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歌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革命诗歌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谢尔盖・亚历山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早期俄罗斯著名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五彩缤纷的意象、诚挚热烈的情感表达了对乡村与祖国的热爱和辛勤耕耘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农民命运的担忧，诗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坛上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二十年代苏联《真理报》）然而这位伟大诗人生活的却是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敏锐性和强烈忧患意识的“公民”，诗人必然与革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诗人在年仅三十岁时出人意料地自缢身亡，留给后人一个巨大的谜团。因此，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叶赛宁和革命的关系都众说纷纭。本文力图走进诗人那绚丽而深邃的艺术王国来解读叶赛宁诗歌中的革命主题，进一步探讨诗人与革命的关系。

纵观叶赛宁的诗歌，可以看出，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从欢迎革命（1917-1919）到拒绝革命（1919-1923），再到从1924年开始重新审视苏维埃俄罗斯的复杂过程。

第一阶段是欢迎和歌颂革命。20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家出身的叶赛宁自然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当诗人看到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带来一线生机时，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的到来，这种态度在作为“对二月革命的最初反响”诗歌《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啊，我忍苦耐劳的母亲/我要到道旁小冈后欢迎/我的这一位可爱的客人。（《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1917年 ）[1]（P93）

第二个阶段是拒绝和排斥革命时期。叶赛宁对十月革命的拥护是诚挚的热烈的，但他对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所希望的只是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庄稼汉的天堂”。所以，一旦他发现这一梦想破灭了，祖国大地到处都是破败和荒凉，他心目中诗意美好的罗斯还要遭受无情地践踏和摧毁，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铁的客人”的巨大破坏力，不禁无奈而又痛苦发出了“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的呼喊。由此，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也就由歌颂转变拒绝甚至仇视。

第三阶段诗人试图重新认识苏维埃政权，却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从1919年开始，由于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迷惑、失去爱情与家庭的等原因，叶赛宁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整日在酒馆与妓院中浑噩度日。这种情况直到伊莎多拉・邓肯一起游历欧美之后才有所改变。在欧美时，他一方面反感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精神世界的匮乏，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已不再简单地持一种克留耶夫式的敌视态度，而是掺杂了一些惊讶和羡慕了。”[2]（P189）。这种情况下，当他再想到和面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停滞的游牧场”时，这一切似乎变得不能忍受了。而要改变这种局面，诗人还是宁愿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回国后，他试图理解支持苏维埃政权，他读《资本论》，他宣称要做“歌手”和“公民”，他写《大地的船长》来为列宁唱赞歌，他甚至劝告传统思想浓厚的外公在他死后坐他曾经憎恨的火车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苏维埃政权与，他总是不合时宜地与他们保持距离，甚至“要责怪苏维埃政权，抱怨它对我有点不公” （《正在离去的罗斯》，1924）。综上可以看出，从欧洲回国后，叶赛宁虽然想要理解和接受苏维埃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但事实上却始终与之保持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状态，无法完全融入其中。

~赛宁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但他诗歌中的革命主题却一变再变。我认为，这其中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使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如此飘忽不定的，是他对乡村、大自然和祖国深沉的爱：最初当他看到革命给死气沉沉的俄罗斯大地带来新的曙光，可能改变乡村和农民的悲凉命运时，就满怀期待地欢迎这位“可爱的客人”。但又怀疑革命“将给俄国的黑暗带来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3]P303答案显然不是完全肯定的，于是，他开始怀疑、迷茫和痛苦，最后不可避免地拒绝和排斥起革命来。后期，欧美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此时，他对乡村和自然的眷恋已经升华为对整个俄罗斯祖国的热爱，他认识到要使祖国变得强大，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是必由之路，于是，他试图打开心胸，去理解和接受苏维埃的一切政策。然而，那个古朴诗意的罗斯在诗人心目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无法忘怀那承载着俄罗斯传统与诗意的“田野、牧场、森林”。所以，不自觉地对当前的政权与政策怀有莫名的敌意。所以，不管是歌颂革命，还是排斥革命，或者是后期暧昧不清的矛盾状态，这种种姿态都是表象而已，“他真正爱的而且有勇气在他最好的抒情诗里所承认的就是乡下土路、白杨树下的池塘、少年时之快乐回忆和他的家乡。”[4]（P266）。

其次，叶赛宁渴望获得身份认同与保持自我的矛盾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诗人17岁便离开家乡来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闯世界，那时，他初出茅庐，除了才华一无所有，迫切地想要得到大家认同。为了迎合彼得格勒那些“吃腻了鸡鸭鱼肉”而“想要尝尝乡下的野味”的观众的心理，他故意在公众场合穿着庄稼汉式的奇装异服，热切地讲着听众们感兴趣的一切关于乡村的事情，最终他成功跨越了农民和上流社会蒙昧之辈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成为了倍受欢迎的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事实上，这种渴望获得身份认同的心理自始至终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晚期，他常常“害怕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被人遗忘在一边”， [5]（P274）。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当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时候，他才会拿起自己的“神笛”，吹起革命的颂歌。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尊心的诗人，他又不愿完完全全地交出自己的竖琴，他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家乡与那里的传统，把家乡当成创作的源泉、理想的归宿和心灵的港湾。所以当革命威胁到他的美好的古罗斯，当他用诗人的语言唱出的只是革命的颂歌时，他又觉得自己失去了叶赛宁之所以成为叶赛宁的根本，没有了自我。由此可以看出，叶赛宁一方面想努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又不愿变成失去自我的“金丝雀”，这才导致了他对革命的态度摇摆不定，自己也活在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

最后，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历史文化进程也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俄国文化处于激烈的范式变革和形态转换时期，传统与变革、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朝霞与晚霞、日出与日落，种种矛盾交织共存。”[6]（导言P2）。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追求与日俱增，他们时常在道路的选择上犹疑徘徊。叶赛宁这位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诗人，面对这纷繁的革命剧变，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思潮，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实质和意义，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因此才会对革命无法保持坚定的立场。在将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说，“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失去了自己的观点！”[7] （381）。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叶赛宁的代价就是半生的徘徊、挣扎与痛苦。可也正是从这痛苦流淌出了一首首动人心弦的优秀诗歌。虽然不能简单地说革命成就了叶赛宁，或者毁灭了叶赛宁，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叶赛宁。

参考文献：

[1][俄]叶赛宁.叶赛宁诗选[M].顾蕴璞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2]郭洪体.悲歌与狂舞 叶赛宁与邓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俄]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M].巴金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篇（2）

作为叙述性文体，革命故事一般是由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两部分构成。所谓人物语言，即故事中人物的对话、独白。人物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它能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所谓叙述人语言，是指作者在故事中描绘人物、叙述事件、描写环境等使用的语言。语言训练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教学革命故事时，要强化语言训练，领悟精要语言。

1.选好语言训练点。语言训练不是面面俱到、平均着力，而要选好语言训练的点，选择内涵丰富、表达精当的语段进行细致分析。如《和他的大黑骡子》一课中，下了三次命令，第三次命令是这样的：“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要向你开枪！”教学中，我让学生思考三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下达这个命令？如果副官长不开枪，会真的会向他开枪吗？不会真的开枪，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层层递进，联系环境描写，通过人物语言的理解和品味，学生就能充分感受到关爱战士胜过自己。

2.用好语言训练法。语言训练的方法很多，我们要以读为主，读中理解，读中感悟；还要提供语文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以文本语言为范例，引导学生内化迁移，读写结合，学用结合。历史故事课文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教学中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在读写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学生从读中学写。如《和他的大黑骡子》中，在枪杀大黑骡子之后，缓缓摘下军帽，此时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有多少话要对大黑骡子说呀！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学习课文抓住人物的神态、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挖掘的内心世界，设计这样的练习：“缓缓地摘下军帽，他 地说： 。”

二、品事——走进峥嵘岁月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革命故事主要是通过描写革命战争期间的峥嵘岁月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弘扬革命精神。这些故事大都非常感人，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领学生走到故事里，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接受精神的洗涤。

1.了解故事的背景。革命故事大多发生在解放前，学生一般比较陌生，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帮助学生融进故事，走近人物。例如，《金色的鱼钩》描写的是途中发生的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而学生对的资料知之不深。为了让学生了解故事背景，可以让学生联系学习过的的诗歌《》，并补充的相关历史资料，使学生对有进一步的认识，为理解老班长的高尚品质奠定基础。

2.把握故事情节。笔者认为，对革命故事与其作微言大义式的细致分析，还不如让学生在脑海中留下这个故事，因为语言的内化、思想的熏陶需要过程，需要载体，生动的情节就是最好的载体。比如，在教学《聂将军和日本小姑娘》时，可以让学生阅读文本，理清故事情节：聂将军救下小姑娘、送回小姑娘、四十年后小姑娘来看望聂将军。在梳理、分析故事情节的过程中，聂将军的高大形象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并慢慢被学生所接受，所理解了。

3.理清故事线索。线索是贯穿课文的主线，是谋篇布局的重要思路。小学高年级的革命故事结构稍稍复杂了一些，都有一条甚至多条线索。叶圣陶先生说过：“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抓住故事的线索，就是把作者的思路、学生的思路整合起来，使阅读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卢沟桥烽火》一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在写法上突出两条主线：一条是日寇蓄意已久、气势汹汹的挑衅；另一条是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奋起还击。两条主线并行推进，碰撞成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在教学中，教师只有引导学生紧紧扣住这两条主线，抓住关键性的细节描写，通过敌我双方语言、行动和战斗表现对比，突出了战争的正义性。

4.创设故事情境。故事情境的创设，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感受语言的形象，体会语言的感彩，领悟语言的神韵。以语言描绘故事情境，以音乐渲染故事情境，以表演体会故事情境，以想象丰富故事情境……这些方法和手段都可以在革命故事的教学中广泛运用，可以让学生接近和走进文本，促成学生与人物的共鸣。但需要注意的是，情境的创设一是要考虑整体性，要有利于学生把握文本的整体；二是要注意精要性，过多情境反而会影响学生思维的发展，情感的体验；三是要关注生动性，创设的故事情境要与学生的实际相吻合，受到学生的认同和喜爱。

三、品人——感受崇高形象

革命故事所蕴含的意义往往都是通过人物而体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在阅读革命故事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聚焦故事中的人物。那么，如何引导学生聚焦故事中的人物呢？

首先，要引导学生关注细节，抓住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引导学生感受人物形象。例如《和他的大黑骡子》一文中，“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些，悄悄地塞进大黑骡子嘴里”这句中，一个“悄悄的”，饱含了彭总对大黑骡子的爱；而的三次命令：“一出口就是命令”、“不耐烦”、“怒吼”，更体现出了他对战士们的爱。文中这一类的词句还有很多，需要去认真挖掘，使之成为感受人物形象的有效资源。

篇（3）

街道之义

事实上，施里曼的想象出现了空间上的错误，即使是在荷马年代，更不用说是在城邦制大为流行的古典时代，人们对于广场的热爱远胜于他们对于街道的迷恋。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汽车乃至大型马车等运输工具，仅仅供人或单列骡马行走的街道狭窄而又起伏 不平。喜欢夸夸其谈的苏格拉底总是快步穿过许多挂满滴水衣物、飘满人畜粪便气味的街道，到人声鼎沸、阳光灿烂的广场去兜售他的真理。擅长演讲的哲学家、小商贩和游手好闲之徒，是公共广场最常见的三种人，由他们构筑起来的城市公共景观，直到罗马帝国时代都不曾改变。

如同鸡和蛋的关系，城市和街道在发生学上的纠缠常常掩盖街道价值谱系的真实脉络，但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是广场而不是街道，成为早期城市市民公共生活之源。考虑到宗教和政治在那个时代国家和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集会和指令最佳场所的广场便有了不可替代的权威。的确，代表着城市权威意识、秩序和广泛认同感的广场创生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与共享价值，但街道在后来迅速改变了这种价值的流向，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这样一个找不到宽阔规整的大型广场的城市，会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魅力压倒罗马的人间乐土。

街道重新界定了城市的格调和精神气质，令其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公共性，被稀释为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诉求。看看《十日谈》便可以知道，薄伽丘笔下快乐的那不勒斯者似乎更喜欢街道某处僻静的角落，而寂寞的思春者总是趴在阳台上，期待脚下的街道随时出现奇迹――当然，奇迹从不落空。

所有的大小街道汇集于一个广场，这是路易十四这样的集权者最愿意看到的城市景观，但不幸的是，相对于广场而言，街道的隐蔽性和多样性为那些讨厌甚至惧怕城市公共性压迫的人提供了一个自由散漫的新空间。从广场转向街道，是城市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自我拯救行动，这一行动在欧洲至少历经200年的磨难，终于在19世纪的巴黎达到。

街道之起

的确，如果从一场运动的角度看，街道的新身份是在19世纪的巴黎获得的。

豪斯曼，一个兼有警察局长身份的城市集权主义者，把拿破仑三世交到他手里的巴黎带进了“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之中”(本雅明语)。事实上，他恰恰是从街道下手的。他在一次集会的讲话中表明了他对大城市飘游不定的民众的痛恨，他试图突出街道的政治权威(作为意识形态)与商业繁华(作为想象性装饰)的结合。不聿的是，他做到了。但是，这种软硬兼施的结果反而歪打正着地催生了街头自由主义的反抗萌芽。如城市研究者罗塞塔・布鲁克所言：“事实上，权威的监督和舆论管制这两种力量不但没有压抑街道的激情，反而照亮了黑暗萎靡的街头生活，并奇迹般地催生了独立的草根文化及其行为准则，最终，它把街道变成了一种神话。”

这种神话最为突出的表征便是：街道反叛意识和边缘特质在19世纪被一种貌似革命的波西米亚风格所取代一一尽管这个革命在当时并没有很快开花结果。从露天广场辐射出来的大小街道上的咖啡馆里烟雾缭绕，狂想家、失意文人或政客以密谋者的做派，一边把酒畅想革命，一边用诗歌和调情。如我们在巴尔扎克、雨果或狄更斯小说中所见，那些曾经在下水道里缩头藏尾的鼠辈们终于掀开了井盖，街道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毫无疑问，本雅明是第一个把街道波西米亚风格加以诗化并使之彰显的知识分子，他带着童年时代对柏林街道的散漫体验和温暖记忆，一眼就看穿了豪斯曼式的繁华巴黎街道背后深藏的波西米亚气质，并使那些可以统称为“街头拾荒者”的人们(他们中就有不少是大麻吸食者和恋尸癖)，在身份上得到一次富有革命意义的诗意认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便是，这种“波西米亚气质”混合着街道个人主义的放浪形骸和无政府主义虚弱的救世情怀，在1789年群众街头的血腥狂欢之后，在未来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两个：1871年(巴黎公社的街垒之战)和1968年 (索邦大学领衔的五月街头抗议风暴)。

街道意识形态中革命隐喻的极致发挥，促进了街道公共意识的集体性出轨和街道无政府主义在个体意识及行为中的延伸、爆发甚至狂泻，比起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而言，若干年后，美国青年在加州伯克莱校园或者纽约地下铁里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狗尾续貂。

街道在个人成长史上的意义，在19世纪以后的美国城市很快被强化为一种时髦的主流意识。“只有在街道上，青少年在性意识方面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过去，自觉脱离恋母情结的第一步，便是走上街道。”罗塞塔・布鲁克的这一论断，不仅成为《纽约黑帮》街头景观的哲学依据，同时也为我们观察街道的叛逆品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点，于是我们看到：在城市日益秩序化和威权化的背景下，青少年们来到街头，来到那些被废弃的建筑 (多半是作为上两个世纪工业意识形态象征的大型厂房和码头)或堆满垃圾的后院，他们的行为显示，似乎只有这些由盛极一时的政策所抛弃的空间，社会下层的人们才能发展成一种风格及观念。DMS、水磨牛仔裤、混合着 无厘头机智风格的涂鸦以及嘻哈大行其道，而随着大麻、黑帮枪战以及飞车党等新老角色的加入，好莱坞很快就与时俱进地把街道弄成了比酷的新舞台。

街道之死

但即便如此，最新一轮的街道革命决不是由这样一帮乳臭未干的街头混混们完成的，事实上，他们只是上两个世纪街头革命传统的寄生虫。20世纪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之一的鲍德里安，提醒我们注意到一种消费性力量对街道文化致命的改造。

篇（4）

3、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责任。

4、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5、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涵义。

6、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篇（5）

一、歌咏菜的“色”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提出“色恶不食”饮食标准。这就要求菜肴的颜色须纯正、新鲜、好看、搭配协调，符合人们的饮食要求和普遍的欣赏习惯。明代的名菜“水母脍”，即今天的“冷拌海蛰”，因其晶莹剔透的亮丽特点，让诗人谢宗可大加赞颂：“海气冻凝红玉脆，天风寒洁紫云腥。”如果说谢诗只是揭示其“红玉”、“紫云”的色的表象特点；而宋代林龙发描绘名菜“拨霞供”的诗句“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则将翻腾的汤水比作波涛汹涌的“晴江雪”，把粉红色的兔肉喻作“晚霞”的余辉，更具有动态的情状，无疑蕴含着色的神韵。

二、赞扬菜的“香”

一款菜的香气四溢不仅能刺激人的食欲，而且能引起人的情感冲动和思维联想。福建名菜“佛跳墙”，用鱼翅、鲍鱼、海参、鱼肚、猪肚等和鸡、鸭蒸烧、煨制而成，其菜各味相融，味中有味，香味浓郁。坛启之时满屋香味四溢飘荡，使秀才们拍手称奇，趁酒酣耳热之际吟诗作赋：“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真正在嗅觉上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和无限遐思。而明代李流芳对名菜“西湖莼菜汤”感叹道：“玻璃碗成碧玉光，五味纷错生馨香。出盘四座已叹息，举箸不敢争先尝。”这更使香味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试想：望着“碧玉光”，闻着特别的“馨香”，叹息之中不想“举箸”，这只有沉浸在如此香的氛围中才能拥有的不经意的举动，谁还不想多多忘情一回?

三、称颂菜的“味”

菜肴要好看、好闻，更要好吃，滋味之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味道体现菜的本质特征，人们只有通过品尝之后，才能获得生理和心理。有的菜本味独特，宋代的杭州名菜“清蒸鲥鱼”就引来坡赞曰：“芽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有的菜“五味”变幻无穷，同时代的“东坡羹”(荠糁)又让陆游赞不绝口：“荠糁芳甘妙绝伦，啜米恍若在峨嵋。莼羹下豉知难敌，牛乳抨酥亦未珍。异味颇思修净供，秘方当惜授厨人。午窗自抚彭亨腹，好住烟村莫厌贫。”是啊！这道羹比天下有名的莼菜羹、牛乳酥还要好吃，其“味外之味”一定如老子所说：“令人口爽”。

四、感叹菜的“形”

菜肴的直观形态美，使一种单纯的满足人们口腹的食物，升格为更高美学价值的审美对象。厦门南普陀寺素菜馆的名菜“半月沉江”，系用面筋、香菇、冬笋、当归等原料烹制而成。当年郭沫若游寺后进餐，见此菜造型奇特优美，似半轮明月沉于江底，便挥毫写下“半月沉江底，千峰入眼窝”的诗句。如果静态造型是一种美，而另一种“气韵生动”之美更使人难以忘怀。“汆西施舌”是清代福建和浙江地区名菜。所谓“西施舌”是生活在近海泥沙中的一种名贵软体海蚌，因其形似人舌，肉质细嫩，味极鲜美，故人们形容它为“西施舌”。这让钱塘陆养和大加喟叹：“碧海波摇冰作骨，琼筵夏赏滑流匙”，也让食者真正体会“此是佳人玉雪肌”的楚楚韵致。

五、夸奖菜的“质”

菜的质之美表现为松、软、脆、嫩、酥、滑、爽等，而且综合了色、香、味、形的因素，使口感产生奇妙的复合体验。杨静亭赞美名菜“东坡肉”云：“原来肉制贵微火，火到东坡腻若脂；象眼截痕看不见，啖时举箸烂方知。”这恰是一种肥而不腻、肉质酥烂的口感体验的结果，上文提及的“西湖莼菜汤’，在方岳笔下则是：“紫莼共煮香涎滑，吐出新诗字字秋。”可见，莼菜的脆嫩、滑爽竟也能催生新诗，又是质之美的另一种表现。

六、颂扬菜的“意”

篇（6）

革命，是指一种激烈的变革。通常是一个利益集团采取暴力等激烈方式打击另一个利益集团，从而形成不同利益格局的系列性变革。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革命的进程一般比较迅速，速度相对于演变或者改革更快。革命一词，政治学上的经常相对概念是改革。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后者则是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未来世界的起点之年

这一年，段子手贡献了新的段子，更多的段子成为历史。这一年，反转大剧轮次上演，5月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路怒族引起公愤；10月中国老太太日本“碰瓷”，国外的月亮不见得比国内圆。

有些人读着微信公众号里的诗歌入睡，有些人钻入了六神磊磊的金庸江湖，有些人去看世界，有些人从世界回来，有些人的世界戛然而止，有些人的世界才刚刚开始。

上一个冬天，我们相约雾霾，这个冬天，雾霾依旧。我们适应了口罩，适应了彼此隔着一层迷离的世界。从微信到QQ的距离，不过是手机屏幕上的一厘米，从我到你的距离，隔着层层雾霾。手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空间，人们越来越“懒”，懒得出门购物，懒得出门找吃的，懒得和朋友见面，比特时代，一切都可以化为虚拟，那些温情脉脉的头像，重塑了人伦空间。

巴黎恐袭、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离我们太遥远，但我们同样看到了人类面临寒冬时的绝望。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至今刚好100年，在历数100年来民族工业发展的文章中，这个博览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真的假的老品牌第一次受到世界关注，即使到了微时代的当下，我们依旧不时能碰到曾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老品牌。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长足发展，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拉开帷幕。

“无聊”产业化

1974年，塞浦路斯停战期间，隔着尼科西亚郊区一条小溪，交战的希腊裔与土耳其裔两队士兵相遇。双方开始聊天，从土耳其裔那边传来一声长啸，一名希腊裔士兵回应道：“这没有什么意义。”

一旁的希腊裔军官喃喃自语：“很难讲得明白，但我们了解，那是在说，我们无聊得要死，什么都乏善可陈。”

无聊的情绪在蔓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媒介，将情绪传递给任何一个人。既然战争都不能改变无聊的心绪，那么无聊是不是一种“天赋人权”？

技术进步很难讲不是为了填补无聊，用技术应对无聊，是人类历史的惯用伎俩。技术的反面――艺术，本身就是无聊的呈现。于是，附带了感彩的技术产品，为“无聊”提供了深刻的物质基础。

熟人社会，需要一个圈子来敲定日常的维护和交往逻辑。很难界定私空间和公共话语，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对互为补给的“兄弟”。博客将私人日记公开化，微博将私人短信公开化，微信走了半公开之路――向一部分人公开。

微信构成了一个充满疑问的私圈，现实中概念模糊的朋友圈得以量化――一个酒店服务员只有三十人的朋友圈，虽然每天都在刷屏，但其意义或许大打折扣；一个拥有两千政商文化精英朋友圈的手机，以量的概念来算，确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

微信的勃兴，推重了每个公民都有成为生活艺术家的权利。因为审美也是基本人权，人人都有创造与欣赏艺术品的权利。当然，并不是每个微博与微信使用者都可能去创造艺术，但是，他们可以使用艺术家的技法来“过日子”，从而使得自身向感性化的生活世界积极开放。

微时代的“生活美学”必须直面这样的悖论：大众传播愈广，审美愈普泛化，生活愈民主化，却使得审美和文化变得愈加“虚薄”。“虚薄”一语，按唐人孔颖达疏《易・大畜》曰：“若无笃实，则虚薄也”，它不仅意味着空虚浮浅，也意指了虚浮不实。

屏幕之民的新思维

现代社会，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的联结方式、行动的规模与形态。媒介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特征。电子媒介能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地重组社会环境，同时，削弱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一贯密切的联系。

前不久，微信产品团队对外了《2015微信生活白皮书》。《白皮书》显示，9月微信日均登录用户达5.7亿，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64%，而去年同期增长为49%，是少有的在第五年仍然能保持日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的应用。在这近6亿的用户中，阅读公众号的所占比重也很大。

美国媒体人、学者凯文・凯利在新书《必然》中提出，“屏幕崛起”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屏幕之民”。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每年还有38亿个新屏幕被制造出来。文字从纸浆里转移到了电脑、手机、游戏机、电视、电子显示屏和平板电脑的像素当中。屏幕占据了我们的口袋、仪表盘、客厅墙壁和建筑物的四壁，占据了我们清醒的每个时刻。

过去半个世纪里，教育者、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担心电视一代丧失掉写作技能。但实际情况是，今天人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差不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倍，普通民众每天约8000万条博客，全世界的年轻人每天用手机写下5亿条段子。屏幕数量的增长在继续扩展人们的阅读量和写作量。

篇（8）

尊敬的媒体朋友：

海辰机构作为一汽-大众“大众”品牌全国唯一指定公关公司，现就2006 年8 月1 0 日《京华时报》报道一汽-大众速腾后刹车油泵问题的进展情况向媒体朋友通报如下：

1.一汽-大众领导看到报道后非常重视，立即启动危机处理应急机制，在两个小时内查明：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尚没有收到一例关于后刹车盘油泵问题的投诉；

2.文中提到的用户情况为：该用户主观感觉车后部有异响，委托其修车的朋友检查，该朋友建议去4S 店做后刹车泵检查是否漏油，经一汽-大众特约维修服务站亚之杰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请见亚之杰维修工单)；

3.一汽-大众有关方面就文中提及另外车辆问题正在努力联系记者请求提供车架号以便一汽-大众澄清事实、查明原因，更好地为客户解决问题；

4.一汽-大众多年以来一直秉承“用户第一”的理念，特别是在今年营销变革实施之后成立了“质量安全保障部”负责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工作。因《京华时报》反应的问题涉及到汽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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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华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2003年在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北路6号新建一座工业园，因新工业园地处中山，2003 年6 月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为“中山欧柏电器有限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2008 年12 月更名为“中山欧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及“中山欧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一致的，所以我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时，以两家公司中任意一家公司的名义，都互为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说明！

佛山市顺德区华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公章）

篇（9）

    诗人把月蚀这种自然现象与现实情状联系起来,口语的介入赋予诗歌强烈的现实感与亲和力,而这种亲切自然的语言背后却暗含着作者更为深刻的思想情感。这种表达方式可谓是亲切自然,“言近旨远”,与典雅严肃的书面语言迥然异趣。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语言策略之所以能够在诗界革命中得到积极响应,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背景等客观原因的。其中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诗歌传播载体的变化便是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首先,口语被诗界革命的诗人们所倚重,与外来资源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勾连。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至晚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晚清。19世纪以降,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涌入中国。首先,为了能够站稳脚跟,便于和周围的人交流,传教士们不得不学习汉语。这时,通俗易懂的口语很自然地成为其学习内容乃至生存的首选。其次,为了更大限度地拓充基督教传播的范围与效果,吸引更多的下层市民,传播者不得不考虑受众的接受水平,而语言的难易程度自然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命题。为此,传教士开始在曲高和寡的文言之外寻求简单易行的语言工具作为传播媒介。口头的宣教自然会采纳口语,即使在书写过程中他们也探寻着简便易行的语言形式。有人最初尝试了拼音化的路径,推行罗马字母,而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但使圣经的销售数量激增,而且使罗马字本身也流行一时,成为一般不识汉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流水账的普通记号,为第三期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打下了坚固的基础。”[8](p.160)正是这一思路启发了晚清文字改革家们,如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他们试图以拼音化作为语言的变革方向。与此同时,部分传教士有意采用了口语作为翻译《圣经》的语言载体。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明确表示:“在我的译本中,我考虑了译本的准确性、明晰性和简洁性。我宁可选用普通词汇,也不用罕见的词和古词。我也避免采用在异教的哲学和宗教中出现的技术用语。我宁可选择似乎不雅的词,也不让人觉得晦涩难懂。”[7](p.98)因此,为扩大传播范围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就成为当时《圣经》翻译实践的重要原则与方法。与之相关的赞美诗亦是如此:两个小眼,要常望天;两个小耳,爱听主言;两个小足,快奔天路;两个小子,行善不住。耶稣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耶稣我,善美荣耀之耶稣。有位朋友,别人难比,爱何等大,胜似兄弟,疼爱兄弟,爱何等大;世上朋友,有时离你,今日爱你,明日恨你,只有这位,总不误你,爱何等大很显然,这段译文已经非常贴近口语而逐渐远离过分雅化与雕琢的文言。并且,由基督教的传播而形成的口语化热潮在中也有着集中的体现:“他们所用的经典与文告,有好几种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与现在的白话差不多,想不到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的出现。”[11](p.153)这点明了晚清语言变化的背景与渊源,从而为诗界革命的同人倡导口语的实践提供了现实依据与历史脉络。诗界革命的主将们与基督教的亲密接触是不争的事实,谭嗣同最早接触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梁启超回忆:“当君(谭嗣同)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12](p.233)而康有为“于耶教,亦独有所见。以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着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13](p.488)。这种基督教教义上的影响,大多就是以近乎口语的形式传布的。不仅如此,黄遵宪还援引外国语言变迁历史作为例证:“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

    正因为口语浅显简易、通俗晓畅,在信息传递与交流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干扰信息的滋生或减耗,因此,它也多被用来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在口头修辞交流中,美学功能及价值只是次要的;对他人意图相关性的现实判断才是主要的”[18](p.271)。这就指出了口语主要用以传达说话者的思想和情感,至于说话本身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则很少被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口语对传达手段与效果的倚重远胜于传达的方式,因而艺术修辞要让位于表达的工具和表达的内容。在黄遵宪等人看来,诗歌中过分雕琢的文言与口语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前者不足以胜任信息传递的功能———“多岐道益亡,举烛乃笔误”(黄遵宪语)。单从这一层面而言,语言也有变革的必要性。其实,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立足点之一也正基于此:改变日趋丧失传递信息功能的文言,而以一种新的简洁便利的语言形式来替换:欲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不得不求一简易之法哉?”[4](p.1420)语言变革背后的启蒙目的昭然若揭。这正是诗界革命创作实践现实功利性的内在根源与表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语言信息载体功能的强调,在晚清社会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以降,中国在屈辱的战争失利中发现了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洋务派曾试图通过器物、技术的引进进行弥补,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愿景;于是有识之士又把目光投向了制度、思想层面,以新的观念意识、民德民风民智来改造积弱已久的国民性。这一思路的转变使得富国强民的主要凭藉物也由知识文化、道德精神、智力素质等精神修养取代了枪炮、机器等物质实体,而精神的改造与提升离不开被改造者自身的学养与修行,因此在诘屈聱牙的文言成为提高民德民智的重要障碍的现实情境下,简便易学的口语就被发掘出来。在这里,口语不仅仅以信息传递的载体出现,而且还被视为普及知识、扩大教育的重要工具,甚至是作为改造与提升国民性、富国兴族的“药方”存在于晚清文化先驱的视野与观念之中的。这可能是口语的不能承受之重,但其责任却无可旁贷。“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过不富强也哉!”[19](p.2)尽管这里强调的是切音文字,但其逻辑思路同样适用于口语。时人甚至把文言视为祸亡中国的最大病根:“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因此“变法以开通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20]具体思路就是以口语化的白话取代文言,以“言文一致”的理想建构,完成对启蒙民众最终实现重振民族的宏伟目标。

    在交际过程中,口语便于凸显表达者的主体地位。不同于书面语交流的单向性、间接性和静态性,口语交际更具双向性、直接性与动态性特征。因此,后者的修饰手段及表意方式更为丰富多样而且主体性更为突出。“口语修辞有两个主要而又特别的特征使得它与一般‘文学’不同,甚至与书面修辞也不同,即传递信息与信息的混合功能以及身处与某一具体的观众的个人化的联系中这一点所带来的制约及机遇。”[21]这点明了口语修辞与书面语修辞者的差异:即1.口语修辞者的“双重身份”:既是传递信息者又同时是活的信息。而书面语修辞者则以书面媒介,凭书面这个载体传递信息,自己则隐在后面。2.口语修辞行为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锋”[18](p.272)。既然口语在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地位的凸显方面比书面语更有优势,那么这也正契合了晚清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主观需求。黄遵宪多次强调诗歌应该以“我”为主。他在给周朗山的信中说:“吾今日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而从人,何其无志也?虽然,吾身之所遇,吾目之所见,吾耳之所闻,吾愿笔之于诗,而或者其力有未能,则不得不藉古人而扶助之,而张大之,则今宪所为,皆宪之诗也。”[7](pp.291~292)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贵今薄古的进化观念,更是作者对自我感受与意识的肯定与张扬。“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22](pp.68~69)。诗中之人便是有着真切体验与情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觉醒主体。中国浩繁的诗歌传统中,不乏张扬个性意识与主体地位的诗作,如“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达的就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自信与自负。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主流审美取向以及诗人自身的局限性,这种自我意识并未从占主流地位的家族、王朝等集体话语中脱身而出,正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融入集体、服务集体。李白的自负只不过是在获得了体制认可与接受即“入仕”理想实现后的满足与自信。当然,这种局限既是古代诗人自身的局限,更是整个时代与文化传统的局限。清末,王纲解纽、外来文化的冲击、诗人眼界的开阔与思想意识的更新转变,使一部分人能够从“大我”之梦中惊醒,逐渐回归到个体的“小我”的原点,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这一前提下,久被埋没的主体意识获得了破土重生的契机,借助诗歌来进行自我确认与表达。而以鲜活顺畅为特征的口语恰好能够凸显操持者的主体地位,因此口语被征用在诗歌创作之中就成为一种必然。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频出场,如“今日今时有今我,茶烟禅榻病维摩”(黄遵宪:《遣闷》),“平生我爱陈太学,封章上数汪黄恶”(丘逢甲:《即席赋长句赠陈剑秋罗持有》)等。如果仅凭此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面的例子中则更足以说明这一点: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今时何时我非我,中夜起坐心旁皇。风声水声乌乌武,日出月出团团黄。层阴压屋天四盖,寒云入户山两当。回头下视九州窄,高飞黄鹄今何方?———黄遵宪:《寒夜独卧虹榭》两首诗所描写的意境极为相似:都是诗人在寒夜独处而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情绪;但不同的是,陆诗中的主人公并未被伤感所困扰,因为他仍挂念着国家的安危,时刻准备着为国戍边,即使做梦也想念着参军卫国;黄诗则全然摆脱了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的笼罩,而是更多地描写一己之私情。表面看来,前者的思想境界更高阔,主题更宏大;而后者则是诗人回归自我后的个体意识的体现与张扬,因而独立的自我意识与主体地位体现得更为突出。还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天下英雄聊种菜,山中高士爱锄瓜。无心我却如云懒,偶尔栽花偶看花。———黄遵宪:《己亥杂诗———》陶诗的确优美,以“无我之境”刻绘出一种“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23](p.36)的超然境界。诗中主人公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正是历代隐士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中国道家哲学最为充分的体现。与之相比,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哲学内蕴上,黄遵宪的诗作都要逊色得多。但是,后者因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介入固然破坏了“无我之境”的超然与含蓄,而诗人的主动性与主体性却由此得以凸现出来(当然,这并非是优劣高下和非此即彼的评判,而是在某一方面谁更有优势的相对比较)。就此而言,后者更能体现诗人的自我意识与

篇（10）

SOHO中国董事长

那些年的创业状态

从拼命创业，到“be lazy， be success”，是我在16年的创业过程中最大的转变。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盛大创业时我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Be lazy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连尚网络是我在2013年9月成立的，到今天3年多。这3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工作差不多是6小时――每天早上10点半到公司，中午会有2小时的吃饭和健身时间，到晚上6点雷打不动回家，礼拜六礼拜天绝对不干活。

那么拼命又是什么状态呢？10多年前，我和晶（著名投资人，哈佛中心负责人）刚认识，盛大也刚起步，这个时候我们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接近15小时，而一年大概只休息7天。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成功学教育。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勤劳致富”“我成功的原因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拿来学习”，还有“领导必须身先士卒”，对不对？成功学教育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也一直是以这样的心态在工作。后来，公司就成功了。

大家知道，盛大这家公司对中国互联网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仅因为它曾是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曾经是中国用户量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而盛大对中国互联网产业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在2000年左右，互联网第一次泡沫破碎时，重建了资本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信心。当时的资本相信眼球经济，但投了好多年还是看不到盈利的希望，而美国网络公司已经靠卖广告活得很好了。在这个时候，盛大出来了。我们做了一个网络游戏（按：盛大在2000年推出MMORPG游戏《热血传奇》），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开始赚钱了，并且赚了很多。然后投资商说：“哟，原来中国是能赚到钱的，只是中国赚钱的方法和美国不一样”。

这件事情成了以后给我们以及整个行业很大的暗示，好像创业要拼命的逻辑是对的。还有一个动力是一种恐慌，觉得不努力，错过了一个机会也许就会满盘皆输。所以我们继续这么拼命，但后来事情就开始变化了。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两兄弟去医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

应该很少有人知道，有一种很极端的病理反应是“濒死体验”。我第一次经历的时候，是在浦东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我躺在地上，仰面望着天，等着救护车。那时已是晚上十点了，而在我的内心里已经确信过几分钟就会死去。立交桥上的路灯就这么清冷冷地照着。然后身体就垮掉了，修养到今天也无法承受正常的工作强度。

我心想，这个事情不科学啊。因为我从小看的电视剧都是这样讲的，一个人创业成功了，每天喝个小酒、开开车、下下棋。为什么到我头上，就需要每天这么拼命，最后都把自己拼到医院里去呢？

拼命对创业没多少帮助

所以我开始反思――创业需要拼命才能成功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我想了很久，也读了很多书。最后我发现，拼命创业是个伪命题，拼命对创业其实没什么帮助。

大部分人都认为，和先行者竞争的最重要一条是要比他们拼命。我也做投资，一般创业者在跟我讲商业计划书的时候都会说：“年总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我一定会对得起你的投资。”其实这个没有意义。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一个创业公司有50个人就已经算很大了对不对？一个人一天工作8小时算一个人天，如果这50个人拼命干活，拼到不睡觉，那么每日拥有的工作能力是150人天。那他的竞争对手呢？比如腾讯，2014年就有2.5万人。50人天和2.5万人天之间的竞争，和150人天跟2.5万人天在竞争有什么区别吗？完全没有区别。所以这么一算，你就发现玩命没什么意义。

再往下想，其实事情比你想得更糟。拼命不但没有意义，还会导致致命的坏处。这并不是特指身体的伤害。我不否认，每天工作6小时是因为被玩命搞坏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无法承受正常工作上班的负担。但我想说的坏处，更多在于对企业本身的伤害。

创始人为什么更认同拼命创业？是因为拼命创业能够带给你肉眼可见的成就感。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项目，正常需要10天完成，老板挽着袖子拼命上，5天就做完了，这就特别有成就感。然而为了这压缩的5天，我们放弃了什么？首先是每个员工的学习时间。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同事，从行业最前沿的人，变成了落伍的人，不知道最新的趋势，因为他们没时间学习。

第二个被压榨掉的是思考时间。为了赶进度，越来越失去思考的习惯。越做，发现你前置考虑的时间越短；越做，停下思考的时间越短。然后失败概率逐步增加，每一次失败都会引起很多员工士气的低落，整个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当公司走得越来越差的时候，第三件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在以前，半夜一点我说开会了，然后所有员工跟我进会议室是经常性的。而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遇到了计划外的事件，你能怎么办呢？通宵不睡？而这个时候，公司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可能一两件突发事件就能让公司脱离正轨。

团坛晒ζ笠档穆肪

于是我开始复盘成功企业的路径，我们自己，也包括阿里、腾讯。我发现决定这些公司成就的，往往就是其中的几件事，而其他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锦上添花。只要做对了这几件事、又不太在意短期利益的话，这些公司一样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

比如说像盛大，盛大我们运营过的游戏有60―70个，我们做过的领域也有很多，但对盛大所达到的最高点来说，其实只要做对三件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的第一款游戏，叫《热血传奇》，我们的，运营成功就能达到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公司活着，我们公司赚钱了，我们有了很多用户”。

我们做的第二件成功的事情是推出了《传奇世界》的游戏，这个游戏是自主研发的。《传奇世界》的成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盛大再也不要被我们之前游戏的那家公司要挟了。我自己开发的游戏，如果他们撤了，我们还能正常运行。原来他们说“我不跟你玩了”你就没办法，只能跑去和他们商量，要答应很多不应该答应的条件。但是这时候你就有了底气，自主的技术在自己手里总是硬气的。

我们做的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是我们的起点中文网成功了。起点成功的意义，是说我们不仅游戏能做成功，我们还在其他的全新方向和领域，开辟了既能赚钱，又有用户量，又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模式。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一天所有人都不玩游戏了，那么盛大这家企业也是健康的。

而其他的许多事情，当时看起来很重要，比如说盛大上市，我们是和Google同一年上的，也是和Google同一年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科技股的。但今天回头看这件事情就会发现意义不大。因为你被评为最佳全球科技股对企业没有太多帮助，它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很“high”，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就会发现我们做的事情里，最有价值的事情很少。如果你不追求一个短期利益的话，你可以把很多的，也许70%―80%的工作全部抛掉。抛弃掉，公司就能够特别从容。

今天的标题肯定是个标题党，事实上，我想分享的是一种从容的管理公司的思路和想法，从而推动公司从容地获得成功，也能够让生活过得从容一些。互联网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业，本来应该是个鲜衣怒马的行业，但现实却总是血淋淋的。从我20年前进入开始，每年都能听到有人过劳死，其中大比例的人群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高管。在这背后，往往是创始人抢走了本应属于员工的活儿，不但累了自己，也拖累了员工。

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值得长期投资的企业，短期投资是无法真正获利的，这点巴菲特早就强调过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唯一的方法，是把员工的工作、责任和权利，都交还给他们。企业的经营本应该是员工的，所以应该把活儿还给员工，让员工去做。而同时，你也要帮助他们遏制住锦上添花的欲望，让他们也从容起来。

我的理解，这是比较美国式的做法。相对而言，美国互联网公司比中国的公司轻松很多。因为他们有很大的特点就是专注，Facebook只会做社交，它不会因为社交成了老大就要来做汽车。而中国的公司做完手机，就一定会去做特斯拉，对不对？这是一个常见的状态。但看结果，美国公司做的业务少，但发展得依然很快。中国公司很习惯被诱惑，很多诱惑，比如“哎呀你看腾讯的生意很好，我也去做做，说不定也能赚很多”，对吧？所以最后，我发现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千万不要和自己说“或多或少，总有好处，干嘛不做”。把工作还给员工，并且把不是必要的事情全部停止，不要去做，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做公司的正确方法。

今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两个月，其他时间我都在新加坡。我回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个投资人就跑来见我，说：“年总我们投了那么多的公司，我其他不敢说，但我敢说，你是我见过的CEO里最懒的一个人。”因为他说，你看，A公司的L总和B公司的J总，每天只睡6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干活。而你，每天只干6个小时，而其他时间都在休息。

很犀利的问题，在我分享我的答案之前，先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连尚网络今年的成绩。

我们公司的产品叫做WiFi万能钥匙，注册用户数9个亿，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是5.2亿。也就是说，这是在中国除了微信和QQ以外，活跃用户量最大的产品。而我们的成长速度也是行业第一的，腾讯在2016年8月份的报告说，WiFi万能钥匙的成长速度已经超过了QQ和微信，成为中国成长速度第一。另外，就在我来这里的前一天，艾瑞，中国最有名的市场调研公司之一，也刚刚了一个报告，它的结果是：2016年中国互联网企业成长指数排行榜，我们公司的成长指数是5.3，排名第一，大概比第二名高10%。

所以我对我的投资人说，当你看到一个企业的老板不上班，但公司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其实你不应该焦虑，而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明星企业家的企业，它的成就来自于员工的努力，而这种结果是有机制保障的。所以即使有一天，这个公司的老板离开了，公司依然不会受到影响，这不就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企业么？

CEO的工作重心

我跟他分享了我这些年做CEO的工作重心，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授权问题。要把业务的管理决策权还给员工，唯一的方法是授权。

但一讲授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员工个人能力不够怎么办？有职业道德问题、贪污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学习华为。华为用集体决策来代替个人决策，所以华为内部建Emt、建技术团队、建安全专家团队、建投资专家团队，他们构建一个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来做所有的决策。我也跟华为学，我们公司现在也有Emt的团队，有技术专家组等等，而且这个机制不但放在我们技术的整个高端、高层的管理里面，还把它沉到了下面，我们的一个事业部里面，照样有它的Emt和技术专家委员会。

职业道德方面，华为靠的是审计。我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叫“先授权后审计”，先把权力交出去，你先做，但是做完以后一定会有审计。所以千万要自律，否则一定被抓。第二句是“多审计，多授权”，当一个人不断通过审计，证明了他的操守，那么必然可以给他更多的授权，让他做更多的事情。

授权解决了员工能不能自主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解决的是员工愿不愿意自主的问题，也就是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