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硕士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法学硕士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016年招生简章

浙江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省部共建的普通高等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若干所重点大学之一。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曾被分为多所单科性学校，部分系科并入兄弟高校。1998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基础坚实、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居于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型、综合型大学。

为帮助在职人员进一步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法治建设需要，帮助学员掌握更加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提高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决定在学院本部开设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

一、招生对象与条件

参加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在职研究生班学习的在职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与要求：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欲申请硕士学位者需在取得学士学位满一年后方可报名。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

1. 报名时间：即日起报名，每班人数为60名；

2. 报名地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号楼112室（杭州市之江路51号），邮编：310008；

3. 报名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学历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2）1寸免冠照片和2寸免冠照片各2张；（3）报名登记表（需加盖单位公章）。

4.上课地点：a,、杭州市之江路51号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杭州班）

b、温州市浙江工贸学院1号楼（温州班）

三、录取事项

1. 录取审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和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共同进行录取资格审查；

2. 正式录取及学费收取：凡审查合格者，发入学交费通知。学员依据通知规定，入学前完成交费。

四、学习年限及收费

1. 学习年限两年。按规定学时面授，充分利用在职人员业余时间；

2. 学费：21000元，资料费1000元。（民商法学方向）

学费：21000元，资料费1000元。（公司与金融法方向）

学费：21000元，资料费1000元。（刑法学方向）

学费：21000元，资料费1000元。（经济法学方向）

五、主要专业方向及课程

民商法学：法学前沿（含刑事法学）、民法总论、债权法学、商法学（金融法、票据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事诉讼与仲裁法、国际法学、硕士生英语、民商法专题、民事法律与特别法、法律行为专题、刑事法专题、行政法专题、商事案例研习、服务合同专题、侵权案例研习、票据法专题。

公司与金融法：法学前沿、民法总论、债权法学、商法、金融法、票据法、公司法、股权投资法、证券期货法、保险法、银行法、硕士生英语、投资基金法、信托法、国际金融法、金融刑法、行政法（金融监管）、房地产法、民事诉讼与仲裁、货币金融专题、证券投资专题。

刑法学：法学前沿、硕士生英语、法学方法论、刑法原理、各罪研究、民法总论、国际刑法、证据法学基础理论、犯罪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刑事侦查与司法鉴定专题、行政法专题等。

经济法学：法学前沿、硕士生英语、法学方法论、经济法专题、商法专题、行政法专题、民法专题、刑法专题、诉讼法专题、知识产权法研究、金融法研究、国际经济法、劳动法学、环境法研究、财税法、企业法等。

六、结业与学位申请

1. 进修学员按专业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考核或考试合格，发给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结业证书；

2. 获得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结业证书，具有学士学位并通过全国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外语统一考试与法学综合课考试者，通过浙江大学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硕士论文答辩通过，授予浙江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联系电话】　010-51656177 010-51651981

篇（2）

作者简介：朱长根（1979-），男，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曾素文（1963-），女，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课程评价导向下的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编号：JXJG-09-34-3；主持人：曾素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62-03

一、 课程评价对课程建设的导向作用

课程评价是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研究者对课程概念认识的不同以及评价目的的不同，表现在课程评价对象上人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讨论的前提是基于“大课程观”的课程评价，既包括对课程标准、课程方案、教科书等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师生相互作用的评价。在国外，第一个提出把课程评价纳入课程论研究的，是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泰勒认为，课程评价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与教学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继其之后，斯塔弗尔比姆提出了背景、输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式（简称CIPP模式），强调了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善。无论何种定义，课程评价作为衡量课程建设效果的价值判断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其导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课程评价发展和激励的体现。课程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体现了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从课程目标来说，课程评价可以起到评估的作用,其应根据社会或学生的需要，以此作为课程开发的直接依据。从课程实施过程来说，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有利于改进课程管理与决策。从教学效果来说，也要靠课程评价来衡量与检验。课程评价也是激励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的现实动力。

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评价中的不足

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课程特点。由于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对课程建设工作的普遍重视，从而形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的课程评价实践活动，但其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同一性，并没有根据课程特点来进行个性化的评价，不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创新。

（一）评价理念过于重视知识标准而忽视了能力发展

评价理念体现了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行为都是受理念支配的，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评价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同一化教学不可避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有没有必要、可不可以实现多样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大量标准化的人才，但是创新性、特异化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且更为高端的。然而，本质主义教学观主导下的现代同一化教学在培养具有多样化知识背景与独特竞争优势的人才存在着天然的缺陷。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而在中国，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并没能承担起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责任。我国高校课程评价在理念上过分注重评价的奖惩功能，忽视了改进与激励的功能；过分关注评价的结果，忽视了评价过程本身的意义；过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二）课程目标较为笼统

一般而言，课程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知识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能力培养和技术训练的总体要求；二是确立课程预备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本门课程对满足后续课程在知识与技能上的基本需要。课程目标确定之后，课程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便有了明确的依据。因此，正确制定课程的目标是课程发挥最佳功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忽视了对经管类《经济法》课程目标的准确定位，更没有对其进行层次性的细化。比如，理论知识要达到何种深度和广度，实践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欠缺研究。经济法是法学专业和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但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内容。法学领域的经济法，是和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部分组成。经管类专业的经济法，更多的指代与经济有关的常用法律。其教学体系既包括合同法（传统的属于民商法范畴、公司法、票据法等，也有反垄断、证券监管等经济法范畴的内容。这从相关的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考试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但这种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教学理念、教材到教法都没有做明确的区分，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实现非法学专业学习法律课程的意义。如果《经济法》的课程定位目标不清晰、不细化，则会相应地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不协调。是侧重理论讲授还是应用实践能力开发，哪一方面应作为教学的侧重，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殊偏好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评价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的课程评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局限于对某些方面的评价，缺乏整体性。综观世界范围内课程评价发展的实践，评价的内容早已从单一的对课程方案实施结果的评价发展到对目标、过程和结果的全面评价。

虽然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提出“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处理好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是理论和实践在经管类《经济法》课程中的体现，是体现在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上的划分，还是教学方法上的，抑或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对结果的评价标准模糊。是相关考试的通过率还是思维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思维方法的改进又该如何检测？是否主要依据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在其中占多大分量？对课程评价者的评价对又该如何进行？

（四）评价方法过于突出量化功能，导致评价质量不高

目前的课程评价较多地注重教学材料的齐备性、学生出勤率、多媒体的应用和教学成果的规范性等因素，评价标准偏重对学科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掌握，而忽视了在课程学习中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并且，这些因素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量化指标体现出来。虽然许多学者提出应采取“质性评价”的范式，但其不可计量性也确实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例如，经管类《经济法》是非常适合采取案例教学的课程，但是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只重视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而未关注这种多样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没有关注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如何结合。

（五）评价的有效性仍在验证阶段

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课程评价可以分为学生评教、教师自评、专家评教以及社会评价。囿于学生个人的认识和短期功利目标的影响，学生评教的情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课程学习的实际情况。学生对要求严厉的老师可能会评分低，对于内容深奥的课程也往往评分不高。有的教师在学生评教的压力下，较易产生功利的短期行为。部分教师为了赢高的评教分数，只讲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有的教师由于担心学生的打分，只拣简单的、学生能很快接受的知识点授予学生；甚至还有教师为迎合学生而放松要求、大给高分的情况。另一方面，以用人单位和行业团体为主体的社会评价的缺失导致当前的课程评价工作看上去还是在教育系统内循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与社会要求接轨的问题。这些现象的产生，降低了高校课程评价的效度。

三、改进经管类《经济法》课程评价的建议

（一）在科学评价理念下合理定位课程目标

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经管类《经济法》在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上，应立足于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评价理念下，可以对课程目标进行具体分解。《经济法》课程的浅层次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规则，更进一个层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与执行业务相适应的实践技能。实践能力又分为正确确定案件性质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掌握文件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这样，可以针对分解后的目标根据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模式逐项达标，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二）评价时要重视课程所承载的知识量

现实中的一个误区就是用课程评价替代了“去评价课程”。很多人把“评价”看作是为课程改革配套的东西，课程在前，评价在后，是对既定的课程进行具有“促进功能”的评价。这导致对课程本身的研究不足，突出表现在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并没有很好的契合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同一化教学的状况。反映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有的高校甚至要求教学大纲要与所选教材大致相同（不能有过多不讲的章节），教学计划要与教学大纲完全一致。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评价标准统一化有助于考核，但是从学科知识标准来讲，同一化也是一种代价。学术自由中教师教学的自由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笔者认为，要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学内容的设计还应考虑能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即教学内容既有基础学习领域、又有专业学习领域、还应有拓展学习领域的要求。在当前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上，哪些内容略讲、哪些内容详讲、哪些内容自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技能来设计的。基于经济法的易变性，教师一方面要不断了解经济法理论与立法的最新动态，不断补充、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吸收量；另一方面要避免沦为不断追赶最新发展情况的介绍者，而要从立法理念与背景、思维方式与逻辑上培养学生自学新法律法规的能力，不但要向学生介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要使学生掌握经济法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具体运用法律原理和具体规范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三）课程评价的内容应包含对评价者的评价

课程评价者的知识水平、兴趣及价值观等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因此，课程评价者的评教活动也应成为评价对象，其评教有效性也应归属于评价的内容。教师是对课程加以理解和设计的“专业特权者”，也是课程实践即教学行为的承担者，因此，教师也应成为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应强调认识对象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强调真实情景中的主观感受。目前的评价标准更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统一化，把教师排除在外。应当根据授课的具体内容和授课对象来考察其教学方法，例如不是所有的内容采取案例教学都能效率最大化，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案例教学不是例子加理论的简单描述和说明，而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指导其运用相关理论自主解决问题，并不是仅仅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更不是提供唯一的答案。此外，现行的评价模式往往将任课教师排除在课程评价主体之外，这容易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沦为传递课程的教学机器或工具，使教学变为程序性的劳动，教学的过程成为机械地传授他人材料的过程。当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中强调了以学生为主体，但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却相对失落。如果规范化下带来的是重复和雷同，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总之，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需要评价的课程特点。评价标准应该是能表现授课行为的丰富性、灵活性，并具有情景性的。课程既是静态也是动态发展的，课程评价应体现开放性和个性化。

参考文献：

篇（3）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功能定位不同，职权和义务也不尽相同，应根据不同的董事类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可是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为什么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即两者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却没有学者做出有力的回答。

一、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法律关系的学说。1.“准受托人”说。在英美公司法中，董事被看作是公司的准受托人。2.关系说。即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人，适用民事关系理论。此学说自19世纪以来在英美法系至今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3.与信托兼有说。此学说认为董事对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司的人又是公司的受托人。此学说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学说为代表。

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关于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有说和委任关系说两种学说，说以德国为代表，委任关系说主要以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学说为代表。我国理论界认为董事和公司的法律关系为委任关系。关于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是否相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做出深刻的研究。一般认为两者与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是相同的。但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二、我国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是在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权严重，内部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背景下引进的。我国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不仅指向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更指向公司的控股股东。在2001年证监会出台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独立董事要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一结论本身并无问题。但笔者分析后发现了两个问题：1.独立董事监督制约大股东的权力从何而来？独立董事全部都有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被选举者）反过来要去监督制约大股东（选举者），那么这种监督制约权如何解释？2.独立董事候选人在选举之前要经过中国证监会审核，证监会有异议的不得被选举为独立董事。这是传统委任说解释不通的，也是不区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类别解释不通的。第一个问题在英、美国家是不存在的。英、美国家公司股权非常分散，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主要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不包括股东，独立董事代表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在英美国家更是不存在，英、美国家任免独立董事完全是公司的事情，对此监管部门并不加以干涉。所以，英美国家关于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并无二致，不管是“准信托关系”还是“关系”等学说，在理论上都能解释的通。

（二）法定关系说的提出

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理论学说已难以回答，需要有新的理论作为支撑。笔者认为非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这点和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委任关系”理论是相同的；认为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之间是法定关系，即独立董事的职权和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同时独立董事也享有、承担非独立董事所享有或承担的职权和义务。从制度生成过程角度讲，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的种种不足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失败客观上产生了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内发需求，国家凭借自己的强制力对公司内部的监督权力重新进行划分，以法律的形式直接规定了独立董事的职权和义务。

针对笔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法定关系理论可以做出很好的回答。独立董事根据法律规定，应代表和维护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独立董事应该保持独立性，不应受控于大股东而屈从于大股东的意志，不应只代表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利益。如果在大股东操纵下的公司行为偏离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就须行使法定职权重点监督和制约大股东权利，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利侵占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则要求独立董事要重点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而不是维护个别大股东利益。针对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现状，法律规定独立董事应重点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同时，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独立董事的选举，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在选举独立董事前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经过证监会的认可，否则将不具有法律效力。上市公司解聘独立董事必须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这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

三、结束语

虽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应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学界未并未提出两者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哪里。笔者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存在的特殊课题，提出了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是法定关系，不同于非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委任关系的观点。认为两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是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与处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李建伟.《独立董事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4）

一。资本弱化及其避税的操作

资本弱化（Thin-Capitalization），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它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负债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融资。资本弱化的特点是企业注册资本与负债的比例不合理，注册资本太少，即资本结构弱化，满足不了企业生产经营对资本金的基本要求；借入资金过多，财务杠杆较高。根据经合组织解释，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公司特别是跨国关联公司进行跨国融资，通过高负债、低股本，使资本弱化，从而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

隐含的股权资本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果债权人能够把给公司的借款转化成股份或使借款利润取决于公司赚取的利润，这就很难判定这次融资行为是股权融资还是借款融资。这种形式我们一般可称之为混合融资（HybridFinancing），它可能是隐含的股权资本化行为出现的标志，说明跨国公司的借款实际上是满足其长远期的资金需求。如果公司将借款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公司的股东，那么公司就会出现一个不成比例的借款和股权间的比率。上述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隐含的股权，是公司资本弱化的一种形式。

在国内，利用资本弱化避税的特点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转移利润。主要是企业将资金无偿借给关联企业使用。如一家合资房地产企业将几乎等同于外方出资额的款项无偿借给外方使用，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抽资行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母公司可以利用关联公司内部贷款的方式减轻整个公司集团的税负。宝洁中国曾发生一起很轰动的疑似“资本弱化避税”的案例。2003年，广州市国税局对宝洁公司所涉及的境内巨额免息融资税款进行了调查，调增应补企业所得税8149万元。宝洁中国曾向当地银行借入一笔巨额贷款，在免息贷给旗下几家子公司使用。这样，利息的扣除全部体现在母公司，有利用资本弱化转移利润之嫌。由于涉及“成本或费用转移避税法”的范畴，税务部门对于宝洁运用资本弱化手段进行了反避税调整。然而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开资料上并没有明确的“非法”一说。可见，我国税制的不完善给深谙避税技巧的外资企业留下了运作空间。

除上述外，外资企业还可充分利用中方融资能力有限，从境外关联企业借入高息贷款。由于外资企业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贷款给企业，并且这种贷款利息要大大高于正常金融机构贷款利息，如此，外资企业境外关联企业可从中方合资企业获取高额的贷款利息，合资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大部分转嫁到合资双方中的中方身上，外商坐享其成，只赚不亏，并且中方的合资企业可进行应纳税所得税额扣除，减少应纳所得税。例如，成立于1993年底的某服装公司注册资本150万美元，生产服装90%以上销售给境外的关联企业，1994-1998年关联交易额3.5亿元，截至1999年底，企业累计亏损2400万元。该公司投资额较小而亏损严重，国税部门将其列入重点审计调查对象，根据该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其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投资总额应为600万美元，而该公司实际投资额仅150万美元，不足部分通过境外关联公司融资取得，其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为1：3，远远超过1：1的行业比例。经核实，该公司1996年至1999年度融资利率在7.15%至23.05%之间，远远超出同期独立企业融资利率4.93%至6.16%的幅度，存在以资本弱化方式向境外转移利润避税的嫌疑。经过测算，会计税前利息列支额=[450*（7.15%+23.05%）/2]*4年=271.8万美元，按现行税法，税前利息可列支额=[450*（4.935%+6.16%）/2]*4年=99.81万美元，调增应税所得额=171.99万美元。假设我国设定该行业的安全港比例为1：1，则调增应税所得额=[150*（7.15%+23.05%）/2]*4年+[300*（7.15%+23.05%）/2-300*（4.935%+6.16%）/2]*4年=90.6+114.66=205.26万美元。按现行税法，4年约共有[205.26-117.99]*30%=9.981万美元约70万人民币的税款流失。

二。国内外有关资本弱化避税研究取得的成果

1.非居民股东采取资本弱化措施的目的

AndrewM.C.Smith（1995）认为在居民公司将要破产的情况下，由于居民公司与非居民股东之间存在的特殊的关联关系，破产清算之前，非居民股东的债权更有可能得到居民公司的事先优先清偿，从而不计入破产债权，减少跨国集团的损失。

王逸（2000）认为居民公司遭遇经营风险时，股权资本及其股息，要与企业风险共存，而债务资本则“旱涝保收”，无论企业是否遭遇经营风险，债务本息均由居民公司保证清偿，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居民公司一般只愿意投入较少的股权资本，而利用与非居民股东（母子公司关系或子子公司关系）的关联关系，从后者那里获得较多的债务资本。即使公司经营不善，股权资本负担的亏损相对于全部资本毕竟是小部分。

AbadanJasmonandDr.JnnaidM.Shaikh（2003）认为即使不能优先偿还债务，非居民股东也可以同其他一般债权人一样，参加破产财产的受偿，从而使股东分享一般债权人对破产财产的权利。另外，投资采用股权的形式时，居民公司管理层如决定不在税后分派股息的话，非居民股东当年就不能获得投资回报（前提是非居民股东不绝对控股）。因为，管理层可能希望保留最多的公司利润用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如再投资以公司的业绩来展现自己的成就；其他股东也可能以公司良好的报表来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但是如果股权换成公司债务，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债务不得不还，而且管理层也不愿意公司背负很多的到期未偿还债务。

当然，资本弱化对于非居民股东来说并非一本万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杨宇光、姜能之（1998）认为资本弱化本身就是要求放弃资金的股权职能去谋求债权职能，这样非居民股东就必须忍受控制权旁落的痛苦。另外，居民公司运营状况好、投资回报高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不如作为股东的收益丰厚。

2.对资本弱化的约束

RobertA.Green（1993）认为跨国公司将收入在不同税收辖区内转移的方式之一就是战略性的利用债务融资。由于利息支出通常可以作为成本扣除因此如果一国母公司向他国子公司提供贷款，应税收入就可以以利息的形式从子公司转移到母公司。虽然“独立核算定价原则”可以被用来调整公司之间独立核算贷款利息的确定，但期望适用该原则以解决跨国企业之间利用融资工具逃避纳税义务时，该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适用独立核算标准来抵制利用融资工具避税，税务机关必须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不会依此借款条件相互之间提供信贷为由，将企业间债权关系重新定性为股权关系（或否定可就该债务的利息支出予以扣除）。遇到第三方贷款时，困难更大。税务机关必须以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是跨国公司关联企业，贷款人不会在相似的贷款条件基础上向独立企业提供贷款为由，对第三方贷款进行重新定性。

刘晓红、马骏（2002）指出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凡不按独立核算企业原则、故意提高利率、多列利息、转移利润的，税务机关给予合理调整，对债务超过规定标准比率而支付的利息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不予扣除以消除资本弱化带来的避税结果。

3.与资本弱化相关的法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77年的《关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简称OECD范本）和1980年《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简称《联合国范本》）是国际税收领域的两个主要法律文本，是各国谈签国际税收协定时的主要基础，在范本中提倡采用两种方法对付资本弱化：（1）正常交易方法。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有关法规对利息征税。（2）固定比率方法（设置安全港）。如果公司资本结构比率超过特定的债务权益率，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并对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征税。上述两种方法对企业借款超过规定标准所支付的利息，均不得作为税前扣除项目。OECD在1992年对范本重新解释了针对资本弱化适用的“转移定价”规则与反歧视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声明反歧视规则并不阻止借方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于符合转移定价规则条款的借款适用本国的资本弱化规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资本弱化规则适用的局限性。2003年，OECD公布了其最新税收协定范本条文和“注释”，新范本在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五条等多处注释中，对解决资本弱化问题的方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以求从不同角度综合解决。

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特殊的反避税规定，美国早在1976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IRC第385条），1989年增加163条J条款后更加完善，其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引入和制订了这一税制，日本于1992年税制改革时，正式引入了资本弱化税制。但各国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原则、立法方式、立法内容有较大的差异。资本弱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二是资本金的实质减少，因而防止资本弱化，主要在于资本金的管理制度。目前在实践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三。我国应对资本弱化避税面临的障碍及措施

尽管国内外的专家对资本弱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我们仍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国内各方对融资借贷的判定，如借贷时间长短、融资方式、价值评价等，还存在很多分歧。对该避税手段的识别、税收征管调整方式、对不同行业如何区别对待等重大方面还没有有效的研究成果。因此，税法未能对“资本弱化”定性，相关反避税条款也无法出台。其次，由于资本弱化避税的隐蔽性及对其合法性难以认定，。实践中对税收人员的素质和征管手段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对跨国企业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的掌握难度极大。但目前税务系统内外各部门间、国际间信息协调与沟通较弱，能从事国际性税收征管的人员不足，征管技术手段也还未能跟进。再次，其他立法（经济法）仅对公司注册资本有静态控制，缺乏对资本流向监管及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的动态规制。最后，当前我国反避税法律条文自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正常利率水平确定的问题，征管法细则则第54条第2款提到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概念，正常利率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明确的条文，是否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公布的利率水平加上一个幅度区间，还是以四大国际金融中心每天公布的利率水平加幅度区间为准？

其中，最迫切的是确定如何识别资本弱化和订立反避税条款。而其难度在于，首先，若涉及安全港（债务股本的固定比率）的设定，则要确定所有企业在任何时期都可适用的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固定比率。美国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对资入弱化有所发展的国家，而其竟一直没有规定出一个正式的比率。一些已经规定最高比率的国家，其税务当局也都承认这只是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前一种不得已而用的措施。同时，安全港的设定很难确保不限制企业采用最佳资本结构，因此有可能妨碍其实现价值最大化。其次，在运用正常交易法时，税务机关必须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不会依此借款条件相互之间提供信贷为由，将企业间债权关系重新定性为股权关系，或认定该债务的利息支出不得税前列支。若遇到第三方贷款，税务机关必须以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是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的话，贷款人不会在相似的贷款条件基础上向独立企业提供贷款为由，对第三方贷款进行重新定性。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性是比较差的。再次，若资本弱化税制过严，会限制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不符合国际经济大趋势，对宏观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超过增加税收的好处。

要解决上述问题，主要从两方面入手：（1）加大相关研究的投入，推动立法。相关研究的缺乏，首先是由于精通英语、税法、国际金融和财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同时这类人才又需具备丰富的实务经验。因此，治本的方法是加大对高级税务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同时，研究与借鉴外国较成熟的资本弱化税制，结合本国实际订立反避税条款；（2）加强国际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大量培养高素质的国际税收管理人才，加强国际税收管理为基础，积极开展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协调与合作。特别是避免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建立情报交换机制，共同打击国际逃避税，对金融服务收入以及衍生工具征税原则的经验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四。结束语

当前，以资本弱化的形式进行避税已成为外资企业避税的新动向，并被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所利用。这种避税方法与“高进低出”等常用的避税手段相比，形式更加隐蔽，危害性更大，不仅造成税款流失，而且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效果。因此，对这一新的避税方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何既积极引进外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又防范企业在融资时利用资本弱化避税，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将是我国税务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应对资本弱化方面经验不足，尚没有系统的反资本弱化税收法规。这不仅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还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跨国公司资本弱化实践的研究，积极推进国际税收信息共享，分析国外己经采用的相关法规，借鉴其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应对资本弱化的反避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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