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韩国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34-01

中国画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缩影，人们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中，都可以捕捉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文景象。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画的文化内涵，来揭开中国画神秘的面纱。

一、中国画的起源及功用

中国画起源于古代，所谓的　“书画同源论”，是指文字和图画都是起源于形象的模拟，文字对形象的模拟日趋抽象，而图画对形象的模拟日臻具体完善。

中国画在我国古挥着“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作用，即促进社会教化，帮助推行政策，构建社会和谐，稳固社会秩序。人物画如：汉代的功臣图将功臣画在画里，表彰他们的显赫功绩，激励百姓及子孙后代为社会做贡献；山水、花鸟画是对自然景物的特写，贤人雅士对经典的山水、花鸟作品有着更深刻的体味，他们在欣赏佳作的同时，可以修身养性，对于提高人的内涵与修养，消解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发挥着直接的审美功能和间接的教化功能。

二、中国画的古典精神

中国画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它融会了儒、道、佛等多家思想，是一种人文性的艺术。若一个人不能深刻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他不可能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中去把握中国画的精髓。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他们提出的　“中庸之道”对中国画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绘画上表现为：追求和谐充实之美，强调含蓄，主张“寓教于乐”、认为“心正则笔正”，“人品不正，用墨无法。”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影响，显然比儒、佛两家深广得多。老庄哲学崇尚“无为而为”，主张“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思想促使画家们超尘出世，隐逸山林，在自然中追求天然之美，在艺术追求上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追求雅淡空灵的境界，在自然中注入人的情感。到宋元明清，山水画在中国画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与道家格外重视自然的思想有关。

佛家思想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一切事物皆因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人只要静心自悟，就可以觉悟。在中国文人看来，只有以虚静明彻的心灵去关照和感悟大自然的美，才能达到“心物统一”、“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禅宗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崇尚意境，景越藏意境越大，景越露意境越小，把“虚、白、空、灵”看成是绘画追求的目标。

总之，佛和儒、道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存于画家的修养与创作之中，三大思想支柱对中国画有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画的笔墨

笔墨是中国画的艺术生命的一种特质所在，是中国画的第一要素。笔墨能表现出气势、节奏和韵律、能展现出生命力。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构成的语言，更是一种精神外显的载体，还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相关，有着超越形式的深刻内涵。唐代张彦远指出：“夫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善书”，意思是说用笔是造型的基础，但它不是仅仅把形象画像就够了，还要有自身的“骨气”。中国画的用笔最高境界应是“意到笔随”。运笔用墨不可雕凿，不可极腐，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定精神，笔锋下出生活的艺术境界。

笔和墨不可分离。清沈宗寒在《芥舟学画编》的“传神论”中说：“盖笔者墨主帅也，墨者笔之充也……可谓尽泄用墨之秘也。”笔有笔用，墨随笔用，墨有墨用，墨中见笔，笔墨互相生辉，互相依存。笔墨形式是中国画创作得以实施的媒材，它是绘画作品能否达到“气韵生动”的关键。

四、中国画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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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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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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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87-03

中华典故浩瀚如海，典故撷取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经典语句等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几千年历史，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文明进程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典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使用典故的过程中，根据典故的各种形式形成复杂多样的词语符号，这些词语符号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一类意义固定的特殊词汇群体，即典故词语，如“得兔忘蹄”“御史雨”。笔者统计了《汉语大词典》中的典故词语共7663条，这些典故词语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是典故文化对语言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本文运用语言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着重从典故词语的结构形式、形成方法、蕴含意义和典源文献等视角来解读典故词语体现的中国文化内涵。

一、典故词语的形式和形成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审美特质

典故词语作为中国典故文化的传承者和载体，在形成过程中也以一种非自觉的状态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审美特征。

中华典故文化比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典故文化都兴盛发达，使用典故既能表达情感，又能不失含蓄之美。

典故形成典故词语、典故词语再被使用，实现了两重模式的转换。首先使用者根据典故原型，进行内部语义和形式的整合，形成典故词语；继而运用典故词语形式，将典故的意义进行相似事物的投射。比如“吞毡”本是苏武在恶劣环境下啮雪吃毡的行为，但后人对苏武在极度艰苦环境中不失节的行为和精神予以升华，赋予“吞毡”新的含义即比喻坚贞不屈。历代许多文人喜好用典，文学成就因此至巅。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就善用工典，其诗歌既典雅优美，又富含深意。如《锦瑟》中巧妙运用“庄周梦蝶”“望帝杜鹃”等典故表达自己对浮华人生的苦闷和无奈，“锦瑟年华，庄生梦蝶，望帝鹃啼，沧海遗珠，一切皆空。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锦瑟》是李商隐精神世界与佛学义理的美妙契合。”①

典故词语暗合了中华民族思维的隐喻认知倾向。隐喻是认知心理的一种重要模式，隐喻是产生新语义的根源。人们基于概念之间的“相似性”，通过认知领域的联想方法，将两种相似概念关联起来，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隐喻分主动和被动两种。被动隐喻是主体由于自身思维能力限制或临时性的言语贫乏，无法选择恰当的词或表达方式时，不得已而使用另一种相似的情况完成当前的表达需求。主动隐喻是主体根据需求自行选择合适的相似对象来实现预期目的。用典更多地体现了人类认知的主动隐喻心理，影响着典故词语的形成。

在音节分布上，偶数音节典故词语的数量远远多于奇数音节词语。偶数音节词语数量占总数的8438%，奇数音节词语仅占1562%。在偶数音节词语中双音节词语最多，其次是四音节词语。

偶数音节词语数量多，双音节和四音节词语的数量又居多，是受汉语整齐匀称的节奏要求和韵律构词的影响。韵律构词是人们心理作用的一种表现，典故词语的形成受追求韵律的心理因素的影响。许多四音节典故词语在意义上完全可用三音节词语来表达，但人们却有意识地将其凑成四音节，如大量“之”字四字结构的存在就说明人们为追求韵律和谐、补足音节而在本可以不用“之”的地方加上一个无意义的“之”，如“寢丘之志”“没羽之虎”。总之，汉语作为一种音乐性极强的语言，其高雅的形式美决定了另一种高雅艺术——典故词语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和谐、自然之美。

典故词语的比喻成词手法是中国古代三种艺术思维方式“赋、比、兴”三元素之“比”。诗学创作有三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即赋、比、兴。典故词语的形成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赋、比、兴”理论中的“比、兴”艺术思维模式和手法。在典故成词的情况中，比喻成词最多，包括以物喻人、以事喻事、以人喻人等。如《庄子》书中有很多利用客观世界的例子来比喻论证作者思想的情况，出典成词非常多，如“蛮触”“一指马”“运斤成风”“游刃有余”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这是对“美”的一种内在提升和要求。典故词语的形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美”的精神向往和艺术思潮。

典故词语数量多，但却不是面向大众的，而是针对一部分文人雅士，其出现文本是文学创作或典籍著作中，并不口语化，很多词语都难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甚至有的词语晦涩深奥，对受众的文化认知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典故词语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李占伟在解读审美趣味时提及了布尔迪厄对“统治阶级趣味”在服饰上、饮食上、欣赏艺术作品、语言表达和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其中如“架屋”（对专事模仿者的讥讽）、“吞爻”（精于易学）“丧斧”（失去旅行费用）、“析圭儋爵”（任官受爵）等，若非饱读诗书，普通人民是很难理解的。

二、典故词语的意义多角度地折射了

中国传统文化

典故词语从内涵意义上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几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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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目前大约有160多种。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总之，文化世界是人类创造的由不同特质负载的有意义的世界。

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所特有的文化，也就产生了文化差异。语言反映文化，承载文化，又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交流工具。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对相同的事物或行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就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这就使得以传达原文意义为本旨的翻译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障碍（蔡平.2008.10），因此翻译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的重担，翻译在传播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在改造和构筑本民族的文化。

总之，语言是翻译的操作对象，翻译处理的是语言所体现的文化，要传达的是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2.语言文化内涵特征对翻译的影响

2.1语言文化内涵渐变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各国语言里都有一些古字词已消亡，如：“官人”“老爷”等反映封建官僚阶级特权思想文化内涵的词语，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失。还有许多字词现代通行的释义与它们最初的语x大相径庭。例如：“精神”，在古汉语中的是单字成意，“精”泛指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的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和主宰者，如“精神内守”（来自《黄帝内经・素问》）指的是“精”与“神”都要内守，不要外漏，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单一概念，与 “物质”相对应。

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转换过程，理解是表达的前提，没有透彻的理解就没有准确的表达，而语言文化内涵的渐变性特征给今人理解、翻译、传播古典优秀文化带来源语解读上的极大障碍。要把“精神内守”翻译成英语，必须要立足客观实际，从对历史的考察中去分析和理解其具体文化内涵，还要与英语中“精神”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然后考虑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可实现等效翻译。“精神”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因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spirit）”概念，具有“灵魂”、“心智”、“意识”、“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多重含义，其所蕴涵的“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意义是中国“精神”概念所没有的。李照国对此句的翻译是Jingshen （Essence-Spirit）will remain inside.他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精神”文化内涵的民族性特征，又保留了“精”译成“Essence”，“神”译成“Spirit” 不能达到等效传递文化信息的效果的现行译法。这种术语音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概念统一规范，便于回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加注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体现了古典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艰难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2语言文化内涵丰富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进一步认识是以已知事物词汇的本义为基础，通过比较、推理、联想等思维方式认知、描述新事物。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整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不对称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能指不变，符号的所指对象发生了扩展，除了原来的所指内容外又出现了新的内涵意义，可以指称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能指符号指向的是与能指符号相关联的事物指向的文字符号所汇集的海洋，而不仅仅是能指符号所指向的事物本身” 。一词多义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大量存在，这是语言符号文化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1.汉语中的“青”，①绿色，如“青椒”；②蓝色，如“青天”；③可黑色，如“青布”。2.英语中的“glasses”，①玻璃杯，②眼镜，因此He is looking for his glasses.单句在理解上就会引起歧义。

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对翻译过程中源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及目的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对应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决定了翻译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切换，而是为实现跨语言及文化双重交际任务的阐释方式，也是对源语文化内涵准确解码与目标语文化正确编码的复杂工程。

2.3语言文化内涵隐匿性

2.3.1语境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等。

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内涵，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组合的表层意义是不够的，想要理解句子的真实涵义还必须分析理解句子的语境，由于一切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语境与语言的关系如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一般，语境中蕴含着语言的潜在语义。例如：①《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单看此句不知所云，如果结合前后情节就会明白此句涵义――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②“paint the lily”字面意思是给百合上色，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用百合花代表纯真，象征完美无缺，所以用给百合上色表达对某事物作不恰当或过分的修饰之意。 因此译成汉语时要考虑中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译出此短语的内涵意义，可意译成“画蛇添足”，或释义为“费力不讨好”等。

2.3.2 隐喻修辞

隐喻由本体和喻体组成，其两项的关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隐，即，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原来已经存在的词语表达新领域的新事物或新观念，从而生成新意义，这里的延伸义是原义的扩展和张扬，使同一个词的蕴含内容变得更加丰厚，而不是用一种延伸用法掩盖了原义。例如：“heart”本义是“心脏”，心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人们便把心脏对人体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认知投射到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上，因此派生出“关键、核心”等意思，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supply and demand。人们利用旧有的词义通过延伸与扩展派生新义，词汇的这种重复使用使人利用有限的词汇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是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语言的创造力不只是词汇的不断增长，更在于词汇之间联系方式的创新。从认知心理学来说，隐喻性语言的使用符合人脑记忆的精炼原则。

“词语的隐喻意义最能体现文化语义词语的时代性和隐含性特征”，破解词语的隐含意义是译者准确解读源语及实现等效翻译的前提。人们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的相似性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生活及思想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及社会学家研究表明隐喻是各民族共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隐喻在结构形式、喻体的选择及由此产生的形象、喻义等方面是相同的。如：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ill not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中的“fish in troubled water”与“浑水摸鱼”等等，对这种喻体及喻义相同的隐喻性语言，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语际间和文化间的有效交流。由于中西国家地理位置及v史文化的差异，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也有不同，中英两个民族对同一个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如：中国人看到“海燕”会想起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在汉语中海燕象征着不畏风暴凌空搏击的勇敢者，但英美人总把petrel（海燕）和暴风雨联系在一起，用来比喻引起动荡和骚乱的人，“海燕”与“petrel”隐喻意义不同，汉英互译时用直译手段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传递文化，如：Sinclair Lewis was stormy petrel in his life as in his books. 可译成：“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生活中也像他的书中一样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英汉语言中有些隐喻选择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如：表示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英语用“蘑菇的生长”做喻体，如：New hous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而汉语用“雨后春笋”。对于英汉语言中异喻体同语义的隐喻，有时也可采用异化加注的策略，这样可以把源语国家的独特文化引介给目标语读者，从而丰富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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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护语言的民族性，持之以恒的培养树立一个良好的语言意识，理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华民族的新跨越和新崛起，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抬升与加强，汉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风靡全球和影响国际的“显学”，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和国际交往中的形象标识和强大工具。现在世界各国人民自觉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传播汉语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全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孔子学院有249所，孔子课堂56个，注册学员有12万多，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了4000多万，汉语正在成为加拿大、德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第二外语。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语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国内普遍被人忽视。看看身边有多少英语培训班，像疯狂英语、红魔英语、大山外语等培训机构人头攒动，场面火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谢克昌曾在2005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中，英语地位的过于显赫，已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很多大学生不必顾及汉语的学习，因为除了播音主持、语文教师等相关专业，一般不考汉语。大学语文教育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忽视中文的结果是除了能向父母写“缺钱速寄”的信还算顺畅，其他文稿就难以下笔或勉强完成，大多数语法不通、文字不畅、面目可憎，难以见人。学生母语意识淡薄，文字敏感性几乎没有，稿件里别字、病句、逻辑不通。

汉语正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视听语言充斥着信口开河、滑稽无聊的表现，网络词汇常让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往往让人羡慕不已，汉语蹩脚倒显得无足轻重。现实中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不同于规范语言的网络语言，被人称为“火星文”。这些语言和文字有的是字母，有的是部首，有的是谐音，有的是把常用字拆开来用。这些语言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接受新鲜事物快的中小学生很快学会，并出现在自己的日记和作文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将会危害到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科技在使书写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提笔忘字”等副作用，不会书写成了我们要直面的危机。而有些年轻人总是用一些洋文来代替汉语。比如不说“谢谢”，而说“3Q”。更有甚者一些生造词语，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如“变态”成为“bT”不中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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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文化对汉语国际教育的作用

（一）语言教学中的辅助因素

留学生所在地区的很多生活现象都和当地的方言、民风民俗息息相关，要通过语言来理解和表达，有时单靠普通话还远远不够。以方言为例，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受到方言影响。而我国方言众多，教学中难以操作，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中很少涉及方言的内容。浙江大部分地区属吴方言区，方言区内部差异明显，和北方方言不同。吴语区虽是全国第二大方言区，在推普道路上依旧有许多阻力，尤其是一些方言词汇、语法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本地居民和教师的语言组织形式。如吴方言中的程度副词“蛮”，可能就让留学生一头雾水。因此在方言词汇和语法教学上，需要教师多留心。

（二）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也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因其属吴越文化圈，内部还可分为吴文化圈、越文化圈和瓯文化圈。优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这里形成了较独特的水乡文化，且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逐渐兴起了商贾文化，因此本地域的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极强。浙江的文化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发端较早，余姚县罗江河姆渡文化、嘉兴马家滨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都具有原始南方农耕文明色彩。由物质生产衍生出的各类器物、饮食、技术、民俗和艺术也有可探究的空间。唐宋以来，市民文化、商业文化也逐渐兴起，话本、诗词和戏曲艺术斑斓多彩。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今外国友人来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需求各不相同。除了经济情况和教育资源的考虑，也有不少人是出于对某一地域文化的喜爱而学习汉语。因此在汉语文化教学中，地域文化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中外人际交流和社会交流的解码器

汉语国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留学生实现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从个人而言，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从群体而言，则是实现社会团体乃至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

我们不妨以民俗和方言文化为例来说明。乡音是地域群体的凝聚因素之一，浙江地区方言复杂，反映了本地区地域认同感。方言易形成共同的文化习性和观念，在语言表达上更加融洽。由于方言差异，很多地域性的风俗禁忌也需要通过谐音联想才能更好理解。浙江一带因为经商历史悠久，素来有在农历二十八日迎财神的习俗，因“廿八”与“年发”是谐音，寓意“年年发”。再如温州地区春节常用瓶、碗来代指“平安”也是谐音。留学生若有方言需求，方言学习将是融入当地生活的好方法，只是其教学标准及设计还不成熟。不过在通识性方言概览中，让水平较高的留学生接触方言的基本情况是有益处的。

从国际层面而言，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更不能小觑。各类经贸文化的合作活动都需要沟通，而沟通的前提就是了解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风俗禁忌。譬如饮食方面，浙江人重清淡、喜稻米、好河鲜海产，这就不是“南甜北咸”能涵盖的。浙江作为水稻产地，米酒文化兴盛，绍兴黄酒闻名海外，由此衍生的餐饮酒礼的地域特色也是社交的重要内容。

二、地域文化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启示

（一）教学内容的启示

1.多样化

浙江文化包含农耕文化、水乡文化、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特质，在风俗、语言、思想上都有古越族的遗存。明清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盛行，使浙江文化和传统中原文化差异明显。这些抽象概括的地域文化特点总结需要通过具象内容说解。譬如从地理环境入手了解浙江的水文、土地和气候情况，就让留学生对稻米、桑蚕、渔业等农业生产有了具体认识，再谈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丝织品、民俗、手工业、商品经济、市民文化就不会太困难。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我们需要重视章法和逻辑。

2.实用性

学以致用给学习者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激发其持久学习的动力之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很难达到我国传统母语教学的规模，每个班级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班级学生的大体需求，注重生活中常用的文化内容教学，如浙江的饮食习惯、风味小吃、旅游资源、生活禁忌等。至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则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和需要再做取舍。

3.专业性

目前来华学习汉语的学习者除了语言进修生，还有众多研修不同专业的人士，他们克服语言障碍的目标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类情况则需要专业性较强的文化内容，如经贸专业可能想了解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史和贸易模式；人文专业对浙江的艺术、文学和社会风貌感兴趣；医学专业希望了解浙江医学技术和发展等内容。

4.选择性

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教学中的文化大多是传统或优秀的文化。作为汉语国际推广所宣扬的中华文化，同样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质文化。然而有时本国国民观念上认同的优秀文化，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看来未必尽然。若是过于渲染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反而会引发学习者的反感，所以在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文化材料并非易事。在坚持“优多劣少”的基础上，我们只有具备自我批评的态度才能赢得认同。以浙江商业文化为例，它为文化产品开发、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推进提供了便利，但在重商意识下的迷信风俗、利益至上的偏狭观念却是糟粕。若是教师能在课堂中让留学生参与话题讨论，学习者则会对商业文化的理解更加到位。

（二）教学原则

1.总原则――双“因”原则

汉语国际教育应当遵循“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这八字总纲。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文化背景各异，需要注重层级性。在初级阶段，教师只需概括介绍较典型的地域文化；在中高级阶段可尝试系统的文化教学。此外，浙江各地的文化也不同。同样是饮食文化，浙南和浙北却有差异，嘉兴有粽子、金华有火腿、温州有鸭舌。又如农耕习俗，宁波流行“驱蝗虫”、“稻花会”，金华崇尚“拜犁”，很多地区稻米有“尝新”活动。

2.实用交际为主，人文情怀为辅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和短期的语言教学中，我们还应把握为交际服务的实用性教学原则。根据留学生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性和思维性较强的地域文化无需过分强调，教师可一笔带过或直接省略。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实用和效率而忽视文化的力量。比如多数留学生对饮食和旅游感兴趣，我们不能只罗列食物和景点，还需说明饮食寓意、人们情感的表达方式、造景的匠心和审美意趣。教师应当建立这样的人文关照情怀。

（三）教学实施方法

1.课程设置

和北上广三地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不同，浙江的高校自我独立教学能力相对单薄。在短时期内提高师资以及科研建设很难实现，但区域内各个院校或机构的合作却是可操作的。教学资源的共享会带来相互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比如，对浙江地域的工艺美术文化感兴趣的留学生通过组织到本地区的艺术中心或是美术学院学习，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汉语教师的文化素养缺失，克服学校课程设置的局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提高院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强化教育科研团队才是良策。

2.教材建设

由于北京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源地，除了部分教育资源雄厚的南方高校有自己的教材外，很多院校仍采用北京高校教材。这些教材中北方文化内容所占比例较大，但地域文化差异有时会给授课老师带来困扰，也影响留学生对语言材料的理解。这类问题也引起了教材编写者的重视，在内容选材上也加入了地域文化因素，但总体上还不太成熟。由于教材编写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局限，在内容的选择上未必精准，有些内容略显陈旧。

在教材的内容设计上，应重点关注地域典型性，而不是地域专门性。优秀的教材创建需要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的通力合作，编写能反映时代特色又不失文化底色的地域性课文内容。这样就不会让地域文化喧宾夺主。当然这一构想要付诸实践还需考虑众多现实因素，虽然亟待解决，却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引发教材编写的乱象。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具备可行性的。

3.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教材编写、培养方案和课程改革都是长期性的工作，在灵活度和执行度上还需要时间磨合，因而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不只是教授者、指引者，更是文化协调者、合作者、倾听者，甚至研究者。教师在结合实际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性地讲授与学习者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现象，设计不同的文化主题，利用或创造教学资源。用真实鲜活的教学材料，由点及面、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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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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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64-02

一、中韩影视文化贸易发展现状

（一）韩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劲头强劲

在1998年韩国政府“文化立国”战略引领下，韩国影视文化作品成为了主打对外输出产品。韩国影视剧出口值屡创新高，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广电节目对外输出额高达2.42亿美元。其出口市场覆盖了亚洲、美洲、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以有相似文化底蕴的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重要战略基地。韩国影视作品由于类型丰富，剧情生动，角色刻画细腻，内容积极向上，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韩剧版权价格也因此不断攀升。

（二）中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状况不尽人意

中国影视文化贸易起步晚，虽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长，但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影视剧的进出口过于聚集，主要从美、日、韩等国引进，向亚太地区输出，其中更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影视剧类型、主题都过于单一，内容缺乏新意和国际化眼光。因此，相较于其他产业，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无论国内外都处在较低位置。

二、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的原因

（一）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

“文化立国”政策提出后，韩国政府逐步出台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影视文化成为重中之重。影视剧的发展拥有了优越的政策环境。韩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影视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帮助。韩国政府还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相关资金扶持额度不断增加，设立了“文化发展基金”，对特定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韩国贸易保险公社为了支持并协助那些新人导演以及拥有独特魅力的影片专门成立了“电影产业支援基金”。为推动影视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韩国政府有专门的影音分轨公司，鼓励把韩文翻译成外语，对创造出新成品所花的费用给予补贴，还创立了“出口奖”，最多可以获得奖赏1 000万韩元。

（二）韩国影视文化将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

1.借鉴西方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向国际化迈进。韩国电视剧早年是以模仿美国起家的。通过韩国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到渐渐增多的西方崇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的意识形态，也能看到具有好莱坞特色的大投资、大场面、多国元素和精美特技效果。韩国已然成为全球观众的“亚洲好莱坞”。

2.保持儒家传统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受国内外人民喜爱。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有着较高的地位，其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已成为韩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韩国影视文化作品中有诸多体现――以积极正面的形象为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屈服，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让外国观众产生了价值认同感。

3.兼容并蓄是韩国影视作品迅速成长的主要原因。“和谐”是韩国影视作品中最关键的特点之一。韩国的影视作品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观念相结合，打造出独特的当今韩国影视文化，韩国影视文化也因此得以推开世界文化市场的大门，实现影视文化的大繁荣。如红极一时的《大长今》，就唯美地弘扬了东方文化，赞美了东方女性；而《哈佛爱情故事》和《皇太子的初恋》这两部电视剧则巧妙地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

（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能准确定位目标市场

因国内市场较小，韩国文化产业把世界文化市场当作主要的战略场地，并分进度，有选择性的开拓市场。把在周边并与其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日本等作为突破口，进而打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的大门，并努力发掘潜在的中东和中南美市场。他们会根据出口市场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出口影片内容，对于欧洲市场，绚烂的视觉效果和惊险的动作场面较受欢迎，所以出口的影片大都是灾难片、动作片及战争片。而对于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日本，则主要出口《大长今》《浪漫满屋》《太阳的后裔》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和浪漫爱情剧来让观众产生共鸣。

韩国还成立了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境外办事处，以此来提升韩国影视文化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研究与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四）韩国影视文化自身包装魅力

为了获得海外市场的认可，韩国影视公司特别重视塑造影视作品及其中演员的优质形象。韩国影视作品中的俊男美女、唯美的拍摄场景、最新款手机、服饰等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引领了时尚潮流。

近年来，韩国影视文化也逐渐向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发展，以此增强国际市场运作。如《来自星星的你》和《太阳的后裔》，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宣传和在世界各国的各大网站同时热播而被众人追捧，随之而火的不只是男女主角，还有啤酒和炸鸡等。

（五）建立开发影视文化产业链机制

韩国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使经济效益不仅局限于一个点。各产业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非常坚固的产业链条。比如，韩国影视文化的进步就使得韩国各地的旅游业、饮食业等其他行业得到共同发展，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兴盛。

反观中国的影视文化贸易，无论在认识上或是政策措施、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影视节目制作等方面都与韩国有较大差距。中国影视文化贸易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借鉴韩国成功经验是可行的路径之一。

三、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政府应加大对本国影视文化贸易的支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与认同是影视文化产业贸易发展的首要保证。借鉴韩国经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给影视文化贸易一定的政策支持，逐渐完善影视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机制，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设立资金支持影视文化贸易机制。应加大对影视文化贸易的投入，通过采取出口退税和补贴等政策措施鼓励和促进高品质影视作品的出口，缩小并消除我国影视文化贸易逆差。鼓励个人和企业赞助影视文化事业，建立各种影视文化基金会，实行专款专用，以利于影视文化贸易的繁荣。

政府在体制改革上还应着重解决发行渠道不畅通、打击盗版力度不够大、电影院瞒报票房等一系列问题。要不断推动有关影视方面的各项改革，努力提高影视工作者对工作的积极性并发挥出其创造力，并使文化和市场资源都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二）文化传承与融合并举，提高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

影视业强调“内容为王”，在“文化折扣”和“文化壁垒”的影响下，我国很多的国产影视剧都不被海外市场所接受。而在这一问题上，韩国影视业就做得很好，他们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让国内外观众都能接受，这是我国最应学习的地方。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都是属于中国的宝藏，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有特色的东西，必须保护与传承。同时，可以结合西方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找到中华文化中最能被外国观众认同的部分，并且对不同的国家与市场，调整产品制作与包装的策略，打造出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使中国的影视文化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努力创建文化品牌，早日打入国际文化市场

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是影视文化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秘密武器。具备了品牌影响力才有市场号召力，才能吸引一线的演员、制作团队和发行团队进行合作，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更通畅的发行渠道。美国电影中的变形金刚、迪士尼等就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韩国影视作品也创造出了属于韩国独有的文化品牌，比如生日喝海带汤、汗蒸、扎羊角帽都让人第一时间想到韩国。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必须增强品牌意识，积极提倡品牌战略，加强影视品牌宣传，并改变运营方式，开发与之相关的衍生产品，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创造出更理想的战略效益和经济利润，提升中国影视文化在海外市场上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是发展各项产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可以学习韩国经验，在各大高校开设专门的影视文化专业或课程，积极推进人才在国际上的交流，定期与国外高校做相关的人才交流项目，定期让影视从业人员出国进行培训，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影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我国可以建立并完善影视人才激励机制，用物质奖励等积极留住国内影视人才，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影视人才从业环境，进而吸引大量的外国优秀影视文化产业人才进入中国，帮助我国的影视文化贸易不断繁荣。

（五）注重影视产品的原创性，努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处于中游和下游阶段，即销售产品的状态，与韩国注重原创开发相比，只能获取较低的经济利益；加之市场拓展意识不强，营销工作欠缺，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较低，未能形成完整产业链。为此，应学习韩国经验，变模仿为创造，鼓励影视专业人员发挥创意，打造出属于中国独有的影视作品类型；努力建立影视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系，形成一条有效的产业链，推动不同产业间的配套工作，使得影视文化产业能与其他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发展，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韩国文化产业贸易成功经验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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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100-02

一、引 言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但它也从来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爱情此物是最单纯，也是最复杂的，它能完全折射出：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若想了解一个社会，就先去了解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观，它往往旗帜鲜明地代表着这个时代，可以说，时代特征，在爱情身上，印证的最为清晰。现代爱情，来的更加容易，也更加艰难。容易的是它的开始，艰难的是它的过程与未来。想缔结一段花好月圆的姻缘，犹如西天取经，取点露水情缘容易，想取到一颗真心就难。高度文明的生活，挤压了人们的时间和空间，地球虽然变成村了，人心却越来越远了。

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大型电视相亲栏目应运而生，并且大热特热，也就不足为奇了。若有人问，二十一世纪，什么节目最火？放在两年前，答案必是“选秀”无疑，但在今天，“相亲节目”开始独霸电视武林。相亲这种事，本来可以算做隐私一类，但在今天，它大张旗鼓的变成了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电视舞台，就是爱的秀场，女子们摆出比武招亲的架势，火眼金睛，精挑细选，男子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要什么，你有什么，两厢一对眼，若对上了，一拍即合；对不上，各走各路，既公平公正，又自由自主，很符合当下的社会情绪和节奏。

其实以电视为媒，为青年男女搭鹊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此类电视栏目，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热过一轮。最早是在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档从日本引进的户外相亲节目《谁令你心动》，然后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胡瓜和高怡平主持的《非常男女》，“非常男女，有缘千里”这句节目口号在当时也是流行一时，《非常男女》的热播引发了内地电视台此类节目的狂热跟风，一直走在娱乐最前端的湖南卫视创造了《玫瑰之约》的高收视，紧接着各大电视台也陆续推出了多档同类型节目。但这些节目仅仅火了几年，就无声无息的隐没了，归根究底，跟风作品的生命力不强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栏目中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不够。一档好的电视栏目，其实与一个文学作品相类似，无论你书写的是什么内容，以怎样的形态表现，若能很好的反映投射出当下社会的百情百态，就不愁它的生命没有延展。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可谓是中国电视相亲类节目的一匹黑马，于无声无息中，它杀出江湖，横空出世，跃然荧幕之上，街头巷尾，无不流传着它的桥段。与《非诚勿扰》同期推出的，还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东方卫视《百里挑一》等等，这些节目，内容与模式基本类似，一时间，它们占据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被人们津津乐道。为了拼收视，它们的舞美越来越盛大华丽，男女嘉宾表现越来越惊人，嘉宾评点越来越毒舌，然而电视演绎的越热闹，人们却开始在热闹中反思。一旦有了社会反思，一个相亲节目的意义就不再只是一档节目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了一个值得研究和玩味的社会文化现象。

二、个体的多元价值观——爱情的影子

在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最热的莫过于“我宁在宝马车里流泪，也不在自行车后微笑”这句话了，说这句话的女主角马诺，因为她所代表的一种裸的价值观，在骂声中火起来了。这种裸的价值观，就是如今社会相当庞大一个群体奉行的主义——拜金主义，拜金主义虽然是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观，然而它正是当今社会“一切以利为先”所缔造的恶果之一，当这种恶果突然毫不比遮掩的呈现在电视之上，从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言行举止上折射出来的时候，人们震惊了，甚至难以接受，为此一度，《非诚勿扰》被舆论推向引导错误价值观的风口浪尖。观众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爱情”这件事的独特性，爱情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体验，谁都逃不开它的魔力。

而它最令人迷醉，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相爱男女双方对彼此纯然忘我的付出，不掺杂半点世俗情怀的依恋。试看每一段流传至今的关于爱情的传说，都绝对离不开这样的主旨。所以，爱情的神圣不容亵渎，谁将“爱情”贴上物质标签，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