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启蒙写作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都市报;时评;综述

一、引 言

都市报是以广大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采取市场化经营手段、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综合性日报。初创期的都市报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社会新闻闯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时效性、贴近性强等特点吸引读者。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走向成熟的都市报面对新闻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而动，大打时评牌，有人将此称为继20世纪初《时务报》和20世纪40年代《大公报》“星期社评”之后的第三次时评热。

纸媒、广电、网络上方兴未艾的时评热潮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等新锐报纸时评专栏专版的开辟不无联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第二版开设整版时评这一开创性举动则带动了都市报的时评热。最先探索创办时评版的是《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等党报、机关报，而近几年，创办时评版热情最高的则是都市报，其时评版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其他报种。

二、现有研究成果

与近几年业界兴起的时评热相对应的是学界对时评的研究热，仅就学术论文而言，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以“时评”为主题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从新闻业务角度研究时评的写作规范。二、从新闻史的角度研究时评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三、对时评专栏专版的个案研究。四、对近几年兴起的时评热的反思。

具体到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获得以都市报时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59篇。这些论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发表(见表1)，这与业界都市报时评版的创办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都市报中率先开办时评版，拉开了广州报业的时评战，时评的“广州现象”也随之蔓延到其他地区。2003年11月5日，《京华时报》开辟时评版，2003年11月11日，创刊伊始的《新京报》即推出时评版，引发了京城报界的时评热潮;东部地区南京的《现代快报》《南京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早报》，中部地区武汉的《楚天都市报》、长沙的《潇湘晨报》的时评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继创办。

摘 要：近几年业界兴起时评热，其中热情最高的是都市报，与此相应的是学界的时评研究热。目前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这些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对都市报时评展开研究，因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都市报时评版运作模式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

关键词：都市报;时评;综述

一、引 言

都市报是以广大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采取市场化经营手段、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综合性日报。初创期的都市报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社会新闻闯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时效性、贴近性强等特点吸引读者。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走向成熟的都市报面对新闻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而动，大打时评牌，有人将此称为继20世纪初《时务报》和20世纪40年代《大公报》“星期社评”之后的第三次时评热。

纸媒、广电、网络上方兴未艾的时评热潮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等新锐报纸时评专栏专版的开辟不无联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第二版开设整版时评这一开创性举动则带动了都市报的时评热。最先探索创办时评版的是《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等党报、机关报，而近几年，创办时评版热情最高的则是都市报，其时评版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其他报种。

二、现有研究成果

与近几年业界兴起的时评热相对应的是学界对时评的研究热，仅就学术论文而言，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以“时评”为主题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从新闻业务角度研究时评的写作规范。二、从新闻史的角度研究时评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三、对时评专栏专版的个案研究。四、对近几年兴起的时评热的反思。

具体到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获得以都市报时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59篇。这些论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发表(见表1)，这与业界都市报时评版的创办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都市报中率先开办时评版，拉开了广州报业的时评战，时评的“广州现象”也随之蔓延到其他地区。2003年11月5日，《京华时报》开辟时评版，2003年11月11日，创刊伊始的《新京报》即推出时评版，引发了京城报界的时评热潮;东部地区南京的《现代快报》《南京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早报》，中部地区武汉的《楚天都市报》、长沙的《潇湘晨报》的时评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继创办。

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为三类(见表2)。

一是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有26篇论文，占研究总量的44%。这类论文既有对都市报时评版特色的整体研究，如吴玉兰《都市报评论版特色分析——以“楚天时评”版为例》一文分析了“楚天时评”专版的三大特色：“栏目有特点，版面内容丰富”、“议题丰富，注重舆论监督”、“写作风格的平民化”，并从“坚持地域特色”、“打造品牌栏目”、“加强立言意识”、“坚持百家争鸣”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又有抓住都市报评论版的某一突出特点做文章，如夏、牛静《 以“思想启蒙的公众诉求”促进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向——对时评专栏的解读》一文围绕南都时评的功能定位“思想启蒙”分析了其时评内容以及利用时评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冬明《互动：报纸时评专版(栏)的创新之路——以时评版为例》则紧扣“互动性”这一南都时评的特色，从互动空间、话题选择、传受观念、热点讨论四个方面展示了南都时评的互动性。

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有24篇论文分析了近几年都市报时评热的背景以及时评的特征、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陈旭鑫《报刊时评:中兴与规范之路》一文认为.“新闻竞争”“政治民主”“受众觉醒”是近年来时评中兴的三大缘由。张昆、陈新焱《都市报新闻评论四大趋势》一文从四个看似二元对立的方面(“评论作者：精英化还是草根化”、“评论选题：本地化还是全国化”“评论文本：八股化还是个性化”“评论时效：快餐化还是慢餐化”)探讨了时评未来的发展趋向。

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有9位学者撰文对都市报时评中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如毕诗成《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论的生命——兼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误区》认为都市报新闻评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现实环境、从业理念等原因使其在新闻评论的轨道上步入了娱乐化的歧途且渐行渐远而忽视了评论的理性思辨，作者提出了应对新闻评论娱乐化倾向的社会对策。

除此之外，以都市报时评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十余篇，较有代表性的有郑忠明《都市报时评现状问题研究》(暨南大学，2006)、柳俊伟《都市报新闻时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陈瑜《浅析时评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华中科技大学，2007)、王秀荣《都市报时评的大众书写》(西北大学，2009)、洪巍《“湘江评论”版研究》(湖南大学，2009)。

三、尚待研究的领域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对于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都市报时评，因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事实上，都市报从创办时评专栏专版以来一直都在摸索时评版的运作方式，比如《南方都市报》2002年3月4日开办时评版后，曾在2003年4月2日、2004年3月2日、2006 年 10月 10 日对时评版进行较大规模的改版、扩版，在这过程中，其时评的特点、时评版的运作模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既是都市报时评渐进式发展的体现，也预示了都市报时评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以静态的眼光研究某份都市报的时评个案或研究某一个时间段的都市报时评显然难以把握以上问题，唯有以动态的思路进行研究才能把握都市报时评在发展过程中扬弃了什么，才能总结提炼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 吴玉兰.都市报评论版特色分析——以《楚天都市报》“楚天时评”版为例[J].当代传播，2009(5).

[2] 夏，牛静.以“思想启蒙的公众诉求”促进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向——对《南方都市报》时评专栏的解读[J].东南传播，2007(3).

篇（2）

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很多初中语文教师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有的学生爱看好文章，爱学好文章，偏偏怕写文章，尤其是谈到议论文的时候，粉嘟嘟的小脸立即色变，老是觉得“无话可议”或“有话不会议”。

其实，议论文教学是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初三是学写议论文的启蒙阶段，只有掌握议论文的写作技巧，才能为高中写作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初中生怕写议论文的探究

初中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接触最多、练习最多的是记叙文。对于写简单的记叙文，他们早已轻车熟路。但是，议论文和记叙文虽然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它们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上却各有千秋。对于学生来说，议论文是陌生的朋友、生涩的朋友，甚至是枯燥的朋友。那么，议论文与记叙文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在文章的写法上，记叙文主要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叙述、描写，或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巧妙地反映现实生活；而议论文则是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恰当的来论证和阐明客观事物的道理。

其次，记叙文所描写的客观事物，和刻画的人物形象总是独立的、具体的、生动的，这种个别形象和具体事物中，往往体现着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议论文虽然也必须用翔实的、个别的材料作为基础，但它在论证客观事物的真理时，却总是作概括性、抽象性、真理性的论述，从大量的具体的事实中直接引申出普遍性的结论来。

最后，记叙文要求以情感人，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思想，而且诱惑人们的情感，激发人们强烈的爱憎之情；而议论文主要是以理服人，虽然有不少议论文也蕴藏着丰富的情感，但它更重要的仍然是作用于人们的理智，以无可争辩的道理，说服观众。

二、初中议论文初始阶段教学策略

初学议论文写作，一定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进行训练。可以采用“拆骨剥皮”分开教学、“先说后写”逐个击破的方法，让学生对议论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掌握的过程。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我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由浅入深地进行引导，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深入浅出，掌握常识

议论文的教学，首先要讲述写作议论文的基本常识。不但要先让学生了解什么叫议论文和立论、驳论这两种最常用的形式，还要掌握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议论文的结构一般分为引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论述之间的联系；掌握议论文的主要论证方法：典型事例论证法、科学道理论证法、对比论证法、比喻论证法等。

我在教学理论知识时的做法如下： 首先，用谈话的方式引出话题:

老师：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从春节开学到现在，我们班的垃圾桶里，天天都会有同学们吃了一半丢掉的小面包、火腿肠等，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学校里存在的浪费现象，请同学们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学生1：我认为这种现象很不应该，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浪费食物就是浪费父母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孝的表现，是对辛苦培养我们的父母的不尊重!

学生2：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身为当代中学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德，反对浪费之风，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坚决抵制校园里浪费现象飞发生。

我用身边的鲜活事例来引发学生的兴趣。“浪费现象”学生既熟悉又有话可说，大家各抒己见。课堂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实际上学生的这些发言就可以看作是议论文的引论部分，包含了论点。接着，我继续将话题引向深入。

师：刚才同学们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要反对浪费、提倡节约。那么下面同学们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呢?

学生思维敏捷，举了很多例子，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也有雷锋、焦裕禄等时代楷模的生活榜样；还有的举了商纣王酒林肉池而亡国、秦朝大兴土木而衰亡等反面事例：有一位学生还引用了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们的精彩发言，为后面讲授议论文基础知识作了很好的铺垫。

最后，进入正题――讲授议论文基础知识。实际上，学生刚才的发言已经包括了议论文的各个元素：论点、论据、论证，事例论据、道理论据皆有，还运用了对比论证法等。在此基础上，我只稍作点拨，加以补充，学生理解起来就比起单纯的理论化教学快得多、容易得多，也更激起他们学习议论文的兴趣。为以后议论文的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鲜明扼要，提炼论点

论点是作者在文章中要阐述的观点和主张。在文章中回答“要证明什么”的问题。议论文最忌讳的是在文中找不到鲜明的论点。所谓“鲜明”，一为作者态度鲜明，褒什么，贬什么，泾渭分明。二为语言表现形式鲜明，一般都用简洁明了的短语或者句子来表述。

3．提供论据，分析论据

所谓论据，就是作者在文章中，为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而选取的证据!在文章中是解决的“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论证则是作者使用论据，对自己所认同的观点用各种方法进行阐述证明的过程。在文章中是用来分析、解决“论点为什么正确”的问题。

4．取题课文，模仿名作

经过三个阶段的训练，学生对议论文的写作有了一定的掌握，在此基础上，稍加整理思路，就可以进行整篇写作。但是训练之初，不必急于让学生去写，而要让他们先从模仿开始。

学生学写议论文，需要老师进行正确地引导。要以读促写，读写结合，使学生对文章的内容、章法以至语言都能真正成竹在胸，让外来的东西，通过巧妙的加工，变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总而言之，议论文起步阶段的训练，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按序训练，讲求实效。作为学生作文的引导者，语文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创造一个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学习环境，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写好议论文。

篇（3）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篇（4）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21—0087—01

一、 巧设作文题目，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教师能否出一个能够激起学生写作兴趣，让学生有话可说的作文题目是作文训练能否成功的首要标志。无论哪种作文形式，其命题艺术，大体说来有三点：

1.题目要细化、要具体、要形象。范围太大的题目会使学生无从下手，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如《父亲》这个题目就太大，而《父亲的手掌》这个题目就细，比较具体，学生愿意写，有话说，能写好。再如让学生写“桥”，学生肯定不便下笔。若命题为《桥的自述》（说明文）；《桥的故事》（记叙文）；《桥的启示》（议论文）；《桥的联想》（抒情散文）。学生就会兴趣盎然，各依所长地选取题目，就会产生写好作文的欲望。

2.题目要新颖。因为只有新颖的东西才能醒人眼目，强烈的吸引人。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天丰子恺翻看报纸，突然一则标题映入他的眼帘：“丰子恺先生画画不要脸”，他吓了一跳，再想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人呀，怎么惹得人家写文章骂呢？仔细一看文章内容，原来是评说丰先生画漫画的特点：丰先生漫画没人的眼鼻，但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我们进行作文训练时，作文的题目不能轻易让学生猜到，这样学生才有新鲜感，才有表达欲。

3.题目要刺激。就是说，题目要有一点思想感情冲击性，题目要出在学生心坎上，要钻到学生心里去出题，使题目成为学生的“热门话题”。比如有位教师在作文训练前，有意出示了一则一位青少年在网吧连续上网几十小时猝死的报道，学生看到后在下面议论纷纷，老师因势利导，出示了作文题目《网络的利与弊》。这样学生都想把自己的想法一吐为快，写作的积极性迅速高涨。

二、以“三法”调动写作兴趣

观察法。在进行人物写作训练前，可以先让学生在课前对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要求观察清楚人物的外貌——容貌、衣着、姿势；观察清楚人物的行为——动作、速度、力度、方式；观察清楚人物的语言——内容、语气、语调；观察清楚人物的表情、神态、心理等。这样，作文才能写得准确、生动、形象。

组织活动法。在写作前，让学生开展一些搜集、整理、展示相关资料的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以学生为主体，其参与积极性也较高。

辩论法。在写作议论文前，可采用开辩论会的形式，让学生确立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搜集有关材料，然后展开辩论，在此基础上写作，学生就会游刃有余，写出的文章也会观点鲜明，材料充分。

三、让学生体验写作的成就感

1.选择优秀作文在班上宣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作品。

很多作家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讲到，他们之所以最后成为作家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在班上宣读，因此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文也越写越好。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被人肯定和赞扬的需求。而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广义发表行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的作文，他的成功。所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广义发表来激发他们对作文的兴趣，培养学生稳定的写作兴趣，即写作成就感和成功感。我们可以让学生的作文在班上的《作文墙报》里“发表”，可以在《手抄报》、《手抄刊》、《手抄作文书》上“发表”，也可以在学校广播站“发表”。当然还可以推荐到正式公开的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网络上发表。

篇（5）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6）

对于作文，除了强调学生要多读、多写以外，还要注重作文指导的方法。指导学生掌握写作的一般规律，向他们传授作文入题、入体、入格的方法与技巧。这个过程需要做到具体、细致、系统，要按照作文指导教学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拟题。尽量不写老套的题目，努力做到创新。要学会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写作的需要，根据自己对其他文章的借鉴，拟出一个有新意、有特色的题目。

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写一个好的开头。“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是开头的要诀。开头不妨用名言警句导入、用经典名句、流行歌词导入等，开头语言既要简洁又要扣题，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要引导学生学会写好结尾。结尾与开头一样，也是文章的刀刃。点明主旨、力求简洁是它的基本要求。结尾若能够做到新颖深刻，或掷地有声，或寓意深长，或令人警醒，力争为文章增添更多亮点。还有，要引导学生学会写好过渡。过渡好比是文章内容的桥梁。只有过渡得自然、顺理成章，文章才会连贯、顺畅，才会有感染力。

有的学生怕写作文，写起作文，只是胡编乱造。究其原因，是学生认为作文中有“草”没“花”，于是想用几个“塑料花”来掩饰作文中的粗陋。这样的作文不可能表达真情实感。所以，要杜绝学生胡编乱造，要写出真情实感的内容，最可行的办法是充实学生的心灵。其实，作文中的“真”是一种生活态度。作文就是要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在才力与素养的协助下才能实现表达“美”的目的。“眼高手低”不仅是认识与技能之间关系的不统一，同时也让表达技能不能得到发展。因此，对事物的认识，要先达到“眼高”的境界，这也是作文过程中最重要的条件。“眼高”不仅是认识水平的体现，而且对思想境界的提升起到了定向作用。

二、训练写作技巧，掌握写作方法

初中生对于作文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还需要教师的指导，特别是写作技巧，更需要指导，特别是在日常的阅读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将阅读分析与作文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从范文的写作技巧中汲取写作经验，然后逐步地将它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去。

比如，《孔乙己》中的细节描写，仅用极精炼极俭省的笔墨去摹写人物的特质气韵，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人”，穿的虽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是一个迂腐穷酸好喝懒做又死要面子，死也不肯放下读书人架子的形象。文中的动作细节很多，让人过目难忘的莫过于下面两个细节：“排出九文大钱”和“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排”既表明酒钱分文不少，自己是规矩人，又能对短衣帮的耻笑表现出若无其事来。“摸”不仅真切地反映了孔乙己此时的经济处境，同时也表明了孔乙己沮丧的内心。通过肖像、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可怜的牺牲品，这个被封建社会扭曲了灵魂的“多余的人”的性格特征显现在我们面前。

写作教学与训练只占语文总学时的1/3，写作知识传授与写作训练时间得不到充分保证。同时，写作教学也陷入以功利为目的的模式化僵硬化误区。写作不是注重有物可写、有人可记、有感可发、不是来自生活的需要，而学生为了取得好分数，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谈，甚至不惜编造谎言，欺骗读者。正如一学生所说，我们写作文不能写心理话。老师教导我们，你们的作文不是写给自己看，而是写给阅卷老师看，只要写得有技巧，只要让阅卷老师觉得满意就行了。考试是指挥棒，写作教学成了让学生读范文背范文，按一定的套路套改作文。写作训练，议论文无非引证、例证、归纳等，能自圆其说，论据充分；记叙文无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能语法通顺，结构合理。可见，不是考试作文题本身给“撒谎”留下了空间，而是为功利，不顾真话假话真情实情了，如此的写作教学，显然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抓写作训练，以科学化的写作教学为语文教学的突破口，才能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

我们总喜欢让学生按自己的统一要求作文，认为这样利于批改，便于评讲，能更好地发现学生的问题，也可以使作文教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在作文教学实践中，发现这样做对学生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写作基本规律。从我们自己的写作体会看，要按照一个比较狭隘的固定要求作文，如果不是凑巧这一方面恰好有所积累，要写出好的文章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学生的情况不一样，但考试都是统一要求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考试作文与平时作文的区别。实践证明，考试作文的目的是为了测量学生的作文水平和写作能力，而平时作文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和写作能力。考试作文是看结果，平时作文是重过程。如果学生根本不想写、无法写，又怎么能达到提高写作能力的目标呢？所以，保证学生的写作自由，倡导自由作文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再联系近几年来的中考作文命题，不难发现，近年来中考作文都尽可能地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

篇（7）

一、“语文”的原初含义与“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及内容定位，其争议和相应的试验历有年所，各持己见。有的意见，甚至主张“根本改造”。表现于教材编写上，就有学者将近年关于语文“人文性”的提倡发挥到极致，推出“大学人文读本”、“大学人文教程”：有的学者则添加进更多属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号为“高等语文”。后来更有“大学文学”之倡，震动亦不小。这些教材，或为人文思想论集，或为文化史讲座，或为纯文学选本。有媒体在宣传时称欲以此“取代”传统“大学语文”教材，在“大学语文”教学界引发了疑惑和争议。这实在牵涉到“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内容构建、语文教学的独立价值和独特功用等复杂问题，是需要详加讨论的。

首先，不论如何改革，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现行体制下，“大学语文”课程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不同于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它应当针对低年级大学生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接受语文教育后的实际水平，服从于各类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学习及培养目标对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帮助这些学生切实提高语文修养和能力。这一点应该是这门课程的标准探索者、教材编写者、课堂讲授者的基本认知和共同出发点。我们不可忽视大学生亟待培育高级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当务之急和专项之需，无限制地扩充领地，致其无所不涉、无所不包。尝试自是不妨，但如果根本改造的结果是削弱、偏离甚至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自身，或使其面貌模糊不清，名存实亡，则委实不妥。

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教育语境里，“语文”是一门特殊的基础学科。这一点与其他多数国家的母语教育有所不同。无论古今，中国语文既与大多数学问浑融于一体，又在书写、识字、选词、造句、炼意、谋篇、用事、讲究文辞之美、音声之道，乃至意境营造、文气建构等方面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纯粹性。此所以古代中国的语文教习，竟是学子修养的几乎全部，士人终生孜孜以求的不朽胜业。在现代中国，虽然人类文明的知识架构有了很大不同，学生用功的重点早已呈多点平铺之态；但母语水平的持续提升，依然既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又是需要付出相当精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更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当年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称为“咄咄怪事”的用多年时间、众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的情形，及今思之，也许实在竟是中国语文学习的常道。现代语文学习也莫不如此，虽然有程度上的区别。长时间以来，我们陷入视“语文”为“工具”的认识误区，又以为文言文已经过时，而只学习白话文，容易多多，于是断言在中小学甚至义务教育阶段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完成语文学习的“任务”。顺理成章，认为到了大学阶段，自然就要“超越”本国语文，只需学习其他种种专门学问及外国语，于中国语文再也无需着力讲求。其结果，则是母国语文无所长进，专业学习与语文提高无法互为奥援、携手共进。

中国语文的研习对象，自然是以汉语言材料(语言学界有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者，此处不作区别)的面貌呈现的所有汉语文本。而这些语言材料、文本，就其整体来说，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人的情感态度，世界观、价值观，人文立场，人类文明史，文学及艺术素养，审美能力，科学精神。透过语言文本，系统、深入地探究这些内容，是大学中其他课程的任务。语文则与其他学科、课程不同，它是从人如何言说、如何表达来切入，致力于探讨诸如文本构成、语言魅力、表现形式、书写技巧、文辞之得体等，并且把这些作为研讨学习的“着力点”。就此而言，语文具有其特定的描写对象和探究内涵。

与此相联系，正本清源，正确理解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语境里的“语文”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十分必要的。它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自然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没有本质的不同，同样是汉语口头语(“语”)和书面语(“文”，即“语”的高级形式)的合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语文”概念最初使用时即是如此，就“语文”作为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居独特地位的一门课程的名称来说，更是如此。叶圣陶讲得再清楚不过：“‘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与原意合矣”。叶氏后来还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据此而论，“大学语文”课程的方向、主体、要旨，仍然是帮助修课学生继续改善语文修养，提高语文能力。(当然会有所不同：无论修养还是能力，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提升。比起基础教育来，更加着重于书面语即“文”的一面。)前述之人文、文化、文学种种，亦非“语文”所着意排斥，却总有主从之分。“大学语文”课程固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可能要讲一些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肯定会有一点思想启蒙或文化宣讲的味道，也会涉及写作指导……但这些都并非这门课程的方向、主体旨。语文教育特有其“双重功效”：语文本身的学习和提高，是直接的内容和基本的途径；而文学、文化、人文等素养培育的功效，则是连带而及的结果。

二、在课程区别中认识“大学语文”的独特内涵

“语文”既不宜从概念上解释为“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字”，乃至“人文”的代称，则其作为一门课程，在主体内容上亦必有所区隔。

“大学语文”课首先不同于中文系学生的语言学课程，不宜讲授专门系统的语言学知识。语文课之大讲特讲语法，曾在基础教育中引发长期争论，“倒了学生学语文的胃口”，是一致的看法。“语文”的本位是关注人的“语”和“文”，即作为人生命本能的口头和书面(文章)结合的语文表达状况和内在规律，“语文”应注重语感培养，密切结合学生的语文感受和社会语文生活的实际，而不是脱离这些去讲授专门家才需要掌握的语言学理论命题和语言研究方法。

“大学语文”与文学专业教育相比，有深度的不同；与公共选修的文学课程相较，是侧重点不同。文学是民族语文的高级的和特殊的表现形式：文学文本的大量阅读、鉴赏，是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语文”课在文体角度上，也要涉及必需的文学知识。这都是不言而

明的。但问题在于必须区分“语文”与“文学”，尤其不能使学生误认为文学地位独尊，其他文体均卑之无甚高妙。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另外选修文学类课程，且修习“大学语文”课的学生未来多数并不以文学为专门职业。因此“大学语文”不能只讲纯文学作品，更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压缩板，不能上成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语文”既有其自身需要研讨的问题，它所揭示的语言形式也较文学更为多样。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使学生经由包括而不是只有“文学”的多样文体文本的阅读、领会，把握汉语文的多种境界和多种表达交流方式，以便在较文学广阔得多的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中享受语文的魅力。

“大学语文”与讲授美学理论的课程也不相同。“大学语文”课程重视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其重点在使学生对语文材料和语文表现中所展现的语文之美、长于其中的母语之美具有领悟和感受能力，而不在于美学知识、审美理论的传授。“大学语文”课不宜上成纯美学课。

“大学语文”与大学里纯粹的写作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也会涉及文章写作，主题是唤起学生对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兴趣和愿望。但不以写作训练为主，无需直接讲授例如读书报告、公务文书或学术论文的写法，不应讲成“应用写作”课。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累，而最根本的环节，正在于对经典的、优秀的汉语文作品得法的示范性解析和大量的阅读，使学生知晓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文采、意蕴和个性风格，才有可能解决写作的致命伤，摒除虚假、浮泛、滥情、刻板和模式化的写作痼疾。

“大学语文”与文化史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类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程的主题是母语学习。母语既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就是文化。“大学语文”课程要让学生由母语学习中接受文化浸润，体味民族文化的精髓，但不宜把文化史知识作为讲授重点和本体，演变成无所不包或点点片片的文化概论。

“大学语文”与专门的人文教育课程也不同。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区别对立之说，近年甚是热闹。由基础教育延至高等教育，以致凡论“大学语文”者，言必称“人文性”。似乎抓到这个法物，“语文”就有救了。似乎非如此强调即降低了自家品位，全然不再思考单独设立“语文”一科所为何来。人文启蒙的重要性，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人文教育虽是“大学语文”讲授的题中应有之义，却不可能是“大学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如果真有所谓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别，二者本就水融，实际上难于截然划分。语文自然而然地包含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内涵，哪位教师也不会去刻意抽空它。但“大学语文”课不能越俎代庖，讲教育和思想启蒙专题课。“大学语文”课的学习，会使学生的思想品格、人文素养、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对情操陶冶、人格塑造，均有潜移默化之功。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师生在语文研讨过程中渗透的因素，不是直接讲授的对象，不是课程的主体内容。不能把“大学语文”变成又一门思想训导课、伦理教育课。

由上可见，从课程定位这样一个根本的角度考虑，“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必须有所区分。必须把问题放在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去考察，才不致自说白话、顾彼失此。“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体系中，各门主干课程是相互呼应而又各有分工的。“大学语文”课作为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必然程度不同、地涵蕴诸如语言学、文学史、文化学、思想史及写作训练的内容。但语言研究、文学教育、文化概论、人文专题、思想启蒙、实用写作等，均不是“大学语文”课的内容主体和本来目标，应由其他专门课程的开设来承担。如前所述，“大学语文”课自身具有发掘不尽的独特内涵，无需以语言学、文学等学术专门和文化、人文、思想启蒙等“宏大话语”来自高身份。简言之，“大学语文”要以“语文”为本位：大学语文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还在“语文”。这是我们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及改革的基本立场。如果改来改去，改得“语文”尽失，改掉了本体，就有违这门课程设置的初衷要了。

三、以“好文章”为标准构建“大学语文”的主体内容

依据上述理解，“大学语文”教学的主体内容，也就水落石出了。那就是继续采纳已经为过往实践所认可的“文选”形式的内容构成方式，选取母语中的各类“好文章”，作为丰富多样、引人入胜的学习材料的供给。具体来说，“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的内容主体，应该是选择具代表性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各种文体的经典的或优秀的汉语文文本，提供给学生――既有主修材料，也有拓展材料；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由教师对这些文体上的例文，做出示范式的鉴赏分析，引领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体会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某类文体的高标准，对文章和文体形成要领及语言美感，有所理解、体认和感悟，从而达到使学生具备高级语文能力和语文修养的目的。

“好文章”的概念，值得详加论说，以见我们所主张的“大学语文”的内容构成的特点。此所谓“好文章”，是就广义而言，其实也包括“好诗”、“好词”、“好(汉语)译文”。更不限于俗所谓“文艺性散文”，即具虚构想象性质而以抒情为主的文章：而是扩而大之，涉及全体文类。这其实恰与我国古代之“文”的传统若合符契。虽然今人称之为“杂文学”观，但古代文言作品中，各类文体，皆可酿成“美文”，则大家对此并无疑义。凡传诵至今的优秀古代作品，类皆于体式、词藻、情思、结构诸方面，呈现出美的亦即可欣赏可品味的质素。而言及现代文章，则须稍作辨析。

“好文章”亦即“五四”后所谓“美文”。那时周作人首揭此一概念。他以外国文学为参照，提出在诗与小说之外，有“论文”一类，其中“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又说“好的论文”皆可作成美文，在中国古文里，则“序”、“记”与“说”者是。推其原意，实予“美文”广狭二义：狭者，指具艺术性的叙事、抒情文章；广者，则包含“批评的”、“学术性的”“好”文章。而其共同的标准是：“真实简便”，“有生命”。其后，现代文章得到了略无拘束的发展，恰如朱自清之所言，“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叙事、抒情文章之外，议论、批评文章，乃至各类实用性文章，优秀之作，层出不穷，既发挥了现实作用，又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宝藏。但相沿至后来，“美文”本义渐失，“美文”概念变得狭隘、单一。论者往往画地为牢，自设畛域，编来选去、讲来论去，总是一些熟面孔，甚至个别情辞肤浅之作，因其“貌美”，也被屡屡相中。遂使新一代读众不知现代文章尚别有洞天。

其实，除了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之作，评论、说理的好文章更是蔚为大观，被奉为现代文章两大家的周氏兄弟之作，此种性质的即占多数；而其他通常划归于“应用性”文体的，好文章也所在多有。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文学”以外的其他文体关注不够，这不仅与中国“文”

的传统相悖，也不利于实用性文体的推广，造成学生语文视野和应用技能的狭窄。

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好文章，又不能仅限于纯粹白话文章即所谓语体文。现代汉语，实包含语体文、浅近文言文体、文白混杂等多种形态，不是一花独放，是多元共生。论及现代文章，于文言白话之别，求其纯已不可得，求其截然划分，遂无必要。现今已非“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彼时鲁迅的激烈态度，“咒诅”的是反对白话者流，而非全盘抹煞文言的价值。近年有关争议再度纷起，文言文应否进入中学语文课堂，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这体现了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母语困局的反思，兹事体大，须从长计议，容当另论。最低限度，对那些现代中国产生的著名的文言文献，还是要兼容并包的。此正为联接古今汉语文章传统的纽带。

汉语译文也应当是现代汉语文章的重要部分。好的翻译家，通过将外国语文创作的作品移译为现代汉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藏。这些外文汉译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与前述同理，也不单指语体译文。不计晚清民初，即便近二十年，也有杰出的文言译作行世。

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程讲读中着眼于“好文章”的标准，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基于近年高级中学的课上和课下的阅读，其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教育行政部门聘请专家修订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课余阅读作为重要手段，并具体规定了量的要求。各种新编富于创意的中小学“新语文”读本也屡有所见，规模和选材都不断出新。但就现今社会心理、教育体制、升学制度、师资水平、学生负担而论，真正贯彻“新课标”，达到其要求，尚需时曰。不可否认，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商业炒作，人心浮躁，应试教育阴影徘徊不去，价值缺失，流俗文化风行，阅读日益市场化、快餐化、零散化，导致经典地位名存实亡，人们敬而远之。而动漫卡通、网络文字、短信段子、图文画册、青春速写、流行影视、玄幻武侠、戏说恶搞、言情、励志类读物，成了学生的“最爱”。这样，不但古代作品因文字障碍让学生望而却步，许多现代中国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论，也根本不能进入学生甚至教师的视野。这不能不使人产生切肤之痛。严格来说，我们仍处在晚清一“五四”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而那时以来形成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统，白话文及其他现代文体写作的成绩，均是弥足珍贵的母语文化资源。其不能被当下人群所汲取，实为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的一大缺失。

大学生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责任非轻。在汉语文的教育中，我们有责任把那些蕴含优秀思想文化因子的汉语文章推介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读者。对这一类经典性文章的系统深入的学习，是青年学子形成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语文取向的有效途径。

篇（8）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秦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文学观念，秦经之纬，汉赋之丽，唐诗之境，宋词之骨，元曲，明清小说之浅白易懂、率性真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现存之根本之社会制度之未变，诗文之核心观念亦不变，即天理伦常，说教载道之思想文化观念是没有变的。直到新的社会主体—市民阶层的出现而使社会形态有所变迁，社会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审美态度亦有所变迁，促使新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渐趋生成。可以说，市民阶层的出现对于社会的发展，文学观念的遭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新的文化消费主体的出现和文化市场的形成

数千年来，文学是属于官贵将相们的专利，文学的创作者、消费者都是有头有脸的上层人物(或曾经是)。文学对于他们而言，是用以谈道说教，抒情言志，聊以自娱自乐的工具。作诗作文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

但自宋代以来，钱币的大量流通和商品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坊市瓦肆的出现，市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使得文学创作，文学消费的主体开始向市民群转移。文学也开始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文学也因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商品化进人到特殊的“文化市场”，而这种“文化市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所萌芽，由于于“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都市居民生活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而这种新的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必然要求新的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的文学作品“商品”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并且会使旧有的古典的道本体的文学观念渐趋瓦解，新的以趣味和娱乐为主旨的文学观念形成和遭变。

2传统文学观念的裂变和市民文化场的独立

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质疑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作为其主体的市民阶层在中国大量地存在过，存在着，甚至在当今中国社会，可以说市民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市民阶层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影响。文学观念从其历史发展形态而言可分为传统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遭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由传统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可以说现代文学观念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状况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不同形态的社会及社会主体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文学观念与之相适应，以保证这些利益主体的各种利益的实现，而其中金钱观念是促使文学观念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

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以来，整个的社会因经济利益的驱使，都在发生着史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社会的活动主体市民阶层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得到强化，金钱财务私有化，个人利益极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思想观念自由化，欲望合理化，生活理想现世化(世俗化)，文学消费多样化等新现象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又由于大多数市民是没落的官贵，多能识文断字，他们的生活常常是自由的，经商时经商，休息时休息，相对于农工而言有更为充裕的闲暇时间和经济上的便利条件可以谈文说书他们也常常对现有的文学艺术和文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这样那样需要。因为他们操纵着文化市场(出版社，报社及其销售人经营者多为市民)，于是，随着“城市工商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市井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巨增，市民阶层向社群转变的完成以及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族群的市民群体(阶层)最终形成。而这个文化族群一经形成，随着社会活动的加强与突出，共同的物质文化心态逐步趋同，代表这个族群物质文化心态的市井文化就由之产生了。

3审美需求与文学观念的双向互动

市民阶层作为新的消费群，必然要求相应的可以满足其消费欲望的精神文化产品—各种文化(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也必须成为“特殊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就一定要进人市场，这就是“文化市场”。“文化进人了市场，促使不少文人转向市场机制，而小说创作最能满足知识阶层、广大识文断字的人其别是市民阶层。需求的，遂使各种小说风行起来，文学观念也酝酿着变化。化市场可以分为三大领域:(1)文化(文学)创造者即写作者;(2)文化(文学)传播的媒介(各类报刊杂志出版物等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3)文化消费群。(童庆炳先生把文化市场分为狭义上的物质市场(具体的)和广义上的文化商品交换的活动(抽象的)的总和。童庆炳著《文学理论教程》，而这三者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要。文学消费活动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这种文学消费的重要形式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为消费者所购买或借阅，使文学文本这一本体形态(或观念形态)的东西成为一种商品进人到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其审美对象。至此，一部文学作品才成其为作品。因为无论是何种商品，只有使用价值得以实现，价值得以证明，此商品才是真正的商品，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擅变才有了可能。同样，作为懂得欣赏文学商品的消费主体的市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擅变才有了可能，而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擅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与多种因素有关的过程。

篇（9）

除“三百千”之外，还有哪些蒙学书呢，不妨再介绍一些，并略分类别。先说养成教育，如《弟子规》，其总叙中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可谓儒家伦理教育的普及本，大可呼应《三字经》中所说。再如《治家格言》，从日常行为说起。“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多是家教的训条，为家庭教育的必备读本。又如《名贤集》，多集名人贤士的格言善行及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语谚语，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从中可看出士民的人生经验和心理愿望。相似的读本，又有《增广贤文》，内容多是名言名句及民俗谚语，可看出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如“种麻得麻，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都是为人熟知的。再说历史教育，侧重了解朝代变迁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如《历代蒙求》、《五字鉴》、《龙文鞭影》等，串讲历史故事，可谓具体而微的通史教育。文化教育，可了解种种文化物事，如《名物蒙求》，分天文、地理等，既释名称，又汇集相关的成语典故。又如《幼学琼林》，书分四卷，包含甚广。还有诗文教育，既培养读写能力，又可陶冶性灵，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及《启蒙巧对》，这些是侧重于对对子的，属旧诗的基础训练。相应的诗歌读本，则有《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散文方面，则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等。蒙学课本或读本，在内容及教学上大都各有侧重。

旧时的蒙学，对而今的语文教学仍有借鉴。一是编排方式，便于记诵，而今的课本多用现成的文章，但也要便于诵读，才有书声朗朗。再就是涵盖广，又相对集中，而今课本多用单元组织教学，除了便于文体分类外，在内容上应有适当的集中，即可多一些专题设计，比如唐诗专题、宋词专题等。还有就是由低到高，层次分明，大致就是由识字到行为养成、历史文化及经典教育，而今的语文教材在设计上也应当体现层次感。

再说语文及与语文相关的论著，比如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串起语文学习的诸多方面，更可贵的是此书还将语文学习与实际生活关联起来，正如古人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将书本与生活对照着读，更有体会。再如夏丏尊与刘薰宇合编的《文章作法》，是较早介绍作文体裁及写作的，自有条理，仅就作文教材来看，而今仍有参照之义。又如夏丏尊的《文章讲话》是指导读与写的论文，大都结合实例来讲理论，也有助于教研。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过《精读指导举隅》与《略读指导举隅》，虽是教案性质的，但结合文本分析讲解，指导阅读。这对于教学中如何面对文本，颇有方法上的指导之义。

篇（10）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4]其实不然！ 至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群体还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没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们不同意我这个判断，那么请问，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议程是什么？采用 的标准是什么？花费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动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条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 播研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中真问题的批判分析。我在这里不去纠缠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间的异同，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我要讲的是，无 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 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 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独立精神”，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 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 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这就造成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 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 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 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 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 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

我这里讲的并非是不该从事纯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不该从事应用（包括针对各不同社会机构 的对策）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大力展开。有些人轻易地将提倡学者的自主或自觉、与权 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等同于反对应用研究。如此简单对等，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学者应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准备。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为学者，我们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 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答研究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 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 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 C. 赖 特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

换句话说，业界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对策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首先，这 些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所自生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 时，我们需要提出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这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这些问题？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会的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成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articulation）？其次，我们 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学术论述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由业界和／或官方的话语元素及需求逻 辑所构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学说所圈定，它由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独立思想所构成。 这种独立，体现于对于论述的逻辑、证据的质量、结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性等）等各方面的学术评判标准都来自学界的认同和／或对知识发展的推动，而非官方或业界开出的处 方，或者对某一学说的忠诚。

具体地说，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官定的“核心”或“权威”期刊的刊载，不应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报表格上的填充，不应是从国家机构或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应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发表，当然也不应是在现有学术考核体制下挣得的“工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标，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学术的评判标准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系统地考 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 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学术的评判标准是能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升华。这样的标准，应当 适用于所有取向、所有类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标代替学术评判的标准，必然扼杀学术， 奴役学界；以满足行政管理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学术活动，就意味着对学者的主体性的自残。

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 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 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其它如方法训练的 欠缺、学术操作的不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养等，要么由此衍生而来，要么与此有密不可分 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畅行无阻，除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外，还在 于它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只能来自强大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研究真问题，这两者必须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并以此为依 托，改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培养方式，展开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展多元的学术取向 和流派。 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 抓住机会，改造现有的学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专栏，（1）发表具有独立思考内涵 的经验研究论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论文，摒弃不关照中国现实的他者理论的反刍，摒弃承 接官方和／或业界话语的奴性文字；（2）展开学术批评和研究点评，倡扬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独立”准则的研究，针砭奴性的和应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带研究生的模式，以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考核指标，对自己所带的研究 生，摒弃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现实（包括与现实相关的理论或 历史）问题，写作解答这样的问题的论文，不能达此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

3. 组织、编辑反映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包括各种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邻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研究传播现象的优秀论著／论文集系列。我们现在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在展开一些 有学术价值的经验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论著或论文还不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学术价 值，未能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组成编委会，发现各地有潜力的论著和论文，阅读筛选后， 对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达标后包括到系列内出版，以期形 成传播研究实绩的展示，并为整个传播学界设置学术的标杆。

4. 定期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论文写作的工作坊，一次一个主题，参与者根据与这主题有 关的研究积累为标准来选择，事先写论文。在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各自陈述自己的论文，并就每 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由工作坊组织者综合讨论中的提出的意见，对每篇论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给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论文由工作坊组织者编辑出版论文集。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建立并彰显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术评判模式，以此建设独立于国家权 力和市场利益的学术社区，最终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注 释：

[1]对此，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如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朱学勤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这种对体制的批判也体现在少数著名学者拒绝体制参与（如拒绝按制度规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动中。但是，相比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对体制的批判，必须在学者共同体的集体抵抗下才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