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3 15: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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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一、引言
大学英语的学习目标应该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国内诸多外语教育研究者看法颇为一致。如束定芳等(1998)认为扎实的语言基础,较强的语言运用技能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将最终体现在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这种能力的培养和形成涉及学习者本身的语言知识、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其他知识和情感因素。文秋芳(2002)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要求学习者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不仅能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同时要做“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夏纪梅(2002)认为这种能力的本质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语言的创造与再创造的活动能力。可见语言习得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载体。文秋芳(2010)提出要相信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融为一体的。那么,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是怎样融为一体的呢?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理论
维果茨基用社会文化理论辩证地解释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由生物决定的心理系统包括记忆、注意等,一旦遇到文化物品、活动就被重新组织成了一个新的、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系统。这个心理系统是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生物因素提供必要的功能,文化因素则使得人类有能力从外部有意识地协调这些功能。因此,外在社会影响并改变人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反过来影响并改变外在社会环境,二者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语言学习而言,社会环境不仅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来源,而且是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来源。同时,语言作为人类认知能力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能力的发展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的语言、认知和社会发展都是社会文化构建的,所以学习与发展不仅是认知过程,更是社会过程。与认知理论指导下的语言习得观念不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能力的来源既不是语言习得装置,又不是其他机制,而是来源于真实社会环境中语言的使用。由于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语言能力应当反映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特征,所以它没有置于学习者的大脑中,而是置于多维的社会环境及学习者接触到的各种话语实践中。并且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不应被视为抽象的形态、句法规则和结构,而应被看成各种社会环境下的话语(speech)。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他们需要体验、吸收、输出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新话语。其中,新话语的输出需要在类似母语环境的真实生活中发生,发生在与他人交往与互动中。维果茨基认为与他人交流使得学习者能够获得无论是环境或内在语言机制都不能单独提供的语言知识。然而,学习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独立完成交流的,为此他提出了“搭建脚手架”和“最近发展区”这两个概念。交流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作为脚手架促进“最近发展区”的产生。学习者首先在与他人交互中接触并展现新的语言形式与功能,随后将这些形式与功能内化,使自己能独立使用语言完成交互任务。由于语言能力置于学习者接触的话语实践中,因此习得发生在交互过程中,而不是交互的结果。交互中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发挥脚手架作用,帮助学习者完成自己所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一个“最近发展区”的目标,向下一个“最近发展区”前进。就交互形式而言,口头交互是基本手段,以对话式交互最为常见。
三、“类母语”课堂教学环境的构建
1.对二语教师的要求
如何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类母语”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环境呢?与教师而言,首先要对课堂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教师、教材、知识点一直被认为是课堂的三大要素。授课模式基本是教师按照教材上的知识点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但当我们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二语习得时,则需要把课堂看成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并在这个环境下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到目标语言文化里;另外,课堂要尽可能反映外在社会文化的现实,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与外在真实世界不一致的人造环境;第三,在课堂上教师要尽量为每个学生创造属于个人的最近发展区,然后通过对话式交互帮助学生实现各种体裁话语的输出。其次,教师对课堂上的交互要有新的认识。在讲座、教师提问等一些形式的交互中,参与者的权力是不对等的,而Vanlier认为保证对话中参与者权利对等很重要,即每个参与者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决定谈什么,谈多久,和谁谈,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谈话。因此,保证每个学生在对话交互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是教师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其二,交互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协作式对话、知识构建型对话等。日常对话通常具有区域性、未计划性和后果不确定性等特征。因为这些特征,VanLier(1996)指出课堂上的对话交互不能局限于和教师之间的协作型对话,还应包括和实际发展水平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并且能力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更为有效。其三,教师要避免对交互结果进行刻意的引导,接纳并鼓励对同一问题的多种理解。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帮助他们学习。最近发展区不仅指社会支持,还是关于意义的社会协商的场地。因此,最近发展区是认知发生变化的地方。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可以表达相互理解的场所。既然有着不同目标、资源的人互动时,认知会发生变化,那么二语教师就可以大胆地创造各种互动的可能,理解的不同正好为新知识的构建提供机会。二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创造互动活动让学生实践,学生的母语背景和二语能力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差异让学生获得对同一现实的不同理解,而这才是社会的真实状况。最后,教师要尽可能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全面记录,定期分析记录内容,然后再反馈给学生,协助学生寻找个性化的语言能力发展独特性。
2.对学生的要求
对于语言习得主体学生来说,课堂是他们对二语社会性使用的主要场所。他们要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实现话语的输出。首先,教师的教学话语属于他人协助中的专家协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话语不仅是可理解性输入,本质上更是他们进行协助的社会表现,在师生交互中构建,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为了使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语言在课堂之外的使用方式,将语言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教师需要减少独白式话语的使用,利用交互式话语创造丰富多样的、类似真实生活的语用环境。其次,学生之间的协助属于他人协助中的同伴协助,起到互为脚手架的作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有助于培养表达的流利性。另外,还有与他人协助相对应的自我协助,语言学习中自我协助与他人协助同样重要。学生通过心理排练等自我语言协助新的语言形式从心理间向心理内层面转化,从而掌握新的语言形式。除了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外,学生的另一项任务是自我记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详细记录并配以相关音频视频录制材料,然后结合教师记录,探寻自己的语言发展特性。
四、结语
教师和学生首先要充分认识文化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尽可能地在课堂上创造类似母语交流的真实情景。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逐步成为目标语言文化的积极参与者。
参考文献:
[1]MarysiaJohnson.APhilosoph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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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与国际体育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既可以为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对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之初,引进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学林启武开始翻译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体育社会学知识的学者。之后,蔡俊伍、刘德佩、牛兴华、王苹、李树怡等人也发表了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刘德佩引进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问卷调查法,并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学者金崎良三设计的研究课题样本,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21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一议题与争议》(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对美国体育社会学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从引进成果的来源看,有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苏联为主。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苏联等国,熟悉这些国家的研究进展,具有引进这些国家成果的便利条件。
1.1.2成呆输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1988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ass)发表了我国王真、陈安愧和钱跃庭的论文《中国纺织女工的体育态度和参与状况》,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开始进人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会与闲暇》(l& s)又刊登了刘德佩的研究《体育与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兴华等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学十年间的学科进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极大兴趣。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 ·a ·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 )。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 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和其他学术组织多次交由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承办学术会议,体现出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信任和支持。会议以严密的组织、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为国际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台,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整体实力,大大引起了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关注和兴趣。除承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在多个体育社会学的国际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组织、筹备和主持会议。通过举办和主持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学术季刊,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科领域最高权威性学术刊物。该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时,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种语言刊登论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 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偶然,环境社会学便是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政治上发酵的产物。“环境社会学”最早是克劳斯纳在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随后,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便是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当时面临“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一度成为当代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社会学家卡顿深受其影响,开始理性思考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1992年,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环境社会学开始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国学者有意识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进入21世纪,社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遇到的环境问题,推进了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环境社会学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同时还将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实施和检验工作。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如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的实施﹑环境文化的构建等。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便由此应运而生。
2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今天,中西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我国学者也开始发掘“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意蕴。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道德和伦理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
环境伦理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之间的关系,把道德权利﹑良心﹑义务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3]
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问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意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意义非常丰富,其最鲜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们确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观,并在实践中采取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方法论,解决环境问题。[4]
2.2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钟。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80年代绿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
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同群体表达自身意见的一个共同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过程,经由社会不同群体的认知与协商而形成的,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学知识﹑大众传媒﹑组织工具以及公众行动成功地构建环境问题,并使之为其他人所接受,进入决策议程,最终转变为政策实践。[5]
2.3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与信仰对于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它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特别是工业社会,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导致环境状况恶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与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进化的,但它忽略了社会系统内部强制与紧张的一面。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乐观看法有可能模糊人们的环保意识。[6]
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权力的精英影响着社会事件,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环境威胁,全球环境为经济正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促进资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综合效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考虑经济效益。
2.6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着眼于人类进步的负面性,尤其是工业和科技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危害。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大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样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将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Key words:French Sociology School; Emile Durkheim; social facts
Abstract: While diffusionism was very popular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rance became thestronghold of sociological ideas.Emile Durkheim ,who founded French sociology School, is inevitablyone of the pioneeres of Structura-functionism in U.K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in sociologicaltheory and 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 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 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前言
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的经济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使得我们许多行业都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资源在开发和建设中的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的下降等等问题日益引起了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省内有不少旅游专家和学者围绕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积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在自己视野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对近几十年来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分类、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时间起步较晚,近年来有所增加;
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经济、历史和地理、农业科学和宗教等其他相关期刊、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我们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通过筛选,共统计有效论文36篇,由于视野范围有限,统计论文的数目并不能涵盖所有。针对所能涉及的,对查询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类,得出从97年才开始有相关公开发表的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而一直到近五年之内其研究成果才呈现出明显的增势,各种相关论文、著作不断涌现。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相关著作,主要是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和贵州省旅游局编的《贵州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005年“贵州旅游文化论坛”论文选》,该书收录了40多篇论文,于2006年9月出版。
二、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偏向于生态和文化;
总的看来,研究者们主要从生态、文化、开发、管理等角度去揭示旅游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多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近年来,生态旅游是国内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最热的一个课题。1995 年,云南西双版纳首届“全国生态旅游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进展。针对贵州旅游业加快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专家们强调应该树立生态旅游价值观;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遵循生态学原则,合理解决发展与保护、利益分配等矛盾。从文化的角度,指出贵州喀斯特地貌应该与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在旅游发展中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原则。从开发的角度,我们应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突出天然和本味特色,同时注意区域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从社会方向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几年兴起的趋势。叶春等人选择以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探讨了社区村民参与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程序和可行性。
三、 研究方法多侧重于定性研究,偏向于理论分析
纵观省内已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的层面上,对于定量研究则少有探究者。根据对文献的统计,理论研究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有个案分析的实证研究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定性和定量,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只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应互为补充,相互支持,来完善我们的研究。依靠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捕捉研究对象的所有变化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延伸,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多,为两个研究范式的相互借鉴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计算和定量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定性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都为不同范式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性。
四、 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全国范围来看,旅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旅游学科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其研究已表现出显著的多学科、跨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而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尤其在经济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做过不尽相同的界定。1990 年加拿大Globe’90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做的阐述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伴随着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内涵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文化产业的悄然兴起,导致了在实际研究方向的进展中,许多研究者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变迁上,甚而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单纯理解为如何实现旅游的生态或者文化可持续发展。从整体观之,我们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全面,系统的观念。国内外各地专家学者从环境学、生态学、文化学、旅游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容量、旅游增长极限、旅游阈限理论等等新概念,还运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如体验性评价发,综合性层次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等。其研究成果有个案研究,也有专题研究。而省内在理论总结上缺乏吸引人的地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还比较少。
结语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贵州省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尽管在近几年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上还比较缺乏创新,这使得整体的研究进展比较慢,成果比较少。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作进一步的努力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文晓晋.贵州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绿色大世界.2007年第9期.
2.面向规划学科需求的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与城市认同——市民创造城市:城市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5.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6.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7.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理论述评
8.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9.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10.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浅谈城市规划层面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12.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1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14.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15.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16.城市社会学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会学思想及其当代回响
18.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
19.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20.城市文化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
21.群体性“冷漠行为”的社会结构成因分析:一种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22.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23.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24.社区、空间与城市社会学——再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5.城市人的社会特性——源自城市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
26.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7.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28.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29.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0.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为例
31.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32.城市社会学视阈下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
3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34.试析人类生态学范式与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不同
35.论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
36.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37.在社会学和城市学双重视野中发展城市社会学——兼论在新的城市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会发展与预测研究
38.新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39.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40.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41.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42.日本城市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43.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44.城市社会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探讨
45.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以闽侯县南屿镇为例
4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48.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49.当代大学《城市社会学》课程组织与教学改革探讨
50.城市商业步行街区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51.城市社会学主导下的旧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早期发展
53.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原理》简介
54.有关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会学的领域及理论流派
56.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泛论——兼论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规划
57.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社会学分析
58.基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探析
59.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一)
60.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我国城市传统古建筑现状——以南昌老城区传统古建筑为例
61.对照教学法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的模式研究
62."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63.教育与城市互动关系新探——《教育与城市空间生产——基于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拓展》评析
64.城市社会学带有倾向性的理论问题——介绍《城市社会学》一书
65.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66.新城市社会学
67.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68.集体消费理论对城市社会学经验的再认识
69.新的城市社会学
70.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71.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
72.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73.城市社会学
74.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
75.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76.足智多谋的城市:梦想与忧思——国际城市社会学与区域发展协会2013年学术会议纪要
77.解读《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78.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79.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80.近年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概况
82.必须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83.要重视社会学在城市建设上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读后感
84.城市的形式与内涵——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课程教学研究
85.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86.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内外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87.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89.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角——评《巴黎社会学》
90.评《城市社会学》
91.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的发展
92.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学探析
93.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94.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综述
95.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96.唐长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97.研究城市社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绍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