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篇（2）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篇（3）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音乐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内容，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转贴于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艺术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总结，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学习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篇（4）

近一个时期以来,

再次,在当代文学体验中,“文学性”的体验方式与体验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体验形式来看,由于所谓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发送者/接收者、生产者/消费者、统治者/被统治者的结构特性已经在“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中发生了颠覆,“双向交流”乃至“多向交流”的“互动性”趋势更加明显。信息交流手段的变化也带来了“文学性”体验的“个体化”、“大众化”、“非经典化”,其中,网络文学的深入人心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在网络文学的体验中,“文学性”不再是无法捉摸的神秘力量,而成了文学活力的证明与文学自由精神的象征;而从体验需求来看,当市场和消费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时,也使“文学性”变成了“娱乐之死”的载体。这毫无疑问也削弱了传统“文学性”问题所包含的经典意识和精英意识。这也正是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难题所在,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将必须在一片“文学性的蔓延”之声中面临它带来的危机与困扰。

三 “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经验处于一种开放的格局之中,因而当代的“文学性”问题也必将处于一种开放的格局之中。在这个开放的格局中,永远找不到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文学性”,在这样的情形中,伊格尔顿的“文学性”观念似乎正得到了响应;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应该“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9],这样的局面正在悄悄发生。“文学性的蔓延”、“文学的终结”、“理论的死亡”,这些声音不约而同地呈现在了文艺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整理

篇（5）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篇（6）

 

在中国古代法论著当中，所有关于艺术问题的陈述，或多或少都带有文学的痕迹，而其语言的表达方式，又往往与“文体”紧密相连。 

在古代书论中的文体大致有“书势”、“铭”、“赞”、“赋”、“书评”、“序”、“尺牍”、“图谱”、“歌诀”等多种。下面，将以其中的“书评”为例，以点带面地阐述古代书论中的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的关系。 

书评，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却有其相当稳定的语言风格，以及十分特别的文学意味。其传承久远，是传统书法批评的一枝奇葩，很值得研究。 

自袁昂《古今书评》取形象喻说始，代有仿作。其评骘书家，皆以事理为喻，提示联想方向，使读者间接获取美感及褒贬寓意。其喻说提示，往往集中在审美对象的整体，或突出某一方面，以传神的手法进行概括或象征。其对批评者之文化、艺术思维能力和文学造诣等多方面极具挑战性，即使有所不，而人们仍孜孜不倦，勉力为继。惜时移境迁，今人多已不知所云，致使这部分宝贵的历史遗产，竟被尘封冷落。试看以下解析。 

“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锐，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袁昂《古今书评》）河洛间少年，指汉代两京贵游子弟，英武洒脱，而车骑群游，令人不喜。借此史实风气，以喻王献之行草书逸气横霸，神勇过人，但体势牵连沓拖，是为瑕疵。 

 “韩择木书，龟开萍叶，鸟散芳洲。”（吕总《续书评》）萍叶龟状纹理，出自天然；群鸟散落芳洲，自由自在，亦能尽天然之美。韩择木八分中兴，备于古雅，妙合自然。 

 对书家的批评，褒贬容或有异，即使观点相同或近似，也会各循所想及语言习惯，做出不同的比况喻说。如： 

 “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米芾《续书评》） 

篇（7）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

篇（8）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篇（9）

 

一、ESP及ESP教学模式

1、ESP 综述：

国外对ESP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二战结束，西方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专业领域的研究交流，促使英语学习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效性，因此专门用途英语应运而生。到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传统语言学从英语用法的描述研究转向语言的实用交际，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中的“语域理论”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变体，推动了ESP教学模式的正式开始。随后，在1987，Hutchinson and Waters将外语教学分类为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和GE(GeneralEnglish)两大类， ESP又可以分出EAP(Englishfor Academic Purposes)和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Purposes)，即学术英语和行业英语。Jordan(1997)根据EAP特点，又细分为ESAP(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purposes)和EGAP(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两种。专门用途英语（ESP）的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发展阶段：一、语域分析阶段。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有PeterStrevens, Halliday 及John Swales。二、修辞或篇章分析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Henry Widdowson, John Lackstrom, 和LarrySelinker，三、目标情景分析阶段。在这一阶段专业英语相对于一般英语的特殊性显露出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JohnMunby。四、技能与策略分析阶段。尽管该阶段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探讨的是学习者的思索过程，但是它并没有指出学生如何才能学会专门用途英语，也许这就是第五阶段的核心任务。五、以学习为中心阶段。这一阶段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阶段，它关注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即如何高效率地学习语言（严明，2009）。其代表人物有Hutchinson, Waters等。

国内ESP教学大至分成两个阶段，引进阶段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为引进阶段论文格式范文。1978年杨惠中教授在其《国外科技英语与研究动态》一文中第一次谈及专门用途英语教学。80年代初科技英语（EST，English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热在国内兴起教育论文，使得“专门用途英语开始受到广泛的研究和实践”。这些研究多是关于ESP理论自身的探讨（理论基础、学科性质、与GE的关系）、国内外发展现状的介绍以及ESP的元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惠中等学者。

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当时学术界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入，国内关于ESP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ESP教学普遍规律的探讨，包括课程设计（教材编写、教师教育、教学法）、课程内容与课程实施（阅读、听力、写作、翻译）、课程评价（ESP语言能力测试）以及教学改革与发展、复合型人才培养等问题。同时也对ESP教学特殊规律进行研究：以具体专业的教学为例（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师范英语、医学英语等）对ESP的教学方法、特点及实践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管春林、刘法公等；

根据现有的文献综述，笔者发现在ESP教学的研究中，理论多于实践，但将地方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与ESP教学相联系起来的不多，因此，本文将ESP教学理论与本校中的国贸专业相结合进行研究，重点分析目前流行的ESP 教学模式，分析其它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运用交际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与跨文化交际中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实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为学生今后的就业护航。

2、ESP教学模式概述：

ESP教学模式是指以语域理论为指导，以培养特定专业的学生所需的英语能力为教学目的，将英语教学的诸要素以特定的方式组合成具有相对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框架(马蓉，2010)。本文中所提及的教学模式俗称大方法，即课堂教学模式。它不但是一种教学手段，而且是一种将教学原理、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过程以及教学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整体、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操作模式。其课堂教学模式又分为：语法翻译模式，浸没模式（Immersion）交际模式，任务型教学模式。本文则主要探讨交际模式的特点及其在国贸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

二、当前教学模式分析

大学英语ESP教学能否顺利进行，不仅与学生的英语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与教学模式运用得恰当与否有关。恰当的教学模式是保证ESP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因为在进行ESP教学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说明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选择何种恰当的教学模式来引导学生，则成为我院国贸专业ESP教学的焦点。下面的几种教学模式则是ESP教学中的常用模式，其利弊将会逐一分析。

语法翻译模式产生于19 世纪中期的欧洲，这种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是，讲授语法知识，重视理性。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和手段，注重阅读，注重对原文的学习，进而培养学生阅读外语的能力。ESP教学在国内的发展时间较短，在实际教学中多流于形式。多数教师仍然采取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忽略学生的综合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另外，该教学模式强调死记硬背，教学方式单一枯燥，课堂气氛也较为沉闷，不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低下。

浸没式模式（Immersion），一种特殊的“语言和内容融合”的教学模式，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掌握学科内容而不是语言技能，即学生是通过掌握符合他们所在年级水平的学科技能和学科知识来习得语言技能。这一教学模式“践行了‘保护性专业课程’和‘附加性语言课程’教学模式”（袁平，2011），其重点是学习专业知识，第二外语则是附带品。而大学英语ESP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来掌握英语这一语言，其重点是学习语言教育论文，附带品是学习专业知识。这与我院国贸专业学生所开的专业英语是有区别的。大三所开的专业英语重点是学习专业知识，语言是附带产品，这与浸没式教学模式是大同小异的。该模式课堂教学没能给学生提供广泛交流的机会，学生很少能够在课堂上进行表达，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有所欠缺。且各语言教师为了使学生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学科内容，在教学中采用的与学生沟通的交际策略是以学生已经具备的语言水平、语言技能为标准，因此，学生在学习学科内容方面，很少遇到来自语言方面的挑战。毫无疑问，该模式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对于语言基础差的班级，这种教学模式难以实施。

任务型教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语言教学模式，强调的是“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任务型教学模式以具体的任务为载体，以完成任务为动力，把知识和技能融为一体，“使学习者使用目的语参与到理解、处理、输出和互动之中”（D.Numan, 2000）。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该模式很少提到评价的环节，威尔斯认为应“尽量发掘学生的优点，多给学生正面的反馈而不是指责”（Willis，1996：61），几乎没有提及任务完成情况和语言使用情况该如何评价，这样不利于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因为在中国英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如果学习者对即将学习的知识点一点都不清楚的话该如何进行任务又如何能完成任务”（娄佳丽，2011）。另外，采用此教学模式时对任务的选择、任务的组织和任务的难度不容易把握论文格式范文。

三、交际教学模式及其在国贸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

上个世纪70 年代初期，交际模式产生于欧洲共同体国家之中，威尔金斯，这一教学模式的代表人物，提出“外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不仅能用正确的外语语音和语法结构来表达思想，而且还能在特定的语境中能够正确地，创造性地使用外语”（DA Wilkins，1972）。交际教学模式强调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使学生学会用得体的语言进行表达，达到交际的目的。

交际模式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交际教学模式充分考虑“人”的因素，课堂的交际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学习目的，用恰当的方法把语言学习和语言应用结合起来。教师的责任是对教学活动进行选择、组织以及促进交际活动的开展。教师要意识到ESP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学习者；二、语言是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教学过程就是交际过程，提倡在交际过程中学习语言，外语学习是逐步提高、完善的过程，因此对待学生在交际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活动结束后可进行适当的指正。

ESP 作为在特定语境、特定行业中使用的英语，教学内容要贴近某个专门行业，通过让学生全面熟悉英语在该行业中的表现来掌握英语的表达规律。而我院的国贸专业大学英语课堂上的ESP教学将商务英语与大学英语融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接触商务英语等这些他们毕业后最可能从事的行业英语教育论文，这样可以让他们尽早建立起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体系，掌握这些文体的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表达规律。让他们在大三时开设的专业英语课中尽快适应。ESP 英语的教学中心依然是某专业的英语，即语言本身，而不是某专业本身，因此它是基础教学的扩展和延续，是从基础英语能力的培养向专业英语应用技能培养的过渡，也是实现培养国贸专业人才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后期融入专业英语教学，有利于在大三时专业英语的开设前，为学生对课堂的理解打下基础。国贸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培养目标具有双重性,即商务专业技能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两点使得交际教学法可以在大学英语ESP教学中得以运用。交际模式强调的就是学生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能够正确的使用英语，而国贸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面临的大环境就是与外国人打交道，需要用英语沟通。经过上述分析， ESP交际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高。在国贸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且我院国贸专业的大学英语授课模式都是小班授课，有利于课堂活动的开展，组织，及角色扮演的进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则为交际教学模式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

四、结语：

交际模式虽然适合我院国贸专业大学英语ESP教学，但它并不是一剂万能药，适合于所有的专业英语教学。成功的教学在于理论的正确指导，在于教师采用与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并立足于现状，对不同的专业英语教学，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应该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并根据特定学生群体具体情况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努力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最大程度地从课堂上受益。

参考文献：

[1]DA Wilkins Linguistics in languageteaching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2]David Nunan. Designing Tasks for theCommunicative Classroom[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管春林，试论需求分析在经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意义和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3)

[4]刘法公.论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与对应教学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2):25-27.

[5娄佳丽，对威莉斯任务型教学模式的评述[J] Overseas English2011（2）

[6]马蓉ESP教学模式研究综述[J] 科教文汇2010.3

[7]严明.大学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7）

[8]杨惠中国外科技英语教学与研究动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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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适应；语言休克；本土化和半本土化；教学启示

一、 文化适应理论和本土化模式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 社会和心理结合” 。早在1978年，社会心理学家Schumann就提出：二语习得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的适应程度决定了其二语习得的水平。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学习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与目标语群体接触时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武英杰、张玉双，2010）。而心理距离是指学习者作为个体的情感因素。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

此外，Schumann还从文化适应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中的“洋泾浜化现象”。当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较大时，学习者就会停留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语言也出现洋泾浜化趋势。而Anderson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角度提出了“本土化模式”（the Nativization Model）。他将二语习得视作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结果，进而形成了本土化模式。

二、 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现象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在目标语环境下习得二语时，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因素只在社会距离无法确定时才发挥作用。而在外语教育环境下，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本文中所指的语言休克主要是指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错误。

关于语言错误的探讨并不少见。然而，这些探讨多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却很少从认知角度出发。事实上，“语言并非是独立的自然现象，语言意义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李颖，2013）。正如王文斌转引Humboldt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折射出一个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王文斌，2013）。因此，中英文缘于各自不同的人文历史递演，衍生出殊异的表达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这也成为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根据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二语习得要首先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想方设法使输入的目标语符合“内在规则”（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即不断地通过已掌握的语言知识构建语言假设。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主要是在母语思维模式上构建起来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认知和思维模式的相似程度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这也就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母语的正迁移和负迁移现象。当相似程度高时就产生正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有助于二语的习得；反之，当相似程度低时就产生负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妨碍二语的习得。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本土化和半本土化阶段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1、 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

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演变也各异，所以不同民族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民族思维模式的迥异，而这种差异也进一步体现在语言上。因此各民族描述同一个事物时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差异。

汉语思维模式体现了整体性的特点，而英语思维模式则具有分析性的特点。中国人自古就对“现象”有着特殊的兴趣。因此，也就有了“格物致知”一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各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事物有着密切联系且富于变化的。故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整体性和辩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置于一个整体中来考虑问题，因此事物所处的背景和环境不容忽视。汉语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大多数时候，词语、句子和片段无需通过各种连接手段就可以自然地放在整个语篇中。通过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实现行文意义的连贯。这也就是常说的汉语是“意合”语言。与此相反，英语思维模式则更具分析性。古希腊人喜好哲学，乐于探究事物自身的特性及其永恒不变的本质，故而，一元性、分析性思维更加突出。所谓分析性是指将一个完整的对象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属性、特点。因而，英语中的每个语言元素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通过连接词等手段标明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英语“形合”的特点。

2、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除了思维模式迥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之外，在英汉语码转换时，中国学生往往也会面临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这些困扰分为两类：其一，“文化空白”；其二，“文化陷阱”。

首先，来看“文化空白”。顾名思义，“文化空白”就是指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在另一种文化中却不存在。

其次就是“文化陷阱”。 “文化陷阱”实质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雷区，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物，表面看起来是差不多甚至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内涵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如果在学习语言时，仅限于语言表面的对应，那么就很容易踩到“地雷”。 一旦掉入这些 “文化陷阱”，就会导致语言休克。

“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吉祥，那么英语中“see red”和“in the red”是否也象征着喜庆呢？事实上，英语中红色常常代表着血腥、危险、生气和亏损。所以，“see red”是生气、勃然大怒的意思；而“in the red”表明一个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想当然地忽视英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那么英语学习中就会遇到许多语言休克现象。

三、 给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文化适应理论是针对二语习得提出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无法有效地缩短心理距离，克服语言休克，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就很有可能出现洋泾浜化现象，进而阻碍学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而如何帮助学生调节心理距离，缩短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时间，尽快做到去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去本土化呢？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和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为我国英语教育工作者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一） 心理调适

为了更好地掌握一门外语从而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必要的心理调适是不可或缺的。根据Schumann的文化适应论，二语习得同文化适应一样，都要受到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制约.但是由于中国英语教学基本上与目标语群体没有直接接触，因此社会距离的影响就微乎其微。看起来问题似乎简单了。教育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缩短心理距离。根据Schumann所述，从影响心理距离的四个因素着手即可：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选择合适动机，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以往对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怎样选择合适动机的研究较多，却对如何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谈及较少。

所谓心理调适就上要在宏观上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承认英汉两种语言折射出的是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思维方式。因而，在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时就能理性对待，从而减少困惑、 焦虑和恐惧等语言和文化休克现象。本土化和半本土化中对待英语输入也不会一味地朝着汉语语言系统靠拢，而是尝试着去了解英语语言系统，逐步构建起目标语语言系统，从而达到去本土化的效果。而教育工作者就需帮助英语学习者形成这种意识，在英语学习的初期阶段就向学生传递这样一个概念。

（二） 跨文化知识学习

心理调适让英语学习者找到一种积极良好的心态，就好比磨好了刀，接下来就要“砍柴”了。所谓“砍柴”就是一点一点地积累跨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至少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1. 英语语言学知识。语言学知识涉及语言的各种属性、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习得等。从微观的构词法到宏观的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知识可以有效地帮助英语学习者构建起英语语言语法规则，形成一整套相辅相成的英语语言系统。

2.英语语言发展史。正如前面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带有历史的痕迹，英语亦然。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英语（Old English），中世纪英语（Middle English）和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尽管85%的古英语词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一些常用词汇还是保留下来。中世纪英语（11001500）时期，法语一直是英国的官方语言，成为统治阶级用语，而平民百姓说的英语被认为市低等语言。在近四百年时间里，诺曼人给英语带来了近一万的外来词，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社会和生活。英语语言在这一时期借用了较多法语中的派生词缀。当然也有一些拉丁语直接进入英语，而且多用于书面语。由于贸易的发展，还有少量的荷兰词语在这时期融入英语中。 现代英语（1500至今）时期词汇拼写开始趋向规范化，标准化，固定化，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差距扩大。另外，随着探险、殖民、以及贸易等各方面走向世界化，给现代英语带来一定的冲击。超过50种语言的外来词涌入英语，如阿拉伯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汉语，意大利语等。另外，一些外来语仍保留了原来词语的复数形式。还有一些更保留了当时的拼写和发音。

英语语言发展史有关知识的输入使得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各种现象，譬如大量不符合英语构词法的外来词的输入等等。

3.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

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涉及对方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语言背后的故事，对于揣摩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大有裨益的。此外，这类知识的补充对于英汉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俗语、谚语的习得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这些跨文化知识的补充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青少年来讲，这些知识可以是循序渐进，即需即学的；而对于年龄较大、思维较成熟的成年人来讲，这些知识的补充可以是集中的、系统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Ellis，R.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 李颖.学习者“错误”的认知与思维形态研究[J].外语界，2013.

[3] 钱月琴.五颜六色辨心情――论英语中颜色词的内涵[J].职校论坛，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