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态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艺术形态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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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艺术的造型一样，公共艺术的造型同样具有具象和抽象两种基本形式。在具象造型中，还有写实与变形之分，通常我们将那种再现性的，即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实状态的描写，称为写实，而将那种非再现性的，即在保持事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人为的同时是超常规的对造型进行夸张变化的描写，称为变形。在传统的造型艺术行为中，我国的造型写实手法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西方国家的写实手法趋于科学，而我国趋于文学，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超自然的自在。而变形则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于材料的特性及其工艺制作。在抽象基本形式中，造型元素的点、线、面元素得到了综合创造，使公共艺术与周围的人文景观环境得到了完美统一。

二、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

第一，结构形式的透视。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是与建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共艺术中，装饰构图的透视一般都被淡化的，有的甚至是完全不考虑透视问题的，也不考虑时间与空间、远景与近景、天空与地面、实景与虚景等造型因素，设计师可以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并根据环境条件自由地结构画画，如果过于强调科学化的透视关系会对建筑本身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二，形的适合。在公共艺术中，形的适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建筑中可用于装饰的区域在形状、大小等方面可能是被限定了的，是一种不规则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作品本身的构图中也需要体现形的完整性。所以，在处理形与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往往要根据某一型的轮廓去创造另外一个型。

三、公共艺术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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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日益增加，而音乐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影视热潮的到来，各种各样类型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竞争之大也不言而喻。因此，很多影视作品除了在角色人选上拼杀，在主题曲创作方面也择优而取。这种发展让很多在音乐上有一定造诣的创作型人才有了施展的空间，优秀的人才汇聚一堂，使得整部影视作品的音乐创作团队愈加优秀。

1.2高科技的合理运用

传统的影视创作中，影视音乐都是由歌手自己弹唱或请人弹奏自己来唱。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了很多高科技器材出现，从创作到编曲到和声，都可以通过电脑软件制作完成，甚至是歌手的每一个音都可以单独做调整，这时的音乐创作省时又省力，也就有更多的好作品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3音乐类型从单一变得多元化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和人们越来越高的审美要求，影视艺术中的音乐作品也开始发生变化。早期的影视作品，大多以古典音乐和较为平和的音乐来烘托，而目前，大部分影视作品中加人了流行因素，甚至更有些影视音乐中掺人了摇滚元素，动感的音乐节奏让观众们耳目一新。此外，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性的音乐，如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戴黄金甲》中的片尾曲—《台》，唱尽了凄凉，恰如其分地衬托了影片到最后的悲惨结局，为该影片完美收尾。

2现今影视音乐的艺术形态

2.1音乐的整体特质

2.1.1内容的特指性

艺术的整体特质都是精髓所在。影视音乐中，音乐的整体性尤为重要。首先，在内容上显现的特指性。音乐是一种不分国度的语音，更能方便沟通。例如，当在你闭着眼睛听音乐时，脑海里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场景，或许是一片幽静的薰衣草地，或许是一望无际蔚蓝的大海，又或许是铮铮铁马黄沙漫天的战场。这些就是音乐所创造的的奇迹。内容所指性是通过丰富的配器、音乐的旋律，以及人物的和声等，让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1.2人物角色的元素化

影视作品的元素是最能抓住人心的，所以影视创作人也开始把各类元素渗透到影视作.pAA中。例如，(新白娘子传奇》大部分都是借助于演唱“黄梅戏”的方式来完成的，让观众在枯燥的观看剧情的过程中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如，由周杰伦导演的作品《天台爱情》，更是被誉为影视业第一部多元素电影，其中有舞蹈、武打、舞台剧等众多元素，为影片的票房贡献了力量。

2.2语汇系统的艺术形态

对千艺术而言，语汇系统的独特性，可以从根本的以一种独特的形态进行支配。影视音乐作为一种跨界的艺术，其语汇系统显得更加的重要。首先就是包容及节奏形态。一切艺术的骨架就是包容，自然影视音乐也不例外。例如，古装戏中的征战、武打，警匪片中的擒拿、枪战，现代剧中的蹦迪、飘车。这些场面，影视音乐都能将场面所具备的动感节奏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影视音乐借助着这一表达要素，可以实现听觉节奏的有效统一;同时，运用较为便捷的方式，将影视音乐的包容性充分的体现出来[[2]。其次就是运动旋律的形态。音乐作品中，最重要的无外乎就是旋律。例如，恐怖片中，跌宕起伏的旋律是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充分利用好旋律，使其在影片中发挥其重要价值，也是一部好的作品最需要具备的。3影视音乐的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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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诞生在以多种概念和方法相互冲击和融合为特征的当代。分形混沌之旋风,横扫数学、理化、生物、大气、海洋以至社会学科,在音乐、舞蹈、美术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分形几何是研究无限复杂但具有一定意义下的自相似图形和结构的几何学,自相似性在自然界无处不在。例如一棵苍天大树与它自身上的树枝及树枝上的枝权,在形状上没什么大的区别,与一片树叶的叶脉,具备同样的相似性质。分形几何揭示了世界的本质,是真正描述大自然的几何学。用数学方法对放大区域进行着色处理,这些区域就变成一幅幅精美的艺术图案,这些艺术图案人们称之为”分形艺术”。

”分形”一词译于英文,系分形几何的创始人曼德尔布罗特于年由拉丁语只一词创造而成,词本身具有”破碎,,、”不规则”等含义。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年他发现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合,他发现整个宇宙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构成自相似的结构。

美的震撼,来自美的源泉。简约是美,对称是美,和谐是美。科学中孕育着美,分形艺术来源于科学,是几何形态的一种视觉美。这点与舞蹈的视觉美是相通的。

我们从舞蹈《千手观音》中,可以领略到局部时空和时空整体之间的一种相似、和谐和统一的伟大美。编导从名胜古迹找到创作灵感,创作的舞蹈《千手观音》,具有动态分形艺术的典型特征,或许这才是该作品引起世界共鸣的内在原因。舞蹈《千手观音》和分形艺术在此牵手啦。

事实上,舞蹈造型的分形特征在群体舞蹈中经常表现出来,如《珠蜡舞》、《珊瑚舞》、《小溪、江河、大海》等等。这类舞蹈给我们的美感正是由舞蹈的时空分形结构决定的。舞蹈是一门肢体艺术,需要从动作和音乐中去体现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不在于动作的本身,而在于动作与音乐的一种融合,更在于舞蹈者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握。从时空上来说,有些舞蹈所演绎的题材和我们的现实社会跨越了上千年之久,不变的就是客观存在的动态分形美。

英国哲学家蔼里斯曾说过“如果我们漠视舞蹈艺术,我们不仅对肉体生命的最高表现未能理解,而且对精神生命的最高象征也一样无知”。在哲学家,美学家的眼中,舞蹈艺术已经升化为一种生活,甚至生命的艺术。在远古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比舞蹈更重要的事情了—婚丧嫁娶,生育献祭,播种丰收,马区病除邪,一切都离不开舞蹈。舞蹈成为远古先民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感知世界的手段。新喀里多尼亚的北方,市场店铺里商人轮流出来跳舞以展示他们的商品北昆士兰的居民跳着节日的环舞,一只一只地捕捉虱子非洲喀麦隆的酋长由于背叛被处死刑时,甚至唱着歌跳着舞走向刑场。现代社会的舞蹈是相对于古代舞蹈的萎缩。因此回忆这位艺术之母的历程成了一场追溯生命激情和复兴人体文化的跋涉。德籍犹太学者库尔特·萨克斯从史学的角度,把世界的舞蹈分为了石器时代,上古时期,中古时期,和世纪的华尔兹,波尔卡时代,以及世纪的探戈时代。而在《舞蹈形态学》于平著中,则以整个世界传统舞蹈的文化格局确立了文化圈一中国舞蹈文化圈,印度马来舞蹈文化圈,印度舞蹈文化圈,马来一波里尼西亚舞蹈文化圈,阿拉伯舞蹈文化圈,拉丁美洲混合舞蹈文化圈,黑非洲舞蹈文化圈,欧洲舞蹈文化圈。我们这里谈及的世界舞蹈艺术,主要以欧美的舞蹈发展为主线,范畴界定在欧美芭蕾和现代舞的发展变化,并包含了交际舞,流行舞等诸多的舞蹈现象。

美学与科学即有着巨大的差别,又有着本质的相同。简约是美,也是科学的一种最高形式美

学中的黄金分割律又洽洽是科学优化中的优选法的精髓分形是科学中一种自相似结构,黄金分割律结构也是一种分形结构,舞蹈演员的体型和造型也大都满足黄金分割律,整体舞蹈设计若体现了分形或动态分形特征,就会给人们一种深邃和简约的美感。

”分形艺术’,以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展示给人们,使人们认识到该艺术和传统艺术一样具有和谐、对称等特征的美学标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称特征,分形的对称性即表现了传统几何的上下、左右及中心对称,同时她的自相似性又揭示了一种新的对称性,即画面的局部与更大范围的局部的对称,或说局部与整体的对称。这种对称不同于简单而古板的对称,而是大小比例的和谐对称,即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这一点与”一头牛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中的基因记录着这头牛的全部生长信息”,完全吻合。不管你是从科学的观点看还是从美学的观点看,她都是那么富有哲理,她是科学上的美和美学上的美的有机结合。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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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系统的安全运行非常的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变电站一次设备的安全运行。在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发、输、配电的设备统称为一次没备。这些设备包括输电线路、电力电缆、隔离开关、断路器、变压器等。对于电力的发展和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其在运行过程中有了新的要求。而供电过程中，引起停电检修的原因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次没备的运行问题，一方面故障问题的出现使供电企业遭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用户的正常生活也容易受到严重影响。这就必须针对一次设备的检修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有效处理其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其状态检修工作的实施，才能够维护电力的有效应用。

1 状态检修系统

状态检修是新兴的一种检修模式，其通过诊断和状态监视技术的有效使用，能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通过对故障信息的测试，能够对设备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判断，达到故障预测的目的。在设备状态检修的过程中，整个系统都会通过诊断监测技术所获的设备状态信息进行分析，并对设备的异常情况进行判断，能够有效的预知设备所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故障和问题。这种检修方式在故障发生前开始进行的，系统在检测的过程中，会以设备的健康状态为基础，对设备的检修计划进行总体安排，有效促使设备检修工作的实施。不过，状态检修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再针对设备的检修过程中，企业还会考虑设备的可维修性、可控性、重要性三个方面的特性，对其他的检修方式进行应用，这些检修方式包括：主动检修、定期检修和故障检修，而通过多种检修方式的综合利用，企业能够将其促成一种综合的设备检修方式。传统的设备检修工作注重的是对计划检修的预防性实施，而这种检修体制并不是非常的有效。当所需检修的设备数量过多时，就会出现设备检修不足的严重问题，但如果增设设备检修系统，在设备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又会出现检修过剩的状况。国外的一些进口设备由于使用寿命运行的限制，一般不会进行设备的检修工作。当前的科学发展水平非常的高，将传统的预防性计划检修进行转变，促使预知性状态检修的实现应经非常的有望。对于状态检修而言，其技术的良好应用对于设备的检修工作非常重要，它能够将许多不重要的检修工作去除，对费用和工时的节约作用非常的大，而这样的检修工作就更加的科学化、合理化。

2 状态检测技术

变电站的智能特征所体现的是一次设备智能化的实施，对于变电站一次设备状态检修工作而言，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其工作的落实产生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如《高压设备智能化技术导则》、《智能变电站技术导则》等标准的落实都促使着一次设备智能化的有效实施。在设备检修的过程中，包括了在线监测、故障的诊断、维修的实施等重要环节，而就是这些环节的组成，对电气设备状态检修工作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目前，对于变电站设备的在线监测系统而言，其有效的发展和应用已经得到了进一步推广，而这一系统的有效运用必定会取代传统的定期检修。针对设备的检修，就定期检修工作的实施而言，主要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当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安全因素以潜在的方式出现在设备当中，而一般对于设备的检修，直至检测周期时才能进行检修工作，这便对存在隐患的排除非常的不及时；另一方面，设备状态在良好的情况下，当检修周期达到时，就要停电对其设备进行检修，这就对设备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整个检修过程中，由于设备状态运行记录的缺乏，使得检修工作对设备的具体检修内容并不确定，这就容易在检修过程中盲目的对设备进行检修，不仅对时间、物力、人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其设备检修的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设备的状态检修，是基于运行中的设备对设备状况进行的一种检修工作，所以面对状态检修工作的实施，最为重要的就是状态监测的良好操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促使了电力设备故障诊断技术与状态监测技术的有效发展，这些科学技术包括光纤、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等，这些高新技术的推广都对电力设备检修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对于科学技术的研发，许多国家都得到了一进步的实现，如油中溶解气体的在线监测系统的开发研制对于电力设备的检修非常的重要，其中还包括有泄露电流的在线监测系统和发电机、变压器等局部放电的在线监测系统。

3 一次设备的状态检修

3.1 变压器设备

3.1.1 渗漏油：变压器在工作的状况中，容易出现渗漏油现象，且这种问题的出现非常普遍，我们一般在设备外面看到的发光或黑色液体就是设备出现的漏油状况。配电柜中，若进行小型变压器的装设时，由于渗漏油问题的发生，使配电柜下部的坑内出现许多的机油，且这种现象一般不容易被发现。由于零部件与油箱联接处的密封情况不佳、存在焊件和铸件的缺陷等现象都会促使渗漏的发生，另外，设备受到振动、运行中额外荷重也会影响这一问题的发生。同时，因为设备的内部故障，油温会不断的升高，因油体积膨胀而发生的漏油问题也是非常的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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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昭第《审美形态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人类审美活动划分为前审美、审美和后审美三个阶段，并将现实美、感觉美和艺术美作为审美形态分别置于相应审美阶段进行研究，对传统美学数千年来看似无法统一的或强调现实美、或重视感觉美、或关注艺术美的片面本质论、学科论、形态论，乃至审美形态学理论构想进行了成功修正、整合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审美形态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一、对传统美学本质论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和美学家关于美的本质论仅强调审美活动某一阶段的审美形态，却忽略了其他审美形态，明显存在片面性。或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车尔尼雪夫斯基、蔡仪等仅关注前审美阶段的现实美，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或如伊壁鸿鲁学派、休漠、柏克、康德、杜威、桑塔亚那，乃至吕荧等仅关注审美阶段的感觉美，基本上主张美是心灵活动，是愉快;或如狄德罗、黑格尔、朱光潜等仅关注后审美阶段的艺术美，强调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尤其主观的客观化。所谓美的本质的界定，必须涵盖前审美阶段的现实美、审美阶段的感觉美和后审美阶段的艺术美等所有审美形态，否则就是不全面的。但是任何一种针对某阶段审美形态，却忽略其历史发展的界定，同样是不科学的。而且，任何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抽象和界定其实都不可能是毫无遗漏的，甚至往往以漏失更具有真理意义的本质规律为代价。因为人们总是对已经引起注意的因素进行了概括，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同样有理由成为本质规律但是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的那些因素。所谓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的抽象常常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对具体、鲜活和复杂的形态特征的描述为代价的，而对形态特征的牺牲同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作为真理存在的可能。对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美的本质的抽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可以涵盖所有审美形态的概念，任何概念所能涵盖的只能是具体的暂时的审美形态，而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审美形态乃至审美本质。

郭昭第《审美形态学》对传统美学本质论所进行的修正和整合，不是从最普遍意义上重新获得一定貌似新颖实则仍然不免偏颇和肤浅的本质论，而是创造性地将审美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将各个不同审美阶段的审美形态都作为界定对象，使传统美学数千年来看似无法统一的片面本质论在具体审美形态的描述中获得真理性地位。这就是该著作超越传统美学的一个主要体现。正如他所说:“坚持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有机统一，放弃对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审美形态乃至审美本质的界定而寻求对具有具体性和暂时性的审美形态的描述，是我们所谓审美形态学的一个基本思路。”虽然这种具体描述也非无所遗漏，但相对于最为普遍意义的抽象来说毕竟漏失得少些。

二、对传统美学学科论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传统美学学科论，或如柏拉图、蔡仪和洪毅然强调对美本身尤其现实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是美的哲学。或如鲍姆嘉通、桑塔亚那、高尔泰，甚至李泽厚等强调对审美心理、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等感觉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或如谢林、黑格尔、朱光潜等强调对艺术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以上三种学科论由于强调某一审美形态而忽略其他，明显存在片面性，但最受忽略的是现实美中的自然美。因休漠、鲍姆嘉通、黑格尔和桑塔亚那等对感觉美和艺术美的片面强调，最终使现实美尤其自然美逐渐被贬斥或遗忘。虽然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英美肯定美学已经对黑格尔等否定自然美的学科论有一定程度反拨，但在我国仍有许多人将美学限定为美感学或艺术学。近年来兴起的生态美学虽有所反拨，却因忽视和贬抑感觉美和艺术美而陷人另一片面性之中。

真正全面、完整的美学体系应该对包括现实美、感觉美和艺术美在内的人类审美活动各个阶段的一切审美形态进行整体观照、动态把握和历时性研究。有些著作或教材虽然注意到整体观照，但多停留在基于逻辑关系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阐述层面。郭昭第《审美形态学》将人类审美活动划分为前审美、审美和后审美三个阶段，并将三种审美形态分别放置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相应阶段中进行历时性研究和动态描述，不仅成功修正和整合了传统美学学科论的片面性，而且超越了传统美学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阐述的理论模式，在重视历时性研究与动态描述的基础上，达到了宏观的历时性研究和动态描述与微观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描述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审美形态学体系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动态性与静态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三、对传统美学形态论尤其审美形态学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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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接受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的理论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美学理论。审美是一种情感性的想象活动，能够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审美在神圣的时刻摆脱了目的论的可怕得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锢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支链，因此审美迅速地使客体摆脱了意志的牢固控制并使之带上庄严的色彩”，由于审美具有这样非功利的特征，在审美意识形态在被中国引进之后在80年代，一个刚经历过政治高压的时期，特别是文学急需要从政治的高压中解放出来，于是在80年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开始发展。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远古的孔子就强调文学有政治教育的作用，到五四时期文艺更是承担了发帝反封建的重任，于是有了左翼这样的文学社团的诞生，有了鲁迅这样的通过文学来唤醒愚昧的国民的作家，再到时期的迫害作家的政治运动。文学与政治始终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关系，似乎文学总是在为政治服务，文艺丛属于政治束缚了文艺的发展。物极必反在文学经过十年之后，人们便开始要把文学从政治终解放出来。从1978年开始，在文艺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争，这一论争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被否定，“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种文艺学观念开始酝酿。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酝酿

“审美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在1982年孔智光的文章中，他说“在我们看来，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1983年周波在他得文章中也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和形象性的艺术特点”的字样。1982年钱中文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之所以是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文学是通过语言的审美结构，创作主体的感受、体验而灌注了感情思想的鲜活的意识形式，即审美意识形态，评价文艺应该进行美学分析。他说“文学艺术固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不仅是认识，而且也表现人们的感情、思想，审美的本性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缺乏这种审美的本性，也就不足以言文学艺术，看来文学艺术是双重的”。1986年他又指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态，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重申文艺本质具有双重性质。1987年他又在《论文学的系统性特征中》详细的阐述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其系统本质就是“文学史审美意识形态”。他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了如下阐释：

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但又是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形态。

1988年钱中文又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审美意识形态加以阐述。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类有了语言进而产生了能够传情达意的文字，并通过文字来记录人们的思想感情、传说故事，便产生了审美意识形态，即真正意义上得文学。文学是有审美的、又具有意识形态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充分考虑到文学是一种认识，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又认为文学是人的情感评价，是个人的感性体验，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因此审美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多数学者那里达成了共识。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深化

在“”结束后，学者们开始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僵化口号，钱中文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后，这一对文学的重新认识很快得到以重庆炳、王元骧等一些学者的赞同，他们从各个角度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做出了论证，逐渐增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厚度，使这一理论成为90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

1984年重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概论》中明确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992年重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明确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界定，表述是“文学是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这套教材发行广，使“审美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使这一理论成为文学本质阐述的权威理论。此时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鉴于此重庆炳在2000年发表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第一：“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范畴的整一性和独特性；第二：“审美意识形态”如何接示文学诸方面的特征，包括文学客体、文学主体和文学功能三方面，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所把握的是人的整体生活的联系，是诗意的联系，需要主体的独特的特征和情感的投入，它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真、善、美的排列顺序，把美放在第一位，强调审美功能的关键是“认识社会和接受教导”的前提。这是他对自己理论观点的重申，同时也是对“审美意识形态”原理的深入阐述。2004年重庆炳进一步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审美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审美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溶解性，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历史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可以溶解在审美意识形态中。

王元骧则进一步对“审美意识形态”作了具体深入的解说。1988年他在《艺术的认识性的审美性》一文中论证了审美反应说的各个层面，从对象、目的、和形式三方面对一般认识和审美反映加以区别，完整而深刻的深化了对审美反映的认识。2007年王元骧在《文学原理》进行教材修订时，进一步使认识论和实践论统一的观点在全书得到充分的体现，认为艺术家的想象不仅是认识生活的结晶，而且也是他得理想、愿望的实现。在文学的功能里他主张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统一，文学的认识、教育、娱乐功能是通过审美而由认识过渡到实践。文学的功能也就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

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未来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90年代成为理论权威的同时也迎来了以董学文和周忠厚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反对。首先，他们认为不能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意识形态，董学文指出“意识形态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概念”，用一个总体性的范畴来给总体的一个构成下定义的做法，那就要慎重了。其次又指出不能用“审美”覆盖文学的所有本质，董学文和王建辉认为文学本质是一个系统，“审美”只是其中的本质之一。第三，将“审美”和“意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简单拼凑。董学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在历史中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强调的是前者，这样就漏掉了文学的其他组成；另一方面，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无论是用“审美”统领“意识形态”，还是用“意识形态”统领“审美”都会出现问题。前一种会使意识形态空乏，后一种会使“意识形态”挤压审美。

在目前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争中，我们既要高度肯定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又要客观分析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历史的合理限度，在两方的论争中我们要切实提出发展文学审美形态的建设性意见。

新时期以来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开创性并取得了巨大实效，使文学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出现了新局面，纯文学、大众文化呈现出鲜活、蓬勃的活力，同时也存在着商业的运做使文学失去精神建构能力和对现实文化批判能力的问题。在未来“审美意识形态”的发展中我们要反思、清理，在肯定“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要看到这个理论的不完善之处，通过当前的论争来探讨审美意识形态的发展，寻找理想的出路，让文学真正成为审美的能够陶冶人类性情的文学，从而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育红.当前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综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31卷第2期.

[2] 栗世来.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吉首大学学报，2011，第3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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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

篇（8）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9）

弗洛罗夫斯基毕生遵循圣经和教父哲学的传统，在教父神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由他提出的“新教父综合”理论已成为当代东正教的主要神学流派之一。弗洛罗夫斯基才能卓著，兴趣广泛，除神学之外，他还在生理学、古典语文学、逻辑学、认识论、历史方法论、拜占庭学、斯拉夫学、基督教教义学、俄罗斯宗教思想史、哲学和文化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中，文化哲学问题在弗洛罗夫斯基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他提出的带有东正教色彩的文化哲学思想因其明显的宗教性而在众多文化学理论中独树一帜。

文化学，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学科。该领域内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就是“文明形态论”，又称“文化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就是文明形态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18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西方的没落》，并在该书中提出了这一文化学理论，创造性地将生物学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到了文化研究之中。斯宾格勒把文化的形成比作一种自然变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起伏不平的循环过程。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均为一个有机体，都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过程，也都经历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每种文化都无法避免这一自然运动的周期命运，所以，应该把文化当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他把世界历史视作一幅漫无终止的不断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生物的奇妙的成长与萎缩的图像。此外，斯宾格勒还抨击欧洲中心论，主张文化多元论。虽然身为欧洲文明的一员，但斯宾格勒却并没有从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出发，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我发展形势，任何一种文化类型———即使是最优越、最强大的文化类型都无法最终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它种文化之上。他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弗洛罗夫斯基对自己文化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最早阐述体现在其参与创作的欧亚主义文集《走向东方》中题为《关于非历史的民族》的文章里。在该文中，他首先把对文化的静态理解和动态理解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文化是不能被学会的，更是不可能被掌握和继承的，它只能被个人力量所建立和创造。只有那些对文化进行更新，把传说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个性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对其进行重新创造的人，才能延续文化的继承性。当历史突变停止，意外出现新的存在形式时，文化就消亡了，只剩下一种保守落后的日常生活习惯。而这种生活习惯确实只能通过遗传来表达。日常生活是凝固了的文化，是具体化了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如此，日常生活传统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活力和独立的节奏”。

弗洛罗夫斯基认为“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传统之间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分歧”，在他看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传统是已有形式之间传递和影响的媒介，如“罗马世界的希腊化”或“现代日本的欧化”。而文化层面上的传统则不服从于客观决定，且具有纯精神属性。比如，美国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俨然是欧洲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特性的复制品，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具有极端否定小市民习气的传统和希望确立个人自由的追求，而这正是美国自我意识的真正精神所在。在谈到俄罗斯时，弗洛罗夫斯基则有意识地脱离开其所有的历史多面性，把隐藏在俄罗斯最高文化成就中的东正教精神作为其主要文化传统。在这里，弗洛罗夫斯基为揭示“文化传统”所使用的是现象还原法。他写道:“文化传统是触摸不到的，是非物质的。它的脉络交织于人类创造性精神的深处。创造，就像日常生活传统的相互模仿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文化联系不是靠理智，也不是靠推论分析来理解的，而是靠感觉来感知的，这种感知可以将几个世纪凝聚成一个短暂的瞬间。”［1］(P102)这段对文化哲学的描述在四十多年后得到弗洛罗夫斯基的进一步发展和明确。1964年，在一次关于古罗斯文化的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理解文化的总体原则和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任务。其中，在界定“文化”内涵的问题上，弗洛罗夫斯基指出了此概念的双重性。他认为，文化首先应该是一个描述性术语，是用来说明某个社会或团体的结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既是动态目标和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又是固定习惯的集合。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总有一些标准化的规则可供参考，但要想真正掌握某一种文化，只能通过实际行动，通过为实现某个具体目标而进行的积极努力。其次，他建议把文化当作一种价值体系来研究。在他看来，价值产生并积累于历史的创造过程中，它们总是以某种特殊情境为前提的。同时，文化价值总是追求多面性和广博性。因此，尽管文化价值在本国土壤上根深蒂固，它也可以被移植到别的国家，这样的移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弗洛罗夫斯基还特别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属性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如果说社会有可能会走向灭亡，那么生长于该社会中的文化则可以在其他社会中永恒地继续存在下去。在他看来，各种文化在思想、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伟大成就都是自给自足的，是不依赖于某个特定时间或个人的。因此，弗洛罗夫斯基赋予不同的文化类型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期限，并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可能得以重建复兴的，因为真正的价值是永远不会衰退的。他还指出，正是由于文化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性，文化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也应具有双重性。第一个任务是描述性的，要求研究者对其所采纳的、对本社会历史生活的某一阶段有一定意义的文化价值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第二个任务是解释性的。在这个层面上，弗洛罗夫斯基提醒研究者谨防试图根据某一文化所属的社会历史命运来对该文化进行评价。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应脱离其历史命运，根据其自身的内部结构来进行评价。

正是以这种文化哲学思想为基础，弗洛罗夫斯基产生了对“基督教希腊化时代”文化的永恒意义的信仰。他曾在《基督教与文明》(1952)、《信仰与文化》(1956)和《帝国与荒漠•基督教历史的二律背反》(1957)中多次提出有关“基督教文化”可能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他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必要性在于，信仰不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涵盖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文化层面。人类的个性作为最基本的精神价值是与其形成和赖以生存的文化息息相关的。“尽管历史只是未来世界的模糊预测，但它也确确实实是一种预测，而历史中的文化进程与其最终发展结果有一定的关联，尽管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地分辨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关联。我们应该防止夸大人类的成就，但同时也不能低估人类的创造力。从人类最终命运的角度来看，人类文化的命运并不是无关紧要的”。［2］(P253)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对整个文化或者至少是对某些领域，如哲学或艺术中的文化持类似圣像破坏运动式的态度。他们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指责这些文化是纯粹的偶像膜拜行为。”［2］(P257)在弗洛罗夫斯基看来，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20世纪普遍存在的历史和文化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情绪的高涨在一个方面反映了时展所遇到的困境和人们对时代的怀疑，在另一个方面却标志着哲学和神学思想上的某种进步。因此，弗洛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基督教“文化神学”纲领，即“新教父综合”理论，认为俄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恢复基督教文化，并创造性地利用古代东方教父的精神遗产。

篇（10）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 彰显人性 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 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 《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 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 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