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态学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篇（2）

二、呈现真实之美

生态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主题思想和审美造型的电影类型，以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影像表现手段吸引观众感受其中的深刻美学意蕴，从而呼唤更多人保护生态，热爱生活，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一，自然之美。电影导演通过影像向观众传递自然之美，人们看到自己生活的地球是如此广袤与美丽，便逐渐摆脱了对大自然的征服欲望，心灵回归平静、宁和的状态，并将更积极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创造更加美好、安宁、和谐的生活。田园史诗巨作《德拉姆》以真实、朴质镜头语言带领观众领略云南、四川、境内横断山脉中的“茶马古道”。霸气苍茫的原始森林、高耸圣洁的梅里雪山、惊涛骇浪的怒江峡谷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淳朴牧民的歌声、孩童的嬉戏声、教堂中虔诚的祈祷声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自信祥和、愉悦自由的田园生活美景。看到这样的旖旎风光，自然会给身处繁忙、迷离的都市人群那焦灼不安的心灵带来许多慰藉和启迪。其二，生命之美。生命之美历来是艺术家们讴歌的重要主题，电影艺术也不例外。生态电影导演对生命的赞美是通过拍摄动植物及人类等一切生命物体，用镜头放大这种原始神圣的生命之美来呼唤人们珍爱生命，保护环境。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聚焦我国青藏高原的濒危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将藏羚羊与自然、藏羚羊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表现得异常尖锐和突出。藏羚羊生存环境的破坏与种群的减少揭示出人们在金钱、道德、利益及生命之间的艰难抉择。影片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由此呼吁人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大自然，并表达出了生命平等、和谐共生的“全生态”观念，生命无贵贱、等级之分，人类最终还是回归生命的本源。其三，和谐之美。“全生态”观念的核心美学意蕴是和谐之美，它在中国生态电影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生态电影汲取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佛教的“众生平等”、道家的“万物齐一”等思想无不为中国当代导演拍摄生态电影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人与人类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成为中国生态电影反映的主题。电影倡导人类自身心理与生理、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倡导人与人之间互助互惠、互相理解、真诚沟通；倡导人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与动植物和谐共生，融为一体。因此，中国生态电影的和谐之美表现的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与社会相融共生的美好生活。如具有“诗意电影”美誉的影片《云上太阳》表现的就是这种和谐之美，贵州丹寨群峰叠翠，郁郁葱葱，清晨在朝霞的映射下云雾缭绕，错落有致、蜿蜒曲折的梯田折射出金黄色的光晕。一幅幅优美的电影画面向我们展示出万物和谐、鸟语花香、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令人心旷神怡，无限向往。

三、重构艺术之美

电影是一种利用空间形式再现时间的艺术，因此，生态电影除了呈现自然、生命与和谐之美外，如何重构时空关系，合理安排叙事结构，增强画面美感亦是电影人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生态电影导演在关注转化对象的同时，对电影主题的开掘也日趋深化。如2002年冯小宁导演的《嘎达梅林》，2004年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2012年张之亮导演的《肩上蝶》，2013年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等，导演在叙事手法上或采用史诗式，或使用章回体小说式，在画面造型上或借用中国画写意手法，或利用光线和色彩来重构艺术形象。其一，叙事艺术。越来越多的生态电影导演在叙事结构上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常常运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将生态观念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如冯小宁导演的电影《嘎达梅林》就结合了散点和线性叙事结构的特点，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美好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嘎达梅林与牡丹骑马驰骋在大草原上的场景，蓝天、白云、绿草的全景画面与主人公渐渐融入在一起，形成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唯美场景，表现出嘎达梅林与牡丹之间两情相悦的美好爱情。2013年，贾樟柯拍摄的转型新作《天注定》在戛纳电影节斩获最佳编剧奖。这部电影把真实的社会新闻事件改编成4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在秉承贾樟柯电影一贯纪实性风格的同时，又加入了对暴力艺术的表现。该片在叙事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形式，具有起、承、转、合的结构特点。电影空间贯穿了中国南北的地域环境，影片直白的情感宣泄和的暴力展示将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与环境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浮华社会与人性压抑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二，画面造型。电影所呈现的内容和意蕴都必须通过画面造型表现出来，所以，画面造型是影视美学艺术的重要表现技巧，它使电影具有了丰富的艺术语言。画面的视觉效果与情绪感染力是通过构图、色彩、光线、线条、影调等造型元素来实现的，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如何合理选择和利用这些元素，形成具有艺术魅力和情绪感染力的视觉语言是导演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国生态电影导演借鉴了国外优秀生态电影作品中的视觉表现方法，大量采用两级景别和空镜头来渲染大自然的壮观与秀美，营造出“天人合一”的气氛。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中就大量运用空镜头、大全景和画面的外部运动，全方位立体展示出当地的自然美景，观众从影片中深刻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动物水融的深厚情感。另外，生态电影导演还常常利用色彩造型，在还原大自然原有斑斓色彩的同时，还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刻画了人物形象，创造了画面意境，烘托了气氛，体现了导演独特的创作风格。例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世界》等影片用绿色营造忧郁、怀旧的时代氛围。电影《森林之歌》用色彩还原了一个绚丽多彩、生机勃勃的森林世界，还采用低角度、微距镜头等造型技巧拍摄大特写画面，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鸟类纪录片《天赐》的画面造型细腻而温情，处处体现着创作者对自然、对动物浓浓的爱意和怜惜，大量的特写与跟拍镜头描写了黑尾鸦父母对小黑尾鸦精心哺育的过程。小黑尾鸦的成长异常艰辛，父亲捕食时咬中鱼钩身亡，母亲为了保护自己摔断翅膀而去，哥哥遇到天敌袭击夭折等，小黑尾鸦的命运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这强化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三，音响效果。除画面之外，声音也是影视艺术造型的重要表现手段。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中哗哗的水流声、夜晚各种虫子的鸣叫声以及清晨树林里的鸟鸣声，使观众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幅立体、逼真的乡村美景图。在影片《德拉姆》中，马队在行进过程中的清脆铃声和鸟儿婉转的啼叫声仿佛带领我们穿梭到了那个遥远的茶马贸易繁荣的时空。除了音响的运用，同期声、音乐等声音与画面也要同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完美的视听感受，以便更好地表达主题，营造气氛和抒感。影片《天赐》中精美的画面配合抒情音乐及具有教育意义的解说词，完美的声画结合使人们在享受视听艺术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心理。

篇（3）

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篇（4）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篇（5）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既表现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理性，又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万物。

(一)“仁民爱物”的惜生重生观

孔子奉着惜生、重生的原则，主张用生态从善的道德情怀来对待自然界，对自然界及自然界的万物施以爱心。提倡天道生生，仁爱万物，将义、礼、仁等伦理道德范畴推广至自然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言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表明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对于兽类、鸟类、鱼类不可过量捕杀、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含义。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入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在孔子看来，保护动物，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热爱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自己的手段。这种生态平衡观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的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弃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孔子将对待动植物的态度与对待人等同并列起来，反映的不只是人对人的伦理道德，而是对待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博爱之伦理。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这是其伟大高明之处。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热爱生命的“仁爱”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君子之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君子之爱包括对亲人的爱，对百姓的爱和对自然物的爱三部分，这三种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亲亲必须仁民，只有仁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亲人的幸福才有保障。与此同时，仁民又必须爱物，只有珍爱保护自然万物，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物质保障。这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与爱物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爱已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才是真正的“爱”和“仁”。在他看来，道德系统由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两部分构成，人际道德高于生态道德，“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更是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选择。他认为，为了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万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建立一个依时采伐林木和猎取生物资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还提出要设专职官员负责生态保护，规定“虞师”之职责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虞师”专司法令制定、颁布及实施监督。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取予有度。从税收等经济政策层面鼓励老百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劝导统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生产生活资料来养活百姓，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

“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相类或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体现着和谐自然的生态伦理观，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人类在为自身

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时”构成了孟子“不违农时”、“食之以时”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到了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正如他所引用的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条件和环境却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人的活动会影响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在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的活动不能够代替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这就内在地将生态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孟子对待自然也是主张爱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例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掌握好度，按时收割庄稼，粮食就会丰产丰收；用合适的方法捕鱼，就可以取之不尽；按计划砍伐树木，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并把保护生物资源以满足人们需要作为推行王道和仁政的基本措施，因为生物资源富足、人们生活稳定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基本条件。孟子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提倡树立永葆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荀子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导尊重和保护自然。他否认“天”是有意志的神，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日月星辰、阴阳风雨，是水火草木、鸟兽鱼虫，它们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认为天人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建立了一个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体系，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蓝图。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保护思想，已超越了孟子。

(三)“尽物之性”的资源利用观

遵循自然规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载，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说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都表达了取物有节，节制利用资源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认识到其他物类对人类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爱物”。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还认为，合理利用资源须从“尽性”开始。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虽强调“人道”，但却没切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高扬人的价值，但又不否定自然物的价值。“尽人之性”就是“成己”，“尽物之性”就是“成物”。“成己”，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品德修养，“成物”就是使物得以实现其价值。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其为物不贰”，即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一种生物消失了，就永远无法再现。主张人应节制欲望，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那么，人们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成己”、“成物”，“尽物之性”呢?儒家认为，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特定时期，即动植物的繁衍、幼体成长时期不要过分的砍伐、捕猎。儒家学说并不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反对杀生，而是认为应根据时令的不同来区别对待，不要对自然界过分索取。认为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资源，才能使其繁殖兴旺，否则各种生物资源就会在人们的违时获取和过度利用中耗尽。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两型”社会的主要启示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范畴，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物种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目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首先，我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限定在遵循生态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否则，就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走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之路。我们只有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利用自然及其规律、按自然及其规律办事才是最终的和必然的选择。

篇（6）

生成教学是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并且得以开发的，是过程思维模式取代实际思维模式的体现。《后现代课程》是美国著名学家多尔所著，书中提出：“课程本质是教学的一种形式并不是预先准备好的计划，课程中干扰因素的出现是转变教学方向的主要原因”。这一段文字中所指的干扰因素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经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所产生的新问题、新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况。从《后现代课程》作者多尔的思想来看，多尔要求人们通过教学过程来从新认识教学，推倒教学过程中的固定要素，从正面解释教学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整体教学过程的影响，并且把不确定因素加以利用。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多尔最为看重的教学元素，多尔认为在教育过程中知识的学习只是学生的受教育过程，而课堂的动态生成则是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不仅是多尔这么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教育学家都持相同的观点，并且保持比较高的境界。持有这种思想的学者认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他们富有想象、感情丰富，并且极具个性，看待他们的眼光是要有生命的高度，对于他们的课堂应该是具备动态生成的。所以说课堂教学不再是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事先准备好教学方案，在教学的时候机械、反复、枯燥地进行教学方案中的内容教学，而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不断改进教学方案，在教学中观察学生在学习中的小细节，利用动态生成教学模式给予学生想要的知识。

二、高校思政课的现状是对动态生成课堂的呼唤

从我国各个高校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来看，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部分学生对思政课都提不起兴趣，甚至还会出现厌烦的情绪。作者从本市几所高校的思政课教学报告获悉，喜爱学习思政课中知识的学生只有1%，感兴趣的有7%，感觉一般的占61%，不感兴趣的占22%，特别反感的占9%。从思政课实际教学情况来看，课堂上很多学生都在干与思政课不相关的事，如睡觉、玩手机、看其他书籍、交头接耳等，有一些学生甚至是不带任何思政课书籍就进入教室进行学习。学生学习思政知识的目的也不明确，作者询问了很多高校学生，有75%的学生认为学习思政知识只是为了考试不挂科，只有25%的学生学习思政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道德思想水平。从上述的问题来看，造成问题的原因不可能只有一个，就课堂教学方面而言，教学方式单一，师生之间缺乏教学互动，导致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不高涨，从而让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多年来高校的思政课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再加上历史原因和教师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强调教师中心化和学术权威化，在给学生传授思政知识的时候通常采用“灌输”的方式，教学互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教师通常都习惯于大面积、大容量的说教式教育，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很少会去调动。可能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在我国的某个时期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对于如今的高校学子，这种教学方式显得非常突兀。当代的高校学子喜欢在学习中探究未知的事物，思想开发、思维灵活是当代高校学子的思维表现，但是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存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撞击，不仅晃动了教师手中的教学权威，也伤害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教学改革春风的到来，生成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出现在教师的视野中，这种教学模式强调的是教学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平等交流，争取教学知识的互动，其生成教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师生之间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课堂生成教学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全方位挖掘学生自身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学生对于个性化的理解，通过多方面的实际互动，对于教学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要积极面对，争取将这些负面要素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资源。大部分学生进入课堂接受教育的时候都不是空着脑袋的，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这些学生通常都会积累一些学术知识或者生活经验，当学生进行知识学习的时候会根据自己以往的学习经验创建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抛弃了传统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不再是被动学习的人，而是主动获取知识的学习者。教师同样也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构建动态生成课堂是教师的主要任务，在生成教学的过程当中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个小细节，及时地收集和记录，并且把这些小细节合理地生成教学资源，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学习的目的。

三、思政课生成动态课堂需要注意的地方

1.预设要精细

课前预设与动态生成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我国的传统思想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提前预设，如果不预设那么这件事就做不好。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要提前对所授知识进行预设，从而达到完美的教学目的，让课堂中不确定的因素沿着课堂周围运行。以上所述的教学预设不是单向的、死板的、严密的、独断的行为教学设计，而是多元的、敏捷的、动态的、科学的教学设计。教师应该在教学知识重点的时候，考虑到突然会出现的事件和相对应的教学策略，在教学预设的时候尽可能多准备几个不同的教学板块，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应机改变教学策略。此外，在教学中还应该考虑教学的弹性，观察“粗”与“细”的搭配比例。课堂生成中的空间大小是需要教师控制的，如果答案单一，就是空间生成太小造成的，反之空间生成过大，答案就会漫无边际，所以该段落中所说的预设并不是指传统的预设。

2.重在宽容

教师如果在课堂上采用独断的方式进行管理，是不能使用动态生成教学的，只有民主自由的课堂环境才可以使用动态生成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永远处于强势的一方，而学生在知识方面则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给予学生足够的宽容。教师应该用内心的热情去包容并且接受学生个性的、无知的、参差的情感和思想，然后把自身的这种热情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学生的心中，让学生在接受教学的时候感到安全和理解，从而让学生内心世界的大门向教师展开，向教师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只有动态生成教学才可以形成这种想象不到的教学情境。

3.有效对话

使用对话协作代替知识灌输。教师单向的灌输式教学是教师霸权的体现。对于未知的知识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采取一样的心理去面对，采用对话协作的教学过程，让学生可以感觉到自己才是课堂的主体，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有效的过程中不仅让知识得到了传输，还有效拉近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让彼此不再感到陌生。

篇（7）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思维品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三重生态”理论中得到的启发运用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探析初中数学动态问题的教学策略，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目的。

一、“三重生态”理论的阐释及对教学的启发

在“三重生态”理论阐释中，其主要包含三个动态因素，即自然生态、类生态及内生态。所谓自然生态就是维持每个人生存的物质资料，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所谓类生态就是人们生活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内生态则指的是每个人内心得以栖息的居所。专家认为：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体都处于三重生态的相互作用中。综合来看，自然生态和类生态最终反映内生态，并通过内生态表现出来。其实，课堂教学也在三重生态关系的作用下呈现不同面貌，取得的教学效果也是各异的。

“三重生态”理论应用于几何数学则表现为用运动的观点看图形的变化，具体特征为探索点、线段、面或几何图形运动中的规律，这些元素在变化过程中相互转化，最终实现有机统一，科学阐释数学问题由“变”到“不变”、由特殊到一般及变繁为简的辩证法思想。这种理论涉及数学领域的概率论、几何等众多知识，并蕴含数形结合、函数方程、有效转化等极其重要的数学思想，因而此类问题更具综合性和开放性。由于此类包含动态思想的问题符合新课改的课程要求，因此数学问题中设置动态问题是数学考试中考查学生数学思维的重点。素质教育崇尚学生自主性的发挥，上述提到的初中数学中的动态问题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出较高要求。本文将以“三重生态”理论为基础，多角度阐释解决上述问题的科学方法，进而研究这类问题的有效教学策略，有利于教师更好地找准教学方向，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解题素养。

二、利用“三重生态”理论尝试解决初中数学动态问题的教学策略

从长期课堂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对解决动态性数学问题没有比较成熟的思路，考试中这类题目的得分情况不是很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此类题目本身难度系数较高，二是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三重生态”理论没有得到恰到好处地应用，在师生中没有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自然生态元素作用不明显。

数学动态性问题重在描述题目中涉及的基本元素的变化和运动过程，为了让学生能直观清晰地理解各项元素的变化规律，我们需要在学生脑海中创设具体的情境。

2.类生态元素作用不明显。

在解决动态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通常会陷入一种固定的、单一的模式，即对学生的思想培养缺乏一定的关注，从而导致学生形成思维惰性，习惯按照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长此以往，如果学生接触的题型种类有限，这种思维定势将更明显，当遇到新题型时，思维转换速度和敏感度都将急剧下降。尤其对于一些需用新方法解决的“旧问题“，学生通常会根据以往习惯和模式解决问题，以至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懒于深究问题背后的原理。类生态元素未发挥良好作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学生并未用心体会点的运动和变化规律，也没有认真分析动态数学问题的实质，从而只能按照既有经验思考和解决问题。

3.内生态因素作用不明显。

内生态因素主要表现为学生觉得所学内容很有难度，且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学生所做的习题往往是一大堆字母、图形、数字的组合，很难让学生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应在设置题目时，选择趣味性叙述方式，并尽量让学生在解题中体会成就感，让其意识到所学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三、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1.深入理解动态型问题，发挥自然生态元素的作用。

尽管动态型问题复杂多变，但有其自身规律，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大规律。

（1）无变量条件：无变量元素的问题基本都是较简单的几何问题，运动变化形式基本围绕点、线、面展开，主要考察运动中的规律性。例如，在解决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相似三角形，或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等问题时，在无变量的前提下，解题方法都相对简单和固定，主要采用相似或全等等规律。

（2）有变量条件：如下图：P在等边三角形ABC的AC边上运动，AC=6，P从点A向点C运动，Q是CB延长线上的一点，以同样速度由B向CB方向运动，过P作PEAB于E，连接PQ交AB于D。当∠BQD=30°时，求AP的长。

此题主要运用到直角三角形的知识点，根据题目已有条件，易判断出∠QPC是直角。根据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当∠BQD=30°时，QC=2PC，设AP=x，则可以得出方程：6+x=2（6-x），解方程即可。可以看出引入变量元素后，题目变成综合型。综合型问题通常包含函数、几何等多个知识点，因而难度系数较前者大，考生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应具备综合型思维。

深入解读题干要求，合理分析图形，应成为学生解决动态数学问题的必要步骤，这是对“三重生态”中自然生态元素的科学注解。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题目要求，并从中探索出一般的规律性东西。学生需要重点理解的因素有：图形中运动的元素、运动的特殊点，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点的特殊运动过程。

2.引导学生体会解题思路和数学思想，发挥类生态作用。

在具体指导学生时，要确保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避免“背答案”。只有学生真正掌握解题思路和数学思想，才能彻底掌握这一题型。

如初中数学动态型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生提高内在修养及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数形结合”和“分类讨论“两方面的能力。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可多寻找一些需要运用到这些能力的题目，开展针对性训练。

如下图，在正方形ABCD中，AB长度为6厘米，M点从A点出发以单位速度沿直线向B点运动，与此同时，点N也从A点开始运动，运动路线为AD―DC―CB，速度为6cm/s。设AMN的面积为y（cm■），运动时间为x（秒），则y与x的函数关系式是（？摇？摇？摇？摇）

许多学生见到这种问题就觉得无从下手，其实运用“数形结合”和“分类讨论”两种方法是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的，由题目易知，从N点正好能走完折线AD―DC―CB，根据分类讨论思想，可将AMN的面积计算情况分为，在AD、DC、CB三条线上的三种情况，并根据数形结合的思想，写出每种情况下AMN的面积计算公式，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3.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发挥内生态元素作用。

教师要善于创设情境，将学生带入情境，使他们感受到动态问题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

如这道题我用两个小虫子代替P、Q点，这道题立马变得有意思：两个小虫子小P和小Q同时发现了A点的实物，此时，他们与食物的位置呈三角形ABC，小P离食物的距离是20cm，小Q离食物的距离是12cm，已知小P的速度是3cm，小Q的速度是2cm，请问两个小虫子立即沿最短路径奔向食物，问：小P和小Q何时与食物成等腰三角形。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使得整个题目令学生眼前一亮，解题过程变得趣味化，能够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使得学生意识到所学的内容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综上所述，课堂教学活动应将激发学生的内心感受作为重要考量，而不是单纯地说教。“三重生态”理论中内生态元素是其他两种元素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教学活动最后都是以服务学生、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为出发点的。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明白教师担负的职责是多么重大，使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并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是多么任重而道远。

篇（8）

1．开展环境科学知识讲座。开展知识讲座是培养学生生态道德的有效途径，能够让学生全方面地了解历史和环境的关系。开展专题讲座可以通过对专题的分析，强调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2．开展纪念日活动。针对一些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纪念日，比如植树节、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组织学生搜集相关的知识与图片，相互学习和讨论，增加学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3．开展知识竞赛。知识竞赛是一系列的学习过程，从赛前准备、赛中发挥再到赛后总结，学生可以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破坏的行为理解，锻炼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生态道德培养的不足之处

(一)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观念有待增强

大部分中学历史教师都没有经过环境知识培训，没有扎实的环境科学知识基础，再加上传统的历史教学没有过多的关注生态道德，致使中学历史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观念有待强化。学校要加强师资的建设，为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确立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观念，从我做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二)考核标准制约了生态道德的培养

历史教育是人文教育，在素质教育的人格养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生态道德是人格养成的重要部分。由于考核标准成为了升学考试的工具，学生所学的内容围绕考试展开，制约了历史教育的人文性，阻碍了学生的生态道德培养。因此，学校应该对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将硬性的纸质考试转化为实际观念的培养。

(三)生态道德教育的协调机制不完善

生态道德教育体系不仅在校内，与家庭、社会也有着必然的影响。家庭生态道德教育最直接的影响着学生的生态道德，随着环保宣传的日益扩大，许多家庭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是一些家庭的言行不一，影响学生的生态道德培养。教师要更多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从多方面引导学生保护环境。(四)历史教学改革没有突显生态道德培养我国生态环境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道德培养知识相对薄弱。受到传统历史教学的影响，中学历史教材主要为政治史，生态道德培养没有得到突显。要想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要及时进行教学改革。在课程结构的调整和教材内容编写上，着重引入生态道德培养。

篇（9）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5-0118-02

前言

生态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是当前的文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转向，这两大转向相互影响，互为对话。生态学与伦理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转向令人吃惊，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生态学和伦理学具共同点和共同发展趋势。生态学和伦理学以上的共同点和发展趋势为二者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融合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二者在文学研究中对话。

一、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文学生态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态学和伦理学领域都出现了巨大转折――两者都向着非还原论的、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生态学从一门纯生物科学发展为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学科，派生出了人类生态学、心理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同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过去有关“文化―自然”关系的各种假说逐渐被一种相互依存又有所差异的新的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融合了文化和自然两方面的各种学科，即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文明并不排除在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能量循环之外独立存在，恰恰相反，这三者间互相依赖且后两者是人类文化的灵感之源。同时，文化生态学还注意到文化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及自我指认的发展态势，虽然其他各个学科也越来越关注人类文化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自然在文化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只有文化生态学对文化演进与自然进化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辨析，遗传规律决定着自然进化；而信息与交流则是人类文明的演进的主要动力。

很多的学者致力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精神生态》（Ecology of Mind）中首次对生态与文化进行了类比。彼得芬克（Peter Finke）认为贝特森的观点融合了部分系统理论的概念。这对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学分支也同样适用。文学都拥有自己的能量，都在遵循自己内部的力量进行着自我更新，这种不断的调整自我的能力让其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又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葛诺特（Gernot）和哈特穆特布约默（Harmut Bohme）等哲学家所提出的生理文化生态学对贝特森的精神文化生态学的观点作了补充。

因此，以语言和交流为目的的文学本身即是“文化生态主义”中的典型形式。文学以各种全新的方式探索着文化系统、人类和非人类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断的在探索中获得了自身创新和更新的强大力量[1]（P49-60）。可以说，文学在语言和更广意义上的文化理论中发挥了生态式的作用――将原本的理性中心结构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极富变化的形式；原本的“逻辑空间”具有线性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而文学将其转变为非线性、复杂的反馈关系的“生态空间”。由于该观点认为，精神和生理，理论与生活，人类社会和非人自然间的相互联系组成了人类所负责任的必要背景，因此文学的这一作用同时也明确包括了生态伦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文化生态学是“对话多向式”的而非“单项式”的，因而它与其他文化以及科学都是紧密相连的。正因如此，生态学，尤其是文化生态学，在最近几十年中，逐渐演变成了跨学科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

二、伦理学、生态学、文学生态伦理学

与此同时，伦理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调丰富性、多样性以及交流性。伦理学领域也逐渐的向生态学和文学逐渐靠近。可以说，文学、生态学和伦理学三门学科似乎同时发生了相呼应的转变：生态学开始关注文化，而伦理学则开始强调生态和文学，文学则向二者转向。

在伦理学的文学转向中，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2]，保罗利科（Paul Ricoeur）[3]从不同的角度所指出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文学的叙述性模式。它需要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叙述，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坚实的例子。文学可以以充满想象的方式超越自我的桎梏，实现伦理学的价值。一方面，伦理区别于道德，当伦理学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设定了一整套固定的、传统的且客观的规则体系的同时，它对道德体系亦做出了十分准确明了的界定。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伦理观念要求树立“全新的伦理直感”[4]。艾迪加普拉滕（Edgar Platen）和马蒂阿斯梅尔（Mathias Mayer）致力于将这种带有叙述性、虚构性和比喻性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字的力量与其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梅尔摒弃了传统的道德说教。对“文学伦理学”进行了着重阐释，展示了大量当下的文学伦理学理论[5]（P5-20）。

在伦理学的生态转向中，艾曼纽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的观点也许是近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他认为只有当人实现对其他事物或者人的义务才有可能实现最高的价值。这是伦理学首次涉及生态问题，而这是前所未有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属于隐士的学科”[6]（135-13），且这门学科与语言、文本及文学一样具有反推论或超越推论的力量。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尝试超越了人类社会，扩展到了动物世界中去。其1999年的作品中表述：“我存在因为我是动物”[7]（372）。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从束缚人类的“人类世界”，向“人和动物间的过渡地带’进行探寻”。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种跳出了人类中心论的眼光来思考和叙述的思维方法，比在哲学模式，它更容易在文学模式中得以实现。因为后者可以使我们以“动物”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特性。

伦理学、生态学及文学组成了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框架，这一框架日益成为当代论战的焦点。斯瑞内拉・艾文诺（Serenella Iovino）从生态学的角度反思了哲学伦理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艾文诺把这一全新的伦理学角度称为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托马斯克莱文思（Thomas Clavies）进一步发展了列维纳斯的理论，对由生态学所激发的伦理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理论的诞生，才使得当今的伦理学与生态学的共同之处变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因为上述理论，文本范式和文学范式逐渐演变为上述学科间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和连接手段。目前，国外的文学批评中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可谓如火如荼。

结束语

20世纪以来，由于认知论的偏差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空前加大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人类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地球生态资源，归根到底是一种扭曲的生态伦理观在起作用，这已经引起全球知识界的忧虑，包括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是记录人类生活、精神的重要手段，文学史是与地球的发展史同步的。文学必须要反映人类发展的真实、原生状态，这样的文学才有存在的实际意义。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将文学的力量有效的应用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中来。因此文学生态伦理学研究赋予了文学作品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Hubert Zapf. The State of Ecocriticis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s Cultural Ecology [A]\\Natur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s on Ecocriticism[C].ed. CatrinGersdorff and Sylvia Mayer. Amsterdam: Rodolpi， 2006， 4969.

[2] J. Hillis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3] 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M].trans.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1992.

[4] Judith Butler，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M].New York: Fordham Univ. Press，2005.

篇（10）

二、循环式的效能观

“任弱水三千，我一瓢饮之”是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表述，“一滴水反射太阳的光芒”是现代科学的形象性说法。这就是“以少总多”观念，它们共同说明的既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典型理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状况。即是说，一次性投入的资源不会随着使用的完毕而成为废物，而是将剩余的物质，或者投入本身产生的成果，再一次作为新的资源继续发挥作用，如此不断地使用，在循环生产的概念中没有传统意义的废物，而是变废为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指我们在生产系统过程中，用最新的循环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线形模式。这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并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相互和谐。文化产业由于几乎不耗费自然资源，不但可以重复生产，如现代出版印刷、风情歌舞表演、影视艺术播放等，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如广播电视、网络通讯和旅游观光等，因此，它比工业生产更具有循环式的效能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从传统的一次性的单一资源的开发，如历史文物和遗址、自然风光和景色、民间习俗和工艺等，转向多次向和多元化的复合利用，由一种资源衍生出相关的资源，由一种产品演化为更多的产品，形成所谓的有机产业链。在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中，文化产业是其中的核心产业，起着引领市场的带动作用。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业服务领域，如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加上三网融合，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高。目前，在国内著名旅游景区兴起的大型实景歌舞表演，就较好地做到了资源———开发———效益———新的资源的循环式效能。如由杨丽萍任总编导、阿宝任艺术总监的《云南映象》，给我们呈现了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云南民族风情。我们知道，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情，将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搬上舞台，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不仅带来了审美体验，更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一是实现了杨丽萍个人艺术生命的循环延续———完成了由舞蹈到编导的转变，从而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永驻;二是实现了民族风情向艺术表演的循环延续。随着云南旅游的日益火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而这台常年演出的节目，促使这些年轻的民族后生更好地延续自己的传统。这方面，张艺谋策划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还带来了当地农民产业的转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化产业而扩大至广义的文化经济。

三、和谐性的价值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天人合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一幅人与社会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身泰心宁，顺其自然，这是一幅人与自我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和谐———人与自然及其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及其他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其内心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说:“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谐中的对立不是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同相成。和谐性是在和谐基础上升华而成的辩证性、转化性和恒久性。可以说，和谐与和谐性都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生态学视域下文化产业和谐性发展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化”:一是资源的优化利用。从和谐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情况、生产要素、资金流动和生产主体产品的完成，再进入流通的环节，最后被消费，其间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到管理者的实施运作，都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需要，进行恰到好处的资源调配，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和谐性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荣辱与共，人与自然互相依赖，人与人互相信任，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就充分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片面理解。很多地方在争夺名人故里，就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其实，名人的出生地只能有一个，而这样无休止地争吵的结果，已失去了对名人的应有尊重，纯粹沦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一种炒作。二是市场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独到的魔力。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调节的盲点，如对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看不见的手”是一根失灵的杠杆，需要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这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和微观调配。我们要吸取过去发挥的行政干预文化市场的优势长处，又要避免纯粹的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和产品的自然配置，研究与探索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文化市场体制，做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比翼齐飞。还是以“名人故里之争”为例来说明市场的优化配置。关于“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先后有湖南、贵州、云南在争夺。其实，古夜郎的核心虽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但它东至湖广，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达东南亚各国，地广数千里。与其争夺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不如好好开发本地更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系统性强、特色鲜明的地方旅游文化市场。三是效益的优化实现。文化经济学的资源优化利用，不仅要看到交易，更要看到效益，不能“只赚吆喝不卖钱”，这个效益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所有参与文化产业活动的人的归属感、成就感、荣耀感。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经济要着眼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文化企业，不能只看见眼前利益，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的今天。因此，文化企业和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员应该具有全局观念，不能为了部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可行规划，合理开发，精心布局，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