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跨文化传播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

动画；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策略；深远影响

无论是中国动画作品，还是西方动画作品艺术，都会在无形之中给人类文化水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都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产物，能够推动社会的动画艺术，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创造财富。尽管中西方动画作品中艺术传播的形式各显神通，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同样是运用动画作品来表达艺术的文化气息，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环境的缩影，从而让儿童乃至大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真正的力量，所谓的真善美的真实所在。

一、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1）由于动画的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属于自己心中的动画偶像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简单的动画内容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说：《熊出没》这部动画的兴起，成为多少儿童心中的所爱，家喻户晓。在平常的生活中，孩子都会模仿其中的话语，进行通话的交流。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简单的话语通俗易懂，就不值得一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你通过看动画而有了这些话语感觉的时候，说明你对语言的交流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证明你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进步。动画的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不同的语言，了解许多简单的跨国文化知识、简单的短语，经过反反复复地观看，重复地听取，自然而然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达到了文化宣传的效果，看的动画越多，对文化学习的开展越有利。

2）动画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儿童解决这些生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对于文化交流来说，观看动画让人们在身心愉悦、身临其境的同时轻松地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这个过程既简单又方便，还不需要刻意地去记忆，听多了画面中的描述，自然就刻在脑海中了，至少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动画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好像这些话语以前就见过、听过，仔细回想一下，应该是哪个动画里边主要人物的口头禅吧！而能被我们记起来的这些动画或者是其中的人物，估计都是受我们现在或者以前迷恋的动画所致，相信为了那份执着与热爱，形象生动画面很快就能被我们消化掉，不止如此，印象深刻的语言也很难让人忘怀。比如：《哆啦A梦》、《蜡笔小新》、《火影忍者》、《熊出没》等许多优秀的动画深入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总归来说，动画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画面中经常出现一些常用语言，久而久之自然就变成我们利用的资源了。

二、鉴于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研究一些转型策略

1、根据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等，大力地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动画实际上就是以人民的真实生活为背景来进行描绘，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动画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为此，我们在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地结合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外国人的心理需求等，不断地为文化的互动增加一定的前提基础，从而更好地宣传文化，达到知识的共鸣。

2、需要达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来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为了更快速地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我们需要把握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编码，不能把文化进行分割，或者是背离文化全球化的思路，以、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作为动画传播的思想指导，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相同的文化内涵、思想追求、大社会的美好渴望、全球化的文化要求等，慢慢地缩短动画在各国文化交流之间的差距，最终求得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互利双赢，共享文化资源。

三、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

在中西方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众多的动画学习和观看爱好者，不仅推动了其自身的发扬光大，同时让动画在本土乃至世界领域范围内得到了强烈的认可，间接地影响着更多的人来投入到动画这个文化的学习与宣传之中。但是切记：对于动画画面中积极地、有利于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值得我们宣扬，而那些不健康的、低俗的、不文明的、容易让儿童受伤害的、影响他们身心发展的和学习进步的行为应该坚决抵制，还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宣传活动，告诫儿童哪些该吸收，哪些该果断地放弃。只有把动画精神的正能量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使其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02期

篇（2）

以人的尺度为价值取向，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必然强调各主体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传达。但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出现，人类传播行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信息的自由流通逐步衍生出某些“非人”属性。由于印刷机、无线传输技术、光纤技术、电子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传播技术在传播领的广泛运用，信息的自由流通水平显著提高，大众传播由此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职业，传播者随之演变成一个以传播为业的行为集团。在传播的这个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原始意义上作为意义互动协商的传播演变成大众媒介的独自发言、受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信息单向流动过程，具有主体性与参与意识的受者因此也演变成匿名的沉默的大众。与此同时，传受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演变成传者主动信息进而拥有支配性地位、受者因接收信息而形成对传者的依附性这种不平衡关系。于是，众多普通社会成员由于成为传播受者而几乎完全失去了表达思想、交流其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经验的可能性，他们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基本丧失，其主体性作为的最高表现只能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内容接受或不接受。

跨文化传播的双重鸿沟。作为现代现象，跨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个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在实践中，精于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介。经济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媒介大公司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和文化市场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强有力地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双重鸿沟:一方面，世界化的大众传播对受众主体性的剥夺使传播的交流协商机制受到损害，单向度的传播销蚀了受传者的个体主动性和丰富性，而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一个极度同质化的抽象符号;另一方面，不同质的文化差异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加上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位势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渗透与抵制、曲解与误读，信息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地位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基本准则已经动摇。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悖论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人某种冷战后时代，以意识形态差异为分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诸种以文化差异性与文化误解为根源的跨文化冲突日益成为跨文化伦理的叙事主调。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现代社会“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之间人民之间的冲突”。如果当代最具高度组织性的文化实体—民族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再以其文化本位意识介人甚至煽动文化对立情绪，这种文化冲突就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

实际上，民族国家等文化实体将跨文化传播尤其是跨文化大众新闻传播作为有效手段纳人其对内对外政策体系、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威望，正是20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现象的典型特征，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学创建者摩根索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在摩根索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的政策手段，实施这一手段的国家通过向他国人民兜售、散播本国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与文化形式，努力“征服和控制人们心灵”的方式，以“改变两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看来，世界各国都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倾向，以谋求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在最大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为达到这一目标，宣传性传播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被普遍使用，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沦为宣传，即“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形式，来控制意见”。基于此，20世纪被德国学者韦尔克称为“宣传的世纪”。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个性及其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文化结果迥然不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拥有的主导与支配地位在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成功，透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通过把自己描述的世界现实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阐释世界的方式也在跨文化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有关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的激烈争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及其知识分子一直坚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他们反对建立信息壁垒以阻挠文化与信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通。发展中国家以及英美以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力鼓吹以信息主权和保护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为中心价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论，以反对美国化文化的跨文化蔓延。但正如以解读迪士尼产品的美国支配性而著称的马特拉所指出的，这种新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道义可靠性不足”:“有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义创建统一信息的通讯社，同时也不放弃在内部压制言论自由、拘捕记者、禁演电影或电视节目。”马特拉看到，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新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其国内藏污纳垢的避难所。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正当性的反证，吉登斯注意到阿富汗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法对于妇女着装、举止及私人事务的严苛规定。他问道:“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习俗和行为都同样合理?”通过对当代文化简单考察就可以发现，在世界某些文化体系内，种种否定个体价值、否定人的主体性意义的反现代文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样，如果在跨文化传播中片面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反现代现象伦理价值的肯定。而且，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每个文化体系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尊严，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低位势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应，就其消极表现可能是关闭文化边界，以杜绝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就其积极表现则可能是把维护本文化的绝对尊严推向极致，从而走向种族主义以抵制、对抗甚至攻击一切异己文化。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目标

在当代情境下建设符合“为人”的跨文化传播伦理基本准则，我们必须在信息自由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超越其片面性并寻找新的道路。但是，由于传播参与者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挑战其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所带的心理不适，避免种种外在和内在的文化冲突，实现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和意识的跨文化传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强调“为人”的传播，强调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首先必须克服文化身份所赋予传播参与者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放弃自身文化作为评判他人及外部世界唯一标准的优先性地位，努力实现克里夫兰所说的“对差异的愉快承认”。

另外，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同样在跨文化传播中通过移情及相互移情发挥积极作用。就其最直观的意义来看，移情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也就是传播参与者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体验他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显然，移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个体主体性的极度发挥。凭借移情，个体在文化界河两岸来回往复，从而获得某种超越自我文化与他种文化各自局限的新的品性，双脚平稳地踏行在文化界河的两岸。

“为人”的传播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这一目标在大众传播成为跨文化传播主要形式的今天，显得尤为艰巨，但也尤为迫切。这一方面源于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处境，另一方面也源于当代社会现实为我们设置一些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全球性议题。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把它们归结为四种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人类需要。史蒂文森认为，当代生活诸如全球经济的运作、全球变暖的科学论证、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的预防等复杂性尽管远远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能力，但文化内爆使它们成为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现代公民需要知道这些专业知识的当今信息，大众传媒有责任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及专家的指导。这种需要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明确的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史蒂文森表明，即使遥远的“他人”也有表述自己需要的权利，对于我们而言则有着倾听这种表述的需要。忽视了这种需要，“我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而，即使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也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篇（3）

一、跨文化传播的动力

人类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传播过程有一个基本规律：通常不是双向的对称换，而是相对强势的文化体向相对弱势的另一文化体的信息输出为主。而且，相对强势的文化体其信息输出总量和信息输出的有效性会随着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综合实力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和提高。到底是什么在影响或制约不同文化体之间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为什么相对强势文化体的对外信息传播会更有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跨文化传播规模和密度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怎么做才能更有效？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实中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泛信息传播行为同样也遵循这个规律。信息为什么能够从信源传到信宿并被目标受众接受？尤其是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人和庞大的文化体系，他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如果没有一种驱动力，信息能够被传播到目标群体并顺利为对象所接受或认可吗？笔者认为，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信息传播也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是需要能量的，信息传播也不应也不会例外。在此我们姑且将这种推动信息传递的能量称之为“信能”。不论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还是香农―韦弗模式，以及其它如环式模式、双循环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和一致性模式[1]等，无一例外地，传统信息传播理论都只看到了传播过程及其主客体，而忽略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信息传播的动力要素，即信能。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信能正是来源于因不同文化体间综合发展实力的差距和文化异质性带来的双方相互吸引和被接受程度上的落差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势能――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势能。

二、文化势能

那什么是文化势能呢？笔者认为，文化势能本质上就是在特定时期内，一个基于更强综合实力或独特文化异质性而获得相对优势地位的文化体对其他相对弱势的文化体在心理上产生的吸引、可信任和被接受程度的总和[2]。它反映的是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的认可程度，或两个文化体之间相互认可和接受程度的心理优势差。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认可程度越高，另一个文化体获得的文化势能就越大，就越容易接受另一个文化体输出的相关信息。

文化势能作为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一种心理认可优势差，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现实社会经济基础。

首先，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不同文明程度和文明形态，从而导致相对优势文化体和相对弱势文化体出现。这种文化上形成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弱势形成文化势能。

其次，世界不同文化体的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各个文化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异质性。文化异质性也是不同文化体之间发生吸引和交流，使自己能够获得对方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认可，奠定自己信息输出所必需的信能――文化势能。即使是最原始的部落文化，它在与其他高度发达现代文化体发生交流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一定的信息对外输出和传播。

文化势能对不同文化体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和效果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具备整体优势的文化体其信息输出无疑会获得较大的文化势能，其跨文化传播行为通常表现出信息输出的自觉和自信，而对来自相对弱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伴有较强的怀疑和抵制情绪，形成信息输入的阻滞因素；与此对应，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体在其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输出无疑会处于心理劣势，对外信息输出也自然表现为缺乏自信和消极，相反对来自相对优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可、欣赏和向往。我们将输出信息一方称为源文化体，对输入信息一方称为目标文化体。当然，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只是相对的，而且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认可和被接受往往是相互的，只不过双方相互认可和被接受的程度和领域可能会不一致，双方存在可能互为源文化体和目标文化体的情况；另外，由于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综合实力消长、文化体发展形态及速度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体的相对优势或弱势地位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中国这个文化体及其灿烂的文化曾领先整个世界上千年，对外一直是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信息的对外传播和输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相对于美国文化体整体上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但并非表明中国就会一直处于弱势，从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中国文化体的优势地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会越来越加强，得到其他文化体的认可及由此获得的文化势能也会越来越多，对外传播的总量和效能也会逐步提高。

三、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

同一个文化体面向不同的文化体传播同样一个信息时，其最终传播效果往往不同。这是因为该文化体对其他几个文化体获得相应的文化势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下列三个因素直接制约着信息输出所必需的文化势能的形成：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决定文化势能的根本因素。更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创造出更先进文化和更高文明成果提供了必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同时也才能提供更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更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体系，从而使自身文化对其他文化体产生吸引力，由此积累并形成文化势能。无论如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其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基础于此的生活方式，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毕竟是世界相当部分人所羡慕和追求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全球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霸权，这与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综合实力上积累形成的全球霸权为基础的。其商业和文化对外输出的总规模和有效性也显然要比其他强大得多。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之间的文化势能在特定时期也受到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现实关系状态的影响，特别是现实政治和军事关系状态的影响。例如，当两个不同文化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或政治冲突时，会严重影响两个文化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会导致强烈的对立。此时，即使在综合实力上明显占据优势的一方也会因此而失去文化势能，直到两个文化体之间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军事关系。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当今的美国和朝鲜，6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在中苏交恶之前，苏联对中国有信息输出的巨大文化势能，无论从工业体系、教育体制到整个制度设计，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子。但中苏交恶之后，前苏联对中国的文化势能显然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中国对一切来自苏联的东西都会产生强烈戒备心理和排斥倾向，苏联对中国的信息输出几乎中断。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的自身文化特性也会影响文化势能。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的长期积累与影响，不同文化体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其中，有的文化体自身包容性比较强，容易接受外来影响；而有的文化体封闭性和排他性较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总体上来讲，伊斯兰文化体相对其他文化体来说，更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他文化体在多数领域很难获得对他的文化势能，对伊斯兰世界的跨文化传播显然要困难得多。相应的，朝鲜作为一个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体，美国对朝鲜的跨文化传播显然要比对当今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要困难得多。

四、对外传播策略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外传播的目标文化体又是如此之多，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文化体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尽可能获取最大的文化势能，以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跨文化传播的规模和效能。

在针对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体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通常需要通过扩大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的价值共识上下工夫――通过普世价值先行，以普世价值实现价值改造和价值笼络，从而逐步稀释和消除目标文化体对源文化体输入信息的紧张和戒备心态，积累目标文化体对源文化体的认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日本侵华历史与中国长期封闭的历史惯性，中国百姓对日本普遍存在戒备和排斥倾向。日本政府、企业和产品在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为削弱中国人对日本及其企业和产品的抵制情绪，很多情况下是将其对华传播定位在“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上，企图有意将日本的发展及其商品输出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并通过为中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贷款、赠款等有助于提高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一些表面的“非政治”措施来建立并巩固这种“价值共识”。事实证明，当时的日本及其企业的这些对华跨文化传播策略是成功的。

在与源文化体严重对立的目标文化体中开展跨文化传播，则应尽可能将自己输出信息包装成单纯技术、娱乐信息，通过技术及娱乐信息消除戒备，避免出现将容易引起对立的代表性价值或文化符号，否则目标文化体将抵制这种文化输入。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控制区域内，一些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美国大片和流行歌曲，虽然受到的严令禁止，但依然无济于事。伊朗2009年内乱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经过长时间经营积累，在伊朗内部成功地培养了一批美国技术信息和娱乐社交网站的拥趸，从而为价值输出奠定了基础。如果在一些与自己整体上存在文化体价值冲突的国家传播自己的信息、推销自己的产品，相关的传播千万不要将源文化体的代表性价值观特别是与源文化体根本对立的典型价值观牵扯其中，否则，会带来恨屋及乌的后果，彻底断送传播效果。

而优势明显的源文化体在目标文化体中进行传播时，应当采取泛化源文化的标志价值或将源文化典型化、抽象化甚至符号化的传播策略，即价值与文化的泛化。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迷信”。当人们对源文化体充满崇拜期望时，对来自源文化体的所有信息通常容易全盘欣然接受，甚至迷信源文化体的一切信息，把源文化体信息作为事物判断标准。例如，在中国这个目标文化体中推销来自欧美的产品时，大多数企业非常注重强调“来自欧美”或“欧美设备或技术”等诉求，因为欧美同中国相比，他们认为是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只要将信息泛化为欧美标签就可以获得文化势能，获得中国百姓认可，从而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同样，在向与中国文化体关系融洽而且并不封闭的第三世界开展跨文化传播时，可以参考借鉴这种传播策略。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参与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前所未有，这就需要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在创造更灿烂文化、塑造和平文明现代国家形象上更是任重道远。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我们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我们自身与目标文化体现实关系状态出发，努力积累和扩大自身文化势能，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不断提高我们跨文化传播效果，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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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1

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它意味着,在表层经济形态之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超乎经济范畴的深层文化机制的运作。

一、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概述

广告文化属性的问题是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广告能否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去，是否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基础性问题。同时，广告跨文化传播实际能力的显现期待着理论的研究，激励着学界的不懈探索。

（一）跨文化广告传播释义。“所谓广告文化,是蕴含在广告运动过程中的,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以广告为载体、推销为动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宗旨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广告文化传播也受其影响,走向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显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原料、资本和消费全球市场的形成，跨文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以及国家民族之间种种交流的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频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能力也越来越明显。

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模式。“广告跨文化传播是以广告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不管有意识地用广告进行跨文化传播，还是广告执行超越了文化疆域，其目的都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超出固有认知模式的限制，准确地理解广告诉求，接受广告传递的信息，收到广告暗示而采取相应行动。”[2]

在模式中，A和B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它们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一般的传播要素：信源、编码、渠道、解码、信宿和反馈。但由于传播过程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也带有文化冲突和融合等特点，体现出文化的互动。

因此，广告跨文化传播需要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在文化A中，信源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条件选择传播符号，进行编码，形成传播信息，也就是广告。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广告必然带上了文化A独有的文化价值特征。在文化B中，受众通过一定渠道接触广告对广告信息进行解码，选择性地理解广告信息，产生态度和行动。由此可见，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等都收到了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呈现不同文化的相应特点，并由于传播过程中文化产生了交汇和杂糅，又使得它们都具有了第三文化的意味。

（二）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首先，文化A和文化B的差异性或可接近性。“霍尔以个人和集体为切入点，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根据信息传播对环境的依赖性大小，将文化分为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文化形态差异越小、越接近的两种文化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越容易。”[3]

其次，“本群体”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也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对其他文化抱有偏见、成见和歧视，对其他文化了解和理解不够，以至编码和信息失误，甚至触犯其他文化的禁忌，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再次，传播过程的操作和传播因素本身也会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编码、信息、渠道等要素都能影响传播结果，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态度等也极大地影响着传播效果。

三、广告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文化边际的有效沟通是广告传播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何既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进行广告传播活动，又能保持民族、本土的文化特色，如何在宣传本土化产品或服务的同时，又能树立起民族文化形象，是广告人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

（一）跨文化整合策略。“文化整合，又可以称为文化融合或涵化，是指当两种相异的文化相遇时，互相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主动了解对方文化的特征，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双方文化共享性的过程。”

（二）文化中的共性策略。应努力去寻找不同文化中人类的共性，如爱、善、友谊、亲情等。广告对大多数诉求对象来说应该是亲切的、易接受的、易理解的，它应该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包容力。

（三）表现形式国际化策略。广告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竞争时代企业实施全球市场战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然的。但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的一模一样化。事实上，要在全球完全相同的广告是很难的，至少语言就是个问题。

（四）实施本土化策略。本土化策略，是指跨文化广告传播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本土资源，根据东道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以适合本土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经营运作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

本土化策略是解决广告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传播效果的矛盾的有效对策，其核心就是广告计划全球化、实施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将跨文化广告传播作为一个连续过程来看，那么计划全球化可以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战略部分，而实施本土化则是信息的战术部分。

参考文献：

[1]陈培爱.广告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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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这一发源于中国的古老的民间武术，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健康的养生理念和神奇的防身健体效果，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时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不仅深受世界民众的喜爱，更是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目前，太极拳已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全世界练习太极拳的人数超过3亿，如此规模的传播态势和传播受众，太极拳的魅力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太极拳已然成为中华文化海外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使者。本文拟从近年来兴起的文化进化理论———模因论出发，解析影响太极拳传播和演变的主要因素，进而讨论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模因宿主的变迁与协同，太极拳模因的适应与接受，太极拳模因的调试与变异，希望对太极拳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探索有所裨益。

一、模因论

模因论是近些年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文化进化理论，它的核心概念是模因。模因被定义为“能够通过模仿而被复制的信息单位”。[1]Dawkins举例说，模因可以是一些音乐曲调、想法思潮、流行用语、时尚服饰、陶瓷制作或搭屋建房等。[2]Dawkins用生物学的演化规则来类比文化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他认为模因的演化包括选择、复制和变异这三个基本过程；模因和基因一样都是复制因子，都可以自我复制，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后者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不过基因靠遗传传递，模因靠模仿传播。另外，虽然模因和基因都具备长寿性、多产性等特点，但是二者在复制的忠实性上则有差异，[3]这是模因和基因最显著的区别。基因以遗传为主，它的复制过程像是拍照，[4]其变异是有限的，因此其传递明显表现出复制的忠实性；相反，模因复制是信息表征内容的一个组合过程，类似于构建拼图游戏。[5]再者，模因通过模仿来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往往也会因宿主的主观意图或生存环境而出现变异；或者说，模因借助宿主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为模因添加了某些改良或创造因素，形成了模因的变异。[6]所以，除了模因复制本身的特性所致，宿主这一媒介的存在是模因变异的另一个促成因素。

二、模因与太极拳的传播

(一)太极拳模因宿主———太极拳传播的主体

宿主，又称寄主，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模因能够像基因那样得到继承和传播，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由于散播模因的人继续携带模因，这种传染就被理解为复制，即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产生模因的复制条件，使这个人成为模因宿主。[7]太极拳模因宿主即为太极拳的传播者，是太极拳传播的主体和媒介，他们不但负责直接传播太极拳，而且宿主的主观能动性和太极拳的变迁会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陈氏太极拳发展至十四世陈长兴这一时期，在传播人群和地域上先后实现了突破，是太极拳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陈长兴在河北永年的陈德瑚家设武学时曾一改不传外人的规矩，教对太极拳有执着追求的弟子杨露禅，杨露禅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河北永年县，后入京城授拳，成为把陈氏太极拳传入北京城的第一人。杨露禅又在陈长兴太极拳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删去了陈式太极拳中的一些激烈动作，经杨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得以定型，成为今天的杨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后又派生出吴氏太极拳。无独有偶，在太极拳发展史上有过杰出贡献的还有陈氏十五世陈清平。他因深知赵堡太极拳限于一隅的状况严重地束缚了赵堡太极拳的发展与创新，于是打破门规广授门徒，其中包括温县赵堡镇人和兆元、陈辛庄村人李景延、南张羌村人李作智和河北永年人武禹襄等，他们四人后来创编了和式太极拳、忽雷架、腾挪架和武式太极拳。陈清平也由此成为太极拳发展史上培育出四位太极拳流派创始人的第一人。陈长兴是把陈氏太极拳向外传播的第一人，他打破了陈氏太极拳以往纯粹的家族式传承，使得太极拳的传播不再局限于温县及周边一带，得以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传，也促成了太极拳的传播地域从陈家沟到城市的变迁。陈长兴和陈清平敢于主动打破“陈家沟不传外姓”“赵堡拳不出镇”的门规，他们在传承祖传拳术的同时大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成太极拳传播范围的突破和后世太极拳流派的诞生。作为有代表意义的太极拳模因宿主，他们自身具有的胸怀和胆识等主观因素曾为太极拳模因的传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太极拳的传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作为传播主体的模因宿主不但可以决定模因传播的对象，甚至还可以将个人的主观意愿附加于模因之中，因此太极拳模因复制的忠实性是有限的，这也是促成太极拳演变发生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模因宿主在太极拳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外，由于太极拳模因是融合了多重模因的模因综合体，对于个体模因宿主来说，完整系统地复制太极拳模因并非易事，他们在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倚重而非全盘吸纳，这就使得太极拳模因的传播很难完好地保证其系统性。再者，作为传递太极拳模因的宿主一方，其具备的技能水平和基本素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太极拳的传递。因此，太极拳模因的综合性和模因宿主的局限性决定了太极拳的传播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过程。

（二）太极拳模因的适应和变异———太极拳演变的根源

模因能否适应所处的环境是模因能否成功复制和传播的直接决定因素。自陈氏九世陈王廷创拳开始，太极拳之所以能够历经300多年传承至今，正是太极拳模因具有的良好适应性使然。纵观整个过程，与太极拳模因的适应性相伴而生的是太极拳模因的变异性，体现在太极拳的技术形态、传播方式和性质功能等方面。太极拳自诞生至今，由发祥地到繁华都市，从国内到海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发展局面。从陈王廷创编的最初七套拳路到后来陆续出现了陈氏太极拳新架，赵堡架、杨氏、武氏、吴氏和孙氏等不同流派的太极拳，太极拳模因在技术形态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即使是陈氏太极拳，由于先后历经大量的创新和改编，不同的门派在架式风格和特点上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太极拳模因，因其广泛的适应性在技术形态上不断发生着变异。与此同时，太极拳模因的传播方式也已经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最初单一的面对面师徒传授到如今的书刊、音像、表演、互联网等多种多样的传播方式。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因其方便、快捷等优势成为太极拳为受众所了解的可选渠道。尽管面对面的传授和学习依然是习练太极拳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方式也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太极拳传播方式的立体化和多元化是太极拳模因在传播过程中不断顺应时代需要和科技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盛行于民间的拳术，太极拳在创立初期仍属于技击防卫之术，是适应防卫之需而产生的，此时的太极拳和其他武术拳种并无明显区别。早期的太极拳经典著作都着重讨论的是技击要领，而没有系统涉及其健身养生之功能，只有《十三势歌》中略有提及，此外再无其他。[8]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太极拳因结合太极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说及导引、吐纳之术而创立，自然具有保健养生的属性和功能，但是，在太极拳发展的初期，技击防卫功能仍然是其本质属性所规定的主导功能。[9]伴随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太极拳的技击需求逐渐减少，而健身养生需求迅速增多，这才促使太极拳向保健养生功能转向和转化。杨露禅在北京传习拳艺时，为了适应保健需要，逐渐改变了拳套动作，遂成杨氏太极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太极拳已经从价值单一的拳术演化和分化成价值不同的几类武术，包括攻防技击类、艺术展现类和健身养生类。[10]纵然专家学者对太极拳的分化褒贬不一，但这一现象和事实恰恰体现了太极拳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广泛和良好的适应性，能够跟随时代的脚步适应各类人群的需求。太极拳模因的适应性和变异性也正是太极拳演变的根源之所在。

三、模因与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

(一)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模因宿主的变迁与协同

近二三十年间，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主体经历了以官方传播为主—民间传播为主—官方与民间传播并存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太极拳的对外交流活动大多都由官方促成和组织，虽然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归根结底是由作为个体的太极拳模因宿主来进行，但是官方的主导作用是这一阶段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鲜明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和群众性民间活动逐渐增多，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的传播主体呈现出浓重的民间色彩，随之而来的还有太极拳传播途径的商业化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中国梦”的提出，太极拳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备受瞩目，在很多重大场合成为频频出现的元素，成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使者。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成为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双重力量。同为太极拳模因宿主，官方传播者和民间传播者各自发挥其优势，共同助力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这不但使太极拳在跨文化传播中受众范围得以扩大，而且使太极拳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得以增强。与此同时，太极拳广泛的跨文化传播也引发了与传播者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比如传播者水平肤浅、多而不和，传播内容的形式化和表象化，传播效果广而不深，流于技术表象，等等。[11]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身为传播主体的太极拳模因宿主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太极拳模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所造就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暂且不讨论民间传播主体的太极拳模因宿主受商业利益驱动而急功近利这一因素，单单就模因宿主个体而言，其个人的素养和力量很难完整地掌握太极拳模因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和信息，自然也很难完备地传授、传递和传播太极拳模因。另外，纵然太极拳模因宿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如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合适地表达和传播也非简单之事，这显然不是依靠几个人、几个群体、几个组织的力量可以达成的。太极拳模因的固有特性决定了要想把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做好，需要把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就传播者来说，同为太极拳模因宿主的官方传播主体和民间传播主体不妨尝试构建协同传播机制，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探索有效的、通畅的表达方式，协调太极拳模因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利用广为受众接受的多元化传播渠道和途径，打造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局面。力求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原太极拳应有的本真面貌，方可为太极拳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浪潮中赢得属于它的位置。

(二)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模因的适应与接受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是跨文化传播中无法忽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承载着鲜明而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的符号，太极拳在海外仍能拥有人数不菲的受众，得到世界民众的普遍认可，成为习练人数极多的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形式，这便是太极拳模因在西方文化中同样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体现。模因因其适应性而得以生存、复制和传播。太极拳模因同样也不例外，当它从一种生存环境转换到另一种生存环境时，模因自私的特性不得不促使它努力地适应新环境以求生存，进而被新环境中的新宿主所接受。太极拳模因自觉地适应所处的环境是太极拳随地域变迁依然蓬勃发展的强大内因。现阶段，太极拳在海外因其养生健身功能广受欢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宿主，在很多国家成为公认的强身健体运动项目。随着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逐步扩大，太极拳的养生健身功能在西方国家被深入挖掘和佐证，有关太极拳健身养生的实证研究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和进行。比如，美国对太极拳的研究，用高度量化的实验数据来研究太极拳的哪些动作可以锻炼身体的哪个部位和哪种机能，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编排太极拳套路。[12]诸如此类的太极拳在异国他乡的异化之举貌似偏离了正统，与正统太极拳原本的风貌正渐行渐远，类似的情况也因此饱受争议。其实，从模因的适应性这一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太极拳模因置身于西方文化中表现出的自觉适应性作用的产物，是太极拳模因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必需和必然。太极拳以其强身健体功能吸引了海外受众，也表明了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仍会有相似或相同的需求，这正是跨文化传播得以进行的基础和突破口。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又因过分强调和凸显其健身养生的价值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国家受众对太极拳的认知难免偏颇，太极拳的习练人群中老年人占绝大多数，这也表明目前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还有很多有待思考和实践的事情，如何发掘太极拳本身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吸引不同年龄层面的人群关注、走近和接受太极拳。因此，不妨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和爱好，有针对性地呈现太极拳的不同侧面，提供相应的传播内容，让更多的受众群体有机会选择、接触和认知太极拳，才有可能使他们变成太极拳模因的新宿主，进而扩大太极拳的传播主体。这不但可以丰富和改善可能的太极拳模因新宿主对太极拳的认识，在跨文化传播中促成太极拳的新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拓展太极拳模因的适应性，使太极拳模因能够在另一文化环境中普遍扎根和传播，真正成为让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共享的智慧结晶。

（三）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模因的调试与变异

根据Heylighen的观点，模因的传播需要经历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这四个阶段。在同化阶段，模因需要被新宿主接触、感染、理解和接受。[13]太极拳模因的适应性使太极拳在异域文化中能够赢得新宿主的关注和接触，这是太极拳模因得以迅速传播的直接原因。同时，为了方便让新宿主理解和接受，太极拳模因必然出现相应的调试和变异。太极拳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掌握的，即便对中国受众而言，单单就其套路动作，暂且不论复杂的太极拳模因包含的众多要素和丰富内涵，不经过系统化的长期训练很难入门，更遑论学成了。在这一既定客观事实面前，倘若不考虑太极拳模因新宿主，即异域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一味只顾及和强调所谓的正宗和原汁原味，这便不是尊重文化传播规律的做法，传播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太极拳在美国传播，其不同风格和长的套路反而不利于其传播，太极拳的标准化和简化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14]太极拳模因在中国传承和传播的几百年间，因地域和宿主变迁被创新和改编的情况数不胜数，那么，在异域文化中传播也无法例外，跨文化传播中太极拳模因的调试和变异无非是太极拳的发展在异域文化中的延续和延伸。允许和鼓励太极拳在跨文化传播中考虑新宿主的接受需要和接受能力是必要的，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现象。但是，目前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也出现了走向另一极端的不良倾向，出现了门派五花八门，传播内容多种多样的局面，这显然是为迎合新宿主的需要进行无限度的改造形成的结果。跨文化传播中的太极拳应该在遵守和保留太极拳本质和内核的前提下进行调试和创新，赋予它符合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功能和价值，这需要在一个基本规范的指导下进行。要力求避免太极拳模因新宿主无从应对的不良局面，逐步改善传播效果与传播初衷相差甚远的不良状况。因此，如何合理建构相应的基本规范也是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亟待探究的问题之一。

篇（6）

对于不少美剧迷来说，每个星期二是最值得期待的日子，因为在这天，众多美剧的下一集将会在美国开始播出。在2006年Goode的年度十大搜索词汇上，《越狱》排在第四位，同样颇具人气的《迷失》也跻身前八。2007年2月份，《越狱》第三季即将回归的消息在“越狱迷”中广泛传播，短短几天内，百度“越狱吧”一条相关内容的帖子点击率就超过了一万次。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最早成立的“F6美剧讨论论坛”注册会员就有八万多人，之后成立的稍微有名气的“伊甸园”等论坛，注册会员都数以万计，其中号称“美剧天堂”的“馨灵风软”论坛截止到2009年6月13日，其注册会员高达41万多人，关于美剧的帖子多达400多万，无论会员数和帖子数都远远超过了同类的主要以国产影视作品为主还算有名气的“中国影视论坛”，美剧现在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美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跨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跨文化的传播方式打通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增进不同文化直接的理解和融合，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共享的人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剧的出口，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而电视剧的跨国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相融相斥的过程，同时这种方式更加的隐蔽更加的不易察觉。

美剧的走红不仅是一种收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化运作下的必然产物。笔者认为，美剧在中国的流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与韩剧日剧相比，美剧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中日韩同属一个文化圈，有着共同的价值认知基础。而美剧通常宣扬自由和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与中国文化差异太大，使受众产生一种猎奇心理。当中西文化产生撞击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必然改变一些思想比较容易受影响的受众的价值观。美剧的文化传播从美剧的一些特点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1、真正做到了内容为王。“新、奇、特”是美剧选题的最大特点，题材的选择都源于生活而又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论肥皂剧、情景喜剧、科幻剧、冒险剧等不同的题材都能打动不同指向的观众。另外在剧情的编排上，剧情有张力，情节设计跌宕起伏，节奏较快，悬念设置使得观众永远没有办法猜中后续情节的发展。比如《越狱》，短短45分钟的一集往往包含大量的信息，处处设下的伏笔最终导致峰回路转的意外结局，无尽的悬念和快节奏的变化令人欲罢不能。

2、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美剧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化的生产制度，从最初的创意提供、编剧、拍摄到后期制作等等都是团队分工合作、流水线型生产完成。美剧的市场化程度高。其生死完全由观众的兴趣也就是收视率决定。这样的生产机制下产生的生存压力必然会激励美剧去不断地创新，以观众的兴趣为导向。另外美剧生产过程中的电视台、制作公司、经纪人公司都有着密切的良好合作关系。

3、智慧型的编剧团和巧妙的播出时间安排。美剧的编剧团是美剧一个最大的亮点，在整个美剧的制作过程中，编剧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编剧团的集体智慧才造就了内容。美国对电视剧的智力投资的重视不低于经济投资。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是以特殊职业为背景的电视剧。比如刻画特工、医生或律师等特殊职业的电视剧，因为专业才会产生距离。所以也要求编剧必须充分了解一个行业的知识，才能吸引人而又不会被内行人贻笑大方。这些并非一般的作家凭空想就可以达到的。美剧剧情的编排处处都体现了编剧们过硬的业务素质和高超的智慧。《越狱》是运用智慧和悬念的典范，迈克的整个经典的越狱计划的设计便是编剧的集体智慧，其中对于美国监狱和政府的描绘以及一些文字之谜和军事、科技、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显示了编剧的专业和智慧。在播出时间的安排上，美剧按照以季的方式播出，一个星期播放一集，这样给观众留下充足的时间思考和讨论，边拍边播也给编剧们留下充足的时间去了解观众的反应，及时根据观众的兴趣走向来修改剧情，引导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客观上来讲，电视剧的生存依赖于传播渠道和目标观众，美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在这两个方面都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

1、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美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渠道。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使美剧的大范围传播变成了现实，并且十分的便利。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剧迷来讲，主要是从美剧论坛或者是迅雷上下载或者是在线观看所有的美剧的，也有一小部分通过购买DVD观看。网络服务的不断完善，字幕组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剧在国内的传播。另外点对点的传播技术也使得美剧的受众群不断的扩大，QQ、MSN等即时通讯技术，P2P的点对点传播更方便朋友之间分享美剧资源，拓宽了美剧传播方式和便利性，论坛和贴吧又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后交流的平台，论坛和贴吧的发展又会聚集更多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些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加剧了美剧在国内的跨文化传播。

2、高学历的观众和英语的大面积普及为美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伊甸园论坛”曾经就经常观看美剧的观众的年龄和学历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5％的观众年龄在18岁一40岁之间，85％的网友学历在专科以上(详情见图1)，这就说明，观看美剧的观众大部分是拥有高学历的中青年，以各高校的学生观众为主。因为拥有高学历的观众，首先大部分英语水平比较高，对于他们来说，看美剧的语言障碍相对较小，也有不少的高校学生跟笔者一样，看美剧的一个很大的初衷是感受纯正的英语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其次高学历的观众大部分比较偏重于精神享受，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更旺盛，要求也更高，思想更开放和包容，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或者来自异域的文化。这样代表强势美国文化的美剧通过网络传播到中国，自然而然就受到这批人的率先欢迎。

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大面积普及和发展，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情和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语言的障碍，客观上推动了美剧在中国的跨文化发展。

对国产影视作品的反思

篇（7）

在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认知模式（CMIC）以及理解模式（IMIC）是该领域的主要传播模式，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作为全国首家都市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勇于创新，使以上三种基本传播模式更好地融入到了各个层面的节目中。

一、行为模式传播：最大发挥传播者的作用

行为模式（BMIC）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诞生最早的传播模式，由爱德华・霍尔创立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节点也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刚刚起步阶段。其研究可以分为文化主位（EMIC）研究、文化客位（ETIC）研究、文化冲突中的传播行为研究三大领域。

1.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进而阐释传播的意义

文化主位研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即活动发生者的视角出发，从而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进而能够让受众理解这个活动或者事件对于动作发生者本身的意义。在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中，主持人常常会邀请节目嘉宾参与到节目的过程中，并让嘉宾自己对于自身的某些经历进行阐述，或者主持人在询问嘉宾的过程中，就能够让他们解释出他们某些行为的目的、意义以及初衷。

《听世界》作为北京外语广播主打资讯节目之一，节目在内容上主要以传播北京与国际间最新发生的热点资讯为主。在节目的制作中，不论是记者在现场采访当事人，还是主持人将当事人请到直播间参与节目的录制，都是让当事人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向受众传递信息。

2.通过传播者表达方式的对比传达传播的意义

不同于文化主位的研究领域，文化客位研究则更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传播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异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两种文化传播形式以及文化本身的异同，让受众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异文化有更具体的认知。

再以《听世界》为例，该节目的主持人每期都会由一位外籍主持和一位中国主持人担任，另外有些节目也会聘请国内外嘉宾参与到节目之中。在对节目叙述的同一话题的看法和评价中，由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能够比较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的差异。

通过中西方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二者在表述和解读同一话题时的差别。例如中方主持人或者嘉宾更多习惯用铺垫性的语言进行表达，而外国主持人及嘉宾更倾向于用直接的表达方式。我国作为高语境国家，程式化的语言特点突出；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国家，他们在表达过程中则更倾向于运用信息量大的语言。通过对比，受众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传播方式和传播习惯的差异。

3.通过传播者文化的碰撞彰显传播的意义

该领域更侧重于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来源，即传播者以及受众自身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何规避文化冲突，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这一领域的侧重点。从而跨文化传播训练应运而生。

《感受北京》是一档反映外籍人士感受北京风土人情、帮助其适应北京生活的节目。节目以英文广播人物专题的形式为主，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外籍受众传播北京的地方性信息。这一档节目实现了以提供信息为主的跨文化训练方法。节目中经常会讲述那些成功在北京生活的外籍人士的故事，用树立榜样的形式，让刚刚来到北京的外籍受众在心理上拉近与北京的距离，从而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信息上的借鉴和支持。

二、认知模式传播：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具体的跨文化行为进行研究，因此创立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

1.减少传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理论是由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阐述了焦虑程度以及心理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人们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是否自信是直接影响焦虑程度、群体的相互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的根源。

由于文化的差异，外籍听众在收听节目时难免对中方主持人所表述的信息产生误判，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信息就会存在一定的怀疑和误解。上文提到的在外语广播播出中设立中外主持人，由于外籍嘉宾及主持人在文化背景上与外国受众相同，因此外籍受众就能够从心理上找到安慰，从而有助于信息的理解。

在王牌英语教学节目《英语PK台》中，每期节目都是由一名中国主持搭配一名外教进行节目的互动，其主要针对国内热爱英语、渴望学习如何准确运用英语的受众。外教有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而又以母语为英语的身份在受众间确立了威信，这样就能够打消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质疑，让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英语实践中更加自信。

随着对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原因也取决于文化差异中的个人因素。受众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参与者，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对于同一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难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设置受众互动平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受众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平台将自己的疑问进行互动，从而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回馈。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在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中设立了网络受众的留言区，受众可以根据当前直播的节目内容与主持人进行网页的互动。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主持人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从而选择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解答或是在网站的互动主页上回答受众的问题。《英语PK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受众在微博、微信或者独立站点互动区为主持人留下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且单独设立了下载页面，把节目中的问题以及回答制作成文本形式方便受众的下载，让受众更加直观深刻地面对问题。

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

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

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

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2.心理上强调传播者以及受众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消除自身对于异文化的刻板印象；3.在行动上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实现跨文化传播行为。

北京外语广播的人员构成以年轻的员工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曾拥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因此他们在节目的采编以及制作上都能够以跨文化的国际视角进行节目的制作，从而使节目内容能与外籍受众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此外，每个节目中外主持人之间的配合也相对默契，若遇到在某一话题上的观点冲突，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因双方观点上的冲突使节目本身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传播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常燕荣.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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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

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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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体验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在我国方兴未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老而神秘的佛教寺院吸引了众多国际游客流连忘返，体味佛教的哲理、教义与经典内涵。据统计，中国现有佛教寺院2万多家，仅河南就有少林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白马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大相国寺（宋代皇家寺院）等寺院享誉中外。由于很多佛教用语涉及梵语的本义，其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与可译度成为佛教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也是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实质

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的任务是用目的语中恰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与表达源语文化，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尽可能减少信息传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1]。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有权在信息取舍、策略选择、译文制造等方面做必要的变通，尽可能将文化不可译性转化成可译性，追求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对等”，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2]。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在译文制造过程中，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体现语言反映的世界。译文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掌握程度，即跨文化能力。作为文化中介者，译者要“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流，即通过构建或平衡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来释译他们之间的表述、意图与期望”[3]，以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

中国译者要了解外国文化，尤其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将这两种文化加以比较，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给外国读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二、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佛教文本翻译原则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学说。该理论创始人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每一文本都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并服务于这一目的”，“结果决定手段”[4]。因此，包括直译、意译在内的任何合理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均可灵活使用。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翻译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翻译即文化互动。翻译过程遵循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翻译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连贯原则，指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要连贯且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忠实程度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及原文的理解程度。

功能目的论补充与发展了传统的对等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目的论于1987年传入我国，不仅拓宽了国内的翻译研究视野，而且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应用翻译的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对解决忽视读者和传播效果等因素造成的硬译、死译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在跨文化传播中，译文的功能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传播信息、感化受众。根据目的论，译文应发挥与原文在其文化语境中的同等功能，顺应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信息接受的思维模式，即译文与读者的认知环境必须是连贯的。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心理感受，充分考虑文本的特点与功能，在正确传达原文文本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发挥译文的优势以增强感染力。

佛教西汉时从古印度传入我国，与道教、儒教等本土宗教结合，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目的论，佛教文本的对外翻译是为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从而达到文化出口的目的。因此，翻译原则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5]。“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要尽量保留文化信息，满足外国读者探知中国佛教文化的阅读期待。“以译文为重点”，就是要从读者角度出发，适当调整信息的针对性，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促进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

三、佛教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佛教是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体系之庞大、影响之深刻，决定了对外翻译的复杂性。根据目的论，译者一定要认真分析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选择正确的翻译方法，制造出有价值的译文来。常见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包括直译法、意译法、释译法等。

1.直译

佛教用语中包含很多梵语音译过来的词汇。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由于人们对梵语所知甚少，翻译中出现了不少误译、死译现象，影响了翻译效果。大多数佛教用语的翻译可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

梵语词汇翻译时不能以汉语为源语，而应找到其真正的源语――梵语，直接引用梵语音译，既省时省力、忠于原作，又保留了梵语原文的神秘色彩，直接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直译作梵语为“Sakyamuni”，其中“Sakya”是种族名，意为“能”；“muni”是尊称，意为“仁”，其他诸如“the Blessed Lord” 或“the Salvation”的译文都不够贴切，有可能引起误解。

实践证明，佛教尊称和常用术语的音译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其独有的文化韵味有助于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缩短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阿弥陀佛Amitabha Buddha、阿育王Asoka、如来佛Tathagata、轮回Samsara”等。

就交际负荷而言，各类交际信息中至少有50%称得上是“冗余信息”[6]。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限度，恰当调整原文的信息负荷，做到忠实直译。以“殿内立有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为例，“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即属于交际价值不大的低值信息；若一对一地直译为“divinities such as Jialan，the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and Jiedi，the Guardians of the Law”时，无异于为外国读者设置文化障碍，降低说理连贯性与交际流畅性。在改译成“all divinities”的过程中，译者果断地删减了部分低值信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传达出原文的内涵意义，以不等值的对应信息换取了等值的接受效应，可谓真正忠实于原文的直译。

2.意译

佛教语言大多来源于佛教教义，宗教文化的差异为翻译造成了大量的跨文化冲突。译者在正确理解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必要时可使用意译法，将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译文流畅、简洁与可读，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联想，以收到弥合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传播之功效。

以佛教词汇本土化为例，大量佛教词汇已融入汉语词汇中，常见的佛教用语“缘”就是一个体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词汇，文化个性十分突出。佛教定义的“缘”指人对外界的主观反映，在梵语中对应“pratyaya”的译意。“缘”字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报应、幸运、因缘”等意思。译者可根据上下文语境，分别翻译作“fate、luck”或“reason”等，帮助读者体悟一词多义的丰富内涵。

“菩萨”形象来自印度佛教，是如来佛的得意弟子。有译者将其理解为仁慈的圣人，用“a kind and saintly person”意译出该专有名词的联想寓意，同时还兼顾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可谓煞费苦心；但从另一角度看，该翻译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佛教文化的中国风味，宗教色彩的缺失意味着剥夺了外国读者接触、感知异域文化的机会。因此，在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意译法。

3.文化释译

对那些影响理解的专有名称、佛教尊称等用语，译者在对该概念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意译加注释详述其意义，从而使缺省的文化在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中发挥作用。从对外传播角度看，这种异国文化的新鲜血液有助于补偿目的语读者可能产生的意义真空，是推广佛教文化的绝好方法。实践证明，适当的背景解读与释义有助于提高文化的传达率。

语言与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各民族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在的文化融合中，译者若能将阐释法与类比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借用目的语中类似比喻来表达源语文化内容，有助于缩短读者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慈悲”一词在我国多用来形容女性，“观音菩萨”常被译作“Bodhisattva，the Goddess of Mercy”；但外国人对此不甚了解，西方佛教经典中观音菩萨也通常为男性形象。这时，译者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文化补充，或再将“观音菩萨”与“圣母玛利亚”进行类比，可以让读者看出两者“慈悲”的异同，更容易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动态”滚动的解读与阐释，因此，探讨翻译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人们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译者应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尊重他们的阅读习惯、欣赏水平与审美情趣，努力克服交际障碍，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学说。目的论主张，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选用各种变通手法，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忠实于原文。佛教文本侧重于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灵活的翻译策略帮助译者将各种文化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因此，功能目的论对佛教文本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广大翻译工作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7]翻译工作者不仅有义务向本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而且有责任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佛教文化旅游景区英文翻译研究”成果，编号：112400450117）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

[2]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s Mediators，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5）.

[6]Nida，E.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

篇（10）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能力;文化教学;文化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精神是当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多偏重于语言技能的训练，并且对于文化教学只是偏重于如何理解和吸收外国文化以便能与目标语人群更好地交流，忽视了外语学习在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没有将文化传播能力作为外语能力的一部分给予重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提高外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文化传播意识和能力是时展的要求。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出“文化强国”理念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国家外语能力等课题成为了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作为构成国家外语能力的主要力量的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服务于美国国务院外交服务学院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一词，其英语表达有“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其它常见的翻译方法包括有“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等。其中“跨文化传播”被认为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跨文化交流”则较多地用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领域，关注不同文化形态下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展开的相互交流对于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跨文化交际”多用于外国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研究领域。

随着教育的改革、时展，以及外语教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教学目标经历了从注重语言知识能力，发展到语言交流能力，又扩展到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外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其主旨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能够让学生正确看待文化冲突问题，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提高与目标语人流的技巧。然而，本文认为外语人才“跨文化交流能力”只是强调了个体适应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没有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当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更加频繁，既包括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又包括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因此传播中国文化，提升我国的文化竞争力是时代的需求与呼唤。外语专业大学生应该是一个既具备高水平的外语语言技能，同时又能具备较高母语和目标语文化的知识和素养，能够承担和肩负着互为介绍和传播中外文化的特殊使命。在国家“文化强国”发展战略下，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是高校外语教育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更是高校外语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文化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教学方法以知识讲授法为主。语言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包含着语言，因此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密不可分。目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文化教学主要是以设置文化课程为主，教学方式也主要是以对目标语文化知识的讲解和介绍为主，教育的过程类似“灌输”与“被灌输”的过程。在这种以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是中心、是关键。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主要是对知识点的背诵和记忆。而对于学习效果的质量保障便是“考试”。可以说这种教学模式一方面使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脱离，忽略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难以让学生产生文化体验与跨文化意识，导致无法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文化教学忽略母语文化。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外语文化教学一味侧重于目标语文化的学习，师生双方关注的焦点均放在目的语文化的输入，忽略了母语文化的传承与学习;与此同时，外语文化教学的教材主要以介绍目的语文化为主，很少涉及母语文化。其结果导致外语专业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会用英语正确表达中国文化，一味地顺应西方强势文化，“一边倒”式的单向交际。对于这种现状，南京大学教授从丛(2000)提出了“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现象，表达了对大多数外语专业学习者不能很好地用目的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显现，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忧虑。

(三)文化教学与“育人”相脱离。培养什么样的外语人才，是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我国高校外语教育长期以来只是片面专注于对学生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对于“人”的培养。尤其是在文化教学中对中国文化敬而远之，对目标语文化盲目接受与崇拜，会逐渐使外语专业学生变得越来越“外国化”。我国高校培养的外语人才应该是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同时又要具有中国文化根基、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交流中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播者并得到尊重。

三、从文化教学到文化教育

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教学的中心是文化知识，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人的教育，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对外语专业学生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应该从文化教学提升到文化教育，对外语专业学生实行语言、文化以及知情意全面的培养，即实现文化与知识的结合，教书与育人的结合，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文化教育在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并促进外语专业学生认识文化、掌握文化，发展文化自觉，增强文化传播意识，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从心理学维度来看，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分别为认知、情感、行为。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自身价值观的认识;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在跨文化情境中完成任务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以文化知识为中心的文化教学难以实现对学生的情感与行为层面能力的培养，更难以实现对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

(一)教师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一个合格并与时代同步的英语专业教师要具备好的语言基本功，广博的专业知识如，语言学、文学、翻译学等，还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包括目的语文化素养和母语文化素养)。可以说当今时代，高校外语教师职责不仅要教好学生语言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更要肩负起对“人”的培养的责任。而良好的文化素养是育人的关键。一是对于高校外语专业教师来说，尤其是要提高自身的母语文化修养。因为擅长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外语教师，只能成为教书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语言教育者。二是从语言教学来看，只有认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掌握母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精华，才能更好地理解母语与目标语的共性与差异，才能更好地完成语言教学任务。

(二)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对于高校外语专业教师来说，还要充分意识到自身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以及言行对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正如科学教学之父赫尔巴特所提出的:“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在学生学习目标语语言和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目标语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教师对于目标语文化的理解、解读和评价是及时引导学生文化价值观和批判性思维的关键。同时高校外语教师更要热爱中国文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并且要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

(三)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正如美国语言学家ClaireKramsch(2000)所说:“语言表述着、承载着，也象征着文化现实，两者不可分”。如果语言教学脱离了文化教学，那么它将是机械的、片面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文化的政治、经济、传统习俗、思维方式等多元的文化信息。因此，不存在“存粹”的语言教学，而把文化知识局限在文化课程之中也是舍本逐末。事实上，所谓文化教育并不是要求教师要大讲特讲文化课程，一方面是要在语言教学中充分挖掘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寓文化教育于语言教育之中;另一方面，在介绍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适时导入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使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母语与外语两种语言本身的形式和结构的不同，又要体验不同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

四、结语

在当今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我国高等外语专业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要求高校外语专业教学要顺应时展的趋势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出应是顺应时展和国家需要的历史选择。针对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本文提出了文化教育能解决目前现行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文化教学的现状，从而能够从认知、情感、行为、语用等诸多方面实现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ClaireKramsch．Languageand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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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文．英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3:12～16

［4］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5］戴炜栋，王雪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再思考［J］．中国外语，2011，2:4～11

［6］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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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束定芳．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外语界，1996，1:11～17

［10］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王银全．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J］．中国外语，2013，2: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