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所得税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高峰对话。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迄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施正文教授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可以征收所得税。二是怎样看待所得税征税公平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税法乃是国家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税法也被称为是“侵权法”，因为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否定，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剥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只不过与其他的侵权所不同的是，这种对纳税人财产的侵犯是由国家授权的，是国家法律所认可。

但国家为什么收税，为什么能够收税呢？这就涉及到国家课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关于税收的征收依据，大概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公需说，也称公共福利说，流行于17世纪，其代表任务是法国的博丹和德国的克洛克。该学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为此需通过征税来获得实现其职能的费用。2.交换说，也称利益说，发端于18世纪，主要代表有卢梭﹑亚当，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民因国家的活动获利，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个人给国家税款，国家给个人以保护。3.义务说，也称牺牲说，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税收牺牲说，黑格尔为其代表之一。该学说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4.经济调节说：也称市场失灵说，是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观点。该学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发挥法律的调节功能，对市场进行干预，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税收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应与宪法无条件的保持一致。公民的权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税法主要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1913年美国宪法修正案重新恢复开征所得税，我国宪法第56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并于1999年7月1日起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就其所得也应缴纳税款。税法上的可税性，即税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理以合法为保障，合法是以合理为实质内容的。

其次关于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一般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纳税能力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也就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

我国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也对我国的所得税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1）税制模式的转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应转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体现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趋同势态。这样，既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又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坚持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税率和办法课征。此外，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偷、漏税的特点。（2）进一步规范税前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统一固定数额的费用扣除，这种税前扣除办法虽然简单，但是不能起到公平税负的作用。对纳税人不同的应税所得，应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随着国家物价水平、汇率等的变化，规定浮动的生计费用。（3）税率调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三种适用税率，一是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至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应税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目分为十一类，其中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规定的最高税率为45%.从各国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趋势来看，45%的税率是过高了。据测算，我国工薪收入者扣除800元费用后，缴纳个人所得税者约为1%，而1%的纳税人中，大部分只适用5%和10%的两级低税率。可以说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意义不大，适用者甚少，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率之名。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能适用第五级（月薪4万元以上）以上税率的纳税人亦为数不多，故有必要适当降低税率。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从税制看，现行税制只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并没有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并，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只能由涉外企业享受，外商企业所享受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意义来看，税收优惠措施对吸引外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利于内资企业和涉外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施政文：刘剑文教授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可税性，即税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从社会公平出发，阐述了对我国所得税改革的一些见解。下面有请刘桓教授。

刘桓：我主要说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税制与世界各国是不同的。不同税制的选择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的选择与很多因素相联系，如一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的觉悟意识，除此，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民俗也有相当大的关联。世界各国对税制模式的分类，大体有以下几种：

1.“盎格鲁撒克逊型”，以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国际上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居主要地位的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像美国的所得税就占到税收的85%.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收益税的优势，更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保持收入的稳定，更直接地体现政府的行政意图和目标。

2.拉丁、欧洲型，这是以增值税等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经济管理尤其是税收管理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印度、泰国和中国等国。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流转税易征收、好管理、能保证财政收入的优势，能更好地体现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原则。

3.日耳曼型，国际上也称之为中间型，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模式，所得税与流转税二者都不偏废。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丹麦等国。这一税制模式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因此，更能兼容直接税和间接税各自的优势，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和原则。

我国目前实行的税制属于第二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比重较少。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其流转税的比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税所占比重则比较小。

第二，关于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关于近期税改的方向，可以参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完善财税体制提出近期（本届政府）的七大任务：

（1）实现增值税的转型，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2）改革出口退税制度。（3）“两法合一”，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条税法必须合并。（4）

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5）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6）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7）推动农村税务制度改革。税收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国家选择税收，人民选择政府。

然而，虽然税收特别是所得税的征收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社会公平不公平不是由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否决定，一个好的完善的税收制度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真正决定社会公平的在于财富的初次分配，社会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看到税收制度，还应注意的税收的前端和后端。初次分配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结果上的公平，及时通过所得税的调节也一样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对所得税改革所能带来的不用抱太大希望。

施政文：

刘桓院长强调了要素分配，认为要素分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对所得税改革寄予太多的希望。对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刘院长持的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下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的徐孟洲教授作精彩演讲。

徐孟洲：

谢谢施教授，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关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社会公平。任何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减少矛盾，协调各种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财富分配公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为之提供保障，实现交易、竞争、分配的公平。所谓公平，就是指处理事务时，能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法律的精髓就是公平正义，这又包括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形势公平是必要的，实质公平更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目前除了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之外，我们还得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和公平。这种要求反映在税法上就要求税收法律制度能够保障税收公平，即公平税负，也就是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第二，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分配不公，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中，直接税，主要是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更是明显。它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保证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

第三，改革和完善我国所得税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我是支持刘桓教授的观点的，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不应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给予太大的期望。社会不公是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紧密相关的，比如“灰色收入”，就不是税法所能规制的。另外社会公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是相关联的。我认为应当首先惩治腐败，规范“灰色收入”，然后再来规范个人所得税。对于企业所得税我也是主张“两税”合并，消除内外差异、内外矛盾，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是我国所得税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至于两税合一，是否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两税合并的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对外商撤资的担忧。但是否两税合并之后真得会造成外资的萎缩还是值得研究的，当初给外资以税收上的优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资，事实证明，这的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商的吸引渐渐转向良好的投资环境，转向市场、销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税收则退居其次。2004年底美国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吸引广大的投资商投资于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回流，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率是15%，实际税率是11%.而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率是33%，实际税率为23%左右。无论是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内资企业的税负都是外资企业的一倍。长期以来，内外企业所得税不统一，税负不均等，给国内企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也是造成我

国企业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法合并的步伐应加快进行，建立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法。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各自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刘桓教授，对我们的所得税法改革持悲观态度，认为不应抱太大希望；另一派就是刘剑文教授和徐孟洲教授，他们都主张我国的所得税法应进行改革，并且也是对此抱有希望的。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有“应然”与“实然”之分，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在下面的回合，我们希望能看到两派的交锋。我们今天就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分析，请三位教授再谈一下公平与效率之间，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还是有请刘剑文教授。

刘剑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我还是基本上同意这位刘教授的观点的。

的确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不是靠所得税法的改革所能解决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公平的实现还有待于“吏治”改革。像现在好多省已经免征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解决农村所存在的问题。因为农村矛盾更多的表现为干群矛盾。对于收税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奉行的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我认为在所得税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完善，首先应该是税法要素的科学规范。纳税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的，但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从公平角度来看，以家庭为纳税主体对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会较公平地对待，因为以个人为纳税主体时对这些所得的源泉扣缴根本不考虑其实际纳税能力，在以家庭为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这些所得并入家庭总收入再对某些项目进行扣除，能更好地体现综合纳税能力。

对于征税对象和税率这两个要素的规定，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分为十一类，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70％以上，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也过高；对于偶然所得的税率为20%，而工薪所得的税率却可高达45%，对于勤劳所的要征收如此高得税，是不利于鼓励纳税人勤劳致富。税前费用扣除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近年来中国相继实行了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支出加大，标准扣除太低，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不同的纳税人取得不同的应税所得，所花费的成本和费用不相同，故费用扣除应有所区别。此外还要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就东部和中西部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发展指数，正确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法定扣除还应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应该制定出有赡养父母的家庭和不需要赡养父母的家庭不同的扣除标准。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对生活费给予的扣除，不应是固定的，而应是浮动的，即应随着国家汇率、物价水平和家庭生活费支出增加诸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应该统一中外纳税人的扣除标准。虽然所得税在社会公平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也应重视。

刘桓：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应当是效率第一。这涉及到对公平如何定义的问题。不同的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所以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获得比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多一些说得收入是应该的。这还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博士生毕业之后为什么要求工资高，因为他要弥补自己三年所丧失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而老年人和尚未有工作的人则对税法的公平期望更高，但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发展需要年富力强的富人积极投资，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国家增加税收而来推动。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课以近乎没收的高税率，再由国家进行低效率的投资，这对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税收有很多种，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分工，所得税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要推敲的。个人所得税即使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也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在实行公平的同时，也可能伤害纳税人投资的基础或者是他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麦克尔。博斯金来中国的时候谈了一个问题，世界税制改革的潮流，个人所得税似乎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投资行为，对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政府按百分之七八十征税的话，微软的公司可能早就没有了。公平不公平，不仅要看个人收入的高低，要看他的钱怎么花。对于有钱的人，不仅要调节收入，更主要的是要调节支出。

支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投资和消费。“杀富济贫”，牺牲效率来换取暂时的公平是不明智的。解决这个问题靠社会各界引导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所以我们鼓励投资可以让他少交税。税收的本身就有导向作用，而且这个导向的作用还非常重要。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让私营企业主多投，多投资对社会是有利的。

如果不投资而去消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消费税来进行调节。我们要学会把握人们的纳税心理，利用人性化的设置，利用人类的贪婪、愚昧来达到税收的目的。

施政文：

感谢刘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阐述他在这问题上的观点。

徐孟洲：

说到税收的公平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税收本身是公平的吗？大家都知道税收是国家征税机关无偿、强制征收的。既然是无偿、强制的，就难说是公平的。所以税法被称为是“侵权”法，当然侵权两个字是要加引号的。什么是公平，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处理事务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至于公平的衡量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个标准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与历史传统有联系的。在众多标准中，“受益标准”应该是最重要的，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谁受益谁付费，谁受益谁交税，这是公平的。比如说车船使用税，当然是那些有车的人才用缴纳。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力标准”，就是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

税收效率是税收学中与税收公平同等重要的原则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来说，税率是应当降低的。税负太重，使经济落后的原因，太讲究公平福利了，就难免会丧失效率。只顾公平，不讲效率也是不行的。比如，瑞典的税率是很高的，所以爱立信等比较大的企业就将自己总部搬出瑞典，这对瑞典的经济来说应该不算是件好事情。

税收效率除了经济效率外，还包括税收的行政效率。我们在征税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充分考虑这个税制的开通是对经济的促进还是阻碍。我们强调公平的同时也应反对绝对公平、平均主义。个人所得税如何才能体现公平呢？首先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报，夫妻可以选择是单独申报还是两个

人联合申报；税制改革要求由于一个度，拿遗产税来说，提的抬高就会影响效率的发挥。另外我们的费用扣除额也应当予以增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把费用扣除额经常称为“起征点，这是不对的。起征点和免征额还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在一个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发挥一定的效率促进作用，对于公平也应当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应该兼顾。至于哪个更优先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良税、恶税的评判标准，也就是：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我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对公平与效率的看法，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税收公平主义是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税法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国目前也掀起了税制改革的狂潮。刘建文教授目前也正在组织一个税法的国家研讨会，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信息。

刘剑文：

我想先对刚才的公平效率问题再说两句。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国税收体制的内部安排上，收益的分配，收益的分享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现在有很多税收都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所剩下的就已经很少了。毕竟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绝对的。另外，所得税的内部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税种之间，内外企业之间，都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其实遗产税是对所得税的一个补充，它将有助于所得税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协助解决社会不公。但是遗产税何时出台，怎么出台，这都还是一个问题。税法是极其复杂的，一部法律是复杂了好还是简单了？当然是复杂了好，只有复杂了我们这些人才有事情干，才有饭碗。税法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它的税法却是成文法。我们这次要组织这个研讨会，就是要遍邀世界各国的税法国家，让他们了解中国目前的税收法制，我们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国外税法的理念，为我国的税法改革有所助益。能够制定一部好的税法，应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税法，是宏观调控法，一般都是将其划归在经济法内。但我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它跨越了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国际法，是全方面、多角度，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法律部门。它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而不是从属于经济法。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经济法，只是认为税法应当单独出来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我们在研究法律时，应该避免受到法律分科的限制，就像一个律师拿到一个案子，他不会想这个案子时属于哪个法律部门的，而是找出其中所有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应当这样，我们应当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也应打破国内法、国际法的界限；还应打破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最后应该打破历史与现实的。

施政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牵涉到一个界定问题，就是所得税应该是“富人税”还是“穷人税”呢，当然还有俄罗斯的“单一税”。对于这一点我们请刘桓局长讲一下他的看法。

刘桓：

就像公平具有相对性一样，税制的优与不优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我认为个人所得税法既是富人税，也是穷人税，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它要向富人征税，所以说是“富人税”，而它要帮助穷人，所以又是“穷人税”。税法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有一个出台的好的时机。并且我们认为一部好的税法不应该不太过复杂，而应当简化，否则复杂的税收机制带来的就是税收成本的高昂，这也不利于效率的实现。立法越复杂越完善，在实践中就越难做得到，这要考虑到现实中的可行性问题。

施政文：

刘教授的主张就是简化税制。在税收征管上，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方式，即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这两种方式都是存在着问题的，我们请刘剑文教授谈一下对完善税收征管的看法。

刘剑文：

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义务。代扣代缴难以落实，在实践中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和保障，使税法的相关规定难以落实。自行申报体现了在民，这里还涉及一个税务机关的性质问题，究竟税务机关只是一个收税的行政机关还是一个执法机关，这个定性是很重要的。拿完税凭证来说，目前实践中的做法是纳税人索取税务机关才给，但完税凭证的交付究竟应该作为纳税人的一项权利还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义务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认为税务机关的性质应该有两个，一是依法收税的机关，而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机关，税务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决定其必须为纳税人服务。

施政文：

谢谢刘剑文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谈一下税收优惠政策问题。

篇（2）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与原内、外资税法有较大的差异,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也很大。该法的颁布与实施给各类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为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税收负担以及引导资金的流向、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差异

(一)首次引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

新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体现了以“法人组织为纳税人”的做法,摒弃了以独立核算的三个条件来判定纳税义务人标准的做法。同时,新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体现了根据属人主义原则作为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指导原则。首先,明确居民的概念,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其次,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再次,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率”方面的差异

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对内资微利企业分别实行27%、18%的二档照顾税率等。税率档次多,使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容易带来税收漏洞,增加税收征管上的难度。因此,结合我国财政承受能力、企业负担水平,考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实际税率水平等因素,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为25%。这一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从而有利于继续保持我国税制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前扣除”方面的调整

目前,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成本、费用等税前扣除方而规定不尽一致,如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计税上资限额扣除制度,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工资支出实行全额据实扣除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将做出统一规范。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适当提高内资企业公益捐赠扣除比例;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合理确定内外资企业广告费扣除比例。

(四)税收优惠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外资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其主旨是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鼓励农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资,同时兼顾微利小型企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利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等。对从事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环保节能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计征,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实行15%的税率;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纳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等。

(五)收入总额范围有变化

旧企业所得税法对收入总额的规定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生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采用的是列举法。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作为收人总额,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款项、应收票据、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存货、不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收入总额口径比原来要大,虽然实际计算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新规定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企业的收人来源,从而避免企业漏计收入。

二、新税法实施对不同企业的影响

(一)对内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大中型内资企业

对于大中型内资企业而言,新税法最直观的影响是,一方面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由33%减为25%),同时减小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基,两个变量的减少会降低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有关专家测算,若不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影响,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将使企业税后净利提高11%。

2.小型微利企业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税率征收。这里的条件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①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万元;②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对认定小型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大大提高,多数企业税负会有下降。

(二)对外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非生产性外资企业

按原企业所得税法,非生产性外资企业,如服务业、餐饮业等与内资企业同按33%税率执行的。内外资企业统一为25%后,税率减少了8%,税收负担也会大幅度降低。

2.生产性外资企业

对于生产性外资企业,我国长期以来都给予扶植,享受各种优惠后,一般平均税率仅为12%左右;新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后,生产性外资企业增加了13%的税率,税负会大大增加。

(三)对不同行业的税负影响

有关部门报告显示,两税合并将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电力、有色金属、造纸、纺织服装、交通运输等行业在2006年以前实际税负并不高,2006年以后由于税收优惠期满,实际税负大大增加。所以,两税合并仍然可以受益。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行业实际所得税税负低于25%,因此行业整体并不能享受到两税合并的好处。食品饮料、银行、通信运营、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实际税负均高于25%。截至2007年,银行业、饮料业和通信运营业税负分别为35.59%、31.06%和31.51%,分列国内行业税负前三名。因此,税制改革后这些行业有可能成为主要获益者。

(四)对不同区域企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原税法的区域优惠政策导向,使东南沿海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外资,率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相比,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不利于东南沿海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适当削减东部区域优惠、增加西部地区的优惠是新形势要求。

总之,新税法颁布后,有利于我国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内资企业而言,消除了税收歧视,使之与外资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减轻了税收负担,有利于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对外资企业而言,新法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仍是适中偏低的水平,有助于国家吸引外资并有效利用外资。同时,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有利于国家清理假外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长远来看,新税法的实施不会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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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

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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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它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充分享受所得税法现有税收优惠,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从而增加企业收益,成为每一个企业经营者慎重考虑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所谓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所得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本文从所得税税率、纳税人身份、所得税税前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所得税的税收筹划措施。

一、所得税税率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为25%。这一税率水平既充分考虑了国际上的税率水平,又兼顾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负担水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国家还制定了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1、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筹划。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0%,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为: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小型微利企业在其年应纳税所得刚好超过30万时,可能会因为累进程度太大,造成增加的所得税负担急剧增加,这时,小型微利企业就有必要进行纳税筹划,合理地把应纳税所得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小型微利企业可通过参加公益、救济性捐赠,或者增加其他期间费用来增加扣除项目,以此避免企业因增加应纳税所得而带来的超额税收负担

。

2、高新技术企业的纳税筹划。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符合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纳税筹划时,可通过公司分立或将科技产业进行地区间的迁移,或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给位于此类地区并享受税收优惠的关联企业,甚至“区内注册、区外经营”,来使税负减轻;或考虑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和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等,使其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而适用15%的低税率,以减轻税负。

3、非居民企业境内所得与境内机构场所没有实质联系、或在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的境内所得,所得税的税率为20%,减按10%征收。非居民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税收优惠政策对其所得进行筹划。

二、精心选择纳税人身份

新税法强调法人企业或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并将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两种,同时规范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概念。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对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承担有限纳税义务,一般只就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纳税。新税法采用了“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对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作了明确界定。税法规定,企业的登记注册地在境内或虽然登记注册地不在境内但其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则其为居民企业;企业的登记注册地不在境内,同时其实际的管理机构不在境内(可以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也可以没有机构、场所),该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则其为非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税率分为两种,一是25%,适用与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与中国境内机构、场所有实质联系的所得;二是20%减半,适用于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与中国境内机构、场所没有实质联系的所得。这一新变化对外资企业影响非常大。如果企业不想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在境外注册即可,还必须确保不符合“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

三、税前扣除筹划

1、提前扣除,延期纳税。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对该类固定资产按最短的年限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同理,在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存货计价应采用加权平均法,而非先进先出法。相反,因业务招待费只能按实际发生额的60%,但不超过年营业收入净额的0.5%扣除,应尽量减少列支,尽量避免赞助支出、企业之间的管理费等不得扣除的支出。总之,企业要准确把握可扣除的成本费用数额,争取税法允许的最大扣除,以减少所得税支出。

2、新税法对于工薪、福利、捐赠、广告费等给予了更加宽松的税前扣除政策,扣除限额提高,企业因此可在规定的限额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福利、捐赠、广告费及研发费用等,但要注意是否符合列支条件,如允许据实扣除的工资、薪金必须是“合理的”;捐赠则必须是公益性捐赠;广告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通过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二是已实际支付费用,并已取得相应发票。三是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体等。

四、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1、费用的加计扣除。一是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不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应将研究开发支出与其他支出分别核算,以便充分利用此项政策。二是工资的加倍扣除。新税法规定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100%扣除。因此,企业应合理安排残疾人员,特别是安置残疾人员已达到一定比例但未达到1.5%的企业,有时通过增加少量残疾人员就可享受该项优惠政策,达到节税的目的。

2、特殊设备的税额抵免。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这些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目前国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企业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因此,要充分利用该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社会财富总量也实现了巨大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凸现。2006年1月1日，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之相配套，国务院及其财税部门也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应该说，这是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收政策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新规定显然关注到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客观事实，重视发挥个税政策对居民收入的调节功能。但是，这并非说明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相关政策就已经十分完善。作为调控收入分配的有力经济杠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政策应在改观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更多借鉴国际上的成功做法，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理论上讲，凡能增加一个人负担能力的所得，只要符合税法规定都可以列为应税所得。从现在所得来源的多元化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与现在相比必须更明确，更广泛。可以考虑变原来的正列举征税范围的方式为反列举免税项目的方式，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方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常用的。这样，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就被列入了征税范围，如雇主给雇员提供免费午餐、福利房、交通工具、免费休假等，应该作为雇员个人的应税所得计入其总所得中。

除此之外，现在争议较大的是非法收入的纳税问题。税务部门可以对尚未立案查处的非法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大量非法经营活动往往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许多人通过消费、储蓄等形式，最先使高收入以来路不明的方式暴露出来，司法机构还未立案查处，税务部门往往先掌握了其应纳税收入的情况，及时地对这些收入征税，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损失。当然，征税并不等于承认非法收入为合法收入，征税后，若收入性质暴露为非法的，可继续运用司法力量打击非法收入者。

二、简化税率结构

纳税人在其税基一定的前提下，其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率上，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对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其中工资、薪酬的累进税率有9级，导致计算公式非常复杂，征收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而且容易造成纳税人为了逃避高税率而偷逃税的行为。可以考虑简化现有税制，把现有九档的税率精简为3——5档，扩大级距。同时，目前我国最高税率过高，差不多占收入的一半，税率越高，偷、逃、漏税的动机越强，反而不能真正起到调节作用。建议适当下调税率，最高档税率不超过35%，每过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做适当调整。

此外，对于分类课征的部分仍可以实行比例税率，但不宜一刀切。如对利息所得税可以考虑实行分档累进税率，而且应设立起征点，如月利息超过100元人民币的才征税。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等维持20%的税率，而对彩票中奖等偶然所得，则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三、完善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必须结合居民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战略来考虑。如今物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各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虽然新《个人所得税法》对此做出了改进努力，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与费用扣除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免征额的提高问题。前些时候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标准，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尘埃落定：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应该说，这一标准的大幅提高，考虑了物价上涨，货币分房、医疗改革、教育费用、养老保障使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情况。但是起征点实行“一刀切”做法是否科学还有待商榷。显然，1600元的免征额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说是偏低了，但是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如西部农村而言则应该是比较高的。因此，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差别，应该在全国统一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予各省一定幅度的上下浮动权力，各省依据地区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确定纳税免征额。其实，相对于设定免征额，更为重要的是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应该充分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医疗费用、养老、住房、教育等因素。例如教育费用，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增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开始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鼓励人们主动掌握科技知识，应该对纳税人实际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进行必要的扣除。在实行医疗保险情况下，可以对其因参加医疗保险而支出的保险金作为费用扣除。对于房屋购建费用，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励人们购买住房，对房屋购建费用如贷款购买住房所支付的利息应给予一定的扣除。

四、以家庭为纳税单元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可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对有在校学生的、贷款购房的、购买保险的、捐赠的项目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行为，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是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例如，购房贷款、医疗费、保险费、子女教育费等消费性支出，以及储蓄、投资行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对其扣除免税额、总计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等）的计算更为合理，征税更能反映其实际纳税能力。

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家庭结构不一定是同质的，设计税率时一般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如果是三代同堂等，即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如何设计联合申报与单身申报的不同税率，需要对税负水平进行一定的测算。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收政策作为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重要调控手段，应当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王诚：“中国收入分配类型、差距及其政策取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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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核算方式的选择。对于跨年度完工的劳务合同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根据完工程度确认收入计征所得税。而对于在同一年度内完工的劳务合同，则在合同全部完工时再确认收入。完工百分比法在合同没有全部结束时就要纳税，相当于提前预缴了所得税；完成合同法则在合同全部完工时再申报纳税。因此，对于劳务合同，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应尽量在同一年度内结束，采用完工百分比法进行核算报缴所得税，可以避免提前申报纳税。

2、销售收入的确认方式。企业销售货物的结算方式采用分期收款发出商品销售，按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和收款金额确认收入。这种销售方式在合同约定的结算日期之前，由于不需要确认收入就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从而可获得延迟纳税的税收收益。同时对于企业临近年终所发生的销售收入，企业可根据税法规定的条件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将当年的收入推迟到下年确认。

二、有关准予扣除项目的税收筹划

1、从固定资产折旧的角度。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使得前期应纳税所得额较少，降低了前期的所得税，从而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对于工作量法，如果前期工作量比较大，可以使所得税缴纳时间后移。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当估计残值，从固定资产原价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价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因此，企业应尽量将净残值比率估的低一点，使企业折旧额相对高一些，从而在折旧期间少缴纳所得税。

2、从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角度。税法和财务制度对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均赋予企业一定的选择空间。这样企业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摊销期限，将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入成本、费用中。与选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道理相同，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收优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从而获取“节税”的税收收益。面对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的一般性企业，则宜选择较短的摊销期限，这样做，不仅可以加速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成本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还可以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3、从存货计价的角度。纳税人各项存货的发生和领用，其实际成本价的计算方法，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等方法中任选一种。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物价持续上涨，采用后进先出法可使企业的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从而降低应纳税额。反之，如果物价持续下降，采用先进先出法可以达到节税目的。在物价上下波动时，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可使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均衡，避免高估利润，多交所得税。另外，对于低值易耗品，税法规定，可以一次扣除或分期摊销。相比之下采用一次摊销法的话，前期摊销的费用比较多，后期摊销的费用比较少，从而使企业前期纳税较少，后期纳税较多，从而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

4、从“三新”研究开发费用的角度。根据税法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凡当年发生的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经由主管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企业在进行技术研究开发时，应尽量利用这一政策。从整体上考虑研发费用的安排，在不影响项目进程的情况下，尽量使每一年的研发费用都比上一年增长10％，从而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5、从企业融资的角度。企业融资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积累、职工投资入股、向银行借贷、企业间相互拆借、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融资渠道不同，税收负担也不同。有的融资渠道具有抵税效应，如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作为准予扣除项目，可以在税前列支；同业拆借的利息支出按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可以在税前列支，高出部分不得列支；而发行股票支付的股利是税后利润的部分，不具有抵税效益。因此，在资本结构合理及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不低于负债成本率的前提下，负债比率越高，额度越大，节税的效果也越明显。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选取既能获得最大收益又能达到最大限度节税的方案。

6、从准备金列支的角度。税法及现行财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均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备抵法处理企业的坏账损失。不同的坏账损失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的影响不同。一般情况下，选择备抵法比直接冲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因为，若企业选择备抵法处理坏账损失，可以增加其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为备抵法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后移，使企业能够获得延迟纳税和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好处。

三、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较多，主要有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第三产业、资源综合利用、老少边穷地区受灾、安置下岗职工、社会待业人员、校办、福利、乡镇企业、农业、渔业、特区、西部大开发等，内容十分广泛，条件也较宽松。使每一项税收优惠都为企业提供了筹划的空间。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措施，在企业进行各项活动时做一定的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税负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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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确认计量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率先执行，随之，在其他企业全面施行。新会计准则进一步调整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缩小所得税处理原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因此，对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处理，特别是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新准则，处理好新准则体系下的重点涉税问题，有效规避新准则带来的纳税风险。

一、新准则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突出变化

新会计准则中对企业所得税账户设置、核算方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讲。首先，新《准则》首次引入了“计税基础”概念。明确了资产的计税基础、负债的计税基础等。其次，新准则设置“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核算企业应交未交所得税设置“所得税”科目,核算企业计人当期损益的所得税费用设置“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核算企业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发生及转回设置“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核算企业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发生及转回。再次，新准则采用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暂时性差异强调差异的内容,反映的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差异。最后，新会计准则只允许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其核心是以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当资产的价值增加或是负债的价值减少时会产生收益。

二、新准则对企业所得税一些会计处理方法上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只允许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对企业所得税一些会计处理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新《准则》要求企业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执行原规定时通常采用应付税款法,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但在执行新《准则》后,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因而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对弥补亏损会计处理的影响，《准则》规定,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而不是原准则的逐年延续弥补，最长不得超过5年的办法。

三、新会计准则下的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

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更高层次的要求,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新所得税准则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要求所得税会计必须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本文拟对新颁布的所得税准则涉及到的所得税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一探讨。

（一）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新《企业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这就要求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首先，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该项资产在未来使用或最终处置时,允许作为成本或费用于税前列支的金额。某一资产负债表日的计税基础是其成本扣除按照税法规定在以前期间已经税前扣除的金额。其次，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一般负债的确认和清偿不会影响企业的损益,也不会影响所得税的计算,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为零,计税基础即为账面价值。但某些情况下,负债的确认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损益,进而影响不同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按照会计规定自费用中提取的某项负债等。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

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关键所在。首先，递延所得税负债是由于暂时性差异中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而导致在销售或使用资产或偿付负债的未来期间内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于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除某些特殊情况除外,均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其次，暂时性差异中的可抵扣暂性差异:将导致在销售或使用资产或偿付负债的未来期间内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预计将获得的应税所得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新准则中关于企业所得税费用计量

在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的情况下,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额,即当期应交所得税。其计算公式:

当期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当期适用税率

递延所得税是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当期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递延所得税=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减少)-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减少)

总之,随着会计实务的逐步开展,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及披露必然会增进财务报告的相关性,为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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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相比，增加、修改、完善了许多内容。物流企业面对新所得税法的实施，应正确把握政府的政策导向，即时调整纳税方案进行税收管理，做到合法纳税，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税后利润，发展企业。

2新税法与旧税法的对照分析

新所得税法对照现行所得税法，其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五项标准并提出了两项过渡措施，具体有：(1)法律适用统一。新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整合，把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办法“合二为一”。新所得税法实施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均适用新所得税法。(2)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纳税制度，改变了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3)所得税税率统一。新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基本税率确定为25％，除“过渡期政策”外，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率认定上一视同仁，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得到了统一。(4)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原则上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真实合理的支出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包括取消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研发费用等费用支出的税前扣除比例进行了统一规定。(5)税收优惠政策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除符合过渡性优惠条件和西部大开发区域优惠条件的企业外，设立在其他所有地域的企业均适用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6)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即对新所得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7)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即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优惠，同时，新所得税法还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3新所得税法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分析

新税法下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让内资物流企业与外资物流企业一起站上了公平起跑线。企业所得税=企业应纳税所得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扣除项目调增项一扣除项目调减项由以上公式可知，应纳所得税的计算，主要受适应税率和扣除项目的影响，新所得税法对以上两个因素均有新的规定。

3．1税率分析

(1)微利物流企业适用税率分析。旧税法规定，微利企业享受27％和18％的税率，外资企业享受24％或15％的优惠税率，对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l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法规定，微利企业所得税率为20％其中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在我国，真正具有实力的综合物流巨头屈指可数，大量物流企业停留在单一的运输或仓储阶段，普遍起点低、起步晚、规模小、整体实力弱。新旧税法更替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应纳税所得额标准。过去的规定是10万元，过了l0万元就要按33％缴纳企业所得税；新规定提高到30万元，30万元以内按20％的税率计税，超过30万元才按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会使更多的企业享受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

(2)一般物流企业税率。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对于外商投资和外商企业来说，却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的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于内资企业，税负是十分偏低的。新税法出台后，统一了税率，统一规定所得税率为25％。税率的统一使企业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分公平的竞争，有利于挖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内资企业采取将资金转到境外再投资境内的“返程投资”方式，以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扭曲行为。目前世界上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的平均税率则为26．7％。相比之下，新税法25％的税率属于中偏低。这样的税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有利于继续吸引外资。

3.2物流企业相关的税前项目扣除标准分析

旧法在税前成本扣除标准方面，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很大。这种不同待遇给内资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新税法统一了税前扣除标准，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公平竞争。新税法主要对以下几项扣除标准进行了修改：

(1)工资支出。新税法改变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扣除，而改为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据实扣除。按照旧税法，如果内资企业实发工资高于计税工资标准，那么对超过部分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一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都有征税，而新税法的制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物流企业属于人才密集型企业，新税法的规定有利于物流公司降低人力成本，为物流行业引进高级管理、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物流行业尽快摆脱低层次徘徊状态。

(2)研发费用。新税法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时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新税法同时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旧法规定研发费用据实扣除，对研发费用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对于物流行业来说，改变低起点、小规模、竞争力不强的现状，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水平，新税法取消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些条件限制，更加有利于物流行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能力，设计出节能、环保、高效、科技含量高的物流服务产品。

(3)广告支出。关于广告支出，旧税法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有不同的规定。具体有①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推进新技术的必要广告支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费可在税前据实扣除；②粮食类白酒生产企业不属于国家鼓励类生产项目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③一般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按当年销售收入一定比例(包括2％、8％、25％)扣除，超过比例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不分类别均可据实全额税前扣除。

新企业所得税中将广告费用的扣除规定在按年度实际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含)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广告费是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的重要支出，对于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的物流行业来说，将会从中受益。目前物流企业投入广告比例普遍偏小，一般在0％～2％之间。广告客户绝大多数是物流商用车生产企业和会展企业，其中物流企业广告仅有国外巨头ups等，国内的也仅有中远、中外运、中国邮政等大型国企的形象广告，鲜见其它物流企业身影。物流广告客户缺失已经成为严重制约行业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折旧。新税法对企业足额提取折旧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大修理支出准予扣除，同时规定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我国物流行业长期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的现状。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不少，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铁路也几次大提速，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物流服务的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仓储设施落后，大量的仓库是2o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建筑，在仓库防火、防潮、防盗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在使用高新技术手段储藏现代化的商品方面困难也不少。另外，现代化的集装箱、散装运输发展速度缓慢，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运输车辆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搬运的机械化低。

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运输工具、仓储设施、装卸设备、信息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实现物流高效化的重要保证，随着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物流行业逐渐呈现出大型化、高效化、专业化和自动化固定资产的投入需求，新税法的规定完全有利于物流行业的这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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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税法对电力企业税负的影响

新税法相比于原税法最大的改变在于实行两税合并，税率是新税法的核心内容。 两税合并之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将实行照顾性税率，税率为20%。通过计算，在新税法实行后，扣除税收优惠之后，外资企业所得税负平均约为12%，而内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约为25%。而电力企业因为电网企业不对外开放，所有的电网企业都是内资企业，除少数的发电企业是外资企业外，基本上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内资企业，而内资企业扣除税收优惠之后平均所得税负这么高，因此新税法的实施必然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整个电力行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

二、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

(一)从资产税务处理方面进行避税筹划

1、坏账损失处理；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提取坏账准备金，能够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对于尚未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如果出现坏账损失，应以当期实际发生额为依据进行扣除。采取备抵法能够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当期扣除项目。在两种方法应交纳所得税一致的情况下，被抵法可以将纳税款之后，这样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有所增加。

2、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企业的净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而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由是由资产计价与折旧决定，但是资产计价缺乏弹性，即纳税人基本上不可能在资产计价上进行避税筹划，因此固定资产折旧是企业在进行避税筹划时应该重视的。固定资产折旧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而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决定了折旧年限，同时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是一个纳入了很多主观因素在内的经验值，这使得企业进行避税筹划成为了可能。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缩短将加速企业成本的收回，这样企业的后期成本费用将前移使得前期会计利润后移。当税率稳定时，企业通过所得税递延缴纳，增加了企业的运营资本，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或者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而作为技术密集型的电力行业，设备技术发展的非常快，符合加速折旧的规定，可以递延缴纳所得税。

(二)运用工薪扣除法

在之前的企业所得税法下，对于工资的支出，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而内资企业按计税工资扣除。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工资、研发费用、捐赠等费用的规定变得较为宽松。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当中明确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和取得收入相关的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的税额时扣除。电力企业为了减少税负，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提高员工工资、增加员工伙食补贴、建立职工教育基金等方法，因为上述所产生的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与此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还明确的规定了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可在支付给残疾人员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进行100%的加计扣除。作为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的电力企业，可以安排残疾人在那些对身体条件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岗位工作，这样既可以增加薪金扣除，与此同时还能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应。

(三)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1、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明确的规定，企业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符合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减计收入。在《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当中对电力企业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的电力，应纳税所得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利用农作物秸秆、工业所产生的预热生产电力所得的收入，应减按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电力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优惠政策，在修建新的电厂时，优先考虑工业企业密集的区域，依附于各工业企业，这样既可以减少发电原材料，又可以减少纳税额。

2、节能节水专用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唯一保留的一个低税率税收优惠政策是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收取15%的所得税率。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电力企业，怎样积极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利用好这一优惠政策是其应该重视的问题。

3、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明确的规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从项目开始实施前三年企业所得税全免，第四年到第六年所得税减半。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电力设施，可以更好的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电力企业应该重视新能源的利用、高效节能技术的应用，以遍更好的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三、结束语

作为公用事业性质的电力，其服务功能十分的突出。这种突出的突出的服务功能决定了其应该首先考虑满足社会效益目标，然后再追究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新的税法的实行改变了电力企业纳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整个电力行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我们不应该为了节税导致企业正常发展受损，这就要求电力企业严格的遵循新税法与国家的相关法律进行税务筹划，确保企业更好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新税法对电力企业税负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在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的思考。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税务筹划，使其良好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建花.新《企业所得税法》下避税问题研究[D].硕士论文.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2]王江.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D].硕士论文.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

[3]邬晓恬.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企业税收筹划新探[J].高等函授学报，2011（2）：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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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法》(下称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下称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及条例取代了1991年4月9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年12月 13日公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下称原税法、原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新税法及条例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四个统一”即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 除办法和标准;统一优惠政策,并强化反避税措施。同时把原来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为载体的政策,分别上升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层次,增强了企业所得税法的权威性 、严肃性和约束力。本文试从比较新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条例主要变化的角度,谈些肤浅的 认识和体会。

    一、重新定义纳税人

    1.“企业”的新界定。 新税法及条例对纳税人采用定性的方式进行界定,显得逻辑严密、边界分明。条例规定 “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外 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该定义表明新税法是一部法人所得税 法律,把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排除在外。因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只对 其投资人、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本身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 样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但是,依《公司法》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外国法律法规成 立、取得来自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仍视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

    2.采用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并重的标准,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采用注册 地与实 际管理机构地双重标准,来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居 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这就表明,无论企业 在哪里注册,只要其在中国境内对境内外经营活动进行实质的、全面的控制和管理的机构 ,都是我国居民企业,从而有利于防范企业通过选择注册地而逃避纳税义务。

    3.以法人纳税原则,改革非法人分支机构纳税的模式。原税法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为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主要条件,导致众多的非法人的企业分支机构作为纳税义务人。新税法 体现了法人纳税的基本原则,第五十条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 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 制定。”这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明确企业分支机构不属于法定纳税义务 人,不再独立计算、调整、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 共享税,税务机关如何对异地企业分支机构进行监管,财政利益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分 配,有待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

    二、统一税率

    原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外商投 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 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 算,税率为3%。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或虽设有机构、场所但其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按2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

    新税法规定,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两种税率,总体税赋水平比原来有所降低:一是一般企 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二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 、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

    三、收入及亏损弥补的变更体现严谨和立法目的一贯性原则

    (一)收入方面

    1.收入总额。新税法新增“接受捐赠收入”;原税法生产经营收入改为“销售货物 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原税法“股息收入”改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该项 目包含的项目更加广泛。

    2.收入分类。新税法及条例将企业收入分为应税收入、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三大 类,其中不征税收入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原税法没有该类别。条例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 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进而对不征税收入进行了细化。

    3.收入确认。新税法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分别对不同来源和种类的收入,逐一规 定了确认的时间。

    (1)利息收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 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可见,只要纳税人具有索取收入或收益的约定权利,不管相应经济 利益是否流入,税法便认定收入实现。新税法关于收入确认并不完全是经济或会计意义上的 归属,更主要是基于约定权利的归属。在实务中,由于约定付息日与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 认日不一致,可能导致纳税调整引起争议。

    (2)分期确认。原税法规定企业受托大量设备或提供其他劳务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 ,分期确认收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 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 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该规定比原税法规定更易于操作。 (3)视同销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 、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 外。”一是解决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视同销售,外资企 业不视同销售,从而导致内资企业税负重于外资企业,以及不必要的时间差异问题。二是统 一内外资房地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等类似业务的视同销售。如《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规定,内资房地 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固定资产应视同销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处置资 产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970号),外商投资的开发房地产企 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不视同销售。

    (二)亏损弥补方面

    原税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应税项目,又有免税项目,其应税项目发生亏损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应该是冲抵免税项目所得后的余额。此外,虽然应税 项目有所得,但不足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免税项目的所得也应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的免税所得弥补亏损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34号)。

    新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 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第十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笔者认为,该条款可 以理解为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不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体现了不征税和免税政策的 设立宗旨,真正体现了对企业扶持方针的落实。

    四、扣除标准和办法的改革,彰显公平、公正和促进发展理念

    新税法及条例明确了税前扣除的权责发生制、实际发生、相关性和合理性四大基本原 则。条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的标准和办法,变化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