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道德法律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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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在我国两千过年的教学体制和理念中都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和专业型、复合型的法律硕士来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仅仅只有课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少数高校与当地法院进行联系，构建法庭审判的远程观摩网络，让学生不出校门，在教室中就能观摩到各类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并能够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律师、法官以及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的结合，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和运用技巧。

3.实习与研究相结合。教师与律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在研究中研究，一个在实践中研究，大学教师甚至教授，通常都是埋头做学问，理论能力和学术能力很高，但却忽视了实践。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多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学生的实习成为毕业和就业前的一道程序。但对于专业型和复合型极强的法律硕士来说，虽然其在就业和择业方面比法学专业的学生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是专业理论功底较弱，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胜任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增加专业型法律硕士的实习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只有更多的进行实习，深入法律职业的基层和实践中，真正与法律职业工作者联系在一起，才能发现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的现状和问题所在。让学生更多地在实习中发现问题，并进行研究和总结，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实务技巧，培养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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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目的论关照下的经济法律英译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其“目的”有三种解释，即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译者必须是在明确翻译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翻译活动，而理想的译文也应与原文保持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等值。因此，法律翻译除了要求语言功能的对等之外，还应照顾到法律功能的对等，即原语和译语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的对等（张法连，2009）。法律语言作为最为正式的庄重文体，具有避免出现任何歧义、不确定性及模糊性的特点，而较之汉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法律语言又具有文辞古奥、句法繁杂等独特之处，因此，在目的性原则、语内连贯原则及语际连贯性原则（即忠诚法则）的指导下，汉语法律条文英译时，应该特别注意译文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使译文同样呈现出准确严谨、简洁庄重的语域特征，准确再现原文的语义内容，保持法律语言的严肃性、准确性及权威性，以下将以《公司法》为例探讨翻译目的论三原则指导下的汉语经济法律英译的两大基本原则。（1）准确严谨是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也可是说是法律翻译的生命。译者应尽量以地道精确的语言准确再现原文的真实意义，从而精准地向译文读者再现原文法律信息，在实现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语际连贯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汉语经济法律的英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措辞准确，不能背离原文意义，必要时还需要增加补充性语汇，使原文的模糊信息更加具体化；选词精确，符合专业语域特征；术语一致，达到法律文本术语同一律的要求；增加甚至重复法律行为主体，使之更好地为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等方面。如：例1：第十条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Article10Thedomicileofacompanyshallbetheplacewhereitsmain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islocated．例2：第三十四条……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Wherethecompanydeems，onreasonablegrounds，thatitisforillegitimatepurposesthattheshareholderre－queststoconsultitsaccountingbooks，whichmaydamagethelawfulinterestsofthecompany，thecompanymayre－fusetoprovideitsaccountingbooksfortheshareholdertoconsult，．．．法律语言中经常也会使用所指较为广泛的模糊词，用于表述法律条文中无法明确指示的事实性质、范围、程度、数量等。如上例1中的“办事机构”在汉语中是一个模糊化的语汇，英语中用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使之具体化，强调其主要行政管理机构，语义更加明确。而例2中的“合理根据”、“不正当目的”以及“合法利益”等都是概括性语汇，翻译时同样选用了“reasonablegrounds”、“illegitimatepurposes”、“thelawfulinterests”等模糊性语汇，从而涵盖原文在原因、目的及利益上的各种可能情况。另外，《公司法》中多处出现“社会”这一模糊性词汇，如“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第八十八条）、“社会公共利益”（第一百九十七条）等，译为英语时都按照英语社会及文化习惯直接省译为“gener－alpublic”、“publicinterests”。同时，经济法律的翻译还应该特别注意译文选词的精确性及术语的一致性，尽量选择专用语汇，保持特定法律专用语汇的一致性，必要时根据上下文选取合适译文词语进行表述。如上例1中的“处所”一词就选用了法律上专指户籍所在地的正式词“domicile”，使译文更为准确、专业、严谨。《公司法》中有大量重复出现的与公司设立、组织机构、财务、解散等相关的专业语汇，在法律条文中都应保持其译文的一致性，如《公司法》全文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公司章程”、“公司债券”、“连带责任”等一律选用一致的专业术语“a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acompanylimitedbyshares”、“legalperson”、“company’sarticlesofassociation”、“corporatebonds”、“jointandseveralliability”等进行翻译，保持概念上的高度统一，避免歧义与前后矛盾。而第二百一十七条解释《公司法》用语的含义时第一项“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译者将此处的“是指”翻译为“include”，选词非常准确，既完全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又贴近译语表达实际与习惯。由于汉语意合的特点，汉语法律条文中也经常省略法律的行为主体，翻译成英语的形合语句时，往往需要增加或者重复法律的行为主体，使之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语义更加明确。如：例3：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Article6Whereanentityintendstoincorporateacompany，itshall，inaccordancewithlaw，applytoacom－panyregistrationauthorityforregistrationofsuchincorpo－ration．例4：第八十九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同银行签订代收股款协议。Article89Wherepromotersoffersharestothegener－alpublic，theyshallenterintoanagreementwithabankonthecollectionofsubscriptionmoneysontheirbehalf．（2）法律翻译在准确严谨的前提下，译者还应注意译文的简洁庄重，力求译文简洁凝练、行文严密、逻辑缜密，从而以法律英语的语内连贯性（即翻译目的论的连贯性法则）更好地实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公司法》的翻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力求从各方面体现译入语的语域特征，如适当简化句子结构或使用动词的被动语态形式；再现原文庄重的语言风格，体现译入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如shall的使用上；重复信息的恰当处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可读性与译文的逻辑性等方面。如：例5：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Article111…Theformofnotificationandthetimelimitfornotificationinrespectoftheconveningofaninterimmeetingoftheboardofdirectorsmaybeseparatelypre－scribed．上例中，译者通过简化句子结构以及使用动词的被动形式，使译文更加简洁正式、中立客观，《公司法》英文版中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如第87、113、127条等。新修订的《公司法》英文版基本没有使用thereof等相关古英语词汇，但通过动词shall来的频繁使用表示汉语原文中显性或隐性的禁止、许可、应该等法律行为（全文共出现564次），准确再现英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与庄重风格，如第五十条中“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Themanagershallattendmeetingsoftheboardofdirectorsasanon－votingattendant．）译文通过增加“shall”一词明确了经理的法律义务。再如：例6：第五十九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Anaturalpersonmayonly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one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Suchacompanymaynot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anew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短短的不足50字的汉语原文中，长达8个字的专业名词重复了3次，其对应的英语译文中只在必要的地方重复的2次，而中间衔接的部分则采用了代词替代，从而是译文在语义明确的基础上更为简洁。汉语意合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法律条文中很多句子都没有主谓结构，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仅仅通过语义衔接，而英语的句子，尤其是正式严谨的法律英语，则必须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分句与分句之间也必须有显性的连接词，如例7：第一百九十七条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Article197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theterritor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branchofaforeigncompanyestablisheduponapprovalshallobserveChineselawsandshallnotimpairthepublicinterestsofChi－na．ThelawfulrightsandinterestsofsuchbranchshallbeprotectedbyChineselaws．例7中原文以“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为主语，统领后面四个形式上并列的小分句，英语一文中，通过状语“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首先划定其法律行为的范围，并通过后置定语的形式限定行为主体的合法性，而为了保持句子结构的紧凑性、一致性、连贯性，同时使用代词“its”、“such”等代指前文或后文中出现的名词，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了译文的语内连贯性。可见，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法律翻译应尽量做到措辞准确、选词精确、组句审慎，力求译文表意准确、行文严密、逻辑缜密，更好地实现译文与原文在交际目的、语言意义等的一致性及译文语言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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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法律基础课堂教学认识的矫正

从以上高职法律基础课堂教学认识偏差的分析，不难看出要使这种认识得以矫正，需重新审视“教什么”“、培养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一）注重法律价值观教育，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必须解决社会问题，而人们对法律解决社会问题，往往通过法律判决结果的解读来理解法律。也就是说，人们行为受法律判决结果传递出的价值、理念与欲求影响。2007年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就是最好的证明，加之，完美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也需人们对其蕴含的价值认可，其本身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再有，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人们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因此，高职院校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内容应注重法律价值观的教育。只有通过法律价值观的教育才能使学生对法律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才能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法律，并将法律价值外化为行为。鉴于高职院校法律基础课课时少、学生认知规律以及面向就业的考虑，笔者认为当前高职院校法律价值观应以秩序观念、诚实守信观念、权利观念、正义和公平观念以及利益观念为主要内容。（二）突出法律思辨能力培养，从被动学到主动学法律思辨能力是指在思考辨析过程中，对所主张的法律价值做出辩护性解释或说服性论证，其最终目标是一个最佳的价值理念或行动准则。因此，在价值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法律基础课教学应更加注重学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养。这样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有助于纠正学生认为法律与自己无关、学习法律是钻法律空子，规避法律责任的错误认识；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增强对法律价值的认同，由被动守法上升为自觉守法。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两个方面训练：一是从沟通与对话入手，教学生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法律问题与情感问题；关注他人所持态度和立场的原因和理由；教学生对他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兼容。二是从批判性思维入手，教学生习惯对所争议或讨论的问题提问，对做出的辩护性解释或者说服论证提问。（三）建立对话式教学，从不平等到平等现代课堂教学应建立在对话基础上，以师生平等为基础，以学生自主研究为特征，以对话为手段，在教师引导下，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相互启发和讨论，领会学习。在构建对话式教学时，有几个问题须注意：一是要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二是尊重学生的文化差异和思想差异，不把社会主流文化或教师自己的文化强加学生。三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不仅关注师生对话，生生对话，还要关注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可见，对话式教学过程，也是法律自由、平等价值观的实践过程。

高职院校法律基础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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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权是指新闻媒体及记者自由地搜集新闻信息并将它们报道出来的权利,也是让受众享受“知晓”的权利｡新闻报道权包括采访和报道两个环节｡采访是新闻报道的基础环节,也是新闻记者的最基础性权利｡采访权是对一切可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有权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获取材料并通过新闻传播媒体真实新闻的权利(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报道是采访权在出版环节的实现｡新闻报道的可以是信息的通告,消息的披露,也可以是批评或评论｡

首先是采访权｡有的也称为新闻采集权､新闻接近权和知察权等指新闻工作者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新闻工作者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和传播信息,搜集信息的过程就是行使采访权的过程｡采访是一种带有目的的观察､聆听､谈话､询问､体验､记录､查阅､录音､录像等的行为｡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民利,是为了公众获得知情权而进行的信息采集｡其次是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权是传媒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闻报道权的核心内容,体现新闻的重要功能,是法治社会正义､自由和公正的象征｡舆论监督权不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没有强制力,是一种软监督,但这种权利常常起到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再次是新闻记者的人身权｡诚然,每一个新闻记者都享有民法上一切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其中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人身自由权｡这里的人身权更偏重于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作为记者,其采访权受到保护,作为自然人,其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也受到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的严密保护｡任何侵害记者人格权的行为,都是法律制裁的对象｡

新闻报道权的本质是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和政治权力是人民权利的实现,从法理上讲报道权不是记者的专有权利,记者作为“拟态公众”代表人民在行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便失去了合法性｡当然,从司法救济上,现实中新闻记者以“拟态公众”,身份的司法请求权没有法律依据,新闻报道权受到侵害,记者必然从“神”回归为“人”要以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进行救济｡

二､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

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是指规定､确认和保护新闻报道权的法律规范的基本存在形式｡

现代民主国家或明示或默示,均承认新闻报道权为新闻机构的一项基本权｡许多国家的新闻专门法规定了记者报道自由的权利｡在我国新闻报道权作为传媒所拥有的主要权利,目前在我国立宪上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其法律渊源在于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的新闻自由权获得表达渠道,而新闻报道权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化｡

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宪法里的言论出版自由条款有学者也称为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一｡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体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表达自由的概念较广,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和艺术表现自由等｡

1789年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在其第11条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这个条文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参考的典范,保障言论自由成为所有立宪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标志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许多国家的成文宪法并没有“新闻报道权”字样的明确文字表述,但都确立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这个法律原则成为新闻报道权最重要的宪法渊源｡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有如下文字:“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总的来说,表达自由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因此,新闻报道权来源于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国家以法律形式充分保护传媒这一为公民提供行使表达自由的平台｡

知情权｡知情权英文为the right to know,又称为知晓权､知悉权､了解权和获知权等｡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是指获取官方的消息､情报和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情报自由法所涉及的基本制度,当代情报自由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政府公开化和保障公民获取政府情报的权利｡广义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知情权的内涵,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都与新闻业密不可分,国家通过的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就成为新闻报道权的基本法渊源｡“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①知情权既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公民的民事权利,其内容涉及公法､私法两个领域｡

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也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规定了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已加入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但知情权在我国的法律保护仍处于缺位状态,知情权还只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中的潜在权利｡

新闻报道权的其他法律渊源｡包括行政法规中的有关新闻报道权内容｡我国目前虽无专项的新闻法基本法律,但新闻工作并非无法可依,除了前述的法律渊源外,还有专门的行政条例和行政规章等｡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部门法规就间接或直接涉及了新闻报道权｡

此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些司法解释,其中有的涉及新闻报道权,也是其重要的法律渊源｡例如《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等｡

三､结语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新闻法律渊源亟待完善,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一)权利救济制度缺失;(二)权利的保护配置失衡;(三)立法取向有待调整｡从当前侵权事件甚至于恶性犯罪事件的此起彼伏中,我们不难发现侵权和维权是一对矛盾,正如正邪势不两立,不是邪压正,就是正压邪,立法必须体现正义,司法必须维护正义,为此,法律必须达到补偿､制裁､教育和预防功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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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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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教学手段

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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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调查对制冷专业在校生分年级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级在校生的职业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工作适应能力、遵守法律规章观念以及团队意识方面的差距，衡量《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实际教学效果。并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发现德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企业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一般，就业优势不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领悟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识比较好，中职生应进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踏实，提高自己的协作精神。

（二）毕业生访谈共涉及10名毕业生，访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获得的提升与重视与在校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为相关；70%的学生认为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处于理解并会遵守的状态；对于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径，70%的同学是通过课堂或教学讲座，30%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导；对于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80%的同学不会参加。第二部分工作状态的调研，除一名同学认为自己不会关注了解企业理念和要求，不会经常检讨工作，提出改进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学都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完美的，这与企业调研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两家企业对学生工作状态的评价都一般，这表明学生对良好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够，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学生目前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学生工作后跳槽两次以上；仅有20%的学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学生认为现在对工作满意，70%的学生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无同事关系紧张和矛盾现象；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和单位同事发生矛盾会先协商后求助法律。综合三部分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学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获取来自课堂，但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不大，因此相关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的动机不强。2.学生目前对于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高，且在就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水准表现往往比他们的自我认知要低很多。3.用人单位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提升，但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证明学生对企业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未能做到爱岗敬业。4.学生的法律意识强，侧重于运用法律途径而不会在道德层面考虑、解决问题。

（三）在校生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校一年级、二年级制冷专业共计50名学生。其中一年级25名，二年级25名。问卷共发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级21份，二年级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100%。通过数据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是非认知上基本一致，学生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积极的。这说明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减少对错好坏的阐述；二年级的同学相较于一年级思维方式更趋于成熟，他们对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更趋于辩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而在用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所蕴含的礼仪知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的加强。

三、课程改革途径

通过调研，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材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教职成[2008]6号）文件中强调中职学校德育课教学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依据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资源，补充到教材中。1.补充历史文化知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蕴含了无数礼仪与道德的闪光点，取博大的中华礼仪与道德精华补充到教材中，可以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通过历史与当代的对比，将礼仪、道德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2.补充学生身边的故事或案例。从道德情感方面，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爱生活、爱职业的热情。

篇（8）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38-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口袋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这几年的侵财犯罪也逐年增加了。我国宪法总纲、刑法总则第2条，都将保护公私财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规定。各地公安机关也加强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根据司法部门对刑事案件的统计表明，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在我国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盗窃罪案件所占比例也逐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最近几年。盗窃行为的多发性，盗窃手段的多样性，盗窃发生的隐蔽性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对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起到惩罚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新《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在一个条文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分为三个独立的条文，在第264条对盗窃罪从定罪到量刑档次都作了明确规定。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修正案第39条将刑法第264条盗窃罪进行了修改。这样，不仅使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盗窃犯罪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且更有利于我们同盗窃犯罪作斗争，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公序良俗。

司法实践表明，尽管盗窃案件在我国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社会上对此类犯罪的关注也是颇多的，但是一直以来盗窃罪也有许多争议的法律问题，下面就一个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来分析盗窃罪的部分法律问题。

案例：2011年的某天，被告人吴某、付某夫妻二人驾驶摩托车流窜到某市的“金宇”典当门店，趁店主王某不注意，将其放在办公桌上的女士背包偷走（后查明里面有现金200元，手机、钱包、化妆品若干，经物价部门鉴定总价值1800元），这二人的行窃经过被店中的摄像头记录下来，店主王某发现失窃后，根据监控录像中的记录一直在街上寻找二人，三天后，当被告人吴某、付某夫妻二人再次出现在某市街上时被王某发现，王某一边跟踪，一边打电话报警，后来王某发现被告人吴某、付某进了一个电子产品门店，就守候在店门口等候警察的到来，之后看见付某借购买产品的名义将店员马某引开，吴某乘机将马某放在椅子上的挎包打开，将里面的现金（后查明里面有3100元）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正当被告人吴某、付某准备离开电子产品门店时，警察赶到了，在王某的指认下将被告人吴某、付某当场抓获。

本案中很明显被告人吴某、付某一共涉嫌两起盗窃案，第一起盗窃案的成立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被告人吴某、付某第二次盗窃（在电子产品门店内的那起），是认定犯罪既遂还是犯罪未遂，在法庭上不仅控辩双方有些争议，被告人也认为自己第二起盗窃案件是未遂。

一、关于我国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的法律问题

（一）盗窃罪既遂标准的理论现状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罪既遂和未遂划分标准的争论有许多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主要有失控说、控制说两种观点。失控说认为应以他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 失去控制的为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最终达到了非法占有并任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 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取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 以实际控制的为既遂。所谓“ 实际控制”, 并非指财物一定在行为人手里, 而是说行为人能够在事实上支配、处理该项财物。比如说在超市里，行为人将小件物品放进自己的口袋或者包里，尽管行为人没有出超市，但是行为人实际上已经支配了该物品，所以这种情况是盗窃既遂。尽管一般说来, 他人失去对被盗财物的控制同时也就意味着行为人对被盗财物的控制, 但是, 他人的失控与行为人的控制也可能存在不统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以行为人控制财物还是以他人失去对被盗财物的控制作为认定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就会对案件的最终认定发生实质影响。

（二）盗窃罪既遂标准的司法解释

实际上，我国司法实务对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的认识也不尽一致。1992 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如何认定盗窃罪中规定:“ 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 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 是盗窃未遂。”根据这一规定, 盗窃罪的既遂应当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进行判断。这一规定在1998 年3 月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被删去。应当指出的是, 上述司法解释中所说的“ 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与“ 失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财产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对财产失去控制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因此, 上述“ 损失说”与失控说异曲同工。

（三）关于本案中的盗窃既遂与盗窃未遂的争议

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有争议，被告人吴某、付某进行了两次盗窃，第一起盗窃案是犯罪既遂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关键是第二起案件到底是既遂还是未遂，在庭审中，作为本案的辩护人认为，在第二起案件中吴某虽然将这3100元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既没有走出店门，钱并没有脱离事主的控制，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被第一起案件中被盗店主王某跟踪守候，在王某报警后，民警也及时赶到，客观上，被告人吴某、付某根本不可能实际控制这3100元，结合本案的实践情况和上述的司法解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某和付某尽管将其认为完成犯罪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了，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不没得逞，是犯罪未遂。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由于我国的《刑法》并没有严格规定盗窃罪的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所以在本案中，当地的法院认为第二起盗窃案是犯罪既遂。法院认为尽管在第二起案件中尽管有王某的跟踪，警察也及时赶到了，但是店员马某的钱已经被吴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而且马某根本就不知道钱已经被吴某窃得，实际上马某已经失去了对这3100元的控制，所以第二起案件是盗窃既遂，那么就不能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合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盗窃罪中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失控说更为合理。 首先, 盗窃罪是结果犯, 应以盗窃行为对该罪的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出现为既遂的标志。失控说立足于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的角度、保护合法权益的立场看待危害结果, 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 既然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 , 就说明合法权益已遭受侵害, 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 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在本案中，实际的结果是吴某已经将现金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店员马某已经失去了对钱的控制。其次, 盗窃罪是目的犯, 以控制说作为盗窃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会违背目的犯的理论。对盗窃罪来说,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取得他人财物, 取得( 或控制) 了他人的财物才可能认为盗窃已得逞。最后，犯罪是否得逞, 并非根据犯罪目的的实现进行判断, 而是要看既遂形态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全部具备。

二、关于盗窃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8年3月下发的《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对一般、重大、特大盗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五百元至二千元为起点。 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五千元至二万元为起点。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备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各地的立案标准也有所区别，所以盗窃中关于数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对现金的计算是很简单的，争议比较大的是对物品的价格鉴定，因为在现实中购买的物品存在一个使用后折旧率，有的产品没有发票，还有鉴定的标准不一等等原因，目前法庭认可的都是根据物价部门的价格鉴定，但是在法庭上有些被告人对此异议较大，考虑到实践情况比较复杂，对被盗物品如何鉴定价格笔者认为需要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以规定。

三、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修正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修正案第39条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盗窃罪有大的修改，在此仅做几点分析：

（一）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适用死刑的规定。修正案（八）实施前，刑法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修正案（八）取消了这一规定，也就是说，现在犯盗窃罪，无论何种情况，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将盗窃罪状表述为五种情形，更具体，更具操作性。

（二）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和扒窃单独作为一种罪状入罪，但仍应当是一年内盗窃三次以上才作为多次盗窃的情形来认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应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也应当是三次以上才认定为多次。这一规定主要指三次以上盗窃累计数额仍达不到较大者。若在追溯期限内，多次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以“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的情形来定罪处罚。对于“多次”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

（三）刑法修正案（八）对入户盗窃，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入户盗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住宅权，而且极易引发抢劫、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基于入户盗窃的这一危害性，为了加强对人身、财产权的保护，刑法作此修改。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入户盗窃”的理解与把握，具体办案过程中，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应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个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入户盗窃”，是指为实施盗窃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认定“入户盗窃”时，应当注意：一是“户”的范围。“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经营场所与居住场所合二为一的门市，经营时间内不认定为“户”，而在非经营时间，根据情况则可以认定为“户”。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入他人住所须以实施盗窃犯罪为目的。盗窃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盗窃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属于“入户盗窃”。

（四）携带凶器盗窃的情形。所谓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应为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如枪支弹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这些在办案实践中应当由规定的部门进行鉴定。另一类是为盗窃而准备的凶器，不属于国家管制的器具，如棍棒等。对于携带凶器的目的的非法性，必须是为了在盗窃中为抗拒抓捕等目的，否则，若只是为了实施盗窃方便，为顺利实施盗窃创造条件而携带剪刀、钳子等工具，只是一般的作案工具，不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若查明携带的器具确实不是为实施盗窃而携带，则更不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若在盗窃中，将携带的凶器向被害人加以显示或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凶器、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则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这是盗窃罪于抢劫罪的一个转化的问题。

（五）扒窃。关于“扒窃”的认定。“扒窃”，《现代汉语词典》意为偷取他人身上的财物，刑法意义上的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商场、车、船等公共交通等候区域或工具内，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扒窃”的认定应当注意两点，一是作案的场所应为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区域；二是侵害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这种行为在刑事犯罪占的比重非常大。老百姓对此痛恨不已。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扒窃以列举的方式成为盗窃罪的罪状之一，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犯罪，不论窃得财物多少。对这种行为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四、对盗窃犯罪缓刑的适用的一点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通过本条我们不难知道对盗窃犯罪的处罚，但是对于盗窃犯罪的宣告刑在三年以下的能不能判处缓刑，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不一样。就如本文中所提到的案例，被告人吴某、付某夫妻两人流窜到某市作案，他们在其他地方的犯罪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只是针对在某市发现的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总计5000余元，尽管吴某、付某夫妻二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非常好，积极向失主退赔了所有的款物，也取得的失主的谅解，但是当地法院任然认为由于流窜盗窃犯罪严重侵犯了百姓的财产权，而且犯罪分子往往得手后就流窜到下一个城市，给公安机关追回财物带来许多不便，此类犯罪很难抓到现行，各地公安机关对盗窃案件的破案率也是所有刑事犯罪中最低的，所以当地法院认为要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对此类犯罪哪怕是刑期再短也不适用缓刑，这样才可用起到威慑的作用，最后判决的结果是实刑，没有适用缓刑。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是可以对两被告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可以适用缓刑的。所以针对以上所述的案例，笔者认为对盗窃罪的处罚，能不能适用缓刑，什么条件下适用缓刑最好是有司法解释，使各地法院做到有法可依。

五、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对策和防范措施

针对我国盗窃犯罪居高不下，盗窃分子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受害人的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的匮乏，罪犯容易销赃及各地的技防手段比较落后等特点来看，对此类犯罪加强预防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一）从长远的角度和全社会的角度看，盗窃犯罪的防范，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其解决不仅要靠政法机关加强打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实现教育的普及，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拓宽就业渠道，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解决群众的就业问题和生计问题，减少因贫穷而犯罪的可能性。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预防和遏制盗窃犯罪的关键，可结合普法教育，如选择典型案件，到此类案件多发地公开开庭审理，就案讲法，通过法制教育，增强公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防范能力。

（二）强化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加对犯罪的防范措施。各地应加强社会治安形势、防范知识和防范技能的宣传教育，让群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街道、单位、小区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制度，有条件的安装摄像头等监控系统，消除安全隐患和漏洞。加强社区警民联防，经常提醒居民出门要检查门窗；家有老人或孩子单独在家的居民，要叮嘱老人和孩子如有陌生人敲门切记不要随便开门；不要在家存放大量现金，金银首饰也不要随便放置，要妥善保管存放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有条件的小区还可以组织开展巡逻看护等群防群治活动。

（三）公安机关要加强对高危人群及外来人口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他们的读书、就业情况和生存状态，加强对缓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帮助刑满释放等有前科人员实现就业，使其回复到稳定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登记和管理，并与房屋出租户管理相结合，了解流动人员可能出现的危险动向。加强小区内的出入管理、强化电子监控技术防范措施。加强小区夜间值班人员的管理，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加强小区安防巡逻次数，最大程度的提高防范能力。

（四）各地公安机关要从销赃渠道的封堵入手，使罪犯作案后难以销赃，犯罪利益难以实现，从而遏制犯罪欲望。应加强对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手机市场、金银首饰加工点、典当行、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等场所和行业的控制，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些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应严格废旧物品收购站准入制度，取缔无证、无照收购废旧物品的经营站点。并经常对这些行业进行检查，对从业人员加强教育和管理，让犯罪分子无处销赃，以达到减少此类犯罪的目的。

综述，盗窃犯罪历来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且约占我国刑事犯罪总数的近60％，所以要加强各种防范措施，在小区、学校、路口、银行和一些重要场所安装一定数目的监控设施以达到减少此类犯罪的目的。我们任然要看到在当前社会治安状况下，打击盗窃犯罪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客观需要。

作者单位：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杨涛（1977- ），女，湖北鄂州人，汉族，中级职称，讲师，大学学历，现为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教师和湖北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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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结合起来

当前社会形势变化的十分快速和巨大，许多大学生一时会产生一些迷茫，世界观，价值观不科学，一些良好的道德意识淡薄，对道德品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素质越来越低下，对法律的敬畏心更是不够，很可能导致犯罪。

1.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能否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观，道德观是很重要的。法律教育是一种大学生必须接受的教育，必须要教给他们法律知识，无论他们是否从事法律行业，对一些必须的法律知识必须要了解。比如，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坚决不能去尝试。法律的教学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法律知识，更要教导学生的一些为人处世，一些法律素养，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深入了解进去，更能接触到法律文化。当然，对于一些法律的细节问题，不是法律专业的同学可以不用研究了。

2.道德教育是应该从小就要开始的，一些好的道德行为和意识并不是先天就有的，是要在后天的学习中慢慢学会并运用的，要把一个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不是一节课或者一次谈话就能做到的，是需要一个慢慢教导的过程，不然是得不到学生内心的认可的。很多道德观念是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慢慢变成习惯的，大学的道德教育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教育主要是激发人们内心美好的心灵，使人处处向善，如果做了违反道德底线的事，首先就应该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和感到愧疚，然后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3.从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教学方式来说，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在课堂上教学。当然，课堂外的实践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关于法律实践，道德行为实践，例如可以举行模拟法庭的活动，使学生感受到法庭的严肃性和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在道德教学方面，可以进行许多现实生活场景的再现，让学生知道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应该怎样做，并在以后运用到实践中，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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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新构想

随着13年版教材内容的更新，“基础”课教学专题的设置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跟进和完善。但是，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并非简单地增减一两个专题，也不是简单地给个别的教学专题换个名称而已。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根据性

专题的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教育目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是选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它不同于自发的教育过程。”[1]对于“基础”课来说，贯彻和实现课程教育目的的就是统编教材，它是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提高思想品德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具体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13年版教材对教材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某些章节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改之后，急于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根本原因。

（二）同质性

专题教学，顾名思义，即根据开课的宗旨、结合教材的内容，紧紧围绕某一话题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式学习。这里，“某一话题或主题”中的“话题或主题”，在内容或性质上，应当具有相同性、或同类性，即同质性。只有注重了教学专题的同质性，才可能在具体教学专题的设计上和教学中，更好地在有限的学时内，突出重点，整合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从13年教材来说，教材的第五章，既有宪法的内容，又有法理学内容；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法理学的内容。根据教学专题同质性的要求，如果把第五章中的宪法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而把第五章中法理学的部分与第六章合并成另外一个独立专题，这样，专题的内容不仅相对集中、完整，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可能更加易于操作，结构更加合理、顺畅。

（三）稳定性

长期以来，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后，各高等院校“基础”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专题式教学方式，并形成了相应的教学专题。设置和完善教学专题，应注意保持专题的相对稳定性。稳定的专题，有利于教师深入钻研专题内容，广泛收集专题资料，高度关注专题前沿动态，仔细琢磨专题教法，进而提高专题仍至整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13年版教材，虽然修改的地点比较多，个别章节的变动也比较大，但从总体上说，有些章节的整体框架变动不大。比如，13年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下设三节，即：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前五版第一章不仅章的标题完全一样，而且节的标题和数量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的“目”的数量不同，相关内容的提法和论述不同。还如13年版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在前五版中，章的序位、标题和节的数量、标题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中的“目”的调整和有关内容的提法、表述的不同。因此，对于教材中这些整体框架结构变动不大的章节所对应的教学专题，完全可以在仅对个别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其专题的稳定性，至少是保持原来专题主题和结构的不变。

（四）前瞻性

在设置教学专题时，作为一线教师应认真体会课程目标、仔细研读教材内容，做到既以教材为依据，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束缚，尽量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使教学专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基础”课06年版教材出版后，根据当时教材的内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教材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与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两章，合并为一个教学专题，即“三大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这种处理既有教材上的根据性，又有专题教学的特色性，还为13年新版教材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据13年版教材，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对原定教学专题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教学专题，即：第一讲：话说大学生活；第二讲：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漫谈爱国主义；第四讲：人生三论；第五讲：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第六讲：三大生活中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第七讲：宪法略论；第八讲：法理概要。

三、新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思修部分与法基部分的关系

“基础”课的内容客观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道德修养（简称“思修”）部分和法律基础（简称“法基”）部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思修部分由一个老师上，法律基础部分由另一个老师上；大部分学校是一个老师同时将一门课承担下来。由于教师专业背景或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老师在对思修与法基部分内容的处理上主观随意性过大，存在失衡现象，要么偏重思修部分，要么偏重法基部分。由于修养部分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内容，学生平时了解比较多，讲好不容易，而法基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有些部门法的内容，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因学生平时接触不多，稍加深入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学生就会很感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容易弱化思修部分，强化法基部分，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案”实施期间，同时担任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就13年版教材来说，对于法基部分，删除了原来对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强调的是对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权威的教育，因而在实际教学更应正确处理好思修与法基两个部分的关系，在思修部分下功夫，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寻找切入点、紧扣关注点，破解一般化、简单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而不能像讲授法学专业课那样，对具体部门法和程序法花费很多学时讲授，不仅学时不够，而且也不符合“基础”课的教学目的。13年版教材要侧重根据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和用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应。

（二）表面热闹与课堂实效的关系

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课堂比较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教师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民主、活泼的教学氛围，虽经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学生方面的因素之外，可能与教师的积极性、持续度、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方式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同一教师的其他课堂，稍加鼓励和发动，学生的参与性很强，发言的积极性很高，个别同学在同一节课中，数次举手发言，甚至有时在某一同学发言的前后，其他同学自发地为其喝彩助威或鼓掌加油的局面，可谓气氛活跃、热闹非凡。课后想想，发现热闹的背后，就发言的动因来说，有的可能因发言加分而言之，有的可能因面子观驱使而言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因确有自己的想法而言之；就过度热闹的场面来说，有时可能是因不同专业的学习习惯而产生，有时可能是因学生发自内心的赞许而产生，有时也可能是因课堂的失控而产生。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看待、分析课堂上的“热闹”场面，区分不同情况，在充分保护学生发言热情的基础上，对个别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失控状态，有技巧性地加以因势利导与合理管控，提高发言质量、确保教学实效，努力克服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课堂教学曾一度出现不问效率不讲质量的无序状态，表面上看，课堂上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质上是虚假的‘繁荣’”[2]状况。

（三）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基础”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有自身特有的范畴、观点和知识体系。对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很好理解和把握。但是“，基础”课的重点并非简单的知识性学习，它是在综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三门课程的原理、知识和观点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格、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关现实和深层次问题，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知识性的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解决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则困难得多。因此，教师在专题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研讨式、启发式、问题式、交流式、论坛式等各种方式，从开课宗旨出发，正确处理好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