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博士教育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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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弈论视角的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分析

2.1诚信与失信的简单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是用来解决主体之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为研究方便，本文选取了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与银行放款这二者之间在诚信与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诚信与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银行，假定大学生和银行这两者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②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即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发现欺骗可以获利时，就会采取或选择欺骗策略；③博弈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为诚信或失信；④博弈双方的获益。采取诚信，大学生和银行双方都可以获益5；如果银行放款，大学生失信不还款，则大学生获益10；如果大学生诚信贷款，而银行失信不放款，则银行获益10；如果大学生选择不贷款，银行选择不放款，即双方均选择失信策略，这样助学贷款制度就失去意义，则双方的获益均为0。在上面的博弈矩阵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组D为纳什均衡解，即大学生、银行双方都以自身利益为选择目标，其最终的选择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为“失信”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双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大学生选择贷款但是不还款，那么学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费完成学习的机会成本，而银行损失最大，失去了放贷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资在其他领域的沉没成本；而银行如果存在比给学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项目，那么银行会选择不放款而转向其他，这样银行可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学生损失最大，不能贷款助学，失去了完成学业的机会。但以上两种策略的选择都不是博弈的均衡点，必然无法达到稳定。实际上只有在学生不贷款，银行不放款的时候，即达到失信的纳什均衡，这样一来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将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这项制度取消了，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大学生。然而，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价格因素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选择的结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说明，由于双方的理，导致了诚信的缺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2诚信与失信的重复博弈分析

重复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只关心一次性的获益；如果博弈是重复多次的，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复博弈的次数会影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所进行的是一次性的简单博弈，即大家所说的“一锤子买卖”。学生和银行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组织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选择，基于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益。但从动态博弈的过程来看，如果这种博弈是重复的、持续进行的，那么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诚信策略的纳什均衡就会成为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动态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过去的行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过这阶段博弈的选择，来回应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阶段博弈中的失信行为。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如果银行在上一次助学贷款的博弈选择中因采取放款的诚信策略，而大学生选择拖欠还款甚至不还款使银行利益收到损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必然会选择失信的策略来“报复”失信的大学生，比如将他（她）列为银行系统征信的黑名单，那么他（她）将面临银行以后所有的“报复”。在这里，银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称为“以牙还牙”策略。基于此，为了更加长期、稳定获取各自的效用，博弈双方都会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双方都会选择诚信，于是必然会出现诚信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要想使诚信成为博弈双方的主动选择，其关键是要把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3以重复博弈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探索

3.1增加博弈双方信息的对称性，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有效转化为重复博弈。

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理性人的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等行为，因此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出现失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一次性的简单博弈中，由于博弈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进行一次博弈或再做一次选择，因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用，那么选择失信策略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而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主要思路是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认知，深刻认识重复博弈与诚信之间的关系。诚信是大学生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现实是接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大学生对诚信内涵的认知还是很模糊，很多人认为诚信已过时，加之受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冲击，直接导致其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其实主体间诚信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长期的选择、磨合、认同的过程，诚信是双方博弈的试金石，诚信关系的确立是双边的、动态的，任何一方的失信都可能导致诚信关系的中断。所以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必定要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不能只顾眼前失信利益而忽视长期诚信利益。

3.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畅通大学生诚信信息获取的渠道。

大学生诚信档案是一种写实的记录，主要用于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情况进行真实描述，同时这种诚信的描述会起到一种客观评定的作用；同时大学生诚信档案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会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纠正问题，对失信行为有一定的鞭策作用。学校应该将大学生的诚信档案纳入常态化管理，及时公布诚信档案，特别是面向社会公开，畅通社会获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档案信息，如果诚信档案不公开，大学生诚信档案信息不能及时获知，这对于失信之人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诚信之人不能起到标杆作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简单博弈失信策略必然再抬头，那么制定大学生诚信档案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大学生诚信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特别是要面向就业部门公开，并将考试作弊、学术不端、拖欠贷款等诚信缺失行为直接与就业联系起来，对有失信行为的学生暂缓或不予推荐就业，增加失信的一次性博弈成本，让失信之人无处遁形。3.3加大对诚信缺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失信行为处罚的可信性。在多元价值取向下，诚信如果被仅仅当成一种道德规范，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若诚信收益与处罚机制不对称时，双方在博弈时基于个人利益必定会选择失信。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当下，一个可信的处罚威胁是减少诚信缺失最有力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诚信缺失的行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对大学生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因此，高校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应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针对考试作弊，给予取消考试成绩、记过、甚至取消学位等处分，让大学生意识到失信行为所付出的的巨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要大于通过不诚信行为所获得的一次性博弈的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博弈双方基于理性的角度，必定会选择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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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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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可行性

2014年5月，“微时代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研究”课题组对河北省内八所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调查结果为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调查显示，当前河北省内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如知识组织效率不高，能每次都有意识地将各种渠道获取的知识进行有效组织的教师仅占14.1%；知识交流渠道狭窄，89.2%的教师表示最常交流的对象就是同校同事，与其他学校同行间交流甚少；尽管85.4的教师表示经常对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进行反思和评价，但仅有11.2%的教师能够及时将该方面的心得记录下来，大量的信息没能得以及时保存，造成了有用知识的流失；拥有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较多，占80.6%，其中有31.3%的教师明确表示会经常更新，但有意识将其用于个人知识管理的极少，微博的娱乐用途大于学习用途。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调查结果仍表明将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的个人知识管理存在现实可行性。67.9%的教师认为有意识地进行个人知识管理很有必要，62.7%的教师愿意通过网络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75%的教师认为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学习渠道之一，且有89.1%的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尝试学习利用微博进行系统的个人知识管理。

三、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设计

针对当前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式共包含四个部分：

（一）理论基础

1.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知识的形成是透过同一社群的人贡献不同的能力，相互磋商、讨论、辩论、妥协，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知识。大学英语教师通过微博与其他人进行知识经验共享，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知识的给予者或接受者，在知识的互动与交流中，逐渐将知识建构出来，进而形成学习互动的网络学习社群。

2.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关联主义是“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它认为“有些知识领域包含了大量微弱的相互联系，一旦适当地加以利用，就能够通过一种相互干扰过程极大地扩大学习量。大学英语教师在利用微博进行互动时构建了大量的信息联系，捕捉这些信息在丰富信息量的同时能极大地激活内心的隐性知识，从而产生新的知识，达到知识获取、知识交流与知识创新的目的。

3.分布式认知

在分布式认知中，交流/对话是实现分布式学习，获得分布式认知效果（如知识的社会性建构）的必然方式。社会化是微博所普遍具有的特征，每个微博用户都拥有多维度的交际网络。且微博的社会化偏重人际交往，关注情感互动，用户彼此更加信任，忠诚度提高。微博的社会化成为微博促进的重要基础，是大学英语教师选择微博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

（二）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

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个体知识，即体现自身独特个性的兴趣爱好知识；学科知识，既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知识，也包含二语习得、课程设置等学科相关知识；教学知识，“就是应使人易于明白学科内容的表达和阐述方式”；背景知识，包括社会、国家、学校、家庭、课堂等各个方面；学生知识，即与大学生相关的一切知识，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要了解与大学生有关的知识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合理布置。

（三）个人知识管理环节

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环节包括知识获取、知识组织、知识存储与传递、知识交流与共享和知识创新五个环节。个人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动态的，不是严格按照固定程序进行，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交叉进行。（四）微博工具平台微博功能丰富多样，可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各个环节，根据其属性可将其分为三类：基本功能，包括加/取消关注、好友分组、搜索、标签、收藏等；个体社交功能，包括、转发、评论、@某人、私信、微博内聊天等；群体社交功能，包括投票、微访谈、微话题、微电台、微数据、微直播等。

四、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践

在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模式指导下，课题组对该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实践与分析，并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推动模式的应用提供有益的探索与经验。

1.基本管理

对关注好友的选择和组织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微博个人知识管理开始的第一步。根据微博内容的不同或关注对象身份特质的不同，利用微博分类工具将已关注人群按照“英语教育学习”、“专家学者”、“新闻访谈”、“朋友”、“学生”等不同的关键词进行组织，以便于第一时间分类查找。这种组织不仅是对关注好友的管理，同时也是对相应微博的知识进行了初级程度的分类，使知识从来源角度变得更加有序。

2.知识获取

在微博内获取有用知识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1）搜索引擎。新浪微博提供的搜索功能不仅能对整个微博站内内容进行搜索，还可对自己微博内某一关注小组或某一个体微博内容进行单独检索，以保证内容的可靠性和检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在一开始对关注好友进行分类组织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还可根据网站提供的高级筛选功能对已检索出的知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2）二度查找。通过查看关注好友都关注哪些其他人的二度寻找方式，获取有用的知识。（3）推荐功能。新浪微博每天都会推荐“感兴趣的人”和“热门话题”，也可通过此功能获得最新的信息。

3.知识组织

个人微博建立之初是对人际知识进行组织，接下来可通过“话题管理”和标签功能实现进一步的微博内容分类组织。为了保证信息的共享性，课题组教师根据自己所需的知识结构，在个人、转发和收藏的每一条微博前均加上统一的“#语法知识#”、“#词义辨析#”、“#口语精华#”、“#教学法#”、“#教师培训#”等不同话题内容。点击此超链接，既可获得新浪微博站内所有同话题内容，又可通过新浪提供的进一步分类功能找到课题组教师以及其他关注好友的所有同类标签内容，此组织方式十分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共建。同时，课题组成员也需为自己发送、转发和收藏的每一条微博加入同样题目的标签。话题组织和标签组织的区别在于，点击前者获得的是整个网站内的所有相关知识，点击后者得到的是自身微博的知识组织。

4.知识存储与传递

（1）知识存储。利用微博自身具有的微博库来存储知识，即微博的“”、“转发”、“收藏”功能。新浪微博不仅可以发送140字内配有图片、视频、音频、网址链接等内容的微博，也可以通过“长微博”功能，最终以图片形式一万字以内的文章，这些内容都将长期存储在新浪微博数据库中；新浪微博开放API功能，只要在其它任意网站嵌入新浪微博分享按钮，用户即可一键将在其他网站上获得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课题组教师经常从普特英语听力等英语学习网站获得教学材料，只需要点击网页材料下方的按钮，便可将所需知识分享到自己的个人微博中。（2）知识传递。从知识传递方式的角度看微博可通过手机上网、手机短信、笔记本、电脑等多种形式进行或评论、转发或回复等；从知识的类型角度看微博可传递包括文字、图片、视/音频、网址链接等；从传递时间的角度看，微博知识传递可谓是“零时间”传递。

5.知识交流与共享

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知识交流与共享可从微博的基本功能、微群功能和API功能三个方面探讨。（1）基本功能。微博的出现，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微博提供的“@某人”、“评论”、“微访谈”、“私信”、“投票”等功能都为知识交流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例如课题组成员参与了博主“新浪每日英语推荐”题为《学英语十几年无障碍交流者不超过5%》的投票，具体如图2所示：该投票共吸引了520人参与，转发42次，收到评论10条。在参与该投票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通过“@某人”功能将此条微博转发给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并通过“评论”和“私信”等功能，针对此话题与周围同事、同学和广大网友进行了深入探讨。（2）微群。加入“微群”可以建立同好人群的交流圈，使话题聚拢在微群内，交流更具专业性和深度。如课题组所有成员以及后期参与实践的教师均加入了名为“大学英语教师交流角”的微群中，截止到2013年9月18日该群共有158名成员，除日常文献书籍等知识信息共享外，该群每月设置一个与大学英语教学相关的讨论话题，供群成员交流讨论。（3）新浪微博开放的API功能提供了“分享按钮”，只要将微博分享按钮嵌入到用户的网站里，访客点击它就能将网页分享到微博，分享给他们的关注好友，从而更好地提高了知识流通速度和共享的频率。

6.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的前提首先是思维创新。思维，也就是思路，决定了出路。当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和教改都进行到了关键时期，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创新。对于微博而言，知识的关系以评论为基础，用户在微博开放的环境中能够真实地分享自己的情感、经验、技巧等隐性知识，并且在对同一话题持久、深入、广泛的讨论过程中能够对问题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产生新的知识。微博平台记录用户的“足迹”，而这种记录方式是可以非常方便回顾和反思的。用户可以在微博中发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其他粉丝可参考，亦可做出评论，而粉丝在群体的分享和交流中就会取得进步。同时，随着微博知识的不断积累，用户还可以在阅读自己微博的过程中复习或品味过去所写的内容，修正自己理解的偏差，从而产生更多的体会和感受甚至达到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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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9-0017-02

电视新闻直播，是一项“遗憾的艺术”。它以其同步性、透明性、真实性以及现场感、参与感等特点在观众占绝对吸引力，直播成为新闻类节目竞争力的重要形式。电视直播活动表现出了新问题甚至负面效应，电视从业者对自己在新闻传播中的定位仍不准确，观念和素质还跟不上电视直播的要求。所以面对未来电视发展方向，分析并解决电视新闻传播职能和观众欣赏品味需求之间的矛盾，有着其直接的现实意义。

1新闻直播现状与市场需求

1.1电视观念的定位转变

对于电视直播特质的认知和发挥是电视直播观念重点。电视要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做有发展潜力和优秀竞争力的直播节目，就要取决于电视人对于直播本身特性的认知与发挥。新闻直播节目的理念，是你为谁直播？新闻理念内容中的核心是受众。观众不仅希望通过直播目睹新闻现场，更希望对新闻事件有全方位系统性的了解。电视新闻直播不仅把判断权交还给了观众，更使得观众更接近事件本身，让观众参与进来；同时也从而由程序化可控化录播方式转变为灵活多变的直播方式。观众的需求，是制作直播节目的重要依据，衡量电视新闻直播报道价值和意义的标准。

1.2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新

电视新闻直播的发展，必须以电视技术为前提，电视技术能改变节目形态。卫星上天，就使得现场直播可以实现大量大规模大范围的同步报道。从EFP箱式转播系统，到全向微波设备、光纤，再到卫星、3G等技术的不断提高与应用，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到电视新闻直播中去，使得现场视音频信号越来越清晰，设备越来越轻便，报道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逐渐摆脱自然条件制约，满足日益提高的新闻直播要求。

比如中央电视台积极探索并应用数字电视技术，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到传送播出，把模拟方式转变为数字方式，有了自己数字演播室、数字后期制作系统、数字录像播出系统等等，使得中国数字电视设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从模拟到数字，产生了更多更为便携的设备，如折叠式卫星天线，紧靠一部可视电话即可进行直播。

1.3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因为宣传部门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也因为电视媒介本身的声音画面兼得的优势，我国电视新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新闻时效性要求都不高。但近些年来，随着电脑电信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广，媒介竞争越发加剧，这样的行业环境下，电视媒介想要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只有以新闻为本，发挥时效上的优势，高质有特色的新闻来提升自身影响力。由此，利用电视新闻直播时效性强、影响力大来取得观众的注意力，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知名度就成了不二选择。

9.11恐怖袭击事件成就了凤凰卫视，海外战争成就了CNN，CCTV-4也因伊拉克战争直播获得广大认可。所以，电视新闻直播报道，更是电视媒体树立自身品牌形象提高公信力的最佳手段。想要在世界媒体的竞争中立足，就必须与世界接轨，有自己快速高效的新闻反应机制，在对重大世界的成功直播中扩大国际影响，是我国目前电视新闻改革发展的方向。

1.4社会舆论环境改善，更民主

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政府信息越来越及时公开，因为公众对于媒体在重大事件上的期望不仅限于获得可靠的信息来源，更要根据媒体对于重大事件的认知和判断来做出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在舆论逐步开放的情况下，直播的选题也得到更大范围的拓展，从仪式庆典，到突发事件，观众都能通过电视新闻直播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2新闻学视角下的电视直播及其优势

2.1全直播――新闻现场直播

新闻现场直播也称新闻实况直播，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一个机位或多个机位的切换组接完成的新闻现场同步客观记录与播出，连续性的与观众分享当时当下的新闻信息。

2.2准直播――演播室直播

把单条节目录制后后串联，由主持人在演播室播出，主持人播报和播出时间或者观众收看时间同步则是演播室新闻直播。尽管偶尔会有插播的“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或现场记者发来的紧急重大新闻，使得新闻的时效性增加。但限于匆匆编就的短讯或主持人的口播，缺少现场特有的信息和感染力，在传播效果上也就没有了所谓新闻直播的根本意义。

演播室直播即使是在新闻播出时间内能达到新闻随到随播，极好的维护节目的完整性，却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

2.3立体 化复合报道――直播报道

现场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图片声音+记者的报道+主持人的播报一起直接即时播出即为直播报道。多以现场直播为主体，交替运用演播室直播或字幕滚动直播，再加上现场记者连线等手法多样内容丰富的立体化报道。因为传统的实况直播方式，在面对重大或者发展过程复杂的新闻事件和新闻现场时，只能单一的客观记录，单调乏味，冗长沉闷，无法扩大事件外延。于是，演播室作为一个信息处理中心，组织、调控事件现场的记者，给整个事件一个深度、广度上的延伸，可以通过现场事件这个核心，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实况并更好的揭示新闻内涵。

3结论

电视新闻直播实现了同步展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同步展现新闻事件的原生态，立体化综合报道事件发展，多角度全方位集中采纳式报道，并以直播为主线构成节目，并产生良好的人际传播效应，这就使得新闻时效性得到最大限度增强，更全面的满足观众多元化需求，同时充分整合优化多层面信息，最大限度的观众的情感体验和主动参与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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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对播音主持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的播音主持已由最初的播音员、主持人演变为主导节目的主播角色，播音主持行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新媒体时代，主持人应了解电视节目制作的流程，具备较强的现场采访、编辑、主持能力，还要懂得节目的策划、编辑、制作等。所以说，新时期的播音主持人已经超越原有意义上的角色定位，演变为一个集策划、制作、主持、播音等技能于一身的全能型人才。只有全程参与了节目的制作过程，才能将自己的独特个性元素渗透于节目中，打造出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电视节目，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走向成功的电视人。基于当前播音主持应具有的各项综合技能，笔者认为，只有从专业基础教育入手，才能培养出具有综合技能的应用型播音主持人才。

1完善学校基础建设，创造优良的专业教育大环境

基于目前各大院校播音主持专业大力扩招、低质办学的现状，相关监督管理职能部门应发挥自身审验权力，严格审查办学资质，科学、完善评估学校办学质量，对违规办学、资质不足的院校坚决取缔，以强有力的执行来使当前播音主持专业教育有一定的秩序，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为学生创造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当然，院校也应重视自身建设，从基础专业教育抓起，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和校风建设，举办国内外专业教育交流活动，加大在职教师的培训力度，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专业人才来校任教、讲学，以拓宽校内教师的视野，拓展教学思维，提升教学格局，有效汲取行业先进教学理念，打造现代、高效的专业教育模式。

2改革专业教育，拓展专业发展渠道

目前，国内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存在教学形式单一、深造困难（相关专业硕、博点资源有限）的现状。对此，应大力推动行业改革，为播音主持教育创造合理的培养途径，找准专业发展方向，结合市场需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播音主持人才培养体系，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发展竞争力，使学生的就业选择面更宽，自主选择性更强。例如，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不局限于本专业就业范围，还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教育工作者，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养，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播音主持人才。这也是对播音主持专业教师队伍的有效补充，促进播音主持专业师资不足的状况得到改善。具体教学实践中，必须树立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制订科学合理的专业培养计划，强化素质和能力的培养，重视播音主持专业素质训练，严格要求学生学习语言表达、发音标准、播音技巧、主持功力、配音技能等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播音知识体系，并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在专业教学中，不要局限于专业知识，应有勇气打破专业的束缚，注重电视采访、节目制作、节目编辑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让学生在实训的操作中，了解电视节目的采、编、播过程，对电视节目的整个制作流程有深刻的了解，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播音主持功力，提高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能力，为观众呈现优秀的电视节目。

3开发多元课程，创设丰富的学习环境

学习活动的主体是学生，他们都是具有独特的、鲜明特性的个体。每个学生的风格迥异，个性十足，这就要求教学应具多元性、层次性，以满足不同个体的教育需求，针对性地开拓课程，研发教学内容，以促进全体学生发展。另外，还要结合专业本身的特色需求，使主持节目特色鲜明，突出节目主题。需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综合素养的培养，将专业学科与跨界学科有效整合，实现学科间的互通互融，拓展学生的多元化思维，培养节目创作、策划与主持能力。还应结合学校提供的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校内外互助学习，增加学生的见识，实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专业知识学习，丰富学生的创作素材，提升主持能力，使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

4结语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环境条件不断更新，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必须从满足社会需要出发，深度挖掘播音主持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坚定专业教育改革的步伐，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实施多元化教学模式，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计划，为新时期的播音主持专业教育注入活力，提升专业教育质量，从而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播音主持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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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路

在实施起搏术后“健康人”教育中，首先制订一份理想的护理教育计划，这不仅为护理的具体行为提供科学的、详细的、明确的指导，同时还必须包括起搏术后“健康人”教育内容。起搏术后“健康人”的教育目前仍以医院为基地，以安置一年以内的“健康人”及家属为对象，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过程，消除了他们对自己所患疾病知之甚少，把疾病康复的全部希望和权力统统交给医生的错误观念，使他们的行为向有利于康复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他们的知识传授及医护患一起的交流等一系列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有关起搏器的各类常识及有关自己疾病为什么安置、起搏器安置后的各类并发症预防和发生故障时的急救处理等保健知识，为了能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真正掌握有关起搏知识。为此，我们进行了摸底书面考试，然后进行起搏知识的系列上课；最后再进行书面的考试，不能通过者进行个别辅导，直到通过为止。不仅如此，我们还请起搏术后生活质量高的“健康人”进行现身交流；其次学员们还互相谈体会，学习班就在这样的紧张、愉快、轻松的气氛中结束。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对于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有心内科主任、起搏器专家签发的结业证书，以增加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并集体留影、建立良好的通信网络等。

2.资料与方法

2.1资料

2000年4月6日~5月11日在浦东仁济医院演讲厅举办的“起搏挚友”学习班，参加第一期起搏器知识学习班的20位学员，年龄在37~80岁，文化程度在大学、中专、高中以上，以教本人为主。起搏器植入时间在1周~1年以内。

2.2方法

2.2.1考核评估起搏术后“健康人”的知识度——书面考试

携带起搏器的“健康人”在术后需要加强有关专业护理知识的指导，尤其需要掌握自己如何检查自己的起搏器、起搏器的养护知识及患侧肢体的功能锻炼等，同时也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特异性的知识指导。光凭住院期间的宣教是有限的，为使健康教育从住院延续到出院、到社区，故进行有关知识度调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了解所需的知识。为此，我们先进行书面摸底考试，内容主要是测试安置起搏器的型号、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能不能在体外程控、起搏频率每分钟多少次、如何使起搏器能省电、检查起搏功能的方法、哪些家用电器、医用电器会对起搏器有影响及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要更换起搏器等方面知识的选择题，共计20题，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形式。而这些都是他们平时最担心、最关心、最需要医护人员指导了解的实际问题。考试结果显示合格率为0%，见附表1：

授课教育是安置起搏器术后“健康人”渴望的一种学习方式。为此，我们拟定课程计划：时间为期一个月，分四次授课（其中包括考试），教师有大专以上学历、临床工作5年以上、有一定护理经验的护师担任主讲。讲授的内容包括：起搏器的科学养护和监测方法、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起搏器与生命关系对生活的影响、正确使用家用电器及正确选择医疗用具等；其次还请为其安置起搏器的医生讲课、答疑；最后还请心导管室的技术员讲解起搏器参数的调节、起搏器的结构、安置时的全过程，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更多地掌握有关起搏器知识，从而解除他们对安置起搏器后的不良认识。

2.2.3授课教育后的考核评估——书面考试

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理论课学习，使起搏术后“健康人"增进了健康知识，改变“健康人”的不利于健康的各种行为和习惯，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使人人具有自我保健能力，进而达到在精神、身体、社会交往等方面保持健全的状态。为此，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书面考试，考卷内容与上一次相同，考试结果显示合格率为100%，见附表2：

3.效果

3.1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术后“健康人”掌握了自我保护及应急措施，预防并发症等知识得以增长，预防保健能力得以增强。考核的合格率从0%上升到100%。学员们一致认为：“短暂的一个月学习，好似胜读了几年书”。充分体现了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2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术后“健康人”懂得植入起搏器使原发病和基础病因得以控制，而不是彻底痊愈。其次必须定期随访，进一步观察术后疗效，适当调整起搏参数，延长起搏器的寿命；还能预测、发现、处理起搏器故障；发现、处理副作用或并发症，指导起搏术后“健康人”掌握自我护理的重要性。起搏术后“健康人”感慨地说：“要想如常人一样生活，就必须定期参加起搏知识学习班、咨询、答疑及联谊等活动”。

3.3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加强了心理支持，因起搏器并发症重则危急生命，轻则影响生活质量。对防病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已不再仅限于住院范畴之内，开始面向家属，面向健康人的教育。他们希望：“全社会不要把他们当作病人像健康人一样对待”。为此，我们组织学员建立了通信网络，选出小班长，增加了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方法。

3.4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护理人员的自身价值也得以体现。同时也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学习热情，用真诚、同情的态度解除起搏术后“健康人”的痛苦和烦恼。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全社会的人们称他们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

4.设想与讨论

4.1常设“起搏挚友”健康教育点

根据起搏术后“健康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年以内的术后“健康人”对起搏知识的渴求非常的迫切。因此加强有关专业护理知识的指导，同时根据其特点制定教育计划，开展特异性的专业护理指导是非常有必要。从书面的摸底考试可见，在院病人由于疾病的困扰、住院时间的短暂，对于护理人员传授的健康教育知识的接受是有限的。所以，常设健康教育点就是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时间每周一个下午作为接待日，为住院及出院后的“健康人”服务；有主管护师负责接待，为术后“健康人”提供健康教育资料及播放相关的录音、录像，为其指定特异性的教育计划；耐心倾听术后“健康人”及家属的建议，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正真解除回归社会后的后果之忧。

4.2开办不同层次起搏术后“健康人”及家属的学习班

由于起搏术后的老年人及文化层次较低的“健康人”需求，特开设面向“健康人”及家属的学习班，其目的是为了对起搏知识缺乏的老年人及文化层次低的“健康人”在家属陪伴下进行系列的起搏知识上课；授课方法和形式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化的图案教具，使他们掌握起搏器的护理及保养常规。因为，安置起搏器后的老年人时常会产生恐惧情绪，对于今后将终生依赖起搏器生存有顾虑和自卑感；同时结合起搏术后“健康人”存在的恐惧自卑及自我封闭的心理、行为特点，在病房为其提供场所，选择性格开朗、来院更换起搏器的病人介绍自己安置起搏器的经历和感受进行现身交流，以积极的心态去影响鼓励其它病人和术后的“健康人”。使他们从自怜自悯的心结中释放出来，对生命和未来重建信心。同时鼓励“健康人”及家属积极参与，让“健康人”及家属明白不良的心理和情绪会直接影响康复，并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较好的社会支持会使“健康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4.3为起搏术后的中青年开设《科学性生活指导》健康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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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我国的民族文化，一般是指中华民族经过历史的洗礼而继承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特征的，被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以儒、道、释文化为主的文化。高师院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毕业后多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工作，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及油画的民族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师美术专业油画教学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非常有必要。

一、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1．为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奠定基石。当前，国内正大力宣传中国油画的民族性，并有“中国油画”之提法。油画来源于西方，中国的油画家们要想超越西方，须以民族性为宗旨，在油画创作中融入民族文化精神及元素，才有可能把理想变为现实。正如潘公凯先生所说：“当前中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波及全球的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表现形式的危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觉问题。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过程中，如何发现和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国艺术在主流风格和总体倾向上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后殖民主义跨国际的语境中自主地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态。这是着眼于中国油画发展的未来，将中国油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去考察思索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油画始创于西方，西方早期古典油画多以基督教及希腊神话宗教故事为题材，正是这种对宗教题材的表现，显示了西方绘画的民族性。西方现代油画虽强调个性，但仍能反映西方人的民族意识，反映西方画家在自身成长环境中所拥有的民族情感。自油画传入中国以来，促使其民族化一直是中国艺术家们的奋斗目标，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等大家在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用西方绘画材料来表现中国绘画的意境，或将中国绘画精神引入油画创作，令人耳目一新，使中西文化在小小的画布上得到了融合，油画的民族性得到了体现。西方有达·芬奇、凡·高、塞尚、毕加索等世界级的油画大师，而就目前中国油画现状来说，要产生大师，必须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挖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和新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未来灵魂塑造者的高师美术专业学生，将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对于高师美术教育工作来说，只有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增加民族文化知识的同时，了解民族文化对油画创作的重要性，才能使这些未来美术教师们有着中国文化的自觉精神，并将之传播开来，为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道路奠定基石。

2．改变学生忽视民族文化的观念，增加学生的民族文化知识。总体来看，国内高师美术专业学生，对民族文化知之甚少。笔者曾就此问题做过问卷调查，发现81％的学生不知道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89％的学生认为京剧至少在明朝就已诞生；100％的学生不知道“玄武”为何物，多数学生听说过“青龙”与“白虎”，但不知道二者在古代曾代表过方位，属于“四灵”，而知道二者的原因，还是因为港台影视剧中常出现这一说法。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固然跟西方文化的渗入有极大关系，但跟学生对民族文化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是分不开的。另外，学生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文化，而不少年轻教师对此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其本身民族文化知识也不够丰富，无法给学生以很好的指导。民族文化的缺失，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减弱及民族生命意识的衰退。一些学生的写生水平很高，但自己作品中出现民族文化元素时，却难以说明，或者一知半解，与其绘画水平差距较大。高师美术专业主要是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随着高师美术专业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学生的绘画基本功及文化水平均呈下降趋势，再加上民族文化的缺失，这些未来的教师，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化传播者，是当前高师美术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

虽然学习油画必须立足于西方油画传统，必须进行严格刻苦的古典技法及基本功的训练，但是文化知识的欠缺，将会对学生今后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美术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将民族文化授之于课堂，将民族文化同油画写生、创作等进行结合，改变学生忽视民族文化的观念，增加学生民族文化知识，为未来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打好基础。

3．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对于美术专业学生来说，缺少创造力预示着在未来的专业发展道路上不会有太多收获。中国民族文化，历经几千年的考验发展至今，充分说明其有着非凡的创造性。因此，民族文化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儒、道、释三教的影响下，中国人有着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强调“格物致知”和“中庸”之道，主张“以和为贵”，在此类思想的影响下，派生出一些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如剪纸、皮影等。将中国民族文化所包含的这些表象事物及内在的精神实体，渗透到油画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知道“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学习态度的重要性，又可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其创造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油画大师米罗、康定斯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并从中汲取营养；凡·高则对与中国文化同源的日本文化十分着迷，进而使自己的绘画风格受到相应影响；塔皮埃斯在其文章中提及中国智慧和佛教，以及佛教所兼容的所有印度思想相交融而诞生的艺术对自身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非形式主义绘画大师，其部分作品所具有的水墨意蕴，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之，在油画教学中渗入民族文化元素，对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促进学生的专业发展。将民族文化渗透到油画教学过程中，除了能够为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道路奠定牢固的基石、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外，还能在促进学生专业发展方面具有以下作用：一是使学生区分中国油画与西方油画的个性区别，自主选择艺术方向，进行艺术探索，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二是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寻找创作素材，为其毕业创作积累经验；三是使学生知道艺术创作同写生的本质区别，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四是让学生知道艺术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艺术实践过程，要想获得更多的成果，必须要加倍努力；五是使教师与学生有着更多的交流话题，促使学生大胆尝试，教学更具互动性。

二、高师油画教学中传播民族文化的尝试

1．高师油画教学中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容及指导思想。油画教学中的民族文化渗透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形式上直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特别是艺术方面的各种图形、文字、构图方法、节奏、动作；二是通过形式所包含的深刻含义来体现民族艺术精神及生活，将传统文化有目的、创造性地转化成艺术力量。

艺术实践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它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行为。在高师油画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指导思想：一是要注意将被使用的民族文化元素，包括材料、图形、符号、价值、思想、行为等，在保持本源的基础上，加以重组或改造，使其成为具有创新意义的事物，这要求学生对民族文化要有本质上的了解；二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总结民族艺术的创作规律，突出各种民族文化元素所具有的精神实质及其适合表现的题材；三是中西方文化，特别是绘画方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绘画强调以“意”写“形”及以“形”表“意”，以“意”来追求“忘我”和“无我”的境界；现代西方绘画虽然极为追求“个性”，但就本质而言，其所表现的“形神”“气韵”等方面同中国传统绘画仍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要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必须要有扎实的民族文化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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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时代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

微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的不断递进，改变着人的阅读和受教育的方式，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图像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的阅读方式。微时代的图像传播被称为是扁平化、瞬时性、迷你的、流动的传播。微时代图像传播不同于书报、现场展示为特征的印刷传媒时代，而是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展现海量的图像信息、广泛的覆盖面、便利的应用方式、平等的互动性等特征，图像传播成为信息源的主要载体。人们还在探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图像传播以不可抑制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微时代”只能说是媒体发展的当前现状，从数字电视、数字光盘、网络博客、微信等图像传播的方式改变，既是建立在小巧便捷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是人类对文化消费的强烈需求。以前我们要欣赏图像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现在一台电脑、一部手机通过图像的接收和发送技术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时空的跨越，人们可以即时感受最新的图像信息，图像的传播和接收不受时空限制。微时代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既带来了无限的前景，但同样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是对图像真实性与价值的质疑，由于图像的源头来自不同领域的图片扫描与转发，图像修改与失真使图像丧失了原本的精神气质及蕴含的社会价值，图像可能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公共现象挪喻的佐料。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躁动，因此一旦他脱离了他所属的环境，游手好闲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东西——沉静，必然会是他身上所消失”。图像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使艺术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悄然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问题。

二、微时代美术教育生态的嬗变

微时代由于图像传播中信息量大、大众化、交互性、参与性等各种特征，对高校学生产生广泛的影响，促使了高校美术教育生态的改变。从各种文献资料反映，高校美术教育一直以博物馆、美术馆、学校课堂教育等形式存在，但微时代的到来，人们恍然发现，微传播对美术教育方式的改变已悄然发生。处在微时代中，图像的传播带给我们以往无可比拟的知识容量、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等，但我们疑问的是艺术直观的感受力是否因此减弱？的确微时代图像传播使“人人成为艺术家”成了现实中的乌托邦，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联姻为无路可走的当代艺术创造了另一途径，同时也给沉闷的高校美术教育重新注入了活力。当我们每天在不断刷屏，在微信中感受微展览、微拍卖等各种信息时，我们该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环境。以往海量的信息需要，通过课堂讲授、练习等传统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能获得，而现在，则可能在几秒钟就可以阅读到。英国著名评论家诺伯特•林顿描述：“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自身更深层本性的联系也许已经丧失，永不可复。”图像信息的海量增长和图像信息污染并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多元文化的冲击并在，古典与媚俗、当代与前卫泥沙俱下，这些构成了微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生态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必将带来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在现实中，由于传统教育方式的惯性影响，对于新出现的事物形态未能及时研究与跟进，造成了教育明显落后于现状的特点。并且如此庞大的信息量直接塞给学生，他们根本来不及消化，也导致了“什么都懂，又什么也不明白”的效果。因此，微时代的这些特征要求我们及时改变高校的美术教育模式。目前，由于微时代图像传播是当前存在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缺少详实的文献资料，国内外对此的研究明显落后于社会现状的发展，对于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形态的描述，对于如何应对微时代图像传播对高校美术教育生态嬗变的研究，缺少基本的理论支撑。研究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与信息污染并存，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在美术教育中的积极因素，研究多元文化是美术教育生态中核心的价值观等，这对“后微时代”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走向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可谓是当代高校美术教育研究的前沿方向。综上所述，随着消费文化和传播媒介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图像传播方式改变的同时，既为高校美术教育带来了活力，又促进了美术教育受众面的扩展，但由于我们美术教育客观原因，在微时代造成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美学困境，对于纷繁复杂的视觉图像不知如何进行审美分辨及价值批判，审美的困惑性及焦虑感困扰着高校学生，这既对图像传播产生了抑制和消极性，也对高校美术教育利用网络平台更新教育形态带来了不利。我们应客观分析当前图像传播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及时跟进美术教育的方式，对新出现的教育生态有一个明确的应对方法。

作者：牟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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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大参与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电大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具有很多优势，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从总体看，由于社区教育在我国本就是个新生事物，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与社区教育在从属关系、合作模式、相关政策等方面还没有统一与明确的说明，这就阻碍了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具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针对社区教育的立法不够。我国社区教育开展较晚，各地对社区教育的理解还不统一，各地方政府对于社区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一致，急需从立法上加以规范和保障，使开展社区教育有法可依。电大参与社区教育，主要以在电大成立的社区学院为主体，虽具有法人资格，但不能解决经费来源和人员编制问题。学员持社区大学颁发的证书，在社会上及相关部门内部还得不到承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反观国外，社区教育开展较为普及、成效较为显著的国家，其相关立法都是较为完善的，正是这些法律为当地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2.缺乏理论引导。由于缺乏理论引导，各级政府、部分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一些电大的教职工对社区教育的积极意义还不能完全理解；各地对社区教育的开展缺乏统一部署与考虑，对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没有清晰的认识，导致各地开展社区教育的模式各不相同，效率不高。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差异较大，短时间内很难制定出一套适应各地条件的发展社区教育的理论，因此，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摸索，找到适应本地发展社区教育的模式，从中总结出经验并加以推广，进而形成一定的理论，最终汇集成符合较普遍条件的理论。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冲突。很多基层电大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需要自行创收解决生存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电大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而社区教育的根本在于受教育的人得到收益，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因此，电大作为一个创收单位过多顾及经济利益与社区教育作为公益事业保障社会效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影响了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积极性。4.管理体制亟待完善。我国电大参与社区教育的工作刚开始不久，各方面的经验还很少，相关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各种制度还不齐全，相应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模式还不明确，电大参与社区教育还需要政府相关单位提供协助，效率往往不高。社区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完善的管理体制加以引导，完善的体制能够解决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所需的资金、资源与政策困难。5.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经费不足、师资有限。据了解，全国虽已有不少市级、县级电大正在逐步开展社区教育工作，但有政府社区教育专项经费支持的只有少部分。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社区教育的经费多由政府拨付，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财政经费的审批及到位往往不及时，这就造成需要电大预先垫付资金来开展工作，而基层电大自身的运行经费通常本就紧张，很难拿出大笔资金，这势必影响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最终的成效。另一方面，各基层电大的师资力量原本就受到编制的限制而人数较少，且还要承担日常教学任务，因此实际能参与开展社区教育的师资力量是不能满足社区教育需要的。6.现有的社区教育工作模式较为简单。常见的有组织的社区教育工作包括两种方式：（1）以项目为核心制定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详细的对策。这种方式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果，也便于推广，但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组织编写教材，对教师进行培训。推广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调整。（2）通过社区居民常见的活动方式，将社区教育需要的内容融入活动中去，便于参加，也容易吸引大多数居民自发前来，活动本身的针对性较强，但考虑到在都市生活的居民工作节奏快，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参与活动，其最终适宜的人群也在逐渐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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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