1注重对大学生体育兴趣的激发

体育健康锻炼方式、内容与锻炼环境的差异，影响着大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在激发大学生体育锻炼兴趣的基础上，优化与丰富高校体育教学、比赛的组织开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减少高校体育教学功利性、目的性的基础上，注重大学生体育学习、体育锻炼的情感体验、参与性。让其在快乐、主动的心态下，体验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2.2合理选择体育教学的难度

体育教学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在体育运动中，需要参加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客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包括自然的以及人为地，在此过程中，可以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获得各种心理体验，提高抗挫折能力。体育课堂中，学生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提高遇到困难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

2.3加强团队集体意识培养

当前在校的大学生属于9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由于师长的过分溺爱，自我以比较强烈，缺乏团队集体意识，但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各个行业以及行业内部都需要广泛的合作，这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大学生进入社会后，他的人际交往能力反映了自己满足社会需要的水平。职场中的任务一般都是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的，而成果也是以分享的形式来实现的，因为适应以后的工作需要，大学生必须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体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合作能力，它也是体育教学的关键发展方向之一。

篇（4）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篇（5）

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流动性大、稳定性不足是一个普遍问题，常常出现干满一届就想方设法调岗的情况，愿意把辅导员当成终身职业并长期奋斗的人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同期入校的教师相比其收入往往偏低，职称评定也总是落于人后，副高及以上职称的辅导员极少，难以让他们产生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发展空间得不到保障，外出培训次数少，参与科研课题机会少，内部提拔竞争时也往往难以显出优势。

（二）学生管理系统部门协调不够

多数高职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着整体谋划少的情况，各部门或院（系）往往各自推进、很少整体协调。日常工作中，根据各自上级部门的要求安排工作，往往是动员部署多，检查落实少，一方面工作内容有重复，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出现“三不管”地带。

（三）学习动力不足，自学习能力差

高职学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听课、阅读、自学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不足。由于文化基础差，自学习能力弱，学习方法不当，难以持续学习。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缺乏较长远的人生规划和明确的人生目标，管理难度大。

（四）学生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高职院校的学生同样是有理想、有抱负，并且想通过积极学习为实现美好未来而奋斗的。然而，高职院校的学生与社会接触密切，一些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的学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当他们接触到社会上一些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或者一些不健康的事物时，就容易模仿他们。这时候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地疏导和教育，他们就会以混日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活。旷课、抽烟、酗酒等不良行为就会接踵而至。

二、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应采取的措施

（一）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可以定期邀请一些优秀学生和专家教授来讲述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当年的学习体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们确实体验到自主学习是优秀人才应有的素质之一。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有意识的培养这些习惯，并在实践中落实。

（二）加强学生社会适应性

教育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调整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学校应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能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这对于促进大学生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三）优化管理体制机制

从横向上看，学生管理工作应在学校顶层制度设计中对各个职能部门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划分，尤其要对具体管理工作中的交叉部分明确操作办法，形成既分工、又合作良性机制。从纵向上看，学校、院(系)、班级三级管理体系也需进一步理顺。应当充分赋予院（系）和班级适当的学生管理权，便于相关管理人员及时应对学生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提高处理问题的实效性。

（四）加强第二课堂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应该不断加强对校园第二课堂文化建设的重视，培养以综合能力为基础的专业的技术人才。可以通过第二课堂文化建设将学习理论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塑造综合素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校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心理健康辅导课程、职业教育指导课程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篇（6）

二、以“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2001年Ohta将该定义具体到二语习得过程中，解释为“由个人语言产出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通过和同伴或教师合作所产出的语言所决定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在教师或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同伴的影响下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英语教师应该针对现阶段学生的实际水平以及学生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和同伴间的相互影响所可能达到的水平，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教学活动既不能太简单，以至于对学生形不成一定的挑战，也不能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彻底丧失信心。

三、用动态评价来确定语言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动态评价由Vygotsky的同事Luria提出，20世纪50年代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观点和智力评估的过程趋向为动态评价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而真正推动动态评价发展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最近发展区”。动态评价又称学习潜能评价，是对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的评价方式的统称。与静态评价不同，动态评价不仅反映个体发展的结果，更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学生过程。动态评价因认识到学习过程不断变化的特性并更关注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开拓对于外语教学更具实际意义。

篇（7）

2、方法和途径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大学生积极接触社会，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对将来就业和职业发展是有大有益处的。这是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但是，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2.1学校的重视

学校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作为学校应该积极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实践课程化体系的实践探索。广泛吸取社会资源，加大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广泛寻求社会支持，为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2企业的支持

可以说企业是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肥沃土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肯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并不是很多。现在，部分企业对大学生有一些负面的认识，认为他们有知识，缺经验；有学历，乏技能；有热情，少阅历。但人才的培养毕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大学生创造机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环境和学习的空间。

2.3政府的关心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注的问题。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这项工作做得很到位。但也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面对政府的关心和学校的热心、企业却“漫不经心”。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讨、研究解决，也应该积极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半工半读、产学合作的教育模式。政府、企业、学校还应该真正坐下来深度沟通，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并建立一种长效机制。真正解决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就业能力问题。

2.4学生的准备

大学生要想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期望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锤炼意志和品格，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就必须在角色定位、实习态度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2.4.1做好吃苦和承受压力的准备。大多数大学生希望通过社会实践锻炼自己的实际能力和意志品格，但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单一，面对复杂的实践环境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社会实践与大学生活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们往往呈现兴趣高、期望高、热情高和持久性低、应变能力低、受挫能力低的现象。为尽力避免三低现象的产生，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前必须要做好吃苦耐劳和承受压力的准备。

2.4.2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和角色。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这种角色意识是做好本职任务和实践活动真正取得效果的心理前提。大学生如果认为自己是天之娇子，在工作中必然浮躁，容易给领导、同事留下肤浅、骄傲的印象。不利于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真诚帮助和指点。

2.4.3勤学好问、多思善行。大学生要善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指导实践。尽快在实践过程中熟悉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大学生也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遇有不懂的问题，谦虚地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如有处理问题不当时，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失，诚恳地请教领导同事为自己指明方向。在实践过程中，还要做到多思善行。要多动脑、多动手，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篇（8）

高校应加大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已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应充分以大学生为主体，以社会舞台为依托，加大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为大学生提供实践的场所，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通过实践不仅能提高实践能力，还能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实践过程中，大学生可以发现自身理论知识的缺陷，从而自觉调整自身的学习习惯。在实践中培养团队精神，提高学习能力与管理能力，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综合型人才。

（二）创业能力培养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

高校应从多方面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提升创业能力是提高大学生自我就业能力为目的，通过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帮助大学生正确的认识社会，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与创业观。高校通过一系列的教学与实践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而大学生通过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在提高创业能力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着自身社会实践经验，为其日后进入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一）建立实践课程体系，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建立专业的课程体系，让大学生从理论的角度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作为教师应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者，加强实践教学，激发创业意识，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为宗旨，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理论教学体系。通过建立适合本校实际的实践课程教育体系，将原有的以课堂为中心改为以市场为中心，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引导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践，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二）完善课堂实践教学，传授大学生的创业技能

通过建立完善的实践课程体系，大学生运用扎实的理论知识，更好的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掌握各项创业技能。高校也可以开设选修课，为大学生提供必要的创业信息，利用高校各类组织宣传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念。高校在完善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还应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让大学生有机会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不仅得到加强，为日后直接就业提供了机会，企业也省去了大学生今后毕业花大量时间去培养大学生，这对于高校与企业来说都是双赢的选择。

（三）建立实践评价体系，增强大学生的创业信心

在建立课程体系同时还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成效评估更加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激发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认真对待实践的过程，从而有效的提高社会实践的效果，增强创业的信心。教师对于在实践中完成的比较优秀的大学生教师应给予表扬，而对于完成的不是特别突出的大学生，教师应给予更多的鼓励，让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心态，使每一位大学生都有积极的创业意识。

（四）搭建社会实践平台，锻炼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高校应主动搭建与各类企业合作的平台，为大学生更好的实践打下基础。通过搭建与各类企业合作的平台，既有利于大学生实践，又能够使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奉献社会，该平台的建设，大学生实践能力得到锻炼的同时，更为企业选拔优秀的人才提供了依据，高校通过长期与企业合作，真正实现社会实践的长效性，搭建起高校与企业，高校与地方合作的桥梁，大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更为企业日后发展引进合格的人才提供了保障。

篇（9）

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必须具备管理性、服务性和应用性，由此可看出，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非常的高，而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是缺乏具有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就造成了一定的矛盾，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可以缓解这一现状，通过该专业的实践不但可以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还可以进行学习方向的定位，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

1．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内涵

1．1社会体育专业

社会体育作为体育学类的专业学科，学制设置为四年，完成学业后要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以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结合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学生的体育素质，丰厚的知识面，独到的创新意识是高素质人才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健身指导、体育指导、体育管理及科研领域的人才［1］。

1．2实践教学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教学，不但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提高能力，使其符合实践活动的各种条件是实践教学的目的。而实践教学的本质则是通过学生在特定环境中亲身体验，消化和吸收知识。实践教学在人文领域、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方面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特定情形之下的精神层次方面的内容是其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分析关于社会事件发生、结果、影响的效果和价值层次是属于其在社会知识方面的表现。判断已得到验证的事实的正确与否，则是实践教学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表现［2］。

2．市场所需要的社会体育人才

2．1对体育人才的要求增加

全民健身口号的提出给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社会体育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在短时间内，成立了大量的健身俱乐部，市场的竞争力日趋激烈。这种状况也就对专业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益蓬勃的社会体育市场环境下，职业能力强的高素质体育人才的缺乏，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发展［3］。结合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体育人才大都存在适应能力差、专业能力不强、对本专业认识不足等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培养社会体育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对于该专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增加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只有学生具备了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2具备完善的工作能力

［4］完善的工作能力包括：组织策划、商业营销、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只有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和健身技能的社会体育人才，才能尽快的高质量的就业，并且在工作中能够更加迅速的进入状态。

2．3具有职业资格证

职业资格证是国家统一授予的从业资格证明，它的获取条件就是要通过理论和技能的考试［5］。该证书由于是国家统一颁发，所以比较具有权威性。该证书的存在是学生在相关行业的理论和技能达到从业水准的一种证明。在实际的市场中的认可度达到90％，因此，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也是一块敲门砖，在就业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3．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3．1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招生和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自办学来就存在的一大问题，教育部在2015年公布的十大就业难名单中，部分省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榜上有名，在当前社会，就业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反而更加突出［6］。体育人才的供给和市场的需求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培养的社会体育人才也越来越多，但是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体育人才还是不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华南、华东等地区能够给社会体育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就目前的人才流向状况分析，大部分社会体育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在毕业后，要么选择转行，例如考公务员、考编制等，要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7］。总之，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就业问题严重，就业质量不高，是阻碍该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3．2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

3．2．1不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除了部分专业的体育院校，像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外，大都是由地方高校和师范院校开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由于这些学校对于体育的重视度不够，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和设施，在一些课程的学习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没有提前进行市场调研，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导致培养的体育人才能力不高，水平缺乏，因此，合理、科学、有特色的社会体育课程体系的设立，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社会所需人才。3．2．2不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社会体育项目繁杂，种类繁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同的培养方向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全才的培养是不可能的［8］。但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国内大多数的地方院校和师范院校在开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时，设置的培养目标不清晰，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培养模式，这样的培养目标与薄弱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让培养社会所需求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成为了很难实现的目标。3．2．3专业认识不足由于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仅有20年的时间，宣传度和影响力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对该专业根本不知道或不了解。实际的调研发现，参加高考的体育生对于该专业不了解的程度达到了57％，仅仅有5．1％的学生了解该专业，而选择第一志愿报考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学生仅占67％，相较于体育教育专业而言，该专业不得不降低分数线［9］。

3．3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在实践环节中的问题

3．3．1实践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课程安排上，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大多是以理论讲解为主的，实践课程较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践课程的缺乏往往会让学生进入一种“闭门造车”的模式，逐渐与社会脱节，不了解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方向，最终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增加学生的就业难题。3．3．2实践教学的内容质量不高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没有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更新，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且缺乏特色，不能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长此以往，会降低教学的质量。3．3．3重视不足，形式单一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比重差距是很大的，以四年本科教学为例，大都是前三年半都在进行相关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只在大四下半年进行相关的专业实习，往往这个时间段还面临着毕业论文的撰写。严重缩水的实践时间和单一的实践形式往往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些问题的形成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对于实践的重视力度不够，太过偏重于理论教学，没对实践进行合理的规划、安排、指导。3．3．4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发展对策①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当今市场的需求情况，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重新规划人才培养方案。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要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做到学以致用。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师资队伍建设，因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其本身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直接关系着该专业的办学水平和专业特色，所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首先，在选聘相关教师时，要多采用一些具有社会体育专业相关工作经验的老师。然后，要组织优秀的教师进行正规的资格认证和职业培训考核。最后，对现有的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的职业技能，同时让教师通过深入健身第一线来了解现在市场在体育人才方面的需求，制度符合市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③教学内容改革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相关的实践经验，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进行相关教学时，必须要安排出一定的社会实践时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应用型人才。④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实现是由一定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的，而基础设施的建立则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支持。没有足够的教学条件则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因此，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必须改善教学条件，加大教学投入。学生是课程实施的对象，要想提高教学的质量，就要加强教学管理。相较于其他专业，体育专业的学生普遍素质较低，文化理论基础差、比较好玩、好动。为了提高整体的教学风气，必须严肃学风、学纪，进行严格管理。⑤建设实践基地实践基地的建立能够保障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学生通过在固定的实习场所进行实践，快速的将理论和实践相融合，能够达到教学的实际效果。实践基地的选择比较广泛，既可以与校外的健身房、体育公司等进行合作，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建立校内实践基地。以下主要对校内实践基地进行分析。校内实践基地是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必不可少的场所，它可以帮助学生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进步，既锻炼了基本技术能力，有提高了综合运用能力。首先，校办企业。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评价标准是能否创造出社会价值和培养出市场所需人才。学校通过创办企业，为实践基地的创建提供资金保障，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其次，课余健身俱乐部。在一些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由于学生对实践需求的增加，给健身俱乐部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市场。学生不仅可以在健身俱乐部中进行实践，提高自身能力，同时还可以舒缓压力，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后，利用校内的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来进行实践。现在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在学校中普遍存在，它可以帮助教师完成理论受教、专业实践、教学实验等工作。一个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基本的生理测评知识和解剖知识，因此，生理实验室的作用最为重要，作为必不可少的一个学习过程，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的特征和解剖的相关知识，测评人体的体征指数，从而让学生在训练时更加有目的性。

4．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素质的复合型社会体育人才成为社会体育培养的目标。结合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对于体育人才的培养现状可知，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要加强社会指导和管理专业体育实践，就要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教学改革、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师资力量，建立实践基地。通过实践的增加，让人才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作者:罗跃平 单位:邵阳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如喜．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体育学刊，2014，（3）：88－90．

［2］李庆军，钟波，杨连波等．对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探讨与研究［J］．华章，2014，（5）：257－257．

［3］李克建，王伟．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基于营销理念［J］．科教文汇，2014，（22）：115－116．

［4］王晓云，阮云龙．应用型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研究－－北京体育大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2培养方案修订的探讨［J］．运动，2014，（5）：56－57，81．

［5］彭子特，王志强，李文卓等．山西省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研究［J］．武术研究，2016，1（6）：153－156．

［6］吴亮，杨海平．肇庆学院＂社体专业＂实践教学的校企合作模式探究［J］．肇庆学院学报，2015，36（5）：55－59，71．

篇（10）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