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史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03 15:46:17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数学史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国数学史论文

篇(1)

梅花原产

梅花,有着苍劲挺秀,疏影横斜,清雅宜人的神韵,它在冰里育蕾、雪里怒放。人们通常把它作为美丽高洁和刚强意志的象征,倍加赞赏。

文人咏梅以诗赋,画家画梅则以笔墨。以梅入画,是渊源很早的事情了。早在南北朝时,梅花就已经入画,到了北宋,画梅成了一种风气。历代画家皆以笔墨来描绘梅的品格,以形传神,寄托自己的人文理想。

周淑莹笔下的梅花正是这样。她画中的梅花,依稀可见粗壮的枝干,或傲然横过,冲击着你的视线,或侧枝曼舞,傲迎风雪。在坚强冷艳背后,分明又有一抹柔情,再添生趣。由此,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梅花的高洁品格,更有画家对梅花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感悟。由此,她笔下的梅花才得以这么富有韵味。

“笔墨当随时代”。周淑莹的传统功力自不必说,因为没有传统功力,不足以表达梅的品格,更不足以寄托自己的感悟。值得注意的是,周淑莹在表现方法上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画面在背景上的渲染处理,而且在梅花形象表现方法上的突破,以及枝干以白破黑的表现方法,这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不仅使梅的形象得以表现的更加强烈,对梅的品格神态表现也更趋完美。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基于传统功力,而且要求画家既要大胆放手,又要适度把握。WwW.133229.coM否则,不但不足以表现“梅”的主题形象,反而会喧宾夺主,适得其反。然而周淑莹做到了,这正是作为画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她的画不但鲜明又微妙地表现出梅花的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闲静的气质风韵,同时,画家本人的人文理想也得以展现。相信,正值艺术创作黄金年华的艺术家周淑莹,一定会画出更多更好的梅花作品,为我们这绚丽多彩的时代锦上添花。

篇(2)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文学史为主干,以经典文学作品为枝叶的分段式讲解。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学生对各个时期的文学会有一个大概的比较宽泛的了解。

1.学生的诵读与积累是课程实施的基础条件

首先,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领悟文学知识。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最基本的思维活动是调动自己的想象能力将语言文字转化为一定的场景和画面。另一方面,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将深邃的思想融入到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场景描写等形象化表述之中,容纳了十分丰富的科学知识或思想内容。如果读者注重这种对话和交流的效果,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培养思维能力,而且必将不断地丰富见闻、开阔思路,从而领悟文学知识。

其次,勤读能够绿化心灵家园,有助于塑造完美人性。绿化心灵家园是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将人类所热爱、所困惑、所好奇、所痛苦的一切方面纳入文学范畴,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性命运、人生理想、个体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思想,因而文学亦被称为“人学”。文学形象总是散发着无穷的独特魅力,展示着无限广阔而复杂的人性世界。

再次,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学现象、风格流派、文学思潮和审美特征。如果学生对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一知半解,那么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的互动、自由讨论等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只有通过大量阅读、背诵不同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断积累自身文学知识,才能在教师讲解文学现象和解读文学作品时提出不同的想法,从而在思想深度、审美境界等方面不断进步。因此,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

第四,只有勤读作品才能奠定扎实的文学功底。积累情感和知识是诵读的另一大好处。“腹有诗书气自华”,当学生将大量的文学作品烂熟于心时,便可以任其调用并将终身受益。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反复诵读,学生能够更好地感知作品意象,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与文章中体现的深意。

第五,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不管是启发式、讨论式还是探究式教学,只有当学生有了一定阅读量的积累之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才能有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也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简言之,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2.阅读需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一,博览与精读、熟读相结合。博览,是说阅读的涉猎范围要广泛,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博览群书,拓宽视野,知识便会丰富起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思维就会变得活跃起来。精读、熟读尤其重要,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篇幅短小的美文要能熟读成诵,加以细细考究,可以从中悟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立意谋篇等写作方法与技巧。

第二,读与思相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说,读书应以学为先,学思并重。我们认为,读书的更高境界是多思重于多读。多思当然要以多读为基础,但是只有多思才可能产生质疑,也只有在质疑、解疑的过程中才能有所进步。如果不注重思考,根本就难以真正理解作品。就写作而言,尤其需要深思熟虑,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见解。

第三,读与写相结合。常言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时应尽量注意“四到”,即眼到、心到、口到、手到。所谓手到,就是要勤做笔记、摘录,勤写心得、体会,逐渐养成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读写结合的良好习惯。作品所反映的不仅是丰富的现实生活和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还有写作的一般规律,以及一定的写作技巧。我们在阅读时不仅能够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文章是什么”和“文章怎么样”的知觉印象,这印象就是“写作图式”的雏形。随着阅读的文章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对写作的立意、选材、布局等将发挥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心中的“写作图式”越来越完善,因鉴赏而生的创作灵感也越来越丰富。反过来,它又会影响阅读欣赏口味的形成,促进我们自觉进行阅读欣赏。

强化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历史知识的学习

让学生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他们学习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为此,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内容上的改革就应该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例如与古代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的整合。

1.课程内容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

就中文系大学生而言,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体现为通过理性分析对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问题获得准确结论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看,中文系学生掌握的知识大多是书本上缺乏联系性的知识。他们普遍缺乏全面系统的历史学知识的学习,因而不善于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教育教学自身的需要,都要求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系统的中国历史教育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似乎难以做到,但是教师最起码应该通过加强自身对古代文献学的了解,给学生介绍不同作家的生活时代、风格流派,以及文学思潮的兴起等,使学生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从而形成系统的、立体的感知与认识。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文史不分家。&rdqu o;

2.适当把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堂上

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难免会时常用到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比如,当学白所写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时,必须了解当年秦统一中国的相关历史;学习贾谊的《过秦论》时,假如学生不知道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与战国七雄大致分布的地理状况,就无法理解其中多次提到的“合纵”与“连横”的策略其实就是六国与秦的战争策略,也就无法全面深入地对文章进行把握和解读。由此可见,适时适量地将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且大有益处的。

3.增设中国通史为公共必修课程

关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要从课程教学内部着手,也应兼顾到课程设置的外部。学生通过以往的学习,只对一些历史大事件例如朝代更替等有所了解。因此,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史知识水平,就应该把中国通史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来开设,并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时重点应该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及对当时人文精神、社会思潮、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面。

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母语教育始终是以哲学为核心的经义教育。古时候中国大文学家生活、思想与社会实践的主流似乎并不是文学,许多文学家都是带有浓厚哲学思想色彩的经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且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与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价值。然而,一直以来,古代文学教学偏重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导致人们普遍缺乏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哲学解读意识。就笔者看来,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的解读方法是具有片面性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经典作品,不利于学生紧密结合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去把握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同时也不符合我国数千年来科学人文教育的精神与基本思路。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还应努力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1.理解古典诗词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诸多思想学说中以儒家与道家的影响最为深远。许多文学形态都体现了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这里以诗词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性情胜、气象胜。比如诗经中大雅、颂等诗中赞叹祖先之长寿以及子孙之众多等,体现了赞美人的自然生命的平和与延续;如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体现了人与自然之相通;如辛弃疾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等体现了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的相生相依。

深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神韵胜、胸襟胜。如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出化自然物以归于虚灵;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现出将人间惊天动地的历史化入寂寞天地。

2.理解古代戏曲和小说也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中国儒家与道家文化和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戏曲和小说。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兼济之志、求忠尽孝,亦或是遁迹江湖、超然物外。不论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是其他人物形象,其言谈举止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人物的思想意识及行为都折射出了不同的哲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若要更好地还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就必须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悟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总而言之,要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达到良好的效果,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与积累,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教育所涉及的历史学的学习,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哲学解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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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子俊.《红楼梦》中的哲学意蕴及曹雪芹思想的价值取向[J].红楼梦学刊,2006,(2).

[6]杨实和.论《红楼梦》折射出的哲学理念[J].文学教育,2006,(17).

篇(3)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属于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因此也被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较,主要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工业技术和产业水平落后,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针对以上区域经济特点,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利用西部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篇(4)

由于英语高考加试听力,高中教师对听力教学越来越重视。然而,他们往往把听力课上成听力测试课,课堂教学分成三个步骤:学生听录音,回答问题,师生核对答案。学生经常是在答题的压力下上听力课。长此以往学生对听力课失去兴趣,甚至产生紧张恐惧心理,未能使听力课成为英语学习的有效途径。本文拟根据克拉申(Stephen D.Krashen)的输人假设(Input Hypothesis)和情感过滤假设(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对高中英语听力教学进行探讨。  

二、输入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在听力教学中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第二语言监控模式。此模式建立在输人假设、习得与学习假设、监控假设、自然顺序假设及情感过滤假设之上。输人假设是指可理解性语言输人,这是监控模式的核心。根据这个假设,语言输人话语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学习者只要获得可理解性语言输人,只要能够听懂对方的话语,语言即可习得。克拉申把学习者现有的第二语言水平定为"i",把学习者将要达到的更高一级的语言水平称为"卜1","i"和"卜广之间的差距是学习者学习的动力所在。语言输人材料的难度要稍高于学习者现有的水平"i","i+l"学习者为了听懂新输人的语言材料,会求助于以前的知识经验或利用语境、上下文等进行判断。通过努力,学习者理解了语言输人中"难以理解的成分",从而使语言习得取得进步。克拉申的输人假设重视学习者理解输人材料时所获得的较高一级的语言形式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这种印象的有无和深浅与学习者的情感密切相关,决定着语言习得是否成功。由此克拉申提出了"情感过滤"假设。  

克拉申指出,"对语言输人的理解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Krashen,1982)。学习者必须吸收语言输人中可理解的语言成队习得才会产企他认为学习者心理上会产生一种语言吸收障碍,阻碍了学习者把可理解的语言成份全部运用在语言交际中,他把这种障碍叫做"情感过滤"。"情感过滤"是"无意识的,由于缺乏自信心或焦虑而造成的"(Krashen,1985),即缺乏自信或焦虑阻碍了学习者形成对语言形式的深刻印象,以至于学习者在交际中不能自如地对语言形式进行排列组合。  

克拉申的"输人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虽然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对我国的英语听力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学习者必须获得难易程度适中的语言输人;(2)学习者必须理解语言输人材料中的新语言形式;(3)学习者必须具有自信心而且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中学习,以消除焦虑情感;(4)新语言形式必须给学习者留下深刻印象;(5)学习者要经常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  

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解决语言输人问题,即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  

根据克拉中的可理解输人假设,听力材料应该难易适中。第一,听力材料中出现的语法和单词大部分应该是学生已经学习过的。第二,语连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学生在听音时,教师的原则是要让大部分学生能基本听懂所用的听音材料。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获得必要的语言输人。若学生不能听懂,何以习得语言?第三,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听力水平。听力材料不能全班统一,每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听力材料,教师在这方面应给学生提供帮助。每个学生都应有一套连贯的、从易到难的适合自己的听力材料。班里集体听的语言材料要适合大部分学生,并且也应该前后连贯。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建立听力档案,记录学生的听力水平以及所取得的进步。目前,有些学校为学生准备的听力材料不是太易,就是太难,而且前后听的语言材料缺乏连贯性,教师不了解学生能够听懂哪些内容、哪些内容必须师生共同努力才能听懂、应该多长时间调整听力材料的语速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应对高中阶段听力教学所使用的教材进行规划,根据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听力材料的难易程度,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和使用教材。  

我国的许多中学生,在通过听来学习英语时,焦虑是他们的最大障碍。由于受到听力考试的压力,教师经常指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多项选择中选出正确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不可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听。他们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惟恐听不懂、做不对,影响考试成绩。学生的这种紧张焦虑情绪阻碍了他们听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听力课上教师要尽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改变那种“听录音—答题—核对答案”的教学模式,努力降低学生的焦虑程度。教师在选择听力材料时,除了要考虑难易适度、语速适中外,还应考虑材料的趣味性以及它们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的情感,进而影响学生的听力学习。  

篇(5)

1、征文内容:①重点征文领域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痛风、白塞氏病、系统性血管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纤维肌痛综合征等;②中

药制剂治疗风湿病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研究;③中药有效成分治疗风湿病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实验设计;④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风湿病的科研设计、临床研究、经验体会;⑤疑难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个案报道、临床经验总结;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标准、中医治未病技术制修订标准及中医疗法的研究成果;⑦常见风湿病中西医药物治疗的专家共识建议、草案;⑧风湿病中西医结合护理的经验体会、临床总结;⑨其他有关中西医结合在风湿病领域的热点问题。

2、征文要求:①稿件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论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前瞻性;②稿件全文限4000字以内,并附400字以内的结构式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及关键词;请提交电子版至投稿邮箱,不受理手抄及复印文稿;③稿件一律用Word文档排印,标准A4版面,标题用宋体三号字,作者及单位用楷体小四号字,注明单位科室、通讯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摘要与关键词用宋体五号字,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课题者请注明;④录用文稿纸质版须加盖单位公章邮寄;⑤论文经审评录用后,将收入“会议学术论文集”,组委会将给作者发送会议论文录用通知;⑥欢迎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3、截稿日期:2016年3月31日(以邮戳日期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4、联系方式:①联系人及电话:李略15566080836 岳月15604008885 固定电话024-31961263;

篇(6)

关键词:高等师范美术教育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术教育长期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契斯恰科夫造型体系一直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师美术教育适应时代需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大部分高师院校的美术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仍因循守旧,学生依然在进行写实的技术训练,很少去关注、思考什么是艺术。本该鲜活、生动的美术教育,有渐趋僵化之势。通过对俄罗斯主要高师院校的考察,笔者对其美术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试图通过中俄两国高师美术教育现状的比较,为我国高师美术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俄罗斯高师美术教育现状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和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两所师范院校,它们的美术系代表了俄罗斯师范美术教育的最高水平,它们都面向全国招生,每年暑假组织入学考试,教学目标是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主要开设素描、色彩、装饰艺术、金属工艺、陶艺、雕塑、造型艺术教学法、电脑绘画、俄罗斯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俄罗斯历史、哲学、儿童心理学等课程。

在教学安排上,素描和油画是主课,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一般是早上9点至11点画素描,中午11点半至下午2点半画油画,下午3点至5点又是画素描。素描以灯光为主,因为在冬日的彼得堡,早上11点天才亮,下午3点多天又黑了,俄国素描的灯光效果是自然环境造成的。解剖课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安排在一张纸上画同一个人头部的正面、侧面和3/4面,或者在一张头像边上画骨骼和肌肉。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解剖教室,陈列着人体骨骼的各个部分以及一部分动物骨骼,学生可以随时来此写生,有专门的教师指导,素描作业一般都用“缩思”做底子,做成各种深度的灰调子,人像与环境融为一体,空间感极强,这也是为了与油画课程进行很好的衔接。美术教学对构图课极为重视,构图要符合美的规范,反复权衡修改以求获得最佳效果。创作课从大一开始设置,方式是课上辅导、课下画构图、期末总评,手法要求用现实主义方法,题材范围是现实生活、个人生存体验、普希金诗歌、卫国战争、俄罗斯历史与宗教,绝对不允许进行现代艺术尝试。

教学大纲是高师美术教学的“宪法”,教学中出现偏差,马上就由教学大纲来纠正,学生学习也有矩可循,老老实实按教学大纲学就是了,可叹的是这种大纲几十年不变。

学校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美术系设有工业造型、陶艺、雕塑、木工等实习车间,从图纸设计到制作完成都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生严谨、扎实的学风,这种对学生严肃认真作风的培养不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两件作品,更是为了让学生形成优良的工作品质与生活品质。

美术学院的目标是培养艺术家,而师范院校美术系是为了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培养美的传播者,所以除了对学生的绘画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外,非常注重对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1~5年级都开设艺术史课程,课堂不局限于教室,经常去博物馆直接面对大师原作讲解。美术史课程的教学力量非常强,像莫斯科国立师大的美术史教授薇拉博士,就是卓有成就的艺术理论家,她同时还是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与众多知名艺术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样学生不但了解熟悉艺术史上的大师,还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当代艺术家,对艺术、艺术家能够得到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一名美术师范生不一定要画得非常好,但他要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好的艺术,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才不会误导孩子。

每年6月,是毕业生的答辩时间,学生作品分成两部分:一是自己的毕业创作;二是在教学实习中收集的中小学生完成的作业。这是对创作能力和教学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

国立师大还与各地中小学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中小学的教学需求,反馈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计划进行改进和调整。

二、我国高师美术教育现状

我国的高师院校从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到省属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美术课程的设置基本类似,主要开设美术概论、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中外美术史、素描、色彩、中国画、油画、装潢设计、环艺设计、广告设计、计算机设计软件应用等课程。

如前所述,写实的技术训练依然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安排上,前两个学年主要是基础课,以素描、色彩为主,同时开设国画、油画、设计普修,意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后两个学年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一般分为国画、油画、设计三个专业方向,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自主选择。

创作课设有系统安排,只是在最后一个学期集中搞毕业创作,日常教学活动很少进行创作练习,创作形式完全自由。古典、现代、抽象、具象乃至装置、影像可以自由运用,这种创作方式优点是灵活多样、自由自在,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的审美规范。

在课程设置上,高师院校的美术课程主要是绘画课和计算机设计课,基本没有手工制作课,所以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术概论、中外美术史等美术理论课程普遍开设,但时间过短,一般每门课程只开一个学期,学生浅尝辄止,仅仅记住一些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字,对艺术品的美学内涵和文化脉络缺乏明确了解和整体把握,不能深刻领会作品所传达的艺术精神,所以面对艺术作品常常感到茫然。再加上国内缺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学生很少有机会看到艺术品原作。缺乏文化内涵与缺失艺术标准是美术理论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教学实习是师范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前几年实行分散实习,流于形式,形同放羊,实习失去了意义。近年有关部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重新安排集中实习,但由于师范院校与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沟通不畅,实习学校很少,实习学生过多,很多实习生没有机会上课,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高师美术教学改革设想

了解俄罗斯高师美术教育现状,目的在于为我国高师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参考,完善我们自己的高师美术教育。针对当前高师美术教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让学生对人类各种视觉艺术语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记住一些画家和作品的名字,而是深入了解它的社会背景,分析它的构图特点、造型特点,分析画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画,懂得这些造型语言在表达现代人的精神感受上的潜在价值。应该鼓励学生提高自己的综合知识修养,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理解并欣赏音乐。画什么”不是指具体的题材、内容,而是指画面所应达到的精神高度,人类艺术从诞生发展到现在,风格手法层出不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根本的东西没变,那就是质朴、大方、纯正的品格,这种品格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每一种形式都烙刻着深深的时代印迹。

2.美术基础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把视觉艺术史上的一切经验和创造全部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看到造型艺术的多元性。现行的考试制度,使学生过早地陷入单一的教学规范中,他们具备一定的造型能力,但常常是封闭的,视野过于狭窄。写实造型训练依然是今日大学美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这种严格的规范性教学是必要的,通过写实的训练,培养学生把握控制造型语言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今天应该用更宽泛的眼光审视油画基础教学,把注意力从准确地再现转移到现代造型语言的认识和掌握上去。就素描而言,就是构图、体积、空间、结构、黑白灰处理以及线面关系;就色彩来说,就是色彩的对比、调和、空间、层次和色彩的心理与情感表现;就材料和媒介来说,是肌理、色层和各种材质的精神表达。这些应该是在大学低年级反复强化训练的东西,抛开很具象的形,训练造型语言自身的表现力。基本功训练不仅仅是能够准确地再现物象,还应包括结构画面、结构色彩、经营材料的能力,这是当代美术工作者必备的基本能力。当然,作为油画专业的学生,坦培拉技法、古典油画技法、直接画法等专业语言更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自由开放的造型训练,使学生在技能训练中逐步摸索适合个人精神表达的语言手段,把学生潜在的艺术想象力诱发出来。

总的来说,学生应该掌握以下三种能力:(1)一般具象造型能力,这是指有价值的具象——真正能反映当代生活的鲜活性。(2)对绘画中的抽象规律的掌握,严谨、准确地抽出最基本的绘画语言规律。(3)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通过学习艺术史了解艺术家如何认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又是怎样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的,并把这种规律运用到认识当代生活中去。

3.应把手工制作列入必修课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劳动生产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

篇(7)

有的学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只能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而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否则助长这类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不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故否定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的界定,可说是一次合乎时代潮流的观念更新。

有的学者认为,把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桂冠摘去,将很大程度上引起教育断层、历史生态的危机,以岳飞为例,他是在抗击金奴隶主贵族发动的侵宋战争中崛起的民族英雄,他的事功与美德,已凝结成“岳飞精神”,这就是:精忠报国、英勇杀敌,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治军严明、平等待人,礼贤下士、克尽孝道,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宁为玉碎、誓死不屈。900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公众记忆”和经久不衰的一种崇高信仰。有人还指出,宋以后,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承认岳飞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如元朝翰林院任总裁官的揭溪斯,对岳飞评价极高,元代文人更是赋诗赞颂岳飞的功业。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岳飞、文天祥在历史上是进步和正义的化身,但按照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抗金、抗元则不能算作大中华的民族英雄,就此意义而言,民族英雄这一概念只是针对汉族而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应该有其广阔的意义。有人还指出,民族英雄应该是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而宋金战争是民族内部的争斗。岳飞抗金,所保卫的只是中原汉族地区的安定,并非是抗击外族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岳飞可以称作是汉族的民族英雄,而不能冠以中华民族英雄的称号。

篇(8)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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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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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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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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