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希腊哲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篇（2）

古代希腊并不只是今天希腊半岛这块地方，它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土和希腊人在它的东方和西方建立的希腊殖民城邦。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许多城邦人才辈出，学派蜂起，进而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希腊人中出现的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如最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泰哥拉、苏哥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希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生物学家特奥佛拉斯特。在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希腊人同样毫不逊色，诗人荷马、预言家伊索、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等。

在古代世界所有民族中，少有像希腊人那样对近代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评述的：“这个小小的希腊民族在哲学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动，保证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地位。”[1]

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群星荟萃，人才辈出，不禁会产生疑问古希腊何以出现这么多天才人物？我们在古希腊人的书中来找一下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讲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惊异”，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第三个条件是“自由”。 [2]“惊异”，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也就是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闲暇”，也就是有时间，知识阶层不用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自由”，就是说知识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也揭示了古希腊何以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及古希腊人才辈出的道理。古希腊人正是具有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所以才能够在各个方面人才辈出。

古希腊人对智慧无比地崇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记述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的一段故事：泰勒斯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这场景被一位女奴看见了，她笑泰勒斯光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却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从这个故事可见泰勒斯观察天空时的专注。有关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小故事说明欧几里德很强调学习研究的非功利性。有一个青年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德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很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3]

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为希腊人提供了自由。在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数百个。各邦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其中雅典是民主制城邦的代表。在城邦内部，公民是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其中带有相当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成份并且排斥奴隶阶级的参与，但它毕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尝试行使民利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民主制的城邦无疑更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雅典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都是雅典人。

古希腊奴隶制为希腊人提供了闲暇。大量的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得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保证了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古希腊人轻视体力劳动。这也就造成古希腊人发达的思维技巧，但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怎样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和环境，古希腊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据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因此，必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滋养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在法律的框架内，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论文写作发表中的不良学术风气。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篇（3）

自证分与自身表象理论

柏拉图的另一个开端

有限化作为危机的深层结构

《存在与时间》的结构性困难

心理现象的明证-存在与类型划分

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

生育现象学——从列维纳斯到儒家

亚里士多德与布伦塔诺论意向性

胡塞尔的特殊的数学柏拉图主义

仁境——探寻孔子圣人境界的实情

何谓Ereignis?——略论作为兴有的Ereignis

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与古希腊哲学刍议二则

海德格尔与Aletheia的哲学字源学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physis的诠释

刘蕺山“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说申辩

论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的批评

自由的敞开——康德与海德格尔的自由观比较

自然与人为——康德、海德格尔与中国传统思想

席勒和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政治阐释之比较

爱与争:海德格尔的赫拉克利特解释

从希腊的技艺概念看科学的精确性、严格性与严肃性

真理的起源——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分析》

胡塞尔与柏拉图——现象学观念论的形成与论证

现象的两种意涵:从存有(ousia)与生存(exister)的差异谈起

自然与逻各斯:梅洛-庞蒂晚期思想中的希腊遗产

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灵魂”的存在论诠释

绝对流的构造何以可能?——从扎哈维/布劳之争谈起

对青年海德格尔存在问题诸种形态的历史性考察

意愿、价值与应当——对汉斯·莱纳早期伦理学的探讨

兴趣·特殊意指·自我朝向:胡塞尔注意力论题域的发展

2013年中国现象学研究论文与著作统计

丧失音声的言语——海德格尔对希腊“哲言”(Logos)的解说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αληθεια的现象学阐释

论海德格尔在《明镜》谈话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

上帝与时间:论奥古斯丁和胡塞尔的神学观点

植根与转化——论海德格尔对待古典哲学传统的立场与方法

现象学的神学之维——德里达、南希和马里翁合论

后形上学的神学言说:云格尔与巴尔塔萨的神学贡献

时间现象学的新阐发——胡塞尔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

人性的人——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

奠立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

精神科学视域下的同感现象学——施泰因的《论同感问题》

空间是直观形式吗?——胡塞尔与康德的空间观比较初探

篇（4）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篇（5）

中国传统山水画与油画风景是中西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画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作为中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绘画艺术形式，表现对象都是以自然景观，但绘画形式却采用两种不同的审美理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一、油画风景美学观念

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文化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地起作用的两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文化。

古希腊人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艺术在现在看来，它的艺术高度仍是史无前例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希腊和古罗马奠定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欧洲。”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的艺术表现为“模仿”，主张以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去再现自然，情感不占主要作用，而理性因素则占了上风，强调艺术的真实。雕塑和建筑是希腊艺术的最高成就，希腊的雕塑和建筑的立体造型、浑圆厚实的体积、光影下雕塑的明暗变化、雕塑在光影下的气氛、建筑的空间结构、体积等等，充分体现了希腊艺术尚知与崇理的理念，这些都直接的影响了西方传统的写实技法的方向，使西方绘画朝着注重体积、注重写实的方向发展。油画风景亦是如此，追求物像的体积感、真实感、可触摸感，以及物像所在的空间的光感与氛围。画面营造出一种真实空间的感觉，这些无不来源于希腊的雕塑和建筑艺术。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一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这也就决定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那时一切的造型艺术的最终目的都必须服务于宗教。基督教美术的作品内容它以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和讲解《圣经》的故事为宗旨，上帝在他们的眼里是世界与美的创造者，对外在美的准确、完美的体现，是对上帝一种虔诚的再现。希腊的美普洛丁也在他的《论美》曾说过美是从神那里来的。西方艺术由此形成了以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为依据的美学思想，成为油画风景起源与发展的美学基础，这也就成为西方艺术家以忠实、客观的态度描绘大自然的源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后，教会的信条已失去了原有的绝对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从上帝的身上移开并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更注重世俗的现实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文化一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普遍关心人自身与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的美，于是独立的风景画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形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家达·芬奇认为:“画家应该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看到的东西多加以思考，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用这种方法，它的心就会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同时，达·芬奇把风景画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使绘画从手工艺的局限摆脱出来，还通过进一步的科学理论来提高人们对绘画的认识和重视。他认为绘画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要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同时能够像数学那样具有严密的论定，既来源于数学又高于数学。《分奇论绘画》中不仅总结了绘画的基础科学理论，而且对绘画的原理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为绘画与科学的结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艺复兴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阿尔贝蒂曾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绘画艺术，这种新的绘画艺术应该是这样的:自然是艺术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而透视学则使绘画的数学基础。因为几何学上的盲人，是难以理解绘画的原则的。‑}z7美术理论家琴尼更直接的提出了科学与技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无论何时技艺都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紧密相连，这是西方艺术传统或者西方传统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艺术要真实的、科学的再现自然，注重空间、结构、比例的和谐，面对大自然，观察大自然，在现实中感受大自然，依靠丰富的色彩，细微的光感表现真实的大自然，以更真实、更有效、更直接的表现大自然，借此表达他们对大自然与世界的热爱，对现实世界情感的寄托。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绘画体系为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观念

中国绘画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美学特色，严整的艺术体系，是在代代传承、革故鼎新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形成与中国人哲学、信仰、处世之道是密切相关的。

在美学思想方面，受中国古代儒、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家思想极探的烙印。早在春秋时期的先哲孔子就提出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儒家美学观，山水喻仁、智高扬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美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基础。孔子在《论语·述尔》中说道“至于道，据于得，依与人，游于艺”，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艺术批评标准。在孔子看来，艺术品的“美”是以“善”来体现的，“善”是艺术的内容，“美”是艺术的形式，内容可称为“质”，形式可称为“文”。只有这样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必然是统一的，他的美学价值必然很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阶级内部残杀不断，使士族名士朝不保夕。于是士族便纷纷退隐或半退隐，归隐田园山林，以退为进，相机而动，追求清静、安逸、自由的生活，慢慢的人们越来越受用于山林的慰藉，他们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林泉作为描述的对象，“游戏平林，I}清水，追凉风，钓游鲤，一七高鸿。……逍遥一世之上，啤脱?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Uai这山水渐渐成为心灵的寄托、情感的启发和人生的象征。儒家的思想统治基础因此动摇，他们强调“德行”的政策被取消，出现了以“无为”“自然”、“清静”、“虚淡”的老庄思想适

应了当时的需要。《庄子》中描述了三种隐逸模式:“嫉俗而避世、俱祸而遁世、悠游而出世”，这三种模式在东汉已全部成为现实。在这种玄妙、玄远的境界的追寻中，他们对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和感，画家不自觉地把情感投向自然中蕴藏着生命和感情的山水之中，修炼自己的品性，获得一种独特的不同的审美理念，为山水画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推动了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创作的参与。

中国山水画诞生的东晋，正是道家的玄学风靡四方的时候，道家的那种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绘画上，甚至作诗为文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画家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即天人合一。“最高、最广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人客体，或者说是客体融人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体与宇宙不二的状态。”随着道家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原则。山水是客观的自然，山水画则是大自然的体现。山水本身就是形与象的交融，画中的山水如可游可居的真山水，能使画家在其中任意寄托自己的情绪而落脚于安定之处。这样，不求形似，而意在表现宇宙精神的山水画，成为一种很好的体“道”的方式。“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重要特征。

五代画家荆浩提出了“气韵”二字，是说艺术家要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要点，而且不要透露自己的笔迹，让欣赏者看不到自己的笔法技巧。经荆浩的发展，运用于山水画上又有了新的成果:在对外在事物的准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又不满足于对外在形象的模拟，不求形似，而要尽量表达出某种内在的风神。元代倪珊曾云:“仆之所未画着，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尔。，r }6}笔墨是他们的工具，自然景物是作者的对人生态度的载体，笔墨情趣不受自然的束缚，找寻的是“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悠”的艺术境界。要面对大自然要认真地观察和分析，重视深人生活，研究山川自然的特点，在游览山水，俯仰自然天宇之际，将绵远的无限的时空意识与自然变化结合起来，将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山水画家借助自然得以尽兴，主体意识和情感与自然山川的精神的契合，统一在山水画中，于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便成了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以至于这种艺术观念对以后的绘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篇（6）

“正义”贯穿柏拉图的整个《理想国》，在这个乌托邦的国度中，正义是评价一件事和一个人的重要的依据。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的国家，国家的正义来自人的灵魂的正义，国家的正义是通过至善得以实现。柏拉图追求个人的是正义与国家正义的结合天赋正义与人为正义的相融。

《国家篇》以“一个老人日益迫近死亡和忧虑死后可能发生的情景开场”1， 柏拉图接凯发卢斯之口说道，“我可以像塞米托克勒一样用相同的话来回敬那些叹老嗟贫的人，一个有理智的人同时忍受老年和平困固然不易，但一个无理智的人几百遍富有，到了老年也任然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2他依据指明生活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抛弃感官欲望，保持理智的态度，拥有理智远比拥有财富更加富有，财富的价值只有在好人的手中才能够得以体现，意味着是人的理智和德性而不是财富体现了人的存在价值。接着，他就从言说品性和追求幸福安宁的生活角度点名正义的实质所在。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将论述自然而然地引申对传统的和当下流行的正义观念的批判上来。

1.对自然正义的批判

“不过，说到正义，我们能够不加限制地肯定说实话或者归还借来的东西就是正义吗这些行为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不正义的。”3凯发卢斯和波勒马库斯代表传统的正义观念，他们都是从个人出来来认识正义的，柏拉图之处“如果从个人出发，则正义的规定必然具有个体性，而不具有普遍性”4，显然柏拉图依据充分意识到从个体角度索确认的正义只具有相对和狭隘的特质，缺乏绝对的内涵，难以达成普遍的额共识，难以解决正义的稳定性和公正性。在此，柏拉图的意图是--明辨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缺陷，把我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

2.对利益——强权正义观的批判

塞拉西马柯站在极端自然主义立场上，主张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正义就是对统治者有益，违反这条法律就是犯罪，就要受惩罚”5，并且自信地认为这一正义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城邦，甚至，他武断地认为：在城邦政治中坚信不正义要比正义好。同时塞拉西马柯奉行感觉上的相对主义，他的正义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服从权威，同时要能够满足自己。他可以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力量和尊严，把统治者的意志作为正义的源泉，明确主张“正义无异于合法的东西，既城邦的法律或习惯索规定的东西，除了认为的法律或惯例索规定的以外，人不能诉诸更高的东西。”6。这种理论混淆了正义的原则性和本体论基础。

柏拉图就从严格意义上的技艺出发，指出了技艺“除了为它的对象寻求利益，并不为其他事物需求利益，而技艺本身不受任何伤害，也不会变坏”7，指明技艺服务于对象。显而易见，统治者实际上位本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关心的是本统治者他人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柏拉图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技艺就是正义——行为中的正义而非仅仅守法之类的意向中的正义。技艺即正义这一命题反应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判断”8柏拉图对他加以继承和发挥，把技艺作为人的本质活动，是存在于认定额灵魂中能够使人的德性您能够充分实现的活动。

3.契约正义观的批判

当柏拉图指出“正义是属于最好的一种善，一个人要想快乐就必须正义，既由于它本身又由于它的后果”9，格劳孔紧接着指出：城邦一般公民并不这样看待，为避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激化，殃及自身理由一，正义不过是缺乏权威性的个体自身相互需要、约束和规范的结果，正义是人们利害得失权衡的结果，是自私自立的存在着迫不得已的结果。

柏拉图反对契约论的正义观，认为这一正义是建立在常识和契约的基础上，是智者“自然的”约定正义观认识的延伸，契约论的正义试图把自然和习俗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结合起来。但它定的实质是把正义看做个体意志的产物，护绿正义和道德的联系，混淆法律和正义的实质，否认正义是一种内在的德性，实质把外在性的利益置为正义的标准，结果导致把自我利益虚假化，根本涉及不到正义的本真所在。

4.正义的本质——城邦的正义

“人是存在于城邦共同体中的城邦正义的实现者”10，公民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实践主体，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保证与重要条件。柏拉图要建构纯粹完整的政治正义，就不能一味地停留在构建他那大写的正义上。由于理想城邦存在着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阶层，确证不同阶层的正义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柏拉图必然探讨认识三个阶层的有限正义。惟有把城邦政治正义划分成不同等级存在的正义，并将其依附在大写的正义之下，才能体现城邦正义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英】A·E·泰勒著.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 谢行知，苗力田，徐鹏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2]【美】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论德性、教育与人的福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释：

【英】A·E·泰勒著.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 谢行知，苗力田，徐鹏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378

2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0A，276.

3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1C，277

4 万绍和. 从古代带现代正义.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0401:5

5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8E，290

6 【美】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5

7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43C，296

篇（7）

    “善(good)”在古希腊语、拉丁文中是以“勇敢”一词变化而来的，在中文里具有吉、美、好的含义。对“善”定义的理解，古今中外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都有不同的见解，而在古希腊的伦理思想中是以讨论“至善”为中心的。“至善”就是最高的善，人生最高的目的。美国哲学家弗兰克·梯利认为:“‘至善’是人类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它具有绝对的价值，正是由于它的缘故，其它被意欲的一切才被意欲。”川在古希腊伦理思想中，“至善”有时也类似于幸福。“至善”观得以产生并有较长的演变历程对当时古希腊的道德评判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它奠定了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基础。古希腊伦理思想中对“至善”定义的标准不同，主要分为两大派别:最高的善是心目感动或保存、完善、理性，这是能动主义的观点;另一派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最高的目的，这是快乐主义的观点。本文就沿着这两派的观点对“至善”观的演变进行阐述和评价。

一、能动主义的“至善”演变

    能动主义在古希腊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三师徒: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至善”观有着连续性和传承性，同时也有很大不同。首先，就苏格拉底来说，他的伦理学完全建立在他的事实论上。他反对智者的快乐主义说教，宣称德性是“至善”。而什么是德性呢?就是知识。但是，什么是知识?“知”意味着对事物有正确的概念，知道它们的目标或目的，知道它们对什么有好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目的，都对某事物特别是对人有好处。这样，人知道什么事对他自己有好处就会去做这些事，就能实现他的愿望、利益、幸福。没有知识和智慧，一个人就不可能得到幸福，因此，知识是“至善”:有智慧不会作恶，愚昧者必然作恶，知识是行善的充分条件，罪恶是由于无知。苏格拉底认为，“善”的知识是人的幸福之本，一旦获得了它，就会永远行善而不作恶。所以苏格拉底的“至善”观念即“至善”就是知识。

    在柏拉图那里，“至善”观念则有了较大的发展。柏拉图将世界二重化，划分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这是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他用理念论来支撑着他的伦理学和“至善”观，柏拉图构造了一个“善”的理念。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的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是一切观念或形式之源，是真理与智慧的最高原则。他认为理念的善就是理念世界的“至善”，亦是两个世界的“至善”。柏拉图的“至善”不是快乐，同样他是反对快乐主义的。他认为:“‘至善’是对本质的关照、知觉和对美的理念的静观，是善良的生活，和谐的生活，也就是理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要靠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美德来支持，是以正义和智慧为中心形成的社会与个人的和谐生活。”在这里，“本质的观照、知觉和对美的理解的静观”意味着灵魂脱离肉体而解放，意味着使自己沉醉于对作为事物真实存在的理念的沉思。让灵魂回到它以前的天国之乡，我们就应寻求把自己从肉体和感官当中解放出来，从尘世飞向天国以变得和神一样。

    柏拉图重视理念世界，他也提出了一个多少修饰的道德方案，以适应尘世的生活环境。同时他也营造了一个可感的世界:“至善”，就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并由智慧来统治快乐。因为智慧能产生秩序、和谐和均衡。在可感世界里，“至善”的生活是一种把冲动和动物性的欲望这些较低的灵魂成分都提交给理智支配的生活，是一种由理智命令而使别的成分服从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的“至善”观分为两部分:理念世界的“至善”和可感世界的“至善”，但最重要的是理念世界的“至善”，即“对本质的观照、知觉和对美的理解的静观，它是一种理性生活。”

    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伦理学上，他崇尚中庸、反对极端、注重实际，全心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善”，对柏拉图的理念做出了批判。亚氏把“善”定义为事物的目的，而“至善”则是最后的目的，亦是最高的目的。当然，他的“至善”观不会如此肤浅，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至善”和幸福等同起来考察，他认为这种最高的目的就是幸福。在《尼可马科伦理学》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认真地探讨了幸福这个问题，并为其下定义，其结论是:“幸福是使自己天赋的各种功能与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人的理性机能。快乐不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人完美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后所得到的满足，有一种快乐伴随着感性知觉;还有一种快乐，与理性更好的目标相联系，快乐与它所伴随的活动，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与行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至善”观(幸福论)在于训练理智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理性机能。只有理性的训练才会使人趋于完善，达到快乐的满足感，得到“至善”(幸福)。这样，理性的训练就纳入实际生活中，用行动来表明一切。在完整充实的人生中，有德行的活动就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他倡导的是实践、重视运用、肯定行为。所以，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至善”就是幸福，即德行的活动，完善的行为。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能动主义的“至善”观的演变轨迹是从苏格拉底的“‘至善’即知识”到柏拉图的“理念善即‘至善”’再到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

二、快乐主义的“至善”演变

    在古希腊，快乐主义较之能动主义，势力影响就要小一些，它的演变历程也稍显短暂，即从昔勒尼派到伊壁鸿鲁。昔勒尼派的“至善”观是把快乐看作是生活的根本目的，其所指的快乐是瞬间的积极的当下享受，是种肉体快乐，肉体的快乐优于精神的快乐，肉体的痛苦比精神的痛苦更坏。所以昔勒尼派认为“肉体的快乐是“至善”。

    伊壁鸿鲁是快乐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将快乐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伊壁鸿鲁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至善”即快乐。他明确主张:“人们的一切取舍都以快乐出发，人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并以感触为标准来评判一切的善。”从这里可以看出，快乐是善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因为如此，人们称他的伦理思想为快乐主义伦理学。伊壁鸿鲁的“至善”观显得更为精致之处在于他反对昔勒尼派肉体痛苦比灵魂痛苦的主张，他所说的快乐是安静的快乐、精神的宁静、免除痛苦，他把这种快乐称为灵魂的快乐，它比肉体的快乐更大，正像灵魂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坏一样，肉体仅仅能感觉现在的欢乐和折磨，而灵魂则能感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欢乐和折磨，因而灵魂快乐比肉体快乐要高。伊壁鸿鲁的快乐是有节制的、淡薄的，强调灵魂上的无纷扰，唯有实行节制，才能从精神上、理性上获得一种自满自足，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心灵的平和，这种境界就是淡薄。所以，伊壁鸿鲁的“至善”是节制的、淡薄的快乐。

    快乐主义的“至善”观经历了从昔勒尼学派的“肉体快乐即‘至善”，到伊壁鸿鲁的“‘至善’是精神上的快乐”这两个主要阶段，虽然它不能和能动主义分庭抗礼，但在古希腊伦理思想中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三、对“至善”观演变的评价

    古希腊伦理思想的“至善”观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演变，这当中能动主义显然是主流，是引人注目的。苏格拉底第一个认识到分析价值词汇含义的重要性，在伦理思想中高举理性、知识的大旗，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条超自然的理想境界(脱离现实)的思想路线来寻求“至善”问题的答案:“至善”是纯理念，它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把“至善”观建立在实践性、行动上:“至善”是完善自己的各种自然本性，是理性下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满足。

篇（8）

多数时候，尼采是以一位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人们视线的。但鲜为人知的是，尼采曾以一位心理学家自居：“一个优秀的读者――一个配看我作品的读者从我的作品中所能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心理学家。”①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哲学著作。这是一部借着艺术谈论人生的哲学著作，全书主要关注了两个问题：“其一为生命的意义；其二为现代文化批判。”②尼采在这本著作里，探讨了三个观点。其一，他认为“悲剧文化”是希腊人应对痛苦的策略之一；其二，他认为阿波罗（即太阳神）象征着对个体化原理与美的假象的执着，狄奥尼索斯（即酒神）象征着表象的破碎和对意志的接近，而“悲剧的诞生”则是意志的显性表达。其三，他认为只有悲剧才能代表“希腊精神”。这种精神，是源自希腊人自身的对于生命的意志，这里有人类求生的本能，有对于生命力本身的信任。

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将古希腊悲剧中的音乐解读为“酒神现象”，并将这种“酒神现象”最终解释为“希腊的精神”。因为音乐是悲剧的重要部分，且承载着尼采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核心，所以使得我们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来寻求解读这部哲学著作成为可能。

先看《悲剧的诞生》中一段关于萨蒂尔合唱歌队的描述：“理查德・瓦格纳曾说过，文明被音乐所消除，正如同烛光为日光所消除……古希腊的文化人面对萨蒂尔合唱歌队会感到自己被消融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鸿沟隔阂，都让位给一种极强大的、回归自然心脏的统一感了……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这种慰藉具体而清晰地显现为萨蒂尔合唱歌队……深沉的希腊人，唯一地能够承受至柔至重之痛苦的希腊人，就以这种合唱歌队来安慰自己。希腊人能果敢地直视所谓世界历史的恐怖浩劫，同样敢于直观自然的残暴，并且陷于一种渴望以佛教方式否定意志的危险之中。是艺术挽救了希腊人，而且通过艺术，生命为了自身而挽救了希腊人。”③

尼采为何断言是悲剧音乐“挽救”了希腊人？悲剧音乐究竟是如何“挽救”希腊人的？要弄清楚这些，我们只能求助于悲剧音乐本身。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音乐在古希腊人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希腊神话里，神和半神是音乐的发明者和最早的践行者。在多神众教的时期，音乐也成为古希腊众多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期的希腊音乐主要有荷马史诗、抒情诗和颂歌。希腊古典时期的音乐则包括悲剧和喜剧。悲剧由早期的酒神颂歌发展而来。“悲剧”（Tragedy）一词的希腊文是“羊”（tragos）和“颂歌”（ode）的结合，这与早期悲剧演出中附加的“羊人剧”有关，由唱酒神颂歌的合唱歌队队员披着山羊皮，模仿酒神的老师和侍从萨蒂尔的样子，表演插科打诨的轻松短剧，以调节剧场气氛。古希腊悲剧的含义不在于“悲”，而在于“严肃”……常取材于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主题常是英雄人物于不可抗拒命运之间的冲突……悲剧是戏剧、诗歌、音乐和舞蹈合一的综合艺术形式。公元前530年左右，在演唱酒神颂歌的基础上，诗人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自扮一个角色，与歌队对话，这是悲剧中的第一个演员，埃斯库罗斯引入第二个演员，索福克勒斯引入第三个演员，这才真正形成戏剧。悲剧的演出，最初由一个演员叙述故事，后发展到三个演员同时登台，用吟诵的“宣叙调”解释剧情，演员面戴假面具，脚穿高底靴，女角由男演员饰演，一人可扮演几个角色，演出中有歌队演唱，用阿夫洛斯管伴奏，在可容纳数万人的半圆形露天剧场演出。剧中歌队的合唱分为“正”、“反”、“合”三段，唱“正”段时转向右方，最后是“合”段，合唱队一般由15人组成。

从这段史料我们得知，悲剧音乐源自“酒神颂歌”，即宗教仪式音乐。发展至悲剧，酒神节的世俗意义可能已大过其宗教意义，但仍是一种仪式。所以，悲剧音乐可界定为一种“仪式音乐”。“‘仪式音乐’是民族音乐学、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在形式和风格上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吻合的，可对仪式参与者产生生理和心理效应的音乐。”④

那么，这种仪式音乐对仪式参与者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效应”究竟是什么呢？尼采用到了三个词：“消融”、“统一感”和“释放”。

首先，悲剧音乐究竟让仪式参与者在哪些方面产生了被“消融”的“统一感”？

我以为其一是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的主要根本之一是人们对身处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即所谓的宇宙观；宇宙观的体现，则包含在由信仰和仪式组成的信仰体系之中，仪式是信仰体系的外向性可观行为……无论是视觉艺术、建筑、文学、音乐或舞蹈，都曾以信仰作为其文化活力的基本源泉，以仪式为其生存和传播的土壤……”⑤悲剧产生于信仰多神众教的环境，其宇宙观是泛神论，狄奥尼索斯即酒神精神是希腊人对于生存痛苦的和解方式，这种和解方式以酒神颂歌作为表象的表达，世俗化之后演变成萨蒂尔合唱歌队，而悲剧本身便成为了这种仪式音乐生存和传播的土壤。可见，文化认同中信仰的认同是“统一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民族审美心理的传承。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古代的心灵组成部分在没有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按照荣格的理论，原始民族的心理活动会沉积在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心理的无意识深处，它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审美心理活动的渠道表现出来，左右着现代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先民们的图腾崇拜、巫术仪式以及古代神话，是民族审美心理发生时期的记忆密码，这些集体无意识勾勒了民族审美的原始心理草图……在音乐艺术中，原始先民最早形成的音响集体表象，包括基本音体系的形成，创世音乐的流传以及古代文明初期及其后的一些民间音乐，等等，可以说是一种存在民族成员心中的活化石，虽然它产生于远古时代，但却不曾死亡，而是存活在我们的音乐感之中，诱导着我们的审美心理活动。”⑥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早已形成不同的城邦，建立起民主制度，公民内部存在着贫富和门第的差别；但悲剧音乐中传承下来的早期希腊先民的原始审美密码，使仪式的参与者之间产生了共鸣。

其次，悲剧音乐究竟如何使得希腊人得到了释放？“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 如果“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是生命本身，那音乐是如何突破造型艺术的限制使希腊人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呢？

“音乐内涵的抽象表现，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及宇宙现象、生命历程的艺术化的感性呈现。音乐的各种形式要素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建立在两者的动态同构对应之上，表现出张力、平衡与节奏等生命状态，以及对立、冲突与统一等自然过程……音乐形式的动态结构以其出发与到达、稳态的保持与改变、上升与下降、渐增与衰减等整体变化趋势，形成一种能量场，反映各种事物、自然现象、人的心理活动乃至生命的发展历程。”⑦这种“音乐的各种形式要素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便是音乐心理学中的“联觉”。在心理学上，联觉被定义为“从一种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活动”。周海宏在其博士论文《音乐及其表现的世界》中曾经就音乐音响的音高、音强、时间及其变化率特征、紧张度和新异度六个方面做了与联觉相关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上述音乐音响的特征与人的生理感觉一一对应。笔者由此猜测，希腊人由聆听悲剧音乐产生了联觉，这种联觉对应了人类心理活动的自然规律，使得生理层面乃至情绪层面得到了释放，这种释放符合生命的本能，让希腊人感觉到“生命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同时，人类联觉的共通性又使得音乐成了在场的不同希腊人共同的语言，为“统一感”增加了新的砝码。

总之，音乐引起的“释放”和“统一感”让公民的文化和精神都产生了应和；使人们暂时忘掉贫富和门第的差别，产生一种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感觉；同时增强了雅典城邦与其它城邦的心理链接。萨蒂尔合唱歌队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安慰着古代希腊人的心灵，而这种不可言说，就是音乐不同于造型艺术的特点。音乐的这种非语义性，成为了酒神颂走向悲剧的动力，即尼采所说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结合的动力。同时，也是这种非语义性，让尼采认为悲剧音乐中不可言说的意志才是希腊的精神。

注释：

①尼采.张念东，凌素心译. 权力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7

②周国平. 悲剧的诞生：尼采哲学的诞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8-44

③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北京：商务印刷馆，2012

④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

篇（9）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263-01

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摆脱了封建宗教思想禁锢的枷锁，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到整个欧洲。欧洲在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质也变得丰富无比，这让欧洲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自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证明规律。同时，他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认为，理性已经渗入到自然科学的每个角落，很自然的也进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纳人到观察科学的范畴，把观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在这种学术环境的影响下，丹纳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元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元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这三种力量合起来共同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

丹纳“三元素”理论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关系。史达尔夫人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史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纳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对丹纳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可以说，丹纳是把孟德斯鸠的地理说、史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理论的，并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说。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在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的背景下，丹纳提出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极具启发性，并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艺术哲学》中所讲的“种族、环境、时代”中的具体内涵，是复杂多样的：“种族”，在丹纳那儿可以是“人种”，有时也指为“民族”、甚至“宗族”或艺术家群；“环境”，既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偶然地含有社会环境的意思；“时代”的内容就更为广泛，精神、制度、政治、文化、生产条件，甚至包括对经济状况的某种程度上的分析。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丹纳的“三元素”说与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韦乃至孔德，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他赋予这些概念以物质的实在性和具体性，而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丹纳把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艺术的本质，最终归结到“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之上，使他所具有的唯物论的观点不能继续发展而走向唯物史观，并最终走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丹纳《艺术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同时并存，并不时地发生矛盾，而这恰恰反应出丹纳世界观中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经常不断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李学智.丹纳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1994（04）.

篇（10）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所有派别都产生了，墨翟、庄子、列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所有可能的哲学流派以至于像怀疑论以及唯物论，诡辩术以及虚无主义都发展了起来，情形跟中国一样；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宇宙观，即认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先知，从以利亚（Elias）经过以赛亚（Jesaja）及耶利米（Jeremias）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jesaja）；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比如说，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汤一介，2005）。

也许是出于巧合，逍遥学派的教学方式在公元前3世纪竟在全世界兴起（王永忠，2004）。“放眼望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从西到东，从希腊、埃及、伊朗、印度到中国，依据我们现有的文献和文物知识，在这几百年间，世界各地都有无定所的游历教师传播知识、思想、信仰，而且继续下来，一直和有定所的学校教育并行。”

“文艺复兴是向后看的，把古代看作为一切真理的源泉。”众所周知，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经历的空前思想解放是与思想家们的游历和交流分不开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塔索、拉伯雷、龙萨、伊拉斯斯、路德、莎士比亚、杜贝莱、蒙田、塞万提斯、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圭尔西亚、米开朗基罗等所有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无不闪耀着人文主义的火花。正如恩格斯指出：“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飞跃都与游学活动紧密相关。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游学活动与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乃至重大飞跃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基于此，本论文从古代游学的视角考察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试图找到其背后深层次的动因。

二、古代游学之概念

本论文中的古代游学指的是古代文人墨客们以知识的学习、教授、传播和交流为目的的居无定所的旅行过程，是古代旅游的一种。古代游学大多是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游学，他们是推动思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早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有可供外出旅游的金钱和时间，并且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游动机，因此出门游学的几率较大。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地之告；不临深蹊不知地之厚也。”司马迁说：“异时诸侯并争，后招游学。”（《荀子・劝说》）令人惊叹的是，同一时期的希腊、埃及和印度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这似乎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巧遇。

三、关于文化轴心时代

文化“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他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我们只能推断出最初的一大步，即语言之产生，工具之发明以及火之点燃和应用。这是普罗米修斯时代，是所有历史之基础，正是经历了这一阶段人类才变成了不同于我们不能想象的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其二是：在公元前5000年和3000年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其三是：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出现；其四是：其后只有唯一的一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时代。文化轴心时代的学说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狭隘一元中心论，而是从多元的角度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世界文明史第一个辉煌而复杂的时代。人类文明经历了神话时代和远古文明，进入人性的、伦理的、理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等不同的文化形态。

四、文化轴心时代与古代游学的关系

（一）前轴心时代

在北纬30度上分布着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和令人难解的神秘现象，因而有“神秘的北纬30度”之称。该地带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农业发展比较发达，在前轴心时期其农业和经济社会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农业就得到了长足发展，都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为该地区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作了物质层面的铺垫，为轴心时代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这个地带，前轴心时代也是人文主义广泛复苏的年代。人文主义的兴起，让人的焦点回归到人自身，人及人的价值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知识分子阶层的四处游历、讲学，为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发展造就了空前的良好机遇，促成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的形成。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刚从繁冗复杂的神魔鬼怪体系中摆脱的人们极度渴望走南闯北，体验自然、享受生活。于是在轴心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旅游高峰。

前轴心时代，在西方是古希腊哲学时代之前，在中国则是春秋战国乃至西周之前。在这个时代，中西文化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诸如，这是一个神学的时代、神话的时代、诗歌的时代，等等。孔子生活的时代与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同。春秋末年战国初期，诸侯分封格剧，纷逞僭越而周氏衰落，“王道却残”（《史记・周本纪》），出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甚至“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时局的动荡导致文化上“礼崩乐坏”，作为安身立命的天命观、鬼神观和人生观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

总言之，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在前轴心时期，这些地区的农业就得到了长足发展，都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加上人为主义的复苏和兴起和旧社会的动荡，让人所关注的焦点回归人自身。知识分子阶层四川游历、讲学，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迎来了空前的良机，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创造了条件。正如美国学者牟复礼所言：就在脱胎之前，周朝末期却成了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从孔子、老子开始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得以奠基。从那时起，支配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后中国的历史。

（二）基于古代游学的轴心时代成因细观

1.前轴心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出游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基础。在轴心时代，农业在几大文明古国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和飞跃提供了物质保障。出身贵族家庭，富有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量出游，成为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先驱。2.人文主义思想的复苏和兴起是文化轴心时代的一大特点，是思想文化发展和飞跃的思想基础。由于人文主义的复苏，在轴心时代之前支配人们心灵的整个精灵、恶魔、鬼神系统如何能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里消失殆尽。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神的低位的降低、人的低位的提高。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春秋战国时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殷商西周时代的对神的诚惶诚恐的顶礼膜拜已被对人的生活、意志和力量的热情礼赞所取代。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旋律。同时期，人文主义在其它文明古国都有所复苏和兴起。春秋战国时代确立的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同时期西方的人为主义相比较，又各有异同。同是注重人及人的价值，西方更强调个体的人的自由、平等、尊严、权利，而中国却更强调个体的人的自律、宽容、义务、贡献等。3.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量游学直接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交流和发展，是文化轴心时代形成的直接动因。在轴心时代，大量文人墨客和思想家都四处游学，在交流和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在在各门各派的不断碰撞过程中，产生量人类智慧和思想的结晶。在其后的历史中，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在中国产生了孔子、老子、列子和诸子百家；希腊贤者如云，诸如荷马、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