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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35-02
莎士比亚与济慈,他们出生的时间相差超过200年,这两百年的距离并不能将两位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相似之点和相通之处割断。莎士比亚与济慈一脉相承,传递薪火。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的研究硕果累累,对济慈诗歌的研究也是颇丰。本文将细读两位诗人的诗歌文本,分析他们的宗教意识。
一、莎士比亚的宗教意识
英国的16世纪正处于基督教十分兴旺活跃的时期,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对圣经故事以及其中烦人警句进行了大量引用,在作品中所宣传的基督教精神就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所提倡的“仁慈”“博爱”精神,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时常流露出来。比如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基督徒国王”的正面形象。他通过亨利王之口说“我并不是什么暴君,而是一个基督徒国王”揭示了基督在他心中的位置。基督徒国王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与不人道,关心人民的疾苦。“仁慈”“博爱”是莎士比亚所宣传的,也是基督教所提倡的。
事实上莎士比亚的诗歌同样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他的十四行诗在歌颂友谊和爱情的同时也以文学的形式对圣经和基督教做了自己的诠释。
莎翁的一切作品都充满了道德的、严肃的态度,并且他的底道德观念是站在基督教的立足点上的。以他的十四行诗105首为例:
不要把我的爱叫作偶像崇拜,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全省掉差异,只叙一件事情。“美,善和真”,就是我的全部题材。
“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作就在这变化上演,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
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在诗中,莎士比亚把“爱友”永恒的“爱”与永恒的“善”联系在一起,“仁慈”“美德”“永不变心”都是为了突出“善”,十分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善的追求与审美理想,借讴歌“爱友”的“美、善和真”,提出了他的审美标尺。美和善、真不可分道扬镳,一定要统一协调。没有善的思想指教,美就失去了灵魂,无所适从。对爱的内涵的宣扬蕴涵了基督教观念。
二、济慈的宗教意识
济慈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他不但熟稔《圣经》和宗教礼仪,而且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为人仁慈、怜悯、讲究宽恕、博爱,爱好和平,向往灵魂的拯救。同时济慈对于古希腊时期的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与了解,从希腊神话中,他获得了美和欢乐的哲学精神。国内学者罗益民认为“虽然几次热爱生活,采取入世的态度对待人生,但事实上,济慈并非一个仅仅止于感性经验的诗人,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基督教情结的人”。
济慈曾经公开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济慈的长诗《恩迪米昂》就体现了多神和平相处的异教思想。诗中提到的神很多,太阳神阿波罗、海神特莱登、牧神潘等。一种活跃的、乐观的古希腊精神吸引着济慈,济慈也将这种文化精神当作是自己的信仰,这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至少部分上是与基督的阴郁世界形成对比,因而济慈拒绝以基督教的教义来审视这个世界和对待生命。事实上,济慈对于古典文化的怀旧情绪也表明了他对基督教文化秩序的不满与抗争,他表达通过赞美异教文化来代替基督文化的愿望。在《恩底弥翁》的开篇《潘之歌》中,济慈描绘了为潘神庆祝的场面,潘神的节日充满了欢乐,但为潘神献祭的画面却充满了血腥,耶稣被罗马士兵抽打,剥光衣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阴郁与血腥的场面强调了人类的罪行。在济慈眼中,这种殉难、受刑、圣人的死去与对人身体的破坏形成了基督教文化中极为令人感到压抑与沮丧的场景,这种场景让人性为之颤抖。与此相比,潘神的庆典则是如此的欢快与纯真。
据日本学者米主库石先生分析,济慈欣赏和接受希腊精神是因为他们是“美的宗教和欢乐的宗教”,这暗示着他对基督教庄严而崇高的背叛。中国学者周桂君也指出济慈“用宗教仪式来表达一系列异教的价值暗示,是对现有基督结构的一种代替,在任意一种情况下,希腊的世界至少部分是与基督教是处于对立关系的。”两位学者都认为,迷恋和喜爱希腊文化的享乐和世俗之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济慈对基督教的背叛。
即便如此,济慈并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在济慈的诗歌《致柯斯丘什科》中,济慈对基督教虔诚的信念蔓延在诗行中。如“To where the great God lives for evermore”就表明了济慈对上帝存在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Great God”的出现和使用更进一步表明济慈对上帝的敬仰。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意象上,这首诗都是虔诚的。另外一首《睡与诗》完成于济慈20岁左右,也表明了济慈对上帝的信念:
Sometimes it gives a glory to the voice,
And from the heart up-springs, rejoice! rejoice!
Sounds which will reach the Framer of all things,
And die away in ardent mutterings.
No one who once the glorious sun has seen,
And all the clouds, and felt his bosom clean
For his great Maker’s presence, but must know
What’s I mean, and feel his being glow.
济慈对基督教温和的感情都表现在这首诗中,其中对“Framer”和“great Maker”这两个短语的使用尤其需要注意,济慈选择这两个词来代表上帝,这清晰表明济慈把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世界的创造者。
【参考文献】
[1]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4.
[2]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09.
[3]罗益民.心灵的朝圣者――约翰・济慈的宗教观[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05).
海子,一个想要成为“太阳”的人,一个被冠以“文化诗人”、“生命诗人”、“史诗诗人”等多种称号的诗人,用他的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逼使人们去重新审视诗歌和生命,成为了那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的神话之一。他曾为自己立下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海子仿佛是受神的指引而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事情——创作“伟大的诗歌”。
一.与基督相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掀起了一阵“文化热”的狂潮,学者们在感慨文化“沦落”的同时,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出路。他们试图找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原因以及中西在文化形态方面到底有何根本性的不同。在这种思考和追问中,学者们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他们逐渐发现,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宗教文化,也许在“人民精神的鸦片”之外,还存在着别样的价值内涵。于是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文化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审美情趣、精神领域的意义。在这次的狂潮中,出现了一批文化诗学的建构者,有杨炼、于坚、舒婷、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空白只能通过颠覆中国美学传统和大量借鉴、吸收西方文化来填补,海子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他曾经发表过激进的言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与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1]他不满当时文坛,对时代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进行了犀利、深刻地揭示:“动物般的恐惧充塞着我们的诗歌……/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情”(《秋》)。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救”。海子正是当代诗坛的拯救者之一。海子身上有着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他对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一直倾心于古典文化、人类文明,极力寻求文化之根,渴望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引导。他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的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2]这种“巨大的元素”就是文化因子,他急切地寻找各种文化的“粮食”,建构成他所认为的真正的“伟大的诗歌”。
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由此可见,海子的史诗写作是为了弘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途径就是文化回归原始主义。但是在当时文坛上,提出文化回归原始主义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海子像《太阳·殺》里的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郁郁寡欢,不被人理解。他像个人类苦难的救护神,试图利用基督教文化精神,建构他的文化价值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一种教条,一种思想,它是一股生命的新生之力,凡它所到之处,往往会很自然地发生强大的力量,与一个人或团体恶习相抗争,在社会中产生净化的力量”。[3]海子深切地体会到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和净化力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血肉中。
二.海子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海子在北大时,受西川影响,开始接触《圣经》,后来相继阅读过《耶稣传》、《耶稣在印度》等书。他的诗歌和生命带有明显的神性光辉,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返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学意义”。[4]“海子的大诗似起于对‘人’或‘我自己’的失望或绝望,这一绝望使海子对人性的自我拯救表示坚决的怀疑而在人性的边缘于神性照面。”[5]他在离世时还随身携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骆一禾曾指出海子的长诗《太阳》“全书的结构设计是吸收了希伯来《圣经》经验的,但全程次序又完全不同”[6]。海子能够如此熟练地化用《圣经》的结构,可见海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理解非管中窥豹。
海子的诗作里出现了大量如基督、十字架、木匠、太阳、火、天国、永恒、博爱、麦子、王等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意象。麦子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在基督教文化中,麦子包含着神秘的死亡和重生。《约翰福音》12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海子受到启发,但在海子诗中,他赋予麦子以原始生命力的意义,对它的歌颂,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歌颂:“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在海子诗作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意象——盐,《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教训门徒:“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盐在这里象征着自我奉献的救赎精神,要“照亮”世人、成全世人,是社会的引路人。海子化用这种精神,对于当时“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文坛状况,他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缺少成斗的盐、盛放盐的金斗或头颅、角、鹰。”可以说,海子在创作中,结合了自己的创作需求对基督教文化中许多标志性的意象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一片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精神领域。
《圣经》的意境也随处可见。《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的以团火/代替天上的老爷子/洗净生命”;《夏天的太阳》:“当年基督人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给母亲》:“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麦地》:“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在我钉成一支十字木头的时刻/在我自己故乡的门前”,“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如果不是因为时辰不好”,“我被木匠锯子锯开,做成木匠儿子/的摇篮。十字架”等等。海子的这些诗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神圣的诗歌殿堂,在这些意境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葡萄园之西的话语》)
海子基督式的救赎情怀使他身上带有无法抗拒的文化使命感,主要体现在他的史诗创作上。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抒情诗创作,埋头于他所生疏的史诗创作,只因为他觉得史诗可以传达社会、国家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弘扬民族所需要的文化价值。他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的史诗中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代表作是“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它与《圣经》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土地》探讨了生与死、欲望与理性的关系,张扬了原始的生命力,语言上模仿《圣经》,结构上吸取了《圣经》的创作经验。作者满含泪水的双眼忧伤地看着这片他所钟情的土地,痛惜大地的被遗弃,试图通过救赎和皈依来获得灵魂的安定。海子靠想象虚拟了一个原始、圣洁、充满神性光辉的乡村大地,来寻求生命和精神的栖息地。海子渴望“一盏真理的灯”,直接批判了现代人“我们已丧失了土地/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
有哲人曾经说过“或者升得更高,或者彻底堕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毁掉自己”,海子无疑属于前者,他用他一个人的孤独来睥睨沧桑。他的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子自己在《太阳·殺》里说:“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中的事物。”我们往往只看到事物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海子及其诗歌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还将继续。
注释:
[1][2]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3]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其贡献》,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
[4]陈超:《海子》,《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08-02
基督教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目前使用的五线谱就是由基督教会多年逐渐发明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学习的美声唱法也起源于基督教。管风琴的制作与发展,甚至数字乐谱在亚洲的推广和使用,都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音乐与基督教的共同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无论从基督教来说,还是从音乐来说,都没有办法将基督教与音乐分开。
一、基督教与基督教音乐
“基督”一词,希腊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君王”,宗教含义是“上帝差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为基督教崇拜对象,“三位一体”“因信称义”为其教义核心,《圣经》为其经典,教会为其组织形式。
音乐的发展是和宗教(基督教)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音乐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信仰传播工具,黑格尔说过“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相联系的,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到宗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歌唱的宗教。基督教音乐旋律自然、曲调舒缓、优美纯朴且庄严肃穆,流行于世的60多万首赞美诗,其中既有巴赫、贝多芬等大师们的杰作,又包含了世界各国众多曲调优美颇具特色的民歌,圣歌的诵唱也十分广泛。现代音乐的记谱法、合声法、各种调式的形成以及音乐理论和音乐学院的建立都与基督教音乐密切相关。
基督教音乐又称圣乐。它既传达上帝给人们的启示,又表现信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信靠和祈求。基督教音乐在欧洲得到的极大的发展,也是欧洲艺术音乐的源头。基督教音乐大致有以下分类:
1 弥撒曲
天主教所用的复调风格的声乐套曲。15世纪以前,是没有伴奏的清唱曲,15到17世纪改为由清唱和管风琴交替进行。17世纪起采用管弦乐伴奏,并插入独唱、重唱等,歌词用拉丁文,结束时的唱词有“Ite,Missaesg”(意为“回去吧,弥撒礼成”)之句,Missa之名由此而来。包括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和羔羊经五个乐章。
2 受难曲
大型声乐曲。以四福音书中记载的主耶稣受难的过程为内容,从最后的晚餐起一直到被钉十字架。最早(十二世纪)的受难曲以格里高利圣咏组成,用戏剧形式演出。到十五世纪,复调音乐代替了圣咏。
3 清唱剧
将圣经中的经文谱曲,风格与歌剧十分接近,有人物、事件,用宣叙调、咏叹调和合唱来演唱,不同的是清唱剧没有戏剧动作和戏剧表演,这一点清唱剧和受难曲相似,与受难曲不同的是:受难曲主要是描绘耶稣的受难过程,而清唱剧的范围则没有限制。
4 康塔塔
最早的康塔塔是一种世俗叙事套曲。与清唱剧相似,两者区别在于清唱剧篇幅较大,人物众多,而康塔塔则篇幅较小,故事内容较简单,往往偏重于抒情。
5 众赞歌
一种基督教会众合唱的颂赞诗歌,又叫赞美诗。这类诗歌有两类:一类是由作曲家谱写的,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不适合一般信徒诵唱;另一类是由信徒谱写的,不追求艺术性,但容易上口,适合一般信徒咏唱(教会所用的颂赞诗歌都属于此类)。
二、赞美与敬拜
敬拜与赞美本来是两个普通的名词及动词而已,敬拜是做礼拜,赞美是礼拜中对上帝的称赞。赞美的内容主要是对圣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奇妙大能和作为发出赞叹;对圣子舍身流血施行救赎宏恩发出感谢;对圣灵自由运行做各样善工发出诚恳及甘愿顺服的邀请。
为什么在礼拜中一定要有赞美呢?
1 基督教信仰在《圣经》开篇创世纪中明确告诉我们太阳、月亮、光体、星辰、宇宙万物、空气、水、生灵和人皆为上帝七日内奇妙创造。上帝是创造者,是开始也是至终,是完全高于人类的全能者,是当受敬拜配得赞美的,必须敬拜、赞美。也应该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惊叹与降服。
2 上帝除了是创造者、全能者外,上帝还是爱!而这种爱,人们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无条件地、无限地并具有永恒性意义的爱。圣经在《约翰福音》3章16节中明确的告诉人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是因着这种对人类施行恩典、拯救、谓之长阔高深的爱,凡是相信这一救恩的众民在情与理上更应当是纵情高呼颂赞了。
通过赞美敬拜信徒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并在音乐中解说神的指示和祝福,让信徒的信仰更加坚固。敬拜并不需要华丽的场合,教会中都有唱诗班来带领大家敬拜赞美,圣洁美妙的音乐把人们带入超凡脱俗的境地,使信徒感受到与神的亲近。基督教在布道时,也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都能被广大普通民众领受的通俗易懂的道理,并通过音乐的渲染,使宗教特有的神圣、肃穆的性质突显出来。
一方面,宗教借助音乐来宣传教义,借助音乐烘托庄严肃穆气氛,借助音乐实现人神的交流互动等等;另一方面,音乐也借助宗教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借助宗教实现了艺术的力量,使宗教得以传承和不断发展。
基督教音乐具有布道传福音的功用,音乐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特征之一,但决非只是信仰中的点缀、装饰。基督教音乐中有庄严美、宏伟美、纯洁美和神秘美。这种具有综合元素美的感受在世俗性音乐中是感受不到的。正因如此,千百年来每当教会在纪念、欢度宗教节日或进行各种礼拜、仪式、聚会、庆典时,音乐颂赞之声飞扬远方。带着对人们心灵强烈的吸引力、震撼力,将无数心灵饥渴慕义的人引导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蒙恩得救。基督徒以赞美音乐会的方式四处巡回赞美,传播福音的种子,用音乐来开展布道工作,以帮助更多人认识上帝,接受耶稣为救主。
赞美敬拜的审美愉悦功能和心理治疗功能。在宗教活动中,音乐可以帮助受众抒发、宣泄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唤醒来访者对美的体验,也就是唤醒了受众内心积极的生命力量。而这种美的积极的生命力量最终引导受众自己走出困境,摆脱痛苦,并找到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或方向。
三、中国基督教中的敬拜赞美
基督教在传人中国后就按本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去发展,就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在礼拜仪式上也唱起了中国人创作的赞美诗。中国基督教中的敬拜赞美主要是在中国人熟悉的曲调配上赞美诗歌词,基督教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文化,但是每一种文化传播到另外一个地域的时候就会在无形的磨合当中显示出每一个地域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
中外基督教音乐的不同有:(一)调式的差异:中国音乐的调式为宫、商、角、徵、羽五种五声调式,多数乐曲都基于五声调式,但七声调式也作为五声调式的扩充使用;西方音乐的调式主要有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二)旋律的差异:中国音乐高音强低音弱,西方音乐高中低音较平衡;中国传统音乐一般不转调,而西方传统音乐有大量的转调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均为单声部。
从前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从公元4至15世纪的漫长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文学的繁荣在步调上是不一致的。文学的繁荣出现在中世纪后期,即从11到15世纪的“信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世俗文学蓬勃发展,诞生了一批用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民族语言写成的文学名作,如《罗兰之歌》、《神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就文学批评而言,中世纪后期基本上没有创新,只不过是在沿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几个世纪里形成的批评概念,“真正重要的是中世纪早期”(Harland2005:22)。这里的“早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世纪一般被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后古典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7世纪);第二是理查大帝加洛林王朝时期(公元8至10世纪);第三是中世纪全盛时期(公元11至13世纪);第四是经院主义时期(公元13至14世纪);第五是人文主义时期(公元14至16世纪)(Hardison1974:23)。这里不仅第一时期和古典时期、第五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有部分重叠,而且中间的三个时期之间也存在部分重叠。文学批评上的所谓“中世纪早期”通常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在中世纪后期毫无作为。基督教与中世纪的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相遇无不影响、甚至决定了当时文学批评的任务、目的和主要内容。在后古典时期,公元4世纪可以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整个古典传统依然盛行,学者们全盘吸收和消化古典批评家的思想。他们直接重印西塞罗和匡第连的修辞学著作,或者依照基督教的需要而加以修改,贺拉斯更是持续不断地被人广泛阅读。相比之下,之后的公元4至7世纪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批评著作,内容主要是对古典著作的修订、注释和结集。在此期间,基督教因吸收了多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元素而得以迅猛发展,反之,新思想也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了古希腊罗马传统。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优秀的文化从来都不会轻易地被完全取代,更不用说当时蓬勃兴起的基督教文化并不打算将它全盘摒弃。当西罗马帝国在政治上衰亡之后,希腊罗马文化依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即使是在保存希腊罗马文化时,也禁不住改变它触碰到的一切”(Harland2005:22)。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有些元素被忽视,有些则被蓄意篡改,甚至改得面目全非。通过歪曲来吸收异教文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徒的一种深谋远虑的行为,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徒并不是朝着一个新方向茫然被动地前行,而是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要构建的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符合新的教规。这样就必然会涉及到他们对待异教文化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
异教文化,特别是异教诗歌和神话,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犹如谨慎的希伯来人逃离埃及时带出来的金子,弃之可惜,留之堪忧。在拉伯努斯•马路斯的《牧师的基本原则》(ClericalInstitute)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人们因其不可抵挡的诱惑而想阅读非犹太教诗歌或书籍时,对待它们就应当像对待《旧约》申命记中被俘获的女人:如果一个犹太人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他应该剃光她的头发,减去她的指甲,拔掉她的眉毛。当她被清洗干净之后,他才能像丈夫一样去拥抱她。当一本世俗之书落到我们手里,我们习惯的做法有着同样的特征。我们如果发现异教文化中有可用之处,便把它吸收进自己的教义,如果有关于异教偶像、爱或纯粹世俗的内容,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拒绝。我们剃光某些书的头,用锋利的剪刀剪去其他一些的指甲。(转引自Hardison1974:5)存留的标准全看能否符合基督教教义或者是否能为基督教服务了。早期基督教神父特尔屠良(Tertullianus,公元160~230)拒斥古典戏剧,经学家、拉丁教父哲罗姆(Jerome,公元347~420)称诗歌为“魔鬼的美酒”,圣奥古斯丁也曾在《忏悔录》中内疚地回忆他过去沉迷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为帝多的死哭泣(Augustine1960:56-7)。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诗歌和戏剧一概加以排斥。其实,在古典时期诗歌被用来教授人们演讲术,现在基督教徒也需要同样的技巧,因此基督教作家有意识地吸收贺拉斯的《诗艺》这样的著作,基督教诗人则为圣经题材采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和风格。然而,他们对待戏剧的态度则全然不同。戏剧几乎是被全盘否定,许多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遭到基督教思想的排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与戏剧相关的模仿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指出艺术是对外表的模仿,与真实隔着两层,只能挑起人的灵魂中低等的部分。他说人的灵魂中的那个不冷静的部分,也就是非理性的部分,给模仿提供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材料,而“那个理智的平静的精神状态……不是涌到剧场里来的那一大群杂七杂八的人所能理解的”(柏拉图1996:404)。柏拉图坚信真理存在于形式之中,亚里士多德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必须通过物质的、具体的东西来实现,因此戏剧的情节能够揭示真理。虽然他们对模仿的看法不一,但是共同发展了“模仿”这个文学批评史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柏拉图对戏剧持有清教徒式的思想,基督教神父与此类似,他们竭力倡导禁欲主义思想,自然反对信众涌入剧场,放纵情感,看戏在他们看来只能提供快乐,而不能给人带来足够的教益。于是,戏剧日渐沉寂,最后消失得几近了无踪影,直至中世纪后期才再次出现。模仿的概念也随之被人遗忘。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美学性的。
与“模仿”概念被尘封不同的是,古希腊关于修辞的理论知识则被继承。他们把这种知识运用在诗歌的创作艺术上,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很少表现出创新思想,最多只不过是“把古老的修辞方法照搬到诗歌上,即让主题先出现,让有说服力的陈述随后出现”(Harland2005:23)。相比之下,在中世纪文学批评中关于虚构的标准显得更为重要。这首先涉及到对异教传统的吸收带来的一个文学史方面的特殊问题。此前文学史上的作家基本上都局限在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之列,现在基督教作家认为有必要重写文学史,使之包含旧约和基督教文学的作者。由于大量基督教作家的加入,文学史中的希腊作家显得越来越少,古典传统本身随之发生变化。先前的古典文学理论中有一个根本性假设,即古典文学是自足的,它只受自身的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采用的例子全部来自古希腊文学,而当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引用《旧约》创世纪中上帝的话时,他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重写文学史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个假设遭到了质疑。在基督教作家看来,希伯来文学比希腊文学更为古老,它有可能对古典著作产生了影响。这种可能性大大激励了学者们猜测《旧约》跟希腊和罗马文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纯属一派谎言,更有甚者,它还会导致人们信仰虚假的神或者虚假的奇迹,唯有《圣经》才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在谎言和终极真实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呢?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中世纪最为重要的批评活动的空间,即寓言解释。“寓言”(Allegory)源自希腊语,意为“它言”,也就是说寓言提供一层字面意思,而真正需要理解的是隐含其中的另一层意思。最早的寓言解释活动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在古罗马帝国后期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把具体独特的表面看成是代表某种终极真实的符号,芸芸众生混沌未开,自然不能由表及里,洞察入微,只有少数有哲学思想的人能够透过表面看清这些符号的含义。而中世纪关于文艺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一切文艺表现和事物形象都是象征性或寓言性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秘奥的意义”(朱光潜2002:135)。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思想为新柏拉图主义者开辟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他们不遗余力,试图挖掘隐藏在文学作品简单的情节和人物背后的奥义。与此类似的是,基督教也把世界看成是符号。世界就是一本上帝写就的书,里面到处都隐藏着需要基督徒读懂的信息。基督本人就是通过寓言传教,这给人们一个明确的提示:除他实际说出的话的表面意思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有待信众领悟①。此外,《圣经》的解释者还需要通过解经把《旧约》和《新约》的不同的精神气质调和起来。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 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当然只打算来凑凑热闹,随意发言估计还是不行,诚如会议主办者所言,此次会议是此方面研究领域学者的一次聚会,将汇集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将对于“灵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就当慎重。言下之意,就是把赞成的这点原因,借着发言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
一、文学与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基督宗教与文学的专着,甚至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最近的出版界接二连三地抛出有关的专着,如:上海师大扬剑龙教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 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3] 西南师大王本朝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4] 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5] 等,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
一般来说,基督宗教有社会功能、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三个层面上的特征。基督教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在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到了现当代社会可能不能完全应付社会所要求的整合,但其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却仍然有其活力,且越来越彰显其在思想和文化影响上的重要性。诚如杨慧林先生所论:“在有关‘价值’的各种人文学思考中,神学的视角越来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世俗的领域里追索价值,我们最终只能发现一切‘价值’都充满了相对性。通过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宏观叙述’的结构,基督教神学实际上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显示了人文学与神学的深层同构。”[6]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式来认识世界,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又有效的对话渠道。而基督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话语” 的传递上的,而文学的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直指人心渴望,同时又能呈现世界本相。想一想,圣经各卷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应和神学、护教学相辅相成。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7]
那么如何认识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呢?假如只说基督教文学是用文字作见证,那就是一种误解。当然,能写出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文学,但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却不仅是用文字写成见证而已。而一部上乘的极具灵性的文学创作,很可能整部作品中不见一个基督教的惯用术语或专有名词,却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达基督信仰的精神。而相反地如果作者对基督信仰没有较深的了解,整篇作品中尽管采用了许多基督教的名词与圣经章节,仍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就拿两个日本现代作家来说吧,比如三浦绫子,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却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她从创作小说《冰点》[8] 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多,在日本基督教文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技巧上她坚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她对以文学传福音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忽然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大声疾呼:“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一定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为东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施洗约翰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她认为她只能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这就是三浦绫子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的看法。而她实际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日本青年正是在读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后而悔改归向了基督。就连翻译她小说的翻译家朱佩兰女士的受洗归主,也是因长期研读三浦绫子的作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日本另一位作家远藤周作,他作品中所蕴藏的基督教信息和神学思想,可能更为深湛。他的代表作《沉默》[9] 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有极大的反响,早已拍成电影,即使放到世界基督教文学中来看,也有其卓越的地位(早已译成十几国文字)。远藤周作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才能写出《沉默》那样的巨作。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家们,可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不单是在写作题材或创作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基督宗教,特别是圣经,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换言之,即对基督信仰的内涵要痛下功夫。[10]
所以说把定点放在作品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 [11] 西方的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作家和诗人,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 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来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 的方式。就像上帝藉着拿撒勒耶稣的肉身,来彰显望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一样。[12]
而基督教文学家施玮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这一认知。她说:“道不仅具有太初原有并永恒存在的客观性,也具有让人可以亲身看、听、触摸,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性;道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同在性;万有藉道而造、从他而出、在他里面,他又道成肉身,住在万有中间,与被造之人同住;道具有真理的光照性和审判性,同时又具有救赎的丰满完全性与恩典性;道具有自我存在的荣光,同时又具有自我表明的启示性。”[13] 她鉴此而进一步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是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道成肉身” ;是藉着表述人亲身对这道的主观体验而见证这“道” (基督信仰);是以上帝赐于人的创造性来表述这道与人同住,见证道在人里面,人在道里面;是在真道的光中重新解读自己、他人、社会、世界,并传递出这种以道(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描述出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这道启示性的光照下,认识人的犯罪与上帝的救恩,形成一种对罪的弃绝和痛悔,同时藉着对上帝救恩的信心与盼望而创造出充满喜乐和心灵安息的文学。[14]
可喜的是这种“道成肉身” 的文学创作(即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学)正在中华大地悄悄崛起。当代中国以北村、施玮、莫非、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在我们身边一一涌现。他们大多数都有基督信仰。他们在圣经的光照下,以上帝的启示性真理作视角,以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为表达,解读和阐释自己、他人、和社会。他们有的擅长吟诗,有的喜欢写小说,撰散文,题材不一,形式多样。比如施玮,她擅以诗的形式抒写灵性之光和肉身之道,着意把深刻的灵性凝铸为优美的意境,在人间情爱中映射那属天的真爱。[15] 她同时又撰写小说,如在《放逐伊甸》里刻画了像李亚、赵溟、戴航等为代表的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透过死亡窥见了生命的意义;穿过罪恶认清了自我的本相;冲破怨恨懂得了爱情的真谛。张鹤先生曾评价说:“《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信仰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16] 再看早已名扬四海的小说家兼诗人北村,他早年曾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以“神性写作”又成为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像小说《施洗的河》、《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读了他的诗,我们一定也会像施玮那样产生共同的认知:“他的诗歌却让我在一片晨曦中,看见一只突然腾空飞起的鸽子。温润、雪白,是他灵魂的歌吟。歌唱着天国和爱情。透过这些简朴、内敛、温暖而充满哲思的诗句,我被带入他心灵的深处,被一份爱的炽热灼痛。”[17] 还有像莫非、区曼玲、鹤子、陈卫珍等的短篇小说;像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姜庆乙、匙河、王怡等的诗篇,像宁子、小莹、范学德等的散文,无不浸透着生命、爱情、和智慧。他们有的讲述朴素,却发射出活泼生命的力量;有的表达犀利,却蕴涵着真爱的温存;有的言说浪漫,却散发出智慧的馨香。
前 言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烈化,政局发生了动荡。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王室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强烈冲突导致了1642-1649年内战。期间英国的文学发生了快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倡导教主义,崇尚节俭,反对享乐主义。其后在1688年清教派的带领下发生了“光荣革命”。基督教和《圣经》对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极其深远。为众多文学作家提供了优秀的创作来源和创作素材。
一、基督教的《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基督教教义、教规的源泉,基督教认为《圣经》是人们与日常生活的最高准则。《圣经》分为两大部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的写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主要记载了耶稣降生以前犹太人的宗教、历史、社会、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还包括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及对未来世界的期望。《旧约》虽然没有《新约》对西方文学、历史的影响巨大,但仍有许多欧美的作家、诗人根据《旧约》的内容出书立著。在《旧约》的杂集中收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杂集共十二卷,如宗教小说《多埤亚传》、侠义小说《友弟德传》、戏剧性叙事文《以斯贴记》和世界文学名著《约伯记》等,其中《箴言》属智慧文学作品,书中收录的格言、警句、成语、谚语、散文等,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之一。在《创世记》中描写了亚当与夏娃由于受到毒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后来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以此作为题材创作了不朽的巨著《失乐园》,一部宝贵的世界文学遗产。
二、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概述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历史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1642年,英国的civil war在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发生,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后,查理二世被议会教会英国,并成为英国的国王。17世纪的英国文学派主要分为两种:玄学派诗人和骑士派诗人。骑士派诗人包括罗伯特・郝里克和约翰・撒克林,骑士派诗都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古典主义倾向,宣传及时行乐的思想。教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弥尔顿,他的文学功绩使世人曾将他所在的那个时期称为“弥尔顿时期”,他的著名代表作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宗教作家在王室复辟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班扬,他的代表作有《天路历程》,最重要的文学家是德莱顿,他在诗歌、散文、戏剧理论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被世人称为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三、基督教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作家的关系
1.基督教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关系。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这种罪体现为人难以抵制的贪婪和私欲。基督教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赎罪,为了洗涤生而带来的罪恶。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例,莎翁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人性的救赎只能依赖神恩,而莎翁戏剧体现的却是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救赎。莎士比亚戏剧中将罪恶看做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莎士比亚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任何了解《圣经》的人,都会在读他的诗歌、历史剧和喜剧的时候,发现他引用了上百次《圣经》。他的许多作品都能发现《圣经》的思想脉络。圣经中影响做大的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事迹即主人公的父亲杀害亲兄弟就跟该隐和亚伯特别相似。《以牙还牙》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之一,它的剧名就是取自《圣经》马太福音章节之中,即“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须用相同的量器量给自己。”讲的意思就是“以牙还牙”。
2.基督教与班扬作品的关系。班扬是文艺复兴时期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个补锅匠的儿子,出身非常贫寒,同时也是一名清教徒。班扬以一名宗教徒的眼光看待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发现了时间太多的丑恶,因此他感到彷徨、失去帮助。他从信仰中找到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他通过《天路历程》把信心和觉悟带给了世人。他告诉人们,基督教徒的历程象征着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历程。他希望用清教徒的标准来净化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
3.基督教与狄更斯作品的关系。狄更斯的代表作品有明显的惩恶扬善的特点,他宣扬博爱和人道主义,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基督教。他将基督教义以现实主义相结合,宣传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将基督教与人间的丑恶善美相对比。
四、英国文学作品与基督教的深层涵义
基督教的一些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对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身心自修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很多信徒笃信基督教,重要的原因即是它对人性和人格提升的积极意义。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特征,但是它的另一层魅力便是它针对普遍的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意义。基督教有三种基本教义即是爱、信、望。它宣言仁爱,倡导人们心怀爱与宽容。《圣经》中基本上是从三方面来阐述爱的。即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其一,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其二,我们对上帝必须奉献完全的爱,这种爱指引着我们的思想,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其三,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以上帝的爱为根基的。贯穿整部圣经的爱的理念都是建立在上帝先爱了我们的这一根基之上的。上帝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他的子民,而他的子民更要怀抱仁爱之心来面对这个世界。
基督教这种思想,成了后来新教基督徒参与社会生活,进而影响社会的动力。这也为基督教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出发点,使它成了关切社会、不消极遁世、宣扬正义仁爱的宗教。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史是探索人类文明的过程。而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在当今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在其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可以肯定的是自《圣经》出现的那天起,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基督教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英国文学的作品主题中,人物性格中,小说背景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基督教原罪、仁爱、宽容、罪与恶的许多元素。对于英国文学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吸收了基督教的有益部分。我们作为英国文学史的爱好者,虽然不一定对基督教笃信不疑,不一定认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了解基督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英国文学史。
本学期初三的信息技术课主要是以下内容:
第一章 数字化声音
第1节数字化声音播放
第2节数字化声音录制
第二章 数字化视频
第1节数字化视频播放
第3节视频的拍摄与采集
第三章电脑动画初步
第1节走进缤纷的电脑动画世界
第2节逐帧动画
第3节我来当大师——形状补间
第4节我来当大师——动作补间
第5节我来当大师——引导线动画
第四章电脑动画精彩实例
第1节精彩banner
第2节创作片头
第3节音乐贺卡
二、认真钻研教材,探索创新型教学方法。信息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教材的内容往往跟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别说信息技术教学方面的教研资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钻研教材,并从中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专业的信息技术教师我打算在接下来的教学工作中继续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的研究,并创新型的开发出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方法。
一、预期目标:
作为校级骨干老师,本学期我要认真贯彻学校新学期工作计划与教学计划,依据区进修学校教学会议精神,以课改为中心,以科研为导向,注重课堂常规教学,在学习中成长,在反思中进步。以培养学生“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为核心,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空间,张扬学生个性,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加强自然教学常规管理和教学研究,开辟教学改革新领域,进一步让自然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二、分项发展目标:
1、专业技术方面:
(1)学习教育科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苦练基本功,一专多能,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2)承担学校安排的自然课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有关的课外活动。
(3)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发展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4)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途径,也是自然教学的特点。我将创造条件,让学生亲自参加观察和实验活动,从中获得知识和锻炼的能力。
(5)在自身素质方面,做到在理论上多学习,实践中多摸索,总中多讨论、多反思。在学生方面,以培养学生的记录能力、探究能力为重点,辅导学生撰写科学小论文。
(6)实验中要加强安全观念,学生实验应在教师指导下按操作规程和步骤进行,确保人身和仪器设备不受损害。
2、具体措施:
(1)本学期里阅读两本教育理论的书籍,并写好读后感。
(2)研究一项课题《自然课长期作业的设计与研究》,并写好中途报告。
(3)针对课题研究,上一门自然科学拓展性课程。
(4)本学期12周左右上一节片级公开课,开展与本学科教师的手拉手活动,要有实效,积极进行研讨及反思,共同进步。
(5)在课堂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动脑筋想办法,利用学生
爱游戏,好动的特点,创新一些适合学生的活动,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乐学、会学。
(6)尝试对学生的评价改革。本学期尝试对学生的评价改革,以学生自我评价为主,制定评价表格,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
(7)合学校“学习型团队”的创建工作,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通过自学、集中学、反思、交流、网上论坛等多种形式进行教育理论和新课标学习,以学导行,以学促教,以学提升个人素质。
(8)应用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要灵活、合理使用网上下载课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恰如其分的使用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乐学、爱学。
(9)课堂教学做到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面向全体学生与关注个别差异相合;加强环境保护教育、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10)继续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多学习,修完本科学历,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水平及修养。
教师个人年度工作计划2
伴着清爽的秋风,一个新的学期又如期而至。新学期开始,特制订如下优秀教师新学期工作计划:
一、自身发展。
在工作中,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政治业务等学习,按要求记录学习笔记;利用课余时间主动学习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材料,书籍,认真记录自学笔记;教学中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汲取他人的教学精华为我所用,借以促进提升自我,以便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计划。
二、班级管理工作。
1、卫生清扫靠大家。指导学生认真做值日,不留卫生死角。
2、建立有凝聚力、有带头作用的班委会,充分发挥小助手的作用,协助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计划。
3、精心设计布置班级墙壁,为学生创设一个清新、有竞争意识,充满欢乐的班级环境。
三、教育教学。
1、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前提条件。本学期,我将合理运用标、增、删、改、调的原则。进行二次备课,力争使教学设计更具合理性和时效性,实现预设详细,生成精彩。
2、上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环节。课堂上用生动、诙谐,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准确把握教材,驾驭课堂,营造爱学、乐学的课堂气氛。注重分层教学,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巧设不同层次问题,让成功光顾每一个学生。
3、持之以恒,规范学生的学习习惯,即课前预习,课上质疑,课后拓展、提高的习惯。
5、课后及时认真书写教学反思,以便在教学过程中能发扬亮点,弥补不足。
5、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对学生的辅导要时时处处。早自习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要充分利用,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辅导更要关注差生,重点辅导对象为:郭美玲、刘镓萁。
有目的、有计划,工作才会有序、井然进行。以上是我对本学期工作的初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我将努力遵循,并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教师个人年度工作计划3
万事开头难,一年级是学生步入学校接受的第一次正规的教育,一切都是新的,一切也都是棘手的。但这个时期也是最关键的,做为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牢不牢固,习惯好不好直接影响孩子日后的发展。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为了更有条理的开展工作。
一、班级情况分析
今年我带一年级2班,本班学生60人,其中男生36人,女生24人。学前班直接升入的占百分之六十,由大班直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存在问题:孩子的年龄结构偏小,自制能力差,班头又大,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且男生多,女生少,纪律管理困难。优点:学生年龄小,对老师的话比较崇拜,只要我加以时日,也许就可以大见成效。
二、应对计划
1、班级纪律:更细致的开展班级工作,确定工作的重点,选出班干部,大胆的培养班干部,放手让孩子管理孩子,自己做好指导。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大局。
具体做法是,专门抽出几节课,对学生进行教育,用班长进行演习,争取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学生的好方法,使学生能够在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愉快成长。
2、组织好所有的班级活动,认真训练,积极参与,多向同行请教。做到,工作更细心。设计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增强的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意识。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营造良好的班风。
3、督促和配合各科老师进行教育教学,为各科老师提供的听课状态。及时处理班级中出现的各种突发问题和矛盾。协调好自己和各科老师之间的关系,营造比较和谐的班级氛围。
4、召开家长会,进行家校的紧密合作,搭建社会学校之间的平台,及时广泛的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并把学生的表现实事求是的通知家长,共同探讨,进行工作改进,使工作一直处于较高效状态。具体做法:坚持勤开家长会,灵活多样的开展家长会,对于工作忙的家长进行分批召开。并及时进行家访。一学期做到家访学生半数以上,见每个家长4次以上。
二、我的读书目标:
1、通过学习教育名家的理论来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育创新能力,同时通过阅读接触更广的课外知识,逐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通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通过阅读使自己业务精良,进一步提升理念,开阔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3、通过阅读学习,丰富人文涵养,强化自身修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主要措施:
我将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合理利用时间,争取完成以上目标,主要措施如下:
1、个人自学为主,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书目,每天确保一小时的读书时间,让读书成为自觉行动。
2、读书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真正做到“读”有所悟,“悟”有所用,“用”有所得。
3、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阅读,了解、把握教育教学的信息和动态。
四、读书学习的具体规划:
1月份
《班主任工作漫谈》(上) 魏书生 漓江出版社
完成册
2月份
《班主任工作漫谈》(中)(下) 魏书生漓江出版社
完成册
3月份
《千家诗(新编)》 袁行霈 主编 中华书局
完成册
4月份
《爱的教育》(意)埃迪蒙托·亚米契斯著夏丏尊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完成册
5月份
《莱辛寓言》(德)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杨武能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完成册
6月份
《克雷洛夫寓言》(俄)克雷洛夫著 黎昕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完成册
7月份
《去年的树》(日) 新美南吉 著 同心出版社
《城南旧事》 林海音 同心出版社
完成册
8月份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草》 鲁迅 译林出版社
完成册
9月份
《丝绸之路》 沈济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完成册
10月份
《敦煌痛史》 冯骥才 文化艺术出版社
完成册
11月份
《我们仨》 杨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完成册
通过读书锻炼思维能力和对教育问题的批评性思考能力,努力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进行教育创新;通过阅读经典,丰富人生,让生命在阅读中更加精彩!
二、读书目标:
1、通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通过阅读使自己业务精良,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理念,开阔教师的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2、通过阅读学习,丰富自身个人文涵养,强化自身修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主要措施:
1、个人自学为主,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书目,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勤于做读书笔记,写好心得体会。每天确保一小时的读书时间,让读书成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需要。
2、读书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边学习教育理论,转变教育观念,及时认真地进行教学反思,真正做到“读”有所悟,“悟”有所用,“用”有所得。
3、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阅读,了解、把握教育教学的信息和动态。抓住培训、听课、等机会,努力向专家、名师、优秀教师学习,使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四、读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