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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内涵研究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流通环节,它要求一国通过制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相协调的外贸战略与政策,促使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的长期、持久、稳定、健康地增长。
2、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建立在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资源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永续利用为核心,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
二、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后提出的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可持续性保持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而循环经济是人们在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引导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因此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实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
2、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循环经济追求的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它强调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循环经济一方面通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减轻了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压力,使得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降低环境的污染程度,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从而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为目标。可见,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强调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三、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外贸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引导下,一味追求规模和速度,很少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发展后劲的削弱。
2.低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出口结构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额最大的五大行业分别为:机械、电子、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化工原料及化工制成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采掘业,其产品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3以上,这些行业大都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并且,各行业在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程度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进口商品中能源和原材料不断增加,如原油、化工材料、铁矿石、钢材等,这些作为投入品的原料型产品都是高能耗的,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更为可怕的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陆续发生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废物的事件,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四、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面对我国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在循环经济下我国外贸所面临的环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面临着国外循环经济发展趋势的外在约束。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我国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关系,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系。这是正确处理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我们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统筹考虑,追求贸易、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来看,要逐步改进大进大出的粗放式贸易战略,调整我国外向型经济政策,在重视对外贸易工作的同时,要加快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建设,加快培育国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2、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逐步改变资源型出口导向战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对出口产品来说,就是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对进口方面来讲,就是要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石油、铁矿石等的进口。整体来看,就是要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外贸易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一是要遏制对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三是政府要制定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确保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培育环境保护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四是政府要制订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倾斜政策,比如政府直接投资、信贷优惠、税收优惠、出口退税、加大研发投入和鼓励环保科技创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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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敬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5年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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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在宏观经济管理发展领域中,经济信息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能使经济信息得到全面且充分的利用,势必能使宏观经济管理的管理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以我国“十一五”期间投产的近500个大中型项目为例,调查数据显示,其中120余个项目投产即亏损,90余个项目更是严重亏损。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信息的预测存在严重失误。在这些项目投产后,没有及时实现对生产经营信息的反馈,部分地区项目的开展还比较随意和盲目,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因此,只有将经济信息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对宏观调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加科学与全面,达到优化经济结构、减少损失、提高效益的目的。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投资应用的认识不充分
人们对经济信息常常理解为“参考消息”,这严重影响了经济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效果。实际上,经济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程度与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程度、人财物的投入大小成正比。虽然当今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不能有效地分析和利用经济信息,不能更好地让经济信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从早期就对经济信息进行分析和利用,就能有效地避免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的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严重经济损失。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人才明显不足
在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信息的更新进程是相当可观。因此需要大量从事经济信息开发和应用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从事经济信息研究工作的人员大多属于半路出家,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搞研究,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明显不足。从而导致大量真实且有效的信息无法得到及时应用。而经济信息的第一特征就是时效性。谁先掌握并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谁就能赢得时间,获得效益,正所谓“信息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倘若在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中缺乏以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为中心的人才,势必会导致信息的反馈质量明显降低,无法支撑经济信息的高效利用需求。为此,急需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经济信息管理人才充实到宏观经济决策领域。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策略
针对上述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存在的缺失与不足,要凸显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必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然后构建起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在经济信息的应用背景之下促进宏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4]为了能够在宏观经济管理这一发展背景之下使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全面与详实,需要重点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促进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完善是科学、全面利用经济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只有确保了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性与健全性,才能使这一范畴下的经济信息在内容上更加详细,在结构上更加全面,整体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并达到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全面发展与提升的目标。
1.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过程应遵循的原则。一是需要结合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实际要求,形成能够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一种紧密的连接关系,以确保其各类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须具有独立性、经济性、完整性、目的性以及可靠性的特点,以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应用更加有效与正确;三是以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为着眼点,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使之能够适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2.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个健全的网络化信息系统。对经济信息的收集是否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管理系统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利用网络化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时,特别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收集经济信息要注重时间性,及时有效的信息收集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决策更加合理与科学;二是收集经济信息要凸显重点信息,遵循避重就轻的原则,做到有的放矢;三是经济信息的收集要有针对性,以确保信息资料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构建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正确应用经济信息,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若经济信息的应用不合理,则势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因此,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举例来说,在对经济信息进行利用时,要对收集的局部经济信息进行集中整合与分析,评估局部经济信息可能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影响,然后再将这些局部经济信息作为参考依据,满足宏观信息的发展目标。
(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经济信息应用中的保障作用
为了最大限度凸显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背景下的重要价值,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发挥其工作职能,使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全面与科学。首先,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部分参与微观经济管理的部门予以减少或直接撤除。此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微观性与宏观性之间的差异,遵循政企分离的原则,落实政企独立的管理对策,以确保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合理与科学。因此,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内部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精兵减政,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更加有利且稳定的环境。其次,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发展。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重点,遵循宏观经济长效性发展的目标,促进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并达到改善劳动力流动性的目的;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国内经济环境,使之与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接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使国内宏观经济更加良性地发展。
二、合理引导是班级精细化管理的关键
对大学生尤其是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要经常及时合理的规范引导。第一,团委举行全校学生干部培训,提升学生们的觉悟,让他们增加明辨是非的能力,判断自己所作所为。第二,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笔者指导班干部举行过圣诞晚会、歌唱比赛、辩论赛等班级活动,增强学生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扬长避短,从团队中得到他人的帮助,并增强每个人的荣誉感。第三,要培养班里每个成员的集体荣誉感。一个班集体是一个生命体,需要有灵魂,没有灵魂的集体是一把散沙。每次在开学初,辅导员都应该在例行班会上向学生们提出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的重要性,从而统一人心,从思想上约束学生的行为;并让学生明白,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个人,更是代表一个班集体,做事始终从集体利益出发。在操行考核方案中笔者专门列出一条,好人好事给予加分。凡是给系里做事、参加学校举行的各种讲座、捡到钱物等都可以加分。比如有个学生开学初军训时,捡到五元钱,就去食堂买东西吃了。在笔者实行好人好事加分后,学生捡到钱和饭卡都会上交,有两次捡到100元钱,学生都能毫不犹豫地上交,说明学生的素养在提高。每周的宿舍卫生检查,每个寝室都认真对待,寝室长尤为负责。一个人如果没有荣誉感,那他会认为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笔者就在班上强调这种荣誉感,追求个性和自由不代表不需要他人的认可和肯定。每周的班会课上,笔者都要表扬,文明寝室、各种比赛的获奖证书和奖品都现场发放,给学生们营造了一个好氛围,让他们体会到努力了就会得到肯定的。第四,扩展班委会作用平台,营造精细化管理环境。在学生民主选举和推荐基础上扩展班委会作用平台,细化分工指责,强化监督力度,为班级精细化管理营造“自主、开放、立体”的管理环境。确立了以班长、团支书负责制下的班务管理制度,由他们组织、安排相关事务,直接向班主任负责,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班干部队伍,是实现学生自主管理,实行班级精细化管理,使班级各项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班干部是辅导员的左膀右臂,班干部素质的高低,就决定了班级工作进展是否顺利。因此,辅导员一定要重视对班干部的培养和扶持,把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为班级建设的关键,走学生自主管理之路。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注:朱róng@①基2002年3月6日在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
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
(二)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8月8日。)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三)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三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注: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资料。)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注: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调查报告。meti.go.jp/report/)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注:胡鞍钢文《中日经贸关系是还是互利论》人民网2002年7月4日。)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江苏省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强省,通过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拉动了全省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江苏省内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吸引外资的环境产生了差异,造成了FDI在这三个区域间的分布不平衡,并进一步对省内三个地区间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一、FDI在江苏省内的区域分布特点
江苏省内有着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省内按照从南到北依次划分为:苏南、苏中及苏北三大地区。根据江苏省省委、省政府2000年的划分标准,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苏北则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由于受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省内三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区域发展格局。
江苏省内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带来了FDI在这三个区域间高低分布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先行为苏南地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技术基础,而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北濒长江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产配套设施使苏南受到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苏中、苏北则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从而对外资的吸引力也相对不足。2006年,GDP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2.3%的苏南,吸收的FDI同样高居全省榜首,达到了全省FDI总额的70.9%,而同期苏中、苏北所获得的FDI仅为全省总额的22.91%和6.19%。
二、FDI与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FDI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区间的分布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会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拉动作用。在此,将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模型的建立
Cobb-Douglas生产函数:Y=AKαLβ
由于资本K是由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两部分组成,所以可将资本K分解由国内资本DK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表示。同时,用GDP来表示产出。则生产函数可以转换成如下形式:
GDA=AFDIα1Dkα2Lβ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建立模型得:
1nGDP=c+a11nFDi+α21nDk+β1nL+ui
2.数据的选取
产出由江苏省三大地区的国内生产GDP来表示;资本投入中的国外资本用FDI表示,国内资本DK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减去FDI来近似地表示;劳动投入L以每个区域的全部从业人员数来表示。由于受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此处以1993年~2006年间的各变量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3.模型的检验分析
将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区1993年~2006年各变量数据代入模型中,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苏南:lnGDP=0.178+0.563lnFDI+0.43lnDK+0.259lnL
(0.05)(5.47**1)(4.69**)(0.49)
R2=0.98=0.97DW=2.58
苏中:lnGDP=20.153+0.304lnFDI+0.372lnDK-2.365lnL
(6.08**)(9.15**)(6.34**)(-5.16**)
R2=0.98=0.98DW=1.45
苏北:lnGDP=-2.952+0.508lnFDI+0.256lnDK+0.968lnL
(-0.29)(2.89**)(1.59)(0.66)
R2=0.97=0.96DW=1.75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I的系数均显著的不为零,且均为正数,说明FDI对各地的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在苏南、苏中、苏北就会相应地提高56.3%、30.4%、50.8%。由此得出,FDI在江苏省内三大区域分布不平衡的同时,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存在差异。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最为完善的苏南,其FDI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苏中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相关设施的不够完善,因此对FDI的吸引力较弱,从而也使FDI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能全面发挥。而苏北地区,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仅次于苏南,但由于苏北地区实际吸收的FDI十分有限,因此,其对经济发展真正的拉动效果也并不显著。
三、结论及建议
由于省内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FDI的趋利偏好致使了外资投入在三大区域间的分布不均。并且,FDI在各地区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也不相一致。为了促进江苏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在缩小省内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础上的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更进一步完善江苏省内特别是苏中、苏北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政府对FDI资金流向的引导,争取吸纳更多的优质外商投资的进入苏中、苏北,最大限度地发挥外向型经济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二,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多方面招纳贤才并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溢出效应的FDI提供人才储备。
第三,苏中、苏北地区在为FDI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的同时,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利用FDI。苏中、苏北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应重点引进发展资源深加工型产业、效益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让FDI与区域优势充分结合。
(2)商务环境尚不够理想。中国与日本同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但日本却不能公正地依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处理中日贸易问题。日本违反平等互惠原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关税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阻碍中国商品对日本的自由贸易。日本针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并通过管理程序复杂、透明度不高的关税配额限制中国对日贸易的正常开展。此外,日本实行的进口许可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阻碍贸易的做法。近年来,日本屡次与中国发生贸易纠纷。特别是针对中国输日农产品。
(3)日本对华技术贸易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这个问题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这一问题仔细研究过。2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因此,日本在技术转让上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限制对华技术出口。
(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就开始显现严重萎缩的势头,不仅合同数不断减少,而且合同金额也大幅下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严重萎缩,既导致了其在中国全部外来直接投资中比重下降,也致使其在日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比例降低。
2政治障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
目前中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而中日政治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日本对华防备心理严重。日本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潜在对手和假想敌。日本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以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的意图十分明显。最明显之处就是日本对华技术合作几十年没有大的发展,而且日本对华投资很少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国际关系学者琼•斯佩罗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只有国家战略关系是在和平关系的范畴内,经济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决定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始终是以中日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为前提的。1960年8月27日,总理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负责人铃木一雄时提出了“对日三原则”:政治三原则(不要敌视中国,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不要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强调贸易三原则服从政治三原则,明确提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事实上,回顾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经济关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使得中级经济关系迅速发展。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中日过去七八十年不幸的历史,从政治上开辟了两国之间长期友好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意识抬头,对华外交出现“高姿态化”趋向。日本有关“中国”甚嚣尘上。日本通过将经济援助政治化等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延缓中国经济的发展。自2001年以来,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是在上不断挑战中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底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进入冷冻期。漫长的中日政治关系冷冻期造成了中日关系别引人注目的“政冷经热”现象。但是,长期的“政冷”腐蚀着“经热”。两国政治关系的冷淡使得中日战略层面的经济合作可望而不可及,许多大项目的运作也受到影响和干扰。
3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
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伤害,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政府始终对中日政治关系极力维护,避免两国经济关系的降温。中国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了克制态度,始终致力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国基本上以“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待中日经济关系,将“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同样,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中日经济关系对于双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积极地为维护中日经济关系大局而努力。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一举打破了5年来两国政府首脑不进行互访的僵局,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还提出“要让中日关系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转动”的主张,以结束中日关系“政冷经不热”的不正常状态。2007年4月,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双方就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为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共识,双方已建立由日本经济产业相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就能源问题的合作与协调展开对话与协商。两国还正在磋商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以就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对话,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强劲发展。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是中日双方希望以经济合作夯实政治关系的一次努力。双方确认中日经济关系是“双赢”关系。12月底,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进行了对华访问。福田访华凸显了日本政府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热心。
总体上看,中日经济互补性依然很强,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愿意看到中日经济关系保持稳定并快速发展的格局。因此,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是非常光明的。
参考文献
[1]缪开金.日本对华战略与中日经济关系[J].亚非纵横,2006,(1).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一)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思想性
经济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一,它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公共管理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注:本文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观点均来自王保树主编《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关系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法正是通过经济法律关系实现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的职能的,它是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
作为法律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也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民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说,经济法律关系的思想性更强。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其能力而主动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手段,其处处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如反垄断法,它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密切,其要旨是从宏观上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以保持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提升本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财政金融法、外贸法等,它们均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所以,经济法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是民事法律关系所达不到的。民事法律关系虽然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最直接地表现了生产关系,如财产所有权关系、契约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象地说,民事法律关系是把经济关系的要求直接翻译成法律上的语言。也许正是如此,我国有学者曾提出民法属于经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民事法律关系思想性的弱度。
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不仅反映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互补性,更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促进、监管,以及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被扭曲的民事生活的纠正。
但是,我们应同时注意到,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仍是以相应物质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无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尤其是政府其主观性多大,都必须尊重和遵循相应的经济客观规律要求。如由反垄断法产生的反垄断法律关系,反垄断执法部门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和理解反垄断法的规定,更不能意气用事,而应服从相应的经济形势要求。
(二)经济法律关系独具社会公共的经济管理性
经济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就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其中,经济管理性是经济法律关系同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之所在,而社会公共性是其同行政法律关系区别之所在。
首先,经济法律关系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由经济法加以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由此决定了经济法律关系必然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管理性首先弥补了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并为恢复和维护其正常、有效地作用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秩序空间。无论是宏观调控法所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还是市场管理法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它们都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
其次,经济法律关系同时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律关系的经济管理是社会公共性的,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具有经济性的社会关系都可成为经济法律关系,它们必须同时具有社会公共性。所谓经济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运作和实现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表现为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以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实施经济管理,这种管理是一种普遍性的措施,着眼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着眼于某个个体。因此,在某个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中,如工商管理机关依法查处假冒伪劣产品,虽然其表面上是针对某个个体,但其实质是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二、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谈及经济法律关系,必涉及其构成要素。普遍认为,任何法律关系都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组成,该三要素缺一不可。在某具体法律关系中,其中一要素发生变更,原来的法律关系也要发生变化。
分析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其意义还在于使我们更明晰某性质的法律关系的特性以及该法律关系运行的基本要求。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分析其构成要素,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经济法律关系的独具社会公共的经济管理性,了解到作为主体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的核心地位、其权力、其权力指向以及其行使权力的基本规则。
(一)主体。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则是指依法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并因此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和公民。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因此代表国家进行干预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中具有主导性。所谓主导性是指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中,都必然有一方为政府或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另一方可能是某个经济组织,也可能为某个公民,而且,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对经济组织或公民具有优先权,即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权时依法享有的职务上的优惠条件,如先行处置权、获得社会协助权、推定有效权等。(2)经济组织和公民具有独立性。经济法尽管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国家之干预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利益,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经济管理权时应首先认识到相对方的独立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是它们的附属,而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个体。所以,经济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不是被动者,有时甚至是主动者,他们有权依法对抗任何人、任何机关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3)主体的法定性。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因此,谁有权参与经济法律关系,什么时候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如何参与经济法律关系等均应由相关法律明定。这是保证合理干预的需要,反映了经济法是规范、确认国家干预之法的本质。这一点,对于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尤为重要,它们必须严格依法干预。
(二)内容。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关系主体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它是任何法律关系要素中的核心。这是因为,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什么,怎么去做,会产生什么后果等均围绕权利义务而发,离开了权利义务,就不会有什么法律关系。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其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其中,经济权利包含经济权力,即政府和经济管理机关以及社会经济团体在管理中的权利。
经济权力是基于经济管理机关或社会经济团体的地位和职能由经济法赋予并保证其行使经济管理职权的资格,其实质是经济管理职权。它具有如下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即行使经济权力的只能是依法成立的经济管理机关或社会经济团体,其他任何机关或团体无权为之。(2)权力的法定性或章程规定性。对于经济管理机关而言,其经济权力只能是明确法定的;对于社会经济团体而言,其权力则来自于成员的约定而表现为他们制定的章程。权力的法定性或章程规定性强调的是经济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依法或依章程规定,不能超越,否则构成权力滥用而要产生相应法律后果。(3)权力行使的积极性。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具有天生的行使冲动性,因而权力的行使具有积极性。对于经济权力而言,它就是体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所以,经济管理机关应积极主动行使其权力,它不采取不告不理原则,而是要经常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对于社会经济团体也是如此,它应经常协调会员之间的行动与利益冲突。
(三)客体。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果没有客体,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也就失去了依托。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其客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权利、经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关于经济法律关系客体,有不少学者认为包括物、行为、知识产权等。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它没有看到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法这一点。经济法律关系客体只能是行为,而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等。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具有如下特征:(1)该行为是同国家干预经济有关的行为,无论是市场管理行为还是宏观调控行为,都是同国家干预有关的行为。(2)该行为必须是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干预行为只能依法进行。(3)该行为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依照经济法律、法规所为的行为,这意味着不是任何组织或公民的行为都能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它只能是经济法所规定的组织和公民所实施的该法上规定的行为。
三、经济法律关系的种类
经济法律关系可按不同标准予以分类。通过分类,可以明晰不同法律关系表现形式的不同,其适用法律规则有异,其运作要求不一。
(一)以经济法律关系内容为依据,经济法律关系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和市场管理法律关系。
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是依宏观经济管理法而产生的具有国家宏观调节和控制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又可以分为计划法律关系、财政法律关系、金融调控法律关系、产业政策法律关系、物价法律关系等。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确立和运行具有宏观性、指导性和政策性。
市场管理法律关系是依市场管理法而产生的直接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又可以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关系、反垄断法律关系、其他市场管理法律关系。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微观性、直接监管性和严格法定性。
纵观现阶段的景观设计,感觉设计市场相当混乱,大有鱼目混珠之作。同时,社会对该行业的认识心态不一,开发商更多地从商业炒作出发而缺少一定的眼光,而管理部门的行政干预往往使优秀的作品习惯性流产;景观设计师普遍具有的浮躁心理也使得精品难觅。上述种种现状让笔者深感景观设计正走人误区。
2、景观设计的误区
误区一行业缺乏规范
行业的不规范集中反映在名称、教育及市场管理方面。
(1)名称
在这个领域,以前惯称“园林”或“风景园林”,以后引入美国的称法叫“景观建筑”(LandscapeArchitecture),后来又时髦叫“环境景观设计”,也有人叫“环境设计”或“景观设计”……最近按吴良镛教授的提法又叫“地景”,究竟哪种称法更确切更合理,使之既要符合国情又要与国际接轨并便于职业称呼,恐怕建设部的有关部门得来管管此事。笔者倾向于“景观设计”的称法,那么职称便可定为“景观设计师”或简称“景观师”。名称的统一非常重要,名正而言顺,可以说是行业规范的前提。这样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景观设计师将以独立而重要的角色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密切合作,真正实现吴良镛教授“三位一体”的构想。
(2)教育
景观设计专业教育如同上述混乱名称一样混乱不堪。目前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毕业于林业院校的园林系(偏重绿化)、城建院校的风景园林专业(偏重建筑、规划)、艺术院校的环境艺术专业(偏重小品、造型)等(目前城建和理工院校已不设风景园林专业,此专业仍存在于林业院校——编者),从目前景观设计涉及的范围来看,应该是上述三种专业的综合甚至有更高的要求。景观设计专业应该有明确完善的教学大纲,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并制定一系列的从业规范,最终实行与建筑、城市规划一样的执业注册制度,彻底实现行业的规范化管理。
(3)市场管理
景观产品具有其特殊性,与建筑相比,少了很多安全(如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并有较大的可改造性,不良后果的责任也较小,这些特点导致了各方面的干预增多。同时,建设主管部门对景观设计和施工的资质管理把关不严(如无图签、未盖章的图纸可用于施工)。个体施工队伍常常以免费设计以及灵活的经营方式占有市场,特别是中小型项目。而大中型项目的方案招投标也多不规范,评委的专业素养令人怀疑。在这种较为混乱的市场形势下,景观作品的质量又何以保证?
误区二设计盲目追求“档次”
“档次”原本是景观设计师应追求的设计理念。问题出在对“档次”的理解上,“档次”往往被理解为宏大的气派或用材的豪华考究,它意味着大量财力的投入。决策者往往在项目的开始便定了高调,而不管该场所在整个城市环境系统中的位置。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此巨大的财力投入能否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二是该场所是否真正具备“档次”的环境条件?记得几年前一个内河两侧绿地的规划会议上,某领导指示要建成“法国的塞纳河”,两侧平均不到lOm宽的绿带以及积污严重的河道,如何体现塞纳河风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情决定我们要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需要上档次和创作精品的景观毕竟不多,更多的景观要我们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
误区三景观设计对人的需要及对人性的关注不够
在这一点上景观设计师本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一个设计任务下来,我们往往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风格、手法、形式等问题,往往把建成后的形象当作设计追求的最大目标。一个建筑作品我们强调它的功能很多人都可以理解,而对景观设计人们都常常忽略它的功能却乐道于它形式上的美,甚至把功能等同于诸如休息桌椅、集散场地和活动广场这类最基本的需求。这种“温饱型”的功能对长期以来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广大市民来说当然是相当满足了,于是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决策者、建设者和设计者,不用说,在这种氛围中都深深地陶醉了。这个美丽的误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和自欺性。
在这里,笔者要提醒大家:
(1)设计之前,我们应考虑一下自己对未来的景观将给人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有多深的了解?
(2)在同量的资金投入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变“温饱型”的功能为“小康型”甚至“富裕型”,而并不以牺牲景观美为代价。
(3)说到这个误区,我想起某市的某段分车带上看到的铁丝网景观,这类军事上的构筑手法被沿用到现代城市景观来,深深刺痛了广大市民的心。笔者很理解管理部门的良苦用心,屡禁不止地践踏草地,迫使他们出此下策。但我反对这类做法,被践踏的草地只能在分车带上留下一道道泥痕,而铁丝网无疑在众多民众的心里留下痛楚的记忆。至此,城市景观对人性的关怀可以说被剥夺殆尽。
目前,大多数居住区环境设计简直无视人的需求,开发商是“罪魁祸首”,景观设计师成了“帮凶”。为了满足30%的绿地率要求,道路、停车场的用地被压到最低的指标,抠出来的用地扩充为绿地,要么用来满足绿地率的指标,要么被开发商作为“高绿地率”来炫耀自己的实力以期达到其商业目的。而所谓的绿地往往被理解为苗圃而简单地插上树,周边再用高绿篱围一围进而达到防护的目的,至于下一步的养管那更不知道是谁的事情了。档次高一点的小区,看起来绿地是大了,植物配置和环境设计好像是有模有样了,但试问:到哪里去找一块儿童嬉戏玩耍的场地?老年人被迫与一对情侣坐在一排,是退缩回到笼子似的家中还是硬着头皮当一回“灯泡”的角色?
误区四模仿之风盛行
我们中的不少人重“榜样”不重创新。创新常常被当作异类加以排斥。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习惯被当作容器拼命地接受知识的灌输,看似满腹经纶却毫无创意。景观设计虽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专业,但它最终将以空间景观的视觉形式展现给人们,是人可以享受其中的艺术产品。同所有门类的艺术一样,创新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模仿抄袭必将导致生命之水枯竭。
创新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与众不同的形式”。每一个景观都具有其不同的场所特征。场所的环境特性、功能要求、资金投入量以及景观设计师本人的创造力等等因素决定了该景观与众不同的个性。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设计之前深刻地理解场所精神并综合协调各种因素进行创作,这就是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它的形式上,或具震憾力或富趣味性、或肃穆或活泼、或浪漫或休闲、或激动人心或平淡无奇,却不雷同。
眼下的行情大不一样,景观设计越来越趋于雷同。模仿之风盛行不衰,成功的创新之作一旦问世,便被毫无节制地复制、翻版。面对这种现象,有必要冷静地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
(1)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薄弱决策人或业主往往把某地自认为好的作品作为范本,不以模仿为耻,宁愿相信现成的也不愿接受新的方案构想。在他们看来,蓝图上的线条是虚无缥缈的,而曾经见过的景观却是真真切切的。业主的顽固已至如此,景观设计师唯有充当描图员,花尽量少的时间以取得效益。
反过来,设计单位为了追求方案通过率,千方百计地了解业主的意图,迎合他们先入为主的思路,以求得方案一次通过。设计单位也没有鼓励创新的奖赏机制,而只把奖金留给方案中标者,后者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对长远的创作不利。
模仿之风所以畅行,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薄弱。面对比比皆是的雷同的景观作品,大众的反应是如此的麻木。我们的舆论只关心建设前后的效果对比,而对真正成功的作品缺乏评判能力。
(2)怕失败的心理新的尝试也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个别或少数的案例而失去信心进而退缩。完美主义者往往害怕失败而踌躇不前,不敢创新,最终沦为模仿能手。实际上,即便是大师也难免有失败的地方,莱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室内空间功能上的设计并不成功,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莱特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在建筑史上占一席之地。
(3)建设用时的限制大型的景观工程通常是政府的行为,如城市广场、综合性公园、滨河绿带等,是属于美化市容、获取民心的工程,关系到最高决策者的政绩。这些工程往往从方案提交到工程实施都被限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其结果必然导致设计上敷衍了事,实施中粗制滥造。还有一种奇怪的规律常常是这样:先紧后松再紧,一开始大造舆论,风云突来,等方案出来了却不管不问一拖再拖,突然间又风云重来,最后是草草收兵。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残酷打击了景观设计师的创作积极性。
(4)高付出低报酬景观设计是一种高尚而又卑微的职业,说它高尚是因为它是公益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事业;说卑微,是指它的低收人。目前收费标准是按工程造价的3%—5%。而真正能收到的恐怕只有1%—3%。大家知道,一般项目的景观工程只是作为建筑的配套工程,造价都被控制在较低水准。工程往往需要土建、绿化、水电等多种专业的配合,大家的收入低得可怜可想而知了,如果把工程做得认真细致,景观设计师的劳动付出却是巨大的,小体量的景观建筑、别具一格的小品设计、精心的绿化配置以及场地装饰的方方面面,其工作量实在不比大型建筑少。在这种处境下,景观设计师模仿他人之作以取得急功近利的效益便不足为奇了。
(5)信息时代带来设计趋同的必然信息时代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各类景观设计精品选接踵出版,景观设计师不出家门即可获取国内外相关信息和发展动态。对成功作品的学习以及对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难免使各地的景观趋于雷同,产生“特色危机”,这同时也是建筑界所面临的问题。
要避免“特色危机”,景观设计师必须保持清醒的意识,对所处的环境和地方文化要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并融入设计。简言之,设计要有自己的思想,才有灵魂,才具备个性。
误区五效果图是迷魂汤,是“医治”拙劣设计的“灵丹妙药”
时下有个怪现象,方案汇报时,尤其是面对有拍板权的决策人土,墙上挂的全是立体效果图,再加上电脑投影屏幕上一幅幅精美的画面,一帧帧优美的电脑动画配上美妙的轻音乐,难怪我们的领导(或业主)被深深地打动了。可怜那些拿不出漂亮效果图的同行,对着“天书”般的平面图大谈他的精妙构想,听得尊贵的领导(或业主)直打呵欠。可当人们苦苦期待着图面上梦幻般的效果能在现实中实现,猛然发现现场上已是另一般景象,失望和受骗之感才油然而生。靠违反常规的设计程序赢得设计任务后,优秀的效果图师傅们便手足无措了,效果图上夸张了的美丽根本就无法植根于现实的土地,慌乱之中只好靠现场的调整和突来的灵感来实现公众的理想--整套拙劣的设计总算是暴露无遗了。
这种惨痛的教训似乎并没有让我们决策人清醒。效果图仿佛是迷魂汤,让英明人士甘心上当,看来,在一段时期内,上述这类“悲剧”还将继续上演。
误区六设计与施工脱节
一个优秀的景观作品必然是设计与施工密切配合的结果。就拿树种的配置来讲,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从选苗到现场施工,设计师均须亲临指导。至于自然山水园的放样、施工,没有景观设计师的现场把关,更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对于复杂地形的施工,现场出现问题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置身于现场,景观设计师更容易把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可以说,擅于处理现场是一个优秀景观设计师的基本素质之一。
可是,不少景观设计师并不乐于下工地,至少是缺乏主动性,而越是施工水平差的队伍越少与设计人员沟通,最终的结果往往留下诸多遗憾。
由于受到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中小民族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营管理基础薄弱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些没有了订单的外资中小企业相续撤离,而对于中小民族中小企业来说,却仍要面对诸多问题。国家在加大对中小民族中小企业扶持的同时,中小民族中小企业自身也要相应的作出调整。才能增加就业和再就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实现GDP8%地增长。
1、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
1.1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受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压力逐步增大,外贸出口受阻、内销下降、效益下滑,亏损上升。大部分中小企业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无法承受这样的冲击,经营面临困难,甚至出现倒闭的情况。
1.2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难、担保难成为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其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小企业自身,中小民族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和欠缺科学的财务管理往往达不到银行规定的标准,而且还有相当多的中小企业自身信用观念淡薄。其次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小企业与国有银行在所有制上的不同,造成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距离,市场体系不健全,金融环境不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1.3中小企业成本负担过重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其他费用如行政性收费、中介机构费用等在中小企业成本中所占比重增加。但中小企业产品的价格没有改变,使中小企业的产品失去竞争力,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2、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2.1加强资金管理
资金无法正常运转是大部分中小企业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任何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融资困难,资金的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中小企业的资金管理者要妥善处理好资金使用问题,来帮助中小企业度过这个资金困难时期。面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中小企业可以适当的降低价格,尽可能多地销售产品,实现资金回笼。资金只有这样流动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一方面,现在大多数的银行都推出了现金管理服务,中小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服务,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资金流动性,而且还可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债券收益和利率呈反比,在央行降息后债券类产品风头劲升,当前不少人放弃低迷的股市而进入了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反而高涨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购买债券,切不可逆市操作,要跟着趋势走。另外,关注与自身关联的上下游中小企业,随时了解他们的资金情况,适当地给予帮助,同舟共济。
2.2优化人力资源
经济危机的到来同样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定位。一方面中小企业要尽力减少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必须尽力挖掘员工的潜力。经济危机一爆发,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普遍采取裁员的做法。这在当前形势下确有必要,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减少成本而盲目消减人员。应该有选择性地裁减对企业没有作用的人员,同时可以适当增加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真正价值的人。也就是说,可以把金融危机转变为中小企业进行人员优化的一个契机,是一个重新储备人才的时期。为了避免大规模的裁员,可以适当减少员工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实行浮动工资。等到经济复苏,市场需求增加以后再让员工恢复原先的工作量。
2.3转型市场和调整产品结构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变化都很快,各层面的消费者的消费特征、消费偏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而言,既是风险,同样也是机遇。中小企业如果找准产品定位,提前进行产品规划,也能实现高利润高回报。现在亚太地区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点,金融危机中,中小出口型中小企业应该找准这些目标,加大开拓力度,以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例如:由于欧美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去年1到7月浙江义乌玩具中小企业在海外的销售额下降了两成。义乌玩具中小企业迅速投向了中东、俄罗斯等国外新兴市场,并且针对当地的民俗相应作出了调整。随着这些市场采购高峰的到来,义乌玩具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出现亏损反而盈利了。同时,中小企业应该利用国家通过启动了四万个亿的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的机会,明确国家投资结构的变化,适当调整市场定位和产品结构。例如以生产中低档电饭煲、电磁炉的华丰电器公司,由于出口受阻,企业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在国家电器下乡政策的引导下,把重点转移到了农村市场。企业针对农村特点,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并根据顾客需求随时调整产品结构,使得企业销售业绩增长。
2.4技术创新
除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金融支持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严冬根本所在。靠拼能源、耗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计,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作为中小企业应该加强技术创新。我国著名的家电制造业中小企业海尔集团从德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加以创新,生产出我国乃至亚洲第一代四星级冰箱,创立了海尔冰箱品牌。海尔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大企业的长久发展都是如此,一个要想长久发展的中小企业就更必须依靠于技术创新。现在我们的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太少。很多中小企业管理者认为,技术研发投资大,见效慢。中小企业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投资对于中小企业长久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