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商业贿赂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回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该规定分为两款，可以划分出三层含义：第一款前段，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是对一般商业贿赂的禁止性规定；第一款后段，即“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是对商业贿赂的典型形态——回扣作出的专门规定；第二款表面上是直接规范折扣和佣金的，但其目的显然是对商业贿赂与折扣、佣金的法律界限的划分。

由此可知，商业贿赂就是指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于交易条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回扣是商业贿赂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二）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特征

1.商业贿赂行为是行为人主观上出自故意，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客观上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的行为，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册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具有隐蔽性。

2.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违法性。该行为是在帐外暗中进行，帐外即不入正规的财务报表，暗中即在合同，发票中不明确表示，最后进入个人腰包或者单位小金库。它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财务、会计、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商业贿赂行为大都发生竞争激烈的行业，如大宗买卖房地产等，借此对交易行为施加不正当影响，使自己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击败竞争对手，促成交易。

（三）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

商业贿赂行为有其自身的构成要件，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须符合下列条件：

1.商业贿赂的主体方面：商业贿赂的主体有三类：即行贿人和受贿人以及与交易行为密切相关的其他人。

2.商业贿赂的主观方面：商业贿赂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是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的经营者或其他主体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

3.商业贿赂的客体方面：商业贿赂行为的客体是进行正常竞争的交易活动。商业贿赂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即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交易。

4.商业贿赂的客观方面：受贿人只要收受贿赂，受贿就成立，已经构成主观故意。行贿交付或提供贿赂的时间，不论是受贿人为行为人谋取交易机会和条件在前或在后，不影响行贿的成立。另外，只要向交易相对人行贿，不论行贿的目的是否达到都是行贿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危害

商业贿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原则，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二是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三是商业贿赂特别是医院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中的贿赂行为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严重冲击；四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经济犯罪、加剧腐败的温床。

在笔者看来，商业受贿之所以成为各国法律严密规制和重拳防治的对象，关键在于其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商业信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较短，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加之信用制度不健全，当发达国家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而纷纷进入“信用经济时代”时，信用严重缺失的状况在我国却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对于商业信用和市场竞争法则的破坏，才是商业受贿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法益，也是商业受贿罪的社会危害实质所在。

三、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

商业贿赂的存在和盛行与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关。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做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关系。在一般民众看来，规则是由人制定出来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比如医院禁止医生收受病人“红包”，但这往往禁而不止。病人生病住院，需要手术，病人的亲属就会急于与医生搭上某种关系，托熟人“稍个话”，送上个红包，心里就踏实了。如果医生不收下红包，就会被人认为比较怪或者医疗时不会尽心尽责。可见，熟人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商业交易的进行与完成过度依赖人情关系，而不是出于对市场契约的信赖与遵守。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复杂，昔日基于地缘、亲缘上的人情关系又不得不借助行贿等手段来维持，也就是说，在脱胎于熟人社会的商业规则中，商业贿赂是市场生存必不可少的法宝。

商业贿赂受到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商业规则残余的影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中，政府机关还掌握着多余的资源配置权，许多可以由市场来配置的资源，仍然要看权力者的眼色行事，因此通过向权力者行贿获取市场收益，就成了某些企业心照不宣的生财之道，这种商业贿赂的本质仍是以人情关系替代公共契约。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尚未完全实现由市场竞争来分配社会资源，于是贿赂往往成为经营者取得资源的重要手段。各种经营活动的各个层面上，均有产生商业贿赂的迹象。

一般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出于公平地位，自愿达成合意，否则各自散去，不会有一方曲意迎合另一方的行为，自然也就没有了商业贿赂，所以商业贿赂发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交易双方市场地位差异悬殊。在中国，这种悬殊的地位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整体市场准入开放制度建设不足，导致部分产业领域存在行政背景下的竞争缺失；其二，对于一些竞争充分的产业，经过商业竞争磨合，一些产业内具备垄断地位的强势企业开始显现，这类企业虽然具备不同的发展特征，但是其共同之处就是在于具备一定的行业垄断地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已经证实，只要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不受规制，市场正常交易和发展就必受其影响。这也正是商业贿赂行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难题的原因之一。

四、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治理商业贿赂，需要从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体制机制，规范监督管理和深化体制改革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清廉、诚信的氛围，使人“不愿为”

要把反对商业贿赂纳入廉政文化建设，在公益广告、“廉政墙”、廉政文化“一条街”上，增加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宣传内容，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氛围。支持、引导新闻媒体对商业贿赂进行舆论监督，加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律、纪律、职业道德教育，运用已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反对商业贿赂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和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制度和法规，使人“不盲为”

一是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法规体系，以及科学的商业信用评价体系，使商业诚信法制化、规范化。二是建立和完善会计制度，防止做假账；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票据管理，减少现金交易。三是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保证商业贿赂行为能够得到法律的惩治。适时制定反商业贿赂法规，为治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通过健全和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制度和法规，把全社会的商业经营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三）部门联动，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使人“不敢为”

篇（2）

商业贿赂在商品经济社会可谓源远流长，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和行为。鉴于商业贿赂对商品经济社会的危害性，从近现代以来，许多国家的竞争法都把其看作是一项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给予法律规制。1909年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严格予以禁if=，并规定了刑事制裁措施①0 1993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竟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人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人帐。”这是我国对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的法律依据。为准确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精神，切实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国家工商局于1996年公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进一步对商业贿赂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具体详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规定实施以来，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特别是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人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商业贿赂也呈现愈演愈烈和形式更多样，说明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迫在眉捷。本文结合商业贿赂的概念，现实各种表现与特征，出现原因与存在土壤的分析，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修改建议，仅供参考。

一、商业贿赔的概念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但又不同于其他贿赂形式。《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定商业贿赂的，即商业贿赂行为首先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是因为，倘若经营者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参予竞争，而是通过贿赂手段购买或者销售商品，那么必然违背竞争原则，扭曲市场关系，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气

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也就是说，只有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进行贿路(行贿和受贿〕时，才构成商业贿赂，经营者的范围应从是否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角度理解与界定。其他贿赂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

商业贿赂的目的主要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③，即为达到某种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或者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竞争机会。“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的机会和过程，不是保护竞争者’，④。其他贿赂则是为了获取商业目的以外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与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竞争的目的。

商业贿赂的手段主要有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对商业贿赂手段的财物加以专门解释。即:“前款所称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形式，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财物”。结合现实商品经济社会的各种财物的表现形态，只能说《暂行规定》在此对“财物”的规定是例示性规定，即例示概括规定的简称，是指法律条款由例示用语加概括用语所构成的一种规范类型，是一种举例加概括的规范模式。法律这样规定，并不是说没有列举的就不属“财物”范围。“其他手段”，《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第二款所称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显而易见，这也是典型的例示性规定。“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都是试图以合法的方式规避法律的手段，具体把握只能根据具体案情与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其他特征，对行为给予具体认定。这是商业贿赂行为的客观属性，是区别其与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客观标准。

在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内涵(主体资格、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中的各种表现，商业贿赂行为的对象并不必然是经营者，非经营者亦可，也不必然是特定人，不特定对象亦可即一切掌握资源或权力的个体或群体。“有些主体虽然不与行贿人发生直接交易关系，但利用职务之便也可以接受他人的财物或好处为他人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比如象某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法律对受贿主体范围规定过于狭窄的问题。

对“商业贿赂行为”界定的重要方面是要区分“回扣、折扣与佣金”的界限。(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和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回扣只是商业贿赂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包容关系，即回扣是一种商业贿赂行为，但商业贿赂并不都表现为回扣。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看，“帐外暗中”只是回扣的构成要件，但法律并没有将账外暗中作为其它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他商业贿赂无论是帐外暗中还是账外公开都是意图通过违反诚信原则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扰乱社会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总之，折扣是明示人帐，而回扣是帐外暗中，折扣发生在购销买卖当事人之间，只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不能给其经办人员。回扣既可以给交易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给对方单位主管人员或经办人员。《暂行规定》就七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的方式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中间人佣金时，必须如实人帐;中间人接受佣金的，必须如实人账。本规定所称的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由此可知，佣金是合法的、正常商业行为，回扣则是不合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即商业贿赂行为。据以上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应理解为:经营者为了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的以财物或其他关系贿赂有关单位或个人，以促成交易，排挤竞争对手或获取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市场的行为。

二、商业贿赔主要表现形式的类型化与特征

(一)商业贿赂主要表现形式类型化

任何法律规范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生活的抽象，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到社会实际生活中，为调整现实社会经济关系服务。《反不正当竞争法》要对商业贿赂更好规制的一个前提，立法者必须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商业贿赂表现形式加以区分与研究，给予类型化。

1.行为主体类型化。商业经济活动的行为包括多种多样，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有经济组织，也有非经济组织，既有单位，也有个人等等。怎样将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类型化。“在绝大数情况下，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市场交易中的竞争者，或为竞争者从事具体行为的人’，⑧。商业贿赂行为主体包括两类:即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对各种行为主体分析，可以认定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包括购买者和销售者)，受贿主体是单位或个人。这里的经营者只要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切行为主体，这里的单位和个人只要是妨碍公平竟争，接受贿赂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这种类型化，就可避免现实执法中商业贿赂的主体认定的困难。

2.商业贿赂行为类型化。“商业贿赂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向另一个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托人提供、允诺或给予某种利益，以使其在采购商品或服务时以不正当方式优待自己或某个第三人’，对现实商业贿赂的行为分门别类加以类型化，其行为必须符合以下特征。第一:行为人必须在经营活动(商业交易)中从事行为;第二:行为人(行贿人)从事行为必须“以竞争为目的”，即客观上要求行为人从事的行为是一项竞争行为，即任何一项可以促进竞争目的达成的行为;第三:行为人贿路与受贿的手段指向的必须是“利益”。这里所称“利益”，是指受贿人并无权利获得的、在物质方面或非物质方面客观上能改善受贿人经济状况、法律状况、社会状况或人身状况的东西;第四:行为人必须向相对人“提供、允诺的给予”某种利益。第五:行为人行贿旨在使自己或第三人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以不正当方式获得优待。受贿人是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或个人”，并且为行为人能带来这种有损公平竞争“机会或环境”。当然，与商业行贿不同、商业受贿人是被动地索取或接受，行为人不需以竞争为目的。

3.商业贿赂主观目的的类型化。商业贿赂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故意。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这即是说，行为人行贿人必须知道，自己在经营活动(商业交易)中的对方单位或个人(受托人)提供、允诺或给予特定的利益，知道这种利益合适于充当对方以不正当方式优待自己或第三人的对待给付。反之，商业受贿人也具有这种故意。即行为人必须知道，自己在商业交易中向对方索取，让人允诺或收受特定的利益，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在竞争中以不正当方式优待对方或第三人。

(二)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社会比较典型与普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各种各样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抽象，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行为主体是对应对方的经营者或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同时具备。

2.主观上是故意和自愿的心理状态。过失行为或被勒索的不得已的行为，均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3.行为动机一方是为了促成市场交易活动或取得权利交易条件，以获取竞争机会或环境，最后获得利益。另一方一般是为获得利益。

4。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即双方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帐外暗中给付或接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避人耳目，逃避惩罚。

5.商业贿赂具有多发性与普遍性。世界各国商品经济社会无不存在商业贿赂这一病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商品经济的伴生现象。因为商品经济的天性是要求自由公平竞争，也就会伴生其付产品不正当竞争行为。

6。商业贿赂具有违法性。世界各国法律与法规无不打击止“业贿”，因“这是““经济”康”展的必要“提条

三、商业贿赔的法律规制

(一)商业贿赂存在的原因

商业贿赂产生存在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可归纳为:

1.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因素。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因素指市场的一种最本质的内在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人们的欲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欲望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望，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为倾向。一般情况下，人的欲望越强烈。其动机与目的越明确，社会意义越大。欲望的非理性特征表现为:第一潜在性和本能性;第二，冲动性和无规则性;第三，不可直接由逻辑或其他理性认识形态来把握。

欲望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育与前进的重要内驱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个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行为，更没有市场的交换机制。西方商品经济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点。人的欲望不但能推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是推动欲望的机制与发动机。

但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总是处于不断激发、不断扩张，保持冲动和追求满盈的状态，它把有限的本身的自然欲望变为一种对抽象财富的占有的欲望。因此，市场上往往会出现一些由欲望盲目驱动的现象，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商业贿赂就是此种盲目现象之一尸

由此可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合理的欲望可以成为正当的利益激励，使人们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可以使市场行为者能动地、积极地组织和调动各种市场要素，加速市场良性、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欲望一旦盲目驱动或超出了合理的“度”，就会导致市场行为者抉择失误，而且导致惨重损失或出现市场道德败坏，甚至违背法律行为。商业贿赂正是这种欲望盲目驱使的行为。说明欲望是一柄“双刃剑”，关键看行为者如何把握与利用。

2.各种制度与规范的不健全，包括道德上法律观念的扭曲。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不长，各种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不健全，加上人们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的扭曲，通过非正当违法途径获取财富的病态心理严重，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现象必然非常严重，商业贿赂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量存在也就毫不奇怪夕

(二)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篇（3）

一、信息化挑战我国经济信息安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非常脆弱，对于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更是一片空白。国家经济数据的泄露，泄密案件的连续出现昭示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对经济信息的争夺日益加剧

经济竞争的白炽化与信息高速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业已存在的窃取经济信息活动更为猖獗，无论是官方的经济情报部门还是各大财团、公司都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世界各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国经济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他国的经济情报。目前我国正处于泄密高发期，其中通过计算机网络泄密发案数占泄密法案总数的70％以上，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商业活动中，商业间谍与经济信息泄密事件频繁发生，据业内人士透露泄密及损失最渗重的是金融业；其次是资源行业，大型并购很多，而十次并购里面九次会出现信息泄密事故；高科技、矿产等领域也非常严峻，很多行业在经济信息安全保护上都亮起了红灯。

(二)窃密技术先进，手段多样化

一方面，发达国家及其情报组织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不断监听监视我国经济情报，非法获取、篡改我国信息或传播虚假信息造成经济波动，以获取经济乃至政治上的收益；另一方面，除技术手段，他们还通过商业贿赂、资助学术研究、举办研讨会、派专人在合法范围内收集企业简报、股东报告甚至是废弃垃圾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出有价情报等方式大量收集我国经济信息。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位中国专家认为：“在中国，当前贿赂最主要的形式不再是支付现金，更多可能由公司付费途经洛杉矶或拉斯维加斯到公司总部考察。这种费用可以被看做是合法的营业支出，也可以为官员设立奖学金。”窃密技术日益先进与手段日趋多样化、合法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特别是经济信息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三)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淡薄

近年来，每当政府机构公布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前，一些境外媒体或境外研究机构总是能准确“预测”；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包括经济数据、经济政策等伴随学术报告、会议研讨甚至是一句家常闲聊便被泄露出去；载有核心经济信息的移动存储介质被随意连接至互联网导致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有调查显示，我国有62％的企业承认出现过泄密现象；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为商业秘密管理所设立专门机构的比例不到20％，未建立任何机构的比例高达36．5％；在私营企业中，这样的情况更加严峻。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的薄弱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缺失

安全的实质是一种可预期的利益，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主张。保障经济信息的安全是信息时代法律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法律保障经济信息安全，就要维护经济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以及可控性，这是由信息安全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然而，由于我国立法上的滞后，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一)缺乏对保密性的法律保护

保密性是指保证信息不会泄露给非授权者，并对需要保密的信息按照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等级，有针对性的采取不同力度的保护。现行《保密法》对于国家秘密的范围以及分级保护虽有相关规定，但其内容主要针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有关经济信息安全方面仅出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这样原则性的规定，对经济秘密的划定、保密范围和措施等缺乏相应条款；对于跨国公司或境外利益集团等窃取我国经济政策、产业关键数据等行为也缺乏法律上的界定，以至要追究法律责任却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可适用的情况屡屡发生。

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上，法律规定分散而缺乏可操作性，不同部门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不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模糊而混乱，弱化了商业秘密的保密性；①另一方面，与TRIPS协议第39条规定的“未披露的信息(undiscoveredinformation)”即“商业秘密”相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商业秘密须具有秘密性、价值型、新颖性与实用性且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并将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局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样的规定不以商业秘密在商业上使用和继续性使用为要件，使不具实用性却有重大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的信息得不到保护，不利于经济信息的保密。此外，人才流动的加快也使商业秘密伴随着员工的“跳槽”而流失的可能性激增，但对商业秘密侵权威胁(ThreatenedMisappropriationofTradeSecrets)我国尚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对于泄露或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刑法》第219条虽增加了刑事处罚，但处罚力度过轻而又缺乏处罚性赔偿规定，导致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

(二)缺乏对完整性的法律保护

完整性是指信息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未授权的或非预期的操作修改和破坏，它要求保持信息的原始面貌，即信息的正确生成、正确存储和正确传输。目前，我国保障信息与信息系统完整性主要依靠《刑法》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总体而言层级较低又缺乏统一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重点维护国家事务、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但在第23和25条却只规定对破坏和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造成财产损失的承担民事责任，并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5000元以下罚款的较轻处罚规定；现行《刑法》第285条也只规定入侵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就是说，行为人非法侵入包括经济信息系统在内的其他信息系统并不构成本罪。可见，法律对信息安全的保障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而忽略了对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

(三)缺乏对可控性的法律保护

可控性是对经济信息的内容和信息的传播具有控制能力，能够按照权利人的意愿自由流动。网络的盛行使得经济间谍、商业贿赂等窃密手段的频繁出现而使得经济信息不能按照权利人的意愿流动。面对日趋“合法化”的窃密行为，《刑法》第110条的间谍罪与第11l条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都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缺乏有关经济间谍罪的专门规定；而《国家安全法》也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于经济安全，尤其是经济信息安全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存在的威胁仍缺乏适当的法律规制。

除了经济间谍外，跨国公司对我国实施商业贿赂获取经济信息与商业秘密的案件不断增加，经济信息的可控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威胁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对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上。然而，现行《刑法》并未直接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罪行定义，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虽然规定商业贿赂的对象既可包括交易对方，又可包括与交易行为有关的其他人，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却又将商业贿赂界定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缩小了商业贿赂对象的范罔，将除交易双方以外能够对交易起决定性作用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单位或个人被排除在外。另外，对于商业贿赂的经济处罚力度畸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22条，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但事实上，通过商业贿赂手段所套取的经济信息往往可以带来高达上百万的经济利益，过轻的处罚完全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与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和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我国对于商业贿赂，特别是跨国商业贿赂的治理仍存在不足。

三、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法律保护经济经济信息安全，既要求能预防经济信息不受侵犯，也要求能通过国家强制力打击各种侵犯经济信息安全的行为，从而达到经济信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经济主体主观性不存在恐惧的安全状态。因此，维护经济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体系。

(一)修订《保密法》，增加保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

《保密法(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以及加强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等五方面内容，总体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但仍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斟酌与完善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济领域的信息安全保密问题，应增设专门条款明确规定经济秘密的保密范同，明确哪些经济信息属于国家经济秘密，通过明确“密”的界限强化保密意识，维护经济信息的安全。因此，在修订《保密法》时，我们可以在保证法律的包容性与原则性的基础上，可以借鉴俄罗斯的《联邦国家秘密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属于国家秘密的经济信息以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定，将对国家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过早透露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包括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活动以及用于维护国防、国家安全和治安的财政支出情况等经济信息包含在内，以具体形象的样态将国家经济秘密明确的归属于法律控制范畴，避免因法律缺乏明确性与可操作性而带来的掣肘。

(二)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商业秘密的保护

针对我国商业秘密泄密案件的日益频繁，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分散的问题，尽快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是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可以借鉴国外以及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但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在对商业秘密进行界定时，应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体例明确商业秘密的内涵。同时在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中剔除“实用性”的要求，使那些不为本行业或领域人员普遍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具有“经济价值”以及“潜在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的信息也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2)要明确规定各种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是一种暴利行为，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却往往十分巨大，如不以刑事责任方式提高违法成本便难以遏制其发生；(3)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应当引入不可避免泄露规则(InevitableDisclosureDoctrine)。该原则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潜在的侵占行为采取的保护方式，旨在阻止离职员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泄露前雇主商业秘密的问题。引入不可避免泄露原则更能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避免因人才流动为保密性带来的威胁。

(三)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确保经济信息的正向流动

随着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加重，商业贿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获取商品销售或购买的机会，通过商业贿赂获取竞争对手经济秘密已成为信息时代非法控制经济信息流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例加以整合，实现对国内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有效监管，是堵截经济信息非法流动、维护我国经济信息安全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时首先应当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借鉴《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将商业贿赂定义为经营者通过不正当给予相关单位、个人或密切相关者好处的方式，获取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④其次，对于商业贿赂的管辖范围应当适当扩大。根据《经合组织公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应确立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对故意实施的跨国商业行为予以制裁。因此，制定《反商业贿赂法》要求将我国经营者或该商业活动的密切相关者无论是向国内外公职人员、企业、相关个人以及国际组织官员行贿行为或是收受来自国内外企业、个人的财务或其他利益优惠的受贿行为都应列入该法管辖范围内，并针对商业贿赂这种贪利性违法行为，完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此外，在立法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大制裁力度，取消现行法律中固定处罚数额的不合理规定，采用相对确定的倍罚制，并制定对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职业或业务的资格的处罚)，使得经营者在被处罚后不再具备从事相同职业或业务再次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从而有效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以确保经济信息的合理正向流动。

(四)完善《刑法》，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

“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要领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故此，完善《刑法》并加重处罚力度，是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的必要保证。

首先，计算机与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成为影响经济信息安全的关键因素。面对《刑法》对经济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保护的缺位，增加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是当务之急。因此，应首先对《刑法》第285条进行调整，规定凡侵入具有重大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科技价值与政治价值等)或者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同时，针对目前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不属于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但却具有知识性或重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的数据、资料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中还应增设窃取计算机信息资源罪，对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手段，以窃取他人信息资源为目的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规制；此外，在《刑法》还中还应增设财产刑、资格刑，适当提高法定刑幅度，从多维角度预防和制裁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篇（4）

1.1药品生产企业一般采用学术会议、新药推广会、讲座培训、以及临床观察、科研合作等方式。

1.2设备厂商一般采用捐赠设备、试用设备(厂家主要考虑通过通用及专用试剂以及医用耗材牵制医院对设备的选择),资助组织及参加学术交流会,临床试用、培训参观,医疗科研合作等方式。此外,还包括大中型设备的培训、延长维保期、赠送配件等(厂家主要考虑大型医院品牌广告效应)。

1.3医用耗材(高值、低值)厂商一般在维持采购中标价格基础上赠送产品,资助组织及参加相关专业学术会议。包括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新技术推广会议。公司在与医院交往过程的财务列支账目方面,主要将账目列入促销费、研发费、会议费、教育费、培训费、公关费用或绩效奖金等,各类公司由于内部政策及利润空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资助方式,进而列入不同账目。

2规范捐赠资助管理对策

2.1正确认识医院接受医药企业捐赠资助问题一方面,按照国际惯例要肯定医药企业对医疗机构的资助,能够促进国际交流和医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医药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明确政策界限,规范管理,杜绝违法行为,对于广泛发生在医药领域的现象应从体制上找准原因,对于反复发生的商业贿赂要从规律上找准原因要针对商业贿赂的利益链条,分析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而造成的商业贿赂。

2.2规范公立医院接受医药企业不同形式的捐赠资助,强化廉洁风险防范意识

2.2.1严格按照卫生部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的规定。建议协调政府各部门,管理办法法制化,补充细则具体化,便于基层依法操作。

2.2.2规范捐赠资助财务及资产管理,获赠资产均以医院名义接受,明示入账、预算列支,由医院财务处、器材处统一管理和监督使用〔2〕。医院科室、个人私自暗中接受厂家利益,以违法违纪严肃处理,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对媒体曝光和涉案公司,落实黑名单制度,不得接受其捐赠资助。

2.3结合不同企业的资助特点和不同形式的捐赠行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接受捐赠资助的管理

2.3.1规范接受学术会议资助,按规定归口审批。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必须有会议组委会的正式邀请信；除参会人员是相关国际性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会员或会议的领导成员外,参会者应有论文或发言。分别报科室主任、医务、科研、教育等相关部门审核参会学术价值。参会人员不得借会议之机,从事与其会议内容不符的一切活动。接受公司资助参会,要按国际惯例、学术会议规律,规定每人每年参会次数。企业组织的会议原则上不予参加,尤其是涉及药厂、器械推销及媒体曝光企业的会议资助不予接受。企业(药厂)的邀请信不能作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出访依据。企业(药厂)与学术团体共同主办的研讨会或学习班,必须有会议举办方的邀请函。公司资助医务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需提交“捐赠资助项目意向书”,说明项目名称、资助目的、资金来源、列支科目、费用说明、金额明细及廉洁承诺,且需法人签字加盖公司章。

篇（5）

政治坚定勇为人先

肆虐的非典，到今天人们还记忆犹新，危难关头，一个不寻常的案件摆到了*和他的战友面前。距案发时间已半月有余，案件调查陷入僵局，堆积如山的防护服、口罩等扣押物品塞满了半个仓库，上级领导又指示要从速从重查办，市局、分局成立了专案组……，临危授命，*和他的战友们承担起北京市某卫生材料厂制售不合格产品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个人的荣辱担当，瘟疫的肆虐横行，他都无暇顾及了，他带领同志们克服未介入先期调查，对案件情况不清楚等困难，反复查阅案卷材料、观看案发现场录象，逐笔核对产品购销凭证，不厌其烦地找当事企业的负责人、现场操作工人、相关证人，反复交代政策，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终于迫使当事企业负责人顾某在证据面前承认了违法事实。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同志顾不上饥劳，忘记了危险，放下了牵挂，白天他与违法当事人斗智斗勇，指导同志们扎实取证，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还要梳理各小组取得的证据，谋划第二天的调查工作。这期间，他连续一周多没有回家，案件调查的紧要关头，他与违法当事人顾某的一次交锋就要持续十几个小时，通过十余天的艰苦努力，他们调取了四百多页证据材料，仅对当事企业负责人顾某的询问笔录就长达3万余字。此案罚没款25万余元，罚没物资货值近二十万元。违法企业得以严惩，有效稳定了非常时期的市场秩序。

在公平交易执法的实践中，*同志更是积极探索，敢为人先。20**年，*同志主办了北京市某水泵厂销售部等三件网上虚假宣传案件，开创了市工商系统远郊区县分局查办涉网案件的先河；2004年，他主办的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顺利结案，这个案例是市工商系统远郊区县分局承办的首例商业秘密侵权案件；2005年他主办的*区某政府部门限制竞争案成为当年全国工商系统仅有的4个案例中的一例。2006年、2007年*同志参与策划了*分局对互联网领域非法经营活动的集中整治行动。两年间，他主办涉网案件10余件，并将自己多年来查办涉网案件的心得编制成电子课件在分局推广，有效促动了分局涉网案件查处工作的开展。

保护知识产权不畏其难

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是公平交易执法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违法当事人呈现高智商化趋势，他们有意规避国家法律，钻法律空子，使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困难。

在查办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他带领办案小组冒着40多度的高温，露天保全证据近4个小时；下涿州、奔沧州，走访双方协作工厂，从而取得了加工合同、侵权滤油装置图纸等书证，他克服缺乏机械制图知识的困难，积极和权利人、侵权方技术人员沟通，那一段时间，他不分昼夜地仔细核对形形的机械图纸、辨别其中的异同，妻子开玩笑问他：你是要做工程师呀？几经周折他找到中国专利人专家委员会专家求教、他还多次和二中院知识产权庭的同志交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辨明了是非，侵权行为得到有效制止，案件得以顺利办结。

在处理一起商标侵权案件时，当事人崇某不无挑衅地说：“我有备而来，你看我也有知识产权”。原来当事人把权利人注册为注册商标的整版装潢，恶意申请了外观专利。*同志有条不紊地扎实取证，权利人企业登记材料证明权利人是有着几十年经营史的原国有企业、权利人商标印制使用方面的证据材料证明了该商标有着二十多年的使用历史、权利人产品销售方面的证据记载了该产品有着数以千万的骄人业绩和上百万元的广告投入。面对铁的事实，崇某表示心服口服，崇某的律师说：“对于您高水平的执法办案表示由衷的钦佩”。

今年年初，世界500强芬兰某造纸集团投诉北京某纸业公司将其企业字号注册为企业名称从事不正当竞争。这类案件属于行政执法的边缘问题，无奈之下权利人最终只有以诉讼方式解决，不但诉讼成本高，而且解决周期也很长。权利人律师几次与当事人交涉均无结果，向工商部门求助。接到投诉后，*感到查办该案件有很大的行政风险，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简单地建议其通过诉讼解决，会使权利人对中国政府的办事效能产生误解，影响西方世界对中国市场竞争环境的认知。不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他帮助权利人完善了举证材料，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批准后，他迅速展开调查，他深入市场调查取证，仔细查阅当事人登记变更档案材料，掌握了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胡某在原北京某国有造纸厂销售科工作，熟知芬兰某造纸集团品牌市场影响的事实，并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发现了少量带有足以引起市场混淆标注内容的试销产品。历经两次交锋，胡某认识到自己的搭便车行为给市场秩序、给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主动申请变更了足以引起市场混淆的企业名称，更换了产品包装。鉴于当事人股东均为下岗职工，且未产生大的危害后果，*向领导建议对其免于处罚。权利人律师表示满意处理结果：没想到我料想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结果的案件，在你们这里仅用了一个多月就解决了。

整治商业贿赂标本兼治

近年来，商业贿赂对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的扭曲日益凸显，*同志也全身心地投身到整治商业贿赂的执法实践中来。2005年，他在查办*区某政府部门限制竞争案件过程中，明察秋毫，挖掘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商业贿赂案件，使违法者受到了惩处，使相关单位和个人受到了法制教育，也促使某事业单位健全了防范机制。两年以后，全国深入开展整治商业贿赂活动，该单位领导不无感触地说：“工商部门的执法，不仅帮助我们改正了错误，也挽救了我们的干部”。

去年初，*同志在查办某商标侵权案件时，发现某商业零售企业存在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强行收取商业贿赂行为，他深入多家供货商倾听意见，取得证据，与该商业零售企业法定代表人、业务负责人谈话，使收取商业贿赂的商业零售企业认识到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并依法接受了处罚。这一案例是市局远郊区分局查办的首例商业零售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收取商业贿赂案件。在几次与商业企业的座谈会中他以案说法，宣传《商品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倡议商业零售企业自觉抵制商业贿赂行为。

打击商业欺诈重拳出击

近几年来，*同志先后查办了北京某信息中心假借中国人民总后勤部名义散布虚假信息骗取费用案件和北京某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案，两案涉案金额近三十万元，均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违法当事人刑事责任。“欧典地板”事件发生后，*同志带领全科同志，放弃休息日，深入地板生产单位调取证据材料数百页，对案件主办单位的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几年来，他连续3年加强对辖区保健食品市场虚假宣传行为进行整治，结案16件，罚没款50余万元，有效净化了辖区保健食品市场交易环境。

防范传销保稳定尽职尽责

传销和变相传销一直是影响首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隐患，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实施以来，规范直销和打击传销更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监管直销工作中，他倡导的与商务部门定期信息通报、与直销企业定期情况互通等工作方法，在发挥工商网格监管优势与强化企业依法自律，提供监管效能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被市局《每日情况》刊载，受到市局有关领导的重视。2006年夏季，*宋庄潞城地区“拉人头”式传销沉渣泛起，*和同志们一道深入村民中摸情况，并及时与公安部门、宋庄镇及相关村委会联动，进行了多次清剿。在清除聚众传销的执法现场，他直面传销组织者的叫嚣与讹诈，义正辞严地戳穿传销组织者的骗人伎俩；他耐心细致地指导同志们扎实严谨地调取证据，有条不紊地处置各种突况。经过近两个月的清理，有效遏制了该地区传销活动的蔓延势头，而公安、工商、街道、社区联动的“打传协作机制”也在实战中体现出它强大的效能和影响。

肯于钻研，善于积累

十几年来，*同志勤于思考，善于积累，勇于推广，他自费购买的业务书堆满了家中的书架，他撰写的《北京私企为何长不大》、《组织欠完善管理尚落后》等企业监管类调研在国家级、市级报刊上刊载;《一起“爱心”名义掩盖下的商业贿赂》、《对无店铺销售经营活动问题的探讨》等经检类文章在市工商局内参、市工商学会刊物上发表;《对商业贿赂案件认定查处相关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一文在国家工商总局主办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论文奖，《他人商标申请外观专利、球没打好被罚两万》一文获2006年千龙网北京工商视点优秀稿件一等奖。

廉洁奉公忠诚事业

篇（6）

 

今年5月，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检察院查处了一起特殊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杨某为了实现其受贿的目的，竟拿着受贿的“借条”到法院起诉“维权”，法院一审判决兑现“借条”，当事人随即上诉，并揭开了杨某收受贿赂的事实。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对于杨某的行为性质和犯罪形态仍存在争议。 

一、基本案情 

2009年初，刘某（重庆人）与谢某、马某夫妇一起合股在云南省镇雄县办学，就租用校舍一事与镇雄县委党校协商，但未能达成协议。刘某与谢某夫妇商量后，私下找到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某，承诺如果能以5万元每年的租金将校舍租给自己办学，每年给杨某1万元好处，杨某同意后，积极努力协调各方关系，2009年4月双方签订协议，租期6年，前三年每年租金5万元，后三年每年租金6万元。协议签订后的一天，刘某与马某一同来到杨某家中，准备将第一年的1万元好处给杨某，但杨某坚持要6万元一次付清，由于资金不足，刘某只好找杨某商议，由刘某先出具6万元借条给杨某，待学费收齐后付清，杨某怕事情暴露，找来其好友刘某某作为借条债权人。后由于合股办学的刘某和谢某等发生纠纷，刘某将股份及6万元的借条全部转让给了谢某后回到重庆，谢某收购了刘某股份后，重新与党校签订了租用校舍合同，杨某并不知道6万元债务已经转让给谢某夫妇，为实现索贿目的，杨某叫朋友刘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后交给谢某，由谢某向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偿还6万元债务及利息，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刘某偿还债权人6万元借款及利息7800元，刘某接到判决后以借款不实为由提出上诉。 

二、杨某行为性质分析 

关于本案中杨某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因在于，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而借条仅仅属于期待性利益，虽然杨某在一审中获得了法院支持，但刘某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并未生效，也就是说，杨某收受的这张借条在兑现前并不是实际财物，其利益能否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况且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杨某兑现这张借条已经不可能了，借条已成“白条”，因此不宜认定为受贿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在于，借条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现金、现物并没有实质差别，因此，借条应作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本案中，杨某收受了借条，就意味着收受了财物，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借条的行为成立受贿罪，而且根据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杨某的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理应以受贿罪论处。 

笔者认为，本案中，杨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本案中，杨某身为县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利用其职务便利，收受了刘某等人6万元借条，为刘某等人谋取利益，让其以低价租用校舍办学。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某收受的6万元借条是否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所规定的犯罪对象——财物。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借条是借款法律关系发生的凭证，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债的关系发生争执时，借条就是确定债的关系存在的根本性证据，其实质就是出借人的一种财产性利益。本案中，杨某收受的虚设债权的借条能够在其与刘某之间创设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能使刘某负担债务，使杨某获得债权，从而导致杨某财产上的增加，故该借条应当归之于财产性利益。那么财产性利益是否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虽然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范畴作为犯罪对象是规定在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但商业贿赂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在收受财物的环节并无本质区别，在国家工作人贿赂案件中参照适用商业贿赂的该条规定，并非类推解释，而恰是顺应形势的当然解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中谈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的手法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根据上述规定，既然借条为杨某设立了债权，且该债权具有实现的合理期待，无论该债权是否实现，何时实现，实现多少，借条均应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此，本案中，杨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无疑。 

三、杨某行为的犯罪形态分析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因主客观原因而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形态。犯罪形态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本案的争议在于：杨某行为的犯罪形态是既遂还是未遂。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法院在一审判决中确定了杨某的权益，但刘某提出了上诉，判决并未生效，也就是说，借条并没有兑现，按照刑法理论中“实际收受说”的观点，应以是否收受到贿赂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的标准。由此认为，本案中杨某虽已控制了借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实际控制了6万元贿赂款，杨某最终能否获取到这6万元尚处于不确定之中。因此本案刘某行为系受贿未遂，在我国，对于受贿未遂予以论罪打击确属少有，因此此种观点即表示杨某的行为可不论罪处罚。笔者认为，本案中杨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犯罪已既遂。 

篇（7）

我省（或称广东省）自开展“三打两建”工作以来，在“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以及“打击欺行霸市”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三打”成就如此可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反映了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和欺行霸市等行为的广泛存在与影响恶劣。不论是制假售假，还是商业贿赂或是欺行霸市，其所反应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场诚实信用”的缺失。制假售假是直接对诚信的挑战，而商业贿赂与欺行霸市，也是通过暗中交易和非法控制，损害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诚信已成为牵动社会的中枢神经。

从“三打”取得的成就来看，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诚信问题。但社会的诚信问题的影响业已波及社会生活、政治领域等各个方面。“毒胶囊”“皮革制奶”事件。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市场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诚信问题不仅是简单的道德建设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运行的环境问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关乎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关乎着社会主义的声誉前途问题。

根据民众的一般意识，诚信是一个道德领域的概念；而在法学研究者、经济学研究者以及决策者的头脑中，不仅视诚信为道德概念，更视其为法律概念，诚实信用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因此，建设诚信社会，要从道德教化和法制建设两个方面来进行。此部分内容，主要解决的是“怎么立”的问题。

一、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与水平

（一）开发传统的诚信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不论是从古时的“民无信不立”到后来的“诚信为人之本”再到当代的“明礼诚信”，不论是儒家的“养心莫善于诚”、还是法家的“巧诈不如拙诚”，“诚信”二字，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

在进行诚信教化时，可以充分开发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资源，善加利用，借其中与当代价值取向较为吻合的部分，提高人们个人的诚信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水平。

（二）借鉴国外的诚信经验

我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随着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广度的扩大与深度的增加，我国文化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一个聪明的运动员来说，与对手较量，了解对手，分析对手之长处，并从对手那里学习其所长，才能让自己强壮与进步。对于其他国家优秀的诚信文化与经验，我国也可以以宽阔的胸襟与其交流，并加以借鉴、吸收，以为我国的诚信建设服务。

（三）把诚信的法律属性寓于诚信教育之中

既然在民众的眼中，诚信只是道德问题，觉得失信不过是带来道德上的瑕疵，而不必为此付出实质的后果或是受到现实的“不利益”，那么，在道德教育时，有必要将诚信的法律属性向其做出阐释。民众在得知诚信的法律属性后，才能真正意识到，如果自己失信，所面对的不止是道德评价的降低，还将受到“不利益”的制裁。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改变民众对诚信的单纯道德看法，而把诚信与法律相联系。这样才能在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时，调动民众的法律情感，遵守诚信法则。

二、用法律制度规范、保障诚信体系的建设

道德教化有其局限性，关键之处，还需要大力进行法治建设，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以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法律制度对建立诚信社会的作用

1.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

道德教化的局限性需要弥补，也就意味着需要以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并且具有实质惩罚内容的某种东西来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而具有这些特性的“某种东西”，当首推法律。要用惩戒机制来规制“诚信”行为，就需要把这一道德调整的内容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刚好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见，法律是以补充道德之不足而登上调整“诚信”行为的舞台的。但是，其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以后的戏，注定要由法律来唱主角。

2.法治对建设诚信社会的价值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论是从市场经济的主体自然人、合伙、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来看，还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加工、建设、交易、服务、投资、收益等过程来看，处处需要法律的规范与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是民商事活动进行的前提，人们往往也是因为基于“信任”而进行民商事活动。这种信任，一方面是基于对交易相对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这种信任是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的初次选择，往往是“盲目”的，无法评价选择对象的优劣。然而，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在心理会认为：既然在市场出现，就应该是安全的。人们之所以会被其信赖的产品所害，本质上也是由于对市场的信任。相信市场，也就是相信国家的法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法治所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是法律能够提供给社会的最大的诚信。

3.法律制度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说“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那么，就应当“让诚信生长在法治的阳光下”。建设诚信社会也需要依法进行。依法进行诚信社会建设的前提，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确保可以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而诚信在人们心目中是“道德规范”，会认为对自己没有强制约束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法律信用制度的强制规范下，诚实守信的道德自律约束力会越来越强，社会的外在他律会逐渐变成内在的道德自律，从而使诚信原则植根于人们心中，植根于市场经济之中。这也不失为是法律制度对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二）法律制度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打”工作进行的同时，便应当着手进行“两建”的工作。本次“三打”运动的主要领域涉及市场领域的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为“两建”工作提供了一个“端口”：建立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可以先由此“插入”。当杂草被清理干净了，种子更容易播种，生长的障碍也减少了。从这里插入，继而推动其他领域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把“诚信”这一指令向各个领域传输，最终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进行“两建”工作，可以分为两步来进行：

第一步：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这一步可以走成“一条线”，即以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为出发点，最后在市场领域将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完成第一步的工作。法律的作用主要是规范作用和保障作用。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政策的施行、决策的改变，往往要“立法先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精神高度统一，因此，市场信用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也应该“立法先行”。立法可以确保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的建设有法可依。可以在法律中规定信用体系与监督体系的标准；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建设是否符合法律标准，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所欲达到的效果，以及对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信用标准，都可以由法律来进行评价。这可以视为法律制度对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的规范作用。

法律除了具有规范作用外，还具有强制作用。而且，法的强制作用是其他作用得以实现的保障。在法律制定完成，法律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要发挥法律制度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以及监管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纵然可以把它写出来、说出来，也难以真正用来指挥排兵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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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八荣八耻”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个热名词，举国上下，各行业系统，各机关事业单位，都在探讨着这个古老而又暂新的时代话题，总书记关于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切中时弊，掷地有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国古文化精髓，又反映了当今时代精神特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性针对性。

《健康报》上曾这样评论，从古至今，当今时代的医患关系是最紧张的。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日益受损，“拿回扣、收红包”成为公开的密秘，因为少数医生的不负责任而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的报道屡见不鲜，这些医疗行业的歪风不都是因为不明是非、荣辱颠倒所致吗？现在，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犹如一剂强心针，更让我们认识到医务工作者的天职所在，开始为了患者，为了一切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们，其荣辱观都是不同的。在我们这群以救死扶伤，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为己任的白衣卫士心中“八荣八耻”有了新的诠释：以热爱祖国、维护大局为荣；以服务人民、关爱患者为荣；以崇尚医学、刻苦钻研为荣；以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为荣；以恪守医德、廉洁行医为荣；以团结合作、消除病痛为荣。反对以医谋私，抵制医疗商业贿赂，拒绝红包回扣。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同事们，他们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着我们这一群思想还未成熟定型的年轻人。

提到病理科胡建兵主任，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论文撰写专业户，多篇论文在中华级杂志上发展；第二个印象则是：歌唱得好，标准男高音，但是他还是一个崇尚医学，刻苦钻研，勇攀病理学高峰的学者，一个热爱患者，视病人如亲人的白衣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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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政府招标采购被喻为阳光下的采购,有的通过网上向社会公布,有的邀请几家大型供应商投标。公开只是序幕,是走向合理化的开始,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做到公正才是问题的核心,最终达到对任何一方都公平的结果。图书馆对供应商有控制、有规范、有原则,这是做好招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纵观图书馆采购招标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一模式不过是现存环境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在各种原因作用下，图书招标带来了招标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数量与质量的暌离，手段与目的背离，目前应防止招标弊端的出现：

1、形式与内容的分离

片面观念指导下的图书招标可能导致图书文献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图书采购招标遇到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图书这一商品的核心不是图书的外在物质形式，图书是以精神内容为其生命力的商品，它不是有确定的型号和统一的质量检测手段，它是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图书文献在哲学家波普尔那里是被称作“世界3”——是客观化物质化的精神产品，它以物质的存在形态来存储精神文化信息的“第三世界”，以区别于物质世界和存在于头脑中的精神世界。图书文献的特殊性表现产品的多源性，质量的多层性，需求的多样性，稀缺的差异性和价格的变动性。

在我国，纸质图书出版是由许多家出版社来承担的，就其物质形态来说，出版社生产的产品虽有书号、开本、印张、字数等指标，但它没有统一的质量检测指标。图书的质量不仅表现在它的外在形式，而是表现在其实质内容，如学术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图书内容所涉及的对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在学科又有“热门”和“冷门”的差异，这些差异确定了读者对图书需求的差异。读者对图书的需求也是千变万化，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需求，有出于扩充知识的需求，有文化休闲的需求，有教学的需求，有科研的需求等等。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读者群，有的需求面大、有的需求面小，因而图书的发行量不同。一般来说学术著作发行量小，销售商对此类图书的征集比较困难，采集成本高而且需求量不大，加之利润空间狭小成为销售商书目征集的盲点，而这类图书恰恰又是学校求购的稀缺商品。忽视需求面小的读者群、忽视小量读者的高端需求，是与图书馆建设的原则是相背离的，“凡读者有其书”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岗纳赞提出的“五定律”之一，也是图书馆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之一。图书馆藏书既要考虑读者需求，又要考虑藏书的价值。产生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背离还在于出版商、书商与采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全，虽然出版商和书商提供了编目或分类编目数据，但这些数据是不完全的，或有错信息，真实的图书信息对采访人员或读者往往是滞后的。图书招标采购很可能会出现发行量少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连书名都看不到的现象。这样下去，统一化的招标模式对建构良好的藏书结构无疑是不利的。

2、数量与质量的背离

以高折扣中标的图书采购招标对图书馆会有什么影响呢？它会造成图书馆价值的严重贬损。什么是图书馆的价值，怎样建设一个合格的图书馆？简单地以图书馆的藏书量来评估一个图书馆，将会使图书馆成为价值逐渐贬损的印刷垃圾集中地。这些年来，有的图书馆在一些错误观念的指导下，片面追求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而不顾藏书的质量导致图书馆的藏书结构的紊乱和使用的无效益。据了解有些图书馆为了应付评估，实现藏量指标，大量购置低折扣书、特价书甚至旧书以应付评估。图书馆单纯以藏量来评价图书馆更是错误的，呆滞书、低质书充斥的图书馆只会失去读者，失去读者的图书馆是没有生命力、没有价值的图书馆。

17世纪后期，法国的诺岱(Gabriel Naude)指出，图书馆购书时必须注意图书最本质的东西，不要过分追求藏书数量。在今天，诺岱的这一遗训最值得我们注意，图书馆的价值在于它的藏书质量和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书馆要“花最少的代价，用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在图书采购招标实践中有可能会忽视“用最好的图书”这一重要参数，而出现表面上利益最大化而实际利益受损的情况。在某些招标单位那里，价格是惟一的竞争参数，一些商家在中标实践的体验中，发现了价格是最有力的法宝，于是商家为了占有市场也就打起了价格战。

图书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假设一个出版商批发给销售商的图书码洋折扣为P，那么在出售中成本就要加上运输、损耗、管理及工资等费用，还要加上图书加工的费用(如贴书标、夹磁条、盖馆藏章，有的还要编目加工)，据了解整个营运费用最保守的计算已经是图书码洋的7－9%，加上4%税款，总和起来已经到了12%左右。我们假设书商中标的折扣是Z，那么书商不亏损的约束条件是: Z≥P＋12%，或者P≤Z－12%。现在我们假定书商以图书定价的75%中标，那么只有当书商获得的批发价是码洋的63%时，书商才能不至于亏本，只有当P＜63%时书商才有赢利的可能;而在出版社，以60%的码洋批发到图书是不太多的，特别是一些科技图书、学术著作及知名出版社出版的书。那么书商如何维持生计？这种疯狂的价格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性是书商将那些特价书、二渠道的书用来充抵优质新书，以求得自己的平均利润。

显然高折扣一方面会导致图书馆的藏书质量恶化;另一方面在出版商、书商和图书馆这个链接的环中，图书的高折扣也会进一步导致图书价格高涨的恶性循环。在高折扣要求下的书商会要求出版商提供更多的折扣，而折扣从何而来，只有在提高图书价格的前提下才能可靠地实现。普遍地以高折扣中标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以牺牲读者利益为代价和图书价格的持续攀升。

图书本身的质量不但令人堪忧，招标后书商对图书加工的质量也令人堪忧。虽然书商自称，图书的编目数据大都来自权威部门，而问题实质在于，当一本真正的新书开始面世的时候只能进行原始编目，而书商提供的编目数据就只可能是它自己编写的，如果其编目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力量单薄，其编目数据就是令人担忧的。

3、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执行图书采购招标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商业贿赂和使国有资产利益最大化，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目的未必能够实现。在招标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资产管理者或招标部门仍然不是国有财产的直接所有者，而是代表者，利益外部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时的“商业贿赂”受贿方不是采购方而可能是资产管理方或招标方了，因而需要严格的程式和监督。只要买方不是直接所有者，不管是资产使用者还是管理者，利益外部化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公共事业领域或者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中。我们权且不说招标过程可能存在贿赂，就是在招标完成之后也可能存在贿赂，这需要更加完善的检查制度来防止可能的贿赂和不正当竞争。假设当采访人员按正常的高质量图书结构来采购图书时，以高折扣中标的书商就会感到运行困难;他们可能会施之某种好处来劝说采访人员，放弃采购无利润或少利润的高质量书，这样最终损害了图书馆和读者利益。在招标过程中，有的操作执行部门重视与尊重图书馆的意见，而有的却不重视图书馆的意见，更有甚者视采访人员意见为对立，怀疑采访人员的意见背后有着某种外部交易。招标者可能并不清楚图书招标与其它物质产品招标的差异性，采购人员甚至不清楚图书品种的不确定性，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图书质量的多层次性，图书批发价格的差异性，满足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图书售后的服务都是图书采购的重要参数。

图书招标不仅是防止商业贿赂的手段，也是使图书馆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政府采购法》是图书招标总的原则,也是每个图书馆和书商都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为了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许多学校采取了图书采购公开招标的形式，这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对于降低采购成本，保障国家利益少受损失或许有益但在实施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并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1、 于湖滨.图书纲目采购计划综评〔J〕.世界图书, 1987, (6).

2、 郭冬梅，李瑞秋.图书招标应遵循的原则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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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超市通道费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虽然，商务部以及各地政府均曾出台过多个办法以及相关的规定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和统一，但效果甚微。对此问题的研究，首先应当深入地了解何谓超市通道费。

1、超市通道费概述

1.1超市通道费的定义

超市通道费（Slotting Allowance），在200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供应商投诉连锁商向其收取通道费"召开的听证会报告中是这样被描述的："供应商或生产商为使自己的产品进入零售商的销售区域并陈列在货架上，而实现一次性支付给零售商的费用，成为通道费。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得出超市通道费的性质，从生产商和供应商的角度来考虑，超市通道费是他们进入连锁商场的一个敲门砖，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产品进入连锁商的销售通道，并成列在商场的货架之上，得到较好的展示和销售的位置，从而支付与连锁商的这样一笔费用；而从连锁商的角度来考虑，超市通道费是基于与生产商或供应商之间预先签订的合同中所确定收取的这样一笔费用，其主要是作为连锁商提供销售通道、销售场所以及陈列商品的货架等一系列对于供应商来说稀缺的流通资源所收取的成本。

超市通道费，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通道费即上述由供应商在供货前一次性支付零售商或是由零售商在之后的销售货款中逐步扣除的费用。广义的通道费，则是指供应商为了进入连锁超市等零售终端所支付的一系列费用的总称。

1.2超市通道费的分类

在实践当中，超市向供应商收取的超市通道费用名目繁多，譬如"进场费"、"端头费"、"年节费"、"店庆费"、"堆垛费"、"上架费"、"广告费"等等20多种收费名目。零售商收取的费用总额大致占到了销售总额的20%左右，各个企业收费的具体情况虽有所差别，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1）进场费

这里所提及到的进场费指的是狭义的进场费，该类费用的收取与超市门店的规模、门店数量、商品陈列位置的优劣相关联，一般也被称之为渠道费，主要包括了进场费、新增商品进场费、上架费。除此以外，供应商为了取得旺销位置的优先权，同意支付给零售商一定的费用包括堆台位置费、立柱位置费、促销区域位置费、其他旺销位置费等费用也可以列入该类费用当中。

2）返利费用

该类费用的收取，一般是以商品销售额为前提，根据双方的事先约定，依据商品的进货额，以一定的时间为单位，通常为月或者年，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了月返利费、年返利费等等。这样一种根据商品进货额或者是销售额想供应商收取的返利费用，从实质上来看，是基于上方对于经营利润分配或者销售利益分配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为是符合民法通则意思自治原则的，所以当属有效。若出现零售商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譬如违反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六条，存在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在合同中强迫供应商无条件返利，转嫁经营风险，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共担风险的联营原则时，则应当认定该行为无效。

3）服务费用

该类费用的收取与超市提供的促销服务或劳务直接挂钩，主要包括广告费、促销费、堆台劳务费等。服务费在实践中也是三类费用之中最易辨别的，通常如果零售商为该商品的销售提供了相关的服务或劳务，那么根据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收取相关的费用是理所应当的；反之，如零售商并未提供相关的服务或劳务，以其他名义变相收取费用，则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相关费用。

1.3超市通道费的由来及演变

超市通道费，最早产生于美国，对于其起源存在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通道费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超级市场这一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美国工业开始依靠计算机时，就出现了进场费。在当时，增加或者减少一个产品，都需要计算机程序员进行重新变成，进场费就是支付编程的费用。可见，与如今相比，其含义都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现代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如今的超市通道费更多的意义在于其作为超市零售方将供应商提供的这样一笔费用作为为其提供一个相应的、尽可能好的销售环境以期达到最大利润率，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从前文可知，超市通道费的种类繁多，各大卖场的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卖场所收取的通道费已经占到供应商总销售额的8%-25%，最高可以达到35%。如此高的比例，尤其对于小型供应商的确是笔不小的支出。在供应商们多年的坚持下，对于超市通道费废除的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然而，笔者却认为，超市通道费不仅合理且必须。

2、超市通道费合法性评析

2.1超市通道费的合法性

超市通道费虽然是舶来品，在中国出现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普及迅速，目前已然成为我国零售渠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对通道费的废除不绝于耳的原因在于未能认清超市通道费的本质，其本质是合同约定的对价，并非供应商向超市方支付费用的单方法律行为或单向义务。各项通道费都应当是在超市方与供应商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一方面供应商支付相应的金额，作为对价，超市方应当给予供应方产品，提供相应的销售资源，譬如提供良好的销售环境、显眼的销售位置等。故供应商所支付的通道费并非无因而发，对于超市通道费的发生在法律上应当认为是支付合同约定的由超市方提供与销售商品对应的服务的对价。

2.2超市通道费并非"商业贿赂"

对于反对超市通道费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其本身是一种"商业贿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无稽之谈。主要原因如上文所述，通道费的支付是为了购买超市所掌握的稀缺的销售资源，超市的销售资源有限，好的销售环境更是，供应商为了得到好的销售展示平台，支付相应的费用作为对价，是合理的，况且通道费往往明码标价，虽支付的费用有高有低，但这完全取决与对方的谈判技巧，作为一项商业活动，一定是具有一定的商业风险的，这一点无无可厚非，且谈判后经双方合意达成，这并不能说一种商业贿赂。

2.3超市通道费应当适度收取

另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通道费是超市滥用优势地位的产物，将超市收取通道费的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当分情况讨论。首先，就通道费本身来说，是具有合法性的，但若超过必要限度，譬如超市利用其市场地位和优势，肆意向供应商收取以通道费为名的不合理费用，则为对供应商产生负面影响且不利于市场自由竞争，如此一来，通道费必然成了超市滥用支配地位的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超市和供应商双方来讲，收取一定限度内的通道费是合理且必须的。但是作为超市方如果恶意拖欠货款，甚至以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为掩护收取不合法的费用，则政府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等措施介入干涉。

参考文献：

[1]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中国连锁超市通道费研究报告之二：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建立在通道费用基础上的超市盈利模式的合理性》，载《中国商贸》2003年第2期

[2]《超市行业的采购体系与进场费》，作者周勇《商场现代化》，2001年11期

[3]《超市通道费合理性缝隙级对策研究》，作者李娟，载《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