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诉申请书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4 14:47:11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抗诉申请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JS（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与甘某（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及施某（2008年4月14日患病死亡）三人以前均系某公司，1992年起，三人合伙向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对外以某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对内向某公司交纳管理费。三合伙人之间的大致分工是：施某对外联系业务，甘某对工程进行预算、结算，JS管理财务。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事项的管理并不规范。合伙期间，三人合伙承包了一些工程项目。2007年，由于施某病重去了外地住院治疗，2008年4月14日施某死亡，内部结算无法进行。2008年9月，甘某以合伙人内部未进行结算为由，向贵溪市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
2010年元月15日，贵溪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08）贵民一初字第Y号]，贵溪市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为申请人采取以重复做帐，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领款等方式侵占合伙人财产，应当承担返还侵占财产的民事责任，错误判决由JS将侵占的合伙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的一半计人民币183067.63元返还给甘某。
申请人JS不服一审判决，向YT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0年6月28日，YT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0）鹰民一终字第X号]，YT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故错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一审、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具体如下：
1、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JS有新证据足以原判决。
一审认为：“合伙期间，被告（JS）采用重复做账、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借用他人名义侵占合伙人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其中重复做帐为：市图书馆工程8285.5元、市检察院工程中2888.85元……借用张某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二审认为：“上诉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一、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特别是认定JS借用张某的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1997年，张某承接了三合伙人承包的原贵溪四中工程中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这230570.68元就是付给张某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款。试想一下，工程完工已十多年了，张某做完工程岂肯不领工程款？如果张某没有领走这笔工款，他岂不是要天天找上门来？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浅显的道理，一、二审法院就是置之不理。二审时，JS向法院提交了一分张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收到的23万多元工程款是由JS支付的，但是二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该证明系复印件为由，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现在张某已将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JS，张某也应愿意接受法院质证，该证据足以原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2、JS曾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新证据，法院拒不调取。
本案的最关键的证人张某，因本人在外地工作，无法出庭作证。二审时，JS曾申请法院去张某的工作地调查取证，但是法院却拒绝去外地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3、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原告的要求是分配利润100000元，虽然也注明“以结算后结果增减”，但诉讼过程中并没实际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2300元，这也是按标的100000元计算出来的，以后也没有增加案件受理费__原告甘某没有增加诉讼请求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二审法院却判决JS支付183067.63元，远远超出了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4、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原、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时，原告甘某的委托人王某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告JS的委托人龚某，也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司法部《关于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宜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人的批复》（司复〔2001〕12号）规
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别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人的行为，属于双重，应依据《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予以处罚。”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86号）第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能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13、14条规定：“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身份，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当事人的身份经审判长核对无误，且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审判长宣布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依此规定，审判长应当对诉讼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人才可以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没纠正双重这一违法行为，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人参加诉讼，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程序违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原判决，法院拒不调查收集证据，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而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应当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此致
篇（2）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公司乙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申请请求：
申请人公司甲对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淮民二终字.......号及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19]烈民二初字第......号判决书不服，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诉。
事实及理由：
2019年公司甲与公司乙签订煤炭供货合同，该合同约定：“货到收货地徐州铜山港，含税价800元/吨。”，“货到收货港前一切费用由供货方负责，到港后的费用由收货方承担。”，“第一批货后，结算方式为货到收货港十天一次性付清全额货款。”
公司乙声称：货已交付，公司甲一直未付货款。公司乙提供证据：1、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2、收款收据；3、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4、公司丙2019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5、武维维2019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7、煤炭化验单；8、手机缴费发票及手机短信。
我方对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存在异议。然而，东南运输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证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无法证明我方收到货物。第一，“收款收据”的名称与收取货物的收据形式上不相符；第二，“收款收据”上的填票人“李双”系何人无法证明其身份；第三，“收款收据”上收款人签名无法确认为何人；第四，“收款收据”上无公司甲的公章。数额这么大的一批货物，收货人开具的收货收据形式不合法，无单位公章且签名无法辨认，对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商榷。
证据“武维维2019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首先，是否真有武维维这个人，无法证实。其次，其证明收到恒升管桩港务费，即使此人真实存在，其可有证明这一内容的职能值得怀疑。再者，收到恒升管桩有限公司港务费，缴费人可为该公司人员其无法查实。换句话说，货物是否达到港口的事实此证据都无法证明，更何谈后面的证明内容。
证据“公司丙2019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丙结算收据”及法院“对朱从敬的问话笔录”。首先，“公司丙2019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无该公司公章，该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具有证明力不言而喻。其次，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只能达到证明该公司是与刘某某联系，煤是刘某某的一直在其控制范围内，且在联系时仅有第二人出现，即“姓高的”，此人又为何人仅有刘某某本人知道。至于货物是否由公司丙运到公司甲无法仅凭此证据就能达到证明的目的。运输公司与人签订运输合同仅仅是凭前去联系人嘴中得知是哪家单位需要运输货物，到底真是不是这家公司让他们运送货物，他们是不会要求联系人拿自己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相关证明证明自己身份的。因此，公司丙的结算凭证上缴费人是否为公司甲更无从证明。再者，公司丙结算收据是在2019年10月4日开具的，而“收款收据”的日期是2019年10月2日，退一步说，对该“收款收据”除日期外不存在异议，在没有收到货物之前就签收货收据，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根本无法理解。上述证据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依法均不应采纳。
证据“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与“煤炭化验单”。首先，“煤炭化验单”的日期为2019年9月29日，欲证明煤炭符合质量标准，在一审和二审中淮北市东南汽车运输公司声称没必要告诉对方，检验结果不告诉合同方，其检验的意义何在。其次，“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2019年10月10日及10月3日表明煤炭质量不合格，合同书中约定：“当收货方港口对煤炭验收质量有异议或者其他异常情况时，应将此煤炭单独堆放并在收到煤炭48小时内通知供货方。供货方应在48小时内派员共同抽样送达徐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复验并以此数据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否则视为无异议。”我方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知道货物不符合要求且对方逾期不履行合同，在意识上完全善意的考虑到可能是对方质量不合格，等有合格的煤炭会给我方联系。现对方把其作为证据，针对此证据发表以下看法。首先，合同中明确约定货到港口对煤炭质量有异议，48小时内告知供货方，我方最早对煤炭质量检验是在2019年10月3日，而“收款收据”日期为2019年10月2日，退一步说，即使我方知道货物到港了，在没有检验货物是否符合要求前，忙着花运费联系运输公司把货运回公司，且把货物拉回来后时隔一天再去检验货物是否符合要求，作为正常人是无法理解这一行为的，且在庭中对方主张的这一事实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明。再退一步说，即使货拉回公司了，2019年10月3日检验已不符合要求，超过48小时不通知供货方，等一周后即10月10日再做一次检验，把不符合标准的货物放在家中，等待承担给付符合要求的货物价款的责任，明显是不合常理的。从上更显然表明，公司乙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证据“手机缴费发票及手机短信”。“收款收据”上的收款人签名无法确定为何人，手机短信内容对本案任一事实都起不到证明的效力，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综上所述，公司乙提供的证据大部分不具合法性和证明力，且相互矛盾，无法证明其欲证明内容，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和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遵循证据规则，不尊重客观事实，有法不依，作出公司甲偿付公司乙货款等的错误判决，明显不当。故申请人申请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篇（3）
刑事申请抗诉书再审是为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进行的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1997年，庞君与程冰结识。之后，庞君以做生意，缺资金为由，陆续向程冰借钱，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
2007年5月10日，两人最终确认借款250万元人民币。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庞君因向程冰借款人民币250万元，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套双拼别墅作为借款抵押担保。同日，两人至别墅所在区的房地产登记处办理了上海市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证明。
后来，庞君并未按约还款，当程冰准备诉讼时，却发现抵押物已被夷为平地，而抵押物的拆除与辉明公司有关。
2008年3月14日，程冰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庞君归还借款250万元，支付利息58.5万元、违约金20万元，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7月16日，法院判决庞君归还程冰250万元借款及支付部分利息、违约金，驳回了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看似简单的判决就这样被尘封了多年，却在2011年6月，因案外人的一纸抗诉申请书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开启。
别墅原主带出连环诉讼
向静安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书的是原审第二被告辉明公司的上级公司――辉明集团。辉明集团称，原审第一被告庞君原系辉明集团下属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年12月，辉明集团因资金困难，商业贷款又难以申请，当时的管理层就决定用公司所有的13套房屋产权以“出售”的名义过户给22名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员工，并以此获取银行按揭贷款供公司使用。
当时公司兵行险招，也是出于无奈，因此特别选择了一些值得信任的高级员工，庞君就是其中之一。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掌管了房地产权证、房款发票、契税申报及完税证等一系列原件，每月按揭还款均由公司承担。
公司还与员工约定，该房产不得用于个人抵押。如此多年，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2006年10月，辉明集团资金状况改善，便开始陆续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恢复到公司名下，为表示对员工的感谢，公司还给予了每人一次性的奖金。
但轮到庞君时，他却拒绝了。2007年1月，涉案房屋开始拆除。
辉明集团认为，庞君在获悉房屋被拆除后便与程冰恶意串通，虚构债务，并在明知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件在辉明集团手中的情况下，于2007年4月25日以房地产权证遗失为名申请补办。
随后两人以借款抵押为名，在系争房屋上设定了程冰的抵押权。等到确认涉案房屋已被拆平后，程冰与庞君向法院提出借款诉讼和抵押权灭失赔偿诉讼，妄图以此蒙蔽法院并借助法院判决从辉明集团处获取250万元的赔偿款。
静安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原审诉讼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紧跟着的还有一系列连环诉讼。
在2008年7月16日的判决生效之后，7月21日，程冰立即又向静安法院提出了新的诉讼。他以别墅被辉明集团拆除，致使其丧失了实现债权的保证为由，要求法院判令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其损失250万元。陷入被动的辉明集团，终于忍无可忍，于2009年7月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讼，要求法院确认辉明集团与庞君之间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无效。
之后的两轮诉讼还都经历了上诉程序。前诉对程冰要求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后诉判决认为，庞君与辉明集团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假，获取银行贷款是真，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确认合同无效。
看似大获全胜的辉明集团拿着法院的判决，到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涤除和房地产所有权的变更手续，却被告知，必须提供相关法院涤除涉案房屋抵押权和确认辉明集团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方可办理。
然而，之前的所有判决均未直接否定程冰对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效力，辉明集团对于涉案房屋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仍然无法恢复。
此时，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庞君到底有没有向程冰借过250万元呢？如果借贷关系不成立，那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抵押关系也就不成立，因为从权利不得脱离利而单独存在。静安检察院发现，该起抗诉案件已然成为解开所有诉讼纠纷的关键。
疑似“二百五”的债主
静安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的检察官通过约谈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调阅案卷、研究庭审笔录等，发现庞君和程冰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四大疑点。
疑点一：当事人对借款情形的陈述前后不一，其记忆不合逻辑。程冰在原审诉讼阶段，对借款的时间和单笔数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到了检察院申诉阶段，又出现了第三种表述。尤其对于首笔、末笔借款发生的大致时间，大额借款的情形，均称记不清了，不符合客观规律。
疑点二：若按其所述，借款发生过程则不合常理。庞君和程冰系一般朋友关系，在借款人无任何资信保证或实物抵押的情况下，仅出现单向、多笔的大额借出，却从未有款项还入，长达10年之久，有悖于日常经验法则。
疑点三：大额交付现金的做法不合交易习惯。250万元借款，每笔都上万，当事人不选择安全便捷的银行转账，却全部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
疑点四：缺乏交付凭证，仅凭借款合同不足以认定250万元借款的实际发生。
为防止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双方当事人抗辩主张无明显对抗，借款人自认收到大额资金，并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应审查交付的金额、时间、地点、次数、在场人员、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金状况等细节情况。而本案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凭证，仅有双方自认，以此认定250万元借款事实依据不足。
静安检察院审查认为，系争房屋虽登记于庞君名下，但实际权利人是辉明集团。庞君明知房产所有权实际不属于自己，并与辉明集团已有不得用于个人抵押约定，仍通过补办房产证将房屋用作其借款抵押担保，之后又通过二次诉讼要求辉明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显然，庞君不仅仅存在恶意将上述房屋抵押担保，而且存在虚构借款，以借助司法审判实现房屋抵押权，进而占有辉明集团财产的可能。在检察官的认真核对及对细节的一再追问下，程冰和庞君终于无言以对。
篇（5）
首先,修正案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集中体现在“宽进”:其一,提高了申诉案件立案审查的法院级别。表现在:原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而修正案取消了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其中的立法本意当然是为了解决目前当事人在原审法院申诉难以立案的问题。其二,对法院审查立案的事由或标准进行了明晰化、具体化。民诉法修正案将再审事由从5项情形具体化为13项情形,不仅有利于当事人申请再审,而且明示人民法院审查立案的标准,增强了可操作性,减少随意性,可避免应当再审的不予再审,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其三,对当事人部分案件的申诉期限做了特殊延长。修改后民诉法在维持原规定“当事人在生效判决、裁定后二年内申请再审”的同时,针对特殊情形适当延长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两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这样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其四,修正案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加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修改后的民诉法将抗诉事由从现行法律规定的4项情形进一步具体化为5项情形,并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
二、当事人再审申请条款的模糊之处
根据修改后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该条第二款有模糊之处:其一,此款最后的“原审人民法院”与该款前句“中级以上法院有权审理再审案件”的规定似乎有矛盾。从前句看是明显排除了基层法院审理再审案件,但是从后句看似乎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又可以将再审案件交由原审法院再审,如果这个原审法院是基层法院,怎么处理?所以,对此规定还有待于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其二,该款与修改后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提高审查再审案件法院级别”的立法本意不协调。目前再审环节的立法问题,不仅仅在审查立案环节,更重要的是在实体审判环节。笔者认为,修正案此款规定的出发点之一可能是考虑到最高法院、高级法院难以承受再审的压力,但按修正案的规定,又可能不难改变目前许多再审案件由上级法院裁定指令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审理甚至原审法院再审的状况。如果再审案件都由中级以上法院审查立案并进行实体审判,则能节省司法资源,是最理想的。然而其前提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监庭法官编制的大量增加,否则不可能完成审判任务。
三、当事人申诉期限过宽,法院审查期限过严
修改后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虽然沿用了“当事人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二年内有权申请再审”的规定,但是,这个长达两年的时限,要比二审的上诉权还重要,加上前述的4种“宽进”途径,将会造成严重的“终审不终”现象。 修改后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明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再审或裁定驳回申请的决定。在3个月的时间内很难做好再审案件的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因为再审案件的送达非常困难,不少案件在6个月内都难以把案卷调齐。如果审查时不调卷、不质证,仅仅侧重形式审查,那我们的再审就可能变成大范围的“三审”了。
篇（6）
第一节和受理
第一百零八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零九条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条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一百一十一条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必须受理；对下列，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的案件，在不得的期限内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的，不予受理。
第一百一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状或者口头，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
第一百一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第一百一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
第一百一十五条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第一百一十七条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
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一十八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
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项目和要求。受委托人民法院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书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第三节开庭审理
第一百二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
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第一百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
第一百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第一百二十三条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
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
（四）宣读鉴定结论；
（五）宣读勘验笔录；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一百二十八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二十九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四节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一百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第五节判决和裁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十三章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三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四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第十七章督促程序
第一百八十九条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第一百九十条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一百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一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
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百九十三条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
第一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生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
第一百九十五条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第一百九十六条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
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第一百九十八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
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一百九十九条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第二百条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和已知的债权人，并发出公告。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
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或者和解协议。
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清算组织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织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清算组织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百零二条企业法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公告，中止破产还债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百零三条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还债的财产。
第二百零四条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三）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篇（7）
法定代表人∶王洪瑞,检察长。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以曾经被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关押380天为由,于1997年12月29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被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24800元,并且要求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与同案人王某某、元某某因切割从阳城县城通往东方红厂、三年多时间未使用的电话线路中的1.75公里电线(重1.15吨)一事,被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3月29日逮捕,1995年4月12日由阳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期间被羁押380天。杨培富等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阳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后,以认定三名被告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为由,于1995年4月6日判决宣告三名被告人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三名被告人有犯罪的共谋”为由提出抗诉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告人切割的电话线,因东方红厂搬迁后长期拖欠通话费,已经被邮电局作拆机处理,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危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且杨培富与王某某是在事先通过邮电局同意,并由同为本案被告人的邮电局职工元某某指认后,当时认为该线路的产权属于邮电局的情况下才实施切割行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因此也不构成盗窃罪。该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于1995年6月1日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996年5月20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该线路是随时申请都可以启用的线路,应当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三被告人事先经过密谋盗割此线路,因此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为由,对此案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无论东方红厂的电话线路是否可以重新启用或者该厂是否准备申请重新启用,由于该线路被切割时,事实上是已经闲置三年未用的线路,因此都不能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检察机关所说的事先密谋,是指被告人事先见面一次。此次见面,是被告人想弄清该线路是否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元某某第二日到营业室查询线路使用情况,并当即告诉给王某某,王某某得知后立即去找人的举动。检察机关一直认为此次见面是密谋,经法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也没有补上密谋的证据。认定三人“明知”和“共谋”的证据不足,三人各自的行为又不能构成独立的犯罪,切割行为不涉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也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或者盗窃罪。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月2日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据此于1997年12月29日向阳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赔偿,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2月20日以杨培富切割电话线路的行为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为由,通知杨培富不予赔偿。杨培富不服,于同年3月4日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该院逾期未作答复。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杨培富因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三级审判机关审理后,均确认其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杨培富错误逮捕,杨培富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取得赔偿。赔偿义务机关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赔偿。三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对杨培富没有犯罪事实的确认,其中并无认为杨培富犯罪情节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内容。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引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偿,理由不能成立,该院对杨培富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应当撤销。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被错误逮捕的事实,发生于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延续至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号)第六条中对“上年度”所作的解释是: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自被逮捕之日起至取保候审之日止,共被羁押380天。按照1997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5.47元计算,应当赔偿9678.60元。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于法有据,应当支持。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1998年11月2日作出决定∶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检察院1998年2月20日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
篇（8）
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使强制医疗措施纳入了法治轨道，对保护精神病人自身权益、社会其他正常公民合法权利、促进社会安定有序都具有重要意义。刑诉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检察机关，尤其是公诉部门，在刑事强制医疗的移送程序、申请程序、审理程序、法律援助等程序中，理所应当肩负起国家诉讼和法律监督职能。
一、适用条件及特点
根据刑诉法第284条规定，适用强制医疗，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鉴定的必经性；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身危险性。条文规定这三个条件，表明了立法者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
作为特别程序之一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概括起来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三轮驱动”。即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刑诉法第28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没有程序意义上的救济手段。根据刑诉法第287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第三，庭审方式特殊。控辩审三方的构造不同于普通程序，诉讼人（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法定人在场目的在于通过诉讼的参与权最终保障被申请人的权利。此外，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并非必须开庭审理。
二、对检察机关的影响
新刑诉法生效伊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案件就正式进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受案范围，将会给公诉部门带来不小的影响。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为例，我院公诉一处于2013年1月11日正式受理第一起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并于同年2月5日办结。
第一，刑诉法正式实施后，公诉部门应当对符合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根据刑诉法第285条的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刑诉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全新的程序，公诉机关尚没有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如何审查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如何判断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等等。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案件的办理期限，如遇有需补充证据的情况，应如何延展期限，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办案期限是否也应该规定；鉴定程序是否适用刑诉法第二章第七节关于鉴定的相关规定等等。
第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会成为今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新领域。如刑诉法第289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监督权；人民检察规则第545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权。
三、应对措施
（一）指定辩护
从国家立法和司法解释文件层面看，刑诉法第34条、286条规定指定辩护，主体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
北京市三机关出台的强制医疗实施办法，是很好的贯彻落实法律、体现人权平等原则、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体现。该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强制医疗案件时，涉案精神病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二）司法精神鉴定
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法律赋予公民更多救济手段和途径，才能使得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假冒精神病人逃避刑事处罚和“被精神病”的事件得到有效的遏制。
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前，刑事法（包括司法解释）没有对司法精神鉴定主体作专门规定，有的也只是概括式规定，如高院刑诉解释第532条、人民检察规则第543条第1款第4项、刑诉法第146条。简言之，对于被申请人的司法精神鉴定作出主体是司法机关；如果被申请人及其法定监护人、诉讼人等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那么需要检察机关作出批准。
笔者以为这一做法需要完善，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法》（2012年10月26日通过，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出台，结束了之前混乱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机构的局面，形成了明确的鉴定体系。根据该法第32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对于医疗机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再次诊断；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因此，笔者赞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精神司法鉴定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患者及其法定监护人，检察机关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对鉴定的程序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三）审查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条件有三，其中一条即：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采取了一种开放的表述，检察机关在审查该强制医疗申请时有较宽自由裁量空间，但并不是无章可循。有无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重要前提是精神状态，这涉及医学专业领域，检察机关的承办人对于法律问题进行专业判断，但是对于被申请人精神状态的把握，笔者以为，主要还是需要凭借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家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均有助于判断涉案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性，减少承办人的个人主观上的判断。
（四）救济程序
刑诉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一规定区别于普通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考虑到时间紧迫以及案件非讼性质，实际是一审终审。启动复议程序的主体既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一方，也有因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造成损害的被害人一方，法律如此规定较为全面的保护了被申请人一方。
（五）法律监督
第一，加强对公安机关的启动监督。监督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而不启动，类似于立案监督。人民检察规则第54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程序。
第二，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申请书是否符合要求。强制医疗申请书是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书面文书，根据人民检察规则第543条规定，需要对包括管辖在内的八项进行形式审查，进而提高办案效率。
第三，监督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根据人民检察规则第546条之规定，对于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第332条，对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看出，法律没有对公安办理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期限。因此，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于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就显得十分重要。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在审查申请时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可以将启动程序和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一并进行监督。
篇（9）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共五个条文，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对涉罪的精神病人设置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体现了法律对于公众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及犯罪改造。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只是初步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未就强制医疗程序中具体的操作规程进行详细规定。
一、强制医疗程序法律规定
四个特别程序中强制医疗程序，虽条文不多，基本上涵盖了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主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制医疗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该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暴力行为，后果危害公共安全或人身安全，社会危险性重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些条件的设置表明立法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立法机关出于节约司法、社会医疗资源和防止社会危害的考虑，强制医疗程序从性质上表现出不属于刑罚适用的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范围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有进行强制医疗的必要。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有权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条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实质要求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同时，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这里的保护性措施显然只是一种临时性预防措施，本身并无强制医疗的性质。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本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两个方式：一是申请，即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二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即人民法院在人民检察院未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充分说明强制医疗程序的非讼性质，强制医疗程序不像普通程序那样，依诉权的行使而启动。
二、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
可以看出，处理强制医疗程序案件上程序正义远远大于实体正义。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规定，虽然已经构建了该程序的主要框架，但限于立法条文数量的限制，实践中这类案件是由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办理，在审查过程中中公诉部门如何适用程序，把握申请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的交叉，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以及申请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问题和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检察监督，都因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普通程序的特点也存在很多疑惑之处，明确问题的具体操作已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我们需要就几点关键问题讨论如下：
（一）如何处理好强制医疗程序和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已经失去了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可能性。那么从程序法的角度讲，就有一个如何终结已经展开的刑事追诉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侦查阶段就已经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二种情况是到审查阶段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三种情况是到审判阶段才经鉴定程序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然后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同意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书的，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依据法定不的条件，作出不决定，然后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申请的受理，强制医疗的审判程序也正式启动。在第三种情况下，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已经启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只有到第一审程序完结时才能作出，所以审判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就有两个特点：其一，强制医疗程序只有在第一审程序终结，且对被告人作出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之后才能启动；其二，这个阶段强制医疗程序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
（二）公安机关所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如何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由于这一措施实质上涉及到其人身自由的强制限制，甚至剥夺，那么其性质如何界定，就值得深思。一种思考是定位于行政管控措施，另一种思考是定位于特种强制措施。如果是前者，那么要通过修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有关行政法规来解决。如果定位为后者，则应当明确其程序，包括审批和决定程序、使用何种法律文书、向其法定人告知保护性约束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判组织如何确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而对合议庭如何组成未予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到法院审判阶段，法院才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在刑事案件庭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第二个问题是，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强制医疗程序重点审查的不是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被申请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有无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医学专家比职业法官更有专业优势，合议庭的组成是否会考虑聘请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或效仿英美法系陪审制度回避专业人士的参与。
（四）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到场的有关人员可为哪些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强制医疗毕竟是对被申请人人身自由的重大处分措施，只有让参与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才能保证这一程序最低限度的公正，才能防止被追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不公正地纳入强制处遇，才能避免有责任能力的被追诉人借此逃脱刑法的制裁。参与则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对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所依据的材料，以及应否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发表意见等。
（五）人民检察院应采取何种方式对强制医疗实行法律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以何种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呢？在法律上没有针对强制医疗程序设立上诉审的情况下，抗诉显然不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方式。在现行制度下，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基于法律无明确规定，两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此方式予以明确。否则，刑事诉讼法的本条规定，将会只在纸面上。
篇（10）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指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对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进行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的，出具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并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制度。
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自此，司法确认制度的法律地位得到正式确认。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有以下几点特征：司法确认程序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并非法院依职权启动；司法确认不但审查程序而且审查实体；经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既不得反悔也不得另行，但可因申请、抗诉理由成立而撤销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程序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司法途径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使得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我国相关法律中表明：调解协议经确认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我国法律对法院司法确认决定是否具有既判力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我们不能从既判力的概念出发寻找是否具有既判力的答案，而必须在现实和需求中寻找线索。
《人民调解法》仅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这一种。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这一对象做扩大解释，包括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等组织主持达成的协议都可以进行司法确认。司法确认须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意见》第24条及《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不予确认的案件类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确认身份关系的；确认收养关系的；确认婚姻关系的。
从我国法院目前的实际操作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具体有以下几种。
书面审查方式。在当事人提交申请书、调解协议书、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有关财产权利证明等材料后法官仅仅审查当事人提供的书面申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决定是否确认调解协议；庭审审查方式。法官不仅要审查书面材料，还要让当事人同时到法院接受询问，以便法官了解具体情况。以书面为主，当面询问为辅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审查以书面形式进行，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
就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范围而言，可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体审查两类。形式审查仅仅审查是否超过申请期限、申请确认的事项是否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等事项。实体审查不仅要审查程序性事项，而且要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等等。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司法现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案件数量少；从全国各地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的实践现状来看，由调解委员会达成协议后到法庭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数量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确认制度的宣传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法院与各调解委员会的衔接制度不完善，以至于调解员与当事人对这一制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我国司法确认实践中存在过度司法干预的现象；司法确认机制设立的初衷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为之提供了权利救济的其他选择，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在调解和诉讼方面的实体权利和程序选择权，那么“法院走出去”的做法就可能与调解的自愿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背道而驰。如果积极进行调解，司法确认只会违背制度设立的初衷。
文章最后再总结一下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价值。
首先，司法确认制度保障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司法确认制度将司法权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融为一体，具有成本低、尊重当事人意志、缓和人际关系等优势，使公民可以通过人性化、多元化的司法救济途径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
其次，司法确认制度有助于减轻法院压力。司法确认机制及时弥补了人民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缺陷，使得许多纠纷可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一方面可以大大地节约司法资源，利于法官集中精力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再次，司法确认制度有助于建立司法权威。人民调解发挥了非诉讼调解主体的能动性，司法确认又在群众中确立起对司法权威的信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符合程序的效率和效益原则，不仅不会削弱司法的权威，还可以更好的推动司法程序的最终正义与实质正义。
最后，司法确认制度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司法确认制度能够使得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一方面，势必使得司法的维稳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迫使当事人在调解之初就以一种认真地心态对待自己的权利义务，达成最终的合意，从而使纠纷尽快得到解决，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