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师资合理流动是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然而，农村师资超常量外流严重削弱了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成为制约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瓶颈。理性审视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现象，采取相应对策，扭转农村中小学教师超常量外流局面，对办好农村中小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概况

2008年福建省小学在校生2471464人，其中农村小学在校生1311091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5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15.7％，农村教师减少了417％。农村小学生师比从2007年的15.1:1下降到2008年的13.6:1。

2008年福建省初中在校生1512936人，其中农村初中在校生629789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41.6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初中在校生减少了3.4％。2008年农村初中教师占初中教师总数的41.58％，其中，调入1568人，调出2732人，净调出人数是1164人。2008年农村初中生师比是15:1，与2007年生师比17:1比较，生师比相对下降。

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在校生748828人，其中农村普通高中在校生占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14.51％。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教师52531人，其中农村普通高中教师占全省普通高中教师总数的14.48％。农村普通高中生师比14:1，与2007年生师比16:1相比，有所下降。从农村高中教师的调入与调出来看，2008年农村高中教师净调出36人。高中学生增加26.6％，教师反而流失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特点

(一)师资呈单向性流动为主

根据对2009年农村初中校长培训班141位校长的问卷调查，141所农村初中三年内调出790人，占10％，辞职138人，占1.74％。根据对参加2010年1月第一期农村校长教育教学管理能力提升工程的76位校长的问卷调查，有教师调动的学校66所，占87％，近三年内共调出教师637人，占教师总数的11％，辞职33人。从流向上看，教师调动是从农村流向县城，从靠近城市的农村流向发达城市，从非重点学校流向重点学校，从办学条件差、待遇差的学校流向办学条件和福利待遇相对较好的学校。流动情况在农村各地区的分布不均衡，比较偏僻的贫困地区流失的情况反而较少；而距离城镇较近的地区流失情况反而严重。

(二)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出居多

根据对2009年农村初中校长培训班141位校长的问卷调查，141所农村初中有高级教师727人。仅占教师总数的9％；而农村师资外流，主要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学历以本科为主。根据对参加校长培训班的76位农村小学校长的问卷调查，农村小学调出教师的职称绝大多数是小学高级或者一级，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学校领导班子和热门学科教师流失率偏高。三明市清流县某农村中学，学校教师平均年龄39岁，近十年没有分配一位新教师来，而两年内优秀教师调动或者借用达到13人。近两年三明市中小学教师中高级职称论文评审遭淘汰论文比例达到10％，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教师。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农村教师流失之后，剩余教师素养不高的问题。

(三)优秀教师外流引发生源外流

师资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优秀生源流失。城市、县城高(完)中与农村高(完)中形成鲜明的反差。龙岩某县城一所独立高中，目前已经扩展到90个教学班，每个年段20～28个班，一个年段有1500名左右的学生。福州某校也有类似情况，为了应对不断膨胀的学生数，一年新招聘青年教师就达到30多人。城区高中教育的绝对优势，对农村普通中学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龙海某农村中学2008年高一只招了279人，临近的某农村中学只招了150人左右。泉州某农村中学，每届学生都有辍学的，最多的曾出现一届辍学100多人。

(四)师资外流的负面影响较大

外流中青年骨干教师的主要接收地区的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都大大高过流出地，造成教师队伍的严重振荡，人心浮动。特别是年轻教师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既看不到学校的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有的教师一边保留着教师岗位，一边干起了“副业”；还有一些教师干脆不打招呼就辞职走人，使学校领导措手不及。学科骨干流失，使得留在农村中小学的教师专业化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三、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问题分析

(一)守望岗位与心理落差的交织

农村年轻教师大多是20世纪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从本质上说，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深受父辈的影响，还是能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他们讲究更多的是付出与回报的效率比。影响农村教师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学校提供给农村教师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其实农村教师并不怕苦，他们害怕的是没有希望，得不到认可。故而要解决农村师资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如何让教师留得住和好教师愿意来的问题。

(二)乡土情结与血缘连结的缺失

目前农村教师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招考进来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二是中青年的中师毕业生，后已进修大专或者本科，这部分人很多已在学校中层以上岗位；三是老年教师，从民办转正，这部分教师已经不多了。福建省农村普通中学教师占全省中学教师总数的32％，35岁以下的农村中学教师占农村中学教师总数的65％；农村小学教师占全省小学教师总数的60％，35岁以下的农村小学教师占全省农村小学教师的43％。这些35岁以下的教师大部分是招考来的，由于他们是外来人，缺乏乡土情结与血缘连结，无论是个人价值观还是个人生活都无法真正融入农村，总是希望早日离开农村，迅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学校管理水平与教师发展的矛盾

福建省中小学校长中，特级教师149人，占校长总数的0.92％。高(完)中校长级教师占全省担任校长职务的特级教师总数的54％，其中正职校长占了64％，而初中校长中仅有7位是特级教师。小学校长级教师56人，占小学校长总数的0.5％。普通初中校长中具有硕士学位的仅8人。

具有专科学历的初中校长占总数的26％。调查的76位农村小学校长中，特级教师仅4人。小学校长中，中专(中师)及以下学历的占小学校长总数的34％。由于学校管理水平问题，部分中老年教师不求进取，一些年轻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甚感担忧，对学校管理现状不满，这也是造成教师流动频繁的原因之一。

四、解决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的措施及建议

(一)现有的“控流”措施

一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2008年底，福建省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提高到城市学校水平，城市、县镇、农村初中学校统一按员生比1:13:5配备教师；小学在校生200人以上的学校按员生比1:19.5配备教师；在校生31～200人的学校按班师比1:1.7配备教师；在校生10～30人的至少配备2名教师；在校生10人以下的配备1名教师。全省增加6500个编制，优先用于补充农村小学紧缺学科教师，到2011年底前为农村小学足额配备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教师，使所有农村小学都能开齐开足国家和省规定课程。

二是实行“县管校用”的教师管理体制。2009年底，福建省政府颁发《关于福建省2010～20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实施意见》，福建省逐步实现县(市、区)域内公办学校教职工人事关系“收归县管”；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师资校际交流制度，促进校长、教师在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原则上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满一定年限的教师都要进行交流，每年交流人数要达到应交流人数的10％以上；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中、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学校任(支)教一年或在薄弱学校任教三年以上的经历，其中城镇义务教育学校40周岁以下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任(支)教两年以上的经历。

三是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2008年，福建省财政支出中1／4用于教育，教育财政支出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确保县C市、区)域内农村教师待遇不低于城镇教师待遇；设立农村教师奖励基金，对长期在农村从教、表现优秀的教师予以奖励；适当提高农村学校(含教学点)中、高级教师岗位的结构比例和农村教师在各级各类评先表彰中的比例；在农村地区学校建设教师周转房；实施农村紧缺教师代偿学费计划，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及以下中小学任教的，可直接转正定级，转正定级时薪级工资高定一级。

四是实施农村教师(校长)培训工程，不断加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强化福建教育学院培训、教研功能以及在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启动农村教师(校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到2012年底前将全省农村教师(校长)轮训一遍。2009年福建教育学院中小学教师培训和校长培训达10546人次，共举办中小学校长培训班29个，培训校长3385人次；共举办教师培训班91个，培训中小学教师7161多人次。其中，举办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班55个班次，培训3760名农村教师；独立举办农村中小学校长能力提升工程3个培训班，培训239名农村中小学校长。

(二)进一步“控流”建议

一是建立农村教师服务期制度。在改善农村学校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的优惠政策前提下，对新补充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和靠农村优惠政策评上高一级职称的教师，教育主管部门都需要制定服务期制度，在聘用中给予明确规定。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可以率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方便的地方试行城乡教师双向、定期流动制度，所有教师无条件在城乡学校之间流动，以便彻底杜绝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当地乡镇领导都要关心农村学校工作，共心农村教师生活，并对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年度评估。

篇（2）

目前，横县已初步形成甜玉米、茉莉花、桑蚕、蘑菇、甘蔗、优质稻等生产基地，种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93%，形成了较强的产业优势。这些产业所在的地区如马岭、石塘、陶圩（局部）等乡镇，因水库少或分布不均，农业灌溉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成为每年受旱最严重的乡镇。即使是几座中型水库、三大电灌站所在地的云表、校椅、横州、峦城、六景等乡镇，也都因渠系配套不全、抽水设备老化年久失修而受到旱情威胁，再者，产值高的经济作物都是在高坑地上种植，由于没有水利灌溉无法实现高产增产，而目前县内还是大量种植传统的耗水量大的农作物（如水稻），导致了农业产值耗水量过高，远远达不到国家提倡的节水增产增效的要求。

1.2灌溉设施老化，水利用率低

蓄、引、提水利工程和渠系配套完好率低、水利用系数低以及粗放型灌溉调水，造成渠道无法正常发挥灌溉效益，导致抗旱能力大大下降。主要表现在：①蓄水工程远未达到设计的灌溉能力。全县1768座蓄水工程每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险，特别是山塘工程几乎未曾加固过，为确保工程防洪安全，不得不采取低水位运行措施。每年因病险减少蓄水而影响灌溉面积约4.0万亩。因渠系不完善或产业改种降低灌溉能力也较明显，如六蓝水库、云表水库、青年水库、北滩水库、望天塘水库、湴蓬水库等6座中型水库设计灌溉面积31.55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6.84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仅达到设计灌溉面积的50%左右；②引水工程配套不完善。全县975处引水工程多数渠系配套不够完善，加之原来大部分的引水明渠是环山而建，易受山洪、滑坡损毁等影响，大部分已经不能使用，完好率、使用率、渠系水利用系数偏低，全县减少灌溉面积11.1万亩。如黄村、站周、合江等引水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52万亩，实际灌溉面积0.57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仅占设计灌溉面积的1/3；③提水工程使用率低。全县455处电灌站、机灌站，由于年久失修，超期服役，许多机电设备已是带病运行或已经不能运行，能耗大，效率低下，正常使用率只占50%，减少灌溉面积18.3万亩。峦城电灌站、甘乐电灌站、刘村电灌站等3大电灌站原设计灌溉面积15.65万亩，特别是甘乐电灌、刘村电灌，原来一级站装机为280kW×3台，流量为1.5m3/s，现因土地集体化、个人承包、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现实际灌溉面积仅为2.9万亩，不到设计灌溉面积的1/5；④渠系配套不完善。全县灌溉渠系配套极不完善，渠道防渗率仅占20%，利用率很低，完好率更差，如国营灌区原设计渠道总长为600.6km，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旱作物或部分经济作物靠天下雨灌溉，致使渠道工程利用率偏低，投入运行的渠道总长仅为97.568km，不到原设计的1/6，面上渠系利用率就更低了。

1.3灌溉工程分布不均，调配水能力不足

全县虽有194座水库以及1574座小山塘，但分布不均，水库山塘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地带，而且水库在整体上呈自西北向东方向分布，北部及西南乡镇分布甚少。如平朗乡有耕地面积2.5万亩，但仅有2座小型水库，无较大规模电灌工程；马岭镇有耕地面积4.3万亩，虽有10座水库，但主要分布在该乡镇的北部，中部地区无水库，大部分依靠六蓝水库尾水灌溉，如遇干旱季节，该乡镇受灾较严重；那阳镇有耕地面积3.9万亩，仅有水库6座；南乡镇有耕地面积6.5万亩，仅有水库8座；石塘镇有耕地面积6.5万亩，虽有9座水库，但也因水库分布不均，调配水能力不足连年受旱灾。根据灌溉保证率90%的降水量按干旱地区蓄满产流公式径流量计算方法，全县因缺水而需要从其他地域调水灌溉的大片面积区域有马岭片、百合片、石塘片、平朗片共12.53万亩。这些旱片无条件兴建较大蓄水工程，只能利用郁江及其支流水源建设流动式电灌抽水。

1.4灌溉制度落后，管理粗放

首先是全县小㈡型水库及以下水利工程多数是村管工程，管理经费不足，多数采取租赁、承包方式，没有真正落实工程管理责任人、技术负责人等责任主体，存在包而不管和有人用水、没人管水现象，承包经营者多以养鱼为主，在个人利益驱动下，群众往往得不到灌溉用水，谁想用水就放水，没有统一的用水调度计划；其次是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现状的水利工程建设、维修，还存在“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如移民、扶贫、财政局综合开发办，为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也兴修各种灌溉设施，严重影响了水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平衡，投入建设维修后的水利工程又不相互勾通、交接等工作，影响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效益；第三是横县水利工程量多面广，中央重点扶持大中型灌区，区市对小型灌区扶持能力有限，县乡村配套能力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属于村管的“五小”水利工程，更是出现了资金投向政策盲点，出现了“政府不来管、群众管不来”的局面，以致这些“五小”工程“病态百出”，难以维继，发挥不了灌溉作用。

1.5水利管理机制欠缺，未能发挥群众积极性

现状的水利工作是靠各级政府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对水利项目的建设维修，而对日常的水利运行管理和每年的必要岁修没有从根本上去抓，更没发动群众性的水利维修这个必须手段，各灌区的水费征收还未达到100%收缴，观念上还没有将水列为商品，导致“政府投资建水利、群众坐等享水利”的怪现象。

2对策

2.1发展节水农业，调整农业产业区域结构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点打造优质粮食（含优质稻、甜玉米）、茉莉花、食用菌、甘蔗（含糖料蔗、果蔗）、桑蚕、蔬菜、水产、畜牧、林业等8大农业优势产业。横县属丘陵山区，西部的南乡、平朗、新福及东部的马山、北部的镇龙等乡镇多为山区，水利灌溉设施相对薄弱，高坡地应多发展种植耐旱的经济作物如豆类、棉花、药材、茶叶、甘蔗等，近年来，平朗、南乡等乡镇利用高坡地种植甘蔗4.5万亩。校椅、陶圩、六景、莲塘、平马等乡镇，水利灌溉设施相对优势，应多发展种植甜玉米、优质水稻等高产粮食作物及甘蔗、茉莉花等经济作物，这几个乡镇近年增加种植甜玉米2.3万亩，茉莉花1.5万亩。东部的马岭、云表等乡镇多为沙质地，且地下溶洞较多，储水能力差，近年来这两个乡镇多为发展种植桑叶、食用菌、水果、蔬菜等作物，并建立喷淋式节水浇灌。

2.2加固改造灌溉设施，提高水利用率

近10年来横县实施农业灌溉治理总投资为105488.67万元，共开展1085项（次）水利项目建设。其中，实施283座（次）水库除险加固投入53730.56万元；实施118处299.2km渠道硬化投入9444.4万元；电灌站技术改造（如:甘乐、刘村电灌为适应土地承包管理体制需要，将大机组改为灵活机动、低耗能的小机组）、水利工程管护设施、水库清障等71项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11.6万元。实施治理后，改善灌溉面积22.5万亩，恢复灌溉面积2万亩。新增粮食种植面积2.4万亩、甘蔗5万亩、甜玉米3.2万亩、茉莉花1.5万亩，桑园2.1万亩，其它经济作物8.3万亩，节约抗旱经费500万元/a。

2.3发挥基层政府优势，引导灌区群众积极参与水利建设与管理

横县近年来对农业灌溉工程加大了改造，但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点多面广，3198处水利工程遍布全县17个乡镇，加固改造灌溉设施还有待努力。全县“十二五”规划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总投资180388万元，其中上级配套126272万元，县级筹集54116万元。这些小型水利工程规模虽小，但影响面广，影响程度大，要想能顺利地推进农业灌溉治理，必须尽快弥补政策投资缺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并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引导。一是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各级财政在加大对骨干水利工程投入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力度，公开补助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引导群众投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二是按“一事一议”模式，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鼓励广大群众投入小型农田水利的岁修，清淤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正常运行，发挥效益；三是发扬过去各级政府部门齐抓水利维修的优良传统，干部带头，更为关键是充分发挥灌区群众的积极作用，按人口或田亩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或劳力进行水利维修。通过多渠道努力改造灌溉设施，从而提高水利用率。

2.4规划灌溉工程，提高调配水能力，合理利用水资源

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横县地表水资源丰富，过境水资源为珠江流域郁江河段上游，多年平均经流量为375.28亿m3，境内地表水资源为26.2亿m3，地下水资源为2.9亿m3，可利用水资源为161.2亿m3，其中，地表水为160.62亿m3，地下水为0.58亿m3，而每年农业灌溉用水为2.86-6.06亿m3，充足的水资源为横县实施农业灌溉提供基础保障。因此，首先要坚持全面科学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汛抗旱并举，充分考虑全县农业产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水源分布、现状水利设施、作物用水量、并兼顾产业发展趋势，编制全面的、科学的治理规划，治理规划应主要解决现状灌溉设施不合理性和实施治理的主要难题，无水源地区要新建灌溉设施，已有的灌溉设施要进行加固、配套、续建，干旱缺水区域要增补骨干治旱工程，从而提高县域综合调水能力。规划必须以一级政府统一审批的规划为依据，任何行政单位不能超越规划、盲目批复；其次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多渠道、多形式探索筹资、融资渠道。对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有上级政策性投资、特大灾害补投资、国债资金、银行支农贷款、水利招商投资、各级配套资金、水规费征用、部门资金整合、市场融资外，对民营的小型水利工程也要发动受益群众投入，以提高群众管理水利的责任感；第三要通过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样才能真正能确定实施治理的责任主体，分级分步实施才有组织保障；第四要分步实施灌溉治理建设。水利灌溉工程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所需资金多，所用时间长，只能根据总体规划，抓住新农村建设、桂中治旱、西部大开发、水库除险加固大会战、水利建设重点县等大好机遇，有计划有组织地分年度分步实施。

2.5改革灌溉制度，推广节水灌溉新技术

用水管理模式的改革，农业灌溉管理要从过去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管理模式，把水真正成为商品，水市场的交易活起来后节水问题就迎刃而解。因此，政府和部门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开拓：一是强化水费征收工作。必须看到，当前的水费征收是极度背离价值规律的水费价格，导致了水资源浪费严重，用水效率低下并致使基层水管单位陷入困境。因此，要以强化水费征收为突破口，以维持基层水管单位自我生存和发展为目标，逐步实现水费征收改革，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建立“水量控制、定额管理、超用加价、市场调节、政府引导、群众监督”的用水管理机制；二是要改革灌溉管理体制，这需要积极稳妥地建立健全以农户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灌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农民用水者协会参与灌区管理这一特点调动群众积极性，重点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特别是末级渠系的岁修、清淤、养护和管理责任主体缺失问题，维护末级渠系用水秩序，加强田间用水管理，促进节约用水；三是积极探索和推进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和建立水权交易市场；四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水务一体化改革，改变现在对水事务的“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实现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五是积极推广科学灌溉新技术，水稻种植区继续实行广西水利系统的《千万亩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开发》的薄、浅、湿、晒的科研成果，这样可使每亩节水150m3左右，又可提高抗倒伏能力，增加作物产量；经济作物区实行喷淋式节水浇灌或分行交替浇灌方式，可达增产节水效益；或引进高科技抗旱剂“旱地龙”种植作物技术，实现“有旱抗旱、无旱增产”的双重效益。

篇（3）

1.引言

“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家庭暴力都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1】。我国有关法律文献将“家庭暴力”定义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它不利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

而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部。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环境，该地区的家庭暴力情况会呈现自己的特点。但是，综观各种文献，研究家庭暴力资料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研究的对象放在全国上，很少涉及地方。研究潮汕地区家庭暴力情况的资料基本没有。而此次研究便是研究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对策。这既有利于丰富家庭暴力的相关研究理论，也有利于为人们解决该问题提供参考，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2.研究方法

2.1问卷

根据刑法、婚姻法关于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条文，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自编家庭暴力调查问卷。

在潮汕地区发放问卷，问卷在市区发放300张，在农村发放300张，一共600张。回收问卷570张，回收率为95%。

2.2统计分析

收集调查数据，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运用因素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3.结果

3.1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形式是精神虐待。

根据各因子包含的信息，将因子1命名为“精神虐待”；将因子2命名为“躯体虐待”；将因子3命名为“经济侵犯”。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精神虐待”这个因子在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为31.266%。可见，精神虐待是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3.2男女双方所承受暴力差异很大。

在表2中，精神虐待（P=0.000）、躯体虐待（P=0.001）和经济侵犯（P=0.018）这三个因子的P值均小于0.05。二者的差异性显著。可见，潮汕地区男女双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3.3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在表3中，三个因子精神虐待（P=0.974）、躯体虐待（P=0.261）和经济侵犯（P=0.494）的P值都大于0.05。城市与农村二者的差异性不大。因此，城市与农村的家庭暴力现象的差别不大。

综述所述，潮汕地区的家庭暴力现状呈现一下几个特点：1.精神虐待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形式。2.男女双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异很大。3.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4.讨论

笔者认为潮汕地区的家庭暴力之所以呈现以上几个特点，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4.1对精神虐待的忽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暴力只是表现为对躯体的伤害。因此，人们会比较注意家庭中的躯体伤害事件，而对精神伤害的关注会表较少。这是因为“由于精神暴力很难被外人直接发现,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表达所遭受的精神伤害,所以这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对家人的伤害更加隐蔽。”【2】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潮汕地区有很好的保存。传统文化中爱护身体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潮汕人，使他们在侵犯时更多选择了精神，而不是躯体。这些导致了精神虐待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成为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4.2重男轻女的观念

“潮汕地区自古封闭，三面环山，一面向海。”【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或者闯荡海外谋生，便是潮汕人的出路。而出海、上山这些高危性劳作自然难以由女人胜任，而只有由男人来承担。因此，自古以来男人便成为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他们深受传统观念，特别是三纲五常的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潮汕地区的男权主义极为严重。而女性在面对不公平时又选择了逆来顺受。所以，重男轻女的现在在潮汕地区较为普遍。这就造成了男女双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异很大。

4.3城乡联系紧密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造成了潮汕人与粤北的客家人和珠三角地区广府人联系较少，另一方面使得潮汕人之间联系较多。在潮汕地区，城市与农村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他们在家庭观念上也极为相近，差异性不大。因此，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5.对策

5.1改变观念

为了保护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利益，消除家庭暴力的现象，需要改变人们一些错误的观念。

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传统观念。在上文中，我们知道精神虐待之所以成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般只是关注躯体虐待，而忽视精神虐待。因此，人们应该全面认识家庭暴力，全面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人们重男轻女的观点，提倡男女平等。不仅男性要认识到这一点，女性更要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面对家庭暴力，女性不应该选择逆来顺受，而是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权益。

5.2完善相关法律

《刑法》、《婚姻法》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定义和限制。但是，其中的条文大多只是与躯体虐待相关，对精神虐待和经济侵犯的限制较少。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张亚林.论家庭暴力[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5):385

【2】何蕾.家庭暴力的状况[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1）：39

【3】马发腾.潮地婚姻庭观念剖析[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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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了广西南宁市周边膨胀土较为发育的村庄时，发现许多村民居住的楼房不同程度地出现墙体开裂现象，个别村庄有将近50％的房屋出现裂缝。开裂后的建筑物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长长的裂缝让人触目心惊，严重影响了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村民的担忧问题，减少因房屋开裂造成的损失，现就引起该地区楼房墙体开裂的现象作一简单分析。

一、裂缝的基本现状

出现裂缝的房屋有1～5层不同高度，既包括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泥砖瓦房，也包括90年代末期至今修建的以黏土砖和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的房屋。裂缝分布状况如下：

1底层靠近窗下角呈“八”字裂纹比较普遍；

2门、窗洞口上部拐角出现斜裂缝，形状为倒“八”形；

3顶层窗洞口中间部位出现垂直裂缝；

4泥砖瓦房背面纵向全墙中部有垂直通长裂缝。

二、裂缝的成因分析

该地区建筑出现裂缝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可以从受膨胀土地基影响和工程措施不当这两方面来归类分析。

(一)膨胀土地基影响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南宁地区膨胀土成分含有较多的亲水性强的蒙脱石、伊利石等膨胀性物质，黏粒含量很高，粒径＜0.002mm的胶体颗粒含量＞25％，塑性指数IP在17～32之间，自由膨胀率超过40％。因此该地区的膨胀土具有非常明显的湿胀干缩效应。由于上部作用荷载不同，使得地基土体在强烈的胀缩循环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导致基础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使得上部轻型结构中产生超出墙体承载能力的附加拉力和剪力，墙体便出现裂缝。

南宁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中夏季高温持续时间长，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达1300毫米。在这炎热多雨的气候环境下，干湿循环交替频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建筑墙体开裂情况的发生。

(二)工程措施不当

该地区农村房屋出现大范围的墙体开裂现象除了跟膨胀土地基密切相关外，跟房屋的建筑造型、房屋选址和施工质量等也有很大关系。

1建筑造型影响

该地区农村的居民房楼房普遍不高，大多呈“η”形和“一”字形分布。出现裂缝的房子大部分长宽比＞5，少数纵向长度超过30米。在膨胀土发育的地区，形状不规则和长宽比过大的轻型建筑极容易受地基沉降不均匀影响而产生裂缝。

2房屋选址影响

在出现裂缝的房屋中有70％集中修建在山丘上。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场地都需经过人工挖除平整，房屋背面的土坡均呈垂直状，落差1.0～1.8米。这部分房屋周围大多既没有设散水也没有明沟排水，且房屋与土坡壁水平距离不超过1米。这种情况下屋背面排水较差，每当下雨雨水全都渗入地下，膨胀土地基充分吸水膨胀；当雨后气温升高，水分逐渐散失，地基失水收缩形成了膨胀收缩过程，长年累月的重复干湿循环就造成房屋开裂。而修建在场地比较平缓的房子，排水比较顺畅，除少数因纵向长度过长的房屋出现裂缝外，大多都保持完好。

3施工质量影响

该地区农村的居住房主要以自建房为主，属于三无产品：即无图纸设计、无资质施工、无地质勘探。施工过程中计量不准、随意性较大，尤其是基础部分几乎不设地基圈梁，埋深、尺寸全凭经验。“三无产品”当然也是“无保障”产品，当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降时，很容易就会出现基础抵抗地基变形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上部墙体开裂。

三、裂缝的预防措施

墙体由于本身的特点，一旦出现了裂缝，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即便进行了加固，也不能完全恢复其本来面貌。因此，对墙体的开裂问题应着眼于预防，把灾害消灭在发生之前。膨胀土地区预防房屋开裂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改良膨胀土地基，减轻地基的不均匀沉降。目前国内利用石灰对膨胀土地基的改良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小规模低投入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并不实际。针对该地区出现的轻型建筑墙体开裂的现象，笔者提出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措施。

(一)建筑设计方面

1场址选择：应选择地面排水畅通或易于排水处理、土质均匀的地段。竖向设计宜保持自然地形，对修建在山坡上必须挖出部分土体的建筑，应做好排水、防水工作，对排水沟、截水沟应确保沟壁的稳定，并对沟进行必要的防水处理。

2简单造型建筑设计：建筑物体型应力求简单，并控制好房屋长宽度，长度尽量不超过30米；房屋周围做好现浇混凝土散水，相邻建筑间保持一定距离。

(二)结构设计方面

1上部结构：应选用整体性好，对地基不均匀胀缩变形适应性较强的结构，宜优先选用框架结构。对砖混结构房屋，可适当设置圈梁和构造柱，并注意加强门窗洞口部位和底层窗台砌体的刚度，提高其抗变形能力。选用的建筑材料中，对变形敏感的泥砖和无筋空心砌块不宜选用。

2基础方面：根据现场地质条件选择合适的基础形式，设计合理的埋深，这样可以有效减小或消除地基胀缩变形引起的不均匀沉降，一般情况埋深不小于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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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严重制约劳动力队伍素质，进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差是我国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必将对我国实施科技兴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毕业论文下载网

其三，对下一代的影响。在农村，早辍学必然导致早婚早育。由于类似的早婚早育夫妻自身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又给他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带来物质的匮乏，其思想观念也因其知识文化低也更落后，必将对中华民族下一代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与改善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农村初中生辍学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新“读书无用论”影响很大。“升学跳农门”的传统观念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一直占统治地位，这本来对其促使其子女上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目前社会上缴费上学，人才供求矛盾的日益凸现，这都给农民“升学找出路”的传统思想带来巨大冲击，这就导致了更多的农民对教育的投资不敢再抱有很大的奢望。

（二）家庭原因

因家庭遭受变故，无力支持子女学习费用而辍学的事实的确存在，但这只是少数，家庭不和或父母离异，父母在经济上尽量满足子女要求，使孩子产生了依赖的思想，如稍有不顺便逃学，直至辍学。

（三）学校原因

教学方法陈旧。仍在沿用旧的教学模式，而且初中教材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的教材虽说不全是为升学服务的，但对不能升学或不想升学的学生来说都是学而无用或用处不大。

（四）学生自身原因

1．调查显示，98%的辍学者并不是不想读书，而是不想在慢班读。快班生荣誉感强，不易辍学；慢班生自卑感强，心理压力大，极易辍学（名校普校也是此道理）。学校分了快慢班后，并没有对所谓的“慢班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相反，在学科教育和思想教育两方面都降低要求，这就导致部分学生结伙越轨，正常的教育秩序缺乏保障，也挫伤学生的积极心，使其厌学辍学。

2．打工潮吸引了不少后进生和贫困生。春节前后，打工族衣锦还乡的阔绰劲，刺激了一些家长和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不进、基础差的学生，一股“外出闯荡、何必在校受罪”之心便油然而生。

那么，上述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四方面因素产生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1）社会的谋利心理。老板爱用童工、部门爱多办证、领导爱多赚外地钱等谋利心理，这就使得某些部门没有认真履行其帮教与助教的社会职责，而是从本位主义出发，从本部门利益出发。

（2）家长的失望心理。农民实惠心理历来突出，认为“读不读书、上不上学”在眼前似乎差别不大，反正都是去打工。加之现在择业矛盾的日益凸现，高、中等院校昂贵的费用等影响，许多家长对教育的自信力下降，从而产生了失望心理。

（3）教师的随意心理。因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难教而随意、因压力太大精力不足而随意、因待遇悬殊而随意……从而引起连锁反应。

（4）学生的厌学心理。基础差、听不懂的厌学；缺乏理想、得过且过的厌学；家庭条件好、不用去奋斗的厌学；在家、在校受挖苦歧视的厌学；受辍学者影响的更厌学。主观厌学是产生辍学的主要原因，首位原因。

三、解决农村初中辍学现象的对策

（一）标本兼治，加大教育投入，尽快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联合国教育专员托马舍夫斯指出：中国在保证基本教育投入方面，还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更严重的是目前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仅占教育经费的30%。签于此，笔者以为：

1

．治本上，国家尽快在全国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经济能力完全能承受的，并且已经在西部农村推行了。

2．治标上，政府确保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4%，并改变教育经费比例分配，向义务教育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同时，义务教育经费应专款专用并建立相应的保障与监督体系。

（二）齐抓共管，明确职责，综合治理

齐抓共管，就是在中央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明确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自身在义务教育中各自的职责，综合治理，共同把农村学生辍学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落到实处，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增强教育的吸引力

所谓落到实处，就是说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务实，做实事，不把义务教育当政绩，要像抓计划生育般建立控辍保学机制，对相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的考核与考评实行一票否决制。

1．管理上，强调建立以县市为中心的“控辍保学”机制，改变目前以校为重的做法。

2．学校内部，应切实转变观念，实施素质教育，把学校真正办成学生的乐园。农村教育如何提升教育质量是缓解目前严峻的辍学现象的重要保障之一。同时学校一定要将控辍保学落到实处。结合我校的一些具体做法，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创建“控辍保学系统工程”的做法：（1）县乡政府须出台“控辍保学”乡规民约，实行一票否决制；（2）学校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可出台《转化方案》、《帮扶方案》等，同时举办后进生转化学习班；（3）学校可制订《控辍保学责任制》、《动员流生返校工作方案》、《流生情况跟踪调查表》、《流生返校催学通知书》等措施；（4）定期举办贫困生、后进生、留守生家长座谈会；（5）建立教师家访网络；（6）成立控辍保学基金会等等。

3．改革课程体系和办学体制，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增加致富门路，提升就业能力。尝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试点，实行学校内部分轨；探索初中（最好是初三）分流，使能升学的有继续学习的基础，为就业的开设适合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课程门类（如养殖、家政、小城镇规划、农业机械、无土栽培等），改变目前课程设置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农村教育的“出口”问题。因为农村教育的“出口”是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和农村教育走不出低谷的核心问题。

2003年9月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我国农村教育的两个战略地位：一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农村工作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2004年1月，周济部长再一次明确中国教育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包括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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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着一些寻租、设租行为，变相地提高了贷款成本，使得农户虽然有巨大的资金需求但是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却大大减少。

农业生产如畜牧业，种植业等的发展都和自然密切相关，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户就会减产造成损失。同时“谷贱伤农”的市场规律也是小额信贷形成呆账、坏账的主要原因。

有些农户认为小额信用贷款的“支农、扶贫”性质决定其无市场硬约束，到期不用归还。因此他们不管自己有没有资金需要，就极力争取贷款，得到款项以后又怕还贷后难以再次贷出，即使有偿还能力也采取各种手段来逃避还贷；同时，有的农户获得贷款却没有生产技术，对于贷款的各种成本收益缺乏基本的权衡，往往盲目扩大生产投资以至投资失败昀终造成无法还贷；还有些贫困农户的生产资金和生活消费资金没有分开，得到贷款不是用于发展生产，而是挪作他用比如赌博、消费，没有形成还款能力造成无法还贷。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全国有2.4亿农户，其中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为1.2亿，而在农村信用社取得小额信贷的农户只有8000万户，覆盖面为33%左右，还不到一半。说明小额信贷还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农户的资金需求也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三、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研究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是一项需要长期存在的金融服务方式。要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认识到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既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又是扶贫的一种手段，既要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同时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全面推行农村小额信贷，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此，应采取综合措施多渠道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问题。首先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功能。加大吸收组织农村闲散资金的工作力度，提高吸收存款的能力，增加支农资金实力。其次要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从农户金融需求的多层次性反映了农村金融单单靠农村信用社这种组织形式无法满足农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应充分重视贫困农村地区家庭大量向亲戚朋友和邻居处借款的现象，探索多种适合当地的金融组织形式，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以适应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从长期来看，要解决农村小额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信贷需求主体层次主要信贷需求特征资金供给的可选方式和手段贫困农户生存性和简单再生产信贷需求，如：生活开支、小规模种养业生产贷款需求民间小额贷款（亲属和邻居间的小额贷款）、政府扶贫资金、财政资金、政策金融等

种养殖业（一般）农户简单再生产与部分扩大再生产信贷需求，如小规模种养业生产贷款需求自有资金、民间小额贷款（亲属和邻居间的小额贷款）、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少量商业性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等

市场型（富裕）农户扩大再生产信贷需求，如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者工商业信贷需求自有资金、民间借贷、商业性贷款、信用社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等金融市场上的垄断格局，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农村小额贷款利率。放开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利率会对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是弥补了金融机构运行小额信贷的成本，使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贷这项业务得到可持续发展，农户能够一直得到信贷服务。二是低利率实际上是穷人获得贷款的障碍，低息贷款往往被有很好关系网的非贫困人口占用，所以市场利率是穷人获得可持续信贷的有力保证。市场利率上升，虽然会加重农民的利息负担，但在资金短缺的贫困地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相当高的，贫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持续的小额信贷服务，并且宁愿支付较高的利率。

农业经济自身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决定其为投资低效率领域，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是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农村脱贫涉及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但是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不完善，许多的信用社贷款是用于农户的治病救人而不是生产发展上，贷款质量很低。政府应该在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上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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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篇（8）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4年又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00年底用七年的时间，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在近20年时间里，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降到1992年的8000万，再降到2000年3000万人。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因为剩下的一部分贫困人口大都是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地区或偏远地区，脱贫难度较大；其次，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只是中国扶贫开发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胜利。上世纪末脱贫标准低，存在返贫现象；第三，新的历史条件下，贫困原因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贫困原因不断产生，如因上学致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是少见的。

为了摸清新的时期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扶贫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01年七月，组织了省直有关单位在全省范围内抽取了10个贫困县、30个贫困乡、60个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收取了471户的资料。现根据471户的资料，对当前农村贫困原因分析如下：

一、被调查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在扶贫调查收取的471户资料中，人均收入少于826元k的绝对贫困户占有440户。440户贫困户共有人口1834人，劳力792人，外出打工173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劳务收入123.2元，占24.5%，种植业收入254.6元，占50.5%，养殖业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拥有耕地0.89亩，人均占有林地0.64亩，人均拥有口粮239.5公斤。住土草房108户，占24.5%，住土瓦房196户，占44.5%，住砖瓦房及板房104户，占23.6%，住危房31户，占7.01%，住楼房2户，无房户1户。通电384户，占87.3%，未通电有56户，占12.7%。有电视机的有181户，占41.1%，无电视机259户，占58.9%，通广播的仅78户，占17.7%。

二、贫困原因分析

从收入支出角度来说，贫困是收入少，而正常必需的支出相对收入又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导致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对贫困原因调查主要采取问卷方式进行，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调查农民的贫困原因的，问卷设计中不考虑贫困原因的权重，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对农户个别访谈。根据整理问卷和现场调查情况，贫困原因有：

1、缺文化致贫。文化程度低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根据问卷统计结果，423个贫困户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有81户，占18.4%，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50户，占56.8%，占一半以上，初中文化程度的95户，占21.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4户，占3.2%，高中与初中文化程度之和只占24.8%，比例非常少。资料显示，家庭主要劳力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均收入越少，越贫困（见表1、2）。家庭主要劳力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4户家庭，人均收入为532.94元，而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81户家庭，人均收入仅为417.00元。人均收入在500～826元的家庭中，有10.5%的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的竟达36.6%。利用统计知识计算，家庭主要劳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有很大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5，呈高度相关。根据安徽省农村队1998年调查安徽省农村3100户资料显示，劳动力文化程度分布是文盲和初识占10.9%，小学占32.7%，初中占46%，高中以上占10.4%，与全省平均资料相比，贫困户劳动力文化程度远远低于全省平均值。

缺文化必然导致观念的落后，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昌险出外经营工商业；许多农民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把希望寄于“老天爷”风调雨顺；依靠国家支持，救济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

2、自然灾害致贫。问卷结果显示（见表3），因自然灾害导致贫困的，占26.09%的几率，在所有的贫困原因中占第一位，在人均收入300～500元的家庭中，因灾贫困达到28.24的概率。因灾贫困是目前绝对贫困最根本的原因，对这种贫困，脱贫速度慢，是比较难以改变的一种贫困。如我们调查的长丰县有两个村，属江淮分水岭地区，地势波状起伏，蓄水条件差，降雨量少，经常受旱，由于干旱已有三年没有收成，就连生活用水都要到几里外的邻村取水。一年之中，有半年时间向政府借粮。另外两个村属“两湖”湾区，为淮河蓄洪区，一旦淮河汛情紧张，沿湖乡镇遭受不断上涨的洪水侵害，有时“关门淹”长达两个多月，时常是水来成湖，水去成滩，先涝后旱，十种九空。另外，因灾贫困也是返贫的根本原因，由于国情所决定，上世纪我国的脱贫标准低，有些农户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又加入贫困的行列。

3、因病、残致贫。因病、残导致贫困的原因，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占第二位，占21.74%的概率（见表3）。在人均收入500～826元的家庭中，病、残导致贫困的原因占23.62%的概率，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占19.53%概率，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收入太少的农民，用在治病上的支出更少的原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病无钱医治，不管不问的贫困户在农村比较常见。我国农民还没有享受医疗保健待遇，农民看病治病，都是自己负担，一年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病稍大一点，一般农民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贫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在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农民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生大一点的病，就会给贫困的家庭带来更加贫困，如果是大病，只有听天由命。另外家庭成中有残疾，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

4、缺耕地致贫。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要是没有耕地，也就无法生存。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已有近20年了，农村不少家庭摆脱了贫困，现在剩下的一些贫困户基本是比较难以脱贫的贫困户，大都是分布在库区和偏远的山区，有些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耕地、水资源少或耕地质量差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表3中显示，由于缺耕地导致贫困占15.16%概率，在所有的调查贫困原因中占第三位。440贫困户，人均耕地仅有0.89亩，与安徽省平均水平相比，相差0.35亩。这幺少的耕地，加上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差，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种植业获得的收入自然就少。

5、缺劳动力致贫。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原因中，12.95%的原因是缺劳力，越是缺劳力，越是贫困（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小于0.3的人均收入为437.7元，而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在0.8～1时，人均收入为610.4元，是前者的1.4倍。这种贫困原因以前表现不明显，也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突出，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贫困地区大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严重过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有了劳动力也没有出路，劳动力的多少并不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原因。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贫困地区劳力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多于农业收入，也许一个家庭有劳力外出打工，就能摆脱一个家庭的贫困。当然外出打工与外出劳动力的素质有关，素质越高，获得的劳务收入越多。对表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劳务收入越多，占的比例也相对较多（见表5）；有劳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为556.3元，劳务收入占的比例为47.1%，无劳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为473元，劳务收入占的比例为9.95%，家庭外出劳力越多，家庭人均收入相对也就越高，劳务收入占的比例越多（见表6）。

进一步分析缺劳力的贫困户，这些贫困户大都是小孩多，且痴呆比例高于其它地区，劳力少。越是贫困地区，传统生育观念强，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较差，超生现象严重，人口素质越差，痴呆现象较多，如我们所调查的一个村中，就见到好几例痴呆。

6、因上学致贫。因上学致贫也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也是90年代末才出现的的。调查问卷显示，这种原因占整个贫困原因的11.3%，且家庭越贫困，这种原因出现的概率越高（见表3）。虽说我们国家的小学、中学都是义务教育，但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用在学校上开支也比其它地区少，为了维持学校正常开支，有的学校采取增加收费来保证学经费缺口，于是教育乱收费在贫困地区比较常见，有的地方一个小学生学杂费一年要7～8百元，一个中学生的学杂费一年要1千多元。如果贫困地区一个家庭中几个孩子都上学，对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导致家庭的贫困。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考上大学，在教育体制实行改革的今天，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至少要一万元左右，对一个贫困家庭更是无法承受的，要想上大学，只有依靠借债，那幺，这些家庭的生活肯定是走入贫困的境地。

7、因建房致贫。由建房致贫占整个贫困原因的6.09%，这个比例不大，这种情况大都是特别贫困的家庭，由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建房。家庭收入少，建房后，家庭就会更加贫困。贫困户的住房条件都是比较差的，问卷统计显示，440户贫困户中，有土草房108户，占24.5%，危房31户，占7.01%，一户危房。因建房致贫的，除了极度贫困户外，还有一部分是返贫户，这一部分家庭先是脱贫了，可能建房时借了一些债，后因种种原因，收入下降，而借的债又需要偿还，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调查中这部分人因此把贫困原因归功于建房。

8、其它原因致贫。其它原因导致贫困占6.71%，比例也不大。这通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办结婚、丧事等过多的消费造成的。有的参与封建迷信、赌博、逢年过节的大肆铺张浪费造成的。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因缺文化、因灾、因病残、缺劳力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其中缺乏文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劣是致贫的最首要的原因；其次是因病、残致贫。缺劳力和因上学致贫是新的时期下的两种贫困原因，这两种原因计划经济年代比较少见，即使有，也不明显，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两种贫困原因才变得突出。也许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贫困原因还会有所突出。

2、思考

（1）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仍然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条件的恶劣，因灾致贫占首位，因此，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进行扶贫决策、安排扶贫资金时，首先要考虑到这一点。扶贫首先要考虑到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这个地区生存环境无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那只有通过移民来脱贫，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地区的贫困问题。

（2）要重视文化扶贫。贫困地区文化都比较落后，农民缺文化是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文化素质低又是影响脱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扶贫一项重要工作。90年代，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辛秋水同志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进行文化扶贫试验，起得了良好的效果。扶贫工作中应专门安排文化扶贫资金和项目，对农民进行文化培训和扫盲，帮助贫困地区提高文化，尤其对贫困地区农民要进行科技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帮助农民实行科学种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针对因上学致贫现象，政府应在扶贫工作中，专门设立一块基金，专门用于支助贫困地区孩子上学。这样做一是使贫困地区的孩子都有同等的上学机会；二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三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有利于脱贫致富；四是更有重要的是直接脱贫。如果一个贫困地区的家庭有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这个家庭就能彻底告别贫困。

篇（9）

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出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保持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少数农村地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治安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还比较强烈,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矛盾的重点

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矛盾是当前农村反映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土地承包权属纠纷｡主要是城中村､城郊村､开发区､工业园区､移民安置区等村组,人多地少,成员复杂,因土地权属纠纷导致群众上访的事件仍持续不断｡二是违规征地引发矛盾｡少数用地单位违规操作,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或占地后长期闲置,导致撂荒,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三是群众对土地补偿标准不满｡特别是国家建设征地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营性项目征地,土地补偿标准不一,群众不接受,因征地补偿问题阻止高速公路和铁路施工,甚至阻断交通的事件时有发生｡四是失地农民的利益缺乏保障｡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农村债务问题存在严重隐患

农业部在1999年采取抽样的调查发现,全国村级约有3600亿的债务｡而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该数字已经达到4000亿｡村级债务问题不仅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纠纷､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债务不能偿还,由此引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由于债务问题引发的行凶动武事件在各地也经常发生｡农村债务不解决,对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影响很大｡

(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村务公开未完全到位｡现在农村很少召开村民大会开展村务公开,多数公开栏常年不公开,上面检查时往往是突击应付｡即使公开了,内容也不具体,群众看不明白,甚至出现公开内容不真实的现象｡久而久之,群众对村务公开失去了信任,对村级事务失去了监督｡二是农村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少数地方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尤其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村内宗族或派性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少数房头宗族势力干涉村务政务,操纵村民换届选举,导致村民之间矛盾冲突,影响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

(四)农村社会治安环境令人堪忧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村社会治安保持了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刑事案件与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分别下降了25.2%､13.3%､14.8%和5.2%｡200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发生的刑事案件继续保持稳中有降｡但是,有的农村地痞､村霸､市霸､水霸､菜霸等流氓恶势力横行乡里,为害一方;有的地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危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社会矛盾,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农村经济落后､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有直接联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形成了强烈反差,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发展水平严重失调｡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农村社会和谐进程,是农村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取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因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土地征用､征地补偿等涉农土地问题日益增多,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对农民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面对失地失业,又无养老､医疗保障;面对因公致残,生活极度困难;面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破坏;面对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等等,广大农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激化社会矛盾｡

(三)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少数干部不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不够,不能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回避推诿,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及时调处,导致各种矛盾由小变大,致使一些群众越级上访,甚至演变成｡二是不依法行政｡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法规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注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处理矛盾纠纷方式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三是以权代法｡少数被“海选”出来的村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在集体项目承包､征地补偿､救济款发放等群众敏感的问题上,不实行村务公开,搞暗箱操作,,侵犯了农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引起农民群众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

(四)预防调控机制不健全

完善健全的预防调控机制,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证｡有些地方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工作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健全的工作责任制｡有的乡镇维稳专班仅一个人,村组干部配置过少,加上经费保障不力,维稳工作难以开展｡有的地方工作又比较薄弱,机制很不健全,导致了一些应由部门处理的问题,直接集中到党委和政府,不仅影响了党委政府的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对策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应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努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农村平安建设的成效,关键在于基层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农村平安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各地平安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党政主要领导任期目标,列入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与晋职晋级和奖惩使用直接挂钩｡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查找薄弱环节,帮助解决农村平安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工作突出的县(市､区)､乡(镇)､村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鼓励;对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和重大的地方和单位,严格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一票否决权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使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民法律素质

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各地要加大“五五普法”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具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法制宣传活动,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约束能力,使农民群众自觉地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纠纷｡

(三)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加强乡(镇)､村(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站点等工作网络建设,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情况报告､归口调处等制度｡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村因干群关系､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和推行重大决策及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的发生｡

(四)加强和改进工作,积极稳妥地处理

要加强和改进工作,完善督察专员､领导包案处理大要案等制度,确保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回应､有人处理｡要建立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实行实地调查处理制度｡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或认为有必要进行督查督办的案件,省级党委､政府应授权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处理,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防止重访､重大的发生｡

农村平安建设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基业,只有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重视农村平安建设,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国务院摸底基层债务财政部酝酿相关方案》

②公安部《我国农村上半年治安形势保持稳定》,2007年08月23日05时27分,来源:新华网｡

[参考文献]

[1]王智民,等.当前中国农民犯罪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4).

[2]师逸,蒋凌燕.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若干因素浅析[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3]苏建忠,陈允政.浅谈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

篇（10）

（二）市场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市场是一把看不到的手，在土地流转与农业开发巨大升值潜力的驱动下，工商资本“上山下乡”。与以往响应政府支持乡村建设不同，这是工商资本的主动出击。大到像联想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小到有盈余的普通市民都在行动。在“褚橙柳桃潘苹果”等农产品的成功营销之下，又加上社会舆论的引导，工商资本不断下乡投资土地与农业，并呈现增长之势。当工商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时，这必然会引起土地流转的热潮。

（三）地方政府推进近期以来，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这和地方政府的推进密切相关。第一，地方政府是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者。中央和省级的行政系统颁布命令与任务，具体的执行要依靠市、县、乡（镇）。第二，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对政策的解读会有加减。土地流转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还是在建设政绩层面，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力支持的工程。这也不难猜测到今天农村土地流转热的局面。

（四）学术界的肯定态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的一步步扩大，三农问题不断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农业发展虽然总体稳定增长，但是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多年来，学术界不断有学者提出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尤其是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促进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已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