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技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哲学科技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篇（2）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篇（4）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篇（5）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是西方及欧美新左派的一贯立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首开从人本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异化批判的理论先河。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的分析展开的。他认为理性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社会进人到了被技术理性严格统治和支配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杀和毁灭。在经济活动中，人被严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合理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分工，这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严重的主体间疏离。从政治管理领域看，人的管理活动被严格地模式化和齐一化。他曾调侃官僚政治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非常类似于“机器的操作”，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单调方面，确实还经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从人的精神领域观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总体性的统治，致使人的主观世界完全为物化意识所支配。这种物化意识表现为人对事物和自身的认识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对整体的联系的把握，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深深地启迪了他的后人。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技术理性批判的经典表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谈论的“启蒙”不是指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那场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的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进程。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指谓事物结构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或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是特指事物走向反面、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悲剧性的辩证法就在于，它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非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毁灭。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人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20世纪人类历史的状况表明，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全面发展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用知识取代犷神话，使人的思维服从于理性的逻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认识的进步，但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理性思维往往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容易停留于对事物的直接的认识和精确的描述，而缺乏对现存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时，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认可的。一切作为主体理性胜利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对逻辑的公式所作的从属，都是以理性顺从直接出现的东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启蒙精神停留于这种以抽象性和直接性为特征、缺少主题的价值尺度、缺少对现存的否定性理解的理性认识时，它本身就不再作为现存世界的否定力量，而是作为与现实等同或认同的肯定的思想。这样，启蒙精神就成了一种崇拜理性思维和科学认识，缺少主体性与否定性的新的迷信和神话。应当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上述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经历了后工业时代，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远未被人们重视的时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价值就更应当肯定了。

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表述形态，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马尔库塞用“单向度”(One一dimension)一词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要。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等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实性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和技术的异化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二重性、现代社会的技术统治形式及其特征、技术异化背景中人的生存困境、技术异化的原因、技术异化的扬弃等重大问题。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技术世界中，现代劳动者经历了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技术体系和现存社会秩序中的过程。技术理性通过确立富足与自由的生活目标实施着真正的统治，从而把所有真正的对立面整合起来。“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马尔库塞指出，通过技术理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是一个消除了工人的反抗性的一体化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单向度人的出现，对于社会的进化而言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虽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者甚至主动地与现存制度认同，但在实际上，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其后果是使社会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机制所决定的。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人们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论述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批判思潮发展的前沿的，同韦伯、齐美尔、卢卡奇等思想家关于理性的分析批判有着共同的基础，同时与20世纪生态文化的兴起也有着呼应关系，尽管其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少争议，但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确给了后人不少启迪。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西方和欧美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和欧美新左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们几乎都有所论述，伴随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他们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有关论述值得关注。在《通俗表现形式和后常态科学: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斗争》里，默多克对科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开展研究的切人点虽然是转基因食品等社会问题，但研究视野却涉及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等社会公众领域，涉及广阔的文化领域。默多克认为:“科学求得大众的支持是因为科学发现各种应用会让生活更安稳、更可靠和令每一个人更满足。然而，近些年来，一系列新生事物已经侵蚀了长足‘进步’的承诺，这些新生事物瓦解和破坏了现有的假设和实践，并且开创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后常态’的科学。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标签。这个前缀‘后’过于强调和过去状况的突然决裂，虽然‘常态的’暗示在独立的研究人员和重要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比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更平稳。虽然如此，最近二十年，毋庸置疑，在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经济组织及政治的显著部分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它们一起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

默多克在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最近四百年，科学家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影响，而且试图最大限度地从实际应用中获益。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典型的哥特式叙事传统展望了杀气腾腾的科学的黑暗远景，很早就公然质疑了支撑这项普及事业的科学在持续进步的假设，但是，直到关于核武器和全球温室效应的新发展公然抗议这种假设，这种假设才不再占有优势支配地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和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能事故之后，曾被宣传为格外干净清洁、生态上友善而安全的核资源突然成为巨大的威胁而不是解决方案。同时，人们非常熟悉的诸如汽车和冰箱，原来居然都是拓宽臭氧层空洞和加速全球天气恶化的帮凶。未曾预料的一连串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摆在面前。科学似乎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点。这个星球提出的关于责任和平等的基本伦理问题没有了答案。这是一个象征符号的真空区，留待后人从其他资源里填补。

默多克从社会学角度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重心从工业化生产转移到策略性信息和操纵上，所以核心科技的掌握变成了枢纽性的经济资源，这改变了科学和商业之间已经确立的联系，因为当代资本只对那些会创建更多资本的研究投资感兴趣，“所能完成的全部研究就是那种能赚钱的研究”。科学研究原本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由政府投资完成，但由于政府的各种财政危机，科研投入减少，科学家只能四处寻求研究基金，因而被更加牢靠地拴在资本积累的环状运动中。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首先成为商业资产，日益激起一些不快的小冲突，诸如关于谁应拥有专利权和谁应控制其应用等等。

他还尖锐指出:“新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商业价值连同日益加强的风险(充分评估它可能携载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前就对其进行应用所具有的危险性)把各种科学问题转移到政治竟技场上来，在这个政治竟技场，这些科学问题深陷于社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持续的交叉火力网中。”他举例指出，商业计算强调短期利益并让国家来应对随后可能造成的任何社会或环境的损失。另一方面，公民和消费者，关注后代的未来并期望国家能让各公司为它们的投资可能引起的长期风险负责。科学“专家”特别是那些为政府或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不再得到信任。他们逐渐被视为部分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结果，自上而下的代表系统处于自下而上的大众要求参与关键决策的日渐增长的压力之下。

持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立场的人们一向认为，科学家连同企业家都是掌握“进步”进程的现代性英雄。他们的各种发明和“承诺”把人们从对饥饿和疾病的恐慌中解放出来，而且增加舒适和选择的水准。然而默多克认为，这种持续进步的故事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许多都是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高莱姆(Golem)(一个有生命的泥仆)故事的各种变本。在这个最初是犹太童话的中世纪早期版本中，这些人是作为仁慈的力量救助那些处于苦难当中的人和保护人们反抗压迫的，但约翰·施密特在1682年出版的神话调查却发现，他们开始反抗奴役状态并且“给他们的主人造成巨大的灾害”。玛丽·雪莱正是拿这个难以驾驭的人物作为她的弗兰肯斯坦创作原型，反过来弗兰肯斯坦又变成了一种核心的隐喻，象征科学无力应对自身的发明造成的出乎预料的后果之可怕状况。近些年来由于核能工厂事故及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的风险意识又被再度强化。然而有两种科技—计算机和转基因食物—与新兴的信息资本主义秩序联系最紧密，而且最全面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也成了最近最具影响力的各种顾虑之核心所在。首批广泛普及的转基因食品—萨弗西红柿，在1994年进人市场后，受到全球普遍喝彩和欢迎，甚至受到像《卫报》这样的报纸的欢迎。然而不久后，人们就对转基因技术采取了批评姿态。将西红柿作为转基因革命的“先锋前卫”，是一个辉煌的选择，因为“西红柿已无处不在—在色拉里，在酱料、比萨、馅饼、三明治里”·一但是这种普遍存在也尖锐地呈现出可能具有的一般风险性，它暗示着消费者即使有意避免，却最终无法回避。1999年西红柿变成了被广泛采纳的不确定的意象，为三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动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活动提供了图像抛锚点。它们的涵盖面从《独立报》的一个成熟的西红柿的简单素描，到《每日快讯》的显微镜下的西红柿图片，再到《每日邮报》标语展示的一片参差不齐外形的西红柿片，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特别有力的意象。

“转基因技术日渐增多的问题与关于计算机可能的故障日渐加剧的焦虑相符。一系列病毒摧毁了数据，破坏了软件，已经证实了‘网络社会’的脆弱，但直到对关于‘千年虫’造成的可能的影响的恐惧开始在1999年积蓄成一股强大的势头，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辩论以同样的方式表明了转基因成分如何彻底地与日常食品融为一体，‘千年虫’的媒体传播覆盖面清楚地表明计算机技术如何变得无处不在，故障如何影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计算机。英国政府的一张传单在1999年中期为商业辩护道，“在每一种可编程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微处理器和许多现代仪器、控制器和机器的嵌人系统(芯片)中都存在有潜在的问题……电梯和自动扶梯、火灾检测和报警系统”。默多克在文中还提到了一个经典的个案，关于预期的后果和按透视原理缩小的时间规模……常规设计的决策局限于数字计算机的可调时钟，计算机应用仍然相对受限，似乎能够使整个社会系统陷人瘫痪，切掉电源，搅乱金融交易，破坏一系列家用电器。在这场事件当中，预言被证实没能实现。当英国政府千年虫中心(GMC)在2001年1月1日报告，“英国国内外一片宁静。没有与千年虫有关的问题的表现”，在这儿可以听得见如释重负的口气，但是政府在内阁已经设置了特别的单元“让各种部长、媒体和公众详尽地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如何真诚地对待这种情形以及直到12点的钟声敲响前还依然不可预知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当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它的千年虫之夜的工作室的后墙由一个强有力的意象主宰，预期的混乱浪潮以巨大的外形险恶的昆虫的巨幅照片和一条沿着世界地图移动的各国抵达午夜的线的形式展示出来。全球的新年欢宴的现场播报不断地被全球“千年虫”情形的最新报道打断，报道计算机故障的定位点显示在地图上。

篇（6）

在我看来，这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的基本取向是“追求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真理”——也就是说，它立足于因果性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和对立，所寻求的是客观知识及其终极性基础和依据、或者说是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而没有关注人生的主观性精神寄托。因此，所有不利于认识者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成分，包括现实主体的各种主观感受，都受到了排斥和压抑，并因而被忽略了。

第二、它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是“共时性分析（synchronical analysis）”——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其作为客观事物的研究对象的现状，力图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抽象、分析和研究过程，得出有关客观对象之规律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即得出相应的普遍真理；而不顾、或者至少可以说不重视对这种对象的来龙去脉进行的“历时性分析（diachronical analysis）”。

第三、它采取的基本研究步骤是使研究结论尽可能“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也就是说，它坚持认为，只有经过纯粹理智的抽象和形式化而得出的、关于客观事物之规律的精确的认识结果，才是知识和真理、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所有各种无法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的认识对象及其成分，包括那些具有主观性、流变性和质料性的成分，几乎都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四、它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研究主体的精神生活和主观感受无关——也就是说，虽然它的上述基本趋向、研究方式和研究步骤，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解放需要”为口号的，并且实际上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求知”的角度）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终极关注（ultimate concern）”的一个方面，但是， 它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却要么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涉及纯粹客观的对象，要么在涉及包含主观成分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维度（Lebenswelt）的时候，只能自觉不自觉地“大踏步后退”，无法完全坚持原来的基本立场、贯彻当初的基本要求。因而不仅无法正确对待和研究人的精神生活，还几乎把人的主观感受完全抛在了一旁——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讨论”，以及此后一直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迄今为止，人文社会科学（Geistswissenschaften）根本没有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发展出相应和基本完善的研究方法，反倒是在追求尽可能彻底的“量化”和“精确化”的道路上“南辕北辙” 地越走越远了。

综上所述可见，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追求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为目的，力图通过抽象化、精确化、形式化和纯粹化的理智性分析，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客观真理”[5]。因此，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绝大部分主观因素，基本上都以“主观随意性”的名义受到了忽视、排斥和抑制[6]，以避免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嫌疑。

另一方面，就“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言，无论我们所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现象，还是迄今为止各种文化理论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它们基本上都与现实主体的精神生活、主观感受诸方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当我们在常识语言并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由于一个人有知识而说他是一个“文化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不单纯是对这个人的知识水平的客观认定，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人的主体性基本素质和日常作为的主观评价。因此，无论人们对“文化”究竟怎么看待、给它下了哪些定义，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无论是不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化”与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界定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后者只涉及纯粹客观的、并不包含人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对象，前者则与各种主观因素、特别是与各种主观感受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样一来，我们显然就会面临“这样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究竟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不是适合对文化进行研究、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是从“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主要由其研究对象决定”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提问的；它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像本文所涉及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对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抛弃。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一无是处”的，否则，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取得和即将取得的各种辉煌的文明成果，岂不都成了“无源之水”？！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不能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就盲目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就看不到它的有效性的限度[7]，以至于在不对它进行任何批判反思的情况下，就理所当然地把它用于文化哲学研究？

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对“文化”进行界定——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完全按照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所包含的各种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界定，那么，我们显然就会歪曲它，并因此而难以得出我们所希望的、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充分地重视和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的“文化”所具有的这些主观维度，那么，我们现有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框架和研究模式，究竟能不能使我们得出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呢？

我认为，只要我们仍然固守这种以客观事物为最主要研究对象、以追求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为最高目的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突破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方法大讨论”所体现出来的、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给文化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化”以恰当的地位和应有的重视。而这样一来，由于“文化”尚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界定，现有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又未必适合于对“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就显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三、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突破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可以说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文化哲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具有关键性的根本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使之能够适合于文化哲学研究呢？

我认为，要想实现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的限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它进行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扬弃”。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及其对人类的认识过程提出的、相应的各种要求，对于我们从共时性角度出发，认识和研究属于中观范围的、作为客观事物的对象来说，是必要和比较合理的，尽管随着人类认识过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种具体的认识手段、方法和步骤也仍然会不断得到完善，认识主体的各有关方面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会相应地得到重视和对待。

不过，对于我们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对既包括分别属于微观、中观和宏观范围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包含主观成分的对象（后者既包括波普尔所谓的“世界III”，也同样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人及其主观世界）进行的认识和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便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各种基本特征，而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这里显然增加了这种思维方式以往几乎从未涉及的两个维度，亦即被研究对象的动态生成维度和主观理解维度。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种维度实际上处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有效性范围之外。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接下来就可以说，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扬弃它、使它能够把这两个基本维度纳入其研究视野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它才有可能适合于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因为这两个基本维度对于“文化”和“哲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勿庸赘言，这里所谓的“确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扬弃”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确定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可能性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进行探讨和确定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的工作，也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次上；否则，我们不仅容易忽视当前的现实提出的有关问题所具有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难以真正立足于这些问题而对先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彻底反思，而且容易使我们的理论创造力枯竭、使我们进行一些徒劳无益的浮泛之思。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8]现象学“直接面对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通过系统和概括地考察人们的生活所经历的、相对完整的过程，揭示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从而使我们上面的提问和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姑且让我们用一个“理想实验”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相对完整的过程：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最初进行的是认识其对象（这里的对象既包括有可能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对象和条件，也包括其自身的各种需要）的活动；而在因此而得出相对准确的认识结论的基础上，他们便进入了实际运用这种结论去改造对象、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过程和上述认识过程一样，完全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亦即是一个既改造客观对象、同时又通过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各种互动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是使这些需要实际上得到了相对满足，也使各种相应的社会规范、实践步骤和形式，以及使主体的各种感受得到了“内化”，另一方面则是触发了其新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一方面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个过程到此为止已经取得的结果（亦即其中包含审美过程的“文化”[9]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进一步认识和改造更多的对象，从而进一步满足更多、更高级的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而且，这里的三个阶段虽然共同构成了这个过程，但却显然分别处于逐渐递进、复杂性和主体参与程度逐渐增强、主体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之上。

可见，就这种相对完整的生活过程而言，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充其量仅仅是它的第一个阶段，即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的阶段，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没有涉及、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尽管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时日），更没有、也不可能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三个阶段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人们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种过程及其结果的“文化”过程，亦即“人‘以其文[10]’‘化’‘物’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并不适合于研究文化、或者进一步说为什么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其实，这个“理想实验”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具有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适合于对其进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显然，这种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裂对立为基本前提的思维方式，仅仅在这里的第一个阶段即认识阶段，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科学认识所要求的“价值中立”等等）。只要现实的主体接下来进入社会实践领域，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更不用说这样的主体进一步进入通过“以其文化物”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享受领域。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性要害在于，它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所追求的精神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生成和提高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找到了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扬弃的基本思路：既强调社会、又突出个体，既肯定进行共时性分析的认识及其结果的重要性、又从历时性角度进一步强调社会实践和人的生成过程和精神享受，既承认理智和情感在认识阶段有对立之处、又充分强调二者会随着主体精神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而走向融合——一言以蔽之，这个基本思路就是我们在扬弃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生成论”。

概略地说，社会个体生成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学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都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不断进行建构的结果；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方面囿于篇幅，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论述。不过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承认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研究文化，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的探讨、研究和建设，因而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突破和扬弃，那么，作为强调研究和探讨现实主体精神境界之不断生成过程的理论模式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进路。而只有我们对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这样的突破，我们才能获得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恰当的基本前提、把握开展这种研究的各种可能性。

注 释：

[1] 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之一，就是其传统的理性主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所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就文化层面而言，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新教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才被凸显出来。其实，即使非常概括地浏览一下西方文明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具象层次之上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存在于学理层次之上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

[2]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仅仅是就这些基本倾向通过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言词所表现出来的、一目了然的意义而言的；实际上，就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而言，后现代主义之诸理论同时体现出来的这种基本的、以“走极端”为基本特征的思想方式，本身就是与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传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因此，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倾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西方传统的思想方式，而是后者的进一步延伸。

[3] 这里存在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根本性理论意义的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现实主体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究竟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究竟应当进一步追求什么样的享受？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尽管继续开发和满足人的感官享受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会同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的发展需要是不是仅仅限于不断对感官需要进一步进行“直线式的”刺激和满足，如果不是，出路何在？二是人的自由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完全以“征服式的享受”为核心，如果不是，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关键性问题。

[4] 在我看来，尽管学术界存在着有关“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界定和理论，但是究其根本，“文化”其实应当是“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和进一步积淀下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动态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我对于“文化”的定义；与此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该文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5期。

[5] 其实，这里所谓的“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信仰成分和一厢情愿色彩的“主观理想”；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所有各种研究及其结论都必然带有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基本立场、研究视角、知识素养、努力程度和价值评价态度而存在的主观烙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的倾向本身，也必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信仰色彩，因为客观地说，研究者在着手进行其研究之初所秉持的这种信念，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客观依据的；而负面的证据却似乎不胜枚举——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6] 当然，人的精神性主观因素受到了这里所说的“忽视、排斥和压抑”，而人的物质性感官享受却一直在不断地得到刺激、开发和利用——在我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传统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基本上是以不断进行这样的刺激、开发和利用为动力的。所以严格说来，真正受到“忽视、排斥和压抑”的，只是人的主观生活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却是真正属于人的，而不像“物质性感官享受”那样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

[7] 当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对相关历史材料的梳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能有待以后的机缘再这样做。

篇（7）

中图分类号：G250.省略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后印本存在。

研究者究竟愿意以预印本还是后印本的形式公开，涉及不同研究领域的文化和传统。比如在理论物理领域，特别是高能物理，普遍流行预印本。而对于实验物理学家，乃至生命科学家，则更习惯使用后印本。随着电子预印本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一些大型数据库商和出版机构合作也开始提供电子预印本（待刊论文）服务，如SDOL、Blackwell、SpringLink等数据库，只不过它们不是开放获取的，需要购买数据库使用权。

二、电子印本的类型、特点及功能

（一）电子印本的类型

电子印本系统中的信息资源类型以学术论文为主，同时包含书籍中的部分章节、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技术报告和研究手稿等。

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电子印本系统：（1）电子印本资源搜索系统， 有大量的电子印本文献索引， 类似搜索引擎；（2）电子印本资源导航，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电子印本资源系统的信息，类似学科信息门户；（3）电子印本资源系统，提供电子印本的存取服务，是真正的电子印本资源所在。

电子印本系统的创建者多为研究性组织和公益机构（如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等），他们是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此外，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也积极参与创建。目前电子印本的学科范围以理工科最多，文史哲最少。

（二）电子印本的特点

1. 时效性强，可以提高研究效率。许多学术文献若按照传统出版模式， 从投稿到正式出版通常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电子预印本系统改变了这种模式，即使是阶段性学术成果都可以随时，缩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学术研究效率，这正是电子预印本信息资源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的价值所在。

2. 学术性强，类型多样。电子预印本系统的开放特性使其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但它不同于非正式的论坛（BBS）与新闻组， 上传到电子预印本系统的论文都是来自学术机构，他们是高质量的学术原创论文，囊括了一般学术论文、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灰色文献、项目报告等不同的数据类型，已成为数字化文献的重要来源。

3. 被引用率高。2001年Steve Lawrence在Nature上撰文，通过分析来自数字书目与图书馆项目 [2] 的119 924篇计算机以及相关学科的会议论文，得出以下结论：网上文献更容易被他人引用，为使研究成果影响最大化、冗余最小化、加快科学的进步，作者与出版者都应致力于文献的方便获取。电子预印本论文水平逐渐被学术界认可，权威期刊的文章都将其作为引文来源。

4. 费用低，几乎都可开放获取。区别于商业数据库提供的学术文献，电子预印本费用低廉，几乎都可开放获取。特别是对不在商业数据库允许范围（如校园网内）的用户，以及经费不多和规模不大的文献机构，该类信息资源更受青睐。

5. 质量良莠不齐。电子预印本大多是有质量控制过程的，而且一些学会、协会、国际组织、基金和热心开放获取运动的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开放获取的各个领域，并积极提供信息资源，支撑开放获取的发展，一些学术论文也像纸本出版物一样有着严格的评审或同行评议进行质量控制。 但是，由于电子预印本的开放特性，尽管在存储和等环节采取了不少质量控制措施，一些电子预印本的质量还是不高，电子预印本整体来看质量良莠不齐，目前还处于数量增长阶段。

6. 其他特性。（1）处愿性：作者自愿按照一定的格式将论文进行排版后，通过网络、E-mail等方式，按学科类别上传至相应的目录或数据库中，文责自负；（2）交互性：有些系统允许对论文进行评论和交流；（3）多载体性：作者可发表到正式的刊物或其他形式载体上；（4）共享性：任何人在尊重作者版权的基础上都可合理使用。

（三）电子印本的功能

1.促进预印本交流是电子印本文库最基本的功能。科学交流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个过程，而非正式科学交流过程由于其固有的一些优点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所青睐，利用预印本进行非正式交流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如科学家将论文手稿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之前会将论文预印本以各种方式分发给其他同行以获取宝贵的意见；会议主办机构在会议召开之前，也会将会议论文预印本事先分发给与会代表；等等。这些年，作为预印本交流平台的电子印本文库在交流的范围和交流的透明化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满足提高学术影响力的需求。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首先来自于对科学发展优先权的确认，电子印本文库的开放交流机制使得科学家的成果能够在第一时间为业内学者所知晓，并且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来佐证科学发展的优先。学术影响力的提高其次来自于论文更大范围的传播及被引用。网络环境下，科学家乐于将文章放到网上公开供他人获取，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

3. 有效地保存科研智力产出。科研机构是智力产出的主要机构，有责任对这些智力成果进行保存。机构电子印本文库以机构为最小单位，在政策制定和运行模式的选择方面更为灵活；另外，学科电子印本文库除了反映最新学术文章外，还对“历史性资料”进行保存，这是日常研究工作赖以进行的基础，学科电子印本文库较好地勾勒出研究变化发展的轨迹，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保证。

4. 改革传统的学术交流。由于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垄断，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出现了“学术交流危机”。而电子印本文库的所有资源均可通过网络免费地被浏览、获取。科学家可以从传统学术交流模式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再次掌握交流上的主动权。另外，高质量的学术资源是学术交流的基础，是电子印本文库改革传统交流模式的客观条件。

5.省略

网络地址：http：///（美国主站点）；http：//cn.省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镜像站点）。它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建立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始建于1991年8月，由Dr. Ginsparg发起，旨在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共享。2001年后转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进行维护和管理。arXiv是最早的预印本库，目前世界各地有17个镜像站点，涉及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定量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论文54万多篇（每年增加几万篇）。在物理学的某些领域，它们早已替代传统的研究期刊，有检索和浏览功能。全文文献有多种格式（例如PS、PDF、DVI等），需要安装相应的全文浏览器才能阅读，还提供RSS feeds订阅最新文章。

（二）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建设的以提供预印本文献资源服务为主要目的的实时学术交流系统，是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条件基础平台面上项目的研究成果。该系统由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和国外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即国外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构成。

1. 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

网络地址：http：//prep.istic.省略或http：//prep.nstl.省略。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收录的预印本内容主要是国内科研工作者自由提交的科技文章，一般只限于学术性文章。科技新闻和政策性文章等非学术性内容不在收录范围之内。系统的收录范围按学科分为五大类：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除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外其他每一个大类再细分为二级子类，如自然科学又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可以实现二次文献检索、浏览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系统实现了用户自由提交、检索、浏览预印本文章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用户可以经过简单的注册后直接提交自己的文章电子稿，并在随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改动情况追加、修改所提交的文章。

2. 国外预印本服务子系统

网络地址：http：//sindap.istic.省略。国外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丹麦技术知识中心合作开发完成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两国的科研人员自己的文章和使用预印本资源，它实现了全球预印本文献资源的一站式检索。通过SINDAP子系统，用户只需输入检索式一次即可对全球知名的17个开放获取系统（以预印本为主，也包含个别开放获取仓储）进行检索，并可获得相应系统提供的预印本全文（或其他资料）。目前，SINDAP系统含有预印本二次文献记录约80万条，其检索页面比较简单，除了提供逻辑组配以及标题、作者、摘要等字段的检索入口外，还有信息来源的选择，如可选择仅检索“有全文的数据资源”，或从17个预印本系统中任选若干个。

（三）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网络地址：http：//paper.省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建的科技站。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程序，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提供及时发表成果和新观点的有效渠道，从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时推广，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流。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为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有一定学术水平，且符合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基本投稿要求，可在一周内发表。专业领域按自然科学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分为39类。 每日更新，可为在网站的作者提供该时间的证明，并允许作者同时向其他专业学术刊物投稿，以使科研人员新颖的学术观点、创新思想和技术成果能够尽快对外，并保护原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从2006年8月起，已有《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纸本学术期刊出版，所刊文章应先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发表，对在线论文进行同行专家评审后，所评出的优秀论文作为本期刊的主要稿源，电子形式与纸本形式互相促进。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提供了丰富的浏览模式。可按照首发论文、同行评议、首发精品、优秀学者、名家推荐、学者自荐、科技期刊、博士论坛、专题论文、热度视界、多维论文等类别浏览论文。比较有特色的是同行评议的论文可以看到学科专家的评语。

（四）奇迹文库之奇迹论文预印本

网络地址：http：//省略/eprint/。奇迹文库是由一群中国年轻的科学、 教育与技术工作者效仿等模式创办的非赢利性质的网络服务，主要收录中文科研文章、综述、学位论文、讲义及专著（或其章节）的预印本以及幻灯片、报告、书章节等，涵盖所有学科领域。可使用分类浏览的方法或用关键词查询的方法查找所需资料。可以开放申请目录的编辑员。

（五）E-Print Network

网络地址：http：//osti.省略/。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经济学学术论文库）由全球志愿者共同建立的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与交流，从而促进经济学研究。目前数据量超过28万，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学的研究手稿、期刊文章、图书以及应用软件等资源，此外还包括5200多个专家的联系方式和出版著作，以及8000多个组织（经济部门、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组织）信息等特色信息资源。其中，研究手稿可免费访问全文；期刊可检索和浏览到论文题录文摘信息，有的可以免费下载全文，商业期刊则需要订购权限。与RePEc相关的网站有IDEAS（http：//ideas.省略/，财经研究网站）。

（七）CogPrints

网络地址：http：///。CogPrints（Cognitive Sciences Eprint Archive，认知科学电子预印本网站）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电子及计算机科学系建立，提供有关认知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及语言学的领域，以及若干计算机科学的内容，部分生物学、医学的特定领域、人类学的部分内容，以及物理学、社会学与数学中与认知相关的部分。信息资源类型既包括已出版的、同行评审期刊的后印本，也包括未正式出版、未经评审的预印本。系统有简单检索、多途径的高级检索以及按学科主题或年代的浏览功能。还提供RSS的订阅服务。

（八）SSRN预印本库

网络地址：http：//papers.省略/。SSRN（社会科学研究网）电子图书馆涉及财经、会计、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专业领域，利用率高。目前有14万多篇可供免费下载的研究手稿全文， 另外还提供17万多篇论文的摘要信息以及近9万名作者的信息。

（九）PhilSci Archive

网络地址：http：//philsci-archive.pitt.edu/。PhilSci Archive（科学哲学库）是一个科学哲学的学科预印本库，由美国科学哲学学会、匹得堡大学的科学哲学中心和图书馆合作创办，主要收录科学哲学相关主题的预印本文献。

（十）CETH

网络地址：http：//ceth.rutgers.edu。CETH（Center for Electronic Texts in 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学电子文件中心）是1991年由美国Rutgers与Princeton两所大学共同建立的，从事人文学方面的电子资源整理工作。它所收集的电子文件资源包括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手稿、口传文件抄本等，还有各机构人文学电子文件中心的网站列表。

四、结语

要想更好地使用电子印本，从建设者方面说，要依赖于整个科学交流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借助于机构乃至国家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对资源共享的理念进行宣传，进行技术支持，排除技术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子印本的大范围运用；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是电子印本得以有效使用的条件之一。从使用者方面说，要想更好地利用电子印本，就需要多方面了解相关学科的电子印本库，清楚各个印本库的侧重和各自的特点；能够熟练运用搜索引擎，熟练上传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下载所需的科研成果，使之更有效地为自己服务。

总之，目前电子印本系统已获得广泛的认可，并越来越受到读者重视。它加快了各学科领域知识的传播速度，而出版过程反而只是一种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子印本资源被正式期刊论文录用和引用。作为一种可行的传播方式，它与传统期刊和其他新的交流方式多维地实现了科学传播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朱佳鸣，谭瑛. E-print在生物医学学术交流中的作用［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65-67.

篇（8）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篇（9）

主管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红河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云南省个旧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9128

国内刊号：53-1196/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篇（10）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