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法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篇（2）

人们大都承认：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对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调整。由于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因而也有人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实质上是行为。[1](p124)这些认识使“行为理论”在法学研究中地位日显。但在经济法理论中，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则始终非常薄弱，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因此，即使从实践的需要来看，也非常有必要对经济法学中的行为理论加强研究。

但是，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现状却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尚未完全建立，学者对某些基本的理论尚无暇顾及，以至于经济法学上有关“行为理论”的园地尚很荒芜，从而影响了经济法学的成熟、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如何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研究相关的行为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线索。

考虑到经济法学上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曾以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得以形成（这并非刻意的设计）。如在体系上把经济法规范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主体上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上的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以及市场规制法上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等等。（注：这种“二分法”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对此我在《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曾经有所揭示。由于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涉及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政府与市尝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这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假设。经济法究竟是应存在于该“二元”框架中，还是应当对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经济法的主体进行再概括，即把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合称为“调制主体”，把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合称为“调制受体”。

与上述经济法主体的分类相对应，本文把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成两大类，即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或简称为调制行为和市场行为。其中，前者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而后者则是调制受体（即实际上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以及调制行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拟在后面的几个部分着重探讨有关调制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

要有效地探讨调制行为问题，还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从研究方法来看，如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等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假设一样，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方法、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方法、演进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方法等诸多“二分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方法论上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他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可能严格地处于某一方面而与另一方面相对立，事实上，许多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并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道路”。（注：卢瑟福提及的著名学者阿加西(Agassi)关于吸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的论述，可参见J.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6(June),1975,P154.）[2](P6、46)从现实的研究需要来看，综合各种方法的可取之处确实是必要的。因此，结合经济法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时，同样要注意各种方法论的可取之处。例如，不仅要注意整体主义的方法，也要考虑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国家调制对个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变迁，特别是对于国家调制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

此外，不仅综合各种重要方法论的优长是必要的，而且结合论题，确定较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很必要。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各类调制主体所采行的调制行为，且这方面的抽象、概括还很不够，因而本文需要更加注意规范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新兴的、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较深的经济法学的现实理论发展，也许更加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及对研究方法的考虑，本文选择有关调制行为的如下几个问题着重进行探讨：为什么要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它与经济法的职能有何联系？如何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认识调制行为的地位？调制行为有那些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判断其合法性？

二、“调制行为”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经济法职能的联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注意运用一系列法律化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来影响经济运行，规范市场秩序。例如，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问题，国家非常重视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利率调整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其中，七次大幅度调低利率（注：开征利息税，具有变相降息的效应，这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如果算上利息税的恢复开征，则在近几年内，我国已八次降息。与此同时，我国还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期影响货币供应量。）、多次大幅度调低关税税率年4月，我国曾降低了4900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从而使我国的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再次降低了4874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使我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又降至17%；而1999年和2000年，为了加入WTO，我国又主动调整了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调高出口退税率（注：出口退税率本来应当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但由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骗税等特殊情况，因而国家曾在1995年两次决定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这是重要的调制行为。但其后果却是对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刺激出口，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率，也同时保护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我国近两年多次调高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征利息税、增发国债（注：近几年，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大幅度提高，国家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2000年中央赤字为2299亿，国债发行总规模为4380亿，这样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调控的行为是否合适，规模是否过大，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等宏观调控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国家所实施的各类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其他市场规制行为（注：如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地位的调整，对民航业“机票打折”问题的态度，对某些家电行业的降价浪潮的规制，对于某些商品出口的竟相压价的规制，等等，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究竟在法律上应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如何，是否侵犯国民的权利，是否构成对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整个法学界却未能给予充分注意。由于上述问题与经济法的调整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法学者应担负起研究的重任，更何况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展开深入研究，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理论研究的需要来看，有关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难垦之地”，同时，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经济法上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的“自足性”问题，以及整体上的“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很难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缺失密切相关。经济法学如果不能在行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则许多相关理论的研究就很难拓展。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抽象和概括，以形成类似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之类的重要概念（注：民法学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远比对“民事行为”的研究要多。“法律行为”作为德国学者的重要创造，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行政行为”这一术语作为德国行政法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ttoMayer)的贡献，也对行政法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同上述术语一样，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方面，同样也需要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并由各个方面的学者共同作出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

在经济法理论上，经济法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能径称为“经济行为”，是因为“经济”一词词义较多，且外延往往较大，容易造成歧义和混淆。因此，必须在对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复杂行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出新的范畴。如前所述，基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我把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和规制行为统称为调制行为，并认为它像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一样重要。

为了明确何谓调制行为，不妨对其作出下列大略的界定：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亦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由于调制行为是经济法主体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因而其全称应当是经济调制行为。此外，在上述界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不同层次调制行为的手段和目标。

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是因为它是经济法学者应予以关注的一类特殊行为，并且，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调制行为的一些特质及其成因也须注意。由于各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任务，因而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法域、价值取向、调整手段、权义结构、责任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其中，调制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的差别就更是巨大（这实际上也是认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区别与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说，上述三类行为的区别至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不同。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各类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主要是行使行政权的各类行政机关；而调制行为的主体则是享有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宏观调控部门和市场规制部门（未必是行政机关，更不是全部行政机关）。

2.行为的权源不同。合法的行为，必须有正当的权源，即必须有相应的权利／权力依据。民事行为的合法性，与民法所确定的民事权利相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权力相关联；而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则与经济法所确定的调制权（包括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相关联。

3.行为的性质不同。由于行为的主体不同、行为的权力／权利保障不同，相应地，行为的性质也不同。民事行为具有平等性，行政行为具有隶属性，或称命令－服从性；而调制行为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不完全的平等性和不完全的命令－服从性。调制行为之所以会存在，之所以会与相关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导因于经济法的特殊宗旨和职能。事实上，调制行为的实施正是实现经济法职能的需要。从经济法理论上的“机能说”来看，经济法之所以会存在并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法有着特殊的职能。（注：德国学者彼姆(F.B附图mu)和林克(Rinck)等强调经济法在“经济统制”方面的独特机能和功用的观点，被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概括为“机能说”。尽管这些学者的经济法理论尚可商榷，但能够认识到经济法有其独特的机能，则是较为可取的。）从经济法的宗旨出发，以及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经济法最主要的职能和任务就是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使“调制行为”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使其成为经济

法需加规范的一类重要行为。因此，深入研究经济法的职能或称机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具体职能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等“二元结构”中，经济法是联系“公”与“私”的桥梁，它就像调制解调器一样，要把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号进行转换，把国家的制度供给信息传递给私人经济。同时，经济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信息带给国家（或称政府）。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自己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而在调整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号转换，则调整的实效必然欠佳。

在职能方面，经济法不仅是“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内在稳定器”。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稳定”，是因为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事实上，调制是经济法调整的手段，而其目标则是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系统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由于调制行为直接体现着经济法的“调制解调器”和“内在稳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需加研究和重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在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为它是经济法的立法中心与执法重心，从而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确调制行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说明研究调制行为的重要性。

1.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从行为结构上看，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总体上包括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两类，但前者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与调制主体及其调制权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实上，调制受体的行为，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遵从，而是针对国家调制所做出的遵从或不遵从的选择；调制受体一般要比民法主体的选择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对人的选择余地大。

其实，与调制行为相对应的市场对策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同样是在经济法理论上创设的概念，可用来揭示调制受体针对国家的调制行为所从事的对策行为。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进行市场规制，都属于调制行为。当国家财税部门调整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金融部门调整利率、汇率，计划部门调整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应的受控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求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同样，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加强或放松市场规制，则市场主体同样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这也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

可见，市场对策行为的采行，是以经济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调制受体针对调制行为所进行的博弈活动。如果没有调制行为，则针对调制行为的市场对策行为就无从发生，从而使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得以成为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一对范畴。事实上，不仅存在着针对国家调制行为的纵向对策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对策行为。其中，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对策行为，不仅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益，因而是经济法重要的规制对象。

由于经济调制行为，决定了经济法意义上的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存在，并且，个别的市场对策行为相对于政府的调制行为是很弱小的（这并不是忽视市场主体对策行为的整体力量），因而经济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必然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并使两类行为之间存在主从性、不对等性。其中，不对等性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

2.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比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法制建设领域，特别是在立法、执法，以及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上。事实上，经济法需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等问题；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力所不及的，因此国家的调制非常必要。但由于人类理性存在局限，国家的调制未必尽如人意，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因而如何做到“调制适度”，如何把调制行为纳入制度或法律的轨道，使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在立法上，一方面，为了解决经济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大量地规定有关政府调制的问题，从而形成经济法所特有的调控和规制的手段，并进而确立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调制行为的权源、效力、实施程序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使调制行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都会使有关调制行为的规定成为经济法立法上的中心，从而也成为执法上的重心。

调制行为作为立法上需要规范的“核心标的”，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上都有体现。例如，在财税法上，首先要规定从事财税调制行为的主体及其职权分配，规定行使财税调制行为的要件（如课税要素、预算收支的基本原则等）等；在金融法上要规定从事金融调制行为的主体，以及如何运用法律化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等；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要规定执法主体，以及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程序等。事实上，各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都是围绕着相关主体的调制权以及相应的调制行为而展开的。

调制主体所从事的

具体调制行为繁多，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与经济法作用领域的广泛性相关，同时也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手段的多样性有关。通常，调制主体都在从事一系列重要的调制行为，在宏观领域如预算收支调整行为、税目与税率的调整行为、税收优惠或税收重课行为、国债发行与收买的额度调整行为、转移支付行为；银行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存款准备金与再贴现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行为等；在微观领域如对非法卡特尔、滥用市场经济力等垄断行为的禁止，对在价格、质量、信息等方面影响市场秩序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划，等等。上述典型的调制行为，不仅是经济法立法的中心，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执法的的重心。惟有摆正它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总体上的“经济宪法”作用。（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宪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观念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在各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到法律在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已经越来越不能忽视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和作用了。因此，在此强调要在“总体上”发挥它们的作用。）

可见，无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还是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调制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确保其合法性，如何确保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以真正达到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协调”状态，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

四、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合法性

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构成调制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或称要素。对于个别的调制行为，在经济法学的某些分支学科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税法学上，对于课税要素等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发现有人从总体上来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从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不仅有助于调制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经济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微观上说调制行为如果不具备应有的要件，则调制行为就不能独立存在，从而不涉及合法性、效力等问题，也谈不到对于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益如何均衡保护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研究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效力等问题。

1.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调制行为作为经济法主体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类行为，其实施主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调制主体，从而使调制行为在各类主体的行为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Lloyd)曾指出，行为总是发生在关系、规则、角色和阶级的结构之内（注：在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上，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强调要认识到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各自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参见前注引卢瑟福著，第4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行为与一定的社会角色及其按照一定的规则所确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因而在研究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时，也应考虑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基于上述考虑，不难发现，一种行为的构成，从角色的维度说，涉及到行为的主体、客体（在此指一种相对被动的主体），这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此外，还必须有主体针对客体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如法律或其他规范），也可能不考虑任何规则，并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形成一种关系。基于上述认识，可以把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要素调制行为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其中，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是享有调制权的经济法主体。通常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主要是财税部门、中央银行、计划部门等；享有市场规制权的主体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如公平交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虽然有些本身也是行政机关，但由于在调制方面行使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而非传统的行政职能，因此，与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所不同。

从主体要素来看，调制行为离不开调制主体，即拥有调制权的主体；不具有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就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没有调制受体，调制行为就是无的放矢。通常，调制受体主要是不特定的从事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但未必都是纯粹的市场主体）。

(2)行动要素调制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有调制主体，还必须有主体运用其调制权的活动或称行动。并且，行使调制权的行为应当公示，以为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使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发生联系，并形成其间的博弈。

从行动要素来看，调制主体必须履行其调制职能，审时度势，调控规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为”，也可以“无为”，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要基于调控的需要。而不能怠于行使调制职权。不行使调制职权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如果对采取的调制措施秘而不宣，使调制受体无法知晓，则也不能构成调制行为。

(3)关联要素单有主体和行动要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动可以归属于具有调制权的主体，即调制主体与调制活动存在直接的关联；同时，还必须使调制活动与调制受体存在关联，从而形成两类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样，调制行为才能够真正确立，才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和价值。

关联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可能认为有了主体和行动的要素已经足够，或者把这一要素隐含在上述要素之中。其实，这一要素有时恰恰很重要。例如，税法上的征税行为是一种调制行为，该行为就需要与纳税人发生关联。当纳税人规避税法，致使“调制行为落空”时，就应依据税法上的“实质课税原则”，找到实际应承担税负的主体。为此，德国和日本等国学者曾主张，应当把“课税对象的归属”(Zurechnung)也作为一个课税要素[3](P109)，以使国家的调制更加有效和准确。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主体与客体“联系”的

重要性，因为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够确定征税的具体范围。

上述要素只是作为调制行为所应具有的一般要件，仅与之相符未必就是合法的调制行为或称调制法律行为。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调制行为的合法要件。

2.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实施调制行为是现代国家主体角色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而下面仅从法律意义上来分析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要件。

调制行为有多种分类，但首先可以分为合法调制行为和非法调制行为，这种分类暗含着研究合法调制行为的必要性。根据调制行为的特点，可以将合法调制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概括如下：

(1)主体合格即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必须享有调制权，无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调制行为，当然也不是合法调制行为。事实上，享有调制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多，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是无权从事调制行为的。

(2)权源合法调制权的来源合法，是指调制主体的调制权，或者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经由合法的授权；所行使的调制权，不是超越自己应有权限的权力，也不是被溢用的权力。权源合法是调制行为合法的重要基矗

(3)调制合法包括调制的内容、调制的程序或称形式都要合法，即调制要充分认清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尊重规律，审时度势，适度调制；同时，在调制的具体程序或应有的形式上，也都必须要注意，以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平衡私人利益。上述的“合法”，不仅包括符合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包括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宗旨。（注：经济法的宗旨是与经济法所欲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市场失灵问题）、所需协调的基本矛盾（如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接相关的。正是由于该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我曾专门对其进行探讨（拙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载于《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此后又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并越来越认识到宗旨对于确保调制合法的重要。）

以上各项合法要件，直接影响到调制行为的效力，影响到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因而非常重要。在合法要件的约束下，如果调制受体不遵从合法的调制行为，则可能要承担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如果调制行为违法，并给调制受体造成了损害，则调制主体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法上的责任。

除上述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以外，调制行为的效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调制行为可分为有约束力的调制行为和无约束力的调制行为，但一般都具有公定力和确信力，同时，许多调制行为也都有拘束力以及执行力。

调制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使社会公众对调制行为予以概括肯定并遵从的效力。作为对世的效力，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即应被概括地推定为合法，调制受体必须予以承认，这是确保调制的效率与秩序的需要。当然，如果调制行为因违法而无效或失效，则不应维持其公定力。

调制行为的确定力，实际上是对于已生效的调制行为不得任意改变的效力。其中，作出调制行为的调制主体，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调制约定（调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契约行为），否则就可能损害调制受体的“信赖利益”。作为调制受体，一旦接受了调制条件，也不能任意改变，否则国家的调制将无任何权威可言。同样，上述的确定力也是以调制行为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违法的调制行为当然不具有“不可争力”。

调制行为的拘束力，亦即已生效的调制行为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约束力和限制力。从调制受体的角度说，由于现代国家越来越注意采取间接的调制行为，因而调制受体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通常，对于国家的调制条件，如税率、利率等，调制受体无权改变，这也是上述调制行为确定力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调制行为的拘束力却受到限制。由于调制受体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行为的方式来回避国家的调制，因而若其未接受调制条件，则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

调制行为的执行力，主要是为确保调制目标实现而要求调制受体遵从调制行为的效力。其实，执行力与调制力一样，都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注：根据王绍光、胡鞍钢的研究，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执行力。参见王绍兴、胡鞍钢著：《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如果调制受体不能自动遵行国家的调制行为，则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这种执行力，同对调制受体的救济措施的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将两者相等同是不妥当的。（注：与此相类似，在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执行力应同样针对行政机关。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以及〔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等等。）

调制行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效力，是合法的调制行为应有的外部效应的体现。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就相对地独立于相关主体并对其产生约束。

五、结论

篇（3）

第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客观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保护臭氧层、稳定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惟有通过国际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得以解决。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第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对环境的影响大规模地超出国界，影响到他国或不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地区。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胀，使环境污染成了全球问题。此外，核武器的发明、宇宙空间的飞行表明人类有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大规模环境灾难的发生，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环境有不断遭到灾难性祸害的危险。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大自然将在不久的将来衰亡乃至崩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伟大”的人类将无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根本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制定规章制度，规范环境行为。为适应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的需要，国际环境法必然得以产生并发展。第三，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和特点之一就是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新领域[3]。国际环境法便是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之一。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在国际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为了改善和保护国际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是国际法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际环境法发展壮大的可行性

篇（4）

二、吉林省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吉林省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总生产方面尤其是生产一线，对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需求极为迫切，而职业教育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招生生源匮乏以及实验设备投入不足所导致的低质量的教育环境，使得职业教育发展处于尴尬境地，发展乏力，无法及时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储备人才。

（一）职业教育建设与发展乏力

目前，吉林省职业教育生源严重不足，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与国家的要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职业教育模式相对僵化，没有办出“职业”特色，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而对应用性、实践性重视不够，脱离为企业培养技术人员的办学宗旨与定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在专业设置上不能紧跟社会经济需求，重复设置比较突出。一些专业设置所面向的职业早已淘汰，使得学生毕业后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

（二）技能人才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吉林省“十二五”规划期间面临的严峻形势之一即是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和分布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短缺，而且人才在城乡、区域、产业间分布不合理。据统计，全省每年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只占全省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3%。而吉林省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展各类产业所需的人才缺口极大，不仅技能人才而且部分企业的一些职业(工种)已经青黄不接，由于技术岗位后继无人，已退休的老技术工人被重新聘用到岗位上来。

三、推动吉林省职业教育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对策

目前，吉林省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重要阶段，人才队伍处于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两者只有良性互动才能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借鉴国内外的成熟经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完善。

（一）职教与普教取长补短，培养经济发展的实用性人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就相对提高。虽然我国教育总体来说，普通高等院校仍然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是普通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并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培养的专业技能人才在生产一线发挥的作用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纵观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发展必然需要高科技的人才的管理带动经济结构的创新转型，但也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在经济方针践行到各生产部门过程中的技术指导。更何况，职业教育发展成熟的德国和美国在职教和普教相连接双管齐下发展职业教育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加快普教与职教的相辅相成，形成终身化一体学习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政府主导，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技能人才的激励机制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针政策，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能够很好地为这一方针政策服务。由此看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中专项提取规定比例的经费，以该经费支持培养选拔高技能人才；还可以加大对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相关经费投入力度，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更新培训设施。另外，相关部门要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经费的投入，拓宽用于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资金的筹措渠道，保障高技能人才培养经费落到实处。

篇（5）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且对缓解目前就业压力、以教育扶贫、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

1.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就工业化进程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企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完全转到依靠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资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大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造成企业注重劳动力价格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甚至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为了减少支出，出现减技术工用普通二，减高工资用低工资现象。“先培训后就业”和“持证上岗”喊了多年却难以真正执行、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从经济结构上来说。我国是典型的先进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具有无限倾向。无限劳动力供给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卒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结果。同时，人口过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机构改革，也是形成无限劳动供给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现象的长期存在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苛刻的外部环境。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影响，很多家庭往往把读书当作子女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并不是把教育当作一种就业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则是培养有一技或数技之长的技术型劳动者、无法满足这种读书出人头地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很多学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原因。就当前社会用工情况而言，部分企业用工片面追求高学历，使得大学本专科生干一些中专生也能干的工作。这种“高才低就”现象不仅给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对整个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从投资和收益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教育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教育费用，二是学生效弃的收入。教育费用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拨出的经费，二是个人负担的学费。学生估价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为个人未来较高的收入和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以及个人未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实际上就是学生花费了较大成本，难以获得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教育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教育资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在1997年按年龄段(该年龄段一般来说学生已经高中毕业)小学毕业生占28.6%，初中毕业生占51.5%，即80.1%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就进入了就业岗位。在我国这种重学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教育结构环境下，一旦整个教育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教育结构应是在普九义务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学术教育，质重于量；职业教育应侧重技能教育，使之成为多数人就业的手段。从社会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培养人才应注重大部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把有限资金完全用来为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作准备。

3.近年来，在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盲目放开管理，无限制补充低水准生源，导致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无效教育，队而使得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和专业结构应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相适应，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资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现象就是教育资源无效配置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我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中经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中职生就业普通困难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职业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点，现在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效量要适应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场需求。而很少有学校或教育机构对市场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和预测。更为严重的是，中等职业教育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使得各学校之间专业设置交叉重复，招生恶性竞争。特别是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各校一窝蜂地开办经济类课程、计算机专业等热门学科，导致低层次人才重复培养，从而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4.教育质量下滑，招生困难与就业困难互为因果、相互推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雪上加霜。就业困难本身就是社会对目前教育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职业学校招生因难制约了学生素质，加上对教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相激励机制，造成毕业生质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数学校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技能放在首位，没有突破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重理论、轻技能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使得教育质量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其四是社会力量办学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和质量约束。

二、中等职业教育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给自己正确定位。

中等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课堂。以市场作为检验质量的唯一标准，根据社会需要组织教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新体系。

1.中等职业教育要成为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培训基地。从经济角度看，失业会造成资源浪费，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从社会角度看，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中等职业教育就是要把制约经济发展的失业人员转变为新型的人力资源。解决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从创造就业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从培养失业者技能入手，实行“开放式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性失业(劳动技能不适应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所产生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等职业教育永久的市场。我们应学习德国的经验.把失业救济与转业、转岗结合起来，失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否则不能给予失业救济与补贴。

中等职业教育要面向农村大市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把几亿农民培养成懂技术、懂经济的现代化农民，这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最大市场。农村教育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农民上农业学校不举行入学考试，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在市场规律指导下，以培养实际农用技术为主。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应。因此，政府应把农科类职业学校当作公益事业来办。

2.中等职业教育内容要以具体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主。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国职业教育采用双轨制，把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联系起来，其中以企业的操作技术为主。学生在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中，以企业学徒身份学习操作技能，在职业学校或培训中心以学生身份学习技术理论，一般学生每周四天在企业进行实际技能培养，一天在学校学习理论课。在学徒期间企业发给部分工资。德国经验对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应把社会引进课堂。香港职业教育一大特色是请知名的商界人士参与策划及组织教学工作，课程的设置总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固定的模式。学科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与训练结合起来，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的技工或技术员。香港的人才培训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图形式，不囿“文凭”“学历”，从实际需要出发，讲求培训实效，真正做到学用一致。大陆中等职业教育应学习香港经验，把社会引进课堂，和市场全面接轨。

三、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露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篇（6）

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有三种使用方法：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本文取前一种，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1经济法的价值就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对经济法价值的探讨是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的一部分，对加深经济法独立性的理解，提炼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经济立法都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应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同时不排斥其他价值（如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等）的存在。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满足了人类的经济秩序理想，其价值在于经济秩序。2史际春、邓峰所著《经济法总论》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3

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需要，反映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品质。法作为社会调整的工具，作为正义与自由维护者，有其共同的价值。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人权，都是所有法律应具备的理念和信仰。然而，各部门法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各有侧重，价值理念也自有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价值时，应着眼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侧重的那些方面。它们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决定了经济法的任务。研究它们才有指导理论和实践的作用。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的考察，论证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

一、对经济法历史的考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构建是为了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对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可以明确经济法的历史使命，洞察经济法的价值所在。

真正意义的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符合当时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19世纪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竞争的不平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庞大的垄断组织面前毫无公平可言。同时，垄断组织凭借垄断优势，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时常不顾市场秩序，侵犯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终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适应垄断后的经济现实。1914—1918年的一战及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更加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指导理论以调和社会矛盾。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并逐步成为各国统制及立法的理论依据。

这种社会现实与指导理论上的变化，突出反映在各国的经济立法上。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工厂法（1933年）、法国的粮食限价法（1793年）、英国的《英国尔关税法》（1861年）、《宅地法》（1862年），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谢尔曼法》（1980年）、《克莱顿法》（1914年）英国的《公平贸易法》（1973年）、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1967年），国家越来越重视运用间接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次数不断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有战争经济法、危机应付经济法和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三个不同层次。4也有的学者说“国家不幸经济法幸”。5这些观点都反映了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于国家通过宏观调控，限制极端的个体自由，防止经济混乱，以期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的方式增强中小竞争者的竞争力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实现实质正义。经济法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维持经济秩序追求实质正义。

二、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比较考察

设立一个参照物，凸现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价值偏重，民法是最好的选择。它们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整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民事权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法律，作用和地位有相似性。它们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调整对象有类似性。但是，民法和经济法的价值理念是迥异的。近代民法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近代私法三原则“权利能力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契约自由”充分体现了18世纪个人主义的法律思想。“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就是反对身份特权立法，反对限制，追求平等与自由。平等与自由是民法的灵魂。面对封建特权的压制资产阶级革命者祭出了平等与自由的大旗。他们要求平等，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正义。然而，进入19世纪末，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不同的社会群体经济地位日益悬殊，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6弱肉强食的竞争结果，是处于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的强势群体不断利用经济优势挤压弱势群体。良性的经济秩序时常遭到破坏，平等只剩下形式，自由成为经济专横的借口。人们又呼唤新的正义。社会正义观的改进的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以国家干预为手段，以社会大多数人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法顺应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是一种”身份法“、”特权法“。但它是赋予弱者以”特权“，利用国家权力对弱者进行保护，规制强者的恣意行为。因此，经济法追求的不是形式正义，而是实质正义强调的不是经济自由，而是对绝对的自由放任加以约束防止经济秩序的剧烈动荡。经济法的价值在于实质正义和经济秩序。市场主体只能在经济法规定的框架内按民法规则自由行事。

三、对经济法总论的考察

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经济法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和基本范畴，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考察学者们经济法总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与精神，理解经济法的价值。

第一，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定义来看，学者们大都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对经济法进行定义。尽管存在着纵横统一论、有限制的纵横统一论、国家干预论、国家协调论等诸多学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经济法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经济生活的强力规制，包括市场运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介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主体的有序竞争，经济发展的总体平衡，保护经济主体的最基本利益。

第二，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来看。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他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法律的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即“为最大多数人做最多的事情”。7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社会公共利益是其首要法益目标。这是学者们较为一致的观点。实践证明，过度的自由竞争是恶性竞争，只会导致竞争无序、秩序混乱、两极分化，最终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经济法牺牲某些个体自由和形式正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高举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的旗帜，微观上限制，宏观上调控，成为国家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

第三，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来看。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有多种归纳，但均体现了经济法力求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的价值理念。例如，平衡协调原则，要求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促进、引导或强调实现社会整个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适度（或适当、谨慎）干预原则，要求政府运用行政、法律或经济的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合理的干预；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表明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并允许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以实现宏观自由公平。等等论述，不一而足。

第四，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来看。李昌麒教授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概括为指令性（刚性干预）、指导性（柔性干预）、直接介入经济及惩罚与激励相结合等四种。8设权、命令、禁止、批准等指令性干预，是国家运用权力，要求相对人予以服从，实现某种经济目的。这突出体现了经济法对自由的限制及对经济秩序的追求。劝告、建议等指导性干预作为“经济民主化”的产物，只是国家权力的“软运用”，在价值追求上和指令性干预上是相同的。四种方法的实质均在于国家意志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以建立符合实质正义的经济秩序。

四、对经济法各论的考察

耶林宣称，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现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有意识地达到某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9反之，透过法律的就具体规定来探究法律的价值，是行之有效的。

第一，经济组织法。经济法主体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主体之间存在者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法律地位不是完全平等的。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各类政府机构运用法律手段，对其他经济组织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监督管理、检查处罚等。这是履行经济职权，维护经济秩序的表现。各法均明文确立了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管理者地位。

第二，市场管理法。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运行进行适度干预，依法制裁各种不道德的市场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正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目前虽然尚未制定单独的反垄断法，但在相关立法中也有体现。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禁止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各种欺骗易行为、强制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等，都作了禁止性规定。这些规定突出体现了经济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是时时处处为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着想，给予其倾斜性保护，以克服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与实力的不对称，价值追求直指实质正义。

第三，宏观调控法。政府通过经济利益调节机制，利用法律手段来影响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从而达到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计划、产业法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引导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取得一致，使社会资源配置有序、优化。自然资源管理法，规范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序化、制度化。宏观调控法，反映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秩序的追求。

第四，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以国家和社会为责任主体，生活困难需要救济的公民为权利主体，以给予一定特质帮助的方式，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障法具有强制性，政府和其他单位都必须履行这一法定责任；具有福利性，符合规定的公民都有权无偿获得帮助。这种人道主义正是经济法对实质主义的追求。

注释：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P209-210。

2.刘文华等：《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年第1期。

3.4.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P152、P76-78。

5.邱本：《经济法的存在价值及前景》，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6月。

6.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篇（7）

2.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永恒的主题，在这过程中各主体间由于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不规范，甚至是一些违法乱纪不良行为，要想让这些行为在一定的标准下合理解决，就要建立科学的相关制度，通过运行相关的制度来共同监督、约束、管理许多市场行为，形成和谐的市场运行规则，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

3.保护市场弱势群体社会市场中群体成员也不会是统一的，有强势也有弱势力，必然在竞争中存有势力因素方面矛盾，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强法制化能很好的保护弱势。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最基本的权益，控制强势对市场的垄断，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与保障，促进弱势力与强势力的平衡，通过法制化，更能增强管理的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为市场化规范运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因素。最后法制化建设还促进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世界各国交流的增强有力拓展的市场，促进各个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法制化市场更能促进市场发展的国际化，更好与世界贸易接轨，促进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大，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

1.市场经济法制化体系不完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相关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整体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但社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法制体系与之相比总体上比较固定的，不能随社会变化而及时发生变化，这就出现法律法规不能与新的市场经济形式相配套，严重影响影响市场的发展。

2.市场经济法制化落实程度不够好的制度建立了，关键在于具体落实才能促进市场的更好发展，由于受到当地市场具体情况、部分行政权力干扰等客观及主观因素影响，使市场经济许多制度不能得到好的落实，不能起到规范市场、保障市场运行的作用，形同虚设一纸空文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法制化发展。

3.市场经济法制化意识不强受我国民族传统思想、经济水平及个人自身的影响，社会法制化整体意识虽然处于不断增强的状态，但还有许多公民对法治意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常还会出现为个人私利而知法犯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等社会不和谐问题，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秩序，也阻碍了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三、提升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途径

1.转变观念、增强全民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前提，首先要营造市场经济法治的良好社会整体氛围，党的十指出，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积极拓展全民参与的途径，在全民中开展法治活动。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积极通过电台、报刊、网络、公众集会、印发学习材料、制作宣传标语、巡回演出、培训学习等系列活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化教育，让法制化观念深入到每位公民的心中，强化他们的市场经济法制化意识，明确自身在其中的权益与责任，积极行动起来，为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运用及发展奠定良好的整体氛围。

2.转换职能、完善制度建设要实行法制化，就要先有相就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党的十特别强调，立法是执法的基础。政府部门要积极转变观念，紧跟时展步伐，积极转变工作职能，努力将法制化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日程上来。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实际及社会市场关注热点，借鉴其他先进的管理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制度，如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等，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系列法规，并在具体市场运用中不断进行补充、完善，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具有科学性的市场经济法制化管理体系，真正让市场管理有法可依，为以后的市场管理保驾护航。

3.规范管理，强化落实过程人们常说，事情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落实。具体的管理措施要靠具体运用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将制度落实到管理中，才能充分发挥好法治在市场管理中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对弱势进行保护，才能更好的在运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制度的优越性。在执行中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制度不落实以及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要加大量化管理力度，并且与当地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挂钩，真正让法制化建设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保障及促进作用，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4.与时俱进、建全市场法治长效机制市场是在发展变化的，要随着市场形势的转变，结合实际不断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市场法治长效机制。首先要构建市场法治的新格局，市场法治涉及到的面较宽，关联的部门多，需要形成统一领导，多方协调，共同促进的机制。其次是普法援助与教育并举，社会的发展及结构调整加大，要救助的人群占据一定的比例，法治根本目的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他们紧跟时展步伐，才能更好体现市场法治化的优势性。最后要不断提升行业维权的意识，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引导公民积极进行维权，只有真正公正执法，才能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让市场有序竞争，让市场法制化顺利开展。

篇（8）

上述学者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同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等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经济法宗旨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法的宗旨在研究经济法其他理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依其各自的理解对经济法的宗旨作出了概括，应当说，这些认识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国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著述，也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但各国的实践表明，唯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为此，必须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探寻经济法的宗旨。

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存在着勿庸置疑的弊端，其中最为突出的向题就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依各国经济学家的通说，市场失灵是指在若干领域或情形下，市场机制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四个原因或称来源是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2]市场失灵会增加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从而有碍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也无益于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尤其是上述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国家必须对经济运行加以协调，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或称市场规制）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应当指出，由于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是经济机制，且该经济机制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因此，经济体制作为人为的经济运行模式，归根结底要决定于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机制。由此亦不难推知，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而市场机制的运作则取决于相应的规律。为了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尊重经济规律，维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运行；要保障这些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其加以法律化是十分必要的，而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则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其实，许多学者对此已有共识，如日本的今村成和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曾指出，经济法就是维护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的立法，是由国家介入经济，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反映经济政策的法的总和。而这样的经济法一经制定，就会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3]可见，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同时不难得见，当代经济法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制定经济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协调经济运行，就是要发挥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

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要求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方面的立法，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市场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配套立法，以求有助于经济法的直接目的的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对经济法的宗旨从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及语义分析学的角度进行下列解析：

经济法既为“经济”之法，则以“经济性”为其基本特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它应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保障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其逐利行为。为此，经济法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并在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同时，不断解决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等问题，以保障“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失灵。唯有如此，才能在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同时，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由此可见，经济法从“经济性”的特征及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目标，这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经济规律与经济学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

此外，经济法既是经济之“法”，则应具有法律共同的本质和特征，它同样应当保障公平、正义、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它既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要力求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为在对市场主体公平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来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是经济法更为直接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是其他部门法难以全面兼顾的。正因如此，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它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可见，经济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应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为目标；从社会进步和弘扬法制的角度，则应以保障公平正义和社会公益为目标。前者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后者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统一的。经济法作为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必须有效地协调经济运行与社会运行的矛盾，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即经济法既应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推动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普遍实现，也应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鉴于此，可将经济法的调整所欲实现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来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进展。这就是经济法的宗旨。

对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如下理解：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需着力研究的问题。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一种具体化。由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均以营利为目的，且其逐利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良影响，而社会公益则是社会成员不可侵犯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对社会公益加以保护，以免各种非法的、不当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规制，以保障社会公益。由于经济法以外的传统法律部门对此鲜有涉及，调整乏力，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上述目标，以弥补法律调整的罅隙。此外，经济法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也就是协调上述两对矛盾的过程，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深层目标。在各项深层次目标中，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法通过协调经济运行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则是经济法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兼顾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结果，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全面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结果，它是经济法的最高目标。上述的经济法宗旨，既是对各国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概括[4]，也是对各国学者有关经济法宗旨的共识的总结。它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则有巨大的反作甩，这种反作用的积极方面，正是各国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的目的，此目的规定于经济法中，就是经济法的宗旨。正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在立法者和学者的立法思想或法律意识中，又体现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因此，它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法宗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对于更好地解决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意义甚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地位、体系、原则、本质、作用等，从而有助于经济法理论中许多基本向题的研究和解决。事实上，在上面探寻经济法的宗旨的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些向题的某些侧面，由此亦不难得见经济法学中各理论向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经济法宗旨同经济法调整对象、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可以考虑把前者作为研究和认识后者的一个新视角。此外，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应以调整对象作为解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影响从其它角度来区别各个法律部门。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特征联系密切，并且能够具有上述宗旨的法律部门只能是经济法，因而通过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把经济法同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别，有助于明确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同理，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对经济法体系的确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它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任务、原则、作用等密切相关，且均具有同一性，因此，构成经济法的各部门法规范应在总体上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凡与经济法宗旨不一致的部门法规范均不应归人经济法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保证经济法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可见，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为确立经济法体系的辅助参考。

依据上述认识，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均应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其实，通过对经济法的名部门法进行实证考察也可证明这一结论。例如，在宏观调控法方面，财政法、税法通过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意在既鼓励或限制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又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维护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金融法、计划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实现其宗旨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已，但它们的宗旨在根本上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又如，在市场管理法方面，反垄断法既通过禁止一般的垄断来保障有效竞争，以实现其提高经济效率、保障经济公平的目的，又通过对特殊的垄断的鼓励来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旨在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宗旨与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上述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运用，在研究经济法各相关理论向题时都应考虑到，尤其在研究经济法的应然状态时，更是如此。当经济法的实然状态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实现经济法的宗旨时，则必然研究如何进行矫正，这也应当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经济法的宗旨由于在事实上贯穿于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始终，因而对加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仅举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说明之。

在立法方面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是作为经济法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法律、法规的首要条款和核心条款，其它任何条款均不得与之相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的宗旨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如果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或法规的立法宗旨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一致，而其具体规定却与其立法宗旨相左，那么，这样的法律或法规就应依具体情况加以修改或废除。因此，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在经济法的立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方面经济法的宗旨应当成为法官的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或者在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有背于经济法的宗旨时，通过适用立法宗旨条款或依据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而进行审判，这是经济法的一般法理。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当涉及到经济法的“域外适用”时（在反垄断法等部门法领域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在没有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本国经济是否仍应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宗旨问题在经济法理论中至为重要，但国内研究得仍很不够。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参见Nussbaum，DasneuedeutscheWirtshaftsrecht，1922年，GoLdschmidt；Reichswirtshaftsrecht，1923年，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篇（9）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经济应时展而生，并得到推广，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不同，物质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技术资源和生产规模不是知识经济管理广泛推广的根本原因，其是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所产生的科学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的说，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科学技术经过了知识积累、竞争力转化、经济效益获取的过程，适合现代化新经济的发展模式。知识经济模式对企业乃至民族的竞争力都有提高的作用，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1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管理

1.1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从字面上就能看出知识经济的核心在于知识，其是时展的产物，契合现阶段社会的经济形态。（1）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仅可以转变人的思想观念，还可以带来创新，甚至可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走向。（2）现阶段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新的经济模式除了能够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外，还能够变革传统的生产理念。现阶段传统的环境还会对知识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存在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知识经济时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需要重点保护的。（3）知识经济管理除了要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外，其他因素也要在考虑的范围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深入的背景下，知识经济成为了企业间竞争的着力点，企业存在互联网投资等诸多无形投资，而要想实现这些，科学知识是内在的驱动力。

1.2经济时代下的知识经济管理

知识经济管理的阶段可分为创造层、发现层和传递层三个层面，内容覆盖了知识经济管理体系，其以高科技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进行技术复制、工艺革新、信息传递和流程再造等工程创新。企业的领导者应该认识到知识经济管理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上所发挥的作用。都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知识的作用绝不仅仅如此，也能够使企业在科学技术的辅助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知识经济管理模式能够提高企业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责任心，从而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将知识经济管理应用到企业发展中的企业具有的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加上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我国已经获得了基本的数据、经验和章程，这都为知识经济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济时代下知识经济管理的应用

2.1图书馆应用管理

知识经济管理除了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外，也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图书馆作为人们了解知识，获得知识的重要场所，成为了实行知识经济管理的重要基础，要想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图书馆应用管理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深入变革下，数字化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在图书馆中应用知识经济管理的重要体现。

2.2企业竞争力应用

知识经济管理在企业竞争力上的影响最为显著和关键，通过众多企业大量的实践可以得知，企业中应用知识经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企业创新的稳定性，便于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有效发挥，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知识经济管理的关系体现在：企业核心竞争力本身就具有知识的属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经济管理能力的体现、企业应用知识经济管理能够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使企业始终保持发展的状态。

3经济时代下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3.1新价值创造与核心能力的培养

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产量，提高企业收益是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在经济时代下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生产中知识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地位，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提高产品质量，换句话说是创造新价值。创造价值是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是在能力补充的基础上而实施的一种竞争模式，在这里每一位员工的潜力都能够得到激发，企业的竞争力自然很高。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忽视，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培养员工的创新性思维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现阶段的发展而言，知识经济管理中，创造价值存在一定风险，主要是由于人员的流动会给企业发展带来财政与竞争的风险。特别是从事企业核心工艺的技术人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3.2“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是保障知识经济管理顺利实施的重要方面。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是物品，但在经济时代下，“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这是一种人性化管理模式，不但符合员工的心理特点，还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知识经济管理在管理思想上的发展有以下方面的体现：（1）在知识经济管理中实施人本管理，改变企业管理思想。新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企业管理职能能够极大地发挥出知识经济管理的功能。（2）企业在这样的管理环境下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也是企业文化的累积和宣传的有力途径。

3.3科学化发展

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是指在知识经济管理中应用科学技术能够实现的目标和达到的水平。企业将知识应用于经济管理体系中，能够促进管理方式的科学有效。在现代化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创新科学技术，采用多种方式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来提高管理水平。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首先推行的领域是在美国的大学行政部，其采用这种管理方式服务于大学学术，增强了大学的竞争力。随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现如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在我国是大有可为的，发展前景看好。通过在企业管理中构建量化和非量化的考核指标，优化企业管理业务流程，建立企业管理数据系统，达到知识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与企业管理进行有机的融合，统一发展。

3.4知识经济将成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一种历史趋势，未来的发展中企业间的竞争点关键在于无形资产的竞争，知识经济管理工作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企业发展的出路，可以在企业管理中加大知识的投入力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员工的潜力和调动工作的积极性。知识经济管理中，还要注意知识的分散，达到知识的循环利用。作为柔性管理、人性化管理的一个分支，知识经济管理模式不但能够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还能够有效淡化甚至消除监管机制。

4结束语

知识经济管理适用于社会发展中的各个行业，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知识经济时代下，影响的力度可能会更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相信人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李晓红 单位:哈尔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参考文献

篇（10）

2.创新企业资源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的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创造的价值，并逐渐成为了经济和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由此可见，企业发展应当重视知识的价值，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从以下四点入手。

（1）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以人文本”管理导向及时管理哲学上的一次变革，也是对企业自身经济发展的合理考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于员工的情感交流，为员工创设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对于员工在企业中所表现出的能力要采取及时的认可，充分尊重员工人格，并充分挖掘员工潜在能力，多方面培养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员工创造性，带动企业经济发展。

（2）注重员工知识培训和教育。对于在岗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和培训，使员工深入了解企业，同时提高企业员工的知识技能和实际操作水平，以此全面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只有相关的培训学习，员工才能及时更新自身观念，从而能够积极应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执行能力。此外，在人才招聘过程中，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制定考核标准，多吸纳高技术应用人才，打造高素质、高知识含量的企业人才队伍，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3）加强企业知识信息化建设。知识经济管理下的信息化建设能够让知识资源管理更为有效的进行，同时还能够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随着当今社会超信息化时展，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与途径也在不断提升，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正需要企业通过技术平台来充分发挥知识的力量，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如数据技术能够提供知识挖掘和信息储存工具，网络技术能够提供信息交换平台等等，企业只有加强信息化建设，才能够使企业知识管理变得更为快捷，并进一步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4）重视学习型企业管理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员学习能力的高低和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水平已然成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在当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也多表现出学习型的特征。因此，要想在知识经济管理下创新企业发展，就要重视学习型管理，不断增强对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在企业打造学习与工作和谐一体的氛围。同时，企业还要将工作与新型教育模式紧密结合起来，为企业员工的终生教育提供环境支持，将企业打造成学习型组织，从而推动企业整体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