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税费征管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征收力度不大，应收尽收不到位。

1、缺乏过硬的征收手段，征收成本大，效果差。如：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因执收主体自已征收效果甚微，只能采取委托代征方式，按征收数超额累进支付代征手续费，代征手续费一般要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2、行政干预大，随意减免。执收单位未按规定程序越权减免基(资)金收入，有的由领导出面批条子，随意减免或缓交，导致应收不收或少收。再加上各地政府为招商引资，确保重点项目而颁布的一系列规费减免的非税优惠政策，收入流失较大。

3、征管部门不重视、不跟踪问效，导致非税收入流失。部分征管部门对改制、转制和国有股本投资等国资企业无偿占有专营权、经营权及其他无形资产，擅自处置国有资产、降低国有股权比例、不同股同利分红等现象不及时关注、跟踪问效，致使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流失较大，有的甚至还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任意处置，谋取小集体利益。

二、票据使用不规范。

1、混用票据。少数单位对收费(基金)票据和内部往来结算收据的使用规定的政策界限分不清楚，收费不开具规定的收费(基金)收据，而是用内部往来结算收据和地税部门的服务性统一结算收据收费，人为混用、串用票据。

2、自印票据。个别单位收费不按规定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而是自印票据或从市场上买来的收款收据收费。

3、票据填列不全。经抽查，相当部分票据未列明收费项目、代码、性质、标准等基本要素。

三、统计工作未建全，非税收入核算过于笼统。

1、未建立非税收入统计报告制度。财政部门对种类繁杂、管理分散的非税收入统计工作还未启动，没有形成专门的统计报告反映非税总体征管情况，对非税收入的总体概貌不清。

2、对非税收入核算不具体，欠科学。目前开发的非税收入管理核算模块，对非税收入的核算没有分清具体的收入性质、管理方式及收费明细项目，从数据库中无法识别某个单项收费的入库及管理情况，整个非税收入核算体系比较笼统、粗放。

四、资金管理分散，方式未定型。

1、统管范畴不清，资金管理分散。由于财政部门对非税资金的统管主要采取分类操作、归口管理的方式，有些管理人员对非税收入管理的总体概念不清晰，整个非税资金未完全纳入财政预算及专户管理的总盘子，相当部分非税资金游离于归口部门或直接坐支。

2、预算资金人为调剂。财政部门对国家规定要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不是依据资金性质划分确定管理范围，而是根据财政预算总规模和税负比重来确定非税收入的预算入库额，有意识地调剂非税收入预算管理规模。

五、使用结构不合理，专款专用落实不到位。

1、用于投放生产性支出比例小，用于单位经费比例相对较高。所征收入基本用于养人，投放生产项目的比重很小。

2、人员经费挤占了专项基(资)金。按规定，专项基(资)金应设专帐，专款专用，但有些单位人员经费和专项基(资)金捆梆使用，人为地挤占了专项基(资)金。

以上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制度，规范资金管理行为：

（一）强化措施，进一步加大征收力度。

1、加大宣传力度。各执收单位要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非税收入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进—步增强缴费义务人的缴费意识，为依法执收创造良好的环境。

2、全面推行非税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执收单位与市财政、银行联网，对非税收入征收过程中的票据填开、资金缴存、划解国库或财政专户的全过程，实行计算机网络管理，实现财政部门与银行、执收单位之间的数获据共享和信息交换，以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监管，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3、规范执收行为，从严减免。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规，依法征收、依标准征收，规范非税收入缓减免审批程序，明确减免权限，坚决禁止随意减免、越权减免和收“人情费”、“关系费”的行为。未经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减免政府性基金。

4、对改制企业及重点项目进行一次专门的非税收入清理活动，对国有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确认，既要体现政策优惠，又要避免财政性资金流失，对恶意贱估国有资产价值的行为进行纠正，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改进非税收入核算管理系统，进一步规范核算行为。

1、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库或统计台帐、报表制度。按照《<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释义》规定的分类口径，把税收之外的财政性资金都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畴,完善项目管理库和统计报告体系，提高收入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2、改进非税收入管理核算系统。通过系统升级，全面实现非税收入收缴、拨付、核算的信息化和具体化管理，改进收入明细核算和对账办法，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确保非税收入安全、公开、透明。

3、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票据使用与核销的日常管理，票据的开具必须规范、字迹清楚、项目齐全、内容完整，严把票据核销关，及时纠正票据使用中的违规行为。

4、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技能锻炼，熟悉国家政策法规，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核算水平。

（三）改进非税收入管理方式，进一步强化财政部门统管力度。

1、将目前分散在财政部门内部各职能处（科、股）室管理的非税收入逐步归口集中非税收入管理处（局）统一核算管理，提高资金管理效率。

2、对照非税收入的有关政策法规，按规定要求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要严格实行预算管理，未明确纳入预算管理的要逐步纳入预算管理。

3、结合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改善“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分配格局，统一编制部门预算和财政预算、统一支出口径和标准核定单位支出，将财政专户直接返拨逐步转为国库集中支付，由国库按使用计划或进度拨款，真正做到缴拨分离。

（四）合法使用专项资金，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1、理顺财政体制，实行人事改革，定编定岗，将单位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部门预算管理并予以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因财力不足，“以费养人”运行现状，预防征收单位合理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篇（2）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彩票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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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和口径。在国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现“非税收入”一词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即财库[2001]24号文件中。其后,《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要“确实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的(财综[2003]29号)文件中,第一次对 “非税收入”概念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界定:“中央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属于政府非税收入。” 这种从“预算外资金”到“非税收入”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上认识的深化。

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税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资金管理方式进行的分类。现在提非税收入概念,表明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实施)和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可以逐渐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目前非税收入的主体还是预算外资金,但有相当一部分非税收入已经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随着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深入推进,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二、我国非税收入的现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非税收入数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欠规范

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1953年,预算外资金只有 8.91亿元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4.2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47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30.[，！]6 %;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权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非税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体系中的地位由“拾遗补缺”,演变为占据“半壁河山”,成为与预算内收入、税收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 3855亿元 ,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 97.7% .1993年调整口径后,预算外资金收缩到相当于预算内1/3左右,但增长仍迅速, 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数为 3893亿元 ,仍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

根据下表反映的情况,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640.15亿元,增长了4.83倍。 由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既非预算内也非预算外的灰色财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虑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结果中并未将其纳入“非税收入”规模。

即使这样,根据上表数据,我国非税收入占财 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了50%,世纪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国非税收入超常规膨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地方层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税收入总额达到278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36倍;而且从增长速度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1998-2001年,该省非税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5.33、3.01和6.89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税收的增幅分别高出10.55、4.76和6.46个百分点。广东省2009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499.42亿元 ,比上年增长36.6%,占一般预算收入的41.56%,但考虑到非税收入的口径比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过50%.非税收入大于税收的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要平缓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地方税源相对充裕,不必像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那样,要更大程度上依赖非税的途径筹资。

地方非税收入的过度膨胀和无序混乱有其直接的体制背景。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现行地方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

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管理上职权分散,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尽管经过多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9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此外,更严重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业和居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仍然屡禁不止,秩序混乱,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甚至没有基本的标准,由具体执行人员掌握,收多收少、收与不收弹性大,随意性强。再有,尽管有关收费规定对收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监管上的疏松薄弱,许多费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体制转轨是我国非税收入膨胀的大背景。非税收入(尤其是预算外非税收入)的产生以是以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打破为背景,其发展则以体制转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释放其长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其无序膨胀则是以转轨时期监督和约束机制薄弱为基本条件。

在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非税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压力。归纳起来,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来落实自己扩展了的事权。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经济管理权分散给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并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强化了自己的事权。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门分散事权的同时,相应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资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预算内称之为收入上解或支出补助的转移支付存在较严重的非客观性而苦乐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扩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走非规范之路来落实资金以履行职能(职能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并不愿仅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权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分配权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也快速膨胀。事权趋向于演变为财权,财权反过来又支撑事权扩大。

第二,各级政府间彼此戒备,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约束的资金。转轨时期,我国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规范政府间财政资金分配原则并强化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当看到,改革效应是递增的,初始目的的实现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须承认,各级政府间的彼此戒备和算计从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规则的存在势必促使各级政府维护本级利益并尽可能扩张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规范远不足以保证上下双方利益边界的清晰和稳定。在确定政府间财力分配时,决策中往往是上级说了算,下级只能提建议,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这样,下级政府 干脆就把资金划到预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为政府之间的资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观、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级政府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不断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财力。当然,这种情况在经历了1994年比较彻底、具有突破性的财税改革之后,已有所改变。

第三,“正税”的税源流失较严重,导致预算内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预算外、体制外资金。我国的名义税率始终远远高于实际税率,各种纳税主体都在通过多种办法规避税收,税收征管机构依法治税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标准,因而偷漏税和越权、滥行减免税普遍存在,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也使各部门、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收费和自主政策来筹措所需资金来缓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利环节在本位利益驱动下,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政府系统及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几度出现“创收”,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门,除创办出来的经济实体要以种种方式对政府部门的权力环节上交部分收入之外(这种情况即使在名义上双方“脱钩”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种“费”,以“办公(办案、办事等)需要”为名索要钱物,等等。所有这些政府系统创收而来的收入,一部分归入预算外,另外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曾归入“制度外”。在非税收入在部门、单位收支挂钩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尤甚。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的越多;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近年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之后,还有不少暗中的“挂钩”关系。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收费的多少与单位的福利水平、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是收费过多过滥、膨胀不止、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动因。

第五,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市场、技术和体制诸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某些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使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进而公共服务与商业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于是原本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政府部门及权力环节,更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扩张这类收入。

第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在一些相关文件中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审批附加费、建设费的职权。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执行起来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费项目和标准管理分开,收费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开,人为地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二是行政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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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

房地产税收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地方税收新的税源增长点，其税收征管也日益成为了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其范围广、税费项目繁多、重复课税、税负不公、收入分散且隐蔽性强，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漏征漏管的多，税收流失严重，已成为制约产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以北京为例，2007年北京市地税部门共清缴历年稽查欠税4.59亿元，其中房地产行业就达2.56万元，占欠税总量的55.8%。本文根据房地产税收征管问题的成因，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管。

一、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的现状和问题

1、相关的税收法规制度不完善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有关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权威大法还是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尽管后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做过各种各样的补充和修改，但作为上位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尤其是我国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而私人财产登记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房产、土地、户籍等有关管理部门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不够，影响了税收征管的力度，造成财产税收的流失。同时目前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转让、保有诸环节涉及到的税（费）种有10多个，相关的税收政策正在不断的修订完善中，政策变化快难以掌握。

2、房地产企业纳税意识不强

一方面，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透。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取得土地开发权后，注册登记的，财务人员就地聘请，开发企业的股东也只是房地产行业的行家里手，对税收法规和政策了解不多、学习不多，加上工程开发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周转较紧，造成了企业欠交税款情况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具有一定社会背景和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和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干扰和影响着房地产税收的征管。因此，他们在税收上往往是能偷则偷，能逃则逃，“勇”于以身试法，纳税意识比一般的纳税人更差。

3、财务管理比较混乱

在房地产企业，不做账、做假账、记流水账、账务混乱等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些房地产公司不按规定设置账簿；将部分收入或预收账款直接存入老板私人账户，不及时在会计上反映该部分收入，或将其混入其他往来账户；将预缴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记入预缴年度的扣除项目，违背了配比原则，减少了企业当年的利润；与往来单位交叉摊计费用，将对方成本费用在本企业账上反映，虚增成本费用，偷逃税款；多头开户，隐瞒收入。这些不规范的会计核算，为其偷漏税提供了方便，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

4、房地产经营项目难以管理

房地产企业对房屋的开发，要涉及规划、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但是目前这些部门相互之间的合作只处于相互约定和协商的状态，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必须召开部门问的协调会议才可解决，缺乏相应的激励制约手段，未能实现信息共享，难以实现房地产行业税源的源泉控制。使得一些房地产企业有机可乘，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

5、税务征管能力不强

一是稽查人员配备不足，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稽查工作效率不高，查处力度不强，违规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其次是税务部门出于扶植企业发展、维护税源的考虑，征管力度较弱，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持“仁慈”心理，处罚较弱，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处罚决定得不到严格执行，往往流于形式。第三是行业征管手段滞后。目前，许多地方对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管还处于“粗放”阶段，特别是征管手段上还不能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信息共享难、操作处理慢。

二、加强我国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的措施

1、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要针对房地产税收政策的一些缺陷，加大改进力度，力求每项政策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不留漏洞。对自用没有同类可比价开发产品的房地产企业，要求其提供法定评估机构的评估证明严格界定拆迁补偿费，建立拆迁补偿费列支的管理和审批制度；制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安装计税成本的基准定额，加强审核、管理力度，有效堵塞偷逃税漏洞。

2、提高纳税意识

一个良好的纳税企业服务体系和精心策划而有目标的税法宣传活动，对促进纳税企业守法至关重要。为了促进自觉守法。税务机关必须通过良好的宣传方法向纳税企业提供持之以恒、公正、礼貌和快捷的服务。宣传方法应该是通俗简明，达到即使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纳税人也能够理解。同时税务人员对不同的纳税人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宣传税法、规章、规定和通告，以便提高其遵章守法水平，从而减少对税收的误解。把申报纳税变成公民的自觉行为。还有加强税务的信息化建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税务机关不但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企业和个人房地产方面的信息，为税收征管其他环节提供基础，而且可以通过与银行等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网了解纳税人的收入及经营情况。而纳税人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多数纳税相关信息。尤其是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可大大缩小征纳双方之间的交往成本。可见，实现信息化管理对于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有促进作用。

3、加大房地产税收稽查力度

为了防止房地产企业的偷税漏税，稽查人员在对房地产业开展检查时，应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实行主查人责任制，明确职责，加大考核力度。第二，每年都应重点安排若干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在开展全面性的税收检查基础上，分析、剖析加强税收管理的对策和措施，提出有效的办法和建议。第三，加大对存量房交易完税凭证的检查力度，依法追缴应纳税。对违法行为，要加大曝光和惩罚力度。第四，各税种检查相结合，加强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的稽查力度。国税、地税、财政、金融、审计等机构应加强联手配合，互通营业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纳税评估情况，相互印证，联合开展对房地产的重点、交叉稽查。

4、实现房地产税收一体化

在房地产税收征管工作中，各级地方税务、财政部门应以存量房交易环节所涉及的税收征管工作为切入点，主动与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整合征管资源，优化纳税服务。首先，各级地方税务、财政部门应与房地产管理部门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充分利用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信息，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收税源登记档案和税源数据库，并根据变化情况及时更新税源登记档案和税源数据库的信息；定期将税源数据库的信息与房地产税收征管信息进行比对，查找漏征税款，建立催缴制度，及时查补税款。其次要开展科技创新，开发“房地产税费一体化管理”软件，多方采集房地产企业的涉税信息。同时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机制，明确部门职责。

5、提高税务征管能力

一是要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要在人员录用上力争吸收一些专业水平较高的人才，并定时组织培训和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对稽查人员加强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二是改进征管手段，提高科技含量。要不断提高房地产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在税务机关之间、部门之间、税企之间充分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可由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或政府信息管理部门牵头，在政府共享平台上搭建“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信息共享系统”，规划、国土、房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相关信息要实现共享。同时加大以票管税力度，全面推广使用电脑版建安、不动产发票。

【参考文献】

[1]赵晋林：当前我国房地产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J]．涉外税务，2004（4）.

篇（5）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税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都引入了专门的环境税种，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和财政效果。环境税同时具备约束和激励的双重功能，既可以涵盖生产活动，也可以涵盖消费活动，能有效地引导企业和家庭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生产和消费；同时环境税顺应了从命令强制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解决环境问题的趋势，作为柔性手段被各国政府所青睐；在国际贸易中，环境税也经常被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来使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推动，开征环境税已经被列入我国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可以预见，环境税即将迈入实施阶段，必将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环境税理论研究已经迈过了介绍与论证阶段，正处于融合、创新、制度创建的新的时期，有关机构和院校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已经开始环境税具体税种的设计，这些研究的重点是环境税的作用机制、实施效应分析、环境税种的选择、税制要素的设计等。虽然目前对环境税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环境税的保障性制度还没有展开充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环境税研究的焦点是主体税种的确定及实施路线图，征管问题研究滞后于税制设计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环境税征管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环境税特殊的征管要求还不够重视。 环境税的征管工作是环境税实施的基础工作，是环境税政策效果实现的重要保证，而环境税的主体税种污染排放税的征管要求与现有税种有明显差异，要保证环境税在十二五期间顺利推出，就必须对环境税的征管特点展开分析，对国内外环境税（费）征管经验进行借鉴，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征管制度设计和征管能力建设。

二、环境税分类、征管特征现状分析

（一）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

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是研究环境税征管问题的起点。国际上对环境税的定义较为宽泛，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和欧洲委员会将环境税称为“与环境相关的税收”（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可以看出，国际上通常所称的“环境税”不是一个独立税种，而是以环境保护作为设计目标的税种的集合。国内学界关于环境税的定义，根据其内涵的不同，存在狭义说、中义说、广义说之分，但综合来讲，环境税是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目的，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税收和采取的税收措施，具体包括：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服务）税、环境收入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有学者将资源税也纳入环境税的研究范畴，因为资源税更多的是体现资源租税和级差租税，并且已经存在与之相配套的征管制度，因此本文未涉及资源税的征管问题。污染排放税是指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征收的税，是一种同所导致的污染的实际数值（或估计量）直接相关的环境税类，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物排放税、固体废弃物排放税、噪音税等。按污染物命名的污染排放税又称为独立环境税，这一税类对排污的控制性较强，但征管成本较高。污染产品（服务）税，是指对使用过程（服务）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服务），或者使用以后残留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所征收的税。是一种针对污染产品生产或消费金额以及造成污染后果的服务行为营业额按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征收的环境税类，是一种间接税，如能源税、汽车税、农药税等。环境收入税是指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税，是一种财政性税收，一般是随已有的主体税种加成征收，类似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是指能产生环境保护刺激或激励作用的税收手段，如差别税率、税收优惠等。

（二）环境税的征管特点

污染产品（服务）税可以通过增加消费税税目、营业税税目的方式开征，其征管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环境收入税随主税种一起征收，在征管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污染排放税是一类新颖的税种，有着独特的征管特性：（1）征管对象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属于行为税，发生排污行为的组织和个人都是环境税的纳税人，排污行为的广泛性决定了污染排放税纳税人的广泛性。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可能涉及很多行业、众多企业，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更加面广量大，大量非企业单位、家庭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污染排放税的纳税人。（2）征管环节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的排污量，而排污量一般只能在排污行为发生时才能记录下来，如一些有害气体的排污量是通过记录排放浓度、排放时间等测算出来的，如果未及时记录很难再推算出排污量。有些污染事件事后甚至难以确定排污者，更无法确定计税依据。（3）征管规模的特殊性。从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设计方案来看，结合现有排污费的征收情况，污染排放税的收入规模不会很大，户均税额也不会太高；随着治污技术的提高和纳税人治污能力的增强，污染排放税税基趋于收缩，纳税人总体税负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4）征管技术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计税依据即排污量的确定有三种方法，收入法是根据产品的产量核定排污量，投入法是根据生产投入物中的化合物或污染物含量核定排污量，监测法是根据生产过程中监测设备记录的数据确定排污量。根据理论研究的结果，通过监测设备确定排污量是最准确，而且是环境效应最显著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刺激排污者采取各种手段减少排污量，有效实现环保目标，因此在实际征收中应广泛采用。但监测法的技术性很强，需要配备专业的测试设备和计算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定期监测和采集数据；由于排污量数据不是建立在财务核算基础之上，没有上下游企业可以调查比对，一旦数据丢失，计税依据难以确定。（5）征管目的的特殊性。开征污染排放税是为了将纳税人的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到社会边际成本之上，促使纳税人在权衡得失后开展排污治理减少污染排放，因此环境税的环境目的高于组织收入目的，即使单位税款征管成本很高，仍然需要加强征管以保证排污行为机会成本的存在。（6）税收优惠的多样性。为了通过市场信号，合理地引导微观经济主体自发地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以达到环境效果，环境税通常都规定有许多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如采取了规定的措施或排放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将会获得税收差别对待或税收优惠。污染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主要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是否绿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引入环境税初期计划开征的主体税种，因此在征管上必须予以特别的保障。现行的征管制度对行为课税的管理制度较少，缺乏必须的制度建设，同时征税机关缺乏专业设备和专业人才，纳税人的检测设备安装远未普及，征纳双方的硬件条件不能满足征管技术需求，在征管准备上市场价格传导机制还不完善，征纳双方乃至整个社会对开征新税种的心理建设非常不充分，这些都将会对污染排放税的征收产生负面影响。

（三）我国排污费征管制度分析

排污费是我国现行环保收费制度中规模最大征管最为规范的一种收费，也是污染排放税征收前的过渡形式。2003年，国务院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排污收费制度；在《条例》的基础上，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与规章，与《条例》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排污费征管制度。现行的排污费征管制度既有着鲜明的优点，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优点。第一，实现了按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污染当量为单位实行总量多因子排污收费。即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的收费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第二，规定了仪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征收的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规定强制检定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对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核定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的依据；并规定排污者安装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应当依法定期进行校验。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管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第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全国性的环境监测网络已经建成并逐渐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改进，监控手段已日渐成熟，国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稳步推进。第四，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原则，征收的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第五，规定了罚款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手段。《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2）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缺点。第一，征管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法律层次较低，且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导致在征收时阻力大，协议收费、人情收费、行政干预收费现象严重；同时收费的性质容易与其他经营性费用相混淆，在公众意识中也没有税收的地位高，因此排污费难免会受到缴费人的排斥。第二，征收成本高，收费项目多而杂，缓缴、减免范围各地不一，征收效率较低；对一些生产工艺复杂、排污节点和污染因子多的大型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不清，排放量核定不准确，计征的污染因子不够，如对燃煤锅炉，只征收烟尘一项，而污染当量数较多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却没有计征。第三，没有明确规定排污单位的申报义务。作为收费依据的排污量均由征收部门通过监测主动获取，缴费人不但不需要主动申报排污量，还想方设法隐瞒排污量，导致漏征逃费现象非常普遍，也严重挫伤了依法缴费人的积极性。第四，目前环保性收费还存在“多部门征收”和入库级次不一的情况，政出多门导致征管较为混乱。

三、我国环境税征管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税款征收

（1）征收主体的选择。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全部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管，第二种是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和执法，环保部门配合，负责监测和提供排污数据，第三种是环保部门代征，税务部门只负责税款核算。本文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其他部门如海关、财政代征税收已有先例，二是因为环保部门已经有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监测设备，有完善的监测体系，税务部门再重复投入会造成极大浪费，三是因为环保部门有征收排污费的场所和经验，征收的软硬件都有一定的基础，四是征收和监管集中于环保部门，有利于职责和权力的统一，便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利于形成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相互监督的良好机制。（2）申报和征收方式的选择。税收的征收方式有核定征收、查验征收、查账征收、委托代征、定期定额征收等几种方式，申报方式有自行申报、定额征收、源泉扣缴等几种方式。环境税的申报和征收方式应实行以自行申报、查验征收加核定征收为主，委托代征为辅的申报征收方式，慎用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同其他税种一样，环境税要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在对排污信息的掌握上，纳税人比征收部门更具信息优势，要吸取排污费征收的经验教训，赋予环境税纳税人自行申报义务才能解决面广量大的排污者排污数据采集问题，征税机关定期查验纳税人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当纳税人无法准确计量排污量，或排污量信息丢失时，征税部门采用合理的方法核定排污量作为征税的依据；对分布广泛税额不大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委托代征的方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对生产型纳税人要慎用，因为对于生产型纳税人，定期定额方式实际上是同意这些排污人在缴纳固定费用后就可以无限制排放污染物，显然这种方式不但没有收到环境效果，反而起到鼓励污染排放的作用，对按照实际排放量征税的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这一类纳税人可以按照用水、用电量或者营业额核定征收。（3）计税依据的确定。有监测条件的，从自行检测、委托检测、环保部门监测中选择一种方式，没有监测条件的，按物料衡算法确定。自行检测是指排污人购入指定的或符合一定标准的检测设备并安装后，经征收部门测试认可，按照设备记录的数据征税；自行检测设备投入较大，需要做好数据保管工作，防止检测数据被篡改或丢失。委托检测是指排污人委托经过资质认证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组织，对排污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测，经征收部门认可后，按照受托人提供的检测数据征税；委托检测可以减少初期检测设备投入成本，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能提高检测效率，但委托检测需要定期支付费用，而且防范排污人和受托人串通篡改数据也是一个难题。环保部门检测是指由环保部门购买并安装检测设备，数据由环保部门实时获取或定期采集并传送给征收部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纳税人负担，但国家的征税成本较高。

（二）修订征管法律

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国家向人民课税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征收环境税不仅要制订实体性的环境税法，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特点，制订必要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来实现法律完备。一方面可以提高环境税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另立新法，浪费立法资源。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环境税的征管适用《税收征管法》；二是如果选择环保部门作为征收部门，要将征收部门在环境税征管中的权力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三是增加纳税人负有提供或妥善保管检测数据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条款；四是增加纳税人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篡改监测数据的法律责任的条款；五是增加受托检测的中介机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条款；六是增加征收部门有责令违法纳税人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权的条款，这样可以不削弱环保部门已有的执法权。除了法律的修改完善，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实际需要制订配套的征税制度，如必须制订环境税特有的监测设备安装使用制度、委托检测制度等。

（三）征管能力建设 环境税征管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环境监测水平。环境监测是指运用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方法，间断或连续地测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含量（水平），并跟踪观察、分析其变化及对环境影响的过程；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为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性资料，同时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计税依据。环境监测是环境税征管的基础工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监测水平就反映了环境税征管水平。只有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加快监测网络及点位、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化、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送和处理的研究，引入物联网技术等最新科技成果，才能不断提高环境税征管水平。

（四）提供纳税服务

加大环境税法宣传力度，使广大纳税人全面了解环境税的税制要求，了解在环保和纳税上的权利和义务。环境税法宣传存在指引作用，告知纳税人哪些是国家鼓励的，哪些是国家限制的，从而引导纳税人改变行为模式，顺应环保需要，同样有利于实现环境税的政策目的。环境税法宣传还要和环保宣传相结合，广泛宣传环境税的环保功能，使环境税获得纳税人的认可，促进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征税机关还要经常开展环境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讲，便于纳税人及时了解政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五）增加执法刚性

我国环境收费的强制性一直较弱，环境税实施后要充分利用税收强制性的特点，加强征管、严格执法，通过执法刚性体现出税法的严肃性。环境税的计税依据储存在监测设备中，容易丢失或被篡改，监测设备也容易被关闭或破坏，因此征收部门要加强对数据异常企业的监控，发现偷税行为及时查处；对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改变监测数据的行为要按照法律规定，单独予以处罚；对逃避缴纳欠税的，按照征管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六）提升征管效率

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提升环境税的征管效率，而且几乎没有实施成本，因此应非常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和征管难度。一般来说，制度设计越简单、纳税人越少的税种，偷逃税的可能性就越低，征收率也就越高，因此环境税的税种不宜设置过多，主要选择排放量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污染物和污染产品征税；设定较高的起征点或免征额，可以大幅度削减纳税人的数量；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差别引导纳税人主动安装检测仪器，提供准确的排污数据。当然环境税的制度设计也不是越简单越好，环境税制度设计越细致，它所带来的环境效果越好，因此需要寻找环境效果和征管效率的平衡点。

（七）做好开征准备

（1）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只有健全的市场，才能使环境税的变化通过价格波动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微观经济主体，然后微观经济主体再根据价格的变化调整经济决策，从而使政府能够利用环境税实现环保目的。如果市场不健全，传导机制中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政策落空。（2）提高环境税制的透明度。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前必须提前一段时间公布环境税改革的细节，高度重视环境税税制的透明度，公众对环境税传导机制的理解和认知有助于环境税引导生产和消费功能的实现。环境税的征管工作对于征税机关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除上述谈征管制度和措施以外，还需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税务机关和环保机关、财政机关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等，只有做好充分的征管安排，才能保证环境税平稳顺利地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刘白：《试论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缺陷及改革》，《环境保护》2007年第9期。

［2］于卿婵：《中国税制改革背景下的环境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蒋海勇、秦艳：《发达国家环境税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启示》，《税务与经济》2010年第4期。

篇（6）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超级秘书网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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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

全球升温、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学术界对环境税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环境税的研究也呈现加速趋势。总的来说，目前西方有关环境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优环境环境税率“双重红利“理论与环境税制改革等方面。

（一）最优环境税率研究

1920年庇古率先提出征收环境税可以用来修正市场外部性问题，当征收得每单位环境税费与边际社会损失相同时，环境税率就达到了最优，他称的这个最优税率被称为“pigou税率”庇古最优环境税的理论前提是征收环境税的目的是内化外部成本，修正市场外部性，而不是筹集财政收入。Ramsey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即最优的环境税率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筹集财政收入。税收造成的市场外部性在实际市场中几乎无可避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由于税收非效率性进而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得下降。Ramsey在著作中指出，一个“广税基、低税率”的环境税收体系相比于一个“窄税基、高税率”的环境体系更为有效率。根据Ramsey的最优环境税率理论，学者们对如何根据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财政收益来确定最优环境税率进行了探讨。当环境税收并非旨在筹集财政收入而是为了修正外部性问题时，最优环境税率就是指“庇古税率”，即单位税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失时的税率；如果征收环境税旨在筹集财政收入，则需要更深入得研究税收收入的运用中是否存在一定的循环效应。当税收循环效应存在时，最优环境税率将高于“庇古税率”，并且随着环境税收征收量的增加，最优环境税率也将不断提高，反之亦然。Jaeger运用了具体模型证明了上述结论，他得出在近似于美国得经济体中，ramsey提出的税率比pigou税率还要低很多。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当循环效应存在时最优环境税比庇古税率还要低一些。

庇古税率与ramsey提出的所谓最优税率孰高孰低决定于不同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对“最优“的定义，并且最优环境税率有逐步升高的趋势。在学术界有人用税收相互作用效应解释了上述问题，在税收循环效应下最优环境税率反而低于“庇古税率”的情况，并且该学说指出我们如果考虑环境质量对劳动供给会产生巨大影响则结果会有很大不同。但并非全部研究者都赞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得存在，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对过往经济学理论中局部均衡理论的挑战，在默认一般均衡角度下讨论问题对于分析问题大有裨益，它考虑到了环境税对不同市场得影响，同时也对例如福利损失做了大量的预测。

（二）“双重红利”理论与经验研究

Tulock首先创造了“额外收益”理论，该理论后来渐渐被发展为“双重红利”理论。总而言之，“双重红利”是指环境税既能保护环境、改善h境情况，也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

对“双重红利”到底能否实现，一类研究者认为，“双重红利”并不是能真正广泛成立的。这些学者认为所谓相对侠义的双重红利是存在的。但在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这种情况并不能普遍存在，所谓“强”形式的“双重红利”情况要在几乎不可能的前提假设情况下才能成立。Hollund和Kolme 验证了不完全垄断市场和自然失业情况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成立能进行交易和不能进行交易两个部门，当进行交易部门能“溢价”的情况下，对能源征税才能减少失业，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也并不一定会提高，总二言之能源税会提升环境品质，但会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表示没有进一步所谓的红利。因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双重红利”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对于“双重红利”是否成立的争论仍然存在。究其根源采用不同的实证模型以及对理论假设前提的不同导致了结论的差异，这是双重红利争论的本源。

二、国内研究

（一）环境税体系构建研究

对于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构建方案，学者们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种：

1.李挚萍教授自己的著作《经济法的生态化》书中，征收的环境税分为大致以下四个部分：

（1）排放到环境中并对之产生伤害的污染物如废气、废水等。

（2）对会产生伤害环境物质或行为的商品和行为征税如能源税、汽车税、化工制品税等。

（3）对于自然资源会有伤害的行为征税例如石油税、煤炭税等。

（4）广泛意义的环境税还包括对于税款减免和税收的差别征收。

2.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税收体系》一文中，车君教授将环境税具体分为以下三种：

（1）与污染物排放量直接相关的税。但因为这些污染物已经是终端副产品所以这种环境税对污染的预防效果较差。

（2）产品或者原料税，从源头上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但需要产品与污染行为有稳定的间接关系才能保证对污染的控制，易造成对于个别商品的不合理加重税负。

（3）税收优惠指对于减轻污染行为的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而还有学者认为，新构建的环境税体系理应由下列几部分构成：

①产品污染税，排污税、噪音税、空气污染税。

②油税。

③资源税。

3.李慧玲在《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研究》这本书中提到，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框架有三部分构成：

（1）独立的环境税税种。其中一类是环境保护目的税，而另一类是环境收入税。第一类的税费带有惩罚性质刺激、倒逼生产企业放弃污染环境的行为。而另一类环境收入税则是为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财力支持，使保护环境的行为具有可持续性。

（2）环境收费。李教授认为在我国现有情况下不应完全取消环境“费”而应有所保留，这种性质的收费也是环境税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环境税征收模式的研究

国内对于环境税征收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环境税征收模式的讨论通过对论文的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意见。

1.独立型环境税模式。在王金南教授的论文中对于独立型环境税模式的阐述重点在于其得针对性与效率上。所谓独立性环境税模式是指本着谁受益者付费或者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为指导的环境税征收模式。因为其指导思想为谁受益者付费或者使用者付费，所以这种征收模式的计税依据和纳税对象较为清楚。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问题，首先要协调好与以往设计到的有关环境税范畴的税费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在局部比原来的税费更为优化合理更要在整体上体现出优化合理性。并且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在独立型环境税的征收实施过程过应注意其可操作性，提高其征收效率。显而易见，只能在环境税体系健全这一假设前提下实行独立型环境税收模式才能发挥其优势。

2.融入型环境税模式。付伯颖教授在对于融入型环境税模式的研究中指出融入型环境税模式是指在现有环境税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不单独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税税种。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可操作性强，且操作成本较第一种模式大大降低，并且在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协调各方利益间的关系。但这总模式也有其很大的缺陷，比较明显的有两个，第一其针对性不强，不能对污染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遏制。第二从税收收入方面考虑，其很难为保护环境的持续行动提供长期有效的财政支持。

3.环境税费并存模式。张欣叶在其绿色税收理论及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构建一文中指出所谓税费并存型环境税模式是指在开征环境税的时候并不将以往的环境污染收费全部改为环境税而是将一部分“费”改为税，而另一部分继续以费的形式进行征收，这种征收模式主要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征管水平，我们知道客观的来讲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这种税费结合的模式能够较好的克服这个问题。并且这个模式在操作性上也较为可行。这种模式与我国现行的制度较为相似。但它也存在很大问题，“费”在形式上与税相比缺乏规范性，很难在具体执行中对其进行约束，易造成该“交”的少“交”甚至不“交”，而不该“交”的多“交”的情况。而且我国基层执法机构缺少专业性，对于这些“费”的稽查工作不一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三、评述

从上述中外文献可以得到一些结论，现在西方国家对于环境税的研究基于大量的实践基础但因为对环境税问题探究的时间早且理论体系较为完整因而侧重于τ谝恍┚典理论延伸与市场切合度问题的讨论之上，西方国家研究环境税因为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有一定优势，不像发展中国家存在例如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程度的考量因而能够较为“理想”化的进行环境税问题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国家对环境税问题理论研究中更偏重微观方面，但对于宏观视角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太充足，还有对效率研究过于注重，却对在税收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公平问题关注程度不够等一系列问题。但西方对于环境税的研究确实领先于我国，应该予以借鉴，特别是在一些较为“根本”性了问题上，西方学者有其独到而深入的见解。

由于我国整体环境税体制尚未健全，这使得国内研究我国环境税问题的学者造成了客观意义上的局限性。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使我国对于环境税的研究必须考虑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例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程度，征收环境税可能将会导致的区域性竞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税制进行大幅度调整，在“营改增”背景下地方财力急需补充而征收环境税又会使区域内对于资本吸引力减弱这一客观事实相“矛盾”的情况也必须被考虑。而且由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是最近这一时段所强调的，因而国内研究者不得不考虑很多历史因素，因而研究者们多关注我国排污费的实施效果以及“费改税”等政策效果的探讨或者某个具体税种在我国开征的可行性等微观方面的问题。缺乏站在一定高度对我国整个环境税体系研究的思考，这将使我国的环境税体系过于“接地气”，而缺乏一些前瞻性，毕竟理论研究并不完全是为了确保“可行性”而服务的。在对于环境税的研究中我们既要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模式上切合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的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收体系，也要积极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大量税收时间后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李挚萍.经济法的生态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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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小微企业的情况调查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一定条件如资产总额、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额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企业。至2012年底，河南省小微企业总数达到了38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以上，总产出、营业收入、实交税等重要指标均比上年增长20%以上。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贡献了河南省61%的GDP、51%的税收和85%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提供了社会70%的工作岗位、50%的税收，但是只占有社会大约30%的资源。

河南省中小企业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工资水平提高，小微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快，其中工业企业主管业务成本同比上升36.5%，造成部分小微企业盈利状况不佳，处于“持平”或“亏损”状态。

当前河南省的小微企业中，商贸企业手中无拳头产品、制造企业没有品牌优势、经营单位没有渠道优势的现象普遍存在。更为显著的问题还在于不少小微企业主目光短浅、诚信缺失，这些都是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企业初创时期的典型性格，它制约了小微企业成长壮大。

尽管2011年以来，国家出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设立150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三年内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河南省也调高了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发放小额贷款给小微企业，据调查发现：小微企业主对政策环境变化不关注、对政策研究没兴趣、对政府部门的认识较为片面，缺乏信任。

招人难，培养员工也难。小微企业没钱、没有培训团队，更不能让员工走出去与外界进行交流，小微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特性，不少小微企业在人才管理上的短视、缺少投入都是其用人难的原因，招不来人更留不住人，缺乏企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现行的金融体制和计划经济的模式相适应，以工农中建为主的国有银行基本上与以大企业为主的国有经济相匹配，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也没能完全填补空白，没有专业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银行或部门来负责小微企业的融资。营销、贷前调查、上报材料、签订合同，贷款发放后还有贷后检查，小微企业贷款占用的人力资源、执行的金融流程一点不比大企业少；贷款给小微企业的金融风险也让银行更谨慎从事。

政府部门的低效率和经常性的检查等行为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这笔成本很多时候远远多于每年需要支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小微企业影响不大。

河南利用产粮大省的优势，决意做全国人的“厨房”，三全食品，方便面为中国的餐桌提供方便食品，但新出台的速冻米面制品食品新国标和乳业新国标都被爆料初稿由大型企业起草甚至被大企业“绑架”。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小微企业缺少发言权，当地政府在发放贷款、技术支持、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政策扶持方面，小微企业和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相比，小微企业获得的补助都显得微不足道。

截至2011年底，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超过250万户，其中，中小企业占各类市场主体总数的99%以上；全省私营企业超过34万户，个体工商户实有户数已突破200万大关。庞大的群体有着庞大的需求，能满足需求的却是少数。

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依然陷于困境：流动资金短缺，通货膨胀造成材料人工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企业难以招到技术过硬的员工，订单减少，小微企业税费依然过重，实际税负已经超过其收入的30%。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在搞活经济，吸纳就业，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国家现行对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和金融扶持政策及其效应

2009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经济刺激政策下，国家经济形势依然先陷入滞涨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和税费偏重等问题突出。为提振经济，增加就业，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近两年国家陆续密集一系列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负担的降税免费政策。

国家调整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从2011年2月开始对小微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税率减按50%征收，后又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财政部连同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包括22项收费；在更多的地方和领域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完善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规定、支持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债等。

2012年4月27日，国务院又《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8个方面29条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缓解融资困难、推动创新发展、支持开拓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促进集聚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在强调落实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九条财税金融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将2012年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扩大到141.7亿元，并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资金，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地方、创业投资机构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处于初创期的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向基金捐赠资金，在一定比例内给予税收优惠。规定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各部门，应安排不低于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18%的份额给小型微型企业，在政府采购评审中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给予6%～10%的价格扣除；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各种不合规收费等。

小微企业对这些优惠政策的反应如何？这些政策落实的效果如何？小微企业目前最需要国家在哪些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据中国经济时报调查组对全国6省16市、不同行业的113家小微企业主走访调研后发现，大部分小微企业不知道有这么多扶持政策；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小微企业对政策扶持以及税费减少的感知略有差异。只有少数企业认为政策落实到位，这些企业主要是科技型小微企业。有相当多的小微企业反映，“知道有优惠政策，但从未享受过”。有些“奶酪”政策附带着诸多限制性条款使得小微企业无法享受，“鸡肋”政策又不具吸引力，且“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高成本使得很多小微企业没有精力去争取。政策执行欠灵活，好政策没有落实好，中央扶持政策应落地有声，地方政府应把中央政策贯彻到底，别找借口，相关细则应及时出台，有效执行。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好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三、促进河南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的建议

2012年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粮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国家赋予河南中原经济区许多“先行先试”的权力。河南是人力资源大省，近40万家的小微企业在活跃经济、吸纳就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吸容就业能力强、创业探索能力强、促进自由竞争能力强三个特点，成为主体经济的有益补充。因此，关于促进河南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成为政府学界热议的问题。

政府应成立专门主管小微企业融资的职能部门，各级政府把大中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的规模作为绩效评价的指标之一。在现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金融框架体系内，成立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部门，简化放贷程序，节约银行人力成本，在县乡村成立农村银行，加强对现有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规范民间借贷，避免这些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渔利小微企业的政府衙门。着重培育一大批能与小微企业“对接”的民营小银行，同时在利率上给予更加灵活方便的政策，从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这一政策也给小微企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信号。

（一）设立与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机构

如何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它们应当具有哪些特点？和当前的商业银行不同，这些金融机构首先要符合小微企业的生产特点和运作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小型微利企业基本上靠的是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为小型微利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要根据小微企业的特点，建立自己的一套信用体系。只有有了自己的专属资融平台，小型微利企业才能摆脱和大企业“抢食”、“喊渴”的尴尬局面。

河南省政府组织27家银行搭建的小微企业“融资超市”、以及河南省银行业开展2012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等活动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小微企业也要主动加强与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的联系。因为银企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不少银行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开发客户，有组织的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也会更低。建立银行业和小微企业之间对接的长效机制，为银企双方提供相互了解更加广泛的信息平台和通道，改进小微企业融资的成本和效率。

建议：许昌银行在2013年初推出“小微时贷”短期融资品种，主要服务河南的小微企业，满足小微企业短期融资的需要。“小微时贷”是指借款人为生产经营主体（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生活主体（家庭）高度关联的自然人或法人，用途为生产经营性质，并采用基于重视非财务因素分析的专门技术办理的一种创新型贷款业务。

“小微时贷”的特点集中体现为“快捷、方便、灵活”。流程简化、放款迅速是首位的。三到五天放款，用时短是“微时贷”最大的特色。“小微时贷”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核心，两个基点”。一个核心就是速度快，时间短。两个基点一个是发放额度小，单户或单笔最高额度不超过500万元；另一个是面向草根，目标客户群是生产经营与家庭生活一体化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另外，我们实行“积分定价”制，客户与本行发生的存款、取款、贷款、还款、结算等业务量和诚信记录均形成贡献度积分，客户贡献度决定贷款时利率优惠的程度。其期限最长为1年，由客户的生产经营周期决定；额度最高500万元，由客户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量决定；利率在法定最高利率限额内灵活定价，由客户对本行的贡献积分决定；其担保破除“抵押物崇拜”，以有效担保为目标，由客户自身条件和现金流特征、风险特征决定。还款方式实行按月还款，灵活约定，由客户现金流速度和及时减负的意愿决定。总之，“小微时贷”是一道主要由客户自己决定的自助大餐，及时满足小微企业短期小额便捷的临时资金需求。

对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的借款不但免除印花税，而且高于同期的贷款利率可以据实扣除，或者高出同期银行贷款的部分财政贴息。同时利用社会诚信体系，作为小额担保公司和政府的融资租赁公司向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的资格审查标准，避免对贷款申请人烦琐的资格审查程序。

（二）实行单一所得税制，制订级距较大超额累进税制

因为小微企业原来的税制设计就适应比较低档的税率，降税免税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不大。免除对小微企业的各种行政类收费，工商年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向小微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部门就有18个，收费项目达69个大类。可以尝试建立针对“小微企业”的便利化税费征管机制，如由一个税务机关征收所有税费，避免出现多个征管机关对小微企业进行“走马灯”重复征管的情况；由于小微企业大多会计核算不规范，账册不全，税务机关一般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核定征收可以考虑一年或者半年一核定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形势已经变坏，还是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核定的税额对小微企业征税。

建议：考虑采用单一的综合定额或综合征收率征收所有税费，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税费在征收税费后，按照各自相应的分配比例在入库环节再进行分配。这样也可避免部门争相收费的预算外资金成为财政难以监管的“第二国库”。也可有效阻止乱收费的现象，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三）改善创业环境，在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信息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为促进小微企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提高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小微企业创业的社会环境，提供企业发展需要的工程师和熟练技工，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产品的升级换代，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步伐。

建议：为保证家庭作坊式的小微企业用工的劳动技能，提高小微企业资本技术的构成，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创业，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对个人的家庭教育支出列入个体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对小微企业的教育培训支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失业者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从培训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延长创业者的免税期限，从目前的三年免征三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所得税）的期限延长至5年甚至更长。

对小微企业接受一定比例的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员等新增就业人员，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政府免费提供职工培训费和承担各项社会保险，产品研发费用双倍从税前扣除，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由政府支付。

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对个体经营的每户年经营所得由现在的每户8 000元的扣除限额提高到每户40 000元，也同个人所得税持平，并且依次扣除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所得税延长至5年。

（四）加大对科技研发的财政支持，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引导

生存竞争的压力促使小微企业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占领各种市场缝隙，从而使不少小微企业成为新技术开发的重要来源，各级政府在编制年度政府预算加大政府采购的份额，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家居装修、家政服务、快递业、信息服务等。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的政府采购份额，保证科技创新性企业产品的销售。值得提及的是小微企业自主探索发展新兴产业，主要依靠自筹资金并承担市场风险，显示出了政府扶持成本低、政府税源扩大的优势。

建议：政府可考虑建立重要技术的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对一般项目政府补助二分之一的研发经费，对环保节能项目、有利于产品出口型项目、能提高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项目政府补助四分之三的研发经费。还需通过加大政府采购份额支持小微企业产品销售。

（五）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

国家规划到2015年，支持建立和完善4 000个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培育认定50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支持小型微型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为小型微型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河南是人口大省，小微企业数以万计，急需共建小微企业财税政策，材料人工、出口、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创设利于创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建议：设立专属小微企业的信息平台，做为小微企业提供供求信息，宣传国家政策的窗口，更有利于发挥小微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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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公平原则的含义

税收公平原则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税收的首要原则，人们对税收的公平原则做出了多种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受益原则和纳税能力原则。

(一)受益原则

受益原则要求每个纳税者根据他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水平来相应纳税量，就是说税收负担应与他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受益水平对等。这种税收原则是很理想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缺陷。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用每个纳税者的偏好程度来说明其受益水平，而客观上受益多少只能是由他自己来呈报。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承担的纳税份额取决于自己呈报的受益时，就会出现隐瞒或者歪曲自己获得真实收益的现象。

(二)纳税能力原则

纳税能力原则是要求根据纳税人的能力来确定他们的税收负担的原则。目前对于纳税能力的衡量也没有定论，客观说认为应以能从客观角度观察的某种数量指标为衡量纳税的依据，如收入、消费或者财产等作为衡量标准，但是对于这些 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争议很多；主观说认为纳税人应以因纳税而感到的牺牲程度的大小作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同样的，纳税能力也是不能简单测定的。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公平问题分析

依据税收公平的原则，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还存在如下问题，不利于公平原则的体现。

(一)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不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把征税对象分成了11类，分项制定征收标准，优点是规定明确，能从所得的源泉上进行扣缴税费，缺点则是不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纳税人的税负能力，容易造成收入来源丰富且不在法定范围内的综合收入高的群体可以缴较少的税甚至不交税，而综合收入少、来源常规的群体反而多缴税的现象。这样就无法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二)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下，不能很好的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的征收方式，由于制度不够健全、手段太落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信息传递不准确，信息不能共享，时效性差等造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容易出现征管漏洞，从而产生偷税漏税，不利于税收的公平体现。

(三)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基比较狭窄，无法体现公平性

税收减免有的并不合理，比如我国的附加福利在个人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行业附加福利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垄断行业或者利润很高的企业的附加福利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个人收入福利化侵蚀了税基，同时加大了居民之间的税收差距。

(四)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方面也有失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标准非常简单，没有区分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除此之外，我国费用扣除标准中也没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少、健康状况等引起的不同水平的开支，全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定额或定率扣税，这样对于那些收入相同但所发生的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多的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五)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设置不合理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实行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并行的方式，还设计了两种超额累进的税率制度，从征税的实际情况来看，工资薪金所得大多采用5%―25%的税率档，因此第五级到第九级的累进税率基本用不到，而且45%的最高税率从国际上来说是非常少的，而且税率越高越容易使高收入者产生逃税的动机，进而影响收入者的工作和投资积极性，这是非常不利的，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三、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不公平性的对策建议

(一)相关部门应选用适合国情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综合的所得税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其中综合所得税制对各种所得在减除法定的优惠后进行累进加征，因此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和配套条件均不能达到要求，因此完善个人所得税应与我国国情结合，在个税的修改中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模式，乃并最终实现完全的综合制，这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方向。改革之后既能包含个人所有收入,扩大税基，避免分类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又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也能与征管水平和征管力量相适应。采用混合制的税制模式，可以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二类: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主要包括工资、薪金、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采取按月或按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对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采用分类的方法征收个税。

(二)相关部门应规范税收优惠项目

现在我国的税收支持方向已改为照顾低收入者、鼓励就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现行税法中关于津贴、补贴、奖金、个人取得的国债及金融债券利息等方面的免税优惠应予取消，全部计入征税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来中国寻求发展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可以取消他们费用扣除方面的优厚待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有些减免项目可保留，如失业救济金及其他救济金、抚恤金，保险赔款，以及遵循国际惯例必需免税所得的部分。

(三)相关部门应减少税率级距，降低边际税率

调整个税起征点中低收入者得不到更多实惠，实行个税综合征收条件又不成熟，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可以通过改进现行所得税税率来减轻中等收入阶段的税负。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税收，低收入继续低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税收要让出来，降下来，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税率档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建议作如下修改：工资薪金、特许权使用费、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劳务报酬、财产租赁等综合所得采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调整税率级距，同时扩大低税率的级距，实行3%―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对于利息、股息、股票转让所得、财产转让、偶然所得等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仍然为20%。在税制设计上，累进税率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边际税率并不能真正地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反而有可能抑制有能力者的工作积极性而减少收入及财富的创造，从而对一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过高的边际税率会导致偷逃税的现象越发严重，导致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低下，税收公平缺失。

(四)相关部门应调整费用扣除的项目

世界上很多国家税法一般都把生计费用扣除分为基本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赡养)扣除三部分，并对残疾、孤寡、老人予以附加宽免。在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方面,应借鉴外国成熟的经验，并综合我国国情，坚持以个人为基本纳税单位为前提，同时兼顾家庭生计费用。

参考文献：

[1]殷慧娟.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完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8；4

[2]孙同行.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0

[3]殷慧娟.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 ；4

篇（10）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9月2日

一、国外理论研究情况

（一）关于资源税理论基础。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批判的吸收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地租理论，创立了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这也是资源税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矿产所有权的垄断是产生矿山绝对地租的原因；资源禀赋及分布是产生级差地租的源泉。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是最早提出用外部性思想解决环境污染的学者。他在其老师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外部性理论。庇古建议，政府应当根据排污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其征税，用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后人称此税为“庇古税”。

科斯则认为造成环境外部性的原因是产权不明确的原因，他主张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条件下，污染者与受污染者双方通过谈判，明确产权，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这个过程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美国著名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效用函数建立帕累托外部效应模型，对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阐述了污染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交易解决污染的可行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用寓言“共有地悲剧”说明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利用管制或者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韦斯利・D・塞茨、杰拉尔德・C・纳尔逊、哈罗德・G・哈尔克罗在《资源、农业与食品经济学》一书中写到：所有的资源最初都是公用的，只要资源不稀缺，公用的原则就不会产生问题。当公用资源的潜在使用不可兼容或者其他人认为某一群人的资源使用率过高时，就会产生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措施。

（二）关于资源税制问题研究。国外对资源税制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资源税、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税、土壤保护税。对于资源税不同国家之间课征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州之间也不相同。总体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产出型资源税。以加工后的矿石或未经加工的原矿为课税对象，或者从量定额征收，或者从价定率征收；二是利润型资源税。以开采企业的盈利为课税对象，对亏损企业不征税；三是财产型资源税。以矿产财富为课税对象，按价值征收，是一种从价税。

国外经济学者对于资源税制的研究往往借助相关的模型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税种的具体征收现实，对原有模型进行完善，从而得出完善或新设税种的政策建议。

Hotelling（1931）最早研究了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问题。他提出：“在最优的耗竭条件下，资源的价格与开采成本之差（所谓的“租”）的增长率等于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最终，由于租的上涨和开采成本的增加，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并导致矿产品的需求下降，按照最优的耗竭率，资源将在需求下降到零时完全耗尽，生产也就因此完全停止。”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资源税收政策控制可耗竭资源的开采速度。

以Hotelling模型为基础，P.Dasgup等（1980）通过总结过去50年石油利润税和销售税的变化，发现税收对资源的开采影响主要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税收的期望。结论认为，竞争市场中资源价格变化越快，人们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速度也就越快。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影响资源价格的变化速度，从而达到控制资源开采速度的目标。

Stefan Giljum，Arno Behrens等认为通过对自然资源课税能影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课征自然资源税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理论研究情况

（一）是否征收资源税。随着自然资源耗竭的威胁，人们保护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专家对资源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关于是否应该征收资源税，国内学者对资源税的研究有三种观点和意见。鲍荣华等（1998）认为我国矿产资源在开采时已经征收了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再征收资源税就会造成重复征税，违背了公平原则，增加了矿山开采企业的成本，起不到调节级差收益的目的，因此建议取消征收资源税。肖兴志（2006）不仅认为应当对矿产资源征税，而且对水资源也应该征收资源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中，一并征收资源税。张晓东等（2004）认为，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会逐渐减少，而需求却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这种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导致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资源税负过低导致煤炭行业进入门槛过低，现行资源税已经不能将资源级差收入及时足额转化为国家税收，这使得资源开采者取得暴利，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二）资源税制度问题研究。张新安比较分析了40多个国家的矿业税费制度，对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费制度的主要目标、演变过程、税制模式、税费种类、税收优惠以及近年来一些重要矿业国对矿业税费制度的调整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虽然矿业税费制度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大致相同，都是以权利金制度为核心的财政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保证国权益和区域经济发展，还提高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矿业的发展。

刘晓凤（2009）在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的资源税费历史演进及现状比较分析后，针对我国资源税中存在的征税范围、税源划分、税费标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对我国资源税的完善有所裨益。

先福军（2010）针对2010年6月1日在新疆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对改革前后税制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资源税改革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建议。他建议原油的计税价格由结算价改为由基准价计算，及时调整中外合资开采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政策，建议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税率。

贾康（2011）认为我国原有的从量课征的资源税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应尽快推进资源税价的联动改革。文章主要分析了资源税价改革的必要性、资源税价改革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配套制度改革与改革难点问题、资源税价改革的时机问题等涉及资源税价联动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志学等（2010）介绍中国和世界石油业发达国家石油资源税费制度，从性质上对国内外石油资源税费制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税费体系过于复杂、资源税费重复征收，企业负担较重、矿产资源补偿费定位不够准确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并给出改革建议。

总结国内外研究情况可以看到，外国专家学者对资源税制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可再生资源为出发点，无论是对资源税制理论还是实际制度分析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模型对资源税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形成了完善的资源税制度。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西方国家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因此我们在借鉴时就不能照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参考。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自然资源税制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政策方面，主要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考虑，缺乏定量分析。另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资源税现有税种的改进，对于现阶段国内不征税的自然资源的研究较少。本文想通过对资源税理论基础深层次的理解，分析资源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我国资源税制改革的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哈维・罗森著.郭庆旺等译.财政学（第8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2]韦斯利・D・塞茨、杰拉尔德・C・纳尔逊、哈罗德・G・哈尔克罗著.田志宏等译.资源、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鲍荣华，杨虎林.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1998.4.

[4]张举钢，周吉光.我国矿产资源税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4.

[5]张新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收制度研究.地震出版社，1997.

[6]刘晓凤.“金砖四国”资源税的比较及借鉴[J].税务论坛，2009.20.

[7]先福军.对新疆实施油气资源税改革与可持续增加地方财力的思考[J].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