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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剧在公共交通空间里聚集了较多的人群与注意力,在循环播放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广告效应层面的持续影响。而由于操作上的一定困难和新媒体剧广告投放商的产品定位宣传考虑,特定场所室内视听媒体的新媒体剧尚不多见,而户外大屏幕电视因为过于嘈杂的室外环境,仍未用于新媒体剧的大规模播放。不过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备和视听播放平台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这种情况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网络剧、手机剧、公共视听载体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是同步进行,彼此渗透。而内容共享、平台多样、追求扩大影响,正是新媒体剧投放的主要特征。
制作力量多元:分营与交叉
新媒体剧拥有多元化的制作力量,既有视频公司的全程参与,又有来自电视台的竞争合作,还有草根大众的积极介入,网状化的制作生态格局是不可回避的生产态势。
1.两分天下:业界自制与草根自制。新媒体剧产生伊始,其草根特质令人兴奋不已。“无论你是谁,均可参与”,这样的宣传理念正是其大众化、草根化特质的体现。然而在草根参与的同时,业界参与更为稳健有力。综观目前实现广泛影响的网络剧《钱多多嫁人记》、《嘻哈四重奏》、《欢迎爱光临》等,无一不是由业界投资制作完成的。个人参与的障碍不是平台本身(因为Web2.0时代的特质意味着大众尽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博取关注),而是在其他方面:第一,资金的投入。尽管新媒体剧较以往传统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投入规模已经大大减少,然而这一趋势并不绝对化。短时长不一定就是低投入。网络剧刚出现的前几年,一集的制作费用仅仅几万元,而现在有很多视频网站自制剧已经开始往几十万元和更高的制作门槛迈进。视频网站拥有自身融资实力、前期广告投入、视频播放收费等多渠道的资金基础,使网络剧实现大制作具备了现实可能。第二,业界的资源整合和同步经营趋势。2010年之前,来自原创层面的竞争相对严重。那些迫切想从购买传统电视剧版权的高额花费中挣脱出来的视频网站,又一头扎进了竞相提高自制剧制作成本赚取宣传噱头的泥潭。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像华扬联众这样愿意充当“第三方”的互联网广告公司已经出现,其任务便是整合网络剧制作力量,实现资源共享,由多家视频网站联合投资,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同步发行,共同分成。2012年3月,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对无论是经营、营销还是内容定位等层面都高度趋同的两家视频公司而言,合并的确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另外,在视频网站创立之初就存在的草根自制网络剧并未消失,它正在被整合进业界制作格局。以网络剧《大学生同居的事儿》为例。最初,大学生周林只是和几个同学制作了用DV拍摄的短片,结果上传网络之后反响火爆。随后,这些年轻人和电视台、网络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专门从事网络剧制作。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始终处在发掘网络视频制作人才的“猎头”状态之中,关注人气高的网友自制视频,洽谈合作计划。像土豆网“橙色盒子”计划中的“6号仓库”规划便宣称“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新媒体剧制作层面,草根是被作为创意、人才资源储备来对待的。当草根成为业界的一部分,那些原本远离制作的“散兵游勇”会迅速被整合进影视市场的洪流之中,瓦解掉曾经的身份,为主流的影视制作提供新鲜血液。
2.双向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的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新媒体剧生产层面正在深度合作。网络媒体打造自制剧试图逐渐培育自身独立的内容能力,电视台则力图保证自己的收视率,继续吸引大众关注,于是一些“视网联动”的新媒体剧应运而生。如今,许多新媒体剧实现了从新媒体平台逆流到电视平台播放(如凤凰网的《Y.E.A.H》);或者由电视平台播放转向网络版和手机版的制作(如《爱情公寓》);也有电视平台和新媒体平台深度合作、联合制作并实现了电视+新媒体多平台播出的情况。2009年,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与新浪网合作完成新媒体剧《因为•爱》,试图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赢。2010年,优酷网整合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推出“恋爱季”的主题活动,联合安徽卫视和湖南卫视,互为补充,同时推出。以上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像《因为•爱》便一举实现平均3.8%的电视收视率和新浪网单日点击量过万的双丰收。2011年5月初,《钱多多嫁人记》登陆数字电视频道,在全国20余家省市电视台播放。同年6月,搜狐视频多部自制剧登陆CMMB,成为手机电视的内容提供商。而土豆网则将合作的目标延伸到了中国台湾地区。2011年9月,土豆网与台北中视传媒签订长期策略合作意向书,其自制偶像剧《爱啊哎呀,我愿意》在开拍时便瞄准了台湾地区的电视播出平台。2011年10月,旅游卫视开办《网剧来了》栏目,开播内容选用《钱多多嫁人记》、《疯狂办公室》等剧集。该栏目的创立代表着电视台求新突破,试图以网络剧内容竞争频道收视率的愿望。电视台和网络拥有各自受众群体,二者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节目的覆盖面,聚集拥有不同收视习惯的观众,将节目的多次传播嵌合于多个平台,优化视频资源配置。影视剧集的播放平台并不仅仅是竞争的关系,电视台和新媒体之间既有原来的影视内容买卖,也有目前的平台合作。在未来,电视台和网络、手机、公共视听载体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有望看到全媒体播放的深度跨界作品。
目前的网络剧大多由视频网和影视公司策划制作,但是电视台传统电视剧制作播放的龙头地位仍未改变,它与视频网站的合作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深化。国外的情况大致相似。美国三大商业广播公司之一的NBC便积极打造自己的网站,在建立数字平台的同时还与AOL、Myspace、MSN等网络门户合作,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节目内容。维亚康姆旗下的MTV网站上专门提供用户原创视频,实践视频门户功能。国内电视台近年来几乎都成立了自己的专属网站,提供电视频道节目的部分内容。电视台自身的网页具备了与电视台实体勾连的品牌实力、电视节目内容优势、资金技术和版权优势,然而这些优势同时又是双刃剑。电视台的品牌实力和电视节目优势会让大部分希望看到创新、即时、富有创意的视频的观众敬而远之,而视频网站的草根定位、原创内容和品牌形象往往更能吸引网民。尽管电视媒体的专属网页同样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但是一方面出于电视台的自身定位和制作特点,另一方面出于既有体制下的惰性思维,目前电视台网页仍主要承担着电视节目内容吹鼓手的功能,缺乏网页内容的独立原创制作。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台目前已经开始重视网络剧的发掘,购买一些热门网络剧在电视频道播放,将其整合进电视节目的范围之内。此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电视已经形成规模。这其中包括:人民网、新华网视频业务和由各级电视台开办的视频网站;由商业门户网站开设的视频业务,如搜狐视频等;由商业垂直网站如优酷土豆网、PPTV等提供的电视节目回看或在线播放等。在这样“三分天下”的网络电视阵营中,新媒体剧正在成为网络电视节目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静态观看到双向互动:互动剧
依托于Web2.0的交互特质,新媒体剧具备鲜明的互动性叙事文本特点,不再是静态的被动观看,而是主动选择的点播行为,打破了传统电视剧的单向观看模式。在网络通畅的条件下,用户可以选择任何网络剧,不限次数,从片头、片尾或者片中任何位置开始观看。在博客、微博、手机互动平台的支持下,观众可以即时发表评论并交换看法,也可与投资方提供的信息交流碰撞,甚至和原创团队、明星演员进行交流。2008年,由凤凰网策划推出的网络剧《Y.E.A.H》中,采用了由观众选择决定剧情走向的模式。《Y.E.A.H》每周播出5集,新一周的剧情由上周周末观众投票结果决定。摄制组预先摄制了多种剧情发展模式并提前拍摄完成,根据观众投票来选择具体播出内容。网友在掌控剧情的中持续关注该剧,一度表现出了巨大的参与热情和澎湃的原创能力。2008年至2009年,香港林氏兄弟制作的两部互动剧《电车男追女记》和《宅男最后的120个小时》先后推出,剧中广泛采取“A或B”的选择方式,以便由网友掌控剧情,推出后引发了广大网民参与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国内新媒体剧在这方面的尝试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索。比如,观众的创造一旦超出原有构想的框架范围该如何解决?观众除了“选择选项”之外是否还可以实现更加随意化的即时性创作?技术层面是否可以实现类似游戏叙事的多空间、多线索并存?此外,新媒体剧的互动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交互设计方法体系
交互设计是以客户为基础,提供有效、高效,有用、可用和易被采纳的服务设计。参与用户调研融入用户体验是非常必要的,交互设计者要收集调研资料,统计体验回馈,进而调整产品的战略战术。多数用户需要轻松且解决问题的体验,“轻松”是对于用户来说的。为此,设计者应该调动一切力量,去完成并提供这样的体验。产品是没有生命的,需要设计师去定义,去赋予它生命,而且在用户需求基础上使产品具有独特的表现力。例如手媒产品,产品本身的反馈机制用户在一个页面逗留多久,在观看图表的哪个节点退出,这些信息就像被安排好的有秩序的邮件,最终传输到终端处理器,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和用户的真实需求不符,表述不清,逻辑性混乱,相反还会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例如,乘坐地铁需要通过售票机,点击目的地,投币购票,然后拿着票进站上车,如果这一流程清晰合理,顺畅无碍,那么它也是一个合理可行的交互设计,服务也就达到了目的。分析数据也可以算是了解用户需求的一个途径,但数据往往与用户想要的相差甚远,所以设计团队要注意每个细节,而且在收集整理数据之后要做及时调整。总结以上,设计者如完成良好的设计必应思考五个原则,以用户为中心,团队合力创造,按顺序执行,真实呈现,顾全整体性。
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的研究
如何设计一个体验良好的不对等沟通机制,是信息与交互设计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思维方法。现今的产品,服务与系统越来越适应使用需要情境和积极主动地配合用户的行为动作,甚至为用户想到下一步的预案。新式的交互方式开始转变人们对传统产品设计的认识,例如用双手多点触摸的方式放大照片,用手在空中上下划动的方式,滚动网页相对于滑动鼠标滚动方式,这些设计是基于人的行为习惯创造出来的,让用户感到心切,操作愉悦。交互加入体感手段,这便是是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体交互设计帮助用户和产品,服务与系统交流的手段。体感交互意味着人体与有形物体的交互,在体感UI里一定会找到可握持和可触摸的元素。相对于基于电脑屏幕的人机交互而言,会更有效地帮助设计开发和提高用户与产品的交互模式,因为体感交互显得更亲密,更简单,更通情达理和更具有美学意义。
用户在服务过程中,以时间为维度与相关触点产生关系并形成体验,从服务前的期待到服务中的体验再到服务后的评价,形成服务的闭环。不要在意用户提出的具体产品功能,抓住他们真正想要的。用户要的是能争取最大利益,要的是稳定和高质量,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他们的信息出现在各个媒体上,并有效的传播,这些需求才是我们真正的关注点。
新闻教育是培养记者德性伦理的重要途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赵心树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重视”。①
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教育的交流对话日益增多。大卫·卡拉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中,培养强烈的道德观念是最基本的开始”。②黄鹂、吴廷俊在《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一文中指出,“技能训练、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学术性三种因素构成了教育的职业化思想。”③此外,还有张咏华的《面向新世纪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美国两所大学新闻伦理学教学新尝试之启示》等,都对美国新闻伦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闻学院,也是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新闻学院。”李建新的《密苏里新闻伦理教育的内涵及借鉴》(《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在对密苏里新闻教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院新闻伦理教育的诸多问题,并在对比中发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不足,给出了改进的建议。
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界关注美国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炜佳在《浅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视听》,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职业规范,其实质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吴果中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中指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新闻业史的发展及其专业水平、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而发生衍变,并在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等方面渐渐形成悖论,由此体现出西方新闻与政府、大财团及个人利益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④
中国新闻事业在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成分时,必须解决好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府体制的矛盾关系。王学成在《“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独立)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⑤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及其研究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
关于美国新闻界的自律途径
中国学者对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有一定的关注。
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中,以专门的篇幅研究了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肖志峰在《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中,从史学视角总结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新闻自律的途径,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⑥
关岩德在《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中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等,同时指出美国新闻伦理的阶级性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⑦
对典型个案的研究与反思
中国学界对坚守职业理念的美国记者和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对普利策、威廉、李普曼等名人的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
美国典型的职业道德案例是反思的热门话题。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给美国新闻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被认为是美国媒体的灾难性事件。
董芳芳在2006年第8期《新闻知识》撰文《美国媒体如何走出“丧失信誉的一年”——析〈纽约时报〉重振公信力五大举措》,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赢得读者信任的根本保证。
陈俊妮在《理解阿巴斯谴责〈纽约邮报〉——美国学界对〈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死亡摄影作品的讨论》(《新闻记者》,2013年第1期)中,综合分析美国学界针对2012年12月4日《纽约邮报》以头版整版方式刊登一名男子即将被地铁列车碾轧的图片,并配以耸人听闻标题的争议事件,认为媒体应通过全面审视可以利用的可能性选择,以同情和尊重的情感报道,来实现讲述事实与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结果。
考察记者面临的职业伦理冲突
商娜红在2004年第5期《中国传媒报告》上发表《美国新闻的职业危机和新趋向》,聚焦当今美国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并透视了新闻职业发展的新趋向。
黄旦在2000年秋季号《新闻大学》发表《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指出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沈浩在2002年夏季号《新闻大学》发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关注现实对新闻伦理的影响。
刘美君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拿来主义”:浅析美国商业报纸以及探究现实中的新闻理想》中,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美国报纸积极应对挑战的现状,剖析了中国报刊的商业化倾向和记者的社会角色认知。
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面对职业伦理与新闻实践的冲突,美国新闻人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应对新闻界出现的新闻失范问题?潘青山在《中西新闻伦理道德比较》(《声屏世界》,2003年第10期)一文中,比较了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不同表现和相似问题。闫景芹的硕士论文《中美新闻采写的新闻伦理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通过中美对比的方式,探讨记者在新闻采写中所面临的新闻伦理现象及其解决的途径和对策。
陶丽在《中西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之比较》(《新闻世界》,2013年第5期)中,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2009年修订)和《美国职业记者协会道德准则》(1996年修订)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新闻伦理与法规的异同。
此外,还包括张殿元的《透视中西方大众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10期),姜玉华、郎劲松的《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差异表现》(《新闻传播》,2005年第4期)等。
综上所述,对美国新闻伦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连续性和体系性不强,大多集中在个别议题上,因此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赵心树 阴卫芝:《“心中之规”最具道德权威——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答问》,《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12期
②【美】大卫·卡拉特尔著,党芳莉编译:《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③黄鹂 吴廷俊:《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④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⑤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2、 皮朝纲主编:审美与生存棗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M],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28页。
3、 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33页。
4、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9页。
5、 参见《辞海》(哲学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25页。
6、 参见韦政通编著:中国哲学辞典[M],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3月31日,第227页。
7、 参见刘纲纪著:周易美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二、三、四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8、 据[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以前研究《周易》的著作仅有8部,宋代则剧增到63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四卷本,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的分卷情况看,宋以前包括《周易》本身分为第一卷,宋代易学就占据了整整的第二卷。书中指出“照《宋史·艺文志》著录,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和程颐等;有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他们都精通易学,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周易》的”(第二卷第5页)。还阐述了“易学”与宋明理学(书中使用的是“道学”)各学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卷第8页)。朱熹站在理学派的立场,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总结(第二卷第325页)。
9、 转引自《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498页。
10、 参见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宋元学案》第482页。
11、 参见周敦颐《通书·顺化第十一》《宋元学案》第487页。
12、 参见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99-207页。
13、 [宋]张载著: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版,第7页。
14、 参见牟宗三著:《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75-380页。另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也有类似的观点。“‘太和’就是太虚与万物共存,并通过阴阳二气的感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是‘气’的存在及运动形态的总称,也是宇宙时间与空间的总称。”第103页。
15、 《张载集》第7页。
16、 《张载集》第24、376页。
17、 关于二程思想的差异性问题争论是比较多的。将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作重大分别的代表是牟宗三。可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8、 程颢 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9、30页。
19、 同上,第17、15、13页。
近年来,上海杂技团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和艺术创新,从创排《太级时空》、《时空之旅》到《雕刻时光》、《欢乐马戏》,努力实践一条符合杂技艺术发展规律的改革创新之路,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原创的《时空之旅》剧目2005年9月至今演出2070多场,演出收入超过2.2亿元,观众达216万人次。该剧荣获了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称号。现在上海杂技团《时空之旅》、《浦江情》、《雕刻时光》和《欢乐马戏》等四、五台晚会同时在上海驻场演出,一年演出场次超过1000场,大大提高了演出市场占有率。
一、
三、展望
系部: 专业:
班级: 学生: 指导教师:
1.论文的主要任务及目标
(本部分能够说明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即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单亲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数量在逐年增长,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调查和研究,来分析单亲家庭的现状和主要问题,然后针对这些情况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政策,来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希望能对改善单亲家庭生活情况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撰写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并以理论为指导,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论文应做到中心突出,层次清楚,结构合理;必须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楚,文字通顺;并能进行深入分析,见解独到。同时论文字数不得少于8000字,还要有300字左右的论文摘要,关键词3~5个(按词条外延层次,由高至低顺序排列)。最后附上参考文献目录和致谢辞。
3、设计(论文)的主要内容
以下以《浅析北京社区户外媒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文为例说明:
全文拟分五个部分来研究北京社区户外媒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其中第一部分将阐述研究社区户外媒体的意义: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户外媒体的高速发展,但社区户外媒体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宣传及服务功能。
第二部分将综述北京社区户外媒体的特点及现状,让人们对北京社区户外媒体的现状有所了解。第三部分将对制约北京社区户外媒体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拟从社区户外媒体所受到的各方面制约来进行探讨。
第四部分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发展对社区户外媒体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将重点介绍数十种会在社区大量普及的新型媒体及其所采用的新技术。
第五部分将得出本文的结论:将通过预测互联网、无线通信和数字视频技术的发展,从而得出未来社区户外新媒体与其它媒体将相互溶合为一个整体,成为真正的多媒体,并最终支持新兴虚拟系统的视、触觉控制技术。
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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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度安排
设计(论文)各阶段名称
起 止 日 期
1
确定具体选题
2
撰写、提交开题报告,参加论文开题
3
准备资料、撰写修改论文
4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描述和分析,就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等问题作了解答;并讨论了国内传播应当加强的地方,特别是加强合作研究。 [关键词] 研究课题 研究特点 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 结果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 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 180 46.9% 大陆 98 25.5% 非大陆 82 21.4% 非华人学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总计 384 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 华人学者 非华人学者 混合 总计 新闻 41(58%) 24(34%) 6(8%) 71 广播电视 24(49%) 23(47%) 2(4%) 49 电影 16(39%) 22(54%) 3(7%) 41 广告 15(37.5%) 15(37.5%) 10(25%) 40 电讯 22(63%) (28.5%) 3(8.5%) 35 媒体 14(56%) 8(32%) 3(12%) 25 新技术与媒体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审查 2(16.7%) 10(83.3%) 0 12 新闻与传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传播 4 1 0 5 媒体与青年 2 0 3 5 公关 2 1 1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1 1 2 传播历史 1 0 0 1 媒体政策 0 1 0 1 传播理论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总计 180 136 35 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 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 研究课题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闻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广播电视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电讯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广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电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体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审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传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体与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关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传播理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传播历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体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总计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 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转贴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 研究课题 报刊学报 亚洲广告与营销 亚洲传播 电讯政策 亚洲媒介 传播 新闻季刊 新闻 15 0 4 0 1 2 3 广播电视 3 0 2 0 3 1 0 广告 3 21 2 0 1 0 0 电影 0 0 0 0 1 0 0 电讯 0 0 0 4 0 0 0 媒体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2 0 0 0 信息审查 0 0 0 0 0 0 0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传播 3 0 0 0 0 0 0 媒体与青年 0 0 2 0 0 0 0 公关 0 2 0 0 0 0 0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传播历史 0 0 0 0 0 0 0 媒体政策 1 0 0 0 0 0 0 传播理论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总计 30 26 12 9 6 6 3 三、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 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电讯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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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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