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文化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民众文化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它承载着所在地区生存过的或现在仍在生活着的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但随着近年来各地的城市化建设，许多旧有的街道、建筑不复存在，其原有的名称自然而然被改变。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名变更为例，笔者经过考察发现，仅就小召前街办事处下辖的小巷而言，三十年来的地名变动就有三次，分别是小东西巷（原玉泉巷）、小召前街（原半道街）、公园西路（原新民街），此外，新增设的其他小巷更是多达八处，包括五塔寺召东街、迎春巷、建华街、凯歌巷、二十六中南巷、工艺厂巷等。尽管《呼和浩特市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将地名管理纳入城市管理项目之中依法进行管理，要求地名命名不得实行有偿冠名，并就地名分类、地名管理、地名更名与公众参与、历史地名保护等进行了规范，但是由于对地名的保护力度不足、人们的关注度有限等，地名变更与文化流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发现，在地名变更过程中，民众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对新旧地名的变化关注度并不高，尽管许多民众认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原有历史承袭下来的地名，因为这些名字往往蕴含了老一辈人祖辈相传的一些传说、故事等，但如果地名强行被改变，他们也会被动接受，并最终随大流以新地名称之。在访谈时，玉泉区小召前街一位旧书店老板赵先生称，他们对地名变动并不反对，也不赞成，因为地名变动对他们的影响虽然存在，但是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地名变动过程中，民众文化自觉性与价值认同的流失已经成为颇为严重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地名变更加速了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的流失，这种流失又反过来助长了地名变更之风，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不仅会造成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也会弱化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培育文化自觉，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在人们关注地名变更对文化遗产的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地名变更与民众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流失的催化作用。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

根据先生的阐述，所谓的文化自觉即是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学者李艳认为，文化自觉的重要特征包括实践活动下文化创造的自在性与自为性、文化核心精神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文化结构的多元性。笔者认为，处在任何地理环境中的人们都有必要、也有能力了解该地区的文化，并对该地区地名的来源、形成过程有所了解，关心该地区的地名变动并能够主动参与到地名文化的变动中来，这称为文化自觉。

关于“价值认同”，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吉登斯将认同的概念扩展到哲学的层面，在他看来，认同是连续发展的社会性产物，它不仅指一个社会在时间上的某种连续性，也是社会在反思活动中惯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贾英健进一步指出了价值认同的相关特征，认为价值认同具有主体的自主性、过程性、异质性与一定的流动性。笔者这里的“价值认同”主要指一定地区的民众对该地区文化的认同，在这种认同基础上不仅能够自觉遵守一定的价值规范，也能够主动参与。

（二）地名与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的关系

笔者试图通过进一步分析地名与文化自觉和价值认同的关系来了解地名变更对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关系的影响，试图证明在地名变更中，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与地名变更的影响是相互的：

1.地名蕴含着价值认同：文化与历史的认同

地名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与建筑和文化密切相关，地名的命名体现了这一社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观点与表达。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人对所属群体具有认同感，对地名文化会产生自知之明，这是文化的自我觉醒。比如玉泉区因玉泉井而得名，人们会由此名字联想到关于康熙皇帝坐骑的传说，人们会因此形成潜在的社会团结，从而增进对文化与历史的认同。

2.地名承载了历史文化记忆――以地名的文化功能为例

地名文化会整合历史记忆：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文化符号，它的延续与传承体现了不同时代群体的记忆，在不断变更的历史中给人变中求稳的安全感，同时整合记忆在价值认同的层面上，促进了社会规范的确立，因为地缘关系而联结成的社会群体会遵守相同的社会秩序，这有利于人们产生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感，进而产生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尤其在类似于呼和浩特市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由地名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尤为强烈。

地名文化会唤起人们的情感理性：随着社会的快节奏化，人们越来越依赖正式的社会制约，作为非正式制约的地名文化会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理性，促进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自觉保护。

篇（2）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各级乡镇政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三下乡活动,主要涉及到科技、文化以及卫生方面,这样农村中的男青年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专业型人才,而农村女青年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培养其自身的艺术文化素养以及水平,最终实现农村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有效结合。

篇（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千姿百态，既一脉相承，又百花齐放。在一个地区，中华文明具体地表现为地方传统文化，有传说故事、工艺美食、风景文物等物质表现形式，又有说唱、舞蹈、绝技表演等非物质表现形式。在思南县合朋溪镇的传统文化就有“说伏似、唱花灯、锣鼓灯、舞龙、醒狮、上刀梯、下火海、丧葬、许愿、祭祀、哭嫁、土法造纸、米花米丝、神仙豆腐、花烛等20多种形式。

传统文化是地方发展的历史沉淀，也是人文活动痕迹。大到社会统治管理思想，小到民风习俗，无不受其影响，又相辅相成，共同徜徉在历史长河。

从宏观上看，在灿烂的中华文明中，道、佛、儒学相互联系，此消彼长，影响和贯穿着中华民族社会管理思想始终。从尧舜禅让到君权神授，从孝义治天下到以仁政管理，从人治到法治，无不体现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从发展历史看，有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就有了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清朝封建统治，导致创新不足，经济落后，才有了鸦牌战争以来的近代屈辱史。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有了一度的崇洋思想。经过了近代战争洗礼和现代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华民族不断审视和修正文化思维，目前，又逐步走上了文化发展正确轨道。

传统文化对民众思想的影响

传统文化以一定形式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影响民众思想情趣，民众生活又反作用于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傩技上刀山、过火海表现了人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勇敢拼搏的思想情怀；哭嫁风俗表达了即将出阁的女儿与亲人之间感恩惜别之情；米花米丝、神仙豆腐的制作则表现了人们利用自然、创新劳作，体验美好生活的情感；醒狮、舞龙则表现了群众勇猛、乐观、敢闯敢拼的性格；丧葬、还愿、祭祀等仪式，与其说是迷信活动，不如说是人们寄托哀思、净化心灵、自我解脱的方式；土法造纸术和《有女不嫁造纸家》的歌谣，充分展现了造纸劳作的艰辛，体现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等。

人们通过参与、听闻、观看传统文化的演绎，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内心，这是任何教育和规则无法取代的，是这个社会和环境作用的结果。人们又通过学习，来思考这些传统文化，反作用于传统文化的取舍和前进方向，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尽管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要走弯路，但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文化通过对一个人的综合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为人、处事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态度。有了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才能逐步修正和形成自己的个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民众思想现状及原因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裕，但却表现出富而不贵、安而不乐、浮躁、嚣张的社会现象，部分群众的思想表现出猜疑、等靠要、耍无赖、冷漠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局部和少数，但仍然极大地阻碍了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伤害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情感。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较多，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的缺位造成的。

从总体上看，从开始，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已不再“强大”，继而有了“以夷制夷”、维新变法、改革开放等创新举动。在此过程中，不泛矫枉过正、崇洋思想作祟，一概排拆传统文明。这一点，从“洋马儿、洋火、洋铲”等产品名称就可见一般，当时凡事沾上了“洋”字的东西，就高人一等，令人刮目相看。

从地方发展来看，“除四旧”等活动把传统文化发展压在低谷，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奋起直追，一定程度也制约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这些原因导致传统文化长期远离群众生活。少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之广大群众纷纷到发达地区“杀广”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从而导致思想偏离了轨道。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这种思想上的偏离和传统文化的缺位都是不允许的。

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的设想

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高层看，能够腾出手来抓文化产业，从群众看，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也强烈地要求精神生活丰富起来。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修正群众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开展传统文化普查，摸清家底。通过详细调查整理，对区域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内涵、发展根源和趋势做到一清二楚。目前，我镇正在开展传统文化搜集整理，已搜集到醒狮、舞龙、傩技等20多种传统文化表现种类。

其次是研究传统文化内涵。根据社会主义核价值观要求和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挖掘传统文化精神实质和闪光点，并融入到大文化、大旅游发展中去。

再次是规划传统文化发展蓝图，创新传统文化产品和表现形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文化大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规划区域传统文化发展蓝图，并按步实施。创新传统文化产品，多出精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精神，传播正能量，凝聚发展力量和酝酿发展形势。

最后，就是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创新传统文化发展、传承、投资等体制机制，让传统文化的投资人、表演者、传承人有舞台、有地位、有奔头。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是漫长的，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和修正过程也是漫长的、潜移默化的。所以在此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切忌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要有长远的、详细的计划和方案，循序渐进。要有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毅力。

二是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切忌我行我素，偏离轨道。

三是在充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借鉴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我们应当有、也必须有坚强的文化自信。切忌崇洋和排它两种极端，应学会会众合一，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只有立即行动起来，充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并将之长期的展现在广大群众生活之中，群众的思想才能被修正，品格才能提升。群众才能摒弃猜疑、等靠要、耍无赖等不良思想。才能肃清富而不贵、安而不乐、浮躁、嚣张等不良社会形态，才能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参考文献]

篇（4）

此文为系列报告的第二篇。

一、调研说明

1.关于文化接触意愿的选项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受访者对于中国文化接触意愿，问卷中既设置了宏观的中国文化接触意愿选项，又设置了赴中国旅游、结交中国朋友、接触中国哲学观念、参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节事活动等具体事项，以期了解与文化印象更为相关的宏观接触意愿与文化行为更为相关的微观接触意愿的差异性。

2.关于文化接触动机的选项

文化接触意愿与文化消费行为都受到文化接触动机的影响。为了了解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及信息的动机，调研组借鉴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关论述，在问卷中设置了“了解中国发生什么”“丰富知识”等信息动机，“休闲娱乐”“消遣时间”等娱乐动机，“结交朋友”“增加谈资”等社交动机，“工作业务展开”“和中国公司打交道”等工作动机。

3.关于文化接触渠道的选项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国外民众是否能够接触到中国文化，进而是否能够接受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接触渠道的影响。为了了解受L者对于中国文化接触渠道的偏好，问卷中设置了报刊杂志类的纸媒体、广播电视类的电子媒体、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以及亲朋好友代表的人际渠道。

二、研究与发现

1.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中国文化报以好感，赴中国旅游和结交中国朋友的意愿相对强烈

整体而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多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同时带动好感度的提升。对于中国文化这个整体概念，32.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3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喜欢中国文化，合计达到64.2%。同时，本次调查中21.6%的受访者对中国文化表示中性态度，合计14.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喜欢中国文化，其中包括4.7%表示了强烈的否定意愿。

相对而言，受访者对于赴中国旅游与结交中国朋友两项接触意愿相对强烈。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愿意去中国旅游时，31.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41.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合计达到73.2%。同时有16.4%的受访者对去中国旅游表示中性意愿，合计10.4%的受访者明确表现出消极意愿。

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愿意和中国人交朋友时，27.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45.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合计达到73.1%。同时有19.4%的受访者对与中国人交朋友表示中性意愿，合计7.5%的受访者表示消极意愿。

在参与中国相关的节事活动、购买中国文化产品两个具体事项上，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出积极接触意愿。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愿意参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节事活动时，21.6%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41.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合计达到62.8%。同时有25.2%的受访者对参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节事活动表示中性意愿，12.0%的受访者表示消极意愿。

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愿意购买中国文化产品时，17.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44.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合计达到62.0%。同时有25.9%的受访者表示中性意愿，12.1%的受访者表示消极意愿。

即便是针对中国哲学观念这类抽象的、认知与理解难度相对较大的文化事项，亦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积极接触意愿。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愿意了解中国哲学观念时，14.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34.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合计达到48.9%。同时有37.7%的受访者对了解中国哲学表示中性意愿，13.4%的受访者表示消极意愿。

从性别差异看，在中国文化整体接触意愿指数上，女性略高于男性。其中，在和中国人交朋友与赴中国旅游的意愿上，男女性别大致相当；在了解中国哲学观念的意愿上，男性相对较高；在购买文化产品、参与中国节事活动上女性较高。

从年龄差异看，在中国文化整体接触意愿上，18-25岁年龄段相对最高。其中，18-25岁年龄段赴中国旅游、与中国人交朋友的意愿相对最高；26-35岁对了解中国哲学观念、购买中国产品与接触中国文化相关的节事活动等意愿相对最高。

从国别差异看，美国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整体意愿值最高，其次是南非和德国。而与中国文化具有亲缘性的韩国，反而对中国文化接触意愿最低。在和中国人交朋友的意愿上，美国、南非、英国受访者居前三位，而俄罗斯受访者相对最低；在了解中国哲学的意愿上，英国、美国、法国受访者位居前三位，韩国受访者相对最低；在购买中国文化产品的意愿上，美国、英国、南非受访者位居前三位，德国受访者相对最低；在赴中国旅游的意愿上，以色列、南非、土耳其受访者位居前三位，德国受访者相对最低；在中国节事活动的接触意愿上，以色列、南非、土耳其位居前三位，法国受访者相对最低。

2.国外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是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伴随中国文化热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当问及出于哪些原因接触中国文化时，按照重要性排序，受访者的选择依次为丰富知识、休闲娱乐、了解中国发生什么、增加社交谈资、打发时间、与中国人有业务往来、工作开展需要。

依据动机归类，调研组发现国外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首要动机是信息获取层面，其次是娱乐消遣层面，再次是社会交往层面，最后是工作层面。

从性别差异看，就整体动机而言男女性别整体差别不大；从数值对比看，女性在娱乐需求与信息需求上相对较高，而男性在工作需求及社交需求上相对较高。

从年龄差异看，不同年龄段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需求不同，从而在接触动机上存在一定差异。18-25岁受访者工作需求相对较高，其处在职业生涯的起步期，对潜在的和中国相关的工作机会比较敏感。26-34岁受访者社交需求与娱乐需求相对较高，这一年龄段也是关注中国文化热点，并在日常生活中、社交活动中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人群。36-44岁受访者的信息需求相对较高，其在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上要求相应更高。

3.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而人际传播中的中国文化信息相对信任度最高

当问及国外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首选渠道时，选择报纸杂志的受访者合计5%，选择广播电视的受访者合计14.7%，选择互联网的受访者合计62.9%，选择家人或朋友的受访者合计9.9%，未作出判断的受访者为7.6%。这显示了在跨文化传播中，互联网以其即时、互动、多媒体、海量信息等特性促进了信息的互通互联，对于国外受众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

从国别差异看，各国受访者的首选渠道排在第一位的都是互联网，这和本次调研对象集中在触网率比较高的中青年人群应该相关。除此之外，俄罗斯（20.3%）、南非（15.4%）、德国（14.4%）、法国（12.7%）、美国（11.7%）、以色列（10.6%）、韩国（11.1%）等七国受访者选择的第二重要渠道是电视，而英国（15.2%）、澳大利亚（16.4%）、土耳其（12.2%）等三国受访者选择的第二重要渠道是家人或朋友。

从不同渠道所传播的中国文化信息的可信度上看，可信度最高的是家人和朋友，其次是互联网，再次是报刊杂志，排在最末的是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

从国别差异看，受到国外民众日常接触媒介习惯的影响，其对各类媒体渠道中的中国信息的信任度有差异。

调研组对各个渠道的信息表示“有点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受访者进行统计。调研数据表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以色列、韩国、土耳其等七国受访者中对从家人或朋友获得的中国文化信息表示信任的比例最高；俄罗斯和南非的受访者中对从互联网获得的中国文化信息表示信任的比例最高；德国受访者对从报纸杂志获得的中国文化信息表示信任的比例最高。

除此之外，报纸杂志是美国、法国受访者的另一个信任度较高的渠道，互联网是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韩国、土耳其、德国、南非受众的另一个信任度较高的渠道。南非受众中表示信任广播电视的比例较高。

三、建议与策略

1.聚焦年轻一代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需求，特别关注社交媒体上中外年轻人之间的互动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我们无法忽视不同地区民众对于他国文化的“刻板印象”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国外民众在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实质性接触时，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其指代的一系列概念已经具有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笼统而简单的、且不易改变的评价。

受到大众媒体报道的影响，国外民众心里的“中国人”形象，有可能是一掷千金的富二代土豪，有可能是公共场所喧哗不懂礼貌的中国游客，这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会降低其结交中国人的愿望。受到武侠片、功夫片等类型电影的影响，国外民众也会形成“中国人人人都是功夫高手”的神秘化错觉，进而把神秘感泛化到对于中国事物的理解上。

相对而言，年轻一代国外民众对新事物的接触愿望与接受能力相对年长者更强，其头脑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有可能伴随其接触更多周边的中国信息、中国文化元素而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更重视对于国外青年群体的传播内容、产品载体的开发，更加重视随着社交媒体兴起的中外青年更具互动性的信息沟通，从影响国外青年人着手，面向未来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全球认知。

2.对外传播的主渠道从传统媒体逐渐转向新媒体，以互联网传播为抓手提升传播效果

媒体建设是对外传播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无论是“China daily”“Beijing review”之类的对外报刊出版渠道，还是以长城平台为代表的对外电视播出渠道，或是纽约时代广场之类的户外公共空间广告渠道，都担负着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任务。

就现实情况而言，纸媒体整体运营状况式微，真正通过纸媒来获取中国信息的国外受众数量不多。海外电视媒体大多面对海外华人群体，即便是普罗派乐、华韵尚德之类的用当地语言播出的电视频道，影响力也不大。而户外广告牌（屏幕）中投放的中国企业广告，更多的是成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宣传卖点，广告片、宣传片本身的传播效果有限。

结合本次调研中发现的国外青年受众对于纸媒体的低接触度、对于电视媒体的低可信度评价，我们建议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重视线上传播平台的建设，不是简单地将中文版页面翻译为外语版页面，而是利用互联网的互动性与趣味性，以更加人文的形式来承载文化符号、传递文化信息。

3.提升对外传播的级差意识，针对不同国家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意愿进行策略整合

篇（5）

族民间舞蹈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及风俗习惯等的影响下才、形成的独特的舞蹈艺术样式，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成长，日益精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它一最直观的形式表现出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深状态。因此，研究中国民间舞蹈的传承对探索中国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将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意义进行分析与思考。

一、倡导民族民间舞蹈的自然传承方式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各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结晶，在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舞蹈本身的艺术，在古代，我们没有专门的记录方法，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古代舞蹈家一招一式的教与后代来记录这个古老的艺术。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我们在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的同时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就失去了本身的吸引力。

二、引民族民间舞蹈在民众的自娱性活动中传承

古代，舞蹈通常是人们在节庆日和日常劳作时用来表达内心喜悦的一种方式。通常并不需要有专门的师傅教授，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时间久了自然也久掌握了。这种民间舞蹈因为主要是用来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是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因此很多时候也存在这自编自导的情况。当然，也不乏会有新鲜元素的融入，将新鲜事物与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舞蹈形式。这是一种民族自身的传承方式，是我们无法阻止和改变的。我们要做的是记录他们的变化，在变化中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传承。

中国民间民族舞蹈的传承过程更是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中国古代舞蹈文化最原始的素材，同时也让民族文化在社会的日益发展中不至于流失。对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我们要在尊重民族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使得我们能够在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同时享受更多的视觉盛宴。

三、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继承方式

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有很多种，但主要有一下几种形式。

第一，通过教学将民族民间舞蹈得以更广泛的发展。将民族民间舞蹈融入到艺术课堂的教育中。通过专业的教育教学机构针对各民族的不同的风格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学习计划，以培养一批专业的舞蹈学生。现在社会岁然告诉发展，各种舞蹈形式也鳞次栉比，但是在全国的重大舞蹈比赛中还是将民族民间组合单独列为一项。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更加注意继承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第二，将民族民间舞蹈以表演的舞台表演的形式进行传承。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要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将其传承与发展。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以舞台为依托，用舞蹈的方式表现就就要求演员具有全方位的个人素质，能全面深刻的展示舞蹈的精髓。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民族民间舞蹈的舞台作品如，《云南印象》和《母亲河》等都是比较原生态并且能全面表现民族自身魅力的作品。通过舞台形式的表现也能让这种民族艺术形式更广泛的深入民众心里。

第三，发展群众广泛参与的广场舞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注重物质文化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发展。广场舞也营运而生，成为城市以至于乡村的常见舞蹈。广场舞主要是一些非专业人士娱乐休闲的方式，主要以锻炼放松为重要目的，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融入到广场舞中不但能锻炼身体同时也能将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更加深入的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中。

四、传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个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舞蹈文化也是如此。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展，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世界各地开始关注中国、了解中国，随着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的民族文化开始流传在世界各地，作为以舞蹈为形式的民族文化载体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舞，使民族民间舞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符合观众的品味、符合文化的传播。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民族文化作品，让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民族文化，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大的繁荣。

五、结语

总之，中国五千年璀璨文化中这颗闪烁的明珠，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是我国人民拥有的文化财产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应该传承和发展，并沿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演变。作为舞蹈工作者应更深入地研究、探讨民族民间舞的发展方向，保护好传统的民间舞蹈文化遗产，编辑出体系完整的民间舞蹈教材，创作出更多受观众青睐的作品，从而推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全面发展，让这颗闪烁的明珠放射出更多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谢阳.浅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技巧[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07（06）：158-159.

篇（6）

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具有上下内外层次与前后左右因果关系的错综有机的结构体系。就其内容而言，它体现在一切意识形态之中，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模式与世界观。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认知与情结的表现。它同时融会在各个学科门类之中，体现在个体的人的思想与行为之中。

如何在民歌艺术的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精神，是在民族声乐教学研究中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民歌是植根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一朵绚丽的艺术奇葩，民歌发展和成长的重要养分之一便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民歌创作、表演与教学过程中，民族特色是民歌的重要价值。这种特色包括了独特的民族情感、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独特的民族声乐表现形式和演唱方法。自近代以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声乐艺术面临的挑战是多重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西方的美声唱法和西方文化精神，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音乐表演技巧和声乐演唱技巧。不同的情感与不同的表现形式造就了不同的艺术内涵，要使民歌艺术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在民歌演唱与教学中的体现成为关键所在。从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到刘三姐的《对歌》，民族精神在民歌中的体现足以说明了民族艺术的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民歌教学和演唱中的三大支撑点：首先是民歌艺术中情感表现的独特形式，其次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渗透和体现，再则是独特的民歌演唱技巧和方法。

我们应对民族情感的构成作深入的层次分析，以阐明民歌在表现过程中的取向。一般而言，传统民歌有一种相当突出的大众情感与平民色彩，这种情感是质朴的、自然的、真切的，与西方声乐艺术截然不同的是没有丝毫的所谓“贵族气”，非常容易接近。那种如泣如诉的感情表达使得演唱者与听众情感交融。民歌的艺术创造，一方面是来自传统民歌在民间所得到的认同和喜爱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泛化的情感再现，而且上升到整个民族情感之中，对家园的赞颂，对生活的热爱，对民众的贴近成为民歌的重要特征，这种民族情感是民歌演唱与表现的基础。

我们进一步分析便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情感表述是独特的，在教学中，如何抓住对中华民族对情感表诉的特殊性，是作为民歌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刘麟改词、王志信编曲的在我国较有影响的创作民歌《孟姜女》，所表现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悲剧故事。这首充分体现了孟姜女个人情感的同时又体现出整个民族在封建统治下的悲剧故事的民歌，是反映民族情感的典范之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把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民间口头文学所叙述的故事告诉学生，让这千古悲剧来拨动学生情感的心弦。而且这种情感的表述是最富有民族性的，这种民族情感的表现是如何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与西方人所表述的情感方式有哪些不同之处，是教师必须讲述清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而分析出第一段歌曲中完整保留原来民歌■调式起、承、转、合的结构旋律的原因，再深入分析在第二段为什么要增强旋律流动的意义，为什么在句尾要加两小节带哭腔的长拖腔等等，对歌曲的感情表述进行深入的剖析。找出这种民族感情的表述方式来进行演唱，从中寻找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力量和独特的情感倾诉方式。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和体现，是民族声乐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在其中充当着承载文化传统的作用。远古时期的劳动者，在山中咏唱着山歌，传播着他们那种质朴的审美倾向和伦理道德。

民歌产生于远古民众的生活劳动之中，在各种场合相伴传习，其长辈常以歌谣教育子孙，或由半职业的巫师传咏，这种传咏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具有教育性质的手段，人们借歌传情，借词抒怀，交流劳动经验，授受文化历史知识，宣传劳动者的伦理与道德，实则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民歌无形中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体。

在当今的民族声乐教学中，无疑要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放在其教学的中心地位。民歌的创作背景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精神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模式，同时也反映了本民族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意识。文化精神的形成及其发展，始终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创造具有基本的规定作用。如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中所唱到的那样：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高楼饮美酒，

几家流浪在街头。

这是一首唱出了世代劳动者向往平等、抨击人世间不平的民谣，这其中反映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透过这种现象，唱出劳动者的心声。在教授这首民歌的时候，其演唱本身的艺术技巧都必须随着歌曲的内在情绪而确定其演唱的基调，没有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入了解和同情，是唱不好这首民谣的。因此，一种情绪的渲泄和抒发都包含在这种文化与情感之中。

独特的民歌演唱技巧和方法，在民族声乐艺术教学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篇（7）

1.大众化的当代定义

大众化包括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指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实践由少数人领导指挥转变为人民大众自觉行动，创新由被少数人进行转变为被人民大众丰富完善。

大众化的三个方面是密切相关而又有机统一的。首先，实践大众化的前提是理论大众化。理论大众化的程度对实践和创新大众化具有决定作用，实践和创新的大众化离不开理论的大众化，。其次，理论大众化成果的直接体现是实践大众化。理论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实践大众化，广大人民大众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自觉程度和正确程度是检验理论大众化的标准。第三，大众化的最高境界是创新大众化。

2.大众化的民族文化氛围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多年的传承与积淀，表现出的与时代同步性奠定了大众化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大众情怀，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态多样，受众群体相当庞大且在后代的发展继承中满足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文化需求。

“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也在另一方面促进着中国的大众化的进程。

当代民族文化路径的主要表现

在当代大众化进程中我们看到承接与拓展民族文化路径的主流方式与的自适性和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这让我们不得不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1.传播与传承要做到思想明确、理论简洁

在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笔者认为只有那些符合大众接受心理的简洁明了的理论才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在中国的十月革命后，以为代表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的思想，从而逐渐形成“南陈北李”两大阵营。在20世纪30年代，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把哲学大众化推向了深入。的许多论述也是通俗易懂的，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对凝聚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素养具有重要贡献，对大众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2.大众化应密切关注人民大众的生活

大众化是具体时代和普遍性的大众化，是实实在在为普通人民大众所乐意接受的大众化。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认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

3.重视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在建构

篇（8）

二

台湾大选之后，一些人断言武力成为解决的唯一手段，这种观点很危险。如果把武力看成是唯一可用的手段，那么最终必然要靠武力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台湾最终要靠武力统一，那真是中华民族的灾难。现在都在讲“和平崛起”，但如果连和平统一的气魄和自信都没有，谈“和平崛起”还有什么意义？很多人认为拖下去对我们不利，这种观点让人难以理解，道义在我们这边，为什么害怕时间的考验？一些所谓的战略家缺乏勇气和智慧，对历史也没有感悟力，他们不去筹划和平统一的大战略，不能把握局势而是被动地被局势所牵引，总是过高地估计跳梁小丑的作用，好象李登辉、真的能将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如果这些丑类真的能改变历史方向，那么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地方。

从表面上看，除了武力和武力吓阻之外，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但战术总是受制于战略，没有和平统一的大战略，战术就极其匮乏。在觉得没有办法或无牌可出的情况下，人们却很少反思大思路是否正确，因此很容易陷入死胡同。“无牌可出”的局面是特定思维方式的结果，摆脱这种思维方式之后就会发现道路实际上还很宽广，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武力成为唯一手段”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判断，还不如说是既定政策的结果。虽然我们一贯主张和平统一，但并没有真正利用“和平”的力量，采用的是以“力”促统的策略，或者说是以“强力”迫使对方“理性地”算计战争的结果。虽然武力只是针对和分裂势力的，但并没有真正把分子和台湾民众分开，这一点恰恰被李登辉、利用，他们把统独问题刻意歪曲成“专制”和“民主”的对立，挑拨民众抗拒“恶”势力。跳梁小丑反而有了“道德上的优势”，“中华”的代表除了武力之外只能以“自古以来”、“血脉相连”和“国际承认”这样的字眼与其对抗，这种局面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清楚，它不是什么经济或政治制度问题，而是认同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陆目前追求的只是一个统一的名号，已经没有可以继续让步的地方，但政府对抗的就是这个名号，在这种情况下去设计更宽松的制度框架还有什么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上下工夫，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华认同，没有后者，即使能够用某种“松散”政治的形式将台湾放进去，还是“面和心不和”。中华认同是与文化、民族、政治和历史相关的概念，其基础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状况并不少见，但各个政权都把自己看成是正统的代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但这个中国并不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对对中华道德教化的认同。地域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文化、思想上是统一的，这是最终能够实现统一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丧失了文化自信，因而不能充分利用“文化”或“和平”的力量，武力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手段。武力的作用是保证“和平统一”的底线（不独立）不被破坏，但要真正实现和平统一，必须解决中华认同问题。

三

篇（9）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新文化殖民主义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中国理论研究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批评理论家，又是后现论大师，他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全面扩张的体现。后现代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更高、更纯粹的阶段，使一切价值都让位于金钱的交换价值，它把一切文化都变成商品，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解放了文化又奴役了文化。大众文化是新文化殖民主义的工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借大众文化推行其价值观。“美国文化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大众文化的成就，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詹明信指出，美国通过其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广播、软件等）来推行其价值观。美国通过各种条约和一揽子援助计划将电影等大众文化输出其他国家，既获得大量的外汇，又宣传了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美国并拥有唯一的全球影片发行网，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比居第二位的英国多七倍，美国电影产量占世界的6％，但却占了世界银屏播放时间的一半以上。就这个意义上说，好莱坞不仅是个商业名称，而且是一场根本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侵略和扩张，在这场扩张中，美国大众文化造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全球化实际是世界文化的美国化，美国的电视、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它一切东西。

二、大众文化也具有正面功能———充当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工具

詹明信认为大众文化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但也同时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大众文化隐含着某种希望和幻想，隐含着一种对社会的改造愿望。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幻想是一体两面，共同存在于大众文化文本中。詹明信认为，即使最低档的大众文化也内在地保持着对社会秩序的否定和批判，不管大众文化是怎样的歪曲和媚俗，它也必然要表达出人们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和正能量，从而给人以慰藉与希望，这就是其乌托邦功能。詹明信认为大众文化包含有某种解放的因素，后现代主义的通俗性以及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民主化问题。大众文化的流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一元文化发展模式，它尊重了广大民众的文化选择权利，确立了广大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大众文化“注重通俗性和形式上的民主，如对故事性的强调，对流行艺术的借鉴，从而扩大了读者。”大众文化与后现代哲学一起，具有消解神圣、反对一元、反抗专制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对非中心化表现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深度，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不同的视角。后现代对异族、平民和女权主义的承认，它的反权威、反精英和深刻的无政府主义，在詹明信看来都是具有革命倾向的。詹明信设想，由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产生的大众文化，会成为一种实现“更全面的社会主义”的解放性动力，成为埋葬它自身（资本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为自己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篇（10）

一、加强中学阶段学生民俗文化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现阶段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编的课文的可读性较强，但由于时代因素，学生对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虽然如今的古文教学已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可是，教学的过程几乎还是离不开诵读、释义、分析的环节，整个古文学习的过程，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苦”。博大精深的典范古文难道真的不能让学生“笑”起来，让学生“乐”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穿插民俗文化的传播未免不是一种好的方法。笔者曾在教学《陈涉世家》过程中做过尝试：在学生学得昏昏沉沉之际，突然打断教学程序，讲析秦汉时期“置书鱼腹、篝火狐鸣”以营造气氛、制造舆论的民俗，学生精神为之一振，气氛空前热烈。接着再回到课文教学当中来，其效果不言而喻。

诱发兴趣已成为课堂教学艺术所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语文教师就应该运用文质兼美的语文课的魅力去吸引学生，充分挖掘教材本身的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因素，并以此为突破口唤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使教学过程情趣盎然。民俗文化就是教材本身最具生动性、趣味性的因素之一，我们语文教学工作者为何置之不理呢？

二、加强中学阶段学生民俗文化教育，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

著名文化泰斗钟敬文先生，在他的《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文中指出：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兼容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生产劳动、艺术创作，无一不有。而面临升学压力的不少中学生依然在“死读书、读死书”，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扩大知识面，做到全面发展，加强民俗文化学的教学，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新兴的民俗事相在我们身边层出不穷，譬如新兴的网络语言，如果教师对学生加以引导，学生就会注意到网上查看，网络可是一个无边的知识大海洋！

三、加强中学阶段学生民俗文化教育，能点燃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激发他们继承民族灿烂的文化

民族性鲜明的才是世界性的。只有让学生了解自己的民族、祖国璀璨的文化，学生们才能增强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自豪感，也才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让学生们增强继承民族灿烂文化的信心。语言文学总是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知识，语文教学担任着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两方面的重任。民俗文化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必将得到强化，让学生了解在我们身边、在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中都蕴藏着深厚的民俗文化，使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去品味民俗文化中的朴素美和人情美。

使得学生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具备了更好的文化素质，在更广阔的领域，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使自己无愧于祖先。

同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了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影响。”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他更对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必然要用自己的热情去点燃学生的热情，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传统文化，继承并发扬这种文化。

四、加强中学阶段学生民俗文化教育，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自觉地进行研究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