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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西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对策
1.改变思考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说话、意识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应对方的思想与行事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重视整体与集团意识,因而在说话办事时,会把集体利益放到首要位置。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不要将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强加给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交流就不会顺利进行。比如,在中西方跨文化谈判中,中国人喜欢在开始就将整体的思想总结出来,在这之后再慢慢地进行细节的讨论,中国人习惯于在整体之下一点一点地进行细节的论述。而西方人的思维却与之不同,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就会对细节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最后他们才会将结论表现出来,并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将细节规划好,结论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后,我们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就应学会改变思考方式,去适应对方的思考方式,这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的解决十分有效。
2.对西方文化与礼仪的学习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各种各样冲突的威胁。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二者间的礼仪、观念与为人处事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学习西方文化与礼仪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多注意中西方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的不同,而学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电影、电视、书籍等。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开放的世界,西方文化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对西方文化与思维的掌握就不是难事。比如,在一些欧美的电视与电影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说话方式、问候方式与思维逻辑模式等;又如,在一些书籍里,我们也能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只要稍加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是十分容易的。此外,时常关注一些国际的时局动态,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有好处。西方国家的重大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战争关注等,都会让我们不同程度地了解西方,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一)价值观方面。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西方人比较理性,更强调逻辑思维能力,他们把理性分析作为认知事物的主要方式,注重逻辑性。而东方人往往更加感性,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体现为直觉性,认知事物往往依据事实感受。西方人尊崇的是个性发展,这从西方学校的教学方式中就可发现,他们提倡的是人生价值与自我个性成正比。而东方人更强调群体性,从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就可看出,对人的培养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尤其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和道德中的奉献品德。
(二)对隐私的态度。想必在外语学习中我们都学习过西方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而在东方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对隐私态度的差异。东方人隐私观念不强,极其愿意和亲朋好友倾诉自己的幸福与苦闷。而西方人则极其重视个人隐私,注重营造个人空间,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更不希望有人干预。
(三)待客文化。东方人总是大摆筵席,有时甚至会以喝酒的多少来衡量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饭桌上,东方人往往相互敬酒,互相夹菜。而西方人强调个人权益,他们绝不会劝友人做其为难的事,更不会相互夹菜或劝酒,而是随客人意愿而为。
二、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上文中所提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几方面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宗教礼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冲突成为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那么如何能有效顺利的开展跨文化交际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入手。
(一)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例如,西方人的交流善于使用眼神传递感情,因此他们往往用目光交流的时间较长,而东方人却由于羞涩和礼仪问题不会长时间的直视交际对象,正是因为一些中西方非语言方面的信息存在差异,所以可以在了解西方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了解他们的交际方式中非语言的因素,提高跨文化交际成功率。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影响着人们鉴赏和翻译优秀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的表层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提倡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要同时重视语言和文化,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能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影响。文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形式,文学作品翻译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蕴涵。
三、英美文学作品英汉译策略
1、翻译最常用的策略是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概念,是一九九五年美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他的思想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的观点影响“,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得的,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是不存在的。归化和异化是相对的,无论归化或异化,翻译方法都会出现相互的覆盖,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方向,他们的具体程度随着翻译方法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策略倾向不同。归化的手法是省译、替换、解释等,异化的手法是音译、直译和注释等。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的,他们相互补充,为不同的翻译目的服务。例如,张谷若先生对《德伯家的苔丝》的翻译,为了增进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用直译的方法,又用脚注介绍了英国的风俗习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很多学者采用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译法,异化与归化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要适度。适度的归化增强译文的可读性,适度的异化增加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加强文化交流,文学翻译的关键是多元互补。
2、译文应当把读者反应放在第—位。
翻译要突出原文与译文在文化上的区别。在异化与归化问题上,区别对待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在句式和语法上,英汉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英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应避免词汇和句式的生硬,而尽可能地向读者介绍英美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英国翻译家有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而语言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强调了文化和语言的不可分割,语言内容的翻译要采取归化手段,避免欧化,茅盾先生指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译者“以本国语言思索和想象”来理解原文,翻译遇到障碍时,尽可能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在保持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祖国语言。英汉翻译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符合汉语习惯。
二、部分词汇的伴随意义
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不存在,找不到对等的语汇。科技文本中经常会提到有关我国的传统医学,其中很多用语都是独有的,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等的词汇进行解释。中医中“刮痧”一词就很典型,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词,并且西方人也不相信中药与刮痧就可以治病,这就是“文化不对等”现象的典型体现。因此,只能以最大程度描述其治疗过程与使用工具为基础对其进行翻译。而面对“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翻译,也只能言不尽义地直译为five elements (metal、wood、water、fire、earth)。此外,我国所特有的阴阳八卦以及属相等方面,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与之对等。“据说,曾经美联社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请教中国‘羊年’的‘羊’该用sheep(绵羊)、goa(t山羊)、还是lamb(羔羊)?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只能如实相告‘I’msorry。’。
(2)源语词语与目的语词语的不同意义
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词汇作为民族之间传达信息与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性。译文要符合目的语习惯,不能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文化的广告宣传的时候,在广告的内容涉及和广告商标的设计之中,就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文化内涵的翻译。
然而,我国也有不少因忽略文化差异而严重影响产品外销的译例。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尊严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在英文文化中,由于《圣经》中将与上帝作对的撒旦称为the great dragon,在现代英语中,dragon常用来表达“凶暴之徒”的含义。所以,在进行翻译相关的宣传内容时,如果根据dragon的名词直译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化。在翻译“以外贸企业为龙头”时需要注意“龙头”的翻译,译为“with foreign trade firms as the locomotive”,此处为了避免歧义巧妙地用火车头代替了龙头。再如“白翎”牌钢笔,在出口时直译为White Feather,没有很好的销量。滞销的原因是英文中经常用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 来表达“临阵脱逃”的意思。同样有例子举出,有一男女内衣商标为“紫罗兰”,竟然将其译为“Pansy”。“Pansy”不仅有“三色紫罗兰”的含义,也指“女性化的男子”。这样商标的产品怎有好的销路。不仅广告宣传过程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旅游景点的翻译中也容易引起误会。如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清明上河园”,曾有人将其译为Park with“Up-the-River-on-Chingming Festival”。仔细分析就发现这一翻译会让别人产生错误的理解,因为“up the river”是一个俚语,指“坐监狱”,而不是“上河”的意思。在美国硅谷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现在依据日常表达——“What’s your space?”,其中“space”是指“谋生的手段”,而不能将其译为“空间”、“宇宙”。再如,在祝酒词中表达对苏格兰人民祝福时,如果将“为了中国和英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译为“I wish to propose a toast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eople”,会让苏格兰人在情感上感觉不适应,而将“English”改为“British”就会避免误会。
从上面的一些例子看来,我们可知出口商品的销量与品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品牌名称的制约,由此可见商标名称翻译的重要性。因此,在为出口商品设计广告与翻译商标时,要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文化与文化背景,避免由于跨文化意识不强引起的语用失误,特别是在源语中代表祝福的词在目的语中却恰恰相反。
1.1语言层面
外国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语言获取想得到的信息,而在语言中既有书面文字又有口语的文字。
1.1.1一方面对于口语,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直接影响到了口头获取信息的交流。由于语言母系的不同,起源的不一致,导致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直接明显的差异,这在文化交流中是不可以避免的,常常存在着不理解等诸多问题。这一方面的误会,是要通过文化不断相融,人文素质的提高而得以改善的。
1.1.2而另一方面,对于存在文本上的文字信息,也是语言的一种表现。这些书面的信息直接给予外国旅游者本国的语言文体,给外国旅游者以直接的母语文本提供贴心的服务,其初衷是很好的,具有很好的引导性。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旅游者没有并至如归的感觉?为什么还是无法从这些书面文字中获得他们所需呢?究其根源,在其中却有着诸多的问题。文字层面的信息以标志语及旅游手册中出现的词汇为例加以分析:首先,关于标志语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在中国的景区,但凡高端一点或是等级高的景区,必定是会有相应的外文标志语。外文标志语的目的是为了为相应的语种旅游者提供较为便利的方式,让他们更好的享受旅游。但是在笔者的研究中,标志语的出现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于某些景区的标志语,存在着语言翻译不地道的现象,更有甚者,完全曲解了文字原意,误导了旅游者的路线及注意事项,引发了不必要的误会。对于标志语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有幸遇到一位外国人在拍下各类的英文标志语,加上自身专业背景,联系自身的专业素养,情不自禁的向其询问缘由,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他用标准的英文说到他所拍下的照片都是一些错误的翻译,让他感到很误解。得知这一结果后,笔者研究观察了几个景点的英文标示语,均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由汉语翻译而来的外文标志语存在的这样的问题,以英文为例,经研究后调查秦皇岛10处景点50处标志语得出20处语用错误如下几个主要原因。一、英汉词汇用语的不规范在很多景区,都存在着英语词汇使用不地道,不规范的行为,这也是由于英语词汇意义多样而导致的。关于英文中的文化,词汇常常意思多变,甚至一词多义,中英互译的话很容易产生原语的误读。比如”有雄心壮志的“这个中文词汇,翻译成英文为“ambitious”,但是“ambitious”这个词在英文中却有两种意思,分别为“有雄心的”和“有野心的”。“雄心”在中文里是褒义词,展示了人物的豪情壮志;而“野心”却是贬义词,展现人物的贪婪。另有“嫉妒的”这个词语,在中文是贬义词,翻译成英文后用“envy”这个词代替,但是若在没有上下文或者上下文不明的情况下,英文中的“envy”很容易被理解成“羡慕的”的意思,而“羡慕”的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嫉妒的那样的贬义,不能表现一个人内心的憎恶。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英文中形容词多意的现象,一词多义两个意思不同甚至两个意思完全相反,这会使得形容词的使用出现歧义。二、英语中语言较松,而汉语中语言讲究四字格,紧凑而严格中文博大精深,自古到今,中文中常有四字格的对仗句展现中文的古典美,而在这些对仗句翻译成英文时,就需要增添虚词来构成完整语义的句子,因此,这种文化的差异使得书面语言不容易被理解。对于秦皇岛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景点诸如老龙头,山海关,这些长城的沿路地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题于城墙上的诗词或是古句都历史悠久,甚至中国人都有些不太能理解的地方,更不要说是完全不是同一母语体系下长大的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则更是无法理解其意思。三、英汉中存在着无法对应的部分在汉语中常有四字成语用来形容人的性格,而对于这些四字成语,一方面很多是从古沿用至今的,翻译成英文的话就失去了汉语应有的特点与美感,不过这类词仍能够很好地表达清楚意思;另一方面,在英文中有时候并不能找到相应的词汇来表达汉语词汇的意思。比如在汉语中形容女子举止优雅的词“温文尔雅”,在英文中就几乎没有与其对应的单词,如果想用“elegant”来表示,就只有优雅的意味,却没有文静的一番意境;若用“soft”来代替,仅仅表现了人物的柔,却没有雅的韵味,寻遍英文词汇中都没有类似的单词能够替。这一现象在我们生活中还存在许多,这都体现了中英文化的差异。而对于旅游手册而言,其中存在的大段翻译比标志语中更多,而句子是由词汇组成的,在一句话中更容易出现上述问题,而原因的话也是由以上类似的三个:用词不规范、句式不一致、英汉无法相对应造成的影响。
1.2思维模式深层方向
由于不同国家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不同地方的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中西两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引起了异国旅游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语言的互相无法沟通理解必将成为文化交流的障碍,而在其背后,也有随着深层次的问题。首先,中西方人习惯是不一样的,习惯是一个大的宏观概念,包括了饮食习惯,住宿习惯,出行方式,待人接物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经常接触外教,笔者也对外国人的一些习惯颇有了解,比如美国人她们每日爱吃的“fastfood”,都属于西式的餐饮,对于中式的食物,她们一般都不能接受,除了一些在中国呆了很久的外国人。这点也是肯定的,试想,当你出国的时候,是否还是怀念家乡的那一道道炒菜呢?这也是“ChinaTown”出现的原因。而对于住宿方面,他们与我们理解的概念也是不同的,比如对美国人来说“,ranchhouse”我们理解的平房是他们那儿的农场——onthefarmland,对于这些微小的差异,都足以体现了我们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而在出行方式上,我们知道在外国有些地方是没有中国的“摩的”,“黄包车”等事物的,所以对于这些东西,他们也没有进一步的了解。饮食,住宿,外出方式这三个方面,写于本上的纸质文档都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从而在文化方面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对于事物本身的理解,也影响到了整个的旅游过程。而在其他方面,诸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于西方人而言,讲究的是个人主义,他们重视个人的创新创造,重视动手与实际能力,从而更加养成了独立的特性;而中方人却是注重集体主义,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联系,讲究团队精神,故更具有团结的特性。这些细小的方面,都会给不明白这些差异的人们困扰,从而影响交流。对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外国旅游者对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思维定势。他们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思想保守,未经开放的一派。不能向他们一样做到绝对的开放自由。这是一直以来形成的错误的看法。但是这一想法仍然在各个方面指引着他们,或许从这方面来看,他们仍是对中国了解不太详尽,没有完完全全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及处世态度。
二、从广告语言看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周围事物的评价标准和看待方法。中西方人们所追求的也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以整体作为价值基础,西方文化重视的则是个体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个人是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应当服从集体,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应当与集体一致。“选号码就像进饭馆,选人多的,神州行,听说将近两亿人用,我相信群众,神州行,我看行”,中国某通讯公司的这则广告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从表面看,这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大家认为是好的,那我也认为是好的。深入思考一下,便能发现其中所蕴含的集体意识,个人基本上听从集体的意见。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义务的基础上的,宣扬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相对地,西方文化所关注的是个体的发展,西方价值观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推崇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强调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认为集体的存在是为了个体更好发展。美国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词:“除了对你所关心的人和财产之外,你没有任何义务。”这句广告语明确地体现了西方的这种个人至上的价值体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价值体系是以权利为基础设立的,认为每个人都是不依赖于他人而存在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每个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满足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也只有每个人都进步了,社会才能发展前进。这种价值观充斥着竞争概念,逼迫和激励人们主动进取。
三、从广告语言看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即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它是以一定的民族或区域为界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决定日常言行的思维定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作者明恩溥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称为“拐弯抹角的功夫”,他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时似乎都更愿意绕圈子而不愿意谈及真正的理由,除去猜测他们所言之真实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所重视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这样会更有意境、更加传神。比如某芝麻糊的广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江南的水乡小镇、一首朴实悠扬的民谣和一个可爱的男孩,最后在小男孩馋馋的舔碗边时才正式出现广告词,“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这样的广告意味深长,让人不禁想尝一尝这种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大多都比较直率,直入主题,让人一目了然。比如,某著名咖啡的广告“味道好极了”。这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率直,正如在课堂上一样,他们遇到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通常会直接与老师争辩,甚至有些问题很尖锐,但西方人并不觉得不自在,反而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好莱坞电影针对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几乎都怀抱的对于英雄形象的强烈幻想,而在影片中故意虚构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来吸引、打动观众。在这方面好莱坞电影做得完美至极。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表现在电影中,便是我们常在美国大片看到的个个充满顽强斗志的“孤胆英雄”。比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超人》《钢铁侠》《功夫熊猫》等影片中,不少主角就是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
(二)剧情注重以“人性化”作为思想主题
叙事风格非常注重服务于剧情发展与主要人物的展现过程。通常是利用主角的心理描述把人性中最好的、最完美的、最积极的方面表现给观众,使观众从主角身上受到鼓舞,受到振奋。把主角看作学习的榜样,比如大家熟悉的《阿甘正传》就是这种表现“人性化”主题的代表影片之一。
(三)注重故事的完整以及人情世故的锤炼
影片常常通过这种表现方式来勾起观众的情感,触动他们的神经,来达到使观众普遍认同的目的。比如著名影片《乱世佳人》,整个故事体现女主角为了保护家园、照顾家人而表现出的勇敢独立、坚强、乐观等品质,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人性与人情仍是好莱坞电影进行不同价值观文化观传播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保证好莱坞电影票房不衰的重要法宝之一。
(四)注重整合、利用他国电影资源
好莱坞电影常采用他国故事或题材来进行翻拍、改编、重创等,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全球各洲各国的故事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不过无论是什么国家的题材与故事,好莱坞都不会改变美国人的思想,以及美国的电影文化价值观对其的渗透。
二、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价值观
好莱坞电影文化价值观,宣导着电影文化某种特性,迎合着观众对电影文化的喜好,反映某个地域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协调各种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同时又能使不同地域文化价值观转变成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观众所能接受的价值观。
(一)注重个性,提倡自强不息、自我奋斗的精神
在美国自强不息、独立奋斗而取得成功的故事太多了,无论从白手起家的卡内基,还是出身贫寒的林肯,他们的成功都是美国普通百姓学习的楷模、追求的典范。个人奋斗的前提,不依靠家人、亲戚的帮助,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取得最终成功。
(二)喜欢表现美国清教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
比如在《花木兰2》中,好莱坞的制作人改编了原著,虚构了花木兰护送三位公主去羌国联姻的故事,通过花木兰带有女权意识的顽强抵抗,三位公主最后没有与羌国完婚而是自作主张嫁给了心上人,花木兰最终也嫁给救她的少尉李翔。在美国人的爱情观下,为了国家安全的联姻也无法超越个人追求真爱的爱情故事。这就充分体现了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价值。
(三)注重普世的文化价值观
好莱坞电影不但体现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普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与人性本能有着密切联系,它主要能与人的内心最深处的那股欲望相吻合,故能吸引广大的影迷掏钱进电影院看电影。普世文化价值对票房很有号召力,这也是好莱坞电影能在全球电影市场经久不衰的另一法宝。
三、好莱坞电影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电影主角聚焦存在差异
好莱坞电影里主角通常成为伟大英雄的道路曲折而又艰难,肉体与精神情感往往都充满失败感与沧桑感。而中国电影里的主角虽然也有很多是充满英雄色彩,但他往往天生就是“伟大的英雄”,他们的精神与身体常常较稳定,很少会随着故事的情节变化而变化。中国著名导演夏伟曾对中美两国电影的英雄有过非常形象的概括:“美国英雄是主动寻找麻烦,而中国英雄则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美国英雄主义就是指正义与邪恶作斗争,最终正义的英雄获得胜利,赢得大家的尊重与敬仰。比如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就属此类,这与中国的武侠精神就大不相同了。中国武侠精神是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对侠义之士的崇拜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常人没有的高尚品德与侠义精神,并不是如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中所表现的那样,人们是因为英雄有超强的能力才对他崇拜。
(二)电影主题的差异
美国著名导演巴拉兹曾说过:“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是未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已具有的形式。”下面以美国好莱坞拍摄中国古典题材《花木兰》系列为例来说明。
1.影片在主题上消除了中国“忠、孝”等儒家思想,加入了“自我实现”与“追求解放”的西方价值观
《花木兰》原著中的花木兰是因为父亲老了,家里又没有兄弟,只好自己女扮男装去参军保家卫国。可是好莱坞大导演为了赢得美国观众的喜好,竟然把这节内容改成了在花木兰女儿身暴露被遗弃在雪山之后,加了一段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的独白。这就彻底把原著中以“忠、孝”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改变成了美国的“寻找自我”的主题价值观。
2.影片的爱情观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花木兰2》里,编剧重新虚构了一个美国版的花木兰护送三位公主去羌国完婚的故事,通过花木兰强烈的反抗精神,让三位公主没有与羌国完婚而是嫁给自己心仪的对象,花木兰也嫁给自己心爱的人李翔。这部影片虽然使用了中国历史人物,但影片主题却没有一点点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的爱情观不可能舍弃国家安全不顾———只有西方人才会把个人的爱情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三)关于情感表达的差异
情感表达差异比较大的好莱坞大片,笔者认为《无间道》可算其中之一。《无间道》最早是由香港拍的,后来美国导演马丁西科塞斯看中剧本拿到美国去翻拍了,英文名叫《Departed》(以下简称美版《无间道》)。由于好莱坞电影长期受西方宗教观的影响,认为人天生就是罪恶的,背负着“原罪”,故在美版《无间道》中,到处是打打杀杀,遍地充满血腥与暴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黑暗、肮脏的地方生存与发展。而与中国提倡的“人之初、性本善”文化思想完全相反。美版《无间道》主要是以情节架构把剧中人物情感凸显出来,依靠剧中人物情绪爆发,或情绪发泄来推动剧情发展以吸引观众,与港版《无间道》注重编织精彩故事情节推动剧情发展以吸引观众存在很大差别。
(四)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差异
1995年好莱坞拍摄的电影《勇士的心》,影片主要讲述出身低等的主角华莱士,他是一位一心向往自由、民主、独立,而不折不扣的英雄,不过最后还是在战争中牺牲了。使笔者不由得想起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也曾拍过一部名为《英雄》的大片,其主要故事是讲述荆轲刺秦始皇。这两部影片都塑造了一个英雄,英雄的最终结果也一样,都死了,但死的意义就大不一样。《勇士的心》中华莱士的死是虽死犹荣,而《英雄》中的荆轲、无名等人的死是愚昧的死。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表现出来差异的另一方面。
二、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即人们思考和认识外界事物的方式,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由于欧美和中国所处地区环境不同,因此而形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条件各不相同,由此而形成了该语言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西方人比较重视抽象思维。英语在表达思想时,逻辑严谨,由主到次。如英语句子通常先给出主要信息,然后再介绍辅助信息,如时间、地点等等。而汉语言则是散点思维,表达按照多种关系排列,如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等。同样,英语重视形式逻辑,即形和,在表达时使用各种形式连接词以表示其连接关系;而汉语恰好相反,“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多依靠语义的的贯通、语境的映衬,而少用连接词语”。②例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翻译过来为“IfIhadknownitwouldcometothis,Iwouldhaveacteddifferently.”。上面的汉语句子是由两个分句构成的而没有连接词,但是从逻辑上是从属关系,因此表达意思简洁明了。而翻译成英语时则使用连接词来表达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这符合英语的形和的特点。
三、宗教与历史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西方人的普遍信仰是上帝;而中国人则信仰佛教,关于佛教的典故很多。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从字面意思上去翻译成英语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西方人对于佛教和和尚比较陌生,弄不懂为啥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了。因此可以翻译成“Oneboy’sboy;twoboysarehalfaboy;threeboysarenoboy”,这样就形神兼备了。又如汉语中的成语“一败涂地”翻译成英语就比较困难,而巧妙借用英语中的典故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翻译过来为“meetone’sWaterloo”,知道西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法国的拿破仑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因此用这个短语可以形神兼备的表达汉语的意思,也容易被欧美人接受。又如浙江兰溪的一个济公纪念馆的介绍中,中文为:“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民爱戴”,翻译过来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翻译中将济公比作欧美人熟知的劫富济贫的盗侠罗宾汉,这样不需要费力地解释也可以让欧美人对济公有了很深刻的印象,留给西方人以亲切感和熟悉感。
耻感文化在中华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耻感文化的历史渊源也颇为悠久。“耻,古作,《说文》曰:‘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曰:‘,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四书之一《中庸》中也有关于“耻”的描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翻开《论语》,孔子师徒对话,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如何做人,其中仅是对于知耻的论述就有多处。从《论语》中孔子弟子记载的孔子所言来看,孔子是以有违仁和礼为耻。儒家把耻感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时至今日,“知耻”与中国人而言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追求中的重点。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过程中,树立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准,充分发挥道德的自律作用,从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入手,自发地、自觉地“以荣为荣”“以耻为耻”,进而“尚荣弃耻”,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人们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在这一过程中,“知耻之心”的树立和培养,则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罪感文化观
在西方社会中,“罪感文化”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基底,对西方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罪感文化”,西方人对其下的定义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的文化”。这个含义也告诉我们,在一个罪感文化的社会里,人们普遍地认为,如果违背“道德的绝对标准”,就会感到罪。西方的罪感文化以基督教“原罪说”为形成基础,“原罪”教义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来的,在他之前是没有“原罪”一词的。在基督教里,“原罪”具有模棱两可的意味并被人所责诟,但原罪说的提出却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教义学和神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奥古斯丁对“原罪”的定义是:“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就是使婴儿也要必须受洗的罪。”因此人类是有为善的可能性,但是后来罪介入了,产生了恶,人的善就不再完全了,这样,人的善性因为先天的原罪性而不能得到救赎。人不能靠自己来得到救赎,而必须靠上帝的救赎才可以得到拯救。
2“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冲突
2.1起源不同
若要研究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冲突,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二者形成的内在因素。儒家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深受的影响。各民族在起源时由于环境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差异和人类创造力潜能的不同发挥等因素,形成了初始的民族文化差异。开始时,这种民族文化差异可能很小,随着几千年来在各自地域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差异变得越发明显。“耻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这也正是为什么“面子”在东方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方人十分在意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评论,他人眼中的自己比自己眼中的自我更加重要。“面子”一词只有简单两个字,却蕴含了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东方人最典型的社会意识。
2.2强制力来源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构建社会的方式是有显著差别的,前者依靠外部力量,后者倚重内部力量。所谓“耻感”或“知耻”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外部的力量。“耻感文化”源自社会及他人所施加的强制力。正如本尼迪特克所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但是在一些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而切实得到解脱。“罪感文化”所体现的是一个由内向外的心理过程。他人是否在场或知晓并不是内心愧疚最根本的来源,自己的内心才是痛苦的源泉。只要认为自己没能达到自我期望,或者违背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那么罪恶感就会产生。这完全与他人无关,是不存在侥幸的,因为人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罪感文化”由此看来比“耻感文化”更加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
2.3解脱方式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采用迥异的解脱方式。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这就说明,在“罪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自发和自主的力量。这一点,从西方电影中频繁出现人物去教堂忏悔的桥段中就可见一斑。而“耻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则是一种从外部提醒和推动的力量。与“罪感文化”的自主性相比,“耻感文化”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种心理所与“罪感文化”对待“恶行”的心理上来说是有所差异的。东方人不会在做错事的情况下,主动找人倾诉忏悔,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会破坏他们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或影响自己的社会地位。忏悔于事无补,只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因此“耻感文化”下的东方人会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