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刑诉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临床资料

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我院出生和外院转入我科的新生儿中，有42例发生窒息。中轻度窒息（阿氏评分）28例，重度窒息14例，因母亲患糖尿病引起窒息1例，母亲患妊娠高血压5例，前置胎盘5例，脐带绕颈6例，羊水胎粪污染有胎儿宫内窘迫7例，产程延长5例，头盆不称2例，破宫产3例，早产8例，合并颅内出血9例（头颅CT证实），肠麻痹1例，肺出血1例，临床治愈38例，放弃治疗2例，死亡2例。

2抢救方法

在胎头娩出后，助产者必须用左手自鼻根向下颌挤压，尽量挤尽口鼻内粘液和羊水。胎儿娩出后使新生儿仰卧，肩下垫起，使头后仰，用吸管吸净鼻咽喉及口腔粘液、羊水，负压不超过30mmHg，每次吸10秒，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果呼吸道粘液堵塞部位深，可用喉镜进行气管插管吸出。亦可用徒手插入法。动作必须迅速及时，要在生后1分钟内完成，注意勿损伤呼吸道粘膜。清除呼吸道异物后不能呼吸者，可以进行人工呼吸，同时给予吸氧。心率慢于60次/分钟者应先用胸外心脏挤压。经上述处理，心率仍不见改善，应予药物辅助治疗，复苏过程中要确保输液通畅。整个复苏过程中必须保暖。患儿娩出后立即擦干新生儿潮湿的身体，减少散热，最好有远红外线保温床设备。因寒冷会提高代谢增加耗氧，加重酸中毒。

3窒息后的护理

对窒息的新生儿进行及时有效的复苏，首先保持呼吸道通畅，建立有效呼吸，增加通气，保证氧气的供给。其次是维持有效循环和药物治疗等。

3．1保暖

在无暖箱的情况下，可将婴儿贴身放在母亲怀中，外面盖上衣被，或用热水袋保暖。但需防止意外，发生烫伤，水温以不超过50℃为宜。

如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患儿置于暖箱中。暖箱温度应根据患儿体重调节。患儿皮温尽量维持在36.5℃左右的中性温度,以减少耗氧量。

3．2监测生命体征

呼吸是监护的重点。如果呼吸频率持续大于60次/分，呼吸暂停大于15秒～20秒/分，伴有心率下降，唇周及四肢肢端发绀，并常有呼气性，这时患儿常需要氧气吸入。一般采用头罩给氧4～5升/分。应根据血气分析结果调整用氧浓度，因为低氧会造成重要器官不可逆的损害，长期高浓度吸氧又会造成氧中毒。

心率和血压的监测，它们常随呼吸情况而改变，监护中主要测心率，注意心音强弱，心律齐否。心率如果低于80次/分，应采取胸外心脏按压或应用兴奋心脏的药物。如果心率高于180次/分以上，并伴有肝肿大，可能有心衰发生，根据医嘱使用强心药等。如果有心动电流图、心脏超声等设备，则可早期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并配合抢救，对提高患儿的成活率起到积极作用。血压的收缩压约45～80mmHg。

3.3观察病情变化

因新生儿窒息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为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和预后良好。我们必须严密观察患儿的不良表现，如哭声大小、有无尖叫、四肢肌张力、末梢循环、皮肤温度及颜色、各种反射是否正常、意识有无障碍、大小便情况等。如发现上述有异常，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影响患儿的生命。

由于窒息缺氧患儿的括约肌松弛，胎粪可在生前已部分排除，而生后无粪便或因肠蠕动减少而少粪便，也可因窒息缺氧血液重新分布而致肠道缺血。于生后几天出现腹胀和带血性大便，小便也因缺氧缺血导致肾脏受损引起排尿减少。故对大小便的次数、量、颜色、性状的观察和记录都具有重要意义。

3．4预防感染

因为新生儿机体抵抗力低，病原菌易侵入机体引起感染，可适当应用抗生素。新生儿要求住单间或同病种患儿住在一起，减少探视人员，工作人员接触患儿前后应洗手、戴口罩、穿工作服及干净鞋子。有呼吸道感染者禁止接触患儿。患儿所用物品必须清洁，必要时需经过高压消毒后使用。病房每天用紫外线消毒一次，做好患儿的皮肤、臀部及脐部护理。超级秘书网

3．5喂养

轻度窒息复苏后的新生儿，如反应好、吸吮力好，可直接喂母乳。如果吸吮能力差者，可用滴管或胃管喂养。重度窒息复苏恢复欠佳者，适当延迟开奶时间，防止呕吐物吸入再次引起窒息。如果喂养不能保证营养供给者，给以静脉补液，一般先静脉点滴10%葡萄糖，以后根据需要加滴复方氨基酸、中性脂肪、血浆等进行静脉高营养治疗。

3．6安静

篇（2）

关键词　高速公路客运　企业集团　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对公路运输的需求,促使我国公路快速地向高等级化发展。1989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运营。90年代,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加快,每年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由“八五”初期的几十公里上升到“九五”初期的上千公里。到1997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4771km,这就为发展高速公路客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对全国17个省市的统计,当前投入高速公路客运的高、中档客车已有3700多辆,虽然其发展的历史不长,但它以运行速度快、安全性能好、舒适程度高、方便条件多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给旅客运输带来了新的变化。根据我国高速公路客运的特点,提高经营管理效益既是运输行业发展的要求,又是充分发挥高速公路效用的重要方面。因此高速公路客运对车辆配置、驾驶员素质和运行组织管理等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相对来说,80年代初、中期形成的以单车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这种要求。

1　高速公路客运的主要特点

高速公路客运有别于普通客运,它在营运路况、车辆、服务、经营形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特点。

1.1速度快、时间省,安全保障好

据有关资料介绍,高速公路的设计速度为110km,平均营运速度为90km,大大超过了一般火车和一般公路上汽车的营运速度。同时旅客乘车手续简便、候车时间短,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时间,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与铁路、民航客运竞争的条件。另外高速公路采用全封闭、全立交,驾驶员也需经过严格训练和考核,这就为保障安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2旅客层次高,对服务要求高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高速公路客运的旅客成份中城市居民占了很大比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民航、铁路、自备小车转移到高速公路的公出人员,这部分人员对客运的硬件和软件要求都较高。

1.3投放大、产出高

由于高速公路设计的时速比较高,不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从事高速公路客运的车辆应该是技术性能较好的高速车,而一般高级大客车多则上百万,少的也需几十万,要形成一定规模需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资金。大资本、大投入带来的高运价以及高速公路带来的车辆高效率、高收入、高效益也是十分明显的。

1.4要与集约化、统一调度的经营方式相适应

高速公路客运是利用现代化的公路设施、采用现代化技术生产的大客车和高效运营组织管理所从事的客运经营活动,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的社会化大生产,它所应达到的安全、正点、优质、高效必须通过采用集约化经营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调度指挥、统一车辆维修、统一安全保障等制度予以保证。

综上分析,高速公路客运绝不是车速提高了的一般公路客运,而是在技术、经济、营运组织与管理等各个方面都与一般公路客运存在本质区别的新型旅客运输产业。

2　高速公路客运发展面临的机遇

(1)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为公路客运系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根据交通部制定的规划,到20xx年,汽车专用公路将达到16000多km,其中高速公路9000km;到20xx年,汽车专用公路将达到40000km,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5000km。高等级公路将逐渐形成网络,成为我国公路网的主要通道,到那时将更加充分显示高速公路客运运量大、速度快、辐射远、成本低、事故少的优越性,在综合运输体系中无疑将更具有竞争力。

篇（3）

“理性、平和”是执法行为的定位与态度，“文明、规范”是执法行为的方式与方法。这种执法观的提出，契合了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要求，反映了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更深层次的认和执法观念的根本转变。

理性，就是客观公正的面对问题，冷静妥善的处置问题。司法作为一种以说理方式解决问题的特殊的社会活动，特别需要理性来保证，司法者也必然应该具备理性精神。从某种程度可以说。现代司法的生命在于理性。司法理性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就是司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范、法律的原意、法律的本质和法律的精神。公诉的理性精神要求公诉人在公诉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刑法的基本要求，审慎、周全地判断和实施公诉行为，这就意味着公诉人应当具备以下思维意：一是尊重规则，运用专业思维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意；二是注重缜密思维。客观、周全、慎重地作为或不作为，谨慎的对待情感因素：三是增强庭审时公诉意见的说理性，提高辩论发言的针对性，注重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阐述。

平和，就是以平静的执法心态，良善的司法举措，公正的司法结果，不断修复业已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化干戈为玉帛，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平和的执法观要求司法要谦抑，即司法活动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司法谦抑是司法的内在品格。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司法谦抑理念应当做到：一是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应考虑其他法律优先适用，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者能调整但达不到预期目的时，才不得不考虑适用刑法来干预。二是为解决法律有限性和犯罪无穷性的矛盾，当出现与刑法规定的类型相同但性质更为恶劣的行为时，一方面应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以追求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三是在具体办案中，要注重公共利益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相结合。执法活动既要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和最大多数人的期待，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个案阐释社会公正。

文明，是检察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是执法为民理念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也是对严格执法的进一步要求。文明相对于野蛮，我们说一项制度文明程度高，即表明该项制度依靠野蛮暴力手段维系的程度低。司法走向文明，即表明司法的权威不能再简单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制或能暂时压制矛盾，却使矛盾不断积累，因而必须转向更多地依靠社会公众的尊重与认可，从根本上消解矛盾。检察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执法是否文明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社会不断向文明迈进，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水平也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相适应。在执法办案中，要深层次把握现代法治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着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

规范，是检察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指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不得恣意而为。规范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前提。作为法律监督者，自己首先要规范执法，依法办案，只有这样，监督行为才能得到被监督者的信服和遵从。执法规范包括执法实体和执法程序两个层面的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当程序是司法运行的既定轨道，是规范司法的有效途径。由此决定了检察工作必须循程序而动，依规矩而行。对于公诉工作而言，“规范”就是要在完善公诉工作管理上下功夫，细化办案规程，完善业务流程，规范办案环节，力求使每个执法环节都有章可循。

二、落实“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应具备的理念

一是多元平衡的理念。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执法观问题。当执法活动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时，检察机关的执法就有一个价值取舍和定位的问题。检察执法的价值取向受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会因国家、种类、时期的不同，其价值定位也会随之不同。由于刑事执法往往关涉个人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与限制。因此，刑事执法是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最为突出的领域，并集中表现为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执法活动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是对社会中守法公民之权利的尊重，而且包括对那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的权利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坏人”权利的尊重比对“好人”权利的尊重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检察机关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要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司法理念。当然，保护人权不等于就可以弱化打击犯罪。从刑事司法的目标来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不是其要追求的惟一价值目标，刑事司法的目标，是要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免除犯罪对其人身或财产的侵害，或由此带来的恐惧。因此，严重犯罪应该受到有效的侦查和，这是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当我们在纠正过去那种“只讲打击”的执法观念时，不能就此忘记了刑事执法的根本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检察机关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都应当兼顾不同的价值取向，平衡不同的利益，努力实现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平衡。

二是客观中立的理念。客观是司法安身立命之本，要旨是“全面”基础上的裁断。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日趋认同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联合国《检察官作用准则》亦对此予以明确肯定。“中立”是实现客观的保障。要旨是“居中”裁断。中立是对检察官最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检察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存有歧视或偏袒，只能忠于事实和法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检察官与法官一样，均为客观中立准则的共同守护者。首先，检察官必须秉持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保障人权。具体到实际办案中，不仅要做到“不纵”，而且要做到“不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既不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其次，正是因为检察官承担了客观义务，所以“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才不仅仅是对法官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来难以实现。但也正因其难以实现，所以才成为法律人的执著追求。再次，既然检察官亦肩负有客观义务，其与法官也就互为监督：法官通过审判权的行使。对检察官之指控进行审查：检察官则可以通过抗诉权的行使，对法官之判断予以纠正。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正含有此意。因此，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公正无私且不怀偏见，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或观点给予同等的关注，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做国家法律的捍卫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护人。

三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法律效果是基础，是局部的评价。具有特殊性：社会效果是目的和归宿。是全局的评价。具有一般属性，两者统一于依法办案、正确履行职责的全过程。在执法办案中，首先要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支撑，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而不顾法律效果，往往导致执法违法，损害法治的权威。要忠实于法律，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做到认定事实、审查证据、适用法律准确，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还要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办理任何案件都要以社会视角来审视和判断，更加注重化解矛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努力争取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撤案、不等裁量权，要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合理运用好这些裁量权，以使执法活动取得最优效果。

四是平等保护的理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旨在通过检察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行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是公平正义的有效载体和支撑。因此，树立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平等保护理念，公平的适用法律是“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的必然要求。按照当前检察工作的特点，要在日常的检察执法中做到平等地适用法律，主要是要做到反对特权和禁止歧视两个方面。反对特权就是要求我们的检察干警在执法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分地域、公私、贫富、民族出身，一律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禁止歧视与反对特权相对。不允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有歧视待遇，应当对他们予以平等的关怀帮助。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的歧视现象，如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与本地人在适用强制措施上的不同，同样的犯罪、同样的情节，本地人取保候审，外地人往往被采取逮捕措施。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不少工作，以充分利用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将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平等问题降至最低限度。

五是司法高效的理念。司法高效，即司法活动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的“收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和节省程度。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的是司法调整的实际状态和结果与司法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反映出社会对司法的认可、接受以及司法在社会的地位、权威，它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法治与否的基本表征。前者偏重于提高办案速度，加快诉讼周期，以尽早解脱当事人因参与诉讼，本人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给本人及其亲属思想上造成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恐慌，避免“迟来的正义”：后者偏重于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与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避免“粗糙的正义”，从而以最少的人、财、物投入，在最短的时间界域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应当指出，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公正是第一位的，缺失公正，再高的效率、效益也不好。我们强调效益，只能是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和效果，以体现检察执法的“又好又快”。

六是刑罚轻缓的理念。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和刑罚威慑的有限性，决定了单纯的重刑主义并不能够解决社会治安和国家稳定的根本问题，刑罚虽必不可少，但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刑罚轻缓的核心是反对重刑，主张刑罚应当和缓，以便减少刑罚的施用可能造成的损害。在国际上，随着非犯罪化的发展，同时出现了非刑罚化的国际潮流。倡导以刑罚之外的比较轻缓的制裁手段来代替原来的刑罚，或者减轻、缓和刑罚，以处罚犯罪。刑罚的轻缓化是坚持刑罚功能有限性科学理念的必然选择，是对重刑主义破坏社会和谐的必要矫正，是刑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国家在运用刑罚调整社会关系时，应适当控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力度，并力求以较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同时，刑罚轻缓化是达到刑罚经济的必要条件。刑罚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对犯罪实施者的惩罚，即剥夺罪犯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权益来达到的。从本质上讲，刑罚毕竟是一种“恶”，刑罚的投入量过剩，必然会导致刑罚对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其他权益的过度限制与剥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是违背正义理念的。此外，对犯罪人处以轻缓的刑罚，有利于培养公民内心对于法律的信仰。“刑罚通过排除违反规范的行为，确证规范的有效性，使人学会对法律的忠诚。这里的忠诚，可以理解为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服从法律不再是外在强制的产物，而是内心信仰的结果，刑法也不再是强迫的工具。”当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时，自然就会以积极的态度遵守法律；反之，就会在内心形成与法律的对立，想方设法的规避法律成为其主观追求。基于此，对犯罪人处以轻缓的刑罚是对社会公众权利的维护，是培养公众法律信仰的需要，而这种实现社会和谐所必需的人道主义乃是刑罚轻缓化最根本的哲学基础。

三、公诉工作落实“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的新途径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语境下，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具体要求下，只有认真实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才能够澄清模糊认，明确工作要求，对公诉工作实现创新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推动作用。

(一)审查时更多的考量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指导国家机构运作的原则，指的是国家权力运行必须有利于公众的整体意志和最大多数人的普遍期待。当前，以社会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三项重点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可以说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已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和确立。虽然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未将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并进行深入研究，但它无疑是指导我国检察机关诉讼工作的政策思想。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立符合检察制度和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共利益是一种动态的、具体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

调整、扩充，而法律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因此，公诉权的正确行使需要通过制定刑事政策加以指导，同时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时应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公诉权的行使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不至于刻板、僵化。而且在注重个人权利保护的同时，又能最终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立为公诉裁量权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在具体的适用中，即在扩大公诉自由裁量方面要扩大相对不诉权的运用，完善相对不诉制度的法律规定，探索并建立附条件不和辩诉交易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或完善，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在现阶段，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二)充分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经验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名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原有的和谐与秩序，其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㈨在恢复性司法中，“恢复”一词的含义不能机械的理解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某些损害是根本无法恢复原状的。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社区人际关系升华到一种更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牢固的境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对传统的公诉方式和内容进行适当的改革创新，才能够适应这种要求。公诉部门在执法办案中，要借鉴恢复性司法理论，尝试赔偿或其他补偿方式的运用，并通过和解与调解等一切可能的途径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及时钝化和减少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建立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就成为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当前，要更加注意应用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立健全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或轻重分流，根据专业特长、办案能力、办案经验等特点，将办案人员分为办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行较轻的刑事案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小组和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小组，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要主动与公安、法院磋商。共同制定、会签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具体办法，明确程序以及侦、捕、诉、审各环节的办理期限，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操作依据，

(四)继续深化未成年人办案方式改革

篇（4）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逮捕 社会危险性

社会危险性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在刑事诉讼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社会危险性具化为五种表现形式，不仅有利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把握逮捕的具体要求，合理地界定逮捕的范围，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滥捕”现象的发生。新法出台后，关于社会危险性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从社会危险性的概念入手，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试着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社会危险性的概述

关于社会危险性的概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说法，通说则认为，“社会危险性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危险性，二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行危险性，是指有证据证明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因素所涉嫌的犯罪事实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基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因素所妨碍刑事诉讼或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第79条第2款的规定主要体现的是罪行危险性。第1、3款规定的转捕条件主要体现的即为人身危险性。本文仅就第79条第1款中的五种情形，即人身危险性问题进行分析阐述。

新刑诉法将“有逮捕必要的”改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并细化为五种具体表现，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这一规定使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更具体明确，增强了可操作性，有利于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统一执法标准，强化审查逮捕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不能仅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来进行综合的判断。同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更加准确地适用逮捕措施：

首先，新刑诉法以列举的方式穷尽了社会危险性的情形。第79条前两项情形属于诉讼之外的危险，后三项属于与诉讼有关的危险。前两种危险都与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诉讼本身无关，应重视其社会危险性。理解这两种危险需要注意三点：第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对未来行为预测。所以现有的其他犯罪事实，即便侦查机关“怀疑”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也不能成为此次适用逮捕的理由；第二，严格限定“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危险的适用，这种危险不一定是新发犯罪，但要具有相当的违法可能性和一定的危害程度；第三，危害必须具有现实性，即以上两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要有一定证据来支撑。后三项则分别针对证据的危险、利害关系人的危险、犯罪嫌疑人自身的危险。这三种危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能否顺利进行。

同时，新刑诉法第7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三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特殊情形，应当逮捕。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身份不明的。其中，犯罪嫌疑人涉嫌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重刑本身就表明了其社会危险性；对于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符合强制措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制度设计初衷。对于符合以上三种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不要求具备新刑诉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情形，即可径行逮捕。

其次，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社会危险性设置兜底条款。有学者认为应当理解为不符合法定五种情形的均不应当逮捕，“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对社会危险性的扩大解释，避免滥用逮捕措施。”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在第144条中，列举了认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而可以不逮捕的情形，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程度、悔罪表现、赔偿情况、年龄等多个方面内容。还有其他一些标准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这些规定既与新刑诉法规定不相抵牾，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规定相近似，有助于检察机关把握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二、新刑诉法中社会危险性存在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逮捕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危险性做出了具体的划分，较之前的规定有着巨大的进步。然而第79条所规定的社会危险性制度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析。

一方面，分类标准仍宽泛，表明程度不明确。修改后的刑诉法对逮捕的条件进一步细化，特别是明确规定了“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但其所规定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企图逃跑”等情形中“可能”、“企图”等词语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社会危险性范围仍然过大，无形中埋下了逮捕扩大适用的可能。是否具备上述可能性，往往只能凭检察人员的主观判断，难以确定客观标准，容易导致检察人员之间、公检机关之间、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和证据材料等的证明程度理解存在不一致，造成操作的随意性。同时，第79条对社会危险性的含义、范围、状态及证明未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往的司法解释也未予进一步说明，学界的研究基本限于就事论事的注释。

另一方面，证据证明标准不完善，说理机制不健全。目前存在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仅注重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忽视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符合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审查机关与侦查机关的沟通不协调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对其证据证明标准还未完善，说理机制未明确，这不利于本条文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适用。

三、新刑诉中社会危险性的适用及完善建议

（一）准确把握社会危险性概念，树立逮捕必要性审查意识

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抛弃以往“以捕代罚”、“够罪即捕”的执法理念，准确理解和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对犯罪嫌疑人不采取逮捕措施能否防止“社会危险性”，审慎地运用“无逮捕必要”，真正做到宽不能放过犯罪，严不能错捕无辜。

公安机关是否提请逮捕和检察机关是否批准逮捕应当考虑综合因素。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至于妨害诉讼活动进行的，公安机关应注意不应提请逮捕，可直接移送审查起诉。对已经提请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应作出逮捕决定。在对社会危险性进行判断和把握时，要根据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作出决定，不能仅根据主观臆断对社会危险性作出任意解释或者扩大解释而造成不必要的羁押，努力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

公检机关应加强必要联系，关注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变化，启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细化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

为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关于社会危险性的规定，应细化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标准，将刑诉法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逐项细化为多个小项，如规定“长期以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前科或是在两年内因吸毒、赌博受过行政处罚”等情形可以认定为有实施新的犯罪的可能性。可以对社会危险性的各种情形进行量化，制成表格，使检察人员对照相应情形，经过一系列加减运算，得出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社会危险性。

同时，应作出相应司法解释，对“可能”、“现实危险性”、“企图”等抽象词语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以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等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适用，实现逮捕措施的实际价值。

（三）统一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认识，综合考量社会危险性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分歧，应进一步减少这种分歧。侦查监督部门应加强组织学习培训，统一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认识。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的指导，及时明确解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公检机关之间应加强沟通协调，对于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和证据材料收集达成共识。

在司法实践中这五项条文不能生搬硬套，在审查逮捕时仍然需要通过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犯罪情节及其基本情况，客观公正地估量是否具有五项规定中社会危险可能性。综合考量社会危险性因素。注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必须重点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及其认罪、悔罪的态度、是否得到被害人谅解等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对被害人社会危险性的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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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将正式实施。新刑诉法扩大了和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有效解决了此前律师所遇见的“三难”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司法改革成果，凸显了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进步。同时，律师上述权利的扩大，已经触及到控辩格局的重大变革，势必会对人民检察院公诉权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影响。这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从形式上的控辩式模式走上了双方力量地位趋于平等的实质意义上的控辩式模式的轨道。但近年来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实践也表明，控辩双方也可以以利益妥协为基础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与对抗性司法迥异的合作性司法，并且逐渐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司法潮流。

一、新刑诉法对控辩双方权利格局的新突破

（一）控辩双方在法律地位上趋于平等

控辩平等又称控辩平衡，不仅要求辩护方享有同强大的国家控诉机关同等武装、同等保护的权利，而且还要求通过辩护方积极行使辩护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控辩平衡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辩护律师的权利构造无疑又是控辩之间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而现行刑诉法规定，在侦查机关，嫌疑人聘请律师只能提供法律帮助，实际上是辩护权在侦查阶段的缺失。

律师的诉讼地位不简单地是一个称谓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讲究“名正言顺”文化传统的国家，它涉及到刑事辩护的实质定义及律师辩护的法律定位问题。新刑诉法第33条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填补了侦查阶段辩护权的真空，为了保证这一条款落到实处，法条还规定了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此外还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可以看出，新刑诉法规定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律师专业辩护的作用，更全面、更及时地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控辩双方在权利设置上趋于对抗

对抗性司法按照“平等武装”的理念，通过设置大量的程序性权利机制来限制国家权力，给予被追诉人特别保护，在此基础上控辩双方开展以攻击和防御为形式的对抗。新刑诉法在权利设置上赋予了辩方广泛的诉讼权利、充分的防御机会和较强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地对抗控方的指控。

1.增加了辩护人申请回避的权利。新刑诉法第31条明确了律师申请回避、申请复议的权利。律师具有专业知识，赋予其申请回避和复议的权利有利于切实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从而司法实践中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的现状将有所改观。律师也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刑事诉讼，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2.明确规定辩护人表达意见的渠道。辩护人意见被听取是其意见被接受和采纳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保障辩护权实现的应有之义。新刑诉法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都有义务听取律师的意见，不仅环节增多，而且还对如何听取、何时听取等细节做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对于保障辩护人更好的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将具有重要意义。

3.完善了辩护人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是司法实践中摆在律师面前的“三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律师辩护权的行驶。新刑诉法部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使得以上三难问题基本解决。在会见方面，新刑诉法明确了律师享有及时会见的权利，有效防止了会见的拖延，规定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会见的权利。这一规定在法律层面上有效地解决了律师会见受其他机关的影响和牵制的难题，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更为高效、便捷；在阅卷方面，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显然，阅卷的范围比过去扩大多了，这对于辩护律师充分展开辩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调查取证方面，新刑诉法扩大了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可以有效防止有利证据不被移送。

二、加强交流与沟通，建立平衡对抗的控辩新格局

（一）控辩双方在法律保护上趋于平衡

1.规定了侦查回避和特别告知程序。新刑诉法第42条对辩护人伪证罪的处理规定了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一规定旨在以程序设计保护律师不被同一案件的侦查机关随意追究，促进案件的公正办理。同时还规定了应通知律所或者律协，有助于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2.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途径。新刑诉法对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和保障措施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作为保障条款，在47条、115条又赋予辩护人提出申诉、控告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进而全方位保障了辩护律师有效行使刑事诉讼权利。

（二）控辩双方在程序保障上趋于对等

1.明确公诉案件中检察院的举证责任。新刑诉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担，即检察院是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主体，如果其不能举证或者举证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就承担败诉的风险。这一规定缩小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差距，使得控方承担更多的诉讼义务，辩方增加了更多的诉讼权利。

2.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新刑诉法第50条规定了侦、检、审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这一规定体现了无罪规定的原则，即被告人受无罪推定的保护，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3.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和排除程序，构建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当事人、辩护人具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申请权，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对于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旨在使得侦控机关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用来指控被告人，这是通过对控方证据调查手段的限制和约束，来平衡控辩双方在调查取证能力上的差距。

（三）控辩双方在公正和效益追求上趋于协作

控辩对抗固然是刑事诉讼的应有规律，但是，激烈的对抗，会增加诉讼成本、直接加剧控辩之间的紧张关系。控辩合作模式的运用，就是解决如此诸多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它不仅可以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体现司法和谐的现代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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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检察机关 机制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此次刑诉法修改涉及到侦查阶段、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等多个方面。这些变革给检察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检察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充分认识到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更好的开展检察工作。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一是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作为正式的一种侦查措施。这为检察机关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侦查方式，有利于提供更多证据机会，有利于我们摆脱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的依赖。有了技术侦查，我们可以在今后获得大量的音像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这为我综合利用多种证据打击职务犯罪，预防腐败创造了机会。

二是修改后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讯问程序。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侦查人员要将其立即送往看守所，减少侦查人员单独控制嫌疑人的时间。这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既保护了犯罪嫌疑人，又保护了检察人员。同时，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在将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所有的讯问一律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这些规定都有利于证明检察人员讯问的合法性。

三是修改后刑诉法进一步扩大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力。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嫌疑人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许侦查人员在场，会谈过程不被监听。此外，律师可以在侦查过程中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侦查人员需要将书面辩护意见载入案卷，随案移送。作为制度上的突破，这对辩护权是一种保障，但同时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是一种挑战。

四是修改后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进一步落实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是把侦查阶段的合法性纳入法庭审查之中。侦查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是一个证明人，有责任出庭反驳个别被告人辩护人的不实控告。这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带来了新的任务——出庭应诉。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批捕阶段和公诉阶段的影响

一是修改后刑诉法对批捕最大的变化是批捕条件中的“逮捕必要性”。此次刑诉法修改将逮捕必要性细化为五项标准。未来批捕阶段可能会走向准司法阶段，摆在检察官面前的将是侦查人员主张和辩护人主张捕与不捕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类证据。

二是在公诉阶段，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要在6个月到1年的考验期内进行考察。然后还要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帮教和治疗的情况来确定是否起诉。但由于刑诉法只是概括规定，所以亟需探索建立一套检察机关未见部门关于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工作机制，来有效的达到立法目的。

三是在公诉阶段，修改后刑诉法对简易程序进行了改革。修改后刑诉法要求所有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一律出庭，这将使检察工作面临更大压力。简易程序对公诉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一个公诉人既要承担定罪公诉也要承担量刑公诉。随着量刑越来越受到重视，辩护人很可能提出侦查机关没有收集的量刑情节，因此，检察官需要审慎考量应对之策。

二、当前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级检察机关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检察机关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在如此的背景下，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有检察工作和任务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职责。这些新增的职责需要相应检察工作机制予以保障。但是，当前检察机关的工作机制与修改后刑诉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

1.思想观念有待转变。修改后刑诉法更加注重实物证据，言辞证据地位下降，这就亟需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大证据收集力度，转变依赖口供的思想观念。例如：检察机关亟需引入独立的技术侦查设备，配备技术侦查人才，加大技术侦查力度，为搜集实物证据奠定坚实基础。

2.技术人才匮乏。特别是基层检察院，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技术人才流失严重，已经成为制约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突出问题。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检察保密安全工作存在隐患，有的干警安全意识淡薄，内外共用服务器和优盘，内外网没有完全物理隔离，有可能导致泄密。

（二）应对专业性证据方面存在的不足

1.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案件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公诉人能够与时俱进，既要吃透法律知识，还要熟知专业性证据。但是，目前的公诉人在应对专业性证据准备不足。

2.随着刑诉法修改后电子证据的确立，检察自侦中技侦的合法化要求我们检察干警要有相应专业知识。但是，当前检察机关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显而易见。

（三）应对辩护律师方面存在不足

1.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修改后刑诉法使得律师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的动态，大大增强了辩护力量；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条件下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些规定都大大的提升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难度。

2.在审查起诉方面，新刑诉法规定律师的阅卷权扩大至与案件有关案卷材料。辩方律师权利的相对扩大，意味着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公诉义务的扩大，这必将给公诉工作带来较大的挑战。

三、完善检察工作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

1.吸收技术专业人才，强化技术培训。各级检察院要根据实际需要，引进计算机和网络专业人才，能够对信息化装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并定期对全院干警培训信息化条件下的检察工作应该如何增强保密意识，防止由于个人疏忽导致泄密。

2.完善工作机制，促进信息化工作规范管理。一是要对网络管理员职责和计算机管理系统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二是要对信息化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维护和保密管理，确保安全。三是建立激励机制，细化目标进行考核，通过激励机制拉动检察信息化建设。

（二）加大证据搜集力度

1.充分有效利用技术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配合等制度机制建设，也可以自己建设技术侦查必需的人才和装备。

2.扎实做好初查工作。要通过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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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WWW.133229.cOm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 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

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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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扩大了律师在取证、会见、阅卷等方面权利以及增设了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等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辩平等交流与对抗理念的确立与完善。新刑诉法实施前，简易程序是控辩交流与对抗的薄弱环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如何使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不流于形式，切实保障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是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展模式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 从新刑诉法第208条、209条就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来看，理论上讲，目前实践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大部分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基于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后果的认知水平以及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有效率考量，新刑诉法实施后，应当对可能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适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因控辩关系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核心，所以上述两类案件简易程序模式是否相同主要取决于控辩交流和对抗的内容与形式。

二、控辩交流模式的选择

（一）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的把握

现行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交流仅限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和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是否有异议的确认，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鉴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晰，辩护律师庭审前除了会见和阅卷外，并无与控方交流其他内容的意愿性。新刑诉法实施后，现行轻微刑事案件的控辩交流范围和力度都要有所加大。首先，控方依法不仅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原因在于，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控方对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必须向犯罪嫌疑人确认。而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不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性和前提性要求。实践中，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无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当然，有些检察机关为了确保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在检察机关提讯中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这并非其义务。其次，新刑诉法实施后，控方告知的内容有所拓宽，控方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原因在于，既然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有异议，就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否则就不能确定该确认结果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将决定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设置是否能够得到司法实践的保障。

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鉴于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为了获取相对从轻或减轻的量刑，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辩护律师会对犯罪事实的细节、犯罪情节及法律适用比较重视，因而会在庭审前积极提交有关证据线索、辩护意见等。新刑诉法实施后，该类案件即便归类为简易程序案件，其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亦应当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原因在于：一是该类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相对长，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谨慎度有所提高；二是该类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其在法院的审结期限也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想利用简易程序审判以尽量减少刑期内在看守所羁押时间的期待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三是该类案件证据数量、类型或者事实情节可能较多，简易程序所省略的庭审流程，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疑点的交锋机会，如果在庭审前不对其适用简易程序与否进行详尽的权利、义务告知，可能影响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庭审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中途否定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司法成本。

因此，为了提高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减少庭审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控方必须根据适用简易程序的模式选择不同，制定不同的控辩交流内容。对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其告知范围和内容除了上述轻微刑事案件的告知内容外，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以及两种程序对其庭审权利的影响进行告知。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辩护人，控方甚至应当将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同时，对“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方应当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环节将案件定性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部分定罪证据是否有质证的意愿，以决定控方是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控辩交流形式的设置

控辩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将直接决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辩交流的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控辩交流形式上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点在于庭前会议程序。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但并未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效力、参加主体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刑诉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予以详细规定。

目前，基于轻微刑事案件证据相对少而简单以及庭前会议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性考量，理论界的倾向性观点是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现存在一定争议。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庭前会议是为了法庭审理能够集中精力对争议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的争议证据少，即使不举行庭前会议庭审效率也不会受影响，适用庭前会议是“画蛇添足”，提高了司法成本，有违立法本意；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庭前会议是审判人员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鉴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且是合议庭审判制，为了法庭审理准确、有效、快速进行，审判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从简易程序兼顾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角度考虑，“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要根据个案情况由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综合评定商议后决定。由此，在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两种简易程序实践模式的控辩交流形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一步讲，即使“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不是必须适用庭前会议或者不适用庭前会议，其控辩交流形式依然要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从上述已论证的“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要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超出轻微刑事案件告知范围的庭审流程告知、证据内容告知以及定性意见交流，必须以特定平等交流形式进行。此形式既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有无辩护人来确定，又要根据交流内容的不同而调整。如果“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无辩护人，控方对证据形式、内容和定性意见的交流可能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进行，而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基于辩护人对刑事法律知识谙熟的事实，控方可以省略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的告知，可能只需以约谈辩护人签署制式文件的方式确认，以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

三、控辩对抗模式的构造

新刑诉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使得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对抗相较于以前更加合理、完备，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相对简化。

（一）轻微刑事案件控辩对抗形式的完善

新刑诉法实施前，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普遍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的庭审并不具备控辩对抗的构造。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法庭并不进行调查和辩论，而是尊重控辩双方已有的合意，直接作出有罪判断；对被告人的量刑，法庭无法听取公诉方完整的指控意见，通常也难以获得辩护人意见，而被告人鉴于法律知识所限也无法提出有意义的辩护意见，法庭只有单独依据案卷材料做出量刑裁决，因此，整个庭审的控方角色是由中立方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完成，其控辩对抗构建并未形成。

新刑诉法实施后，虽然轻微刑事案件依然是简易程序审理，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而且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形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首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使得控辩对抗形式成立；其次，赋予辩方与控方的辩论权，使得控辩对抗有了程序上的保障；再次，控方角色从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身上剥离后，才可能激发审判员为查清案件有关情节引导控辩双方进行对抗，同时辩方也无因担心得罪审判员而不敢辩护的顾虑，从根本上消除了控辩对抗的心理障碍。

为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实践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其主要的庭审模式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举行形式上的法庭调查不做法庭辩论，侧重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单，缺乏统一规范性。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控方一般只强调法定量刑情节和退赃情节的举证，未全面、深入考虑是否初犯、偶犯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或者是忽略了对被告人有利情节的重视，而律师辩护率低的被告方更无法提出全面的量刑证据和辩护观点；二是量刑辩论缺乏针对性，控方在量刑辩论中一般只发表量刑时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是提出原则性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基于此辩论基点，辩方便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辩护意见，那么对于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其量刑辩论的作用和意义则大大降低。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调查和辩论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简易程序公诉方出庭价值的实现，否则其控辩对抗模式的构建仅是提高了司法成本，并无益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对此，公诉方在量刑时，要说明相对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直接给出情节和结论；应当在法定量刑情节之外，全面、细致的出示有关酌定量刑情节；量刑建议的范围也应相对具体，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案件，量刑建议范围一年过于宽泛，建议可以缩短至半年以内。审判员在庭审中也应当引导辩方积极进行量刑辩论，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对控辩双方量刑意见的采纳与否。

（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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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所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一）新刑诉法增设了独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新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一规定强化了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为保护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羁押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但是由于该法条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没有明确审查标准和操作程序，也为检察机关带来挑战。笔者理解，监所检察工作主要是从有无羁押必要性方面进行监督，这也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树立“必要羁押”的理念，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损害。其次要有“敢于纠错”的勇气，一旦发现错捕或者确无羁押必要的，立即纠正、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绝不护短扯皮。

（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监所检察部门刑罚变更执行事前监督的职责，但对后续的规定不够完善

现行刑诉法规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监督”，发现错误后纠正难度大。新刑诉法第255条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变更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新刑诉法这一规定实现了从“事后监督”到“同步监督”的转变，在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之时，就介入检察监督，增加了监督环节，实现从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静态监督向动态监督的转变，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刑诉法修改之前，部分基层院监所检察部门通过要求看守所提供呈报暂予监外执行的材料，审查提请或者呈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及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步监督。然而这种同步监督，依据是《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的规定，由于仅是部门规定，没有规定监狱、看守所的义务，约束力不强，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的实效往往取决于看守所、监狱的配合程度。新刑诉法统一了立法规定，明确了法律要求，确保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新刑诉法第256条规定：“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但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不同意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或者不同意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对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书面意见重新核查的结果，应该如何处理未做具体规定，这将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

（三）新刑事诉讼法与社区矫正办法的衔接问题

《社区矫正办法》第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所有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必须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而新《刑事诉讼法》第254条第5款规定：“在交付执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在交付执行后，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也就是说，法院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或公安机关批准就可以了，不需要法院的裁定。这也将改变监所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范围和内容。

（四）加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意识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监所检察人员应当充分认识修订的重要意义，规范监督依法监督，加强对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意识，新刑诉法的实施为我们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督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障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的依法实现。律师会见、通信权是刑事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也是律师行使辩护职能的首要权利，直接关系着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是重要环节。如果律师不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申诉权就等于被剥夺了，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这也是刑事辩护制度成熟的体现，是程序公正的体现。监所检察部门要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各诉讼环节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和会见律师，保障在押人员聘请和会见律师的权利，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并保证律师不被监听地会见在押人员；加强看守所对律师会见的管理的监督。辩护律师具有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除、减轻、从轻处罚的职业属性，辩护律师会见权易于被不正当利用，不排除个别辩护律师可能利用会见权、通讯权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串供信息、信件等逃避惩处。而在羁押过程中，不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潜在的攻击性和人身危险性，被会见的在押人员情绪易于受到外界的干扰，对其行为不予严格控制，易发生在押人员逃跑、行凶、自杀等事故。因此，监所检察部门应监督看守所应当加强对律师会见过程的管理，监督是否违反规定安排会见的情形，是否存在符合规定而刁难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的情形，发生上述情形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监督予以纠正。监所检察部门对律师会见的活动实行动态监督，防止为在押人员传递违规物品、信件、钱财、串供信息，通讯、对会见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违反看守所管理规定的行为，防止律师滥用职权，从而保证监管活动的合法性，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如何立足实际，更好的做好监所检察工作

（一）要组织学习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特别是要认真学习领会涉及监所检察工作的30个条文规定，加强与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有关业务部门以及看守所、监狱、司法所等被监督单位的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措施，保证监所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要完善相关监督制约机制

当前，检察机关要以新刑诉法为依据，主动做到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同步”，拓宽监督范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全过程和各环节的监督。建立发现机制，督促看守所、监狱主动呈报相关材料，通过列席看守所会议，与看守所、监狱微机联网实现信息共享等方式，实时掌握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实现动态、同步监督；建立审查机制，通过查阅案件材料、审查罪犯病历资料和伤残鉴定，向在押人员及看守所医务人员了解情况等措施，审查暂予监外执行的实体和程序合法性；建立处理机制，事前、事中发现问题的，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直接向看守所和监狱提出意见，“事后”发现问题的，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向批准或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同时，还要加大查处执行和监管环节职务犯罪的力度，扩大监督成效，增强监督权威；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制定与刑事诉讼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三）要配齐配强监所检察人员，加强监所检察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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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法学论文的开发性知识组织，是指选择高校文科学报上发表的法学论文为知识群，通过对知识群的科学开发，以论文中的各个小知识团块为单元切挖出精炼的小知识块，然后进行小知识块的标引，在适用工作平台(软件)上组织成各种开发性知识集成系列等知识开发组织工程。如以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法学类论文为例的开发性知识组织，是时段性专类论文的开发性知识组织工作。韶关学院学报在2007年共刊发法学方面论文42篇，可开发成250多个小知识块，组织成许多开发性知识集成系列。积极搞好高校学报法学论文的开发性知识组织，能有效促进学报的信息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法学论文的教研参考作用。

一、知识开发组织平台的选用

法学论文的知识开发组织，首先需要选择一个适用的软件系统以作构建平台。目前，国内较好的资源整合系统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跨库集成检索系统(CSDL)、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研制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清华同方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USP和TRS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门户(TRS IIP)、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宇异构资源统一检索平台等，可供选择。特别是经过改造的“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所用软件，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作平台。

在软件系统的选择上，应重视两个方面。首先，所选软件系统建库的简易性，如快速扫描、自动识别、多格式自行转换等功能要突出，使得资源库的建设能较轻松、快捷、有效地进行。其次，组建起来的专类论文开发性小知识块资源库应有很好的层次感，能直观地表现出知识资源的有序组织层次。再次，所选软件系统构建起来的资源库应有利用的便利性，具有较好的检索功能，方便读者简单、快速、有效地进行知识的查找与获取。这点是更要重视的特性。

二、高校学报法学论文的开发方法

文献知识资源开发已经提了很久，做了很多，但成效就是不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开发出来的知识产品质量不够高，无法使读者与用户完全满意。要从法学论文中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产品)，开发人员熟练开发技巧并了解法学知识很有必要，这是技巧之外的大技巧。高校文科学报中的每篇法学论文都有若干个专用小知识团块，从法学论文中作小知识块开发，应根据法学论文的专用知识团块分布状况进行切分，然后提炼成精致的小知识块。例如作者黄瑞栋的《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一文(7202字符数)，可以开发成16个小知识块：(1)刑事和解的定义(小知识块的标题，下同)――“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从中斡旋，加害方和被害方直接商谈，就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及其民事补偿达成协议，以解决刑事纠纷的活动”；(2)刑事和解的起源――“刑事和解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端于北美，随后，德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都在法律中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对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法学论文的小知识块开发分三步：第一步，对知识小团块进行切分。辨别知识小团块先要识“块”，识别文中知识小团块的分界线才好分块。一般对有4级或3级小标题的按小标题分块；只有2级小标题的或无小标题(只有“一”“二”等)的，需认真阅读分析论文后根据知识组合团块分块。法学论文的小知识团分块，可运用相关的分块诀窍：论述性的论文多数按段、节划分；说明性的论文多数按列或项划分；方法性的论文多数按套或种划分；评论性的论文注意按论点划分；技术方面的论文注意按用途划分等。认清各知识小团块之间的分界线后，即可按分界线切分知识小团块。第二步，对切分出来的知识团块进行“瘦身”提炼。从文中切分出来的知识分块，大多数都要进行“瘦身”处理。特别是有些以文中的某段文或某两段文作知识块的，经过再提炼后才能成为精炼的小知识块(精品)。知识分块的再提炼，就是要运用编撰文摘的技巧，把其中主要的内容摘录出来，丢弃那些次要或不用的部分。进行法学论文开发知识块的“瘦身”提炼，需要坚持最小化原则与性质不变原则，即应把法学论文提炼成各种最小的专用知识块(单元)，并使最小化的知识块能保持其原有的含义、性质。第三步，小知识块的组合(知识重组)。经提炼出来的知识内容，有些只作累加起来即可成为适用的小知识块(成品)；好的一部分得由摘编员通过使用关联词连接成有序、通顺的知识小块。上例中的(1)(2)都是无小标题的小知识块开发，(3)至(16)都是经提炼与组合后产生的小知识块(片断)。原文中(16)部分共有533个字符数，经提炼与组合成256个字符数的小知识块(见上例)。进行法学论文的知识开发，要求开发人员既要掌握相关的开发技巧，也要掌握一定的法学知识。掌握开发技巧，能提高开发速度；而掌握法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文中小知识团块的划分，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

三、高校学报法学论文开发性知识的组织

开发性专题知识小块数据库不宜采用分类号作知识小块的分类组织，以多级主题词系列作按主题词分类组织是个好方法。此法很适合开发人员有效开展知识小块组织工作，由此法组织起来的小块知识资源库也非常便于读者的检索利用(符合读者的检索习惯)。

进行法学论文开发性知识块的组织，主要是对小知识块的标引，即根据各小知识块的内外特征，特别是其教学特征，经分析、归纳后赋予其特定标识的过程。人为的小知识块标引，有人为地手工直接多项标引与人为地设计专用软件作机读自动化专项标引等形式。小知识块的主要标引项目包括题名标引、主题词标引、关键词标引、功用词标引、作者标引、时序标引、出处标引等。其中较难的是题名标引与功能词标引。小知识块的题名标引，可选择原文中某级小标题为题名，也可通过修改原文中某级小标题后得到修改题名，更多的是根据小知识块的中心内容给出一个新题名。功用词标引，即把小知识块所含的各种功用以简洁的词语标引出来。小知识块的功用词标引，主要由标引人员完成，但也应给权限允许用户在使用中作功用词标引。另外，要重视主题词的标引，小知识块的主题词应与专题数据库的页面设计词相对应。例1，对作者黄瑞栋所撰《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一一以检察业务为视角》一文中开发小知识块“(10)我国刑事和解不捕的人文基础”――“中国古代的法制理念一直是遵循‘德主刑辅’的刑罚观，德治、礼治成为法治的基础和辅助，并共同构成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重视道德等非法律因素在解决刑事纠纷中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使司法能重新获得

道德的支撑。再从社会层面来看，刑事案件的‘私了’长期存在于民间，这种亚文化状态更容易为以农民为主的社会群体所接受”。主要标引包括：题名(由原小标题“刑事和解不捕具有广泛的人文基础”修改成“我国刑事和解不捕的人文基础”)；主题词(第一主题词“法学研究与教学”、第二主题词“刑诉法研究与教学”、第三主题词“刑事和解不捕制度”，分别与本数据库的1、2、3页面设计词相对应)；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不捕制度、人文基础)；功用词(刑事和解不捕制度构建、刑诉法研究、刑诉法教学)；作者(黄瑞栋)；时序(2007－11－25)等。除此之外，小知识块还可以作出处、分类、文摘、引文、基金、ISSN、ISBN、登录号等方面的标引。进行法学方面小知识块的标引，需要坚持标引的充分性(要标引出尽可能多的检索点与链接点，每个检索点或链接点都有充分的代表性)、简要性(要用最简短精要的言辞去标引)、实用性(要保证每一条标引都有很好的功用，都是实用的)等原则。只要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确定必要的标引项目，制定必须坚持的原则，采用好的标引方式，也必定能够把小块知识单元的标引工作做好。当然，对法学方面小知识块作有效标引的需要，也强调标引人员必须要了解法学知识。特别是进行小知识块的题名、关键词标引，有法学知识的标引人员才能做得更好。根据所选工作平台的工作步骤，按部就班地把标引好的小知识块输入数据库中，即完成了一个小知识块的建库流程，法学教研参考小知识块数据库由此建成。

四、高校学报法学论文开发性知识资源的利用

第一，利用学报开发性知识资源促进法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法学论文开发性小知识块资源库的建成，更有利于促进高校的法学灌输教学模式改革成指导(引导)教学模式：首先，教师在课堂上不作法学专业课程知识的解释(不直接教授给学生以基本的专业课程知识)，不论证有关的专业课程教学课题和问题，只是提出很专业的小课题，然后传授给学生如何利用专业知识去论证专业课程教学课题和问题的方法；其次，学生根据教师指导的方法，并从课本上和法学论文开发性小知识块资源库及其他知识资源库中获取有关的参考资料，然后对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出现(含提出)的课题和问题进行论证、解释，从论证、解释过程中掌握一部分法学专业知识；再次，学生通过对许多法学专业小课题系列的亲自解释、论证后获得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了相关的能力。对于一个具体的教学课题或问题来说，如果教师能授以分析、论证方法，专用小知识块资源库等又能提供一定的法学专用(无杂质)参考资料，学生就会乐意而轻松地开展相应的分析与论证，法学方面的指导(引导)教学模式就能得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