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汉语汉字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针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研究，索绪尔的研究观点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文字可以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是语言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其他学者也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观点。汉字作为汉语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提高人们对汉语的关注程度，以此来实现对我国传统汉字的传承。

一、语言与文字概述

1.语言的定义和性质

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主要交际工具，是人们实现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有效利用，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传承和记录。可以发现，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体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地区之间均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对于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研究学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1]。针对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语言的具体定义，可以总结为其是一种生物同类之间为了满足基本的沟通需要，从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和解码的系统性指令，人们通过对指令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

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发展也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基础上。相比于图片、动作以及表情等，语言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并实现基本思想的合理传递，根据世界各地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充分体现出了语言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特点。语言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文字的概念和属性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基础符号，其作为一种人们用于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有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语言学中，人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的视觉形式，早在古代，人们就将独体字称为“文”，而将合体字称为“字”，文字即为一种凸显出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在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可以进行记录并保存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2]。在对文字的属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主要具备视觉属性、约定属性以及系统属性。视觉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可以实现对口语声音的再现和记录，由于打破了口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通?^文字的表达方式，其将更加的清晰明了，可以进行反复的阅读。约定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产物，其也是人类约定下所形成的视觉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重新约定，比如通过文字改革的方式，将部分较为繁琐的文字改为简单的文字。系统属性，无论是语素文字还是音素文字，其均可以产生自己较为严密的系统，因此不可以对文字望文生义，同时针对文字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二、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篇（2）

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语中的汉字，我们几乎都认识，但是现代汉字读音与日语汉字音读却差别很大。除了日语语音本身的特点之外，主要是因为日语汉字音读来源于中国古代汉字读音。而中国现代汉字读音则是在古汉语字音的基础上，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变迁演变成的现代读音。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汉语语音的发展时期与日语汉字主要的音读方式。

1.汉语音韵体系的时代划分

汉语音韵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上古音：周 秦 汉

中古音：魏晋南北朝――宋

中古音前期：魏晋南北朝

中古音后期：隋唐宋

近代音：元明清

现代音：清以后

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来看，日语的汉字音从汉语的中古音时期开始，不断受到中国汉语语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2.日语的借用音（吴音、汉音）

在汉字传入日本时，由于受到一些历史和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个汉字的音读往往有好几种。在现代日语中汉字的音读主要是吴音与汉音。

吴音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或留学僧，由他们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万叶集》等，都是以吴音念诵的。这些音读方式流传到现在，主要是有佛教经典和中医术语等的读音。

汉音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世纪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有所区别，就把这一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就是以汉音书写的。

二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语音的变化是系统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古汉语字音与现代汉语字音是有着对应关系的，而日语现代音读又来源于古汉语，因此，现代汉语读音和现代日语音读之间虽然差别很大，但我们可以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在现代汉语中，声母“d、t、n、l”属于舌尖中音，下面即以“d、t、n、l”为研究重点，具体考察其与日语音读（吴音、汉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1.声母“d”的汉字音

①声母［d］的汉字，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タ行、「ダ行和「ザ行。

②韵母［-ai，-u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o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ang，-e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⑦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⑧韵母［-uo，-i，-u］，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ツ・-キ。

2.声母“t”的汉字音

①声母［t］的汉字，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タ行、「ダ行和「ザ行。

②韵母［-ai，-i，-ui，-u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は、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o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ang，-e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⑦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⑧韵母［-u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ツ・-チ。

3.声母“n”的汉字音

①声母［n］的汉字音，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ナ行、「ガ行、「ダ行、「ザ行和「タ行。

②韵母［-ai，-ei，-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an，-ian，-ua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⑤韵母［-iang，-eng，-i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⑥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⑦韵母［-üe，-uo，-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キ。

4.声母“l”的汉字音

①声母［l］的汉字音，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ラ行、「ナ行和「ザ行。

②韵母［-ai，-e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i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i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⑦韵母［-ang，-iang，-ong，-i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⑧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⑨韵母［-üe，-u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

⑩韵母［-ie］，对应的吴音是「-チ，汉音则是「-ツ。

三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日语汉字音原本来自中国的汉字音，受到中国语音极大的影响。日语汉字音与汉语汉字音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涉及的声母和韵母，在有关语音的其他方面也有着各自的对应关系。例如拨音、入声字的汉语和日语的对应关系，等等，都可以对这些领域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中日两国汉字的发音进行研究，总结其规律性，对中国人理解、掌握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和日本人理解并掌握现代汉语读音，将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沼本克明.日本字音の史［M］.日本：京堂出版，昭和61年5月.

［2］藤堂明保.と日本［M］.日本：秀英出版，1992年3月.

［3］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理据性；重构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篇（4）

中国历史上的诗词赋联，有哪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与之相提并论？象形形声会意，指事假借转注，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字可与之称雄比肩？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抑扬顿挫的音乐美；秦观“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万俟咏“千里草，萋萋尽处遥山小。遥山小，行人远似，此山多少？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说便说不了。说不了，一声唤起，又惊春晓”回环复沓的修辞美；李白“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范仲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参差错落的节奏美；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秦观“夜月一帘幽梦，青风十里柔情”，王勃“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东坡题黄鹤楼联“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董氏题尚义门联“门对九天红日，路通万里青云”骈俪对仗的意韵美，又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能与之同日而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王羲之赵孟米芾颜真卿赵朴初；山水花鸟人物，国画水彩素描，顾恺之吴道子王维坡徐悲鸿齐白石；尤其是诗书画三位一体珠联璧合构成的完备、宏大、精湛、文采、玄妙的这一杰出奇迹的艺术，更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岂敢望其项背！

尽管音形义结合的二维信息的汉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学物理哲学思维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叙述分数、方程、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的是中国的《九章算术》，发现圆周率л值为3.1415926的是古代的汉人大数学家祖冲之；发现并论述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一些对称性不守恒的是美国现代华人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准确测出镤的α射线精细结构的是我国现代原子能专家钱三强，提出以“粒子寿命公式”为核心的“温度体系”理论的是我国当代物理学家叶建敏；……即便是在以听说英语为骄傲的英美著名科学家中，也有不少是华人！

汉语、汉字是准确表情达意、形象简洁高效的读写语言与文字。

联合国六种办公通用文字的官方文件中最薄的一本是汉语，计算机语音输入最具发展潜力的是汉语，璀璨辉煌的日常阅读与文学创作早就昭示着具有极大普及性和可接受性的是汉语，蓬勃发展的世界科技事业正在证实着精确性稳定性收敛性最强的是汉语。在使用汉语汉字的中国，国家扫盲的标准是一千五百字，中学生的标准是既能读又能写的常用的二千五百字，仅有这二千五百字或三千五百字的一般人，就能轻松地由此组成几万乃至十几万个词语，进而轻松地读书、看报，欣赏“四大名著”、从事科研工作。而使用英语英文的人，因为它靠字母一维线性的音义组合，所以尽管只有三千到三千五百个单词就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的需求，但如果不能准确牢记并熟练掌握二万个单词就别想读报，没有三五万个单词就别想看《时代》周刊，而能够顺利地读懂文学名著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如阅读《荆棘鸟》中用英文描述的非州的一些植物真是艰涩莫名，一般英美人也只好囫囵吞枣。英语英文意义的不稳定性、发散性和密码型，造成了歧疑、繁难、枯燥、低效的结果，其优越性远远赶不上汉文汉语！

汉语、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特殊、简洁、美丽的语言与文字之一，而且是最古老、丰富、优秀的语言与文字之一。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040-01

1 横竖折三种笔画名分布情况

汉字中的横和竖这两个笔画，不同的时候名称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对此会产生疑问。比如在横折这个笔画中，其中的折更像是竖，但我们称它为折。到底什么情况下横、竖就叫横、竖，什么情况下它们又改称折呢？分三种情况：（1）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基本笔画中，我们就分别叫它们横和竖；（2）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复合笔画中，并且它们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复合笔画中是起笔①，那横仍叫横，竖仍叫竖；（3）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复合笔画中，但它们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复合笔画中不是起笔，那横就要改叫折，竖也要改叫折。因为此时的横或竖都是第二笔或第二笔之后的一个折笔，是一个“折”（turning）。

还是以横折这个笔画为例。横在横折这个复合笔画中，仍叫横。因为横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的，是起笔。而横折中的折其实更像是竖，但因为竖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不是起笔，所以就改称折。

再以竖折这个笔画为例。竖在竖折这个复合笔画中，仍叫竖。因为竖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是起笔。而竖折中的折其实更像是横，但因为横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不是起笔，所以就改称折。

当然，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我们没有必要将重点放在每一个笔画的名称上，学生只要会写就行了，至于每个笔画叫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是中国人，也很难说出每个笔画的名称。但如果有学生问到横和竖的笔画名称，也许上文的解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 汉字教学小技巧

汉语的学习者，哪怕是零起点的初学者，也一般会认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安排一个这样的游戏：老师把学生的姓名中的汉字写在卡片上②，然后说一个学生姓名中有的一个汉字，要学生根据自己的名字举起卡片。有时候不止一个学生的姓名中有某个汉字，那这时教师说出一个汉字时，就要求有多个学生举起卡片。这样学生就会对汉字有些字是相同的字，有些字是不同的字有个亲身的感性体会。

通过多媒体技术，利用软件与网页资源，例如用flash等工具和手段，对汉字的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及基本字义给学生进行详细展示，必要时可适当地对汉字进行组词扩展，这样学生就能直观地掌握汉字的书写。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这种方法时，应该注意以下一个问题：

如果是在综合课展示，所展示的汉字应该是课文中所学的汉字，否则会给学生带来记忆的压力，再者即使向学生展示了课文外的汉字，学生在当时课堂有所收获，但是由于缺乏会话和语境操练，学生很快就会忘记。如果是在专门的汉字课上，所展示的汉字及组词可以多于综合课，但仍不能太多，特别是组词。众所周知，汉语中一个汉字往往有多个字义存在于不同的词中，但不能将这些义项都一一列举出来，应该将在课文或语境出现的义项按出现顺序一个个地教。

当学生掌握了汉字的笔画、笔顺之后，对学生的汉字书写就不用再像初级阶段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了。因为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认读汉字比书写汉字更加重要。这个阶段，应该多让学生进行汉字认读③练习，让学生能够做到不需借助拼音就能阅读。

3 简繁体汉字教学建议

目前比较认可的汉字的简繁教学原则是教简识繁，即教只需教简体字，简体字要求学生“三会”（会认、会读、会写），繁体字只要求学生能认识就行。这个原则对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学校教育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如果将这个原则推及到全民的话，就不大合适。中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农民认识的简体字就不多，何况是繁体字。再者，农民不像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高校的学生一样，他们是没有学习繁体字的需要的。另外，如果把这一原则应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中，也要慎重，也要分清情况。以大陆的对外汉字教学来说，应该教简体字，因为大陆通行的是简体字，即使有些学生希望学习汉语后是想在港澳台或海外华人社区使用汉语，我们不能为了少部分学生的需要而教繁体字④。至于识繁，对在大陆的留学生来说也没有多大必要，大陆通行的是简体字，掌握简体字就可以了。大陆的汉字教材上遇到有对应繁体字的简体字，一般都会标出其繁体，但简繁字读音和意义还是一样的，这样教简体字的同时，学生也同时会读、也知道这个繁体字的意思。至于写，没必要要求会写，学生能写更好，不能写也无妨。相信就算一些来自于母语中有汉语繁体字的留学生如日本和韩国学生，当他们接触汉语简体字后，也会觉得简体字比他们母语文字中的繁体字更容易学。这样，繁体汉字仍在他们的母语中保留起来了，在汉字学习中又学会了简体汉字，交际起来也更方便。

注释：

①最好不要说是起笔画，因为复合笔画虽是复合的，但其仍是一个笔画，仍只能算一画。

②如果班上学生很多，可以选取班上部分学生的姓名做成汉字卡片。

③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个再认过程。

④当然，一个班的学生都是在大陆学习汉语而却又都想在非大陆地区使用汉语的情况是极少的。

参考文献：

[1]周健.汉字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8.

[2]王宁，罗卫东.汉字教学与研究（第一辑）[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

[3]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张惠芬.张老师教汉字（汉字识写课本） [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5.

[5]卢小宁.关于对外汉语汉字教材的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6]杨立国.汉字简化――既要摆脱繁难，又要传承文化[J].福建教育学院：2005（4）.

篇（6）

欣赏汉语汉字的艺术魅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欣赏汉字“书法”的艺术性；二是欣赏汉语汉字“结构”的趣味性。本文只讨论汉语汉字的趣味性。

一、谐音双关

汉语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语音对应几个字形”，也就是“多字谐音”。下面是各种场合中巧妙的“谐音双关”。

“谐音”可用于“诗句”、“对联”、“谜语”中：

①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晴”谐音双关为“情”。

②贾岛言醉非假倒，刘伶饮酒不留零。

“贾岛假倒”谐音；“刘伶留零”谐音。

③冰冻兵船，兵打冰，冰开兵走；

泥污尼鞋，尼洗泥，泥尽尼归。

“冰兵”谐音；“泥尼”谐音。

④谜语：在“金、木、水、火、土”之中，谁的腿最“长”？

二、拆字

有一种文字游戏叫“拆字”，即把“字”的结构灵活“拆”开，根据场合随意附会成趣。“拆字”之巧是其他文字难以企及的。

（一）“拆字”可写成“诗词”或“对联”

①何字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②二人土上坐；一犬人边伏。

③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此+木柴”，“山山出”；“因+火烟”，“夕夕多”。

这有关伐木工人的生活。伐木工人不烧煤，只烧山上到处都有的“柴”；每天中午在林中吃干粮而不做饭，只在傍晚时才下山回家做饭而冒出缕缕炊“烟”。

（二）“拆字”可用于“酒令”之中

1.“酒令”是筵席上的一种文字游戏，有很严的格式，谁违背了格式就罚谁饮酒。

甲：一个“出”字两个“山”，

二字同旁“锡”和“铅”，

不知哪座“山”产“锡”？哪座“山”产“铅”？

乙：一个“吕”字两个“口”，

二字同旁“汤”和“酒”，

不知哪一“口”喝“汤”？哪一“口”喝“酒”？

2.通过“拆字”的“酒令”，各人可以说出不同的意见：

张、李、刘、陈四个人是朋友。陈犯了错误，由李负责处理。陈托张和刘去请李吃饭，席间通过“酒令”说出了看法。

张希望李看在朋友情面上，高抬贵手，不要处分陈。

张：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心”变成“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

李坚持要依法处理，不看面子，劝张不要管这件事。

李：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水加“雨”变成“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刘听到李不讲朋友情面，仍要处分陈，就说李是仗势欺人。

刘：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水加“欠”变成“欺”。

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谜语

（一）关于“物”的谜语

①一个亭，斜柱撑；上边有水流，下边有人行。

②珍珠白玉女，身穿绿叶装，穿衣去洗澡，脱衣上牙床。[节日食品]

（二）关于“字”的谜语

①争先恐后。

②两个幼儿去爬山，没有力气到山巅，

回家恐怕别人笑，躲在山中不肯还。

③床前明月光。

四、对联

“对联”的特点是一“对”二“联”。所谓“对”是指形式上的成双成对，即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相对的字词要词性相同，结构相似，平仄相反，节奏相应；所谓“联”是指上下联的思想内容必须紧密联系、相互照应，或者相对、或者相反、或者相关地融于一个意境中，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汉字字形的“方块”性和字音的“平仄”性，恰巧适合于“对联”的“规整对称，妙趣横生”的表达方式，没有“方块”的汉字，就没有对联。

例如河北赵县赵州桥的对联：

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名词“水”对“人”，“碧玉环”对“苍龙背”，动词“去”对“行”，介词“从”对“在”，方位助词“中”对“上”。联中“碧玉环”、“苍龙背”联想丰富，比喻精妙。全联动静谐和，既描述了赵州桥的静态美，又写出了“水去”、“人行”的动态美。此联只用14个汉字就描绘和赞美了赵州桥的风采和雄姿。

（一）“对联”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1998年问世以前，我国没有语法著作，在语文教学中也没有语法教学。”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我国长期的行之有效的传统语法教学方式就是“对对联”。著名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及传统启蒙教学中“对对联”用的《笠翁对韵》等都是语法著作或语法教材。认真研究我国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笠翁对韵》等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及传统启蒙教学用“对对联”方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语法教学，对当前国内的语文教学和国际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对对联”教学和训练对学习者的要求：

下联字词的“义类”跟上联对应字词的“义类”相同。

下联的“语句结构”跟上联对应的“语句结构”相同。

传统启蒙教学中用“对对联”的方式进行了十分有效的语法教学，专门为“对对联”教学编写出版了许多教材，如清代李渔（字笠翁，1611-1679）编写的《笠翁对韵》，列举许多富有文采的“对子”供学龄儿童朗读和背诵，对儿童的语法教育具有很大作用。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新编的《笠翁对韵新注》，现摘录该书的片段：

[冬]

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封。

金菡萏，玉芙蓉。绿绮对青锋。早汤先宿酒，晚食继朝饔。

唐库金钱能化蝶，延津宝剑会成龙。

2.对一些“对联”的分析：

①“犬行雪地梅花五，鸡过霜桥竹叶三”的分析：

“犬、鸡”是“家养动物”，“行、过”是“自身移动”。

“雪、霜”是“冬季气候”，“地、桥”是“空间处所”。

“梅、竹”是“观赏植物”，“花、叶”是“植物构件”。

“五、三”是“基本数目”。

传统“对对子”教学要求学生学的“义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比现代语法教学要求学生学的“名词”，要细致得多，深入得多。

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词类的知识：（括号内是现代的术语）

“鹂、鹭、柳、天”皆为“物名”（名词）。

“黄、白、翠、青”皆为“属性”（形容词）。

“鸣、上”皆为“行动”（动词）。

“两、一”皆为“数目”（数词）。

“个、行”皆为“单位”（量词）。

③关于结构的知识：

“两+个”、“一+行”都是“数目限定物量单位”（“数词”限定“量词”）。

“黄+鹂”、“白+鹭”、“翠+柳”、“青+天”都是“属性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名词”，即“定语”限定“核语”）。

“两个+黄鹂”、“一行+白鹭”都是“数量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量词”，即“定语”限定“核语”的“定核结构”）。

“鸣+翠柳”、“上+青天”都是“行动及于处所”（“动词”及于“名词”的“述宾结构”）。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主体做某事”（“主述结构”形成的“主述型单句”）。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法教学”，而是有行之有效的语法教学方式，即“对对联”的教学方式。正是这种传统的高效的“对对联”式的语法教学，才培养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众多文学大师，才创作出唐诗、宋词、元明戏曲和《水浒传》、《红楼梦》等灿烂辉煌的世界名著。

（二）对联的技巧和魅力

1.古典诗词中有许多对联情感深挚：

①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②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2.有些对联言简意赅、巧妙工整：

①观海天作界；

登山人为峰。

②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3.有些对联一句之中有反义词或循环语：

①四面灯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

一年事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

②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

尺量地面，地长尺短短量长。

4.有些对联字词重叠妙语连珠：

①月月月圆逢月半；

年年年底接年初。

②峰上栽枫，风吹枫动峰不动；

路边宿鹭，露落鹭飞路未飞。

③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天空；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5.有些对联用语通俗平易近人：

篇（7）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97—03

语素是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句子中最小的语法单位，故从语法研究的角度讲，不需要对语素内部进行切分。但不少语素对应的汉字是合体字，这些汉字“是有意义的语素”①，是记词的。它们又由若干构件组成，其中的成字构件本身具有独立的形、音、义，能和其他构件若干次组合，跟语素有大致相同的性质，所以有的学者把汉字构件称为“字素”②，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中那些仅表音而不表意的字母。因此，要细化汉语语法研究，要深刻解释汉字与汉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就应当从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汉字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所构汉字之间的逻辑关系，探寻汉字构件对语法信息的表达。

关于汉字构件对语法信息的表达，已有学者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发现义符“有一定的词类标记功能”③，但对哪些义符易于和所构形声字词性一致，哪些义符不易和所构形声字词性一致，义符与形声字词性之间各有哪些复杂联系，则探讨不够。对于合体字构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学者多以会意字为研究对象④，而对形声字鲜有涉及。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如果缺少对形声字构件之间组合关系的探索，那么人们对汉字构件关系的认识将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本文主要以形声字构件（因隶变、简化或者讹变而理据尽失的字除外）为考察对象，结合会意字相关研究成果，探索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汉字之间的语法关联。

一、不同义符对确定词类的影响

形声结构中具有表意功能而不表音的构件，我们称为义符。义符不仅在意义上与所构汉字关系密切，而且在词性上也存在若干联系。李国英先生把《说文》中高于平均构字频度0.26%的义符称为高频义符，并得出72个高频义符⑤。我们将这72个高频义符归类，得出名词性义符64个，动词性义符7个，形容词性义符1个。我们对这72个义符所构成的形声字的词性作了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不同词性的义符对形声字词性的影响有不同的趋势。

动词性义符和形容词性义符对形声字词性的影响相对简单。动词性义符“言”、“辵”、“走”、“攴”、“欠”、“見”构成的汉字主要表现为动词。如动词性义符“走”，在所构成的84个形声字中，动词性形声字43个，占总数的51.19%，形容词性形声字37个，占总数的44.05%，名词性形声字仅4个。也就是说，在义符“走”构成的形声字中，谓词性（即动词和形容词）形声字占总数的95.24%。形容词义符“黑”构成的汉字主要表现为形容词。在由“黑”构成的形声字中，形容词性形声字27个，加上动词性形声字3个，共计30个，占总数36个形声字的83.33%。可见，表示行为和性状的义符所构成的形声字多是谓词性的。

名词性义符构成的形声字词性较复杂，名、动、形各占一定比例。名词性义符所构形声字的词性之所以复杂，主要原因在于名词性义符多是表示人或物体的指称字，如指称人及人体的“人”、“女”、“齿”、“足”、“手”等，指称草木动物的“艸”、“木”、“竹”、“犬”、“马”等。这些人或物体的命名是概括抽象的结果，但回到认知社会和语言交际中，人们认知和讨论的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或物体，它们具备相应的性质、状态、特征、功能，会进行相应的动作，会和其他事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具体的内容，古人使用相关义符去组配一定的声符，构成形声字。相对于单个义符来讲，义符和声符组配不仅可以增加构形的复杂性，提高汉字之间的区别度，提示汉字的音读，而且还可以起到使意义具体化的作用。声符所承载的意义，特别是语源义，通常是表达性状和行为的。我们通观《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中以126个声符系联的271个同源词条，发现所谓的语源义绝大多数是表示性状、行为的。表示性状的如“于声”的“大义”、“宛转义”，“少声”的“微小义”，“古”声的“干枯义”、“粗劣义”、“时久义”，“同声”的“空义”、“轻义”等。表示行为的如“甘声”的“衔含义”，“皮声”的“分解义”，“真声”的“填塞义”等⑥。名词性义符的指称义和声符表示性状、行为的语源义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实现义符在现实语言环境中所要表现的性状、特征、功能、行为等具体内容，并相应产生不同词性的形声字。

并不是所有的名词性义符构成的形声字词性都缺乏规律，有一些名词性义符在确定形声字词性方面还是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的，如“手”、“口”、“心”、“足”这些与人类日常行为关系密切的名词性义符，所构成的汉字多表现为动词。同样是人体器官的“肉”、“骨”，一则不是外露的器官，二则不是主动活动的器官，因此所构汉字以名词为主。而“页”虽是外露器官，但活动能力差，因此所构汉字多是名词，表示动作的较少。

二、汉字构件之间的语法关系

合体字构件之间的语法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071-02

现如今对外汉语已经得到了极大地普及，对外汉语教学也被提到教学日程上。但是，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历史经验还比较少，教学成果还停留在对外汉语教学系统的初级阶段，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完善，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教学技巧。而许多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对于相关的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及心理学等多方面理论知识并没有一定的理解，在具体课堂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的方法与技巧，只是单纯地依靠经验，因此就导致对外汉语课堂中存在盲目性教导及很多教学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进行不断地总结归纳，并且多进行教学经验交流，相互交换更多的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技巧，进一步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

1 利用汉字的具体结构教学

虽然在大部分外国人看来，汉字结构复杂，笔画繁杂，但汉字表面上是这样。如果对汉字有相当的了解，就可以发现，汉字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寻。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造字历史中的造字原理，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汉字的效率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

简单点来说，古今汉字的造字法，有象形，会意，指事以及形声四种。

其一，象形字。通过象形来造字一般都是字和对应的字义都有很大程度的相似。象形也是我国最古老、最直接的一种文字表意的方法，由于象形字独有的特点，导致了许多学生第一次看见某些汉字，仅仅是观看汉字的外形就能猜到具体的意思，这一点是其他外语词汇所不具有的特点。比如汉字中的“凹、凸”，但是这种象形化非常明显的字也不多见。随着汉字的进一步发展，原来许多复杂的写法，都在进一步简化，所以很多字的象形特征也就丢失了。针对这一类字的教学，教师就可以联系古今，将这些汉字以往的表达方式表现出来，让学生进行古今联系，更好地掌握汉语词汇的形和义。比如“羊”和“牛”字在甲骨文中，也形象地凸显了动物原本就有的特征，可以比较简单地辨识。再联系今天的汉字写法，让学生的记忆能够更加牢固。另外，通过了解象形字中笔画代表的意义，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学生将笔画相近的字混淆。例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刚开始很容易将“鸟”和“乌”字混淆，这时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解释其中的点就是指鸟的眼睛，而乌是指一种黑色的鸟，不容易看到它的眼睛，这样就会避免很多学生犯错。

其二，指事字。用象征性符号和在象形文字上加上提示符号表示的字义的造字法叫做指事，这种造字法无形地将抽象的概念用形象性和象征性的汉字符号表达出来。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教师可以对有关的字体的构造特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如“刀”为象形文字，所以在教学生“刃”的时候，老师就可以将这两个字进行一种比较，强调这一点的作用以及具体的含义，让学生通过自身具体的观察了解到“刀”和“刃”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这一点表示刀刃的具体部分。

其三，会意字。会意是一种综合的造字法，古人根据生活中的观察、体验和理解，用象形字和指事字作为部分相互组合，来组成新字的造字字法叫会意。会意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形会意，另一种是以意会意。以形会意简单点来说就是通过具体的外部形态来表达具体的意思，可以在教学中向学生展示有关的甲骨文字形，学生可以很快地进行有关的联想，并且在具体的想象中不断地加强对于汉字的理解。而且还有利于调动课堂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比如“步”字的甲骨文就像两只脚一前一后在走路，用来表示步行。所以，学生对于甲骨文的具体观察中，可以更快地学习。而以义会意一般是指通过字符的字义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如人靠在树木的边上为“休”，三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众”，等等。这些字都有着强烈的结构特点，只要教师能够把汉字内部蕴含的意义解释给同学们，相信对于这些字的学习还是不困难的。

其四，形声字。在汉语中，形声字所占有的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从中国古代就流传“秀才读字读半边”的说法。同样，对于形声字的造字法，也应该向学生解释清楚，让学生了解到怎样区别形旁和声旁。这对于学生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学习的负担，可以较快地让学生掌握一些形声字的读音。遇到生词的时候，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将生词拆开来，并且为学生找到表示行态的部分，可以先让学生猜测一下它的具体词意，然后再具体和学生进行探讨，最后将答案告诉学生，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生在辨识读音的时候，可以根据形声字的另一部分，来进行推测，这样可以更加容易地记住汉字的读音，而不仅仅是只靠死记硬背，大大减少了学生所要花费的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 适当导入文化因素

任何一种外语的学习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背景，对外汉字课堂的教学同样也是如此。汉字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更是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些都是教学中的软价值。很多外国人在选择学习汉语时，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对于我国文化的热爱之情。所以，适当地在对外汉语课堂中加上有关的文化因素，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对于我国文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课堂的氛围，增加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能够生动地反映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生活。例如，在学习“册”这个汉字的时候，教师可以适当地普及一下有关我国古代对于读书的一些基本条件和情况。在汉朝之前，还没有比较正规的纸张，所以人们就将竹片当做纸张，然后再用绳子将这些竹片穿在一起，这就是古时候的“册”，册在现今社会中一般用来做书本的量词。另外现在简化的汉字中，对于“笔”简化成上竹下毛就是非常形象的。在具体的教学课堂中，教师也可以针对这些内容和同学们进行探讨，调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气氛以及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加他们学习的兴趣。

在实际运用汉字时偶尔写错字也是很正常的。汉字本身就庞杂多变，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做到一次性记住很多正确的写法和用法。所以，对于这种汉字书写错误的情况，不能对初学汉语或者是水平还比较低的学生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汉字是故意写错，这种对待汉字的不严谨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并且严厉地打击。例如，把雪梨的“雪”写成“血”、“途”写成“涂”、“停”写成“亭”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对于自身要求不严格，对于汉字没有正确严谨的态度所致，一方面对于自身的汉字传承带来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也对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造成了心理负担和认读的压力。

另外，在特定的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时候，老师尽量要充分把握好这种机会来进行特殊的汉字教学。比如在重阳节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暂时缓一缓具体汉字的教授，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下，重阳节的来历、重阳节的习俗、重阳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要叫重阳等等。同时，再合理地解释一下，在中国古代文化里，九代表阳数，所以在农历九月初九就是两个阳，也就叫做重阳。同样，可以适当地对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诗向大家介绍一下，了解一下重阳节的习俗。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能够巩固他们的汉字知识基础，从而提高汉字课堂的教学效率。

3 适当利用多媒体教学以及汉字联想教学法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课堂中也可以适当地进行信息化的课程教导。一方面可以调节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让对外汉语的课堂落于俗套，通过运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来实现现代化教育，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对上课所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一个整体框架上的编辑，生动形象地为学生展示一个汉语课堂，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教师在完成口头教学时经常遗忘某些重要的教学内容的情况发生。同时利用好相关的网络资源，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某些汉字时，生动形象地利用多媒体展示其对应的图片或者是影像。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对相关汉字的理解，让学生更简单地记住所学习的汉字。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单一的进行口头外语的教学，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学生对于外语学习的兴趣。所以在对汉字汉字课堂教学中，构建花样多变的多媒体课堂，也是教学方法中一种教学效率比较高的技巧。

其次，教师可以利用计算机中有关教学课堂的软件。例如，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前，可以设置好相关的汉字连接游戏。简单点来说，就是一种利用游戏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并且强化学生记忆的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开始之前，对于今天所需要学习的生僻字进行相关整理，并且可以适当地添加几个混淆度比较高的汉字，增加一定的课堂实践难度，在另一栏设置好所要学习的汉字对应的母语字节。这样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当堂完成汉字连接的游戏。一方面可以让老师比较轻松地了解到学生对汉字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也能减轻课堂学习的枯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实际效率。

再次，教师还可以利用现有的某些汉语教学资源。比如，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时间给同学们播放一段比较简短的汉语视频，让学生们切实地感受一下汉字中同音字用法及语句环境，同时还能够让学生通过对于汉语的视频中所涉及汉字的具体发音，来纠正自身发音的错误。另外，也可以播放一些简短的国语音乐，增加学生对于汉字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课堂的氛围，缓解一下长时间汉字学习的课堂压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学生对于所学汉字的印象。

最后，在进行汉字的记忆以及理解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地采取联想的技巧。这种教学技巧在许多汉字的学习中，都有很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比较复杂的汉字的学习过程中。许多汉字无论是在读法还是形态上面都有比较高的相似度，甚至许多汉字之间，在表面的意思上，也有很高的相似度。所以在学习相关汉字时，可以将已经掌握的汉字先进行回忆，再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相同的部分及不同汉字之间的具体区别，这样有助于我们在汉字的学习中举一反三，达到有效记忆的目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联想技巧的产生是以强调语素在教学记忆中的作用为主。可以采用具体的方式，比如可以采用对比联想的方式。所谓正向对比联想，就是要求学生找出有关的相近写法的汉字。在中国现有的博大的汉字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写法相近的字体。所以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会采用汉字相近写法联想的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上尽可能想出某一汉字的联系，并且根据这个汉字作为扩大学生汉字量的一种方法。比如教师在说到“田”时，就可以采取正向对比的方法，进行同类型写法的汉字比较，以此联想到相关写法相近的“由”或者是“甲”。再加以区别，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汉字的教学，除了在形状上具有很强的联系性，不同的汉字在读音上也有很强的相似性。教师在教授某些读音相同并且有很多种写法的字的时候，同样也能采用这种联系的方法。比如在学习“成”的同时，教师可以再进行一定程度地列举，比如“程”，“城”，“乘”，“诚”等等一系列读音相同的汉字，教师可以这对这个读音，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扩展。在具有一定相似度的范围内，充分地进行汉字的回想以及记忆。从而让学生了解到更多，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对比和联想，做到真正的举一反三，让知识的学习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4 结语

总而言之，对外汉语教学汉字课堂技巧应当是丰富多样的，并且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提炼、总结和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理解为这是每一个教师对于课堂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于职业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于学生的一种负责。在具体的教学技巧方面，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确立好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明确关系。只有在教学中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一些具体汉字的内容，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创造出更多灵活多变的教学技巧，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的教学课堂。

参考文献：

[1]刘.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2]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周健.汉语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8.

篇（9）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 lu 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 lu 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10）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073-03

一、序言

中国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汉字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在身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中，朝鲜半岛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及。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各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古人们是如何学习汉字汉语的问题。

二、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675年，新罗在中国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神文王二年（682年）效仿唐朝设立了国学，后又于景德王六年（747年）在国学分设了博士、助教。新罗的国学将《论语》和《孝经》定为必修课，并按照主修课目的不同，将教学科目分为《礼记》和《周易》、《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三科。国学招收的学生都是16～30岁的贵族子弟，且学习年限为9年。

公元788年，新罗效仿唐朝设立了与汉字汉文教育制度相衔接的读书三品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会要》卷三五有载：“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打破了新罗原来只按出身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仅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汉字和汉文的热情，也为日后汉字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也进一步扩大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仅以837年为例，新罗的在唐留学生就达到206名，是当时在唐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新罗政府一般都会将他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或是地方加以重用。这些举措也促使更多的朝鲜人赴唐学习汉字和汉文。朝鲜人在学习汉字和汉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吏读”、“乡扎”和“口诀”三种不同的汉字标记法。广义上也可将这三者统称为“吏读”。它们都是将汉字借用为标记符号，只是方法略有不同。“吏读”和“乡扎”的方法比较相似，都是将汉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而句子的行文则完全遵循朝鲜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吏读”和“乡扎”借用汉字的方法一共有四种，即音读、训读、音假和训假。音读是直接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训读是借用汉字的义，但读音则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音假和训假则是分别采用汉字的读音和与之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这两种方法都只将汉字借作表音符号，并不取其义。“吏读”主要用于官府公文，“乡扎”则主要用来记录流传于民间的“乡歌”。“口诀”采取在汉文中加注朝鲜语语法成分的方法，它是一种以朝鲜语的方式阅读汉文的辅助手段。“口诀”分为“释读口诀”和“顺读口诀”，前者是将汉文按朝鲜语语序做调整后阅读，后者则是在汉文的短语之间插入词尾和助词等直接读解。“口诀”中加注的朝鲜语词尾和助词等成分被称为“吐”，有“字吐”和“点吐”之分，它们分别利用汉字和点等符号来标注。现存的释读口诀资料主要出现在高丽至朝鲜时代初期，而顺读口诀则一直使用到更晚的李朝末期。

公元9世纪末，新罗国力衰弱，从中分立出后百济和泰封，史称“后三国”。其中王族弓裔建立的泰封国虽然历时不长，但却设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语言机构――“史台”。据《三国史记》卷四十和卷五十所载，“史台”是专门“掌习诸译语”的机构，而汉语则是它的核心科目。泰封的部将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改国号为“高丽”。后来高丽先后击灭新罗（935年）和后百济（936年），再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高丽王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