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在创作界蔚为壮观，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这一写作方式的两大特征。“底层”的概念一般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弱势群体，如进城农民工、下岗工人、待业人员等;二是指除弱势群体之外的社会基层的平民百姓。传统底层文学书写的对象包括各种小人物。不过底层人物尽管多样，其处境却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无权无势和随时受到压迫的地位;二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收入微薄或几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维持基本温饱艰难甚至难以维持。传统底层文学书写对象的这两个基本处境特征，可以说是底层人物的标志性特征。

对底层穷人处境的描写与呈现，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主题。从古至今，中国文学有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以同情与吁求的态度对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生命呼声进行传达，体现出一种珍贵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情怀不仅成为众多底层叙事的精神基调，而且指向诸多底层尴尬，如艰苦劳作、缺乏权益、物质贫困和精神困惑等。底层叙事不仅反映了小人物的苦难命运，也体现出了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虽说人道主义的内涵较为复杂和丰富，而每个人对此的理解又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体现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生命价值、个体尊严和精神自由的捍卫，人道主义确实是人类社会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存关怀和价值评判。人道主义状况如何，也是评判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底层叙事能否真正表达底层声音，知识分子话语能否传达和替代底层话语，始终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中国当代底层叙事，大体可以分为面向乡村和面对城市两类书写。前者主要描述了乡土社会村落中的物质贫困、权利损害、疾病、文化愚昧和精神贫乏。后者的叙事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进城农民作为“异乡人”的求工艰难、物质贫困和精神困惑;二是城市底层市民尤其是下岗工人的生存痛苦，他们同样存在物质贫困、没有话语权力等问题。

“如何表达底层生存，或许是一个更有待深究的命题。这里面，隐含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中，受到了艺术启迪或灵魂的洗礼。”①绝大多数底层叙事，不仅恰恰是想真实呈现底层状况，而且基本都采用了现实主义再现方式。从而真实或比较真实地呈现了底层人们的生存情形，有些描述甚至可以称为时代的镜子。在一些底层作家那里，我们总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所谓底层叙事，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的叙事。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做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是我们大家为了寻求文学精神，寻求真善美统一的一种叙事，它不存在谁为谁代言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叙事。”②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发表堪称是2013年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作品一出版就被广泛关注，不仅被多个文学选刊转载，在文学圈内吸引了众多眼球，而且占据了西单图书大厦、当当新书热卖榜，入选新浪中国六月好书榜，并在微博上引起热议，震撼了大江南北读者的心，给2013年的春夏增加了几多感伤、几多叹惋。读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读者无不在内心深处升腾起深深的悲凉，这种悲凉里有对涂自强的人生悲剧的无限同情悲悯，也有自伤身世、同病相怜的感喟，对于许多中年人来说，其中更有被激发起的他们自己的青春时代的个人记忆与时代回味。作家应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关注现实，立足当下，与时俱进，触碰最敏感和尖锐的社会问题。方方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时代最有典型特征的人群――大学生群体。这部小说题材反映、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如大学生就业难、社会不公、城乡差距大、城市生活压力大等，确确实实地吻合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敏感点。很多的大学生读者都在涂自强身上找到自己的身影，涂自强在事业奋斗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就在现实中上演过一遍又一遍。

来自农村的涂自强考上了大学，他带着整个村庄的希望开始了求学之路。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饥饿时向山边的人家里讨饭吃碰到的善良的妇女;在镇上的工棚里遇到的善良热情的民工，以及好心给他机会做小工赚学费的工地老板;只让他在早晨帮忙搭把手就给他提供免费食宿的牛肉面馆的老板娘，并且还热情地为他在洗车店找了打零工的活;小村庄里好心留宿的老大爷和热情善良的村民;学校里，为他提供勤工助学的食堂工作的老师;寝室里，和睦友爱的同学们免费为他提供了电脑和手机。

正是这一路好心人的热情帮助才让涂自强对这个社会依旧充满美好。看似一切都发展得如此顺利，作者却突然改弦易辙。涂自强为了毕业后能在城市里找份好工作，遂决定考研，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然而，就在临考时期，父亲意外身亡的消息打破了这个完美的规划。世道的残酷无情开始显露出其狰狞的面孔。

高考落榜后的采药女用“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人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两人即将不同的命运。与涂自强同在食堂帮工的中文系女同学，两人同是来自山区，有着共同的苦难经历，他们同病相怜，彼此也谈得投机，可谓“志同道合”。但因涂自强的贫穷，连一张参观黄鹤楼的门票也买不起，忽然有一天，这个女孩钻进一辆小轿车，傍了大款与他拜拜了。女孩歉意地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谁也改变不了命运。我们都太穷，而我们俩人分开来，各自寻找自己的天下，或许，我们的一生都会改变。”

涂自强并非一个庸碌之辈，在同龄人中他可算得上一个佼佼者。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刻苦读书，成了他们小山村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在省城武汉上大学的大学生。他可谓深山里飞出的金凤凰，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美好的前景在向他招手，家里人和村里人也对他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卢家在县城有人，依仗权势强行改变公路线路，平了涂家的祖坟，涂自强的父亲投诉无门，一气之下身体染病，一命呜呼，涂自强就不会回家奔丧，误了考研。涂自强父亲病故，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不幸，实际上也是社会不公造成的。如果涂自强能够顺利地读研读博，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涂自强所在的那个落后的山村是破败的、农耕时代的，是人们一旦走出来以后就不愿再回去的。底层文学描写的乡村大多是残酷的、让人想逃离的;而官方意识形态想塑造的乡村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目的是让阶层分化、阶层矛盾不要过度深化，为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而美化乡村。方方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醒目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差异刺眼，泾渭分明。从涂自强进寝室那一刻，这种差异就已经开始显现：只有涂自强赶着到处打工;同寝室的人老早就买了电脑和手机，涂自强方才对这些东西有概念;食堂里帮厨的女生，曾与涂自强“志同道合”，但因为涂自强的贫穷，她傍了“有实力的人”;赵同学有钱去了美国，其他城里的同学都纷纷有了好着落，而涂自强只能是蚁族的命运……城市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达，而且象征着有关系、有背景;农村则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连翻身机会也没有。这些事例表面上看来是城乡的差别，实质上反映的是权力滥用、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严酷现实。社会不公，不仅表现在城乡差别上，就是涂自强所在的小山村，也同样存在着有权有势者倚强凌弱的现象。在他们所居的小山村，涂自强家族属于小姓人家，无权无势，在农村也同样受到欺凌。正如涂自强的母亲所说：“村里修路，原本是经过卢家的地。可他们卢家在县城里有人，硬让人家给改了线，就变成从咱家的坟地过了。也没见人上家里说一声，就给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家能让设计好的公路改线，肯定是一个手握重权、一言九鼎的权势人物。为了一己私利，改变已经设计好的公路线路，权力滥用到何等地步。由此可见，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城乡二元对立，实质上却反映出、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涂自强的人生悲剧表面上看是个人的，实际上是社会的。他人生命运的改变，无不与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也为了让母亲过上体面的生活，涂自强最后积劳成疾罹患癌症，在安排好母亲的后半生后默默死去。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的不幸，实际上也暗藏着社会原因。涂自强身体超负荷运转，早已感觉身体不适，如果他及时去医院检查诊治，也不至于发展到肺癌晚期，走上不归之路。但由于他手头拮据，医疗费昂贵，他才一拖再拖，拖成绝症。如果单位给他交了社会保险，或个人有力量买社会保险，医疗费能报销一大部分，涂自强还可住院治疗，还有求生的一线希望。遗憾的是，单位没给他交社保，个人又无力买社保，连最后治疗的机会也没有，只能坐以待毙，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涂自强的遭遇并不是他的个人悲伤，而是社会悲伤。他的悲剧并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代人的。小人物们悲惨、凄凉的境遇，折射出作者对于人生、命运的消极、悲观，却也反映出方方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和理智。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J].小说评论，2009（4）.

[2] 曹征路.文学精神的迷失与时代困惑[J].探索与争鸣，2006（8）.

[3]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 李林荣.“底层叙事”中的声音和沉默[J].文艺评论，2009（2）.

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的兴起发展和物欲主义的甚嚣尘上，普通大众对意识形态领域知识者的关注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的盛行。社会学家曼海姆曾证明，“知识并不完全按照‘内在法则’发展，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受社会等‘存在性因素’的制约。”[1] 而知识分子在今日也同样受到了制约。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深受“物”的强大冲击，潮流兴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现代知识群体推向社会的边缘，生存问题也随之而来。

方方关于学院知识分子系列的小说，再现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生活的贫困和窘况。中篇小说《行云流水》中，毕业于50年代的知识者高人云，对大学教师工作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以致超负荷工作而生病。在住院期间想的依然是学生的课堂和作业，以及自己和严航未合作完的论文。然而就是认真做事、诚信待人、追求心安的高人云，却在急速发展的生活中处处碰壁。高人云去理发因未带足钱而受理发店小姑娘的奚落和嘲笑，自己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人格在小姑娘眼中变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菲薄的收入常令高人云捉襟见肘，他只能在饭店尴尬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大鱼大肉，而自己只吃一碗便宜的面。高人云住在陈旧的房子里用着陈旧的电器，即使拼命工作也无法让家庭生活得以改善，妻子和儿女的抱怨更是让他感到尴尬和窝囊。他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格，却被同事和家人认为是死板迂腐。高人云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育者，满腹笔墨，却无法摆脱生活的困窘状态，也无法得到社会和亲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只能自我揶揄和解嘲，无可奈何地面对金钱化、物质化的社会而惶惶不可终日。高人云想要一种宁静的“行云流水”般的生活却被现实打败，知识和人格在当今社会逐渐贬值，他越来越难以看清这个世界，失落而又不解地叩问自身和社会，“他是不是和这个时代生活的哪个齿轮错了位？”[2] 生活上带给他的酸楚和尴尬境地，让高人云这样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窘况之中。

无独有偶，方方的新作《惟妙惟肖的爱情》同样揭示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窘状态。作者将视角转向了新世纪，在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市场化年月里，表面跨着世纪的两个时代，却有着近乎雷同的本质，用方方自己的话说，“不适宜知识分子存活的时代，都是不尊重知识的时代，甚至都是伤害尊严、伤害人心、伤害文化的时代，都不是一个好时代。”[3] 同样，在《惟妙惟肖的爱情》中，新世纪知识者也有着和高人云类似的生活窘况。

历史学教授禾呈重知识、做学问，对待人生按部就班、小心谨慎，认为知识高于一切，却被认为迂腐地不合时宜不随潮流;而学历较低的表姐雪青在商场上八面玲珑、不择手段、处处钻社会主义空子，却成了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过得如鱼得水。同样，第二代人的命运也形成了南辕北辙般的对比，禾呈的双胞胎大儿子惟妙学富五车，继承父业当教授，却因钱财菲薄而在家人面前低人一等，被看作是“无用书生”;而只有高中学历的小儿子却成为了公认的社会精英人士，呼风唤雨，如鱼得水。小说将两代人分成以雪青、惟肖为代表的“读书臭屁派”和以禾呈、惟妙为代表的“读书永乐派”，对比书写了两派人不同的生活条件差异和价值观念碰撞。“读书永乐派”的知识分子热爱学识，手持着高学历，从事着大学教育工作，一心认为“任何一个朝代，商人都比读书人有钱，但他们永远也抵不过读书人在这世上被尊重的程度。”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教授惟妙在生活上处处碰钉子时时被讥讽，想出书却因生活困窘没钱买书号而遭出版社拒绝，还被认为是惟肖的“穷亲戚”而受嘲弄，连妻子也因信奉“爱情就是爱钱”的信条而红杏出墙。我们纵观这两派人，不管是在金钱还是名利，社会地位还是爱情家庭上，“读书永乐派”都不能与“读书臭屁派”相互融合，更无法平起平坐。这种现象正如许纪霖所说，“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而不是知识分子，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知识分子第二度被‘边缘化’。”这也无疑造成了当代社会金钱至上、知识贬值的社会风气。小说结尾处更是耐人深思又显荒凉，“用五万元买来论文而拥有北大博士学位的成功企业家惟肖在大学的讲座人潮涌动，而正儿八经的教授惟妙座下只有可怜的三个学生。”[4] 在这个裂变的时代，“读书无用、斯文扫地”成了普遍现象，方方也由此表达了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惋惜，长叹道：“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度残春。”

当下，商业大亨、科技学家和体育明星往往站立在经济舞台的中央，知识分子的个人想象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无法契合。身份边缘、经济重压、生活困窘，这些都让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尴尬，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压抑与矛盾――市场经济下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方方对当今学院知识群体的思考，除了生存状况外，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精神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在时代的制约和现实生活的困境面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产生压抑、惶惑的负面情绪和人格分裂式的矛盾。在《行云流水》中，高人云一方面承受着经济的压力，以及家人和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奚落和埋怨，他却不知如何为自身辩驳，也不知从何种层面证明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忍耐和承受成了他日常生活无可摆脱的部分。这种“不敢说、不愿说、不知说何”的“失语”，让高人云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压抑苦闷的情绪包围。另一方面，高人云虽然表现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但却在磨难面前处处逃避和退缩，他力求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港湾之中，但无法以一个抗争的姿态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于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清高的知识分子人格也在矛盾中一步步妥协。在人人都讲究实际的状况面前，高人云最终向生活低头，给了帮自己修理电器的“差生”罗林及格分数，也放下了自尊心，用姐姐单位的医疗公费给自己买胃药。同样，在《惟妙惟肖的爱情》中，禾呈和惟妙也与高人云也如出一辙，一直瞧不起“读书臭屁派”的禾呈在物质和实际面前产生了价值观的动摇，慢慢地支持起了惟肖。而“面对惟肖的慷慨大方以及挥金如土时，还能保持着清高和自信”的惟妙，也慢慢放低姿态，任凭家人的否定和嘲笑，默默承受而不予反抗。在巨变的环境中，对于他们这类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想要留住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人格操守，强调个体存在意识，努力在社会中寻求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产生激愤、惶惑的负面情绪，无法抗衡现实的束缚和重压，随即产生压抑和矛盾的非理性意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现实世界产生了无法融合的状况。

面临着相同精神危机问题的，不只是工作后的学院教育者这一代，还有大学知识青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是典型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学生涂自强靠自身努力考上了武汉的大学，走出了大山。开学时为节省开支，选择边步行、边打工去武汉，到了学校他用一堆汗湿的零钞交学费，为了减轻家中的贫困负担，涂自强在学习之余靠做家教和在食堂帮厨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这个贫苦青年一心想出人头地，他心中幻想着“考研――读博――留校――当教授”的四部曲般的美梦，他勤奋、刻苦、节俭、善良，为抓住那一丝丝希望之光而与命运争斗。然而父亲的自杀让他错过了考研这唯一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没有迈出的一步也注定了他人生的下滑。毕业后涂自强选择留在武汉作“就业半漂族”，没有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的他在城市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生活难、就业难、恋爱难，他一次次陷入无法掌控的悲惨处境，最终由于涂自强在高中时期落下的病根，导致了他“肺癌晚期”的悲剧，一切归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一些评论家认为涂自强是“现代版的骆驼祥子”，的确，在涂自强的身上，除了和祥子相似的困苦潦倒和悲惨命运外，还有他们共有的一种“农民式”的守旧思想和懦弱胆怯，这也是涂自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却终不得果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涂自强身上有着天生的勤劳朴实精神，他乐观不屈，从未觉得命运有任何不公，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点亮黯淡的人生。然而涂自强的悲伤之一便是他的精神矛盾。在涂自强的所有工作中，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宁可为满足物质食粮而放弃精神食粮。同时，对于新事物不愿学习与尝试是他根本性的缺陷，同学邀请他一起去电脑城装配电脑，涂自强却果断拒绝了这个既能挣到钱又可以学习到技能的机会，“我哪里懂这个，我一窍不通哩”[5] ，在涂自强毕业后穷困潦倒连洗澡的钱都不舍得花的情况下，曾经的同窗好友请他到酒店洗澡，涂自强却因为不会使用水龙头而遭人嘲笑。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涂自强总是显得那么固步自封，不合时宜，他一方面想与社会和谐统一，在社会上拥有自己广阔的立足之地，一方面却又走不出自我压抑、自我封闭的圈子，解不开自设的枷锁。坚守着自身美好的品质，却又不断自我矛盾、自我妥协，于是只能陷入“逃不出又走不进”的精神危机之中，任凭命运之锤击碎他的热情和美梦。

方方在作品中为学院知识分子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精神挽歌。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虽留有清高的操守和善良的品行，但在生存问题面前却无法做到将金钱财富弃之如敝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他们，在负面情绪下显得越来越无所适从，由此陷入压抑和矛盾的精神危机之中。

三、定数中的无处遁逃――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宿命悲剧与荒诞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位极好的主人公失败，这对我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它违背或然率。”从常理来看，“好人成功”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视野范围，发生想象不到和不可思议的扭转。当人在努力和奋斗过后依然不得回报与结果时，这就产成了人生无意义、命运天注定的宿命悲剧和荒诞性。这在很多中外作家作品中有所体现，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纯洁善良的苔丝被处以绞刑;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从勤恳憨厚变成行尸走肉;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拼命工作、眷恋家人，却终变为“甲壳虫”。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方方的学院小说中，也带有浓厚的宿命论和荒诞性色彩，在物质和精神都无法得到满足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力图超越命运的局限性，要求生活的合理待遇。然而抗争过后却还是陷入无法打破也无法与自身和谐的宿命怪圈。

《无处遁逃》和《定数》同样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的逃避退缩不同，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作出了对现实的挣扎和对命运的反抗。《无处遁逃》中的青年大学教师严航，不满在高校按部就班的生活和无法提升的职位，想通过考托福去美国攻读博士，以此达到功成名就的目的来摆脱现在不尴不尬的生活。然而在他付出代价、全力以赴终于通过托福考试的时候，却因在美国没有可靠的资金担保人而无法领到签证，他的“美国梦”由此而破裂。严航怎么都没想到原来自身的千辛万苦也换不回想要的结果，原来苦苦的抗争也会归于失败，“原来命属一根根小绳子就只能总是属他，原来美国也只是绳子之一。”[6] 命运注定严航无法抓住这根能让他改变现状、重获新生的绳子，这种抗争后的徒劳，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这同时也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悲剧。

《定数》中的肖济东也是一位年轻的高校教师，为了改变生活贫困化的状态，得到更多收入以此提高自身的家庭地位，他毅然选择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下海当一名收入更高的出租车司机。然而就在肖济东拥有更多的经济财富时，来自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荒芜却接踵而至蔓延开来，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司机这个职业带给他的痛苦和无聊，在这样的精神重压下，肖济东“开始怀念那些数字的公式，怀念坐在桌前苦苦思索和反复推论的日子”[7]，也开始惦念着学生课堂和论文会议，于是他再一次面临职业的选择，辞去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大学校园。然而，肖济东的抗争也走向失败，一路挣扎、一路抗衡，在此过后却又归于原点。这种无可奈何又不肯低头的矛盾性，归根结底，是经济时代制约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悲剧。陶东风认为，“这种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知识阶层的择业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无法时时刻刻生活在理性主义和乌托邦中，更无法麻痹自身。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们必须做出对命运的探索和抵抗，然而这种宿命的悲剧和荒诞使个人的力量变得渺小，甚至化为了虚无。

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涂自强同样逃不出宿命主义的怪圈。贫苦大学生涂自强身边总有无数的好心人对其施以援手，打工老板、大学室友、食堂师傅等人，都给了他很多帮助。他认为身边每一个人以及自身生活的周遭世界都那么的“好”，然而就是这种“好”让他结局的“坏”具有了更强的悲剧性。涂自强从大山里走出，带有农民身上固有的朴实和善良，他勤奋向上，为了生存和梦想拼命攀爬，连专业老师都被他感动，承诺他只要上线就一定招他为研究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人称赞的涂自强，却无法找到与这个社会契合的位置。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严重的今天，宿命让他无法翻身，不管怎么奋斗都是徒劳，都无法改变自身的境况，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只能在社会的边角处苦闷、失败，甚至是沉沦。涂自强的悲伤，不仅仅是个人的悲伤，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伤。在当下的环境中，底层小人物，哪怕是知识者，靠个人才华和人文精神想要改变命运，已经是难上加难。方方拷问这个时代：“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会让涂自强这样的年轻人处处不顺，事事艰难呢？”[8] 方方通过在涂自强身上给予的悲悯和同情，引发出人们对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思考，但方方的作品还是流露出积极乐观的思想特征，悲怆过后，依然让社会期待希望。

方方对于知识分子悲剧的书写充斥着无尽的心酸和悲怆，她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巨大差距。在呕心沥血奋力向上之后，知识分子无法营造出理想化的新生活，反而陷入无可遁逃的宿命悲剧之中，这种悲剧虽然显现出生命无意义的荒诞，但方方依然认为，人可以凭借理想、道德去改变自己的现状。

方方笔下90年代以来的学院知识分子，生活在新旧道德体系交织的现代化消费时代，自身理想和社会现实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身份边缘化、生活贫困化、精神危机化和宿命悲剧化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终究会在文明社会中得以解决，知识分子和知识时代永远不会终结，他们依然是道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方方的学院派小说，为当代人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对时代的反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ZW114。）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 1 ]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2 ] 方方：《行云流水，方方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 3 ] 方方：《这篇小说只是我的一声叹息》，《长江商报》， 2014年04月04日。

[ 4 ] 方方：《惟妙惟肖的爱情》，广东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5]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篇（3）

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余华一贯的坚持。《活着》是零度写历史，是个体在历史中的挣扎；《第七天》是零距离地写现实，是个体在社会中的挣扎。只是这一次，他站到现实中间来了。也许是因为太近了，满篇都是现实发生过的激烈事件，人们才会说他“用新闻串烧来弥补素材不足”。

在我看来却是作家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解读现实。当然，我们不能评价这部作品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也不能将余华比肩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不是那种可以用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来批判现实的作家，但他是余华，是用《活着》的艺术灵感来创作《第七天》的余华。他曾说：“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灵魂的诉说和新闻事件的密集，也许恰是对现实的一种荒诞表达。以前的生活和时代都朴素而单一，现实往往没有作家想象出来的生活更新鲜精彩。但是近几年，社会的巨变让我们惊叹：生活早就超越了想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生活中处处都是突如其来的荒诞。

篇（4）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19-02

金圣叹称赞《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与《史记》《西厢记》《水浒传》《离骚》《杜诗》合称“六才子书”。鲁迅则说《庄子》“其文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学术界普遍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外、杂篇则出于庄子后学。但不管内、外篇还是杂篇，《庄子》文笔优美素为后人无可争议地津津乐道，然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纵横豁达也是先秦诸子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庄子》思想视野的深邃宏阔，对当下高校大学生精神成人教育过程中拓宽生命教育视域、锤炼“教”理念和提升“学”效果都深有启迪。

一

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半部《庄子》窥人生。如果说《论语》的内容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安邦，那么《庄子》重在深情关注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的研究。

1.悲悯众生，崇尚自由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思索。”[1]142一部《庄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的人类的同情和怜悯！《庄子・大宗师》有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意为泉水干涸了，两条鱼为了生存，彼此用嘴里的湿气来喂对方，苟延残喘。但与其这样在死亡边缘挣扎求生，还不如逍遥自在、彼此相忘地畅游于广阔无垠的江湖。自由向来是一切财富中最为昂贵的财富。《庄子・养生主》载：“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泽雉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可是丝毫也不会祈求畜养在笼子里。生活在樊笼里虽然不必费力寻食甚至还有美味佳肴，在别人看来泽雉好像是精力旺盛和洋洋得意的王者风范，但其实泽雉内心并不感到自由和快乐。野生的泽雉喜欢自由自在地觅食，只有自由自在才是最快乐的。

2.不以物喜，超然物外

物质生活的合理追求无可厚非，但应该坚持量入为出和俭以养德的原则，坚决反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庄子》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和讽刺的笔调，抨击了拜物教者和趋炎附势者。《庄子・列御寇》载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宋王先赠车数辆，秦王后又加赐一百乘。曹商回到宋国，向庄子炫耀所得赏赐。庄子鄙夷地说：“秦王得病召医，如有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难道你就是为秦王舔治痔疮的那个人吗？”极其尖锐地嘲讽了那些趋炎附势、追逐富贵和名利的人。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特遣使持重金造访并许以相位。垂钓于澄澈濮水上的庄子拒绝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当千金之利和卿相之位摆在面前的时候，庄子拒绝的是何等潇洒与撼人心魄。文化学者鲍鹏山动情地说：“很高兴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媒娉、坚决不合作的例子。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文化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2]136庄子富于远见卓识，他认为在乱世为官，虽能显贵一时，但极尽奢华之后，往往是像祭祀用的牛那样成为牺牲品。因此他虽然穷困，但坚守节操，极端蔑视那些贪求荣华富贵而亡身的人。

3.瑕不掩瑜，悦纳自我

《庄子・山木》说“贫也，非惫也”，表明重视内在的精神胜过外在的物质，内在的灵魂重于外在的形体。《庄子》一书中出现过不少残疾人，他们虽然身有残疾却自强不息，不仅能够自立于社会而且往往德艺双馨而备受尊敬。《庄子・人间世》篇里写到一位奇人支离疏，严重驼背以至面颊似乎隐缩在肚脐里，两肩高于头顶而又发髻朝天。如此严重畸形的残疾人却能依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仅养活了自己甚至还能为另外十个人提供食品。《庄子・德充符》里一共写到六位残疾人，他们都形畸德高而备受世人尊重。其中一位叫王骀的，他只有独腿但他的道德学识水准可与孔子并驾齐驱，孔子竟要拜他为师并且呼吁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向王骀学习。其他五位虽有各种残疾，但都因品德和学识极高而使人们忘记了他们形体的丑陋。思想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独立。庄子历来重视内在精神而不重视外在形体，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大学校园里有时可见残疾学生踯躅前行的身影，对此我们应该呼吁所有学生不仅应该给予残疾学生鼓励和温暖、支持和尊严，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自己无法人为改变的外在不足，悦纳自我，保持内在生命的健康和完整。

4.珍惜生命，超越生死

生死是人生最严重的问题，德国哲学家海格尔曾提出“向死而存在”，然而究竟如何面对生死？尤其是当代青年大学生很难理解庄子为何面对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之死“鼓盆而歌”？认为庄子此举非常不近人情甚至充当了不光彩的负心汉角色！其实这是对庄子的极大误解。歌者有乐极而歌也有长歌当哭，我们认为庄子在这里的“鼓盆而歌”应该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前者。因为庄子在面对妻子之死时自己也首先反驳朋友惠子的批评说“吾何当不愀然”，庄子忧道不忧贫、粗食敝履于穷巷僻闾中固守一生，妻子与他同相厮守几十年如今过世庄子怎么会不悲痛呢？怎么可能不悲伤呢？鲁迅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庄子悲痛之余认为应该尊重自然，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而已，而人的生死只不过是气聚气散的结果，是一种自然现象，生死的过程不过是像四季运行一样。他的妻子从广阔无垠的自然大气中走出，又回归到广阔无垠的自然大气里面去休息，最后她其实只是安静地回归到浑沌混一的初始自然状态而已，她躺在以蓝天为帐、以大地为床的大自然里，如同秋去冬尽，等候春天重新来临。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样，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最终与宇宙大道和大自然一起归为不朽。庄子的实质理念与中国民间操办红白喜事的观念殊途同归，与释家超度亡灵的低沉梵歌如出一辙。虽然庄子看透生死但庄子并不提倡轻生，庄子坚持认为人类应该珍惜生命、保全生命，极力反对轻生和害生。《庄子・养生主》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缘督”者，遵守自然规律之意。《庄子》认为生命犹如大自然一样自有发展规律而不可进行人为的破坏。《庄子・应帝王》讲了这么一则寓言，说南海之帝名叫倏，北海之帝名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忽经常相约到浑沌所居的中央之地去游玩，浑沌对他们俩招待得很周到。倏、忽私下商量要报答浑沌的盛情。倏说：“别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偏偏这么好的人却没有。”忽说：“我们为他开开窍吧。”于是他们俩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花了七天凿出七窍，不料七窍凿出之后浑沌竟然死了。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的本意是好的，却导致浑沌的死亡，庄子以此说明违背内在规律的危害。浑沌之死表明，人类的生命成长犹如大自然一样自有发展规律，不能想当然违反其运行规律和随意破坏其内在的结构，否则将万劫不复[3]232。

二

《庄子》思维放达，意象宏阔，哲理深邃，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当前高校精神成人教育过程中“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意义深刻。

其一，激发思维，拓展智慧。《庄子》全书多借用想象丰富的寓言阐述深邃宏阔的思想，使人不知不觉进入他所创造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恢宏意境。丰富的想象使文章恣肆，充满激情，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但他们学习基础薄弱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多不感兴趣。据蒋满英、汤百智的研究，高职学生的智能倾向是形象思维，尤其是高职学生的内省智能排在了第一位，说明高职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反省的能力强[4]。如果高职院校教师能够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采用《庄子》洒脱幽默的形象思维，把枯燥的精神成人理论、晦涩的道德伦理用充满智慧的寓言和故事加以讲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形象思维，开发他们内省能力强的潜在智慧，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其二，物无贵贱，有教无类。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是“有教无类”的首倡者，他能人不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地招收一切愿学之士。这种众生平等受教的无差等教育思想，其实在《庄子》一贯的“齐万物”理念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庄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毫无贵贱之分。道既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又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篇中东郭子再三追问庄子道体现在何处，庄子一连回答“在蝼蚁”“在■稗”“在瓦甓”。在庄子看来，道就在自然万物之中，自然万物原无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可贵之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其三，重视个性，因材施教。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大教育家孔子最懂得因材施教的教学法。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个好的主意，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呢？孔子答：有父兄长辈在上，应该先请教他们才是，怎么好匆忙行事呢？过了一会儿，冉求也问：听到一个好的主意，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呢？孔子答：对，应该马上行动。作为旁观者的公西华疑惑不解，特地询问孔子：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您的回答不同呢？孔子诚恳地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又如同样问“仁”，孔子答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而答颜渊则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是因为颜渊学习程度较高而答以较深的理论，而对“多言而躁”的司马牛则规劝他为仁需从最基本的容貌辞气做起[5]187。如果说孔子从正面做出了因材施教的出色范例，那么《庄子》则从反面论证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庄子・至乐》说从前有只海鸟，在鲁国城门上栖息。鲁侯命侍从活捉海鸟放在太庙里供养。鲁侯视海鸟如国宾，以珍馐百味供海鸟品尝，以九韶之乐为海鸟演奏。可是海鸟却被这些豪华排场吓到了，心里既惊慌又悲痛不敢饮食，过了三天就死了。鲁侯以为他款待海鸟十分周到，没想到却因此害死了这只鸟。《庄子》对鲁侯的行为评价说“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这是以养人的方式养鸟，不是以养鸟的方式养鸟。世界上的事物是纷繁芜杂和多种多样的，人们做事情要看清对象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

《庄子》不仅对当今大学生精神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影响深远，而且对广大师生修身治学具有异彩纷呈、意蕴深长的时代价值。

第一，感激对手，争鸣共生。《庄子・徐无鬼》讲述庄子送葬经过他好友惠子的墓地，回头对跟随的人说：“古代有个楚国人的鼻尖上溅了一点白石灰，这层白石灰薄得像苍蝇的翅膀，这个楚国人很爱清洁，就叫石匠用板斧把它削掉。石匠挥动板斧快疾如风，一阵风响之后白石灰就被削得干干净净，鼻子却没有丝毫损伤。宋元君听说了这件事，召见石匠说：‘请照样为我来削一次’。石匠说：‘我的确是这样砍削的。但是，让我砍削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很久啊’！自从惠施先生死去之后我就没有施技的人了！”庄子在这里表达了对已逝朋友惠施的深深怀念，为失去一个竞争对手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惋惜，也表达了与竞争对手进行切磋磨炼的难忘岁月的感慨！这对今天的大学生如何看待竞争、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深有教育意义。

第二，惜时如金，变闲为宝。人生不仅应该利用好八小时之内，还应该特别重视利用好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先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八小时之外如何运用。现今高职院校的不少学生认为课上是学习时间，课后就不是学习时间了，就可以大肆挥霍时间放松去玩了，打游戏、看小说、逛大街的大有人在。其实有时间的人不能成功，挤时间的人才能成功。八小时之内决定生存，八小时之外决定发展。《庄子・人间世》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发现了“无用”之用，这或许比“有用”之用更为珍贵[6]72。时间是改变人生命运最宝贵的资源，而“八小时之外”的闲暇常常是成功的关键。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曾对一千多位多才多艺的各界社会名流的成功经历进行调查，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却又极其简单的结论：他们的辉煌不过源于每天于八小时之外比别人多用一个小时来做有意义的事。实践证明，一个人只要每天肯利用一小时的闲暇来做有意义的事，不管那是否与学习和工作有关，日积月累闲暇所得就一定能成为令人艳羡的宝库。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鲍鹏山.寂寞圣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