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4: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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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二、各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地域文化代表元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城市都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差异,运用到不同的景观中又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在《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场地景观中大量运用“竹”这一地域文化元素,“竹”文化元素将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展现宗教文化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场地景观采用了大量佛教仿古建筑小品,观众席也铺以蒲团作为“禅坐”,看似粗犷的设计手法表达了独特的“少林”文化。《道解都江堰》演出场地的景观中有两个个元素始终贯彻,分别是装着卵石的“竹笼”和原木三脚架做成的“杩杈”,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以竹笼盛装卵石结合木桩构筑进行截流,这两个元素通过设计演变成各种景观小品。
三、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针对实景演出场地景观,地域文化应贯彻到整个景观规划与设计程序中。一方面是对当地文化历史、演出内容的深入发掘,制定全面的地域文化设计计划;另一方面是景观设计的基础设计,包括主题的设定、园区的规划、景观设施设计、植物选配等,设计全程都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
(一)应用策略
1.根据具体演出具体分析每个演出都有每个演出的特点、亮点,充分了解具体演出的背景、内容以及要表达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运用的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园区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更应该结合园区的实际氛围,要求用恰当的表现配合演出成功。
2.融合实景演出主题内容实景演出的主题及内容是由当地文化得来,它的本身就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宝贵素材,可以直接挑选实景演出里的内容转化为场地景观设计可用的元素。实景演出场地是依存实景演出本身存在的,在景观中运用演出剧情中的地域文化元素能让观众在观演前即有心理铺垫,观演后又能在现实场景中寻回剧中的记忆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演体验过程。
3.代表性元素的运用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和物质元素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文化元素可以提取其精华通过调整梳理转变为精准概况的内容结合到景观设计中,从当地传统历史到色彩偏好,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可替代的元素;物质元素可以挖掘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植物等。从形式、色彩、材质、内涵方面合理归纳,通过设计转换为可实际应用的元素并运用到实景演出场地中。
(二)应用手法
1.布局整体化在布局上合理融入地域文化内涵能使观众在行进过程中对“此时此地”留下清晰明了的印象。布局整体化的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以原始景观为基底,实景演出依靠独特的自然景色为舞台,借用自然天成的优越景色营造出当地独有的景观基底;第二是围绕主要的地域文化元素构建景观空间,一个地方的文化元素是丰富多样的,提取主要的元素进行整体设计布局从而达成统一的认知印象。《印象•刘三姐》的剧场就以原基地上的竹林为景观基底,各种配套设施的设计也充满了“竹”元素。
2.空间情境化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观众融入到演出情境中去,在空间中制造故事情境引导观众在行进时自然步入主题时空。一般来,说实景演出场地的游线为单线或单线循环,可以将当地的文化历史故事视觉化,如用雕塑、景墙、景观小品等形式表达故事内涵,通过组织游线节奏有意识地让观众在情境节点上逗留观赏。
3.细节符号化在细节上主要从造型、色彩、和质感方面将地域文化元素符号化,挖掘文化内涵完成同构联想并建立具体的形象。造型方面可以用重塑、夸张、变形等手段将地域文化原型转换为可用的元素,设计出符合实际场景的景观物;色彩是最直观的视觉构成,从地域文化角度看色彩有着千差万别的象征意义,根据当地的民俗习惯用色特点整理出合理的色彩搭配,有意识的营造有象征性的环境氛围;人的知觉系统对不同质感有不同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联想,通过运用不同的材料控制观众对地域文化的整体认知。如在色彩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量运用了象征佛教文化的明黄色系,《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场地景观根据地域文化在运用红色元素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形成不同的意象符号。
4.手段科技化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创造和融合实景是实景演出的重要亮点,在景观设计中利用高科技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成为景观设计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的科技化场景也随处可见。《印象•武隆》的演出场地中出色的灯光设计是观众感受的刺激点,集散广场上大气浓厚、隧道里的影片投影也是灯光的一部分、观众席椅背的LED灯组成了星光点点,这些都是用心融入了现代科技的产物,提升了《印象•武隆》整个形象的品质感。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国际货币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欧元的诞生,把以美元为主宰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改变成以美元和欧元并列称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币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预言,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种世界货币。联想到现如今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们相信,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硬通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强盛的内在要求,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行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货币一体化(包括货币国际化和共同货币选择)是经济发展、贸易深化及信用扩张的必然趋势,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货币具有统一的形制和统一的价值,但哪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一体化货币则是多元货币竞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之崛起,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获得必须依靠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不仅需要我国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币走向世界,到国际舞台上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争取更大的效力空间,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现实与理论上的逻辑冲突
就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而言,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人民币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具备优势竞争力,其境外流通存在着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背离。所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亚洲金融经济的支点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首先要强化其体现横向交易契约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内质,并在此基础上达成现实和理论逻辑的统一。2003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增长速度9.1%,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已相当于美国贸易总额的41.9%,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来看,已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无论是金融发展广度,还是金融发展深度,均未达到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心存顾虑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滞后,这降低了人民币实际交易的国际比较价值,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行、何时可行还要看其要实现国际化的支撑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资产池”作为支撑(钟伟,2002)。
现实条件的不具备,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论上的分析。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确定的,因而,对货币国际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吸取其它国家本币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有助于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使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三、美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美元国际化的现状。美元无疑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量超过60%;在国际票据市场、债券市场上美国发行债券数额占全球总量的26%(由表1计算所得);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汇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国银行的对外资产中,美元占47%(1998);在国际银行贷款币种构成为35.2%(1999年),美元无疑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计量单位。在国际汇率体制中,采用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其国别货币绝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并不对称,200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约五分之一,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却是霸主,而这与美元国际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关的。
2.美元国际化的进程。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兴的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统一市场正在形成,成为当时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项目投资源。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出欧洲政局的不稳定,大量的闲置资金持有者对本国经济不抱有信心,因而将目光转向美国。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急需资金和技术,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不仅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通过“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价值470多亿美元的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也乘机占领了西欧各国及其附属国的广大市场。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经济上将欧洲各国远远的甩在背后,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也树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限制的“怀特计划”提出,该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通过基金货币单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与黄金挂钩(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黄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洲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44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经过讨论,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3.美元国际化的特点。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巩固和发展了这种优势,继续充当国际货币。
四、欧元国际化的模式考察
1.欧元国际化的现状。欧元国际化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即有策略有计划地成立统一经济区,建立货币联盟,各国放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建区域货币——欧元。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则都大大超过了美国,1999年国际债券市场上,以欧元标价发行的占44.5%,甚至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据统计,仅东欧和西非地区就有约30个国家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2.欧元国际化的历程。欧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欧元的诞生是区内各国协调与合作的结果,这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独特模式。欧元路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前期铺垫及建议提出阶段。1950年9月1日欧洲16国为解决相互之间的货币结算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问题,建立欧洲支付联盟。1969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即《维尔纳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从稳定汇率到实现统一货币。(2)法律制度准备阶段。在1978年4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法、德两国总理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同年12月欧共体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建立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对、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等17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欧共体内部的汇率相对稳定下来,并使各成员国家降低了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调引起的美元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3)欧元一体化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欧共体12国财长提交了《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和固定成员国汇率等重要内容。1991年欧共体12国达成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马约》,规定最迟在1997年1月成立欧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1997年6月欧盟15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分阶段正式启动欧元的日程安排,欧洲货币联盟也如期启动。(4)欧元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有形货币,迅速取代了区域内流通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货币,依靠货币联邦制的强制力,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在10年内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3.欧元国际化的特点。欧元则作为信用货币其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给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启示是:让渡货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形成区域共同体,单一货币必须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纽带,单一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须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在区域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ERM中马克)起主导作用。
五、日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日元国际化的现状。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远远不比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起步较晚。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或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时起,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日元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日元经济开始停滞和倒退,由此日元国际化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以及政府的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还是相对成功的,现如今已成为和美元、欧元一样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2.日元国际化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通货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因日元升值,对外贸易按美元结算就使日本企业产生了汇率风险的问题。把出口贸易由美元结算改为日元结算,就成了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1)日元国际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机的发生,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日元需求。面临日元国际化的发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并采取了“大幅度缓和欧洲日元债发行方面的限制”和“促进日元在太平洋地区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政策报告的提出,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3)日元国际化的最新进展。进入90年代,由于日元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日元国际化已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和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11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标新立异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彻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则,日本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其重点是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行政,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来,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国际化的特点。日元的国际化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80年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同步迅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的放开和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步骤;在其经济鼎盛时期,世界贸易中对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是自然发展的。但是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借助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带动国内金融改革,改变了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特点,从而提高金融业的效率。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是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来,欧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国际化的模式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历史赋予了美元许多先天优势,这是其它任何货币都无以比拟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元经济超级大国的梦想,同时也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今天,任何其它货币想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实现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均衡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美元路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须立足于现实,目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国家四种货币”,即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有统一的国家,而没有统一的货币。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内部货币统一的历史表明,单一国家复本位货币最终是不可维持的。因此,整合“一国四币”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选择。但是这个整合过程在最初阶段很难包括台湾地区,因为两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货币一体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合作的条件,并以欧盟为例,指出欧盟内部有的国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没有阻碍欧元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使然。但是通过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元一体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欧盟各国在政治上就货币合作问题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响到货币一体化的进展,最终才确保了欧元的诞生。目前我国两岸虽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却缺乏基本的政治对话,更别说就货币合作问题达成一致了。因为政治上存在的障碍,使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陆和港澳地区实现货币的统一。这种情况下,欧元的模式无疑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即实现货币的统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各个国家的货币即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人民币的领域不仅限于中国区域范围内,而必须与我国的经济扩张相适应,积极“走出去”,这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在这个层次上,日元的国际化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总体上,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是区域的国际化。参照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发展国民经济,并确保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是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化,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长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就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与美洲一样。
上述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种路径是兼容的。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一国统一的情况下,整合“一国三币”实现货币一体化,应具有比欧盟各国更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决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人民币的舞台是世界的。因而在区域范围内走“日元模式”,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以强势货币支撑我国强势经济的发展战略。“一国三币”整合的成功,将增强人民币自身的整体实力,必将有力推动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加快实现国际化的进程。当人民币在东南亚、东亚、整个亚洲等范围内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发挥主导作用时,这时可以很轻松的整合一直以来游离于人民币势力范围的台币。
参考文献:
1.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世界经济,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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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与之相对应,我国的会计也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是局部借鉴国际惯例阶段。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按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特别是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无法满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方人员会计核算和利用会计信息的要求。财政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这一会计制度借鉴了国际惯例,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主要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分别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以使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会计信息的陈报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特别是1993年两则、两制的实行,为中国企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完成了初步转换,并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更好的协调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1997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的经济业务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发展壮大,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适应这些要求,自1997年至今,财政部已了十余项具体会计准则。特别是2000年,财政部制定了新的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这是一次深层次的改革,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充分协调,是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经验教训
从上述会计国际化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一直积极致力于会计国际化的推进,这20年的努力,我国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需要吸取。
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有:脚踏实地,稳步推进会计国际化进程,实现会计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及时处理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诸多特殊会计问题,注重会计教育与培训等。这种稳健推进的做法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减少了会计规则变迁所可能产生的动荡。
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应吸取的教训有:
缺乏能够指导准则制定的概念框架。导致准则之间缺乏协调,且容易出现朝令夕改现象。与西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相比,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难以真正指导其后具体准则及相关会计制度的制定。《企业会计制度》虽有所改进,但对于会计目标、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及其计量等基本问题的阐释仍显得不够明确。
忽视国情。如1996年6月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中借鉴国外新的会计成果,大量运用了“公允价值”概念,但公允价值的使用需要以成熟的金融市场为条件。当时,我国还没有形成活跃的资产交换二级市场,资产评估随意性较大,债务重组法律法规不完善,大量地将公允价值引入我国,为会计信息造假开了方便之门。2001年财政部对该准则进行修订,基本杜绝了公允价值的不当使用,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利用非货币易进行财务操纵的行为。
准则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如资产减值,现有制度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实际,简单地模仿国外的规定,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等大量需要判断的环节缺乏必要的具体可操作性的指南,导致企业无所适从,许多企业干脆不予计提或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调整。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计准则制定应广泛吸收企业界和会计职业界代表,并加强调研和征求意见。
重视会计准则和相关基础制度的国际化。虽然会计国际化最突出的标志是会计标准国际化,但理论观念的共识,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会计标准执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等均对会计国际化进程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我国会计标准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有效贯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披露监管。虚假陈述法律责任惩治不力、公司治理不完善、会计市场不健全等会计基础制度层面的缺陷,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将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上,而忽视了上述基本制度的国际化。
提高认识
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国际经济潮流,任何国家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的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同样,由于世界各国都加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经济动荡,会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而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进会计国际化,为全球经贸往来和资本流动减少或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和成本,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应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技术革命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并加速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课题。也就是说,会计国际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所面临并应予以关注的问题,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通过会计的国际协调这一过程,各国间的会计差异逐步消除和减少,国际资本时常的效率得以提高,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国家和地区的形象,降低资金成本。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总希望将本国或本地区的标准作为协调的基准,这样可以不费任何力气而坐收协调之利,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必须花费大量的协调成本,包括学习、培训成本,支付外国会计师服务费用和咨询费用等,因此朝哪个方向协调也是一个利益问题,而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选择,因为谁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利益之争将决定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完善教育
为解决好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会计队伍的建设,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道德水平高尚的会计队伍。这就必须提高会计教育的改革和教育水平,即在会计教材、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等方面,应当面向国际化。在过去的20余年中,一些高校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已经开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进行教学等,在我国加入WTO之后,这一项工作应当继续坚持和加强。尤其是随着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已经有了国际会计准则新的体系,我们应当把国际会计准则作为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蓝本。当然会计教学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地重述国际会计准则条文,而应当着重阐述国际会计准则背后所隐含的原理和理念,这些原理和理念应当成为会计教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而不应当局限于特定条文的含义。
由于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懂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以及熟悉软件的应用与维护并能具体操作。会计人员必须加强对准则、制度的学习,逐渐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我国现有的会计人员的全面素质。由于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主观判断,必须提高他们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和职业判断的能力,并且还要重视后续教育,力求知识的多元化。规范和鼓励企业对信息的充分披露,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有着自身特殊的经济结构、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决定了我国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应立足于国情,立足于会计环境,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利用国际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3]佟家栋: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提出来的,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经济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法变革的几大动力
(一)国家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在当今它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这就使国家行使的范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某些在传统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事项进入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规则调整的范围。例如GATI和WTO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谈判来降低关税并约束关税,这无疑就是一种国家经济的让渡。其次,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将越来越多的各国国内政策纳入其视野。WTO协定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就是国际经济条约调整各国国内政策的表现。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确在向市场让步,适当放松了其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但是,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缺乏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资本的扩张不一定能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相反地,会使财富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也不同。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商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跨国公司。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会冲破各种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国,进而也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商人还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为了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国家赋予其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并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转三、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际经济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有新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规则统一的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主体的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惯例。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人们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成为统一的商事惯例,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其次,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一些国家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也推动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
最后,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事实上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2)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
(三)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大为加速。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由此可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只有最终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发展o
(四)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
管理会计从西方引进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国的管理会计在理论与实务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建立还是实务的应用上,还不尽人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没有与我国的国情很好地结合起来建立适应我国文化环境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是其主要原因。因此,探讨我国管理会计运作的文化环境对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与道德规范体系,应是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
一、文化环境对管理会计的约束及影响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管理会计在各国的应用和发展。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管理会计的职业道德规范及管理会计中企业内部责任会计的激励方式。企业文化环境影响管理会计在企业的应用效率。管理会计的职业道德规范是从事管理会计工作的人员提供管理会计信息以保证管理会计目标实现的行为准则,也是管理会计职业化的必要保证。美国全国会计师协会于1982年颁布的《管理会计师道德行为规范》中规定了管理会计师不得违背的行为准则,包括能力、保密、正直、客观、道德行为的冲突的解决等。我国目前尚未对管理会计的职业道德作出规范,但随着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以及各中介服务机构应用的范围日益广泛,管理会计的职业道德规范也必将建立。我国管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应该奠定在我国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守法、诚实、敬业、正直等做人的基本准则与管理会计特点的结合,是建立管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出发点。
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有关利益的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会导致责任会计对于责任与激励处理方式的不同。一般而言,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较为注重强调个体的利益,管理会计责任中心将工资直接与效益挂钩,强调业绩与金钱的对等,但这种情况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我国。首先,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偏重于强调社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向钱看是与社会导向相矛盾的。其次,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感,这一文化背景注定了我们在责任会计的推行过程中,应该将个体的责任与利益协调起来,采取荣誉与利益相结合的方式激励员工。最后,责任的考核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企业控制的目标也不能完全量比,一切按业绩控制也未必就能行得通。因此,责任的考核必须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社会文化环境也影响管理会计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管理会计发展的观念主要有:轻商重义的观念会导致人们对管理会计的偏见;谨慎保守的观念使得管理者害怕风险造成企业报酬偏低;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会导致责任考核中奖惩不明;过分注重社会责任则会抑制人的创造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则忽略包括管理会计在内的现代管理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计划经济管理的观念助长了不思进取、不愿积极面向市场开拓的行为。这些不利因素是我们在推广管理会计过程中亟待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文化不同会导致管理会计应用效率的不同。在行政利益诱导的企业,企业运行的目标是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指标,管理上长官意志代替一切,管理会计的应用效率就低,同时,这样的企业目标决定了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必然要采取一些短期行为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市场价值,不可能运用管理会计去规划企业未来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企业,企业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利用包括管理会计在内的现代管理方法,对企业进行规划,将企业纳入战略发展的轨道上来。在将人看作是权利的工具的专制企业,责任会计就难以推行,也很难将员工的工作目标与企业的目标结合起来;相反,在较为民主及尊重人的个性的企业,则能够将员工的工作目标与企业的长远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目标被自觉纳入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中,为责任会计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氛围。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机制相符合的企业运行机制,进而建立企业先进的文化。
二、应采取的对策
通过对影响管理会计的文化环境的剖析,笔者提出了建立我国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与道德规范的以下对策。
1.我们应根据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制订我国的管理会计道德行为规范。尽管我国尚不具备美国等国那样的条件制定《管理会计师道德行为规范》,但我们可借鉴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考虑我国传统社会文化观,制定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可操作的管理会计道德规范体系,使管理会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传统的文化环境及其塑造的会计人在文化价值观上具有集体主义突出、对不确定因素规避度较强、权距较大、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程度不高的特征,我国管理会计道德行为规范的建立,应结合上述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这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道德规范。研究我国各类组织中人的行为、欲望、动机、并加以合理引导与组织,形成一个和谐的内部管理环境,减少管理中的内耗。应用符合中国人心理特点的管理会计方法,应当成为我国建立有特色的管理会计道德行为规范的突破口。2.我国责任会计的考核应根据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及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而不能全面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
我国的责任会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责任会计存在一定的类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尽管都是在企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指标分解,逐级落实计划。但我国的责任会计是在企业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评比和讨论制定考核指标;而西方国家的责任会计则是由会计专业人员划分责任中心,并根据相关会计资料指定考核指标,对责任中心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其次,尽管都使用一套标准进行日常控制,我国的责任会计是通过限额领料、劳动定员、工时定额等方式进行日常控制;西方国家的责任会计则是通过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方法进行日常控制。再次;尽管都建立了相应的内部核算和报告系统。我国的责任会计采用的是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结合的方式;西方国家的责任会计主要采用专业核算方式。所以,我国责任会计的考核应根据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及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我们应在建立、完善和深化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将厂内经济核算制纳入经济责任制,形成以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体系。
3.逐步营造一个不断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文化环境。
一个严格有效的管理会计制度,必定会培养企业合理的基本价值观,尽管良好的企业文化是推行管理会计的基础,但管理会计的严格实施必然会促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关键在于,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建立在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而管理会计必须围绕成本、时间、数量、差错、员工满意度五个方面测定价值业绩,力求反映员工满意与顾客满意的程度,实现双重满意,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最终通过资产收益、市场份额、边际收益、利润、销售额等方面综合反映企业财务价值的现状及变动趋势,以逐步营造一个不断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文化环境。这里,企业领导对管理会计的重视显得非常重要,若一个企业领导缺乏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力,那么,管理会计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当然,若一个企业领导想塑造一种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文化,那么,管理会计就成为其实现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得到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作用。
4.继续强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应具备的价值观念,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企业文化,为管理会计的良好运行创造一个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
经济法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目标。从20世纪中期传统经济法嬗变开始,各国基于有限理性的认识论假设,基于对自身能力边界的认识和对市场的尊重,进行了一个持续的经济法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变迁和创新,经济法要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在市场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工具的前提下,经济法能够最大可能地反映市场的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二,经济法执法机关能够忠实地执行反映市场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干预法。
因为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这种不完美来自于其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主观方面的因素指公权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会使干预行为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客观方面的因素是指政府自身有限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正因政府在主观上、客观上都存在着不当干预的可能,从而导致干预的法偏离公共利益,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所以只有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和优化,明确政府应该干预什么、干预多少和如何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的修复市场失衡的理想效果。现代化的经济法正是以否定政府的完全理性为前提的,是以对政府干预权的有效法律约束和优化为基础,其表征为在干预范围上主张均衡干预,保障私权,确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在干预目标上严格追求公共利益;在干预目的上,讲求效率至上原则,克服市场失灵,使市场达到均衡;在干预方法上讲求方法的科学性、合目的性。事实上,在现代市场体制中,“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①这是干预行为的最基本规则,突破这个规则将导致破坏性干预,而这个规则的最终确立则完全有赖于对公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优化。
经济法的现代化以对立法行为的规制和优化为必要条件和前提。评价立法行为是否被有效规制和优化的首要标准是“立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趋向于产生良好的公共政策”。②为了能使经济法最大限度地趋向于符合公共利益,必须对立法行为进行规范和优化,使市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转变为有效的、科学的制度创新,同时,经济法的现代化要求必须优化经济法的执法行为。
一、立法决策程序的法定化与科学化
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是指设计一种机制,在最大限度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从法律的视角研究,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决策程序的法定和决策程序的明确化和科学化。前者指决策程序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指决策程序的实质合理性。
(1)决策程序的法定。决策程序法定化有助于高质量经济法的产生。就经济法而言,这种规则不仅要法定,而且要最高层次的法定,以约束经济法立法机构。从经济法历史考察,经济法产生完全源于市场存在缺陷而不能自行克服从而对国家干预产生需求,国家在干预过程中其权力因此大幅度膨胀。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市场作为一种力量对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以使国家的干预具有合目的性,同时也能使私权得到保障。市场对国家的干预之一就是使国家确定经济法的质和量的程序必须由最高层次的法加以规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如果对人缺乏程序上的宪法约束,无论何种政治过程,都不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运用合理的规则约束经济法的制定是经济法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2)决策程序的科学化与明确化。在制定科学的程序时,我们必须转变一种观念,即只要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精神,就必然会有良好法律的产生。这种观念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市场,它是导致有效立法程序制度充分供给的主要障碍。事实上,这种观念存在着相当的不科学性,第一,想做好事和真正做成好事,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第二,“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心”这个假定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现实性。立法者也是一种社会动物,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也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要求我们,其一,不能对立法者高度公益心的期望而减少制度供给;其二,在制定科学的立法程序时,要充分考虑到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以防止非法追逐私利。经济法立法程序的制度设计相当复杂,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我国目前而言,应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改变经济法立法草案的起草机构。在我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法立法草案由各部门自行起草,带有相当的部门利益和短期利益色彩,加上我国目前立法机构存在相当的能力局限,经由立法机构审查的草案可以不经修改或经过细微修改即可获通过。这使正式通过的干预法不能准确反映社会总体偏好。对此,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改变草案起草机构,草案不应由各部门自行起草,而应由专门机构起草。该新机构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但必须确保独立性。其成员除了相关部门的代表外,应以中立的专家为主,还应该有不同利益的代表参与。
第二,有效确立立法机构“议”和“辩”的程序。这种程序能够促进良好制度的出台,但现行制度没有激励代表或委员去深入了解待表决的议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所以很难进行有效的“议”和“辩”。因此我国目前通过的绝大部分经济法在表决时,反对票占的比重相当小,这并不一定是好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变迁相当必要。
二、立法机构信息问题及其克服
信息问题主要指信息不足、信息偏在和信息错误。它们都可能使立法偏离市场对干预的需求。
1.信息不足。立法机构在决策时会面临信息不足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立法机构在收集信息时存在能力限制;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并且边际成本递增;因此导致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实践中许多决策失误都可归因于信息不足。如对法律的移植与本土化的选择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信息问题。因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自身可以轻易地移植,而文化不可能被移植。所以,对移植与本土化进行选择的科学性取决于立法者对制度和相关制度环境的了解程度。而这正是一个信息问题。对立法者来说,信息不足的问题必须加以有效解决,以优化决策。其途径有三:立法机构应设立相关的信息收集、分析机构;改革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取消计划体制下的统计项目,以节约统计资源;增加与国家干预相关信息的统计。
2.信息偏在。信息偏在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一般而言,立法机构所拥有的信息要多于其它主体的信息拥有量,但在特定问题上,立法机构可能会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优势主体因此会滥用优势,作出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对抗立法。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应该使立法机构与其它主体在相关问题上处于信息平等地位。其路径除了加强立法机构相关部门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外,还包括有条件地赋予信息优势者的解说义务并规定违反义务的责任。
3.信息错误。产生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由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这是我国目前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量的报表人为失真,导致最终决策者决策失误。对错误信息的克服途径主要有:优化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程序;严格执行《会计法》、《统计法》和《刑法》,对制造虚假信息者依法严厉处罚。
三、寻租与创租问题及其克服
寻租是指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或确立垄断地位的行为。在国家经济职能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公权的含金量也随之提高,寻租行为因此会大量存在。寻租者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作出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由于寻租者力图促使国家帮助其建立和维护垄断地位和经济优势,以便获取高额利润,故成功的寻租行为不仅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和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导致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仅为部分人服务的政府。寻租与创租问题是不法寻租者和不法创租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寻租和创租问题的克服需要双管齐下。我们认为,克服寻租现象的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其路径有三:其一,在干预经济过程中,国家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市场能比国家做得更好的领域,国家不应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及时退出。这样通过消除大部分租金,使经济人无租可寻。其二,加重寻租者和创租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其各自的违法成本,使寻租者和创租者不敢为。其三,由于刑事处罚的适用对象只是自然人和单位,对国家机构不能适用刑法,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和程序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经济法的制定者将会权衡利益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干预法。
四、用效率观念塑造立法行为,制定高效率的经济法
1.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国家干预的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以被国家所克服。国家干预存在成本,当国家干预不经济时,干预就成为不必要。确定国家干预是否不经济需要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而得出结论。其中,成本包括干预成本和市场缺陷导致的效益损失,收益指通过干预而增加的效益,收益与成本之差若为负值,则不存在干预的可能。所以,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并把该方法法定化,不仅可以杜绝过度干预,而且还可使国家干预合乎市场的干预需求。当然这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适用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相当多的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很难量化,因此也就很难进行利益比较和权衡,这还需要经济学和法学工作者再作进一步的探索。
2.以效率为导向确保干预目标的公共利益性。干预行为必须具有合目的性,必须具有纯粹的公共利益性。因为作为经济法最高价值的效率指的是社会总体效率,而不是区域、行业效率。这要求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单独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国家的一切干预行为应该具有实质上的公共利益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现实中的政府不一定会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斯蒂格勒的政府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的私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所以,以效率为导向对立法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控制,促使其行为具有公共利益性,尤为必要。
3.以效率为标准选择干预工具。任何干预工具都有自身的能力边界,所以,国家在干预时就存在最佳工具的选择问题,如选择使用财政工具还是货币工具,选择直接规制还是间接调控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效率,即最能提高法律运行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率的工具就应优先采用。除了工具的选择外,选择最佳的干预方式以减少干预成本也有必要。美国政府在征收汽车牌照税时,让每个车主在出生之月去主动缴纳以消除拥挤现象,这样既可以减少车主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可以减少政府雇佣的人数,社会的整体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4.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虽然自身存在缺陷,但我们不能抹杀市场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国家作为一种外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必须首先尊重市场,了解市场的内部运行规律,否则只会导致对市场的破坏,使资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在市场体制中,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个体必须是自由,必须能主动对激励作出反应,并能以他们个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价值的财产。这是市场能有效率地运行的最主要条件,所以如果国家在干预过程中破坏了这一条件,将导致市场不能有效运行。
五、经济法的执法行为优化
经济法的执行主要依赖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行政执法可能偏离经济法立法原意,使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终得不到实现。在实践中,经济法执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把执法手段当作执法目的,只关心收费、罚款,而对被收费的对象不进行管理、引导;功利地选择法律进行执法,导致经济法在适用上支离破碎;不对市场及其主体进行有效管理、服务,只着眼于自身利益而对市场主体进行搔扰式的“管理”;某些行政机关没有“利润”观念,只关注干预投入,而不顾及干预产出等。这些不良执法行为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克服。理论界对这些不良执法行为的法律克服多有探讨,认为只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行为约束和外在监督,就可以有效克服。我们认为,对行为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监督必不可少,但这只是从行为层面出发的治标措施。要切实地优化经济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还必须改变政府治理理念,改变政府行为的基本激励机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塑造政府行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的表征是什么?戴维·奥斯本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1)必须促进在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2)把焦点放在后果而非投入上;(3)行为动力来自目标而非规章制度;(4)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5)防患于未然;(6)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众服务,而且也是向市场主体提供催化剂。④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有效的行为约束和监督外,还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改革政府:
1.改变执法行为激励机制。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是利润,而目前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存在相当的问题,它并不太激励政府官员进行创新与改革,而追求工作中的平庸。“在政府中,一切激励因素是以不犯错误为定向,你取得了九十九个成功也没有人注意,但只要犯一个错误你就完蛋了。”⑤这样的激励机制不仅使政府效率受到影响,还使政府行为与民众利益相分离,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使政府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公众利益。
2.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由于国家在性质上属于自然性垄断组织,所以,有学者对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提出质疑,认为引入竞争会导致重复和浪费。但实践证明,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据美国研究公共事业竞争的专家萨瓦斯的研究,美国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要高出35%—95%.纽约市私营承包商收集每吨垃圾花费约17美元,而该市的公共部门却要花费49美元。在市政工程业、供水业、公交服务业、邮政业等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后,无论是资源的节约、还是市场主体的受益都相当明显。
3.引入效率动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拥有效率动机,而这要求政府关注结果而非仅仅行为本身,关注效率而非仅仅资金投入的多少。目前,在政府的行为模式中,成本与产出往往相分离,这种分离会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因为“如果维持一种活动的收入与生产它的成本无关,那么获得一个给定的产出时,就会使用较多的资源,而不是必要的资源,或者为了补偿最初的市场缺陷而采取更多的非市场行动。由于不把进行一项活动的成本与维持它的收系在一起,那么低效率往往受到鼓励。”⑥引入效率动机有利于提高政府行为本身的效率和行为所涉及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法的现代化。但没有制度支撑的效率动机将是一句空话。效率动机的有效引入有赖于合理的制度创新。如按效果制定预算的制度将使行政机关的预算额同业绩挂钩,使行政机关更关注行为的业绩。
注释:
①陆丁:《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②(美)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9页。
会计核算方法是对经济业务进行完整、连续和系统的记录和计算,为经营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所应用的方法。一般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报表编制和会计资料的分析利用等,以下我们称之为传统会计方法;在电算化环境下,为完成会计核算任务而采用的新方法,以下我们称之为电算会计方法。传统会计方法与电算会计方法的综合运用并不断提高,才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必要保证。把会计电算化说成是在计算机环境下传统会计方法的模拟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或结果,而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电算会计方法只有建立在传统会计方法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发展和提高;同时,也要以电算化环境下特有的方法去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一、明确会计主体与会计对象:“建立账套”的电算会计方法
在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中,一般采用通用会计软件来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样,不同会计主体在核算上的差异、不同会计对象适用的具体会计方法必需通过软件的“选项”来加以区别和明确。在应用会计核算软件开展会计核算工作的开始,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系统中建立当前会计主体独立使用的一套核算数据,并明确有关事项以适应当前会计主体的核算要求。这就是“建立账套”,建立账套时,一般至少要明确下列事项。(1)账套编号:为便于计算机的数据处理,以区别不同的账套或据以命名并建立相应的文件夹、数据文件名或数据库名称等;(2)账套名称:一般为核算单位名称;(3)会计主管:电算化系统主管的姓名,以便进行全面的操作授权;(4)启始会计期间:在电算化系统中进行会计核算的开始期间;(5)具体核算方法或计算方法的选用:如会计科目编码规则、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成本计价方法、会计凭证分类方法等;(6)选择所属行业以预置会计科目。以上在电算化系统中称之为账套参数。建立账套完成后,就具备了在电算化系统中开展会计核算的物质基础。在传统会计方法中当然也有账套的概念,但只有在电算化系统中才需要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会计核算方法,在编制会计软件时,需要以特定的技术方法才能实现。有了建立账套这一方法,就可以在同一电算化系统中为多个会计主体完成会计核算任务。这给学习与掌握会计电算化技术、开展记账、划小核算单位并分别进行独立核算等带来了方便。
二、站在电算化会计核算的起点:“初始设置”的电算会计方法
建立账套完成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些日常核算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操作人员设置,将会计人员的职责分工在系统中加以明确,同时使系统具有了合法的使用者;二是会计科目设置(即设置账户),在系统中建立起用于进行会计核算的会计科目(账户)体系(这部分内容在下一部分单独讨论);三是输入初始余额,是指将原来已经存在于手工系统的数据转入到电算化系统中来,以开始以后的会计核算。
初始设置是会计软件中建立账套后必需首先完成的,并且只有正确完成了初始设置,才能进行以后的操作。其中较典型的方式是输入初始余额后要进行试算平衡,初始余额平衡后,正式启用账套。启用账套后即进入日常业务处理阶段,不能再行修改初始余额。
初始设置中的操作人员设置、会计科目设置和输入初始余额都需要采用具体的方法来实现。其效果的好坏对会计核算的大部分内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系统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系统设计水平的集中体现。在应用中,初始设置工作应尽可能做到准确、恰当、周到、细致,才能取得更好的会计核算质量。
三、会计核算体系的建立:“设置账户”的传统会计方法的发展运用
“设置账户”这一传统会计方法在电算化系统中一般称之为“会计科目设置”。账户是会计科目在核算中具体形式。会计科目是会计要素的进一步细化。通过对会计科目开设账户的方法,分别对会计对象的不同内容进行反映和监督,是会计核算的主要形式。在大部分会计资料中(如凭证、账簿、报表等),都要以会计科目作为直接对象来加以反映,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核算体系。
电算化系统在运用这个传统会计方法时,在形式上进行了变通,在结构上进行了突破,使电算化系统的会计核算体系较之手工会计核算更全面、更完整、更合理。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形式上,以“会计科目表”代替了所有分列在不同账簿或账页上的“账户”。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中,数据主要以“表”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设置的账户,还是输入的凭证。“会计科目表”中,对会计科目首先要分级编号并顺序排列;其次以每一会计科目的“属性”来表示该科目所适用的账页格式或核算要求;还有,在会计核算软件中,总是由多个相当于“会计科目表”的部分,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核算体系,它们主要是“会计科目主表”、“部门目录”、“单位往来目录”、“个人往来目录”、“项目目录”等,它们之间以从属或交叉的关系,组合成一个大的“会计科目表”。(2)从内容上,丰富了传统“设置账户”的方法。系统内部处理数据时,以科目编码作为会计科目的惟一标识和所属关系的判定依据,使分级核算更加紧凑、严格、清晰;可以根据需要产生新的账页格式或核算内容:“会计科目表”各部分之间在使用时随时组合,既保证了科目设置的完整性,又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巧妙地解决了事先不可知会计科目的设置。如“营业费用/通讯费”按部门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时,到底哪些部门实际上真的会发生“通讯费”呢,在电算化核算系统中,只有真的发生时,该账户才正式存在;电算化系统中“部门目录”、“往来目录”等,本身可以继续分类或分级,而且“部门目录”与“会计科目主表”之间是交叉关系,有级次的会计科目都可以同时进行“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核算”,即同时具有本期累计发生额、本年累计发生额、余额等概括性数据和含有业务事项(会计分录)的详细数据(明细账),提高了会计核算的详细程度,使会计核算体系更加完善。
四、业务处理的核心:“填制凭证”与“登记账簿”
电算化会计之所以仍然只是会计,而不是另外一个新的学科,就在于它仍然是以形成“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为主要任务形式。“填制凭证”和“登记账簿”这样的传统会计方法仍然是电算化会计系统的业务处理的核心。电算化会计系统与手工会计系统形式上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会计档案的存在形式的不同,这就决定了“填制凭证”与“登记账簿”这些方法的直接对象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使用这些方法时,自然也因其对象属性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在电算化会计系统中,“填制凭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在系统中填制凭证,另一种是手工制好凭证后的输入凭证,两种情形都体现为会计软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输入功能。与传统会计方法相比,电算化会计系统中的“填制凭证”及“登记账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凭证中各数据项根据类型、范围和勾稽关系进行有效控制。如会计分录中的会计科目必须在设置的会计科目表中已经存在,并且是最底层的明细科目;根据当前科目的属性确定是否具有某些项目,如往来单位、结算单据号码等;借贷方金额必须相等才能保存;事先确定的借方或贷方必有或必无科目、非法对应科目等;编号可以自动连续;日期可以限制顺序等。(2)键盘操作较之手工处理的“笔误”更容易发生“误操作”,因而“凭证填制”在操作功能上分为“填制”、“修改”、“删除”等步骤,以进行正确性控制。(3)填好的凭证同样需要“审核”,电算化系统的审核可在程序中再次检验凭证的正确性。(4)“登记账簿”之前可以“汇总”,而不是必须汇总;电算化系统可根据需要随时对任意范围的凭证进行汇总,汇总速度较快且准确;计算机不会因疏漏出现总账与明细账登记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当然在记账之前则不必进行“试算平衡”。(5)“登记账簿”只是凭证数据的确认过程,而不是抄写或复制过程。这一简单的过程明确了“工作底稿”与正式会计档案之间的界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自动化处理的充分体现:“自动转账”的电算会计方法
根据用户定义,由系统自动生成转账凭证的方法称为“自动转账”,它已经成为电算化会计系统非常成熟的方法之一。自动转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从账项数据中取数生成记账凭证,如结转期间损益;另一种是要通过函数进行较为复杂的运算才能得到凭证上所需的数值,如计算并分配应付福利费。自动转账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总账系统(或称账务处理系统)中定义并使用的自动转账;另一个层次是在各个子系统中定义和使用自动转账,如工资系统中的工资费用分配、固定资产系统的折旧费用分配等。“自动转账”一旦完成定义,即可在不同会计期间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六、会计信息的集中与概括:“编制会计报表”
编制会计报表,是会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阶段性地完成会计核算任务的标识性工作。在电算化会计系统中,更给这一传统工作任务赋予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