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行政许可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说到行政许可法，它对行政许可办理程序的规定是比较系统、比较详尽的。它按照行政许可的办理过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办理期限、变更与延展，并对几类许可规定了特别程序，同时又在不同的环节分别规定了具体的程序制度，如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机关职能分开制度、时限制度等。这些程序制度的作用是：

篇（2）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这一规定适用于一件申请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处（科）审查，出具审查意见的情况。过去有些行政机关办理申请，让申请人逐个处（科）去跑，都要去做工作，打通关节，甚至逐个送礼，加上处（科）之间相互扯皮，使申请拖得很久。本来是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程序，都面对申请人运作，这叫“内部程序外化”，无形中使一个许可变成为多个许可。规定“一个窗口对外”，从制度上克服了内部程序外化，减少了执法人员腐败的机会，方便了申请人。

第二，“并联审批”。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这是所谓的“并联审批”。它主要适用于需要前置审批的企业的设立登记。是以工商局为枢纽，对于依法要前置审批的项目，由相关部门同步审批的新型企业注册登记形式。基本的要求是“一家承办，转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完成”。“并联审批”的程序是：第一步，工商受理。申请人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中涉及并联审批项目的，按要求如实填写统一格式的并联审批申请表，连同注册登记申请一并交工商局。第二步，抄告相关部门。工商局受理并联审批申请后，在两个工作日内将并联审批申请表传给相关审批部门。第三步，并联审批。相关部门接到并联审批申请表后，及时与申请人联系，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逾期未回复的，视为同意。第四步，限时办理。工商局收到相关审批部门意见后，对经审核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核发半年期的营业执照。取得半年期营业执照的企业可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半年内到工商局和市相关部门领取正式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书。这就大大减少了审批手续，节约了时间，方便了申请人。

第三，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也有的地方称为“集中审批”或“一站式”审批。它主要适用于投资项目的审批，由于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多个许可，为提高效率，地方政府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或审批大厅，组织各审批机关到服务中心或审批大厅联合办公，集中办理行政许可。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值班，集中办公，“一站式”审批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相对集中许可审批权。

篇（3）

行政许可制度是政府在如何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务方面，设计的一种法律制度和管理方式，指许可证的申请、核发、监督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①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大多数规定了行政许可，这对于加强行政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的完善，以及我国加入WTO，我国现行的行政许可制度已经不在适应当今的形势的需要，因为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行政许可程序不健全。行政许可程序是制约行政权力任意扩张和行政权利滥行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控制行政许可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许可公正、公平的重要机制。权力集中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一旦出现向个别利益的倾斜，权力就偏离了中立的基本立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行政许可的公正、公平直接决定了行政许可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因此，行政许可程序健全与否关系着国家行政的命运。但是，行政许可程序的不健全是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根本缺陷，它是我国、腐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我国行政许可程序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1.行政许可处理的期限很多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了行政许可机关在处理行政许可时拖延时间，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2.行政许可程序不公开，因此申请人就不知道许可机关的办事的程序，及办事的过程和结果。3.许可程序缺乏公平机制，如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救济制度等等。4.许可程序过于繁琐，许可机关程序违法责任不明。《经济时报》曾刊登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位厂长，用了10多个月时间跑有关部门审批加盖了391个公章，事情仍未办成。如此繁琐的程序，不仅加重了相对人的负担，而且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助长了等现象的蔓延。②我们应该大力健全行政许可程序，不然行政许可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许可滥收费现象严重。各国对于许可费仅限于许可证工本费、手续费及必要的鉴定检查费用。例如：英国的许可收费，一直在依据一个1889年的判例的原则，即市镇政府有权向被许可人收取合理费用，但这些费用以市镇对许可行业的必要管理为限，包括发放许可证费用，行政检查费等。③但在我国虽然对行政许可的收费情况有规定，但有些情况下，收费成为许可机关实施许可的主要条件，甚至是惟一条件，这使得许多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人因此取得了许可证照；而有的收费相当的高，使某些人望而却步，不敢申请。但关于行政许可的收费情况有规定都是模糊不清的，涵盖面也不广，因此我国应该明确规定相关的行政许可的收费要求，使相对人在申请时可以监督行政主体的乱收费现象。

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管理及责任的承担。在行政许可制度当中，行政许可机关为了有效的确保行政许可制度目的的实现，采取了事前许可和事后监督的方法。应该说事前许可和事后监督的地位应当是同等的，但是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往往重许可、轻监管，主要是因为法律没有对监管不力加以全面的约束。例如，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滥发许可证、发证后疏于管理的现象增多。④从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看，仅限于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责任改正违法行为或恢复原状等形式，少对行政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怠于许可监管的失职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⑤因此，对于怠于许可监管的失职行为加以约束。当然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例如：行政许可设定权不明确；行政许可的范围太宽，行政许可的条件不具体，标准不统一等等不完善之处。

针对上面的叙述，为了健全和完善行政许可制度，个人意见如下：

首先，建立行政许可程序制度。程序是实体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⑥“程序的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实体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⑦通过行政程序可以对权力形成监督和制约，与此同时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许可程序必须公开，以避免暗中交易和私相授受；简化许可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建立听证制度、救济制度，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许可的可接受性和增强行政许可的透明度。

其次，明确规定许可收费。对于许可费，在未来的许可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下列内容：第一，除行政机关实施核发证照或许可外，其他形式的许可不得收费，如登记、批准、同意、检验等。第二，行政机关收取的所有许可费用，除工本费外，都应上缴国库，不得截留、私分。第三，一定数额以上的许可费，均应通过银行收取。第四，遇有多个竞争申请，且许可具有经济利益或数量有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竞价拍卖方式核发许可证照，全部拍卖所得上缴国库。⑧由此，行政主体就必须按照规定来办事，接受相对人和公众的监督。

最后，加大对行政许可行为监督管理不善的约束。当发现有监管不善的行为时，就不仅仅是追究对行政机关的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还要追究行政许可机关工作人员的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增加行政许可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管力度，毕竟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是由行政许可机关工作人员的实施的。

参考书目：

①陈金波：《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现存问题及解决构想》，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5卷第四期2003年8月；

②赵燕、严志钦：《论行政许可与行政许可程序》，载《行政法学》1999年第2期；

③赖斯纳：《法律和精神健康制度》[M]：32（英）

④马怀德：《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⑤张鹃：《关于行政许可制度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载《安徽大学学报》第27卷第4期2003年7月；

篇（4）

「摘要《行政许可法》是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对行政许可进行立法是我国的特色，它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和规则，其中告知、听证制度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它彰显了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中，特别值得关注是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制度。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立法的局限性，该制度的的不足也日益显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正当法律程序的确立。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正当法律程序《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后，对行政权力行使加强规制、对公民权利予以充分保护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被学者们称为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在行政许可领域为行政机关设立了较规范的操作步骤，而且引入了正当法律程序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通常将行政许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一般许可，它涉及到安全、环境、调控而需要批准的事项，它的性质是公众事先有这个权利，只是国家为了管理，将一般性禁止作为从事其些行为的前提。第二种被称为特许，我国宪法规定公有资源、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一般社会公众个体不拥有天然的权利，因此，这种开发利用权的转让是一种特别许可。第三种被称为认可，指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这里的资质和能力不是行政机关赋予的，而是主体本身就有，只是需要行政机关予以承认。第四种被称为核准，指对一些特定的物（设备、设施、产品、物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其性质是将物与一个参照标准进行比照而予以审定。第五种被称为登记，指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原则上讲只要主体具备条件即可获得许可。因此，行政许可的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涉及到众多的行政领域和部门。一、许可—管制中的利益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历经着几个变化的阶段，从十九世纪的“夜警国家”到二十世纪初的“全能政府”再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有限政府”，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指的是行政的规则，而行政的规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行政许可问题。[①]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背景下，行政许可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化管制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这种放松体现在政府的管制范围、管制力度、管制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也体现了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更加得到尊重和保护。行政许可制度的社会效果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许可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行政处罚等手段相比，具有诸多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一种事前的监督和规范，可以提前将相对人的行为纳入进监管的视野，减少了行政相对人违法的概率，另一方面，它的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可的前提是自由受到限制，故而许可设定的越多，公众的自由就越少。因此，行政许可事项的设立，体现着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与限制的权衡，需要加以限制的事项，往往是可以获益的事项，无论许可的性质是“普遍禁止的解除”，还是“特定权利的赋予”，其核心都是社会主体对其种资格的期待。既然需要管制，往往意味着对资格的需求量要大于给予量，资格的取得也就意味着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行政许可对社会公众而言，就是利益的分配。一项行政许可的法律后果关系到众多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我们说行政许可是管制中的利益。从前述五种行政类型来看，许可会在社会上形成不同程度序的竞争局面，特许最强，一般许可次之，认可、核准、登记较为宽松而且从理论上讲甚至是没有数量的限制以致于不会产生竞争。但从我国当前的许可制度来讲，设定许可的目的就在于管制，绝大多数许可都存在着数量限制，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公平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等等。享有上述权利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害关系人，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无疑是正当行政许可制度不可回避的课题。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范围作为一部较好体现民主意识的法律，《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则，其中告知、听证制度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它彰显了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中，特别值得关注是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制度。《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利害关系通常表现为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在行政许可的过程中，对非行政相对人所主张的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的保护机制，一般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主动考虑相关因素后，理性的作出决定，另外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一定的义务，用义务来保障权利的实现。第一种机制存在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理性，能自觉地、主动地避免错误的发生，但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理性社会的通常手段，以可能出现错误为前提，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的机制，而告知、听证制度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预防性机制，将其对利益的分配置于阳光之下。为保障公众权利，《行政许可法》为行政机关设置了一系列的义务，在这个制度设计中，对相对人（许可申请人）的程序性保障，对其优缺点进行判断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障碍，但对于利害关系人（相邻权人、环境权人）的程序性保障，有着很大的伸缩空间。该法条的用语是“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其中“直接”、“重大”均是对程度的表述，与其相对应的词是“间接”“、轻微”，二者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标准何在？立法上的模糊用语往往导致自由裁量的出现，既然是义务就意味着约束，而趋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这种情况下，很多利害关系人对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往往没有被告知，更没有称述、申辩的机会。因此，就告知、听证问题为行政机关设计刚性的义务性规则是发展和完善《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机制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颁布之时有很多颇具特色的地方，近来，很多学者视告知、听证制度为《行政许可法》的核心制度，同时也指出：告知、听证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听证制度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②]，笔者认为，所谓保障与落实是指：告知、听证制度不仅应当具备其应有的形式，更应当承载一定的内在价值，如此才能被称为正当的行政许可制度。

对于正当的行政程序判断标准问题，争论久矣，功利主义分析法学派的先驱边沁以“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法律的好坏”的标准。[③]这种模式认为：程序的正当性在于结果的有效性，“只要结果好，过程也就是好的，过程的意义在于结果之中”[④]，之后的德沃金对此观点有所修正，但仍是强调工具性重于其内在正义。这种绝对工具主义观过分强调了程序立法的形式，而没能体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在价值，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程序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当程序。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波斯纳及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程序正当性的标准，以各方利益之间的量化比较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表面上看，它让程序的正当性变得明确宜于操作，但它所欠缺的仍是正当性往往无法用算式计算。我们称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美国法学家罗伯特。萨斯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标准，贝勒斯、马修相继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论证，以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为基础，提出正当的法律程序应当是具有正义性的，而正义性就是通过“平等、可预测性、透明性、参与”的程序“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⑤]这种程序本位主义观彻底地坚持和论证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赋予程序内在价值以全新的意义。但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将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推向另一个极端，极易让程序变成繁文縟节而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它既可能让当事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也有可能让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以上几种判断模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进行了揭示，提出了很有见地并各成体系的思想，但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单一的标准、僵化的规则无法对繁纷复杂的行政事务做出统一的要求，行政关系中时间、事项、相对人等因素的改变将导致程序正义向其另一面转化。我们知道，行政程序约束的是行政机关而非民众，这种约束机制的正当性应体现出民主、责任、法治、参与。现代行政的明显特点是行政程序与实体总是相互交织、同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行政目标、不同的行政过程判断相应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既要反对程序工具主义又要反对程序本位主义，努力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统一。高秦伟老师提出，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基准应当包括以下四组参数的辩证统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程序对于任何一种价值的舍弃，都必须有足够充分的正当理由予以说明，[⑥]并进而提出，以具备某些基本要素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来保障程序的正义性，所谓基本程序是指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在程序保障与个案需求之间设立一些最低的标准进行调和，这种最低标准是确保程序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这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对于“最低限度”的认识，学界的分歧也还是有的，二大法系的学者们都对最低限度的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六要素说”都表明了“最低限度”的核心是告知、陈述、说明理由，至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异议及其解决机制，应当属于后行政程序中的权利救济问题。《行政许可法》将告知、陈述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其适用范围及其保障的程度（如是否应说明理由、异议产生的制约）未进一步规定，造成实践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余地过大，而过于自由的裁量往往造成权利保护的缺失、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如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中，公民申请建房许可时，相邻关系人应否被告知？可否提出异议？对提出的异议行政机关应否给予说明？这就关系到建房能否被视为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实践中，建设规划部门往往不愿进行如此归类而给自己带来过多的麻烦。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许可中，非竞争人（原使用权人）可否提出异议？实践中，挂牌出让公告应当可以解决被告知问题，但原使用权人及其职工（享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职工）提出的异议往往不能被视为具有法律效果的陈述予以对待，不能当然的启动告知听证程序，不能产生阻却行政许可进程的法律效果。又如在排污许可中，环保部门在审查排污许可申请时，往往只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查，而该许可对相邻权人、环境权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却无法启动相应的强制审查机制。在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由于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公众无法了解行政许可的过程，更无法通过一个对抗性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及公众的权利，公众的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因缺少制度保障而往往受到漠视。许多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国土资源的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城市规划侵权事件屡屡发生，其制度根源即在于此。在种类众多的行政许可领域，告知、陈述是正当许可程序中公民与行政机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纽带，而正当性则体现在将告知与听取陈述并说明正当理由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予以强调，这是通过设定义务来保障权利的积极依法行政方式。当然，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涉及到社会主体的具体权利，而具体权利的属性也是可以做出基本的权重比的，如生命健康权总是高于获取财富的权利，生存权利总是高于享受娱乐而愉悦的权利，这种权重比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下，会在最低的标准下获得最高的保障，从而使行政程序具备了基本的正当性。正当法律程序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推动了西方的发展，成为一条宪法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但这一理念在我国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并未成为明确的法律原则出现在成文法中，《行政许可法》所设定的告知、陈述制度隐约中折射出正当法律程序的光芒，但仍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有待进一步确立的“最低限度”。愿我们在立法实践、行政实践乃致司法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指引下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正当行政许可制度。

注释[①]参见：《江比新教授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上的讲话》，2004年6月29日。[②]应松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所暴露的问题》，政府法制半月刊，2005年第5期。[③]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处社，2000年版，第186页。[④]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⑤]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⑥]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篇（5）

2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自检制度和公众举报制度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和六十八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六十五条中指出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直接关系公众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行政机关应当督促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时，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立即改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这些许可通常都是十分重要的，仅仅只靠单纯地自检制度，肯定会有所遗漏，不可能彻底纠正，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制度作为行政机关监督检查的有效补充的方式。因为那些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在建造阶段就需要对其实施监督检查。同时，由于行政许可机关的工作人员有限，经费有限，不可能在每个企业派专人对这些设施设备进行监督检查。因此，确立公众举报制度，积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群众的优势，让群众成为行政许可的监督者。

篇（6）

一、背景

浙江省义乌市是一个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小城市。从1990年开始，义乌市政府就开始对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改革，特别是在运用行政许可配置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以城市出租车营运权的有偿有期使用改革最为典型。

1996年以前，义乌市出租车营运权实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只要有关领导批条子，就可取得出租车营运权。这种作法导致许多想经营出租车的人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一些“有关系”者则可以通过领导批条获得几辆甚至十几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此外，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作法也成为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温床。1996年，义乌市政府对新投入市场的出租车的营运权的许可进行了改革。具体作法是，政府将每辆出租车营运权的使用年限核定为8年，每年需缴纳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然后面向全市公开招认经营者，用抽签的方式从众多竞争者中选出营运权人。这一措施公布后，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参加竞争的人数达到了15000之多。最后，有关部门从中通过抽签确认了新投放的69辆出租车的营运权人。义乌市政府同时规定，原来通过行政审批取得的出租车营运权，从即时起亦需缴纳每年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才能继续享有。这一改革触动了原来拥有出租车营运权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无偿取得的营运权今后也须按年缴纳费用。于是，先后有9名原出租车营运权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政府向他们收费于法无据，请求法院撤销行政机关这一行政行为。

二、观点

（一）行政许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社会管理、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义乌市市长周启水在向与会者介绍了该市的有关改革措施后，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观点。他说，改革的目标一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资源的有效和合理配置，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权力寻租存在的基础，以推进廉政建设。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局长郑志耿在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行政许可的作用，对于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合理、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行政许可的功能就越凸显，浙江全省这些年来行政许可制度的广泛运用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许可的广泛运用，也推动了行政许可制度本身的改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行政许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要大踏步地退出市场领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在经济领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一个相对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各种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可以防止市场主体在稀缺资源的利用方面进行无序乃至恶性竞争，既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又最大限度地发挥稀缺资源的社会效益。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承认政府（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许可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然而，他强调指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行使的一项公权力，它只是在公民或法人某项权利的行使涉及到公共利益时，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干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行政机关经营国有资产的手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发挥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作用，才能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许可手段与民争利。

（二）行政许可的现状表明对其进行立法规范势在必行。

来自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王松林介绍了上海市自1997年以来对该市行政许可适用的调查情况。这项调查发现，需要实施市一级行政许可的事项有500多项，其中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就多达368项。王松林分析，这些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大多有如下特点：一是许可设定主体多元化，几乎所有行政部门都在为自己设定许可，而且有的许可主体还发生重叠，在一个事项上有多个行政主体设定许可；二是许可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很大；三是许可的程序不全，有的根本就没有程序可言；四是很多许可都与收费存在着不正常的关联。这种多、滥、乱的现象使得行政许可在某些地方成了“吃拿卡要”的代名词，令人们闻之色变。

针对这种情形，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绍春指出，行政许可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中一切问题的万灵药，它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失灵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法律手段。因此，对这种手段的运用应当有一定的法律限制，否则，如果行政许可制度运用过滥，范围过宽，不仅会窒息社会成员的活动，使社会发展减少活力，丧失动力，而且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认为，行政许可立法的滞后，已经给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许可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义乌市部分出租车主市政府的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依法行政的原则之下，义乌市的改革措施就陷入了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我们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这就要求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能仍像十几、二十年前一样任意“突破”现行法律，而应当依法而行。因此，行政许可制度的改革要求已经将行政许可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行政许可立法应当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

那么，拟议当中的行政许可法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基本要素呢？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士可以说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认为，行政许可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许可的原则。包括许可法定原则，即行政许可的设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公开原则，即有关行政许可的所有信息都应当公开，并允许所有符合条件者申请；适度原则，其含义是设立行政许可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必需为限度，不得过多过滥；等等。

篇（7）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的另外一项责任是补救责任，可以理解为补偿受害者责任。该项责任受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支配。如果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导致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决定是否撤销该行为，如果撤销，必须对受益人由于信赖该行为的合法存在而产生的利益加以补偿。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行政许可的补救责任呢？又如何承担这种责任呢？通常情况下，谁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就应当由谁承担违法许可行为造成的损害。如果是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实施的违法许可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益遭受不当损失的，当然应当由城建部门给予补偿。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的标准则应根据违法的种类和过错的程度以及相对人是否存在故意等具体情形判断。为了进一步阐明行政机关违法许可的责任问题有必要对下列问题加以认真研究。

二、行政许可违法的形态

（一）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享有的许可权与其他权力一样都必须来自法律的授予，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得实施任何许可。但是，当行政机关对自身权限的认识发生偏差而实施了法律并未授权的许可行为时，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呢？首先，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纠正责任，即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或者确认该项许可为无权限的无效许可。其次，许可机关还应当承担善后责任，即补偿无过错的申请人由于获得许可或者失去无效许可遭受的损失。例如，城市市容监察大队并无临时建筑搭建的许可权，但是，当相对人对市容监察大队提起申请后，监察大队作出许可决定，允许申请人搭建临时建筑。很显然，按照职权法定原则，这是一项无效的许可行为，对政府机关并不应该产生任何约束力。但是，作为许可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并不一定十分了解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工，申请人本身并无过错获得许可而产生的利益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对自己实施的无权限许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如果申请人对于许可权限有了解的情形下，即明知行政机关无许可权故意提出许可申请的，因此获得许可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例如，申请人明知开办餐馆应向食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但故意向当地基层政府如乡政府提出，此种情形下获得的许可属于申请人有过错的无权限许可，行政机关不承担责任。

（二）行政机关越权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实施许可行为还必须遵守职权法定原则和不得越权原则。任何行政许可机关都必须在自己的许可权限范围内实施许可行为，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许可事项，不得实施许可行为。如果行政机关超越权限实施许可行为，那么，该越权行为当然属于违法行为，应予撤销或者宣告无效，这也是纠正违法越权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作为许可行为相对人的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利益，如果行政机关纠正其违法的许可行为必然给受益人造成损失。例如，受益人已经开始修建被许可的设施，已经从事受到许可的某种活动并且收取利益。当许可被撤销后，受益人的这些利益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未来的某种利益也将受到影响。所以，行政机关的越权许可虽然违法，但是否能够就此承担纠正责任，撤销已经实施的许可，还必须考虑相对人的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和撤销带来的公共利益熟轻熟重，当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大于撤销的公益时，许可不得撤销。当信赖利益小于撤销行政行为获得的公益时，可以撤销许可但应对收益人给予补偿。如果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不值得保护时，行政机关可以撤销许可，不必补偿。

（三）行政机关违反程序实施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的行为有多种，除了以上涉及的无权限和越权许可之外，还存在一种程序违法的许可。程序违法的许可是指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如违反法定时限实施的许可、省略、颠倒行政步骤的许可、形式要件不足的许可、缺少程序要求的许可等等。由于程序违法的许可对行政行为的实体结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行政机关对此类违法许可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如果程序违法对实体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也就是程序可以补正和治愈的，那么，并不发生行政机关纠正的责任。收益人获得的许可也并不因此撤销，故也不存在善后补偿的责任。“补正和治愈内容上限于特定的程序违法，即申请手续、说明行政行为的理由、参加人听证、委员会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参与等”。如果程序严重违法足以导致实体违法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纠正违法实施的许可行为，即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所有的许可决定都必须撤销，许可的受益人是否能够对许可被撤销后产生的损害要求补偿，仍然要视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许可后的公共利益的轻重而定。

（四）违法许可行为的撤销期限

对于违法的许可行为，行政机关有权随时予以撤销。但是，考虑到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即刻产生行政法效力，对相对人和其他人都有约束力，为了避免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安状况，作出许可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4项的规定，行政机关知道有构成撤销的理由的事实后，应在1年内撤销之。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也应于行政机关告知后1年内提出。如果违法行政行为是由于当事人的诈欺、胁迫或者贿赂作出的，行政机关的撤销不受1年期限的限制。

三、撤销许可情形下的补偿请求权

（一）被许可人的补偿请求权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撤销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后，因此遭受损害的行政许可的受领人即被许可人是否有权获得补偿呢？按照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收益人当然享有补偿请求权。但是，如果受益人在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作成负有责任的话，即行政许可的违法性，在客观上可归责于受益人，或受益人知道且预见到该项许可将被撤销的话，他将丧失补偿请求权。如果被许可人以诈欺、胁迫或者贿赂的方法使得行政机关实施许可行为的，该许可被撤销后，遭受损害的被许可人无权请求行政机关给予补偿。如果被许可人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资料或者进行了不完全陈述，致使行政机关依照该资料或者陈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被许可人也没有补偿请求权。但是，如果被许可人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促成的，例如申请表格有错误，对问题有错误的诱导，致使被许可人作出错误说明的，被申请人仍然享有补偿请求权。如果被许可人明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的，也不享有补偿请求权。例如，房产证持有人在申请办理房产证时弄虚作假，伪造了有关文件，致使房产管理机关向其颁发了房产证，房产管理机关发现后撤销了该房产证，此时，作为行政许可行为的受益人虽然遭受了损害，但由于许可行为的违法性归责于被许可人本人，所以他不享有补偿请求权。

（二）第三人的补偿请求权

许可行为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即“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产生授益或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此类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的法律关系，故行政机关实施此类许可行为时，不仅要对被许可人负责，而且还要对第三人负责。例如，行政机关核法建筑许可时，建设许可证的申请人是相对人，相邻人就是该许可行为的第三人。如果行政机关应相对人的申请核发变更该许可，虽然相对人因此收益，但第三人的的合法利益可能受损，此种情形下，第三人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撤销该许可。但是，如果因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相对人的个人利益，该许可未能被撤销，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第三人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又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车辆交易行为负责审批和登记，如果车辆交易的卖方通过伪造相关文件的方式取得汽车交易的核准文件并把其盗窃来的脏车卖给另外一方，那么，作为买主的一方虽然不是汽车交易过户登记的申请人，但应当享有撤销登记后损失的补偿请求权。依据担保法规定，债务人以土地使用权、厂房、林木、运输工具及企业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必须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是登记行为的申请人，登记机关是实施登记行为的行政机关，如果登记机关撤销其违法登记行为，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即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也应当赋予登记行为的第三人即抵押权人以补偿请求权。在抵押登记行为中，登记部门的违法过错类型通常有以下几种：强行为抵押合同的当事人设定抵押期限；登记内容出现差错；抵押人与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互相串通，进行欺诈或者虚假登记等。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对于违法和错误的登记行为必须予以撤销，但是，撤销或者变更该登记行为只能纠正该违法行为，并不能弥补第三人（抵押权人）的损失。所以，应当给予抵押权人一定的补偿。有人认为，如果错误或者违法的抵押登记行为归责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即抵押人，那么，抵押权人的损失应当由抵押人承担，而非登记部门承担。事实上，登记部门与抵押人、抵押权人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不同的。许可登记部门实施许可登记行为时负有注意的义务，如果未尽到该义务而许可了不该许可的事项，当然要对因此遭受损害的受益人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特别对没有过错的第三人而言，撤销登记的行为必然使其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抵押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抵押权人因为相信了登记部门行为的合法性造成的，所以，应当由登记部门承担抵押权人的损失。当然，抵押人并不需要直接就登记的合法性向抵押权人承担责任，但应当就其在抵押中的诈欺、伪造行为向登记部门承担责任，并且因此丧失信赖保护请求权。

（三）补偿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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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林资源及森林资源资产

1.1森林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区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森林，包括竹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土的乔木林地，疏林她，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的宜林地。”根据该规定的精神可知，森林资源是以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体并包括以森林环境为生存条件的林内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在内的生物群落，它具有一定的生物结构和地段类型并形成特有的生态环境系统。森林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在进行科学管理及合理经营条件下，可以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大量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及发挥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

森林资源按其物质形态可分为森林生物资源、森林土地资源以及森林环境资源。①森林生物资源。包括森林、林木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资源。②森林土地资源。包括有林地、疏林地、宜林荒山荒地等。③森林环境资源。包括森林景观资源、森林生态资源等。因此，森林资源是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综合体。

1.2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是不是商品，有没有价值是林业经济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核心问题。森林资源的价值与价格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1.2.1资产与资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第三辑中，对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因此，资产具有3个重要特征：①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②为某一特定个体所控制。③资产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1.2.2资源与资产资源与资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资产，首先必须是一种经济资源，资产与资源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两者的物质内涵具有一致性。但又有显着的区别。①资源揭示财富的物质属性，主要以实物管理和数量管理为基础；资产要揭示财富的经济属性，目标是对资源进行经济补偿或价值实现、以价值管理为核心。②取得的方式不同。资源的取得或者是天然形成的，或者是人的劳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资产的形成可以有3种渠道:一是由人们认定渠道，将一些资源作为资产;二是由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三是由买卖、租赁等产权交易实现的。③作为资产的资源，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资产总是个体者的资产，主体对其具有控制权。④计量单位不同。资产应能够以货币计量，而资源主要以实物单位计量。

1.2.3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资产是在现有认识和科学水平条件下，进行经营利用，能给其产权主体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资产的分类：①按其形态可划分为林木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和森林环境资产等。②按经营管理的形式划分为公益性森林资源资产(如防护林)和经营性森林资源资产(如用材林资产、经济林资产、薪炭林资产和竹林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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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行政机关实施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许可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行政机构实施着各种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行政许可行为是行政主体管理行政事物的事前监管措施之一，行政许可行为是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行政许可行为有利于市场管理从“命令式行政”向“法制化调解”转变;有利于规范和监督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合法公共利益;促进资源优化公正配置，建设和谐社会。对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行政许可行为定义

在深入研究行政许可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其概念内容。行政许可的定义已经由立法形成了统一详尽的界定，即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这是对所有行政许可行为的概括性描述，具体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行政主体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特定的许可事项只有法律规定的特定的行政主体才能审查批准，许可的标准和程序也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

2.行政许可是一种消极行政行为。行政主体的许可必须是行政相对人主动申请，行政主体不能主动的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可以理解为“先申请后受理”。

3.行政许可具有可诉性。行政许可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针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进行行政诉讼，故而具有可诉性。

因此，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全面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行政许可行为的概念：是行政主体依据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准许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行使某种特权，获得某种资格和能力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行政许可行为学说

行政许可制度和“公民权利”、“自由”、“公权力”、“民主”、“社会秩序”等重要问题紧密相联，因此理解行政许可的性质，对行政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下面我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行政许可的性质。

目前，对行政许可的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分别是“赋权说”——行政机关赋予相对人进行某种具体活动的权利和资格;“限权说”——行政机关通过审查批准而对相对人的某种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及“解禁说”。

笔者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赋权说”以公民权利的缺失为前提，不符合政府服务的理念，忽视了对公民自由权利的承认;“限权说”只注重了行政机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没有看到其对公权力的衡平;因此笔者详细分析了 “解禁说”的观点。

解禁说的观点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遍禁止”，即在公民自由享有权利的基础上，为了保证社会秩序而对其权利进行限制，公民仍有一定的权利资格;二是“审批解禁”，即行政机关出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依法确定其具有行使权利的能力。这一学说即体现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行政法的目的），又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制衡，和现代行政的目的一致。

四、行政许可制度突出问题

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这部行政许可制度的单行法律，系统完整地对行政许可进行了规范，包括行政许可的设定、受理、程序、法律责任和期限等各个方面。行政许可法对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做了全面规范，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缺失，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行政许可制度的立法问题：一是由于行政领域的其他部门立法相对滞后，而导致与行政许可制度不同步，甚至冲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法”。按照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实施过程、行为程序和期限，都必须公开透明，行政许可行为自始自终都应该在“阳光下”操作。但由于信息公开的缺失，导致其规定并不能被实现。

另一方面是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许可法中程序性的内容有大量规定，然而这些程序的实施是由不同的行政主体来实践的，具体的行为细则、行为规范也是由行政部门单方来制定的。因而行政部门行政许可行为缺乏协调统一性，出现了行政程序繁琐复杂，互相冲突的现象。

另一方面是行政许可有单行法作为基本法，但各个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数量庞大的行政法规，缺乏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细则。行政许可法作为规范许可行为的设定和实施的基本法，其法律条文共有83条，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并存。如何使这些法规与《行政许可法》相适应，以及如何合理实施行政许可行为至今还有很多需要尚待明确细则。

2.行政许可制度的实施问题：（1）现存的地方行政法规中，一部分地方性行政法规没有完全与行政许可法衔接。根据构建法制社会的要求，依据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目的，完善行政许可法的工作实践，是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重要理论支点，是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法律精神精华所在。（2）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过程中，执法观点薄弱。现代行政许可的职能目的是便民服务而非管理命令，因此必须以“为民、便民、利民”的原则进行行政许可工作。但由于行政工作人员观念上的僵化和对行政法整体把握水平的不足，导致行政许可行为的执法观念转变进展缓慢，与法治社会的发展脱节。

五、行政许可完善的前提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促进行政许可制度实践的完善，行政机关要避免行政许可中的冲突争议问题，应该理解并贯彻实施行政许可制度中蕴含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1.行政许可原则始终体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基本法律精神，主要有：（1）许可法定原则：这是对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即行政许可必须依法进行，包括行政许可的设定，形式，范围，条件和程序等均由法律规定。

（2）高效便民原则：《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可见，上述行政法规定的内容是对行政效益原则的具体体现，即行政许可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要求提高执法效能，用最简化快捷的程序，履行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

（3）公正公平原则：这是对合理行政原则的体现，即行政许可必须遵循法律正义，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力。

（4）信赖保护原则：这是行政许可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体现了行政法制的正当程序。信赖保护，与民法中的“公告公示原则”相类似，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的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改变。这个原则隐含的价值在于承认了行政许可的公告形式和公示效力，政府以其公信力为担保，使得行政许可在通过法定程序获得后可以被社会所信赖和承认，顺利在社会生活中运行，这对行政许可有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2.行政许可制度始终贯穿着行政许可原则。行政许可的四个基本原则，渗透在行政许可制度的每一个角落，具体来说，从颁布、实施到监督，行政许可基本原则贯彻始终：（1）行政许可的设立：行政许可的设立严格地遵守了许可法定的原则，《行政许可法》具体规定了行政许可设立的主体，范围，标准和程序，同时规定了各个层级行政机构的行政许可设立权限，这样使得行政许可的设立有法可依，限制了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随意设立行政许可。同时，在不同的行政许可发生冲突时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解决。

（2）行政许可的实施：行政许可的实施体现了各个基本原则，兼顾了依法，公正，高效和程序四个方面。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在《行政给你许可法中规定的具体明确，主要有如下程序：其一，申请与受理。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条件由法律规定，对于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申请人，申请事项相对应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受理。这一过程中使得行政许可权法定，限制了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其二，审查与决定。审查与决定流程中，除了法定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行为外，更重要的是审查与决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严格的正当程序提高了行政许可的运行效率，并且赋予了行政申请人程序正义，通过程序的公平来保障申请人的实质公平与正义;第二，正当程序赋予行政许可公示效力，信赖保护，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利益。

（3）听证：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后，告知与之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听证会听证决定是否许可。这一流程的体现了两个行政法的原则精神：一是合理行政，听证是在行政许可合法的前提下，出于合理性考虑而对各方利益的衡平与维护;二十公示公开，听证制度是公示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符合现代行政的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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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高校陆续开始设立行政管理专业，到目前，全国至少有50多家普通高校施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以上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很多高校都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是全国统一的培养模式并没有形成，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普遍沿袭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的表述；当然，在培养模式上强调整齐划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制约了人才的产出是显而易见的。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各级行政组织急需具有现代行政科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专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直接到行政单位求职又并非易事。目前，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普遍存在诸如以下的问题：第一，培养目标方面，目标模糊，定位不明确。第二，专业取向方面，政治学色彩浓厚，政府管理偏向明显。第三，课程设置方面，知识杂而不精，能力多而不强。

2.2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

参照国家教育部《行政管理教学规范》，并调查分析开设行政管理专业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状况，可以把行政管理专业现有的课程体系大致分为五个模块：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是指基础、通识性课程群，涵盖要求高校本科生必须掌握的高等基础教育知识和技能课程；专业基础课模块，是为行政管理专业课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专业核心课模块，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富有本专业特色，以该专业中以及相对应的岗位群中最核心的理论和技能为内容的课程；专业技能方法课模块，是专业需要掌握的应用方法与技术课程；其他课程模块，是指除了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理论课程以及相应的专业技能外所开设的课程；素质拓展课程模块，是指为了拓宽知识领域，增强专业素质的课程。随着社会进步，我国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用人单位关注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核心胜任素质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必须及时地反映在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平时教学过程中，然而，现有课程体系却存在着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第一、课程中片中理论知识传授，实践课程比重太少。第二、定性课程偏多，定量课程偏少。第三、政治学、管理学类课程偏多，经济类、法学类课程偏少。第四、课堂讲授类课程偏多，案例分析与讨论类课程偏少。

2.3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设置的现状

一方面，国家启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全面优化整合的格局在学校课程中呈现出来，课程改革中单纯地针对一门课程的设计已经落伍；另一方面，高校层面，对教学资源的优化、师资队伍管理的改革、课程管理改革等举措，使得建设的辐射作用、规模效应在课程建设中得到重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建设也初见成效，各门专业课程的建设都有了进步和发展，但是，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建设才刚刚起步，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在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建设上，认识存在不理性，缺乏统一认识，课程群建设力度不够。第二，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性，对建设与改革有不利影响。第三，缺乏教学改革研究，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群建设需要教学改革研究的推动。

3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的调查分析

围绕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与录用情况；对录用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岗位配置与评价；对毕业生的岗位工作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要求与测评；以及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意见建议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及分析显示，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分布情况是：在国家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仅占16%，其余大都集中在企业中工作，另有一少部分毕业生在学校工作；具体从事的是一般行政事务类管理工作，具体有：人事管理、综合协调、文秘、办公室管理等，各工种分布比较均匀，差别不明显。调查结果还显示，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在于两个大的方面：其一，需要具备的通用技能：计算机操作技能，英语文献查阅及基本交际技能，公文处理技能等；其二，专业核心能力：（1）组织协调能力。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从事的工种具有较大的综合性，需要对机构、人员、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而在此过程中，只有充分运用组织协调艺术，才能科学地协调分配工作，提升工作效率。（2）人际沟通能力。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科层管理模式，行政管理过程中工作关系的协调、上级命令的传达、单位信息的传递、组织目标的统一等都离不开人际关系的有效处理与协调。（3）公文处理能力。行政管理专业首选就业方向是事业单位或党政机关，而在现今的公务员考试或事业单位选拔中，竞聘者具备公文写作与处理能力已成为了一项基本的要求。（4）计算机技术运用能力。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办公中资料查询、文件处理、信息传递、沟通联系、财务转入转出、电子报表制作等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5）调查研究能力。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组织内外环境，为组织决策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6）信息处理能力。行政管理工作会面临大量的信息搜集、识别、甄选、处理、存储工作，要求相关人员具备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