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地理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类编长安志》是元代骆天骧编撰的一部西安地方志书，由于骆天骧学识有限，使其在体例、内容、材料去取等方面存在缺陷，久为学界所诟病。而且学界关注也较少，相关论著只是简略探究了内容、体例特征以及存在的缺憾。其实，《类编长安志》在元代传世不多的地方志书中颇有特色和代表性，它上承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下衔接明、清《长安县志》，在西安地方志书乃至古代地方志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今笔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全面阐述《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内容与价值，以供方家指正。

一、《类编长安志》中的历史地理内容

《类编长安志》内容多承袭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所不同是将《长安志》“减去繁芜，撮其枢要” [1]，书中内容分为京城、宫殿室庭、宫禁、庙寺、山水、川谷等条目，把地志改编成类似于类书的结构，独具一格形成了类书型的地志，使世人一目了然长安地区的名胜古迹。当然，这种编排缺点是内容混乱，重复较多。黄永年指出“这样的删减，又使此书不只是宋志的分类重编本，而成为在宋志基础上重新改编而成的一部元代新《长安志》”[1]。

由于骆氏大量吸收了前代长安志书内容，叙述周秦以来长安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

其一，长安地区行政沿革资料。《类》包含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制度的信息。卷一“长安路州县图”，清晰再现了金元长安的地域概况。主要内容为长安地理沿革、土产、风俗的总论，下分分野、土产、土贡、风俗等纲目，在叙述行政区划时分雍州、京都、京兆尹、府县、四至等条目，详述金元之前的长安周边郡县名称来历、沿革演变、地域范围，使古长安行政区划沿革历历在目。

其二，详记长安都城历史地理。卷二“宫室”，详述周秦以来长安作为全国性政权都城的历史，下分宫殿室庭、宫禁、馆阁楼观、堂宅亭园、街市里地等内容，包含了大量长安历史地理资料，如在长安坊里制度方面，宋敏求《长安志》的宋代刻本已失传，仅存毕沅点校的明代成化、嘉靖刻本内容缺漏很多，像唐长安城朱雀门第一街北数第一、二坊名字缺失，清代徐松等人也未正确考证，骆氏一书则记载为善和坊和通化坊，增补了《长安志》的缺漏。黄永年认为“骆氏是金元时人，所用的宋志无疑是宋刻或金刻足本，所抄录的坊名基本上按照宋志原本次序。”[2]

其三，记载长安周边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概况。卷五“寺观”条记录长安周边周秦以来寺庙分布、位置、沿革兴废。卷六“山水”是对长安水利以及地理分布的梳理和总结。卷七为桥梁、渡口、驿站等各种交通设施。卷八山陵墓葬，搜集帝王、贵族陵墓约100余座。卷九“胜迹”记载长安名胜古迹。志中开创性梳理了元代关中地区遗存的唐碑分布，对金元长安地区的都城遗迹进行了简要介绍。元之前西安地方志很少记载唐代碑刻，《类编长安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书中附录有“石刻”类条目，收录了当时长安附近的132篇碑石墓志铭等，并涉及金元碑文42篇，其余大部为唐代碑刻，包括初唐四大家等名家刻石[3]。骆天骧不仅将碑刻录名，并且详细记载了这些碑石的作者、年代、具体保存地点，可以算作一部长安地区自周秦至金元的碑刻史。这些碑刻都是骆“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而得，是关于元代长安地区碑刻地理分布的第一手资料。

二、《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第一，在元代地方志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安地区地方志力作，填补了金元时期古长安史料的空白。

元代方志散佚颇多，“总计传世元代方志十四种” [4]，北方地区仅存四部，《类编长安志》即是仅存的四部地方志之一，珍贵性可见一斑。

西安由于长期作为统一政权的都城，文化繁盛，地方志书一直较多。自周秦以来，先后有《三辅黄图》、《西京杂记》、《三秦记》、《长安志》、《雍录》、《秦录》、《长安县志》、《唐两京城坊考》等，这些著作在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长安志》止于北宋，《雍录》止于南宋，时间都是至金元而止，而《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代，添补金元史实，则在时间、空间上填补金元时期空白，保持了长安地区地方志书时间上、学术上的延续性。

第二，内容通俗易懂，为古代历史地理学通俗类著作。《类编长安志》是在元代历史地理学文献中是最通俗的著作。

骆氏在自序指出“（《长安志》）其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在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且之曰‘类编长安志’，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岂不快欤。”可见，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写一部介绍长安名胜古迹、轶闻旧事的通俗类著作，与前代历史地理学类著作学术气息浓厚不同，此书专注于介绍名胜古迹、山川地理等。书中除卷一与卷十有深厚的学术气息外，其余8卷均是介绍长安周边地理概况、名胜古迹，而且语言简单，通俗易懂，因此“此书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读物而已。”[1]

三、结语

《类编长安志》是一部元代历史地理的通俗类著作。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元代长安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1]（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篇（2）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1-03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篇（3）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篇（4）

在此，实践和能力的学习提升过程不可置否是发掘实习的重心，但穿插其间的人情往事也同样让人难忍不提，故此分为实践学习、生活娱乐两篇。

(一)

实习期三个月，可比较清晰的分为三段，即初始近一个月的大苑村寺庙遗址发掘，中间的室内学习阶段及后段月余的大兴墓葬发掘及整体室内整理，三阶段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即田野发掘部分和室内学习整理部分。详述如下：

田野发掘

大苑寺庙遗址

大苑村寺庙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东约1.5千米，大苑村偏西部渠南，东西两边皆为民宅，南边缘靠近公路。为配合北京西六环修建工程的基建考古项目。发掘区原为民房及果园、耕地等，发掘前已被平毁，遍布树根和碎砖瓦块等。

此次发掘，方便起见，以大概发掘区中心位置一固定物为中心基点，按南北正方向采用象限法布方，共分Ⅰ、Ⅱ、Ⅲ和Ⅳ4个发掘区。其中I、Ⅳ区首先发掘，多数布方规格5×5米，少数10×10米，II、III区发掘较晚些，大部布方10×10米，偶有边角处地理局限布方10×5米，布方规格大致以钻探所得遗迹复杂程度为标准。

遗址从2012年2月11正式开方发掘，其后近一月中，我们偶有断续的发掘了I、Ⅳ区的大部，基本上也是整个遗址中遗迹现象最为丰富的一段。

遗址由于年代不算早，所以地层也相对较简单。统一后，地层分为三层，其中②层又分为②a、②b两层，结合成因具体描述如下：

①层，表土层，土色灰黑，较为疏松，包含物为植物根茎、塑料，碳屑等，厚15-30厘米左右。应为近现代居民生活、耕扰所致。

②a层，土色黄褐，土质较为致密，夹杂少量白灰点等，包含物为碎砖瓦块及个别碎青花等类瓷片，深15—70cm，厚约10-30cm。应为②b层建筑废弃塌毁后，在其上堆积的自然土，其中的碎砖瓦块应与当时人们的挖翻等活动有关。结合遗址推测为明清后期。

②b层，土色黄褐，土质较为致密，夹杂较多白灰点、料礓石块等，包含物大致也同样为碎砖瓦块及个别碎青花等类瓷片，深30—50cm，厚5—20cm，。各探方常见的寺庙房基S1即开口于本层下，打破③层。推断其应为明清此遗址寺庙建筑废弃塌毁形成的遗迹。

③层，土色浅黄，土质致密，包含物较少，深约30-50cm，厚度不明。不见遗迹现象，人类活动痕迹较少，应为原始自然堆积。但我个人推断这应不是原生地层，应仅为自然堆积，与当地河流较多有莫大关系。

以上只是大框架性的地层状况总结，个别探方还不见有②b层，土质土色、地层厚度、包含物等也往往有个体的细微差别。

在这个遗址发掘中，大家基本上都完成了两个左右的探方发掘，这其中我负责了I区的T0301和T0302。两探方都位于I区第三列，南北相邻，地层完整，遗迹方面有一现代沟、两段基槽，却无有价值遗物出土，这与大多数探方的遗物较少状况基本相同。

大兴16#地

大兴16#地，位于北京大兴区新城北区，周围高楼民宅隔路环伺，也是一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主要是墓葬发掘。此区域呈长方形，东西长485-580m，南北宽330-400米，遗迹现象主要分布于此地点偏南部，一线大体呈东、中、西三区。

此地点共有墓葬46座，东区墓葬共有十六座，由出土钱币可知全为清墓，墓向皆大致南北，分布密集而无打破，墓葬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双、三、四人墓，其中双人墓最多，余者数量大致相当。双人以上墓中，由人骨、随葬品等初步判定皆男性在西，女性在东，女性多屈肢葬，男性多直肢葬，而且每墓中皆只有一位男性墓主，规律一致，可断定余者非妻则妾。东区墓葬以M14规格最高：四人葬、每人皆双棺、每棺都有随葬品。有趣的现象是，在已初步断定西首为男的情况下，次西位的棺中随葬品数量相当丰富，铜钱、珠花、发簪等都远较其它棺--甚至西首棺为多，联系实际我们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墓主正妻，结合当时的风俗生活，几人的家庭地位及内部关系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中区共有墓葬26座，由墓葬形制、出土物等可较明显的初步判定主体为辽金墓，还有少数唐墓，甚至个别墓时代推测有可能上溯到北魏。

辽金墓大多数为砖砌顶贴石灰穹庐顶墓室、仿木砖雕斗拱墓门、“凸”字形台阶墓道、“人”字形结构砖封门，垂面梯形砖砌祭台等，墓门上多数有彩绘，但地仗粗糙，甚至直接用颜料涂画于砖面，酥碱、空鼓等病害底部严重，上部略好，但整体保存鲜有喜人者。绘画内容较简单，常大幅面素黑、素红，少量云纹、十字、鸟雀等花纹多黑彩白地。

墓室内皆前半部墙嵌灯台，两边放置随葬品。灯具为白瓷盏，随葬品多陶瓷类，常为罐、碗、盏等日常器皿样式，瓷器质地一般，多白瓷，皆为民窑产品，且多有磨损痕迹，推测应为墓主生前家庭日常所用，瓷器常有伴陶器放置在棺床右边的现象。陶器些许为低温软陶，脆弱易碎，可能是专用随葬的冥器。但都不见鸡腿瓶等类辽金时代契丹等少数民族特色器物。除此外，有些淤泥面上还见有规矩木痕，推测或有木器如桌椅箱奁等随葬。内部建筑也相对比较简单，斗拱多为彩画，个别好些的一圈墓室壁上，有凸砖条表示的桌椅造型和简单重复的彩绘婢女、直棂窗，彩绘保存状况些许略好于墓门上彩绘，这当然与墓室内外的彩绘质地好坏、淤土状况、温湿度、霉菌种类及多少等密切相关。

后半部置有棺床，皆砖砌，贴墙成半圆状，部分棺床上有骨灰台。骨灰周围和其下常见有钱币及木痕，推测应为骨灰和随葬钱币都置于骨灰盒内入葬。这些墓葬无一例外都有骨灰，而不见较完整尸骨，初步推测北京地区在辽金时代这种少数民族火葬葬制应是占主流的，甚至影响了许多不见少数民族特色器物随葬的汉人墓主的葬制。

除过上述形式的辽金墓，还有类极简单的瓦罐骨灰葬式，即骨灰置于一带盖大瓦罐中，然后葬于半米至一米见方左右的或土圹或砖砌的小墓室中，往往几个墓十分集中甚至叠压，而鲜见随葬品。或许是社会最下层或士卒死亡的仓促简易葬式。

篇（5）

沙漠历史地理学是我国著名学者、业师侯仁之院士奠基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1]。这一学科研究历史时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破坏其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退化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机制。土地沙漠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产生的根源，因此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1　沙漠化发生的地域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的沙漠化过程主要出现在内陆河流下游，特别是范围较大的成片沙漠化区域更是如此。内陆河流中游亦可见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较为零星，且范围较小。面积达1 000km[2]的民勤县西沙窝一地，原为汉唐时期的一片古绿洲， 即位处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变成沙漠。今地表景观为，在遭受严重风蚀的古耕地上散布着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间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其间废弃的渠堤、阡陌遗迹断续可辨，并散落陶片、砖块、钱币等汉唐遗物。这片茫茫的沙丘中还残存数处沙井文化遗址和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废墟[2]。古绿洲的东部即为现代民勤绿洲， 其东北约10km为石羊河古终端湖-猪野泽的遗迹[3]。面积约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绿洲，即位处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这是一片汉至元代的绿洲，今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其间残存K710城（汉）、K688城（汉）、乌兰德勒布井城（F84，汉）、 温都格勒日格城（K749，汉）、马圈城（K789，唐）、绿城（汉）、破城子（A8，汉）、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泽位于古绿洲东北部的居延洼地，残存6条呈平行环状的古湖岸堤[4]。面积达650 km[2]的金塔县东沙窝古绿洲，即位于讨赖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约2～4m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 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沙堆沙丘间古耕地成片出露，遗迹清晰。古绿洲上留存数处火烧沟文化遗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10余座汉唐古城址，并有较多古陶窑分布[5]。再如，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石油河下游古绿洲等莫不如此。不独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边缘等干旱地区古绿洲沙漠化区域亦呈现出这种分布规律。如著名的楼兰古绿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绝古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尔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等。

古绿洲沙漠化区域多出现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区位处绿洲尾闾，水资源状况较差，易受水量变化的影响，且地当盛行风向（偏北风）前冲，干旱、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作用较烈，又多与流沙、盐碱地、戈壁等相间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围，其生态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很强，因而沙漠化过程易于被激发活化，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点应放在绿洲下游地区。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区域，但其范围较小。如张掖"黑水国"古绿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绿洲腹地，唐代以后发生沙漠化，面积仅约30km[2［5］]。又如地处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沟堡一带，清代后期发生沙漠化，面积约45km[2［4］]。

2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其中又以前两者为最重要。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区域的地表景观形态亦各具其异。

就地起沙主要出现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区域，这里的地表组成物资以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亚粘土夹层的沙质沉积物为主，当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为破坏大面积弃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护的情况下，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现吹扬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绿洲即是如此。今天这里所见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沙堆高约2～3m， 丘间距8 ～25m，白刺覆盖度30％～40％，其间亦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 当接近沙窝西北部边缘则白刺覆盖度渐趋稀疏，以致出现大片流动沙丘；当靠近其东南部边缘毗近现代绿洲处，因地下水状况稍好，则绵延着一条宽约1km的柽柳灌丛沙堆带，沙堆高约3～5m，柽柳覆盖度60％～70％，柽柳株高1.5～2.5m。 西沙窝这种由东南向西北灌丛沙堆景观的逐渐变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条件的逐步恶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过程应是渐次由西北推向东南的。古绿洲上分布的这些灌丛沙堆及其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历史上所发生沙漠化过程的主要标识和衡量其发生发展程度的标志。西沙窝沙漠化的途径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绿洲、金塔东沙窝古绿洲等的沙漠化过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态也大体类似。

风蚀绿洲主要出现在以粘土亚粘土为主、沙质沉积物较少的古绿洲区段，这里因故弃耕失去植被保护后，在强烈风力吹蚀下，地表被蚀成条条垄槽，呈现出以雅丹地貌为主的景观。此类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现在下游地表组成物资较坚硬的区段，如芦草沟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区域，亦可能出现在中游一些区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锁阳城一带。敦煌与安西交界处的芦草沟下游汉唐古绿洲，南北宽8～13km，东西长约20km，总面积约180km[2]，所见弃耕地极目连片，皆呈现为遭受严重风蚀的光板硬地面，风蚀垄槽比高0.8～2.5m。河道、堰坝遗迹明显，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别。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风蚀地面1.5m， 渠底宽约20m，残深0.2～0.5m，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风蚀地面0.5～1m，底宽3 ～8m。支渠分列干渠两侧，呈较齐整的羽状排列，其间亦有稀疏的灌丛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现在古绿洲边缘临近沙漠的区段。因其周缘固沙植被的破坏，导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这些区段逐渐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链的景观，或新月形沙丘与吹扬灌丛沙堆、风蚀弃耕地交错分布。此种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积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风蚀绿洲的面积大。敦煌古阳关地区、武威高沟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带均属此种景况。如古阳关地区沙漠化土地约50km[2]， 新月形沙丘链呈东北－西南向（与主风向垂直）排列，沙丘链高3～8m。丘间地宽50m，暴露大片风蚀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铜器铁器残片、古钱币等物，当地俗称其为"古董滩"。著名的阳关遗址即在这里［5］。

洪积物掩埋绿洲，主要出现在流域上中游洪积物丰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携带大量砾石泥沙，一旦山洪暴发河堤决口，所携洪积物倾泻于绿洲农田上，遂造成其弃耕荒芜。此类沙漠化土地亦面积较小。笔者曾查得，永昌县乱墩子滩一带弃耕地上平铺着一薄层洪积砾石层，所见轴长数厘米至十数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遗迹历历在目，并多见明代青瓷片等物。这里原为明永宁堡的垦区，位处石羊河支流西营河近侧，因明清时破坏祁连山林木，致使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减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趋于不稳定，终使这片绿洲被洪积物掩埋，又经风力吹蚀，细粒物资多被蚀走，只剩下较大的砾石残留地面。其发生沙漠化的时代当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绿洲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及其沙漠化过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8.141～143）。

3　沙漠化发展的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干旱地区随着人类利用改造自然活动的加剧，沙漠化过程亦不断强化，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绿洲范围则日趋缩小，今天的绿洲面积较之古代已经大大蹙缩了。

众所周知，绿洲乃干旱荒漠地区水资源作用的产物，绿洲范围的大小及其盈缩变化主要受水资源多寡的制约，而水资源的丰寡又直接取决于大气环流状况；只要历史上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及河流总的水量无大变化，则其所发育形成的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因而考察历史时期绿洲的盈缩演变，首先需要探讨气候干湿状况的变迁。为解决此问题，笔者曾检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来的有关气候旱涝史料，采用湿润指数公式处理分析，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地区历史上气候干湿变化的概况，得出如下结论：河西历史上气候干湿曾有多次波动，但波动的幅度不大，这种波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观，并未动摇其干旱大陆性气候类型的基本属性［7］。本地区有关"流沙"、 "沙岭"等记载从最古的史书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绝于册，即使在湿润指数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则由其决定的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水资源量及其所形成发育的绿洲面积就不致有大的变动，今天的绿洲就绝不会比古代大大缩小。

笔者曾依据敦煌文书百余卷，并经多次实地踏勘，考出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条，从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来看，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不仅没能超出今天的绿洲，而且还较今绿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绿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12.5km的马圈口堰，最南端抵达沙州城南5km鸣沙山麓的神农渠； 最东南延至沙州城东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闾；以上三端点分别与今绿洲西、南、东端点大体吻合；最北端则伸至沙州城北24.5km的北府渠尾闾，即今黄渠乡马圈滩村北部一带，尚未达到今黄墩子国有农场，较今绿洲北端蹙缩约8km。可见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与今绿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处还有一块较小的绿洲，即今南湖绿洲，唐于这里设寿昌县。当时该县开有大渠、长支渠、令狐渠等多条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围亦大体和今绿洲相似。又据敦煌文书Φ.0366号记载， 当时寿昌绿洲以寿昌城为中心，南5km，东2.5km，北5km，西15km， 面积约120km[2]。而今天南湖绿洲则东西12km许，较唐代约缩短5km， 绿洲西部阳关一带和寿昌故城及其以东、东北部分地区唐代以后逐渐沙化荒弃，因而绿洲东西蹙缩；但今天绿洲则南北长达16km，较唐向北推进约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达的南湖国有林场以至二墩一带建国以来已被开辟利用。今天南湖绿洲总面积约130km[2]，较唐亦有所扩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敦煌绿洲不是大大缩小了，而是有所扩大。随着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绿洲地表、地下水资源的较充分开采，古代人们不能利用的湖沼滩地乃至盐渍碱卤之地已部分被开发利用，绿洲的范围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缩小。尽管今天的科技进步可使绿洲得以扩大，但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绿洲范围的扩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顾及绿洲可资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开垦，盲目扩大灌溉，否则必然给绿洲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过程即会接踵而至。

另需说明，本文论及敦煌绿洲未比古代缩小，但并不意味着古今地理就没有变化。由于历史上的滥垦滥牧、过度樵采、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动，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恶果，绿洲东部甜水井汉代军屯遗址和南湖阳关地区以及寿昌城的荒弃沙化即是例证。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这种沙漠化过程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对整个敦煌绿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观，此处发生沙漠化，彼处又有新的土地开辟。由于绿洲总水量古今无大差异，绿洲总面积自然亦不致相去过远。在干旱地区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总是大体滋养、维持一定规模的绿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对于尽管是局部地区的沙漠化也决不应掉以轻心。

不独敦煌绿洲如此，笔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积达1000km[2] 的民勤县西沙窝汉唐古绿洲沙漠化以来，石羊河水在其东部又逐渐形成新绿洲，这即是元明清以来渐次开发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绿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积约650km[2]的金塔县东沙窝汉唐古绿洲，在废弃沙漠化的同时，其西侧则形成了直到现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绿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积约480km[2]的玉门市花海比家滩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部又发育了新的花海绿洲；位于古昌马河下游面积约500km[2]的锁阳城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北部该河大转弯处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东绿洲和玉门镇绿洲；位于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面积约450km[2]的酒泉、高台接界处的骆驼城古绿洲荒废之际则在其上游出现了屯升－新坝新绿洲等等［10］。这些古绿洲的废弃同样并未明显引起流域总的绿洲面积的减少。

笔者还注意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楼兰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绝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的安的尔古绿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开垦引灌盲目扩大垦殖而导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芜沙化的。

可以认为，沙漠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引发的，由于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的绿洲的转移过程，其转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迁移，而并非绿洲的不断缩小或消失。伴随着这种迁移，造成原有绿洲的荒废和新绿洲的出现。

4　沙漠化土地的逆转

根据笔者体会，土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逆转的，但逆转的难易程度却因干旱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不同而有着显著差异，有些地区的逆转殆无可能。

干旱地区自然生境严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状态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转很难，特别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动，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过程极为困难，更无逆转的可能。如民勤县西沙窝古绿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来的气候状况下从未有过多少改观。当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绿洲垦辟时，西沙窝古绿洲根本不堪复用，只能另择它处，在西沙窝的东侧另辟新绿洲，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民勤绿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积约1200km[2]的居延古绿洲， 以及前举金塔东沙窝古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玉门比家滩古绿洲、锁阳城古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来，均从未有过逆转。因而对于干旱地区来说，一旦出现沙漠化过程就很可能意味着原有绿洲耕地资源的永远丧失。可见保护绿洲现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在干旱地区就显得尤为至关紧要。

与此有别，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则较易逆转。半干旱地区降水稍多，当不合理的人为经济活动的压力一经减轻，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状态下就可能出现逆转，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质草原或草原转化，如科尔沁沙地所表现出的那样（注：武弘麟.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5.21～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复措施，是其逆转的过程当会更快。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7～346

2　李并成.残存在民勤县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 中国沙漠， 1993，10（2）：34～42

3　李并成.猪野泽及其历史变迁考.地理学报，1993，48（1）：55～60

4　李并成.古代甘肃沙漠化过程及其危害. 见：甘肃抗旱治沙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9～114

5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96～98，53～56，241～243

6　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3）：71～78

7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1996，32（4）：56～61

篇（6）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几年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兴，其中不乏有关学科理论的探讨。然而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上，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史念海、郭声波、安介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则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勿容置疑，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问题，探讨其学科属性以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对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都没有区别，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则是不妥当的。

一、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提法及其学科属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尽管前人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和民族的分布及其变迁问题，但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阐述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发表诸多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时，史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将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后，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周伟洲先生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以各区域民族分布为纲，论述各族的来源、发展状况、经济特点，以及他们与邻近各族的关系，包括各族分合、演变、融合的历史，并与今天我国现有民族联系起来”，“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学科。

郭声波先生给历史民族地理学以较为严谨的定义，他指出：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

安介生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任务作了较为完善的阐述，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民族地理学应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出现的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分布、各主要民族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的原因及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①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即确定当时主要的民族区域范围；②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势、气候、水文、灾变等，社会因素有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面几位学者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分布、发展、演变及其与诸多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它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以为，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学科的属性，应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决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把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下，因此其学科性质的阐明往往出于判明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中”。与历史民族地理学最为相关的学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学。关于民族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作了较为精到的解释，将民族地理学定义为：“研究民族和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的一门科学，它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是一门边缘学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民族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研究内容为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民族地理学涉及到民族学和地理学，它当然是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但这样定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虽然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它并不研究所有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内容，而是研究一个或多个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等属于人文地理现象。所以说，民族地理学应当属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从时间角度来分，正如地理学包括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民族地理学包括现代民族地理研究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两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从时限上看，它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实体，不研究现代的民族实体；从内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地理现象或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其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为正是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约的同时也会对，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实体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总结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为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演变等人文现象服务的。因此，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学界看法较为一致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参见下图)。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有异义，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那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及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性质的阐述。黄盛璋先生在《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把它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期规律的科学”。李并成先生赞同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并指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探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何以产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是如何适应并利用、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础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础又是如何?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如何，对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朱圣钟先生认为：“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个地理现象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正因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存在一定区别，所以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该被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综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概念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详略有所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我们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与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分布”与“回族在元代的形成与分布”有什么两样?这两种名称都是合适的，但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历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这样的称谓符合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一贯的传统，因此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更合适一些。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学，倒还无关紧要，但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一部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已论证了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合理性，而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又没有区别，因此不能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三、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虽然赞成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但他没有给出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当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二是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是中国学术传统；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此，黄盛璋先生也没有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对比，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钟先生在阐述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将它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应该说，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提法，也多少受到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影响，以至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混淆为同一概念，而其实民族历史地理学源于历史民族地理学却有着与历史民族地理学不同的内涵，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虽也论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但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即是说，既把民族作为人文地理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自然地理现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规律，为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但实际上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研究，还包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划归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同时也会限制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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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和发展的学科。其所研究的空间范围大致与现代地理学一致，时间范围则与历史学重合，呈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历史地图作为专题地图的一种，一般是根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编绘而成，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工具。在内容上，历史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能够综合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自然地理环境状况及其相互联系，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承载的自然、人文与社会信息，展示了这些信息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变动情况。

充分、合理的运用各种历史地图进行教学，能够将教学内容从比较抽象的文字信息，转化为相对具体的视觉信息， 并其将落实到实际的空间位置上。在传递文字材料难以反映的信息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明确的多维历史空间概念，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不仅能有效减轻记忆负担，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识图、用图能力，提升其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郑樵曾总结古人“置图于右，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读书之法，梁启超曾经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基础也。”众多的教学实践充分证明，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历史地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对于历史地图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有诸多论述，也取得了学界的共识；但从教学实践来看，目前对历史地图资料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从资料的获取、解读与利用三个方面出发，论述历史地图在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一、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是对其进行解读和利用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地图资料。历史地图资料从其制作者来看，可分为两类。

一是古人所绘的历史地图。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有“河伯献图”的故事，反映了地图资料的较早起源。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是战国时期的《兆域图》，西汉时期的甘肃放马滩地图，图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是现存世界最早的纸制地图，比古希腊托勒密《地理学》中的地图早近500年。公元三世纪西晋的裴秀创“制图六体”，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以一寸折成百里”，正确的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理论的创新。唐代的贾耽创造了“古墨今朱”地名标记方法，在历史地图上用黑色标示古代的地名，用红色标示现代的地名。北宋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上自帝喾，下至宋朝，有图44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清代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人所编制的历史地图。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陆续有学者利用现代地图技术和历史文献资料，来编纂中国的历史地图。最重要的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1954年开始编制，1982年正式出版。该图集采用高精度的现代地图为底图，以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权均编绘上图；总图和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地反映同一个年代或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内容包括：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重要遗址的分布；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疆域政区或活动范围、民族分布；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县以上地名、一二级政区的界线；此外还有重要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自然地理实体，以及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人文地理实体。在编纂过程中，集合了全国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测绘学等研究领域的百余名学者参加编绘。集中体现了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被视为建国以来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除了全国性的历史地图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如《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2000年），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年），《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杭州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柳州历史地图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

专题性质的地图集，主要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所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1927-1949》（地图出版社，1981年），武月星主编《中国史地图集1931-1945》（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郭毅生主编《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王兴科《历史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骆承烈主编《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等。[2]

世界历史地图，国内目前主要有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是反映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政区疆域为主的综合性参考地图集，内容涵盖了从人类文明起源至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国外较著名的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二、历史地图资料的解读

在对历史地图资料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之后，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读。历史地图大多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绘制而成的，在绘制的理论、方法上与现代地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所承载的地理要素与信息及其表示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在运用历史地图资料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历史地图产生的语言、时空背景、绘制方法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解读其所承载的。由于大部分学生缺乏对古代地图知识的了解，对于古地图上的古文字、图例信息也难以解读，也需要从解读古文、古今对比等方面予以加强。余定国认为，“为了了解古地图，我们应该根据古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进行研究，而不要根据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去滥用这些古地图”。

首先是地图的方位的确定，现代地图遵循的方位规律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历史地图的方位呈现多元化特征。在识读方向上，存在着“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东下西”、“上西下东”、“旋转式”等五种表达方式。这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方位的价值观念变化有关，也与使用的便利程度有关。清学者俞正燮曾指出，“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看，早期的地图以南为上的情形较多。目前发现的宋代以前的几幅早期地图，方位多是以南为上。自经纬度制图法得到运用以后，地图的方位开始以“上北下南”居多。清代康熙年间，用经纬度法完成了一部全国实测地图集《皇舆全览图》，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央经线，纬线与中央经线垂直，以北为正方位。清末编纂《大清会典舆图》时，明确将地图的方位规定“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写入其章程，并一直影响至今。[3]

其次是图例与比例尺，中国古代的地图，在绘制方法上，主要分为形象画法地图和画方地图两种，其中的形象画法地图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其中的图例，与今天的地图图例存在较大差别，如河流图例有单曲线表示法、双曲线表示法（其中又分为有无水波纹两种）、虚线表示法等，桥梁图例有写景、写意、文字描述三种方式。这些图例表示方法，虽然较为形象直观，但没有严格的使用标准，也呈现出“图画不分”的效果。

在比例尺上，由于比较缺乏实际测量，虽然采取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但一般的来说，多数地图的比例尺较小，精确度也较低，如宋代的《禹迹图》比例尺约为1：500万，马王堆汉墓《地形图》中心部分的比例约为1：18万。此外由于没有考虑地球曲面在平面地图上的投影与变形因素，也缺少等高线来表示地形差异，使得这些地图的精确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能称之为示意图。

此外还应当重视古今地名的变化。地名是确定时间、空间的重要指标，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地名如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观察历史地图的时候，必须弄清古今地名的变化情况。历史地图有“古墨今朱”的传统，体现了对地名变化的重视。因此，要对历史地图进行全面、正确的解读时，需要综合地图所产生的时代、空间、人物等诸多因素，结合大事年表、专题年表、阶段年表、综合年表等，将各种历史、地理现象间的纵向的时间关系与横向的空间关系相关联系，理清其变化脉络。

三、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

对历史地图进行研究时，可以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等方法，将构图与文字表述、地图与表格相结合和古今组图对比等手段，实现对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事实证明，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不仅具有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如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北京古城是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其城市总体布局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形成了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轴线上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三大殿-神武门-地安门-鼓楼和钟楼。其两侧有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指出：“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4]

解放后北京的城市发展，采取以老城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为迎接1990年亚运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先后建设的北辰路、亚运村、奥体中心等，成为北京中轴线向北的延伸，“水立方”、“ 鸟巢”等著名建筑，也都处在这条中轴线上。透过对北京城市结构及其中轴线相关地图的解读，能够对北京的城市历史与发展历史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能对北京今后的城市空间格局与发展方向了然于胸。

又如长城。在自然地理上，长城的走向与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这个现象具有深刻的意义。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的分界线，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属游牧文明。长城以南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地区，这种地域分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使双方存在着天然矛盾。作为人为分界线的长城应运而生，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纵观历史，长城并没有分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历程，两大文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5]

显然，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能够发挥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在历史地图的解读与运用上，可以探索的新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在地理学、地图学中广泛应用的“3S”（RS、GPS、GIS）技术也为历史地图的运用提供了便利，随着如“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成果的涌现，历史地图资料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

[1].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

[2].李零：《古代地图的方向》，《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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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知识应用的意义

1.扩大学生视野，传承历史文化

冯骥才先生在《 地名的意义 》一文中说过，“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2] 例如学习江河变迁的内容，介绍黄河时可以联系古代的治水文化；介绍微山湖时可以补充微子在此隐居的故事；介绍洞庭湖时可以例举名人骚客对其风光的赞美之词……通过地名文化的挖掘，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兴趣

地名的由来、发展变化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背后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等待我们去发掘。例如学习交通变迁内容时可提问“阳关大道”的走向和形成时期，学习海岸线变迁时可介绍连云港花果山的成陆过程和原因，学习沙漠变迁时可分析楼兰古城兴衰的原因，学习江河变迁时可介绍“水下庞贝”泗州古城被淹没的原因和过程……通过地名知识的引入、学习和探究，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3.便于学生记忆，促进掌握和理解运用

地名的形成、发展变化是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缩影，通过地名知识的渗透与应用，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地理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例如通过函谷关、潼关等地名的由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些雄关险要的地势，为历史军事地理的学习提供了便利；通过某一省级行政区名称的演变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行政区划变迁的知识；通过历史地名的古今对照以及地图定位，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地名的记忆和相关知识的理解。

4.培养思维能力，增强探究意识

历史地理教学中通过对地名起源、变化、内涵等知识的渗透，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例如学习沙漠变迁内容时，我举了一个例子，位于我国内蒙古、吉林和辽宁三省（区）交界处的科尔沁地区，清代初年这里称为科尔沁草原，而今天的地图上却标注为科尔沁沙地。通过这一地名名称的变化，引导学生去分析、探究科尔沁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和原因，为今天治理荒漠化提供帮助。

5.理解人地关系，提高环保意识

地名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例如汾河上游村镇古代以水、植被、动物命名的较多，说明古代这里是水草丰茂、动物经常活动的地方。然而今天，汾河上游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量，已远不及文献所记载和地名反映的规模，森林植被甚至面目全非了。这些古今都在使用的地名，成为了汾河上游环境变迁的忠实记录。[3] 据分析，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是该地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正确理解人地关系，提高环保意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地名知识应用的途径

1.挖掘地名知识，丰富教学内容

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信息，是历史地理教学重要的资料来源。因此教师要善于挖掘地名知识并适时融入教学内容，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激发了其学习的兴趣。例如学习交通变迁时，可以借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成语故事，介绍陈仓道、子午道等穿越秦岭古道的基本情况；学习行政区划变迁时，可以介绍关中、三晋、巴蜀、岭南等地域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况和相关故事；学习江河变迁时，可以向学生介绍泗水、荆江、梁山泊、云梦泽等河湖的前世今生；学习人口变迁时，可以向学生介绍与山西洪洞、贵州屯堡、广东河源等地相关的移民事件。

2.了解地名由来，重现历史情境

地名的获得，往往是得名时该地区地理环境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地名的由来，可以重现“此时此地”自然环境或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境。例如河南省是古“九州”之一豫州所在地，“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记，这清楚地表明河南省所在的黄河流域在历史早期，气候要比现在湿热，有着亚洲象的广泛分布，由此可以引入气候变迁内容的学习。再如通过清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以两江总督驻所江宁府（今南京）和巡抚驻所苏州府首字得名的这段历史的介绍，为我国行政区划变迁内容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3.追踪古老地名，探析消失原因

历史时期曾经出现和使用过的一些地名，由于地理实体今天已经消失，因此成为了活的“化石”。通过对古老地名消失原因和过程的探析，可以复原和重现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和发展。例如淮河北岸的支流泗水历史上非常有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曾在此抒发感慨；秦始皇曾派人到泗水捞鼎；汉高祖刘邦由泗水亭长而发迹；“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坡借此表达惜别徐州之情……然而今天泗水已经湮没，泗水的消失正是南宋初年至1855年6月黄河700余年侵泗夺淮入海的结果，通过泗水消失的探析，学生对历史时期黄河改道造成的影响及淮河水系的变迁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

4.古今地名对照，实现时空融合

历史地理学习过程中需要接触到大量的历史地名，如果仅仅是机械记忆而不能把它们与今天的地理实体（或曾经存在地区）进行古今对照，历史地理的学习就成为了“空中楼阁”。例如云梦泽在长江荆江河段以北，震泽即今天的太湖，“万里长沙”即今天的南沙群岛，东京汴梁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如果我们不了解地名的古今对照，就无法开展对荆江河段的演变、东南海疆的变迁、汴梁古都的兴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等内容的学习。因此教学中必须重视历史地名对照表或历史地名辞典的使用，落实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并在地图上进行准确定位，从而实现时间和空间的融合。

5.地名变与不变，折射环境变迁

一个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地名上也会有所反映。例如海河的支流永定河，其在一千多年前叫清泉河，金时改称卢沟河，到了元代就开始叫做浑河或小黄河了。清初加筑石景山以下的东岸石堤之后，才命名为永定河。[4] 永定河名称的改变折射了其上游地区植被遭受破坏的状况。当然，有的地区虽然环境发生了变迁，但是地名却由于各种原因依然保留了下来，出现了名不副实的情况。例如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并不在汉水的北岸，而在汉水的南岸，按照“水北为阴”的命名原则应该称为“汉阴”才名副其实。这并非当初命名有误，而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的缘故。[5]

6.分析时空变动，了解历史进程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地名，直至今天依然保存了下来，但是其所指方位、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却不尽相同。例如“九州”之中的徐州、扬州、荆州等，今天成为了一些城市的市名，其所指地域与历史时期相比已经大为缩小；“关东”原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的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到了明清时期，改称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为“关东”……通过对历史地名方位、范围时空变动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总之，地名知识的应用有利于历史地理知识的教与学，有利于“尽全时空”与“人地互动”的历史地理观念的培养。教师应该平时自觉地去留意、发掘地名知识并应用于教学中，使历史地理知识的教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生动有趣。

【注：本项目得到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础教育改革与实践科研项目基金资助，本文是项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徐州市第二中学，江苏 徐州，221000）

参考文献：

[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2006（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冯骥才.地名的意义[N].人民日报，2001-1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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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9-209-01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分布、变迁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处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地理场所赋予历史过程，具体的空间位置.明确了历史事件的某些地理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充当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利于了解历史常识

在拿破仑远征沙俄这一历史事件中，就提出了拿破仑的进军受到了俄罗斯寒冷天气的阻碍，最终导致远征失败。把当时地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强调。这是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学中的典型应用。

在识图定位方面，现在习惯上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们这个识图标准是面对地图而定的。而古人往往是背对图，也就是与图是一具面向来定位的，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根据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在接触一些地名时就可判断出它的大致方位。如辽左是在辽河以东，陇右是在陇山以西。而不懂得这个道理，就容易闹误会，历史记载与实际方位对不上号。还有有关百家姓的知识，有些地名的沿革等历史地理内容都是必要的历史常识。

二、有利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后来才转移到南方的，这和南方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加速基延缓的作用。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利用、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情况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规律、特点等，就不可不了解历史地理条件。

比如，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大地上横贯长江，黄河等大水系，而且平原广大，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很适合于农业种植，因此使古代中国具有发达的农业经济。而这种农业经济又对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繁衍，民族的性格，心理及传统的形成演变，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人力所能选择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也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如河西走廊的西部曾是我国历史上发达的地区之一，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这通过，拥有发达的农业，人中也较稠密，但4世纪以后，这里的城市逐渐被沙漠吞噬，被迫废弃，今天早己是沙漠区了。

三、有利于了解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

初中历史课中的历史地理知识的渗透教学则能激发学生“江山如此多娇”的思想感情。如在讲到民族政权并立时代时要使学生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他们所建立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一部分。秦朝己形成包括今天大半个中国范围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以后以汉、隋、唐、宋、元，明历代开拓和发展，到清朝前期己形成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的多民族大国。这一切必将进一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四、历史地图有利于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巩固

在历史课上，经常会提醒学生左图右书，学习历史离不开地图。历史地图具有简单明了，形象直观的特点，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空间范围，提供了比文字更为醒目鲜明的概念，对于学习，掌握历史知识，以及形成科学，完整的历史概念具有极大的帮助。比如在学习五代十国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时，政权林立，纷繁复杂，是教学中难以讲授的内容，也是学生理解，记忆的难点。因此必须利用历史地图，把语言文字的描述和形象直观的地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看到每个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建立起明确的空间概念，便于他们了解各政权的强弱，战合关系及更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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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阶段，我们常常把历史、地理并称为“史地”，大多数学校的教研组也都把历史教师与地理教师归为一组。在大学里，历史专业里往往有个历史地理学。由此可见，史地并不分家，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地理在中学阶段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融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于一体，所以，如果地理教师在讲课中能融会贯通，旁征博引，以地理教学内容为主导，给同学们引人适当的历史知识，有意穿插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不但能培养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兴趣，深化教学内容，更使得一堂课变得生动有趣，内容深刻。

想要达到以上目标，教师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到认真细致:

(1)备课。在遇到教学内容需要用历史知识补充时，课前一定要查阅资料，找出史实。同时要注意如何将找到的史实与地理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然在讲课时，你会发现史实与教学内容是“两张皮”，变成一个“四不像”，这样反倒变得事倍功半了。

例如在讲中国地理的首都北京的时候，最开始会用北京的曾用名引人这一课，以加深学生对北京城悠久历史的体会，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融合。我可以告诉同学们北京城在西周称蓟城，再给他们解释“蓟”字的含义:它是一种开花的草本植物。也就是说，当西周的镐京雄霸一时的时候，蓟也不过是一个开满野花的小镇而已。随着历史的推移，蓟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这其中有时间的话又可穿插燕王朱棣修建北京城的一段史实以提高学生的兴趣。所以这样看来，在地理课堂上引用历史内容十分必要。接下来在讲述北京城的变迁及规划时，又要提到古代城市规划的相关内容。因为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与北京有很大的相似点，所以可将西安与北京对比着讲，例如可适当告诉学生当时隋长安城选址与规划等，这样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北京城为什么会如此建造，历史上几次大变迁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2)情境式教学。关于情境式教学相信不用解释大家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但实际上，把学习看成是情境化的活动，这种观点的核心特征是一个我们称为合法理的周边参与过程(或叫“合法的边缘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无可避免要加人由其他成员组成的社群，这些新加人者如果要掌握所属社群的知识，便要逐步全面参与到活动当中去，而对于地理教学来说，教师的语言刺激是激发学生讨论的重要环节，而穿插的历史知识往往会引起学生的激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