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篇（2）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篇（3）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水经》是我国第一部专记河道水系的地理学著作。北魏郦道元有效地充实了这部书，其注文不仅在文字数量上远超原书，而且在内容上也摆脱《水经》格局而自成体系。其因突出的价值和特色，引来历代学者的研究和探讨。

对《水经注》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九零年以来出版的《水经注》新版本及研究专著有14部，发表的相关论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多个学科，还包括对《水经注》版本、《水经注》体例、历代郦学家治郦过程、回归原典等问题的探讨，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补缺。笔者现兹及所见，择要作一综述。

一、《水经注》版本与专著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专著，最应介绍的就是陈桥驿的著作。陈先生出身郦学世家，从事《水经注》校释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经注校释》是他毕生研究郦学厚积薄发的成果。该书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各种《水经注》版本33种，地方志120余种，其他文献近300种，其中包括残宋本《水经注》等一批不易获见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说是“《水经注》众多校释版本中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作”［1］，该书问世后，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评论文章也不断问世。周筱云在《郦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浙江学报》，1999年06期）中高度赞扬了《水经注校释》在版本校勘、历史地理学上的成绩，及在校记中对地名差异的重视和每卷卷末的《释》，同时也指出该书没有索引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实用价值。《水经注校证》则继承了《水经注校释》的优良学术品质，并增补了近代郦学研究成果及中外学术成果，是研究《水经注》不可多得的佳本。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水经注校证》也不例外。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月）择出该书标点错误二十余条，颇有补益之效。王先谦先生的《合校水经注》则是便于一般读者使用的版本，该书影印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原刻本《合校水经注》，弥补了1985年巴蜀书社以新化三味书室的翻刻本为底本，而没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遗憾。但其没有对校像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等早期传本，颇以为憾。

《郦道元评传》、《水经注研究四集》、《郦学札记》、《水经注图》、《水经注论丛》等则是陈桥驿先生近二十年来的《水经注》研究专著，分别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作者的郦学成果。《郦道元评传》从郦道元所处时代及其家世出发，在《水经注》中寻索郦氏业绩，同时也阐发了《水经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该书末附有按笔画编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极为便利。《郦学札记》则汇集了陈先生多年的郦学心得。《水经注图》分为图本和文本两册，校勘注释，深入浅出，精思密致，经纬厘然。《水经注论丛》则精选了以往四集郦学论文中侧重版本知识和郦学家两方面的部分成果结集出版。此外陈先生还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论文问世，如《〈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杭州师范学校学报，2000年01期）使读者对《水经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认识。

此外，《水经注全译》、《水经注选译》、《水经注选评》使得《水经注》的可读性大大增强，起到了普及读物的作用。《水经注农桑辑要》、《图解水经注》、《〈水经注〉与北魏史学》则从农桑、地理、史学的不同的角度对《水经注》进行了解读。

二、考证与诠释

因为时代、版本、传抄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水经注》原书引用前代的典籍数量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差错。陈桥驿《〈水经注〉之误》（《中国地名》，2001年04期）从河流水道方面列举了《水经注》中以黄河河源错误为代表的河流记载之误，并阐述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金文明《〈水经注〉标点差错举偶》（《编辑学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经注〉标点商兑》（《文教资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04期）对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标点问题及错误予以分析考证。王勇《〈水经注疏〉校读札记（一）》（《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杨守敬〈水经注疏〉纠谬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04期）分别纠正了《水经注》中有关文字和澧水县的错误。杨世灿《杨守敬〈水经注疏〉稿本辨伪》（《三峡大学学报》，1995年04期）对诸稿本源流及关系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了郦学研究中所谓“誊清正本”之讹。

关于《水经注》中河流的考证也一直是学术的热点。鲍善淳《〈水经注〉“乱流”考释》（《古汉语研究》，2001年03期）、刘茂真《〈水经注〉记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头和流向有谬误》（《广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钟《〈水经注〉所载土家族地区若干历史水文地理问题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06期）、张晓东《〈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06期）、朱士光《论〈水经注〉对（溱）水之误注兼论〈水经注〉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9年01期）、罗平《〈水经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阳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过史料的考证，指出了《水经注》中词汇、水文记载等的相关问题或存在的谬误。

三、历史地理学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广泛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它对历史人文地理及历史自然地理的记载历来受到郦学家的重视。刘不朽《〈水经注・三峡〉之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价值》（《中国三峡建设》，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经注〉中的三国经济地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刘景纯《〈水经注〉流域地理的发现与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鸣《〈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历史地理问题讨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3月）、刘景纯的《〈水经注・漳水〉记载的区域山水地理》（《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流域、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论证了《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理、历史价值，一些文章颇有见地，如《〈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地理问题讨论》讨论了五个历史地理问题，其中重点探讨了黄河银川平原段不同时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谓“东枝”实为人工灌渠。

刘景纯《〈水经注〉祠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丛刊》，2000年04期）则对《水经注》所载近二百个词庙作了研究，从而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祠庙解释作了进一步说明。陈隆文《〈水经注〉与祖国江河的生态危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徐中原、王凤《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04期）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水经注》中表达的生态保护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态危机。

四、语言及文学价值

范文澜先生说“《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2］对水经注的文学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

王东的《〈水经注〉词语拾零》（《古汉语研究》，2005年02期）、《〈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唐都学刊》，2006年09期）、《试论〈水经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燕山大学学报》2010年03期）几篇论文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经注》中的词汇系统，为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北方语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向东教授的《〈水经注〉词语举隅》（《语文研究》，2002年04期）、鲍善淳《〈水经注〉词语札记》（《古汉语研究》，2003年02期）则就《水经注》中几个多次出现而又意义较为特殊的词语作出深层次的考释，补充修订大型辞书及现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误。

罗明月与王东的《〈水经注〉地名反映的词汇现象》（《学术探索》，2006年03期）、赵永慧《〈水经注〉地名词语浅析》（《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03期）、刘建《〈水经注〉复音形容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11年）等分别从《水经注》中的地名词语、方位词、复音形容词入手，归纳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诸多特点。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语法特征，如刘光明《〈水经注〉“是”字判断句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张延俊《〈水经注〉引文被动式语料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1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陈桥驿《〈水经注〉和它的文学价值》（《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03期）、钱光华《〈水经注〉的文学价值》（《治淮》1997年12期）、张涛、罗明月《〈水经注〉的语言艺术》（《南都学坛》，2006年11期）、黄华南《〈水经注〉山水景物描写的特点》（《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07期）、张鹏飞《片言只字妙绝古今――〈水经注〉山水文学价值探析》（《船山学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赞扬了《水经注》的文学价值。高建新《论〈水经注〉对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特贡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03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颂扬了《水经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紧密结合的写作观，并认为其直接导启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记。

五、概述类

对于“郦学”这样一门宏博之学，做总体研究确属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桥驿《〈水经注〉概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则凭借深厚的郦学功底，深入简出地介绍了《水经注》的撰述与流传、郦学的形成等情况。《郦学札记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02期）则通过对《水经注》若干名本校勘次数、《水经注疏》初稿、《水经注图》、方志等七个不同方面展开对《水经注》的论述。

郦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资料的不断涌现，也促使一些综述文章的出现。陈桥驿《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中华文史论丛》53辑，1995年）赓续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全面总结了民国以来八十余年郦学的成就，堪称经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来〈水经注〉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纪以来〈水经注〉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09期）等文章则关注了不同时期的郦学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数量大、范围广，上文提到的五个方面并不能将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从新角度阐释《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价值。

张鹏飞《〈水经注〉引〈诗〉考》（《文史博览》，2006年09期）对郦道元引《诗》的独到之处作了阐述和讨论。钟少华《电脑与考据学与〈水经注〉》（《博览群书》，2009年08期）论述了电脑考据带给《水经注》的便利与变革。李艳凤、王嘉川《回归原典：学术批评的必要与必须――由〈水经注〉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09期）以《水经注》“万城”之说而引发的千年聚讼为例，严肃指出回归原典，重读原典的必要与必须。严燕子的《〈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的争论――重订〈水经注〉案的学术动机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对晚年重新考证赵戴相袭案的学术动机的探讨。

基于以上介绍，笔者认为近二十年来《水经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版本与专著方面，尽管由于历代学者的努力，已难以出现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这样的优秀作品问世，不能不说是郦学界的一大喜事。考证与诠释、历史地理学研究、语言及文学价值、概论等方面的文章也层出不穷，有不少的考证文章来论述《水经注》存在的问题，非常值得提倡。《水经注》在语言及文学价值、编目特点、回归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补缺。除此以外，《水经注》的生态意识也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表明，《水经注》研究正日趋完善，其空白与疏漏也在不断减少。然而，如果从更为深刻而立体的层面对《水经注》进行阐释，那么将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的去开拓。

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进步，其在经济方面的管理成效已成为国家重点关注问题。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是极为主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其良好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这对于其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但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在经济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就我国房地产在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

1.我国房地产实施经济管理活动时存在的问题

1.1机制缺乏完整性，管理只注重形式

在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房地产属于极为重要的关键性内容，尤其是国家在短时间内密集推行了一系列与房地产有关的政策，但均未取得显著性成效，且大部分政策仅停留在形式上，并未贯彻落实到实际管理工作中，而其余政策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制定与颁布实施细则明显落后于实施原则的颁布与制定，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地区实施由上至下方法，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对房地产的监督职责、管理职责和调控职责进行合理划分，其定位仍缺乏必要的明确性。由此可知，我国推行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均未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现阶段的房地产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过渡阶段，由于其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等诸多优点，所以房地产行业已逐步成为我国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以及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拉高房价和推高地价的根本原因[2]。房地产开发商和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作，很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和内部交易现象，使得宏观经济在操作与管理工作上缺乏真实性、规范性和秩序性，同时加剧了经济管理难度，仅注重国家颁布的宏观政策，忽略贯彻落实的重要性，最终导致效用无法全面发挥出来。

1.2目标缺乏明确性，政策连续稳定能力不足

维持市场供需平衡，严控房价过快增涨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主要管理目标，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也没有制定长期规划意识，部分地方甚至对房地产的经济管理存在片面性认识或错误认识，使得政策目标出现前瞻性不足、短期性严重情况，而政策上的失误也给一些投机者带来了发展机遇，导致房地产市场秩序扰，例如住房产业、经济适用房以及房地产税收等多项政策的推行均为经济管理不明确的结果。除此之外，我国房地产的经济管理工作正处于被动状态，只重视日常事务的管理，忽略了长期规划的重要性，加上没有做好事前预防工作，导致事后需要调控问题越来越多，最终形成越管理越升温的混乱局面[3]。

1.3体系缺乏完善性，法律法规不健全

制定与房地产相符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完善是确保市场良好运作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我国房地产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过渡阶段，使得与房地产有关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无法建立健全。在实际经济管理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到房地产的开发阶段、建设阶段、交易阶段与后期管理阶段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体系，但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正迅猛发展，其建立法律法规的进度在不同程度上均无法满足发展需要，使得法律真空情况日益明显，加上房地产的经济管理仍凭借着行政权威执行，绝大多数文件均由国务院颁发，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严肃性与稳定性等多种法律特征。尽管在规定范围内已初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但仍缺乏完整的配套条例与实施细则，导致房地产行业，尤其是地方房地产出现执法不严、政令不通和有法不依情况，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2.加强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的有效性对策

2.1建立健全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在实行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问题，仅凭借行政命令做出相应调控，根本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对房地产原有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才能扭转经济管理的不良局面。同时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政府经济管理职能，适当调整与政府部门相关的所有管理职能，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在市场调节效能全面发挥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实际变化情况做出相应干预，以建立合理科学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推动房地产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法制环境。明确中央房地产管理和地方房地产管理之间的关系，合理规划职责范围，将工作落实到各责任主体，顺利完成与房地产有关的所有监督工作[4]。根据市场情况对房地产进行差异化调控，防止因一刀切而引发负面影响。革新财税系统，制止土地财政，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避免房地产过度依赖。强化政策的落实性与积极性，打击官商相结合的违法行为，消除房地产存在的各种不良气氛，使我国房地产行业迈向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道路。此外，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财政、建设、税收和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均要由中央进行统一领导，提高沟通水平，增强配合力度，使相互之间的行动更具协调性，最终实现合理科学的经济管理。

2.2制定合理的长期规划方案

目前，我国正对房地产体制实施进一步深入改革，其经济发展与结构均要做出重大调整，以实现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而房地产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对于提高人居条件以及日常生活水平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并且还能够有效增加我国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全方位转型。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理顺整个经济管理工作的所有思绪，只有达到短期效应，才能制定出一套合理科学的长期规划方案，有效满足城镇化建设需求以及人居条件需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详细调查与研究我国现阶段房地产的实际发展情况，以确保所制定的长期规划方案能贯彻落实到各个区域，使房地产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防止发生涨则紧、跌则松现象[5]。

2.3完善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与房地产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完善，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的日常运行活动正常。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建立，可有效规范所有市场运行，活动，使经济管理工作更加合法化与合理化。利用法律对政府经济管理效能进行全面约束，防止政府出现过多行政干预行为，严重影响到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秩序。此外，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建立于完善还可以有效制定宏观调控方案，并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有利于政策严肃性、层次性与稳定性的提高，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

3.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进步，政府与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对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有效性措施进行处理，并建立健全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科学的长期规划方案，以推动房地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张燕生.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市场.2010（31）：6-16.

[2]刘若敏，夏学明.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及防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1（04）：152.

篇（5）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篇（6）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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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篇（7）

谈及两汉部分广西政区，就需要涉及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领郡七》和《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篇。本文以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所出版发行《西汉会要》卷六十四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所出版发行《东汉会要》卷三十八作为底本，辅以班固等《汉书》、范晔等《后汉书》、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穆彰阿等《大清嘉庆一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诸典籍，旨在初步勾勒出两汉部分广西政区之相关风物与人文变迁历程，公诸同好，以待方家批评指正。

原文：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①。――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当为趾）刺史领郡七》今属部分广西政区

苍梧郡：广信、谢沐（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今属广东肇庆市）、封阳、临贺、端G（今广东德庆县）、冯乘（今湖南江华县西南）、富川、荔浦、猛陵、鄣平。郁林郡：布山、安广、阿林、广郁、中留、桂林、潭中、临尘、定周、增食、领方、雍鸡。合浦郡：合浦、徐闻（今属广东徐闻县西南）、高凉（今属广东阳江市北）、临元（应为临允，今属广东新兴县南）、朱崖（应为朱卢）②。――徐天麟《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今属部分广西政区

补注：郁林郡：古郡名，即秦代桂林郡（以多树而少杂草而得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以所贡物而得名），王莽改为郁平郡。西汉时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每县平均户数1034.58，每户平均口数5.73③ 17。治布山（今广西桂平市西）。统领布山、阿林（今广西桂平市东南）、安广（今广西横州境内）、广郁（地有郁水，今广西田林、乐业一带）、中留（地有留水，今广西武宣县南）、桂林（今广西象州县南）、临尘（原象郡所治，汉昭帝废象郡而地入郁林郡。王莽改为监尘（今广西崇左市）、潭中（王莽改为中潭，今广西柳州市东南）、定周（地有周水，今广西宜州市）、增食（今广西隆安县东）、领方（以山得名，今广西宾阳县西南）、雍鸡（今广西龙州北，东汉时省并）等十二县④ 429-432。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西汉零陵泠道人刘外曾任该郡太守⑤ 97-98，东汉张国、谷永、陆绩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考古先后发现隶属该郡所辖之领方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芦圩乡古城村西北的领方山上）、勒马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三里乡勒马村东南）、增劲塘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勾漏乡印塘村增劲塘屯）等⑥ 43-46，发掘出土不少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和生活遗物，为研究广西两汉时期郡县情况提供重要考古与文物资料。此外，近年李毓麟在《秦汉布山古城考》（《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一文根据古今有关史志、文献资料、地理特点、实物依据及实地考察，认为桂平是汉代布山县地而得出了布山县治就在今桂平市蒙圩镇新德古城村的结论。陈小波在《布山县治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文利用文献史料、地理位置、地名起源以及考古材料指出了桂林郡与布山县之位置以及相关可能存在的古城址所在地。陈小波在《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一文结合文献资料和壮语语音以及地形地物特点，对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进行探讨。陈小波在《布山治贵港说质疑》（《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对布山治贵港一说提出若干辩驳，并进一步提出贵港不是郡治所在地，而是带有“屯垦”性质的驻军机构的新观点。蓝日勇在《布山县治桂平说引证上的若干问题》（《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从地名考究、文献释义、考古资料等三个方面否定了布山县治桂平说。覃国生在《我对壮语“布山”地名的看法》（《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从壮语入手，探讨各家见解而认为“布”作“泉”解释最为恰当。陈小波在《贵港郡治说之非》（《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从郡治位置、郡名起源、墓葬文化、城址性质等方面开展分析，否定了“贵港郡治说”。蓝日勇在《论“布山”为壮语地名的不确定性》（《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从语言学入手，认为“布山”应为汉语地名而非壮语地名。覃正在《“d林”古地名考释》（《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3期）一文围绕“郁林”古地名的由来，对现存类书中相关的记述进行比较深入的剖析，并从历史发展、地理形势和民族语言诸方面加以论述，得出古地名“郁林”为壮族少数民族先民所命名的江河地名的结论。

苍梧郡：古郡名，秦朝属桂林郡。地因南越王赵佗封赵光于此建立苍梧国而得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王莽改为新广郡。西汉时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每县平均户数2437.90，每户平均口数6.00⑦ 17。东汉时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每县平均户数10126.82，每户平均口数4.19⑦ 25。西汉时相当于东汉郡国区域所有之口数146160，两者相较增数为820815，百分比为319%[⑦ 33。治广信（王莽改为广信亭，今广西梧州市）。统领广信、谢沐（地有谢沐关，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封阳（地有封水，今广西贺州市南）、临贺（王莽改为大贺，今广西贺州市东南）、端G（地有端山，今广东德庆县）、冯乘（地有冯水，今湖南江华县西南）、富川（今广西钟山县）、荔浦（今广西荔浦县西南）、猛陵（今广西苍梧县西）、鄣平（今地不详）等十一县④ 432-434。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西汉舂陵戴侯熊渠子刘利曾任该郡太守⑤ 97-98，东汉杜穆、豫章鄱阳人雷授、丹阳人甘定、陈叙、零陵人刘曜、颍川定陵人陈稚叔、陈国人地余、史璜、长沙人吴巨、陈临、令狐溥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先后考古先后发现隶属该郡所辖之临贺县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贺街镇）、高寨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铺门镇河东村北）等⑥ 43-46，发掘出土不少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和生活遗物，为研究广西两汉时期郡县情况提供重要考古与文物资料。此外，蒋廷瑜在《试从考古发现探寻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5期）一文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对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探寻。张弛在《秦汉苍梧郡“南移”初探》（《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认为汉苍梧郡得名因南越国与汉长沙国之间尖锐矛盾而立苍梧国遥领汉长沙国之苍梧郡而得名。陈晓林在《贺州古道对接潇水与漓水（桂江）探释》（《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通过综述的形式，以汉置富川县为例，分析了贺州古道对接潇水与漓水（桂江）之重要作用。

合浦郡：古郡名，秦朝属桂林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王莽改为桓合郡。西汉时户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每县平均户数3079.60，每户平均口数5.13③ 17。东汉时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每县平均户数4624.20，每户平均口数3.75[③ 25。西汉时相当于东汉郡国区域所有之口数78980，两者相较增数为7637，百分比为110%③ 33。治合浦（王莽改为桓合亭，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统领合浦、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高凉（地有高凉山，今广东阳江市北）、临允（王莽改为大允，今广东新兴县南）、朱卢（都尉所治，今地待考）等五县④ 436-437。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东汉犍为南安人费贻、会稽上虞人孟尝、来达、嘉兴人王晟、虎旗、苍梧广信人士壹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4。近年韦革在《从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对汉代合浦郡县设置的一些认识》（《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联系史籍和归纳合浦郡相关著述而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对汉代合浦郡县设置进行分析探讨。陆露、张居英在《西汉合浦港口考辩》（《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地质资料分析，认为合浦大浪城址是北宋开宝五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2―983年）的廉州治所遗址而非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所推定的西汉合浦港址并推断汉代合浦港应在今廉州镇西南一带。颜洁在《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合浦兴衰史考证》（《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2期）一文利用史料和考古研究成果与相关学者研究，论述了两汉合浦港之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发展和繁荣与在涉外经济贸易交流中的贡献而说明了广西沿海地区和海外东南亚等地区所存在的悠久历史联系。吴锡民在《合浦大汉古港对外交往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从各种证据指出两汉合浦港之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地位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对合浦大汉古港对外交往史进行论述。杜树海在《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一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指出两汉时期合浦郡成为国防前线，成为两汉对外联络与交往的重要窗口，成为两汉用兵海南等地的军事阵地。廖国一在《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古钱币证据》（《广西金融研究》，2005年第S2期）一文以古钱币为索，对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梁旭达、邓兰在《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资料，对汉代合浦郡治、合浦港口的具置和汉代繁荣兴旺的历史面貌等问题进行论述。蒋廷瑜在《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一文联系《汉书》和《后汉书》等史料，对两汉因罪“徙合浦”现象进行了综合分析。

结合以上资料与释读不仅可以明晰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领郡七》和《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篇之部分风物而为进一步探讨部分两汉广西政区提供了新方向与新思路进以启示今人为此开拓方法和领域，而且也对深入挖掘以会要体所代表的相关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景致供给了缘由和契机。从而将历史发展予以纵向把握，以发展的视角联系古今，更好地适应现当代学术旨趣以及治史要求。此外，相关记载与表述也对探究相关人文地理内容大有裨益。再者究其相关研究成果而言，近年广西两汉时期相关郡县研究获得了许多之收获和进展，但美中不足的是，仍然存在着论文选题重复（如合浦郡与其所承担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等论题）、内容集中（如著述较多集中于桂东南或桂东北等区域，桂西南或桂西北等地限于资料缺乏而显得研究不够深入等）。相当问题如广西两汉时期郡县空间形态、相互之间联系状况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挖掘拓展。

图一：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含郁林、苍梧、合浦三郡）⑧ 35

图二：东汉交州刺史部地图（含郁林、苍梧、合浦三郡）⑧ 63

注释

① 徐天麟，著.西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7：643.

② 徐天麟，著.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8：552-553.

③ 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周振鹤，著.汉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⑤ 严耕望，著.两汉太守刺史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⑦ 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⑧ 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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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国北方东北地区的松辽盆地、二连盆地，都为典型的裂谷盆地，具有相似的构造发展史。松辽盆地现今地温梯度为3.70℃/100m，平均大地热流值为68.65mW/m2，现今地温场具有中部高，边部低，呈环状分布的特点。多种地温研究方法表明松辽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晚白垩世古地温梯度为5.00—6.00℃/100m，远高于现今地温梯度。

二连盆地热演化史研究十分薄弱，现今地温梯度在3.00～4.30℃/100m之间，其平均值为3.50℃/100m，估算的大地热流值在56.21～81.59mW/m2之间，平均为69mW/m2。二连盆地凹陷众多，分隔性强，各凹陷现今地温梯度及生油门限明显不同，生油门限受古地温控制。早白垩世地温梯度在3.50—5.50℃/100m之间，平均值约为4.66℃/100m，中侏罗世古地温梯度更高。

华北地区鄂尔多斯、沁水、渤海湾盆地位于华北克拉通之上，古生代华北盆地沉积、构造稳定，地温梯度较低。中生代晚期华北盆地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这次构造运动使华北东部地区隆起，西部地区坳陷。东部隆起区为降温过程，西部坳陷区为增温过程。中生代晚期鄂尔多斯盆地古地温梯度在3.30—4.80℃/100m之间，主要集中在4.00℃/100m左右；沁水盆地古地温梯度为5.56/℃100m；华北东部隆起区古地温梯度约为5.25℃/100m。新生代以来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整体抬升，发生降温冷却，而渤海湾盆地拉张断陷形成裂谷盆地，地层温度逐步增高。现今鄂尔多斯盆地、沁水盆地地温梯度分别在2.20—3.10℃/100m和2.60—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分别为63.40mW/m2和61mW/m2。渤海湾盆地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值分别为3.58℃/100m和61.53mW/m2。

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是两期不同性质，不同世代盆地叠加而成。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为拉张盆地，第三纪以来为挤压坳陷盆地。酒东盆地、花海盆地、酒西盆地现今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低，地温梯度在2.51—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在50—57mW/m2之间。中生代晚期花海盆地、酒西盆地、酒东盆地古地温梯度高于现今地温梯度，可达3.75—4.50℃/100m。花海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受古地温控制，酒西、酒东盆地热演化程度主要受现今地温控制。

吐哈盆地为新疆境内三大沉积盆地之一，现今地温梯度为2.50℃/100m，大地热流值约为44.48mW/m2，地温梯度分布总体上具有东高西低的特点。古地温恢复表明吐哈盆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地温梯度较高，可达2.31～3.61℃/100m，平均值约为3.00℃/100m；早中侏罗世地温梯度较低，小于3.00℃/100m。吐哈盆地哈密坳陷、台北凹陷、托克逊凹陷构造热演化史差异较大。哈密坳陷、托克逊凹陷部分地区古地温高于今地温，主生油期较早；台北凹陷晚侏罗世以来虽然有过短暂抬升剥蚀时期，但总体而言，一直处于持续埋藏增温过程，有利于油气生成和保存，现今主力烃源岩八道湾组、西山窑组仍处于成油高峰期，是最为有利的勘探区。吐哈盆地油气具多期成藏的特点，可明显的分为三期，分别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及渐新世一中新世。

中国北方古生代华北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稳定的克拉通之上，克拉通面积大，沉积构造稳定，沉积层厚度薄，具有低的地温梯度及低的古地温。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位于哈萨克斯坦板块之上，经历了拉张—裂陷作用，构造活动性强，地温梯度高于塔里木盆地及华北盆地。

中生代晚期中国北方受周围板块相互作用的影响，活动强烈。根据其活动性可明显的分为四个区块：东北区二连、松辽盆地，岩浆活动性强，地壳发生裂陷作用，形成侏罗纪、白垩纪断陷盆地，地温梯度高；华北区鄂尔多斯、沁水盆地及渤海湾地区中生代晚期地温梯度明显升高，东部的渤海湾地区发生隆升，为冷却过程。西部的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发生坳陷，地温增高；阿尔金断裂以东的阿拉善及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银根盆地侏罗纪到早白垩世地壳发生伸展作用，形成一系列的断陷盆地。盆地构造样式与东北地区的二连盆地相似，但火山活动较弱，其地温梯度也较高；阿尔金断裂以西的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中生代为挤压坳陷型盆地，地温梯度总体上较低。吐哈盆地活动性较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强，地温梯度稍高于塔里木，准噶尔两盆地。

中生代晚期阿尔金断裂以东构造活动性强，强烈的构造活动引发了岩浆活动及地壳深部热活动，这是一次强烈的构造热事件，具有区域规模。在不同构造区块由于边界断裂的限制及调节，构造样式及活动强度有所不同，在火成岩活动区形成明显的地温异常。这次构造热事件对阿尔金断裂以东各盆地油气的生成、运移及成藏起重要控制作用。

新生代以来华北东部渤海湾地区拉张断陷形成了渤海湾裂谷盆地，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高，沉积了巨厚的第三纪地层，属不断增温过程；华北西部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抬升隆起，遭受剥蚀，地温梯度减小，属降温过程。华北东部区二连、松辽盆地仍为地壳减薄区，地温梯度仍较高，分别为3.50℃/100m和3.70℃/100m。中国北方西部由于印度板块的持续北移，地壳进一步缩短和增厚，吐哈、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及酒泉盆地群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均较低。

中国北方主要盆地热历史类型复杂多样，可分为冷却型、交替变化型、热事件型等多种类型。盆地热历史类型受其地球动力学背景及构造演化控制。不同构造热演化史的盆地，其烃源岩热演化程度、生油门限、油气主生烃期明显不同。高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浅，有利于油气的快速转化，低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深，有效勘探深度段及勘探深度加大。

根据盆地构造热演化史、烃源岩发育及保存状况综合分析，认为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鄂尔多斯、吐哈盆地是有利的勘探区，值得详细勘探。渤海湾盆地石炭、二叠系，沁水盆地石炭、二叠系，吐哈盆地台北凹陷深层二叠系及三叠系、酒东盆地的下白垩统是进一步勘探的领域。

关键词:中国北方沉积盆地盆地热演化史大地热流古地温梯度构造热事件

主生烃期热历史类型

COMPARATIVERESEARCHONTECTONICALTHERMALHISTORYOF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

ATRACT

ThenorthernpartofChinaisamatchingbodyofdifferentplatesandterrai.The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superimposeonthedifferentstructuralunitsandhavedifferentstructuralformsanddifferent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SinceMesozoicthebasihavebeenreformedanddestroyedbymanystructuralmovements.Thispaper,directedby“movementtheory”and“stagetheory”ofgeologyevo lution,synthesizingregionalgeologysurroundingandbasinevolutionhistory,usingmanypaleogeothermalresearchmethods,resumesthermalhistoryofthebasiinthenorthChina,analyzesandcomparesthedifferentstagesanddifferentunitsthermalgradientsofbasiinthenorthChina,makesasystematicstudyoftherelatiohipbetweenthermalhistoryandoilandgasofdifferentbasiandascertaifavorableunitsandfurtherexplorationfieldofoilandgasexploration.

SongliaobasinandErlianbasin,locatedinnortheastofthenorthChina,allofwhicharetypicalriftbasin,havesimilar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Songliaobasinis3.70℃/100m,meanheatflowvalueis68.65mW/m2.ThepresentgeothermalfieldofSongliaobasinishighincentre,lowinborderandhascharacteristicofringshapedistribution.ResearchinvariousmethodsindicatesthatpaleotemperatureofSongliaobasinishigherthanpresent,paleogeothermalgradientinlaterCretaceousis5.00-6.00℃/100m,whichisfarmoretha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

ThestudyonthermalhistoryofErlianbasinisverylittle.ThepresentgeothemalgradientofErlianbasinis3.10-4.22℃/100m,themeanvalueofwhichis3.50℃/100m,theestimatedheatflowvalueis56.21-81.59mW/m2,themeanvalueis69mW/m2.Erlianbasinhasmanydepreioandeverydepreionisdifferentindepositio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distinctlydifferentineverydepreion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Cretaceousthethermalgradientis3.50-5.50℃/100m,meanofwhichis4.66℃/100m.ThethermalgradientofMiddleJuraicishigher.

Ordos,QihuiandBohaiwanbasiinNorthChinaarealllocatedinNorthChinacraton.DepositionandstructureofNorthChinabasinisstableandthethermalgradientislowinPaleozoic.InlaterMesozoicNorthChinabasinunderwentaseverestructuralmovement,whichmaketheeastofNorthChinabasinriseandthewestofitsuide.Thetemperatureintheeastisonthedecreaseandthewestisontheincrease.InlaterMesozoicthegeothermalgradientofOrdosbasinis3.30-4.80℃/100m,mainvalueofwhichis4.00℃/100m.ThegeothermalgradientofQihuibasinis5.56℃/100m.IntheeasternupliftedareaofNorthChinageothermalgradientis5.25℃/100m.SinceCenozoicOrdosandQihuibasiniswhollyrisingandonthedecreaseoftemperature,butBohaiwanbasinstretchedandfaultsuidedandbecameariftbasinandthepaleotemperaturegraduallyincrease.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ofOrdosandQihuibasinare2.20-3.10℃/100mand2.60-3.00℃/100m.Theheatflowvaluesare63.4mW/m2and61mW/m2separately.The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valueofBohaiwanbasinare3.58℃/100mand61.53mW/m2.

JiuquanbasingrouintheHexicorridorisformedbythestackingoftwostagedifferentpropertyanddifferentgenerationbasi.Itwasriftbasi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squeezedsagbasinsinceCenozoic.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ofJiudong,HuahaiandJiuxibasiareallverylow,ofwhich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are2.51-3.00℃/100mandtheheatflowvaluesare50-57mW/m2.InlaterMesozoic,thepaleothermalgradientsofHuahai,JiuxiandJiudongbasin,whichare3.75-4.50℃/100m,areallhigherthanpresentthermalgradients.InHuahaibasin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presentand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JiuxiandJuidongbasin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mainlycontrolledbypresenttemperature.

TulufanHamibasinisoneofthethreebigbasiinXinjangautonomousregion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itis2.50℃/100mandtheheatflowvalueis44.48mW/m2.Thegeothermalgradientofitishighineastandlowinwest.TheresumedpaleotemperatureindicatesthatthegeothermalgradientofTulufanHamibasin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is2.31-3.61℃/100m,themeanofwhichis3.00℃/100m,inearlyandmiddleJuraicthegeothermalgradientislowerthan3.00℃/100m.ThestructuralandthermalevolutionoftheHamidepreion,TaibeidepreionandTuokexundepreiois verydifferent.InHamidepreionandpartsofTuokexundepreionthe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thepresentandthestageofoilgenerationisearly.AlthoughfromlaterJuraicTaibeidepreionunderwentashorttimeriseanddenudationbutthetemperaturehavebeenrisingasawhole,whichisbeneficialtooilgenerationandpreservation.BadaowanformationandXisanyaoformation,thepresentmainsourcerocks,isatthehighstageofoilgeneration,Taibeidepreionisthemostfavorableexplorationarea.TheoilandgaspoolsinTuloufanHamibasinisformedinmanytimes,which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LaterJuraic-earlyCretaceous,LaterCretaceousandOligcene-Miocene.

NorthChinabasinandTalimubasininthenorthernpartofChinainPaleozoicarealllocatedinstablecraton,whoseareaisbigandinwhichthedepositionandstructureisstableandthesedimentarylayeristhin,whosegeothermalgradientandpaleotemperatureislow.TuloufanHamibasinandZhungeerbasinlocatedinHasakesitanplateunderwentexteionrift,theactivityofwhichissevereandthe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ishigherthanTalimuandNorthChinabasi.

InlaterMesozoicthenorthernpartofChinaiseffectedbysurroundplateanditsactivityisintee.Accordingtoactivity,itcanbedividedintofourunits(1).InNortheastunitErlianandSongliaobasi,inwhichvolcanismissevereandcrustisrifted,formedaJuraicandCretaceousfaultedbasinandthegeothermalgradientishigh.(2)InNorthChinaunitOrdosbasin,Qihuibasin,Bohaiwanregion,inlaterMesozoic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wasevidentlyrising.AteastBohaiwanregionwasupliftingandcooling.AtwestQihuiandOrdosbasinwasdepreingandthepaleotemperaturewasrising.(3)OntheeastofAerjinfaultintheAlashanandHexicorridorareatheJiuquanbaingrouandYingenbasinextendedfrom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formedmanyfaultedbasi.ThestructuralpatternofthefaultedbasiissimilartoErlianbasininnortheastchina,butvolcanicactivityisweakandgeothermalgradientishigh.(4)OnthewestofAerjinfaultTuloufanHami,Talimu,Zhungeerbasiarealldepreionbasi,thegeothermalgradientsinlower,TuloufanHamibasiactivityissevererthanTalimubasinandZhungeerbasin,thegeothermalgradientihigherthanthetwobasi.

InlaterMesozoic,OntheeastofAerjinfaultthestructuralactivityissevere.Theseverestructuralmovementresultsinvolcanismandplutonicthermalactivity,whichisasevereregionalstructuralthermaleventandhasregionscaleBecauseoftheconfinementandadjustmentbyboundaryfaults,structuralpatternandmovementactivityofdifferenttectonicterraiisdifferent.Itresultedingeothermalaormalityinvolcanicarea.Thestructural-thermaleventcontrolledthegeneration,migrationandplay-formingofoilandgasinthebasiontheeastofAerjinfault.

篇（9）

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1].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在“谁来养活中国”

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3].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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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减少60万hm2/a，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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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篇（10）

（一）有关文献资料

1.冯先铭先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记述，“据泰国文献记载，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制瓷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工艺技术”（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第552页）。

2.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述“据国外文献记载，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并带回陶工传授中国制陶工艺”（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页）。

3.赵学峰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一书记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时，曾提出招聘磁州窑工”（赵学峰：《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胡德智、万一先《灿烂与淡雅

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一书中记述，“据《元史》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六年（1295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国王多次遣使来华，回国时带会不少中国帝王赏赐的织锦、瓷器，还带回一些陶瓷匠师”（胡德智、万一：《灿烂与典——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杨永曦在《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一文中记述，“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二）文献资料的解读

笔者在查证上述文献资料时，注意到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国外文献，甚至有明确的年号，遗憾的是均无引注出处，甚者年号有误。笔者又查阅《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冯先铭主编）、《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梁宪华、翁连溪：《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7-31页）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第160-190页）等文献辑录，亦未发现相关记载。这无意间就形成了“历史公案”。然而上述资料值得重视的是：五处文献记载均指向一个历史时期即元代；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工匠到泰国开窑授艺，其中两处指明磁州窑，其余文献记载涵盖了磁州窑，上述五处文献中有三处明确指出中国的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技艺；两处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处指明了磁州窑。据此，笔者以为众多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献，虽详略及内容不尽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其它方法来求证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基本情况

（一）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二）泰国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据谢明豇：《海上丝路·看见东南亚——古陶瓷·陶瓷村·现代陶艺Ⅱ》有关内容整理而成，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

目前泰国境内发现的陶瓷烧造系统中，早期没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现在纪元前后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两个系统。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纪Davaravati佛教王国时期的灰釉陶。接着发展的是高棉（Khmer）高温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纪）生产的。主要有淡绿色或淡黄色的透明高温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13世纪以后，随着傣族的兴起，高棉高温灰釉陶器也随着逐渐消失。

傣族于12世纪前后由中国南部往东南亚大陆部的中央迁徙，宋加洛（Sangkhalok）北部的西萨查那莱（SiSatchanalai）窑就在此前后开始烧制陶器。最初的产品是无釉陶器。接着生产施黄绿色釉的灰釉陶器，称为孟陶（Mon ware）。制作年代较早，约为14世纪后半世。15世纪是泰国高温陶瓷生产的黄金期，主要窑场集中在今泰国中、北部自然资源丰富、靠山临水的地区。包括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中部的素可泰（sukhothai）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等地。

（1）西萨查那莱（Si Sateharmlai）窑是经过正式发掘的窑址群。最早的是无釉陶器，其次是灰釉陶器（孟陶），再次就是该窑典型的青瓷、铁绘、白釉褐彩以及褐釉产品。主要产品有建筑构件和大盘、碗、罐，盒子等。

（2）素可泰（Sukhothai）窑的创烧年代略晚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窑炉构造及装烧技术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相似。以出产铁绘著称，主要是盘，碗及玉壶春瓶，铁绘鱼纹盘为典型作品，其他常见花草纹及放射性纹饰。胎中杂质多，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器物内底常留有支钉痕，是重要的特征。

（3）汕甘烹（Sankempaeng）窑址群，主要烧造青瓷和铁绘作品，以鱼纹盘（双鱼或多鱼）最为普遍，具当地特色的花卉植物纹饰也可见。

（4）卡隆（Kalong）窑的产品很有特色，铁绘纹饰上罩青釉。没骨画法的粗宽线条画出花草叶纹及其他各式纹样。

（三）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比对研究

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的主要产品入盘、碗，罐、盒子等和素可泰（Sukhothai）窑的主要产品铁绘鱼纹盘、碗及玉壶春瓶等典型作品，其造型装饰与磁州窑非常接近。花草、鱼纹是磁州窑常见的装饰题材，在构图形式上，磁州窑大量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方法，这些内容在图二、图四、图六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13-15世纪的泰国陶瓷器物上（图三、图五、图七），同样装饰此类纹饰，也同样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构图形式。装饰在碗、盘类器物上的鱼纹、花草纹等，也都采用没骨画法。磁州窑和泰国古陶瓷由于胎中杂质多，所以普遍采取先在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然后施釉烧成的工艺技术。如此近同的装饰方法和工艺技法，证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销瓷器在泰国的发现

根据杨永曦先生的考证，在泰国南部临近暹罗湾的北大年、宋卡和洛坤到素叻他尼府都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器物。仅8世纪至20世纪初，就有青瓷，釉下彩瓷、三彩瓷、白瓷、黑瓷、影青、青花、彩瓷等众多窑口产品，尤以唐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为多（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泰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等窑口的器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泰国发现的中国古陶瓷中竟然没有磁州窑的器物（图一）。没有中国磁州窑的外销瓷出土，却有与磁州窑风格近同的“宋卡洛”（宋卡洛即宋加洛，为Sangkhalok不同的译音，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相近译音）瓷器与中国瓷器伴出。令人费解之余，更加深了人们对磁州窑与“宋卡洛”瓷器之间关联性的思考。而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杨永曦先生“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的结论，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此结论则反映了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密切联系。

上述现象表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已非一般而言了。泰国没有发现磁州窑的出土器物，陶瓷烧造也没有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生产出与磁州窑近同的“宋卡洛”器物。按照文化传播的理论，次级传播即通过第三者传播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这就意味着极大的可能是基本传播即磁州窑“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仅仅据此得出结论仍然显得论证不足，我们仍须进一步展开探究。

有关历史地理资料

我国今天与泰国并不接壤，这是历史地理发展变化的结果。但在历史上，中泰两国存在着密切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就人缘而言，不管当今民族学研究有多少种说法，但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讨论中泰民族之间历史渊源的。泰国华侨棠花先生《泰国古今史》载：“泰族发祥于中国的西南，云南，四川等地……泰族南迁于泰地北域，似在唐代。”（[泰]棠花：《泰国古今史》，泰华文协泰国研究组，1982年，第6-7页）便为其中一说。棠花先生“由佛历二四七四（公元1931）年，弱冠时进入泰华报界服务达50年，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约30部，由暹罗国志开端而至泰华大辞典，就中仍以这一部泰国古今史最为满意。”由此书序言可知，棠花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资深报人，虽不能排除个别错误，但其著述应当具有基本的严肃性和一定的可信度。这一点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得到了印证。

据《泰国古今史》载：“坤是因他拉特创立素可泰皇朝后中国方面即以暹国称此泰族新建的国家，惟皇在位约十余年中，未正式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因此时期，宋祚已终，元朝统治中国的初期，料为未暇兼顾之故。……八百大甸，属八百媳妇，八百媳妇泰名兰那泰。文献通考载其国，元代与中国颇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泰国古今史》第7-8页）

如图八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本文图八至图十一均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显示，中泰疆域沿湄公河基本接壤。

如图九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显示，66年后，南宋疆域向南扩展，今泰国北方地区时属南宋王朝。

如图十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时期全图·云南行省（局部）显示，122年后，元代南部疆域扩展，八百（清迈）在元朝云南行省版图。

如图十一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时期全图（局部）显示，103年后，泰国疆域向北扩展，北方地区极小部分在明朝疆域。

根据图八至图十一所示，在南宋绍兴十二年至明宣德八年的291年间，至迟也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之后，中泰两国疆域处于错综交织状态。对照《泰国古今史》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人缘关联。宋元之际创立的素可泰王朝，其主体为南迁之泰族，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是自然而然的。

2.地缘关联。中国和素可泰王朝之间的直接交流自元代开始，特别是“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后，元朝在南宋基础上进一步向南扩展，八百媳妇即泰国北部地区可能因此融入元朝疆域。

3.泰国北部的窑场——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南宋时可能在两国交界近处。到了元代，则属中国疆域。

4.根据以上资料，今天泰国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由于元代时属中国疆域，所以此两处窑业产品应该属于中国元代陶瓷的范畴。为尊重现实存在状态，此两处窑业产品也可以一并列入泰国古陶瓷的范畴。

5.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通称“宋加洛瓷器”，而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业较长时间地处中国疆域。由于素可泰王朝与中国极为密切的人缘及错综交织的地缘关系，所以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源本当在中国。

此外，《泰国古今史》载：素可泰王朝英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大帝，在位四十年中，与元廷发生关系至密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金册诣京师，此为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年，为泰族在泰土立国后，首次的遣使通中国的记录。元贞元年（1296年）进金字表。以后还有大德元年（1296年）、火德四年（1300年）及延佑元年（1314年）等入贡记录。（《泰国古今史》第9-10页）

“坤南甘杏在位期间，中国文物逐渐输入泰，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甲洛陶瓷，为泰国著名古物，保藏于国家博物院甚伙。”（《泰国古今史》第9页）此处“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可能是素可泰王朝遣使入贡的成果之一。若非请求，则不会有“元廷遣制陶瓷器匠来泰”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磁州窑对泰国古陶瓷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其具体时间应该在坤南甘杏在位的第15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次遣使上金册到坤南甘杏去世（佛历1860，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