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97-03

城墙,作为古代社会的军事防御工程,它与城市的兴起及发展本身并不存在着联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城墙就与之相伴。据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中后期。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鲧筑城”等文献记载的黄河、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古城址,都充分地印证了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伴随城市的出现及发展,城墙更是作为城市的显著标志而存在,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圈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范围,同时也规划了我国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市大多是作为政治中心而产生的,而与其联系密切的城墙在我国最初则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则诠释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城墙在社会中的功能,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军事设施,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统辖……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城墙则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别,突出了开阔的田野同完全封闭的城市二者的差别；开阔的田野会受到野兽、流寇和入侵军队的骚扰,而在封闭的城市中人们则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战祸时期也如此。”正是城墙所拥有的这种军事防御功能,使得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并为统治者所重视,也使其与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的历朝历代,带有城墙的城市仍旧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可以说,城墙伴随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很难把城市与城墙的关系割裂开来的原因。

正是基于城墙同城市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城墙在中国古代社会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显著标志,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值得对中国古代城墙所蕴涵的传统文化进行论述。

1 古代城墙体现的制度文化

在我国古代社会,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也就使得城墙的规模大小可通过城市的规模来体现,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规模的大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以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为代表,如临淄、邯郸等。这个时期筑城的来临及城市发展较快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也与各个诸侯国出于军事的防御目的,极力扩大城市的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春秋战国时期,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极为明显。同时,各诸侯国要固守自己的土地,也必须拥有坚固的城池,而衡量城池坚固与否的标准不仅仅是指拥有高大的城墙,古代社会“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的情形,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证城池坚固的重要的因素。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民众来此居住,在统治者急需时,可以紧急地把民众抽调出来作为兵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苏秦游说齐宣王的一段话,“临淄之中有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纵论这则记载有误差,但是这种误差也不会太大,否则其所言就没有说服力。一个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民众,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无疑会加强都城的军事防御能力。齐国这种加强城防的办法,在其他诸侯国同样适用,使得该时期出现了许多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些都城城墙的规模也比较大。然而在秦汉之后,如此数量之多、规模较大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已经很少了,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规模都有缩小的趋势,都城的规模成为了一枝独秀,这也就使得城市规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后来的各个朝代,都城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越来越大,而其他的城市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较小,鲜有超过都城的规模。如秦统一后,定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个人口数量相当大,若一户按五口计,仅这次迁移的豪富就有60万人,更不用说咸阳原先的人口了,而秦汉以后,县的辖区趋于稳定,且人口大约也只有三五万人,可见都城与其他城规模的差别之大。

先秦时期的大城市的缩小、衰落,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些大城市被毁于战火及其统一六国后,下令“坏诸侯之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大城市的缩小也与秦统一之后,统治思想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秦统一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各个城市的规模都严格的按照都城、郡、县城的等级观念来重新排列,也就使得后来城墙的规模都有了等级的差别。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朝历代,这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社会对城墙规模的一种制度性规定。

在中国历史上,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这就使得城墙的形态便是城市的形态。在我国,城墙的基本形态为方形城墙,但也有不规则形、圆形等城墙。由于城墙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墙的形态在我国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但在城墙上所开城门的数量及方位,在封建社会则有相应的制度,有四门、六门、九门等,这些城门也都是按照方位来进行设置的。县这一级别的城市在城墙上往往开四门,而在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等,只有都城才能开有九个城门,城门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等级差别。从某种意义来说,城门数量的多少和城墙规模的大小一样,其中都蕴涵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古代城墙体现的农业文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郡县制的推行,使得秦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筑城的之一。秦在尚未统一六国之前,便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统一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打破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同时也意在打击六国的旧势力,消除这些旧势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达到反抗秦国目的,秦始皇下令“坏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时,又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推行,使得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开始修筑新的城墙。汉朝在统一后,继承了秦代的制度,且于汉高祖六年,刘邦下令“令天下县邑城”,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筑城的,这次筑城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城墙的修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得带有城墙的城市成为了人们居住的基本形态。人们的居住环境被圈定在城墙之内,使得人们的生活开始与城墙密切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立国,以农为本的社会,从战国中期开始,我国北方地区从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且经营其他产业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在社会的发展中奠定以后,农业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都有可能打上这种文化思想的烙印。长时期居住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对城墙有了新的认识。

秦汉时期,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人们也自认为农业文明为先进的文明,不以耕作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使得在一些文献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时,把城墙的存在与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在《史记》中所论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书》中记载着淮南王上书汉武帝不用对闽越国用兵的话,“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城墙里面的人们自感优于生活在没有城墙的周边少数民族,带有城墙的居住形态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可以说,人们已经把城墙作为农业文明区别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种标志。

人们生活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随着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台,更让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变得更加封闭。在“里坊制”下,居民区和市场都是固定的,在城市里,一般只有两个市场,并且圈有围墙,在居民区设里坊。这种“里坊制”在我国推行了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彻底的废除。虽然“里坊制”下的城墙在宋代开始被打破,人们的居住环境开始从层层的城墙包围中逐一地解脱出来,但由于长时期的生活在带有城墙圈定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还没有完全地摆脱城墙对其生活的影响。这种城墙的存在,不仅强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的经济等其他的功能减弱,而且还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及商品交换贸易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效措施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城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而且还明显地带有统治者的统治意识,体现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取的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思想。

3 古代城墙体现的四方文化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中,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墙,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城市的范围,城墙所展现的形态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态,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一理论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因城墙大多为板筑而成,也就使得城墙大多以方形结构形态展现出来。这种四方城的形态结构的流行,也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认为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而且也符合古代社会人们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的实际情况。很显然,其对古代社会在筑城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秦至明清时期,方形城墙为我国传统城市修筑城墙的规范,并且在全国实行。虽然方形城墙这种形态为筑城的规范,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城墙的形态还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而定。首先,城墙的修建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黄河流域,由于平原广布,地形平坦,这就为方形城墙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在北方方形城墙的形态为筑城的主要形态；而在南方,由于丘陵、河流众多,地势崎岖不平,城墙在修建的过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使得城墙的形态多为不规则形。其次,城墙的修建还要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北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深,使得在无形之中也有一种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这就让人们在修筑城墙时,不仅要考虑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还要考虑人为因素；而在南方,虽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还难与北方相比拟,因而,在修筑城墙时更多的是考虑自然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南北方城市城墙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形态上的差异也只是城墙的形状不同而已。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方形城墙形态,还是圆形、不规则形的城墙形态,其城墙上城门的设置都是按照方位来开四、六、九门。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建城之前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形、水陆交通等条件,而水陆交通条件作为中国传统城市选址所需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便利与否,不仅关系着城址的选择,而且还关系着该城市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不仅能够方便中心城市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且按照方位来开设城门,使得中国的传统城市能够在交通便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一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论是城墙上城门设置的方位,还是城门设置的数量均不受城墙形状的影响,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观念。

4 结 论

城墙,作为古代社会军事防御的产物,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军事防御的功能逐渐地失去往日的风采,特别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经消失,并且被人们大量地拆除,使得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在许多的城市中很难寻觅到古代城墙的痕迹。然而,城墙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记载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处处都能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已不再单单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汉)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贾谊.新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汉)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黎翔凤，撰.管子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篇（2）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篇（3）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篇（4）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篇（5）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pace layout in Chinese ancient five line by idea influence, heavy grade, g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building site sel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Beijing siheyun layout and the gate position arrangement, suzhou garden landscape layout, etc. Can deep reflect "five elements" concept, but also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the yin-yang &five-element school system and foreign elements full combined, such as Chinese ancient buddhist architecture.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Yin and Yang, five line system; The "book of changes"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几千年来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音乐、建筑、书法、美术、人事制度、处世方式乃至日常语言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横亘千古,歌舞诗文、典章辞赋无不漫透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深邃哲思,而在这当中,中国古代建筑把我们祖先的这一整体性系统思想表现得最为典型、详尽。

一、深受“五行”系统影响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布局

这里首先要要说明的是什么是五行系统。五行系统起源于周朝,而《周易》就是以阐述阴阳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五行系统则把世界的结构划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的相互作用的元素:木火土金水。每一元素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如木有生发的特性,火有炎热、向上的特性,土具有化育的特性,金则有清净的特性,而水则有寒冷、向下的特性。五种元素不是静止不动、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有着严格的相生相克的辨证关系:比邻相生,隔一相克。按顺时针方向,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是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相隔的两个元素是相互抑制的,中土克水,水克火就是此意。五种元素时刻在相互作用当中,但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却是保持不变的。

中国人历来重视等级,外有君臣之理,内有长幼之序。这种人伦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建筑工匠们掌握建筑空间布局的理论依据。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分布非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五行系统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应用。北京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屋中,其规格和体积容量是不一致的。按文王八卦方位图的解释:“北为坎卦所主,为水,南为离卦所主,为日。”背后有水流动意为通泰,南有日引申为光照门楣,兴旺家族。故四合院大院北面为正房,院子的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是院中体积最大的房屋,家中老人,前辈等为尊者都居住在北面正房。大院东西方向为厢房,是家中男子住处,长子住东厢房,次子居西厢房,这一厢房分配亦是根据文王八卦方位图所定,在方位图中,震卦主东方,主家中长男,艮卦主少男,在震卦下方,次于震卦,故长男居东厢,次男居西厢。大院四周皆为男子住房,家中女子,如户主女儿的房屋则被安排在北面正房后面的后院中。

五行系统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另一个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建筑的选址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如阴阳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万物皆为阴阳的复合体,天人同一,人物相和。阴阳相调是中国古人所孜孜追求的境界。这种追求同样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选址以及对水土资源的利用和布局上,且以南方的园林为代表。而提及园林,历史上有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苏州园林数目众多,如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等,而其中的留园在“风水”角度上颇能体现阴阳五行系统在园林选址及水土资源上的实际运用。

二、五行系统在建筑历史发展中对外来元素的吸收

一个系统要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而使其不断壮大,来维持系统的稳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开放系统对外来异质异族元素的选择与吸收的问题。五行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保守的思维模式的自我保护性是很强的,在几千年的熏陶下,中国人已经把五行系统的这种自我保护性内化成为内心的一种心理结构,因此当中国人要吸收外来的异质元素时就必定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筛选,而筛选后还会对其进行系统内部的改造以便使其适应这一系统的内部环境。中国古人对佛教建筑的选择与改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前文所讲,五行系统是一个重秩序的系统,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有秩序的结构,中国人把这种心理结构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建筑上体现中国人“有序”这一心理结构的证据就是建筑规划中中轴线的运用。中轴线代表了一种准则,一种秩序和威严。在中国建筑史上,一些建筑的重要性越高,这一条中轴线就越明显,这一类建筑最典型的莫过于紫禁城了。

佛教自东汉永和年间传入中国后其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寺庙”也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而中国工匠们对佛教寺庙改造的依据就是五行系统的秩序世界观。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寺庙的布置有两种:石窟寺和塔庙。在印度,塔庙建筑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塔,称为“堵波”。在佛教传入之前,这种塔庙布置形式的建筑形制已经基本定型了:“以塔为核心呈十字对称式。”从中国古代建筑看五行系统理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此类以某一建筑为主体的布局形式,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这一主体不是塔而是宫室,所以在中国象征最高权威的帝皇建筑系统中,皇宫的位置是放在中轴线上的,其他建筑分列轴线两旁。佛教建筑如同佛教一样,作为一种异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土文化产生矛盾,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是如此,一个以塔为中心,一个以宫室为中心。中国工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引入塔庙时原原本本地继承其布局形式,把塔放在系统中心;要么引入塔庙,但宫室的中心地位保留,把塔放在次要的位置。毫无疑问,后者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取前者,工匠即使有心,这样布置的建筑也是绝对无法修建的。这样,原本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被改造成为以殿堂、宫室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建筑布置形式,塔的位置逐渐偏离了中轴线。佛教建筑的这一中国化进程的代表就是北魏都城洛阳的布局:“北魏都城洛阳在景观上形成了两套并不一致的系统,一方面是以中轴线为枢纽,两侧尽可能对称布局,并且主要是平铺展开的,以充分展示以宫殿为主要目的皇权秩序`系统。”

在寺庙的选址中融入了五行系统，寺庙建筑并没有改变建筑的纵轴为主、左右对称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保证和造就严南心理必需的.但是寺在山林，自然要求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协调，山中佛寺，以整个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各寺的位置，这里佛寺的建筑与风水理论结合起来，山中各寺的位置，与山的形态气脉完关结合，显出整个山的精神。如九华山拜经台寺四面环山，背储天台峰，左是鹰峰，右为金龟峰，前对观因味只有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条狭长谷口。限于地势，该寺无法正对谷口，于是寺门偏斜，朝向气口.寺内的建筑部件也因与汉文化的观念相结合而有了改变，天童寺前有两池叫.天池一进寺之路两绕两池之中，呈斗形，池为天池，斗当然是北斗，于是在二池之间的路上，这些选址原附中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五行思想的形响

五行系统为中国人规范世界、规范人事、规范内心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一系统以及由其形成的思维系统是中国特有的,它自我保护性非常强,即使是在对系统外的异质事物进行吸收时依据的也是这种保护性,把异质事物纳入自己的秩序来并且在系统中为异质事物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中国文化对于输入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接受具有十分明确的选择性,往往是那些与原有概念相关的或者是在原有体系中能够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东西能够得到较快的吸收和长久的留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篇（6）

【英文摘要】Among the numerou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ancient China，theTianchuan(HeavenPiercing)Festival，GoddessofMercyFestival，Bixia(Azure Cloud)Lord Temple Fair，Double Fifth Day(or Dragon Boat Festival)，Double Seventh Night，Mid-autumn Festival，and Winter Clothing Festival all had women at the core and expressed worship and good wishes for a certain woman.These festivals also implied the moral attainments and codes of conduct required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引 言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一、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概述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

日期

核心

与节日有

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

关的事迹

天穿节

以正月二

(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

十四日为

炼五色石

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

多，也有正

女娲

以补苍天。　“补天”。

饥日，补天

月初七、正

(2)以煎饼放在

地）

月十二、正

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

天”。

观音

佑护信徒

(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

菩萨

安康、送

会

观音会

六月十九

（送子　子。

(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

观音）

女拜佛求子。

碧霞

主持人间

(1)道观斋醮

碧霞元

四月初八

元君

美恶、送

(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

（泰山　子、赐福、　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　婚配。

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

曹娥之父

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

被江水溺

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

五月初五

曹娥

死，曹娥沿　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

江嚎哭七

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

日，投江而　五彩线、踏青。

节）

死。

七夕节

（乞巧节、

织女聪明

(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

织女

能干、心灵　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

手巧、工于　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

衽织。

(2)少女捣凤仙

节）

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

(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

嫦娥

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

八月十五

（月

嫦娥奔月

(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

神）

亮”，即妇女三

节）

五成群，结伴出

论文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来自66wen.com免费

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

十月初一

孟姜

里寻夫送

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

女　 　寒衣，哭长　亡灵焚烧纸制

城。

衣服。

二、神格的光辉——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妇女的道德修养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四、结 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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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7）

“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3]：“婚姻或结婚是男与女结合，包含有一种彼此不能分离的生活方式”[4]，以上两者分别是《礼记。婚义》与古罗马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33年）的《法学阶梯》对于婚姻的定义。把这两个概念加以解剖，前者无非是“合二姓……，上以……，下以……”，其意可谓一览无余：婚姻无疑是用来处理上下左右和调整周围的各种关系，其中没有个人什么事，更没有论及到嫁娶的男女，可见在中国古代是把婚姻摆在家庭附属品的位置上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是家庭与家庭间的事，婚姻必须由家庭来决定。[5]相反在罗马法关于婚姻的解说中我们起码看到了罗马人是把婚姻当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终生的共同体，以进行生活，甚至可以想见“这种结合是为了在新且持久的家庭组织中繁衍并教育后代。”[6]仅从这定义看，两种婚姻制度似乎就有着天差地别，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和法律制度下会催生出如此迥异的婚姻制度，而这种差别又具体体现在何处，能引发我们什么样的思考，这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婚姻的缔结

在古代中国，婚姻既然是“合二姓之好”，那么符合家庭的利益肯定是首要考虑的，至于夫妻本人是否愿意及性情是否相配等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第一，法律规定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要二姓家长同意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事便成立了。他的意志可以命令他的子女与任何一定的人结婚，社会和法律都承认他在这方面的权威，予以强有力的支持，不容子女违抗。于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即使仕官买卖在外，也没有婚姻自主权，除非得了父母的同意。[7]所以在这种法律和社会环境下男女的结合须顾及到夫妻本人的意志实在成了不可想象的事。

第二，阶级内婚。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各阶级间的通婚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8]在法律里有士庶不婚、良贱禁婚的规定。

魏晋南北朝时，士庶之分极严，社会地位高下悬殊，截然为两不相接触的阶级，士族为保持其尊严，平日犹避免与庶族往来，自更不肯与之通婚。[9]而良贱之间的地位更是悬殊，因此良贱不通婚的禁忌亦远较士庶之间的为严格，《唐律疏议》有载：“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10]无论是士庶不婚、良贱禁婚或“门当户对”，无不体现了婚姻对于家族的意义，维护的也是一种宗族利益和各阶层间相对稳定的秩序。而国家法律加以直接规定更体现了它的重要性。

另外，一般人家在媒氏通信女家已许之后，在采纳之前，家长要在影堂焚香祝告，说某之子某将娶或某之女将嫁与某氏。在问名之后一定要归卜于庙，吉，才告女家行纳征礼；卜如不吉，婚事便不能进行[11]，这种婚姻缔结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性，也体现了“上以事宗庙”的目的。

而在罗马法中，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处于父权之下，不问其年龄，均须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除这些条件外，一切合法婚姻均要求具备希望结婚的共同意愿表示 [12] .虽然对于夫妻相互同意的重要性方面，罗马法学家们持有不同见解，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是毋容质疑的，罗马法的原始文献非常清楚的表达了这一观点：

法学家杰尔苏（公元2至3世纪）指出：“不愿意结婚的男女之间不能缔结婚姻。”

法学家乌尔比安（公元2至3世纪）指出：“不仅要同居而且要有婚意，婚姻方可成立。”[13]

由此可见，即使罗马人仍然相信婚姻缔结需要家父的同意，但他们至少开始考虑，而且已经将婚姻的主体，即男女个人的同意与否作为婚姻的要件。虽然从中仍不能得出当时罗马人的婚姻的自由程度，但与不仅没有顾及当事人的意愿，甚至也完全不把其置于法律的视域之内的中国法律相比是“合理”得多了。

二、婚姻的解除

中国古代法律关于婚姻解除的方式有七出、义绝和协离三种。

第一，七出。即七条丈夫无须经官府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七出依次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以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14]从这种解释我们不难得出此七事出妻的理由无一不是从维护家族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此外，一直有人以此为古代夫权压迫的凿凿确证，笔者却不以为然。此七则虽则皆为丈夫出妻的理由，但其实与夫妻个人关系并不重要，甚至也不能体现丈夫的意志。与其说它是丈夫离弃妻子的条件，莫如说是夫家家长逐黜媳妇的借口。其基本精神仍然在于维护“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宋诗人陆游和原妻唐婉[15]都是在“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的情况下被迫离弃的。

更妙的是“三不去”对于古代婚制特征的注解。《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三不去，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16].”尝更三年丧是为了表彰女子的孝行，而另二者与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有关。同时唐宋律把恶疾与奸作为不适用三不去的两种例外，足以紊乱血统，神不歆非类，自更不为夫家所容，所以构成重大的离婚罪，而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17]无法为祖先准备祭祀物品，丧失“上以事宗庙”的婚姻功能[18].恶疾在医疗水平不甚发达的古代往往传染至家族中的其他人，对家族成员的生命及下继后世的目的构成极大的威胁，不得不出。因此 “三不去”与“三不去”的例外考虑的也都是家族的利益与维护血统的纯洁。

第二，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19].与七出不同的是义绝为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有犯则必须强制离婚，否则法律加以处分，《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20]

义绝其名义本来是夫妻的情义已绝，而考察上述几种情况，其实均是亲属间的互相侵犯或亲属间的关系，其意仍在于维护正常的家庭亲属关系，巩固伦常观念和家族秩序。

第三，协离。古代丈夫虽有权出妻，但是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或七出而有三不去，便不能去妻，否则是要受刑事处分的，而且法律上是不承认离婚效力的，被勒逼离去的妻须追还完聚[21].但我们也不可过于夸张说夫妻绝对无意志可言。单方面的任意离婚固不生效，妻单方面的意志更属有乖妇道。但双方同意的离婚则仍是法律所承认的。所以虽不合于七出义绝条件，而夫妻不和而两愿离异，则在许可之列[22].相反，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以前民风淳朴，离婚并不普遍，而且限制较严，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社会生活日渐腐化，离婚风气日甚。按罗马人新的婚姻概念，夫妻双方只有具备持续的合意才能拥有婚姻关系。当合意消失时，男女不能再被视为夫妻，否则就是不道德的[23].婚意是构成配偶关系的愿望，任何时候缺少了这样的愿望，哪怕仅是夫妻中的一方，那么也缺少了结婚的条件[24].因此婚姻因任何一方所表示的不再愿意结婚的意愿而终结[25].终止婚姻关系只要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行了[26].由此可见与中国古代的婚姻不同，罗马人倾向于将婚姻看作为一种合意、协议或契约，这种婚姻观更容易体现个人的意志和意愿，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固然这种绝对自由在古罗马也非始终如此，但法律能允许这一自由存在，该不是没有其文化和社会原因的。

篇（8）

虽然中国的现代建筑学教育起步较晚，但仍涌现出很多卓绝的人物，如奠基人梁思成先生，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遗珠和组成体系，体现了对我们民族的大爱。21世纪，在据佛光寺大殿发现已有76载的今天，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的课题。把中国传本文由收集整理统文化引入建筑学教育中，有很多种方法，但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同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与现行建筑教育的结合点，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坚持实践，总结创新，把对祖国、民族的爱转为对建筑教育思想改革的动力。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把传统文化因子引入建筑学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一、增加传统文化课程

现在国内很多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如装潢、环艺、摄影、动画等都开设了中外美术鉴赏考查课，笔者认为这门课程应该引入建筑学教育中。这门课的中国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工艺美术品艺术、民间艺术等。在古代雕塑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特点，如装饰性相当突出、具有明显的绘画性、意象性、注重头部的刻画等，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些特点不仅反映出中西方雕塑艺术的差别，也折射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艺术意境的本质不同。通过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作品，可以使学生了解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参悟中国文化中“以形写神”的创作意蕴。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画的分类、表现技法、艺术传统和风格，通过欣赏中国古代壁画、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等各个分类的作品，学生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而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是相对应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必将会极大提高同学们的美学素养。除了增设中国美术鉴赏外，还可以增加中国古代诗词赏析、中国书法艺术鉴赏等公选课，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式的美学观念、思维方式，掌握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思想，深谙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取向。而这些知识点也正是建筑师们创作新中式建筑的理念源泉，可以有效避免在中式建筑创作中闭门造车、拼凑符号等缺乏灵魂的设计怪象。

二、在原有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知识点

在原有的课程中引入传统文化的因子，也是增加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素养的一种积极方式。如笔者在建筑学专业平面构成、室内设计等课程的讲解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图案的内容，介绍了中国精美的云纹、冰纹、花草纹、锦类等纹饰，以及线描、剪纸等传统艺术和装饰，通过图文并茂的几个章节的专题介绍，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作业的选材不再局限于现代的艺术风格和形象，而是扩大到中国古代、现代的所有艺术形式。他们可以从剪纸的图案中获得灵感，经过抽象、简化从而得到一个全新的“基本型”，也可以直接利用冰纹做一套重复构成或者特异构成，甚至在图纸的底色上淡淡地渲染出中国画里的山峦叠嶂。在室内设

计的作业中，很多新中式的设计更是妙意迭出，才思泉涌。这充分反映了学生在接受知识后的思维反馈是十分活跃、积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和推广也是充满了热情和使命感，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假以时日，学生群体必然会转化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最直接推动力，传统文化因子引入也必然会取得卓越的成绩。

三、举办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曾组织过一系列电视讲座，如宋晓霞的“中国古代山水画”、李仰松的“岩画”、张猛的“汉字的形成”、李大遂的“汉字的现状和未来”、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佛教造像”等。这些电视讲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学生理想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料。高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讲座版权，组织学生观看。此外，还可以组织学校的优秀教师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不仅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机会，如武汉博士生导师赵林举办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讲座，现场有很多学生提出了颇有深意的问题，如“中西方文化内核产生的主要机制和必然性”“中国文化的内敛问题”等。通过赵老师对这些提问的精彩解答，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异，从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把这种精神理念应用到日后的学习、工作中去。这对提高建筑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境界、鉴赏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增设中国古建筑实地调研和测绘的课程

开设古建筑调研、测绘课程，让学生实地考察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制式、结构、保护现状，也是在建筑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因子的重要手段。如高校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参观苏州园林、故宫、颐和园等明清代建筑，了解中国私家园林与皇家园林造园艺术的差异，追溯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精神，探讨中国园林与书法、戏曲、绘画等其他传统艺术的关联。也可以带领高年级学生对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南禅寺大殿等唐代建筑或者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进行测绘，掌握中国唐、宋、元时期建筑的特点，以及与明清木构建筑的传承关系。通过实地调研，学生看到实物，必然会留下深刻的记忆，这对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莫大的帮助。

篇（9）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79-0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内涵精髓的呈现，对我国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中国上古时期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漫长文学发展时期，有古典诗词曲、散文、戏曲以及民间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的陶冶情操和艺术欣赏，同时也具有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进步当中不断滋养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发挥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当代价值发挥路径

（一）从文化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对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刻画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作品作者的个人思想，从中更能挖掘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确思想构建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承载体，将古人卓越的智慧与优秀的思维传递至今，供当代人们汲取和学习，从而使人们更具智慧地投入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当中。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观念形成，也影响着文化领域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价值，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力。

（二）从教育角度发挥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仅能够发现古人文学艺术创作智慧，同时更能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中国是具有特殊文化气质的国家，这种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能够体会中国古人其气宇轩昂的东方文化特质、缜密而精巧的中国式文学逻辑思维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探究和欣赏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技巧，更能使学习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质的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能够使得学习者的思想建构更加开阔，同时也使学习者的文化底蕴得到夯实。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深具影响力，也是在世界上阅读最为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在很多国家的教育课程中有所呈现，肩负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使命，同时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从认知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重要的艺术呈现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并且文学作品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经千古沧桑依然深受人们热爱，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究，其根本价值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以及自然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国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判断和哲学思维的体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人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更使研读者找到了人类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内心困境时所做出的智慧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智慧判断依据，进而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人的自我成长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之上，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在导师的教诲中学得的，只有通过个人的感悟和思辨的过程来获得见解，并对见解进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习得人生要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研究，正是人们实现这一成长过程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对当今时代下乃至未来当中人们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要义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追求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发挥着智慧启迪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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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物理；初中物理

【中图分类号】G633.7

在初中阶段。学生由于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有限，不要求物理学习过程中过多运用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方法。在初中物理教材中曾指出，研究自然界中的力现象、声现象、热现象、光现象、电现象和磁现象等物理现象，找出其中运动变化的规律，并阐明其原因，这是物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1]初中物理较高中物理简单，初中物理教学对许多物理现象注重定性分析，对定量计算要求不高，到高中物理才注重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先辈在进行各种生产活动中不但获得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对各种现象从熟悉到渐渐地有所认识。这种认识活动最终形成了古代的科学知识。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几乎全是中国人自己独自创造出来的，最著名"四大发明"为大家所熟知了，除此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古代科学知识。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发明用以测定地震的震源方向；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有"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叙述了起电现象，既看到静电闪光，又听到放电声；《宋史・僧怀丙传》记载宋僧怀丙曾于宋治平三年（1066）左右用浮船打捞沉落江中的万斤铁牛，"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这是现代起重浮艇原理的最早应用。在明代及以前中国古代物理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欧洲近代物理学的兴起，它才显得落后了。

二、有助于学生物理学习兴趣的培养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物理本身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理科学科，初中学生刚开始接触物理，只有学生对物理有了兴趣，才能会自觉地、主动性学习物理。现在有许多古装剧、穿越剧影视作品流行，在教学中不仅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物理现象、问题与教材中的物理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还可适当地把中国古代物理引入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从方中国古代物理科学方面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在讲滑轮知识时可以讲下我国古代使用的辘轳，古人用辘轳这种简单定滑轮打井水，即联系实例又联系了中国古代科学智慧，增加了学生的兴趣。

有些中国古代物理本身具有其神秘性和趣味性，学生在生活中自然会接触到的一些历史、人文知识，其中就有涉及到中国古代物理科学的。如：在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所以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相助一般，加之祭天时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其实这是明代建造天坛的工匠利用建造在周围的石栏，将声音反射回来，回声与原声混合使听到的音量增大。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表现曹操儿子曹冲才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而真正理解其中物理知识的同学可能很少，曹冲曾经提出"以舟称象"法，正是浮力原理的具体运用。教师结合这个故事讲授浮力知识，在讲故事的同时用浮力知识分析曹冲称象的物理原理。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学习知识逻辑性严密的物理过程中有愉快的感受，又让学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怎不使学生感到物理的乐趣呢？

三、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

引入中国古代物理到物理教学中，寻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是我国学生在学习物理时所需要跨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代表和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心灵和智慧。由于它具有被社会所接受的认同性和稳定性，它对学生对待物理学的认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又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4]而中国古代物理不乏实证、逻辑思辨，如《墨经》是科学、逻辑学和哲学著作，其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用现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物理并围绕教学目标适时引用，更贴近我国学生学习物理的文化环境。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成功的现代民族教育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文化中的因素对现代改革的阻力，而且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教育革新的力量。[5]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学科，古代物理知识同农、医、天、算比较要分布零散得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受到封建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物理学停滞性，但仍然能处在当时的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创独特的实用物理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古代物理学的发展的其显著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不足，这也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善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数学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形式逻辑等应用到物理学中，在注重实用的同时更注重理论的研究。将将中国古代物理引入初中物理教学中让学生在这个过程，明白前人研究物理的优点和不足。"古代中国物理"和"西方物理"在物理课堂上融合在一起，让学生了解学习物理的方法不能像只是对物理现象经验性的描述与研究，学会运用数学工具、逻辑思维等方法学习物理。

四、有利于中国文化弘扬和传承

中国古代物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民族文化烙印，古代物理科学中蕴含传统的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传统的变化是微弱的、渐变式的，然而，中国物理教育的内容、方法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西化了，中国物理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完全运用了西方的教学模式，然而在心理上却在不自觉的运用着中国传统的物理文化观。中国物理教学，无论是大学里进行的物理教育，还是中小学进行的物理教育，都已经在百年来的进程中完全放弃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物理文化。[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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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树勇白欣.中国古代物理学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3]朱瑞丽，刘磐修.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与当代爱国主义[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21-126.

[4]张晓灵.物理文化与中国传统物理文化的边界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