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审美管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学语文教材的内容，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是有定评的典范之作，大多文质兼美，有很强的美的感染力。如何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现有如下建议：

一、渗透知识认识差，有针对性地渗透美学方面的知识，让学生认知美，是提高审美情趣的必要基矗语文教材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美的知识，有待开发和汲龋例如，同是岳阳楼的湖光山色，为什么“霪水霏霏”和“春和景明”两种阴阳景象会使迁客骚人产生忧喜两种览物之情？同是秋天景色，为什么峻青笔下的《秋色赋》绚丽灿烂，象征着繁荣和昌盛，郁达夫《故都的秋》却漫幽静淡雅于冷色之中，而欧阳修的《秋色赋》则肃杀可怖，凄凉阴沉……这里面蕴含着美学中的“移情说”。教师将“移情说”适当地渗透于教学之中，使学生认识到这种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的情感交流，其结果必然是物暗则已悲，景明则已喜。

反之，人们的审美心境，情趣经验的差异，也会对审美客体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样，从美学角度分析作品的立意，无疑会有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审美情趣。

二、指导诵读，感受美。指导诵读，使学生感受到美，是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实践。对课本中的一些短文诗篇，精彩片断、名言佳句，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反复诵读，乃至背诵。由吐字清晰、准确、朴实、自然，不添字漏字，到辨明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感彩；从读出语势的跌宕起伏，语流的快慢疏密，到读出勿容置疑的逻辑力和扣人心弦的感染力。作品的美感也随之流露出来。例如，在诵读《白杨礼赞》时，在把握全篇高亢劲拔文调的同时，还要揣摩作者情感变化的波澜。在议论白杨树不是好好，却是伟丈夫时，一抑一扬，诵读的语调由沉稳低缓转为昂扬刚劲。之后的四个“难道”，以排比的句式，反诘的语气，层层深入地揭示白杨树的象征意义，诵读的语气由较为缓和开始逐渐加强，形成一种盘旋上升，愈演愈烈的气势。如果不对诵读加以指导，任其漫读，学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感受作者寄寓的深意和凝聚着的巨大情感魅力。

三、触感，热爱美。在语文教学中，触发学生情感，使学生对文中美的人、美的事、美的物、美的景油然而生发热爱，向往和追求的欲望，是提高审美情趣的一个重手段。教师要根据课文题材，体裁、思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方法，调动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如《百合花》中，塑了小通讯员这一美的形象，更描绘了新媳妇这一美的化身。教师通过借被子，两声“氨、“补衣洞”、“用新被子葬通讯员”等细节描写，逐步展现了新媳妇的美好心灵和崇高品质，引导学生对新媳妇产生敬意，使学生认识到“人美在于心灵”，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真谛。在讲授《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救人的场面，讲授《路标》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和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五烈士牺牲的悲壮时等，教师都可以通过剖析词句，叩启学生心灵之门，引发学生昂奋动情，自觉地树立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同样，学生也会为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之美，天山景物的壮丽之美，南国风光的旖旎之美而心驰神往，自觉地产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这样，学生美的心灵从中铸造，美的行动也由此萌发。

篇（2）

古诗的语言极为精炼。仅仅通过接触语言来学习古诗，儿童对古诗画面美的理解就会是笼统的、模糊的。我抓住古诗“诗中有画”的特点，把“诗”与“画”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通过作画，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古诗中的画意，唤起学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古诗的画面美。

读诗作画，我经常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教师作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诗意，用简笔画的形式一次性或逐步再现诗的画面，帮助学生感受诗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如在教学《小儿垂钓》一诗时，我将一幅小儿垂钓图用简笔画勾勒出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观察图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理解诗句。诗画结合，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可爱的儿童形象，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活起来了。

师生同画。在初步了解诗意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画，把无形的语言变为直观的画面，理解诗的画面美。如《望庐山瀑布》一诗的教学，师生分三步读诗作画。第一步，我在解题时，边讲边画出诗人李白仰望瀑布的简笔画，让学生一开始就进入诗境，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形象。第二步，读完第一、第二句诗后，我让学生想象诗的意境，添画“香炉峰”、“生紫烟”、“瀑布挂前川”，突出瀑布的背景美。第三步，读三、四句诗后，为了突出“飞流直下”的气势，我在学生画的瀑布上用粉笔横着由上往下添上有力的几笔，让学生感受瀑布的动态美。

学生自画。在教学中，我常常引导学生在把握诗意之后，展开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再独立地画出诗意。如《寻隐者不遇》一诗中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句，是童子回答来访者的话。为了让学生体会“云深”一词所描绘的意境，我让学生展开想象：“假如你是寻访人，当你顺着小书童的手向大山方面望去时，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学生纷纷回答：“我看到的是层峦迭嶂，云雾缭绕。”“我看到的是山高林密，路转峰回，云缠雾绕。”接着我让学生自由作画。有的学生画了一座大山，山中有大团的云雾；有的画上小房子、青松、寻访者、小书童。学生越画兴趣越浓，对诗中的画面美有了深刻的感受。

二、披文入情，体会古诗的情感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没有诗人真挚浓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诗歌。如陆游经过长时期战乱流离生活的体验，凝聚起死而不衰的深厚的爱国激情，从而写出饱含血泪和期望的《示儿》一诗。又如李白在经历了15个月的流放生活之后，重新获得了自由，怀着难以自禁的轻松喜悦心情，从而写下了《早发白帝城》一诗。再如李白观赏了阳光照耀下的庐山瀑布凌空飞下时的美丽图景后，胸中勃发出对祖国壮丽河山无比热爱之情，从而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可见诗是诗人“情动而辞发”的产物。因此，在古诗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披文入情”，使学生体验古诗中蕴含的丰富情感，通过审美体验，得到心灵的陶冶。在教学过程中，我常这样做：

由景引情。在古诗中，诗人常常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所描绘的景物之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孟浩然的《春晓》一诗，句句写景，句句含情。诗人谛听鸟啼，回忆风雨，猜想落花，把爱春和惜春深情，寄托在对落花的叹息上。诗句看似写景，实为抒情，情景交融，达到无由分解的境界。教学时，我引导学生从景入手，从字词的理解以及再现诗的画面入手，体会诗人是如何描写“啼鸟”、“风雨”、“落花”等景物的，再引导学生体会诗中“不觉”、“知多少”等字词的情感色彩，从而把握诗人爱春、惜春的深情。

由曲引情。诗与曲，自古以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姊妹艺术。优美的歌曲，能创造特定的情境，能把学生带进一种特殊的艺术氛围中去，从而为学生体会古诗的情感创造条件。由此，我教古诗，常常用歌曲、音响来引发学生的情感。如学习《咏柳》一诗，要体会作者对春天的无限热爱之情，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学时，我首先播放一段乐曲———《春芽》。该曲以优美抒情的曲调，轻快舒展的节奏，诗一般的音乐语言，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天的田野、湖泊、森林，抒发了少年儿童的热爱祖国、热爱春天的感情。学生一听乐曲，便置身于优美的春景之中，美好、愉悦、向上的情绪便油然而生。这时，再学古诗，学生较快进入诗人的情感世界。诗人笔下美丽多姿的新柳，便能很快唤起学生的共鸣。学完全诗后，我再让学生一边聆听乐曲，一边展开想象。此刻，学生伴随着二胡、琵琶、提琴齐奏所发出的柔美的音响，浮想连翩……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春景图，顿时呈现在学生眼前。他们胸中禁不住勃发出一股对春天的无限热爱和赞美之情。学习结束时，学生纷纷发言：“啊！春天，我爱你！”“我要为贺知章的《咏柳》配幅美丽的画。”学生的发言表明，他们已深深体会到了诗中的情感美。

由读引情。古诗的情感常常蕴含在富有音乐美的语言之中。要通过反复朗读、吟唱才能入境、察情。因此，我教古诗，总是把朗读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起始阶段齐声读，个别读；深入学习阶段边理解边朗读；学完全诗后让学生反复朗读，或一唱三叹地吟读，或摇头晃脑式地自由读。总之，要让学生读得琅琅上口，滚瓜烂熟，声情并茂，方肯罢休。

三、启发想象，领悟古诗的意境美

篇（3）

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他的著作《艺术》中指出：“一种艺术品的根本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它包括意味和形式两个方面：“意味”就是审美情感，“形式”就是构成作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1]。一件作品通过点、线、面、色彩、肌理等基本构成元素组合而成的某种形式及形式关系，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这种构成关系、这些具有审美情感的形式就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现代产品设计是技术和艺术的有机结合，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将产品与人的关系形式化，这种形式除了要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外还要满足其审美的需求，因此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产品设计的形式研究不能脱离审美的范畴。就最后的设计成果而言，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美的因素已成为考量其优劣程度的标准之一。意大利建筑家奈而维（P．L．Nervi，1891-1979)指出“一个技术上完善的作品，有可能在艺术上效果甚差。但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却没有一个从美学观点上公认的杰作而在技术上却不是一件优秀的作品。优良的技术对于优良的建筑来说，虽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条件”。[2]优秀的产品设计，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可以从他的审美效果上体现出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当技术相对于产品来说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形式审美就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产品的形式审美特征对于现代产品设计具有积极的意义。

就纯粹的形式美而言，可以不依赖于其他内容而存在，它具有独立的意义，德国哲学家康德称之为自由的美，狄德罗则称之为绝对的美或独立的美，在产品形式上表现为秩序、和谐等基本的形式美法则，用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当然，产品设计的形式美不可能那么绝对自由，确切地讲要受到材料、结构、工艺等技术上的制约，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羁绊美；另外，产品设计的形式还必须与使用功能、操作性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功能性与视觉形式的有机结合，产品外在形式是内在功能的承载与表现，体现出产品的高品质性能，表现为功能美；同时，产品设计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并且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前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生活的综合体现。

一、产品设计的形式是产品功能的外在表现，其形式美受材料、结构、工艺等技术因素的制约

产品的外形既是外部构造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内在功能的传达者，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材料来表达，不同的材料同时就具备不同的材质美感。《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依靠材料的性能和特点来表现美的特征自古已有。从设计史上我们知道不同设计风格的演变往往与新材料的发展和应用是同步进行的，不同性质的材料与它组成的不同结构的产品都会成现出不同的视觉特征，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现代工业产品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材料的运用和加工来表现的。造型材料是形式表现的内容之一，同时他又有自身的特点，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品格”，其本身就蕴藏着形式美的特征。现代设计中常见的有金属、塑料、陶瓷、玻璃、皮革、织物以及不断出现的新兴复合材料，而其中的金属和塑料在产品中应用的最广泛。金属材料其光洁的表面、闪烁的金属光泽、干净整洁却显得冷漠的外观给人一种高科技感，有时也会给人一种神秘、高贵感。塑料制品一般来讲可能让人感觉廉价、大众化。[3]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麽很多塑料产品表面要喷涂成金属质感的原因。比如手机的金属外壳其实都是塑料制品。但是即使是塑料制品这种让人感觉廉价的材料通过技术手段也能显示高雅的质感，苹果公司的IMAC电脑机箱的半透明塑料材质就迷倒全世界，成为一种时尚。

各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结构美感要素，产品结构的美感要素往往来源于对这些材料的合理加工使用。不同的材料适合于不同的加工工艺从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形态。金属板材适合冲压加工，但是冲压加工使产品的成型结构又受到一定的限制，20世纪初的流线型风格就是因为当时的冲压成型技术无法控制金属材料受压后的反弹而形成大弧面的流线型造型风格，而随着冲压成型技术的进步，金属能加工成平、薄、小弧面的结构形态，显示出整洁、精致的风格。塑料由于其本身的可热融性而采用注塑成型，特别是现在的CAD/CAM技术，使塑料制品的结构、形式具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选择，能满足各种各样的审美需求。

设计源于“制器造物”的人类活动，艺术起源于劳动，实用重于审美。《易．系辞》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4]，这是人类祖先朴素的器物思想。现代产品设计的目的也在于实用，也就是说不管什麽样的审美形式都不能脱离产品的使用功能，产品设计的形式审美不是来源于对产品表面的纯粹装饰，而是产品功能的外在表现，产品功能的传达者。过分装饰的产品反而会使人无所适从。如20世纪30年代的机器美学风格在设计上鼓吹表现新技术，罗维设计的收音机面板上布满各种旋钮、控制键和各种非常精确的显示仪表作为装饰，却让使用者恐惧，不知如何操作[5]。回顾历史，从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路易斯·沙利文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到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提出“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到后现代主义的极简设计代表人物菲利普·斯塔克，无论其设计的产品是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以满足其基本使用功能为前提。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也可看到真正能广为流传的好设计从来都是形式与功能的高度统一。

现代产品的设计是通过采用适当的材料，运用合理的加工手段以恰当的内、外结构形式来传达产品的使用功能同时具备审美功能。

二、产品设计是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要符合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运用不同的材料、适当的结构关系、必要的生产工艺最终生产出具目标功能的产品。而作为产品的终端用户即消费者所见到的只是产品的形态、色彩、肌理等外表，即产品的外观形式。产品在满足所需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形态是否具有意味是否符合消费审美成了能否打动消费者从而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美感最初主要来源于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事物的体验，长期以来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体验，对自然中天然存在的一些事物美的因素的归纳与概括，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规则。产品设计中对形式审美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产品造型的审美价值，产品的形式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产品设计中艺术造型的核心。既然美的形式法则是人们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普遍规律，而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为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因此必须遵循这些基本的形式美法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统一与变化，“统一”使人感觉单纯、整齐、利落，“变化”带来新奇和刺激，打破单调与乏味；对比与调和，“对比”强调了变化和个性，“调和”则强调了事物间的共同因素，在设计中要讲究，没有对比没有变化就觉得呆板、不活跃，变化太多又会有凌乱之嫌；还有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呼应与重点、比例与尺度等等。产品形式美感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构成形态的基本要素，即对点、线、面等形式其及所构成的形式关系的理解而产生的生理与心理反映，当色彩、形态、材质肌理等形式要素通过不同的点、线、面的组合符合形式规则时，使人产生了美的感觉。

设计产品不同于传统工艺制品，前苏联学者诺维科娃曾说：“手艺人使用的技术是极初步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技艺是手控能力的完善和加强”[6]。产品设计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运用形式美法则时，应该强调以充分发挥产品使用功能为前提，以创造功能与审美相统一的形式为原则。并且作为设计者还必须认识到，西方美学家阿恩海姆虽然发现了“心理-物理”场的规律，分析了“形式”与“心理”的同质异构关系，但是却忽视了“形式美”的社会和历史原因[7]。在产品设计中谈论纯粹的形式美是无意义的，产品设计的形式美必须与消费者与市场联系起来，要通过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将设计者的审美体验和消费者对美的需求相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符合需要的美的形式。而且形式美法则也并不是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形式美法则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三、产品设计的形式美要体现设计的人性化关怀，遵循可持续性发展等设计观

产品设计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产品设计的形式风格伴随着工业生产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设计师个人的才华与智慧，留下了时代信息、文化风貌、企业特征与个人情感的印迹。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创新活动，创造思维讲究独创性，人们总是对新奇、变化甚至陌生的东西有某种心理渴求。阿道夫.格勒提出:“审美疲劳”的解释:熟悉的东西比不熟悉的东西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人们总是要求更强烈的刺激。[8]在当今社会，新奇的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纯艺术别珍视哪种自由与个性的创造，但是作为产品设计是为社会消费主体服务的，而这种消费主体必然会形成某种特定的人文环境及社会风尚，反过来也就必然影响到产品的设计，尤其表现在产品的形式审美上，并且这种审美趣味又具很强的变异性，随着时间的变化因特定的人文环境及社会风尚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在《全面建筑观》中所阐述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谁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永恒的美，那麽一定会陷入模仿和停滞不前[9]。产品相比于建筑更具灵活性，更易受到特定人文环境、社会风尚等的影响。流线型风格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对设计的态度，即把产品的外观造型作为促进销售的重要手段。采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体现工业时代的精神，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人民带来解脱和希望。产品风格的流行是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来完成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对消费观念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流线型风格、艺术装饰风格，20世纪60年代的POP风格、高技术风格，还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简约主义风格、新锋锐风格，无不带着不同区域的消费观念和大众文化流行与发展的痕迹。正是世界各国文化融合的复杂性，促使了设计多元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在设计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品设计发展到今天已不只是当初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单纯的功能主义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日趋丰富，产品设计已演变为对生活方式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讲设计已成为提高生活质量及生活品位的一门艺术。产品设计虽然以物质功能为表现前提，却也越来越关注人类精神的需求，并且随着这种对人类精神需求关注的深化，在产品设计上表现出一种人性化的关怀。这一方面是由于日常产品技术同质化的原由，使生产者转向于开拓产品对于消费者的新的精神方面的享受(精神的享受是无止进的,这方面也可以给生产者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是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求后的更高层次追求。比如运用人机工程学使产品更适于人的操作使用；追求产品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满足现代人追求轻松、幽默、愉悦的心理需求；对残疾人设计领域的关注等等。形式美的内容已不止是一种表面的装饰，而是“以人为本”将功能与审美有机的结合，考虑到人的心理感受和生理舒适，反映出设计与实用、设计与情感、设计与舒适等的多方面的统一。

人们在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及情感的享受的同时，不应忽视随着设计的过度商业化已引发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可持续性发展设计观就是倡导设计不只是屈从于商业目的，而应着眼于长远利益，考虑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关系，在设计过程的每一步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设计形式美上不过分强调外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材料的堆砌及奢华的色彩，而将重点放在创新上，创造出既单纯简洁而又有意味的形式，满足使用与审美的高度统一，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艺术[M].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

［2］凌继尧,徐恒醇.艺术设计学[M],上海人民出社,2001.

［3］吴翔.产品系统设计[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4］赵江洪.设计艺术的含义[M].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5］何人可.工业设计史（修订版）[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篇（4）

关键词：水墨画水墨艺术元素平面设计审美意象

引言

中国水墨画以其独特的绘画艺术语言，引起了现代设计师们的高度重视。曾经在包豪斯执教的瑞士设计师约翰•伊顿（JohannesItten），就认真研究过中国北宋时期山水画的绘画理论，并要求他的学生学习中国山水画。韩国著名设计师安尚秀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谈起他的设计理念，引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理论中的两个术语：“计白当黑”和“虚实相生”，肯定了在他的极具现代感的设计中，有着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哲学的影响。内地设计师王序认为水墨画对他最大的启发，在于画家处理空间与处于空间之中的物体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我很欣赏古人在水墨画中处理鱼和水的关系，没有画水，但是人们仍然能理解鱼在水中游。我想这些对我来说应该是很有启发和借鉴的。”

从以上设计大师谈及他们的设计与中国水墨画的渊源关系时，尽管表述的角度、着重点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一种挥之不去的水墨“情结”，影响着他们的设计理念和实践。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是可以从中国水墨画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并使平面设计既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中国水墨艺术独有的视觉感受

中国传统水墨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形式。在写实水墨与写意水墨中，水墨绘画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语言，表现出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的统一。

水墨艺术独特的表现形式首先体现在水墨艺术有的简洁的形式语言，即“计白当黑”的朴素形象。水墨艺术简约的画面不等于简单，而是形象简捷，寓意丰富，妙在以极少的要素表达最多的信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1]是中国绘画文化对简约美感的总结。以素为绚的水墨看似无色，实为自然，通过晦冥时色的墨与冰启时色的白之间的色调变化，辅之水的渲染和调和，阐述了物象的虚实和气韵，赋予物以生命和精神，最终得到对事物和宇宙的本质认识。在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里面，作者就运用了以少胜多的简约手法。在构思这一书籍的形态时，他认为书法艺术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偏旁部首，设计者为了在有限空间内表现朱熹千字文的书法艺术精髓，并将这一理念体现在平面中，就用千字文中基本元素的撇、捺来表明主题。在内文设计中，他用文武线为框架将传统格式加以强化，注入大小粗细不同的文字符号，以及粗细截然不同的线条，上下的粗线稳定了狂散的墨迹，左右的细线与奔放的书法字形成对比，在扩张与内敛、动与静中取得平衡和谐。单纯图形的特点，一是形的单纯划一，二是色的量少而视觉上的丰富，三是构图上的规律和合理性。单纯图形的优势是最醒目，视觉效果最好，最便记忆，最便加工。因此，简约的美感在平面设计中屡见不鲜。在设计中，水墨画笔法的运用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具有深层含义。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人们追求以简约来构成画面的特点，使画面的诉求集中于一点，画面中的元素极其简单，如水墨的枝条、水墨的嫩叶，运用毛笔的书法性线条和渗化感的水墨效果，给人以诗一样的意境，展现创作者在中国书画方面的修养，显示了高雅的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所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外界的和谐统一，决定了中国人空间意识的形成，即认为宇宙无限，人与自然并非对立，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以“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自然，在自然中“游心太虚”，融入无限的宇宙，在其间往返遨游。如《易经》中所说的：“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这种哲学思想对于水墨画表现语言的形成及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形成独特的透视原理——散点透视，讲求“三远”，即高远、深远、平远。由此要求画家站在一个宏伟的高度，俯察游观自己所表现的对象，以大观小，“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2]。通过水墨变化的层次，营造一种深远的空间关系，从而表达自身内心的悠远豁达的意境，于挥运之际表现出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揭示了事物的变化和规律；另一方面，表现为重视以虚拟实、“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3]，用简洁的构图和笔墨表达丰富深邃的文化、精神内涵。通过水墨形式元素之间的虚实变化，以虚写实，以虚求实，从而达到承认自然，接近自然，物化自然，使客观事物与人之间形成一种默契，进一步使人的精神思想超越表象、超越时空进入到了一个以物抒情，以情达意的幻化世界，品味那凝练而单纯、含蓄而整体、优美而恬静的水墨意境。

水墨艺术在其特有形式表现的基础上，以艺进道，作为一种独特、凝炼、含蓄、超越的有机物化形态，充满着辩证的哲理，反映着一个以“形”延“意”的思维意趣，印证着民族内在的积养、品性和操守。“形”和“意”的和谐统一构成了艺术作品中的意境。水墨形意之美成为当代招贴设计师们的普遍追求，并多方面地从中国画中汲取审美智慧。例如，在表现对象时，重视对“神”（神态）的把握，注重表达“形”背后蕴含的“意”，对于物象的“形”追求“不似”中求“似”的审美意境，使形象更具概括性，调动欣赏者联想。以靳埭强先生的海报《自在》系列为例，行云流水般的水墨元素与表达主题的物体共同出现在画面中，其画面元素安排风格各异，或行云流水，或憨态可掬，或自由自在，或木讷若拙，无不契合“行”、“坐”、“睡”、“吃”、“玩”等生命之真谛，给人以气韵生动之感。靳埭强先生一直在自己的设计中探索中国水墨画语言与设计语言的交融，追求构图的简略与传达的丰富性的融合。中国的平面设计要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寻求襟抱器识、浑厚华滋的笔墨水韵，为本土招贴注入一股激流，让它真正地鼓荡起千层的涟渏、谱写出自然的诗文和弹奏出宇宙的乐章。

水墨艺术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意象载体。水墨艺术是基于儒、道、释三家互补交融、兼容并蓄为基石的观念注解。儒家学派倡导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创作责任，“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情趣追求，尊崇社会道德的人格觉醒和情感投入，“文质彬彬”的理性落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道德观念、行为操守和社会习俗等方式，早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目中，从而使以伦理道德为纲常的儒学历经几千年不衰，对中国水墨思想气脉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家看来，艺术价值在于德操的表现，人与自然是亲和协调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超常之思，超世至情，人籁、地籁、天籁的齐物真美思想，最终是为达到超世的智慧和道的永恒存在。与儒家文化倡导的入世、人格精神完全相反，恰似太极图中的一阴一阳，相异而相生，相反而相成，脱离客观物象的形态制约，于静观照寂中，表现出万物的本质。加之，“冥思顿悟”的禅释文化渗透，更使“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境界达到了一个极致。总之，基于儒、道、释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水墨艺术，构成了“超以象外”的民族视觉形态。

二、水墨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意象运用

历代中国画家都在笔墨技巧上不断求新求变，形成了丰富的笔墨运用方法，对于现代招贴创作有着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中国水墨画讲究用墨和墨色变化的技巧。由于笔中含水墨量的差异，便产生干、湿、浓、淡的变化。以墨代色，产生了墨分五色的说法[4]。五色，即焦、浓、重、淡、清，而每一种墨色又有干、湿、浓、淡的变化。浓墨的线条，饱满酣畅，整体形象神完气足；淡墨的线条，清爽秀丽，翩鸿惊鸿，宛如游龙。还有墨分六色之[5]，六色，即黑、白、干、湿、浓、淡是也。变化丰繁的墨色或浓或淡，或疏或密，在白色的画纸上产生色彩丰富的画面效果。笔墨色彩的意趣可谓峥嵘烂漫，微妙丰富，玄机无限。墨与水的交融，浸渍丰富，构成一个色彩变化的回旋转轮，辅之以笔法的参悟，后倾现于毫端。由于在中国画理论中，黑墨、彩墨属于“色”，白色画纸本身的白，也属于“色”。因此画家尤其注重对画面空白处的处理。“计白当黑，用墨微茫，以一当十，虚实相生，寥寥数笔意尽形全”[6]。此外，创造性地变化运笔速度与技巧，勾、皱、点、泼等综合交叉或单独运用，能取得层层渍点，复合会美的笔墨意象。快慢、枯浓、燥润，犹如一碧清潭，无风则表面澄静如鉴，水底深流暗涌，有风则表面起波，水底波澜相助。如图1、2是一系列楼盘招贴广告中的两张，这一系列招贴很有代表性，是设计师将中国画笔墨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很好范例。淡墨与浓墨的和谐组合，画面纯粹简洁而又丰富，磅礴大气而又飘逸非凡，大面积的白与或干或湿、或浓或淡不同层次的黑制造出脱俗灵动的意境，将中国画笔墨的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

水墨意象主要是以灵活性、人格化的线为造型，笔法的抑扬顿挫，表现出水墨的意态情趣。行笔滞慢者则有苦涩之感，行笔流畅者则有轻趣之感。创作者的思想、审美好恶等内蕴性的修养都是通过线得以体现和表达的，线已经成为创作者主观情感与创造的外化形式。水墨的扼要，水墨的璇旎，水墨的严谨，水墨的雄奇与恣肆，都不事小巧地营造出一种交泰的意象，构成一个凝聚的图示。

水墨画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地位很重要。它的水平与内涵是超时代的，对于古人和现代人而言，水墨画在历史上存有我们都能理解的共通的内涵，这也是现代设计师一直在设计中追求的永恒的主题。

平面设计艺术是作为一种极富弹性的大众媒体，是由审美与非审美交融渗透构成的，它由审美动机与非审美动机所引起，并由审美能力与非审美能力所实现。平面设计处在纯粹艺术和应用设计的交叉点上，兼有绘画和设计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浓缩性和自然性，是最能透射出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视觉广告。因此，讨论其形式构造与空间意识的物象表现，显示地域性、民族性的语汇传达，现已成为平面设计乃至其它领域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平面设计通过与传统水墨艺术元素相结合，能够形成简约之美、空间之美、意境之美等审美特征，但因为平面设计艺术是由商业功利动机驱动、为了满足商业传达需要，以实现传播信息为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形式美感却仅仅表达作者当时的审美意念。审美与非审美在艺术活动中呈现隐显不同，比重也多少不同。在不同的设计作品中，这种融合比重可能会存在某种倾斜，比如公益海报，审美价值层面可能浓重突出，非审美价值层面可能淡化减弱；而商业礼品包装、日用工艺品的平面设计，非审美价值层面就浓重突出，审美价值层面就相对减弱。因此，在设计艺术作品中那些非审美价值因素，如科学知识、经济利益、生活欲求等，都融解于审美层面之中，那些纯理性说教和纯感求在艺术品中都得通过设计的“过滤”，从而使理性的东西富有情感魅力，使感求为理性所引导而走向文化。

现代平面设计中大量运用水墨艺术元素符号大体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方面设计师追求艺术表现的自由创新；另一方面是一些有责任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存有深厚感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的一种责任。这就需要现代设计师立足传统，挥运水墨，加之于西方设计理念的借用，把水墨元素的传统性与时代性，个性与共性整合为一个富于生机的新图式，抒写出富有中国气派的设计理念。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靳先生作品的和谐之美，是他以中国人文精神观照宇宙，获得“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其墨与色、黑与白、拙与巧、实与虚等的交融与和谐，使观者感受到他艺术精神与心灵的浸润。看靳先生之海报作品，往往夺目而来的是那气贯长虹的灵韵水墨，或如蛟龙，破纸欲出，或如处子，意守静笃。（如图2）笔和墨描画出来的不是甚么绘画，也不一定是字，只不过是饱蘸墨液的毛笔在运走时表现出的优美轨迹，那些由黑色到灰色以至呈现奇妙的浓淡度，使人感到东方心魂的跃动，靳先生那简洁的画幅，以蜿蜒游动的造型设计成的海报，虽并不奇拔，却有一种魂萦梦绕，需要发倍投问的依依之感。水墨艺术元素已成为他海报创作的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

随时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不断丰富，经济活动方式的不断改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的日益增多，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和人类文明体系的大前提下汲取、吸收异质文明构成的良性基因，以敏锐、超前、延伸、综合的理念与世界的视觉语言相接轨，在注重客观、尊重自然的条件下，借物咏怀，把人们迷恋水墨造型的“意”发挥到极致，于平淡中开拓本土文化的进程，最终建立起以民族性优良“道器”文脉为基础的“有机设计”体系。

结语

水墨铸民族魂魄，意象绘时代风采。颂扬水墨，缘情水墨，依意选形，依理炼形，用心创造出富有民族意味形式的平面设计，这是民族设计的源头与母体，是根基性、稳固性和原生创造性的视觉展现，更是民族设计本质、全面、自由、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只有这样“寻根”设计，才能在世界设计的艺苑中展示出应有的民族魅力。去奢从俭、弃繁华而近朴素，以柔克刚的含蓄力量，悲喜有度的处世思想，以器明道的高雅情趣，衔古接今的水墨技艺，融会东西的现代思潮，使我们要重新梳理艺术的精神，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尊，超越形式和文化的根性，把意蕴丰厚、编排张扬的平面设计，推向世界设计的大舞台，这是一种义务，一种本领，一种民族艺术展现的责任。

21世纪是文化上的多元时代。经济全球化和随之产生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向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设计界反应不一。一种倾向是以牺牲本土文化特征来顺应文化全球化潮流，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本土文化的丧失。设计是为人的设计。人首先是个人、地域、民族的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国际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中国的现代平面设计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要有中国气派，这样才能真正在世界设计界中独树一帜。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水墨情结，以及对水墨画的独特语言和审美智慧的借鉴所产生的成功范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强调设计文化的本土化，也决不是要排斥对外国优秀设计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相反，中国当代设计师需要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和综合创新的能力。

总之，无论是对传统的继承还是对外国文化的借鉴，都要重视做好创造性转换工作，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传统，不是食古不化；讲设计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派，决不是要将中国符号生搬硬套到现代设计作品中。正如靳埭强先生所说的，“中国设计师偏好用中国的形式符号，这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应是一种表面上的搬用与模仿，而是要有真正的思考。这些元素应该在你的思考之下有所变化，变成你自己的语言。”著名设计师陈绍华也说过：“什么是中国平面设计的传统？我想它不仅是指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纹样和图形，而且主要是指体现在平面设计中的中华民族性，亦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积淀”。只有当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不满足于照搬符号，以及形式上的简单摹仿，而是着力于对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的把握，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综合创造，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才能自然而不做作的流露出东方文化气韵，从而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注释：

[1]《画筌》.笪重光.清

[2]《叙画》.王微

[3]《画筌》.笪重光.清

篇（5）

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谓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发生而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纯自然的事物。”（注：蔡仪：《美学原理提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如雄伟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神奇的泰山等。它包括单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美，也包括由多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所组成的大自然的风光美；它既包括春光明媚、色彩柔和、奇花异草组成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自然界的优美，也包括乌云翻滚、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奇山异水所组成的自然界的壮美。自然美是与社会美相对而言的，并与社会美共同组成现实美。

自然美的内涵的丰富性，决定自然美的本质的多元性。关于自然美的本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根据自然美在语文课文中的表现，认为至少有如下特点。

第一，自然美具有物理属性。自然美与社会美不同，它是侧重于形式美的，由一定的自然物质属性构成的自然美的形式，它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也可以说，课文中美的自然景物是对社会现实中具体的自然景物的描绘，离开了社会现实中自然物的物质特性本身，就无法描绘出自然美。《天山景物记》中天山地区的灵山秀水、奇葩异卉、珍离异兽，都是不依附人类而独立存在，具有自然的特性，没有这些特性，碧野就无法描绘出天山自然美的奇特。既使像杨朔描绘的虚无缥渺、变幻无穷、气象万千、绚丽多姿的仙境——“海市蜃楼”，也是对自古以风景优美著称的蓬莱城和生活在当地渔民的欢乐劳动和幸福生活的描绘。

第二，自然美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美虽以自然物的物质属性为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作者对现实中自然美的描写，不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对自然物的物理属性进行选择、想象、加工过的，这些自然物的物理属性必然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界对象化的自然，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人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课文中的自然美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自然景观的形态，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现实自然景观的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作者组织语言艺术符号系统的方式特点，再现现实自然美的技巧，更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因而带有作者鲜明的情感性和创作性。同一自然景观，由于作者选择描写的角度不同，作者的经历、身份和当时的情感不同，描绘出来的美也会不同。如看荷花，由于作者心情不同，反映出来的美也会不同，杨万里看到的是荷花的色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反映了作者欢快的心情；而周敦颐看重的是荷花的气质，“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现出作者在混浊的世界中不同流合污，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

第三，课文中的自然美是由语言艺术符号描绘的。它不像绘画、雕塑等那样直接展示出自然景物的形状、色彩、变化形态，缺乏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就必然产生把握自然美的间接性、模糊性，需要读者利用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见到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在脑海中浮现，才能达到理解，常常因读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见过相似的景观不同，重新组合的表象也不同。

二、自然美的审美教育

1.入景。自然美的审美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入景”。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景，入景始与亲。”（注：叶圣陶：《语文教学二十韵》。）“入景”是欣赏自然美的第一步，只有入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的自然美，才能受到自然美的熏陶。如教学《天山景物记》，让学生反复朗读，然后入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描绘的那如诗如画的美景。由于课文中自然美具有间接性、模糊性的特点，不一定每个学生都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有的学生领会语言文学能力差，有的学生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体验中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需要教师给予引志启发，并适当带学生到风景区去实地参观，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直观体验，真切地感受课文中的自然美。入景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朗读法。一些优美的诗歌、散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感、音乐美，写景状物也出神入化，教师应指导学生加强朗读。有声有色的朗读，能渲染气氛，激感，能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如教学《，你在哪里》，这首诗选择巍峨高山、辽阔大地、幽深森林、浩瀚海洋等自然景观作为寻觅呼唤总理的处所，展现了一个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朗读时，要把深沉的哀思、如潮的激情与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联系起来，读出亲切深情的呼唤，倾诉出强烈的思念之情，才能领会作者选择这些自然景观的美处。

直观法。利用图片、科教片、风光片等直观教学材料来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情认识，增强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如教《苏州园林》，学生没有目睹过“是各地园林的标本”的苏州园林，对苏州园林的美理解不深，教师可以利用彩色图片，把苏州园林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以及角落的点缀、门窗的雕琢、颜色的调配等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强学生的直观。有位教师为了教学《苏州园林》，利用假日到苏州园林里摄了很多照片，给学生观看，收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描绘法。学生不可能直观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的美好自然风景，教学时，就靠我们教师利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去描绘课文中的美景，让美景再现学生的眼前。如教《猎户》，教师根据课文的开头进行描绘：秋高气爽，太阳普照，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大好的丰收年成，村子里高梁秸竖得像高高耸立的尖塔，收割的庄稼堆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田野里成群的鸽子，文静地来回走着，它们不怕行路人，在咕咕地叫着，好像在呼唤着同伴快来欣赏丰收的景象。教师的描绘，使学生眼前展现一幅和平宁静的丰收图，令人神往，令人心醉，似乎让学生闻到了庄稼的芬香，看到了农民丰收后喜悦的笑脸。

此外还有很多人景法。如类比法、带入法等，不一一赘述。

2.出景。除了把学生带进教材的美景中去，让此情此景变为学生的我情我景，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跳出教材，领会作者描绘自然美的目的和课文的内涵，培养自己描绘自然美的能力。如果说只有引导学生“入景”，才能让学生领略课文中的自然美，那么，也只有引导学生跳出教材——“出景”，才能让学生高屋建瓴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

根据自然美的社会属性，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人们总是把自然美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带上人类的主观色彩，作者写景的真正目的是写人，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写作目的。那么，我们在教学课文中的自然美时，要引导学生跳出自然景物，去发掘作者描绘自然的深层内涵。

由景理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也说：“情真景真，所作必佳。”（注：况周颐：《蕙风词话》。）人们常说：“借景抒情。”可见景与情二者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情是景的基础，景是情的表现。在课文中，以美景抒乐情，以坏景抒哀情是极常见的，也有些课文用乐景写哀情，或用哀景写乐情。那么在分析课文中的自然美时，必须联系人物的心情，即由景理情。如《故乡》开头的景物描写，阴沉的冷色调正好贴切地表达了作者阴沉的心境、悲凉的情绪。荒凉的景物与悲凉的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又如《春》作者热情洋溢地描绘春草、春花、春雨几幅春天的图景，喜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作者沸腾的血，滚烫的心；再如《香山红叶》写香山风景的奇丽和红叶的色与味，抒发饱经风霜的老向导在新社会焕发出自豪奋进的激情，《果树园》开头从听觉、视觉、嗅觉等方面来描绘果树园迷人的景色，抒发翻身农民摘果子时的欣喜之情。总之，由景理情是欣赏自然美的基点。

由景想人。课文中的景物和人物密切相关，因为人物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北方人的粗犷、豪爽，南方人的细腻、敏捷，都与各自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作为反映生活的作家，写景常常是为了写人，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性格。“自然环境描写常常起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作用。”（注：周庆元：《中学语文教学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如《风景谈》，全篇由六幅风景图画组成：沙漠驼铃、高原归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北国晨号。这六幅风景图寄托着作者的情与思。作者表面上谈风景，实际上写主宰风景的人，赞美的辛勤劳动和崇高精神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振兴民族的延安儿女。又如：《白杨礼赞》、《爱莲说》、《松树的风格》都是通过赞美自然物来赞美人的精神品格。那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美景时，不能离开课文中的人或作者，要由景想人。

篇（6）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

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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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篇（7）

【关键词】审美品格/现实主义/京味风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视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市场机制下的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电影、电视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越来越被强调，观众的关注焦点越来越被重视，影视剧作家们纷纷放下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走进百姓生活，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悄然从深度开掘转向通俗娱乐，从批判的热情转向文化的消费，从崇高化转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审美形态。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就是在这种审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没有追踪流行时尚，而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探索着“市场的”和“审美的”双赢之路。它通过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关怀、对现实生活的诗意阐述、对地方风味和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既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又受到了观众的青睐。本文试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风格化的审美形态、诗意化的人文关怀等方面阐释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的审美品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现实主义的回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解构经典、娱乐搞笑、碎片组合等手法趋之若鹜，有的电视剧打着“娱乐”的旗号进行市场运作，却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席而堕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现象犹为显著，一些搞笑娱乐、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词。现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剪切、粘贴能否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广泛争鸣与思考，作为对这种思考的呼应，电视剧创作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在这种“回归潮”中脱颖而出。

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以下称《五》剧)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清末民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折的重大时期，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中国，大清朝已经灭亡，民国虽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软、外交上的无力使国家在外强中风雨飘摇，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本土萌芽，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已经初见端倪，外国资本的注入影响着本国的经济发展，“西潮东渐”带来外来文化的渗透。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稳定的时期，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随着大清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仍未完全构建，旧的秩序虽已打破但仍发挥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剧把故事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使剧作具有不言自明的历史厚重感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五》剧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人物：有满清遗贵(如范五爷)，有民国新贵(如蓝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为爱寻梦一生的女人(如茹秋兰)，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个人的命运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沉浮。琉璃厂是《五》剧叙述的具体环境，剧作通过影像细致描写这里的街头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摆设以及私人生活空间，讲述着古董行业的生意经，刻画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显示人物的精神风貌，通过环境的逼肖来凸显人物的真实个性。

《五》剧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铁三角”饰演的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是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环境、家庭背景、现实条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运形成了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混杂的轨迹线。范世荣是满清贵族，清朝灭亡后他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没落贵族的习气，既不满意现状又无法回避现实，整天沉溺于对过去的奢华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虚无想象之中，他穷得要莫荷嫁人赚彩礼钱，却又信誓旦旦地许诺等某一天自己“发迹”了要给莫荷“八个丫头六个老妈子伺候着”。《五》剧第二集范世荣与汽车司机的一段戏，生动地展现了范世荣落魄贵族的性格和心态：汽车熄火了，正无所事事的范世荣上前指导，轻易地解决了问题，范神往地表达着自己过去的辉煌：“这路美国车，别克、库力思、道济、雪佛兰、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过”，“你这类欧斯玛壁开过三辆”，当司机拿一个铜板谢他时被他愤然拒绝，等司机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捡钱，当这一个铜板被莫荷捡起时，他又以“不是你捡，我可不要”来维护他可怜的尊严，细节的描写如此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没落贵族的真实形象。佟奉全是《五》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贯穿于他的整个行动之中，琉璃厂学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过硬的技术在琉璃厂这条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绝活”伴随着他从掌柜到伙计，从伙计到掌柜的几起几落。剧中佟奉全的行动贯穿全剧，全剧的开头就叙述了他与沈松山之间的较量，接着展现了一个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给茹二奶奶打工还债、造假画、下山西寻宝、得鼎、造鼎、卖鼎、……佟奉全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动积极主动，在他的积极行动中展开故事情节，透视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动又是一种被动的行动，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他总是做出在他看来“不得不这样”的决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朴实、善良和责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满目同情地说“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寻觅中蕴含着佟奉全优秀的个性品格。别林斯基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2]。《五》剧中的蓝一贵就是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这是一个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时，被人称作“蓝半张”的蓝一贵又是一个颇有文物鉴赏力的文化商人，在蓝一贵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点，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在剧中，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好象就是为“铁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特殊生活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

二、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

优秀的艺术作品最可贵的就是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五》剧中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审美形态，它以鲜明的京味风格取胜，剧中通过镜头语言描述北京的民俗风情、展示北京的风俗文化、采用京腔京韵的语言，全剧编、导、演风格一致，各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彰显着京派风格和民族风韵。

如果说北京是一个京味十足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琉璃厂就是北京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因为“琉璃厂文化街集中了一批经营古旧书刊、文房四宝、碑帖字画、珍宝古玩等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名店老铺”[3]，是一个商人集中、文人荟萃的地方。《五》剧中讲述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这条老街上发生的故事，这种叙事本身就充满了文化韵味。清末民初，八旗子弟的飘零、沦落带来了一个文化转变的契机，当旗人、贵族走出皇宫、大宅门，进入平常百姓大杂院，他们带来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与京城市民文化融汇交流之后，成为民国初期北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落魄的王公贵族靠典当变卖“玩意儿”为生，而一些军阀、新贵却附庸风雅的购置古玩，于是琉璃厂的生意格外的红火起来，也就有了《五》剧中充满了时代感和京城地方色彩的故事。琉璃厂的商业活动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其经营方式、商业道德、商业作风、商店的格局和情调，都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色彩。《五》剧中的琉璃厂是一条古朴精致的老街，具有一种属于胡同世界的商业的宁静和古城情调的悠闲，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人人彬彬有礼，人人笑容可掬，用剧中禄大人的话说，叫做“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文物本来就是一个把玩品味的东西，买卖文物的生意当然应该做得温情脉脉才对得住那“上千年的玩意儿”了。佟奉全跟茹秋兰结婚后重新当上了掌柜，教他的伙计如何接待客人的一段戏可谓这种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情的经典阐述。《五》剧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老北京风俗化背景中，在古玩收藏的文化氛围中加以描写，从而对历史与人生进行哲理性的探讨。

《五》剧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不仅体现在它对北京文化的阐释，而且呈现于它浓浓的京味语言中，地道的北京方言中透出浓郁的京味文化风格。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4]，北京方言的运用自然而然地在观众面前展示出北京的文化生活背景，把观众带入了北京所特有的皇城底下的百姓生活之中。《五》剧使用纯正的北京方言，体现了它对北京文化的整体认同，北京方言很自然的把北京文化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平民日常生活之中了，北京人有的哲理睿智、风趣幽默通过人物的语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人物对话具有浓郁的京派风格，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在语言表达中凸显出来。第17集，蓝一贵被逮进监狱，他企图贿赂警官又不明说，对“贿赂”二人心照不宣，在与警官的对话中显示出蓝一贵世故圆滑和不吃眼前亏的精明：警官：什么事儿啊！跟洋人过不去了……(翻报纸。)/蓝一贵：其实跟他没关系，他非要揽事！/警官：说得有理，跟他没关系，他揽着了不就跟他有关系吗！服个软认个输吧……/蓝一贵：我服了也认了，他不饶人……/警官：还是没服……(假装不看报纸了，低头看空空的桌面。)/蓝一贵：(明戏，从怀里掏出一块表，几块大洋来放桌上)……/警官：你这是干吗呀！/蓝一贵：老总，先存您这儿，回头进号里再让人家抢了……/警官：也好！看好了啊，一块表十五块大洋，代存！……押七号，让青子照顾照顾！

三、人文关怀的诗意表达

在《五》剧的表层叙事中，讲述了许多尔虞我诈、造假做旧、坑蒙拐骗的故事，琉璃厂古玩街上似乎处处是陷阱，人们在里面生死沉浮不能自拔，但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世界却引起观众深切关注和同情，并从价值观念上表示认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五》剧的深层叙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五》剧在展现经营之道的同时强烈渲染的是对真善美永恒追求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渗入使《五》剧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它在表层叙事中的故事呈述。

剧中的罗先生充当了“精神之父”的角色。罗先生是大学教授，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尽力收购珍贵文物，为的是不让国宝流失国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珍贵的东西流失一件少一件啊！”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佟奉全崇拜罗先生的学识，每有“好东西”总是要让罗先生鉴别，他更敬重罗先生的为人，对罗先生的教诲牢记于心。沈松山死后，佟奉全悔不该当初，他来到罗先生家里倾诉内心的苦闷，这个“精神之父”以佛门之语来阐述他的人文思想：“忘义取利就是病，以智轻人也是病。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这是害人家”，并颇具哲理的指出：“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众人嘴，逃得了自己的心吗？跟你说负债而逃是大病，负孽债而逃，更是大心病！”尽管罗先生并没有帮佟奉全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他的话却使佟奉全做人做事原则发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我心里有谱了”。《五》剧用前三集的篇幅完成了佟奉全人格精神的基本定位，也给全剧的精神品格定下了基调，在全剧设局害人、算计较量的故事进程中一直渗透着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这就使《五》剧完全区别于那些庸俗化平面化的影视作品，显示出自己内在的审美品格，它在丑陋恶劣、互相倾轧的外部事件背后叙述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罗先生是佟奉全的精神导师和灵魂拯救者，佟奉全是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施者。罗先生这个在剧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物，在全剧精神格调的确立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他的人格品性、爱国心、民族责任感都贯注在佟奉全的身上，佟奉全收到的珍贵文物只有经过罗先生确认之后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当佟奉全把自制的鼎卖给禄大人而被人误称“卖国贼”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罗先生解释一番以寻求理解和慰藉，再三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佟奉全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境地，从此佟奉全厄运不断，他只能暗自保存好那只真的尊以求内心的安宁。在故事的结尾，当法庭即将判决佟奉全“卖国罪”的时候，罗先生再次以“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现，宣布莫荷端出来的这只尊就是佟奉全当年保护下来的尊，最终完成了“灵魂的拯救者”的形象塑造，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贯注于全剧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真善美的追求则化作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张扬，在龙门石窟中，三位石匠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毁坏那些祖先留下来带有“神性”的东西。琉璃厂的商人们大多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在把文物卖给外国人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趋同的，面对索巴大把大把的美钞和佟奉全送去的白面，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后者。蓝一贵这种世故圆滑、唯利是图的奸商也能在关键时刻把国宝藏好而用伪造品带之，尽管他的主观出发点也许是为保全自身，然而客观的看他确实为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佟奉全作为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践者，更是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把对人的关怀化作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当看到敦煌的石雕像被毁，佟奉全悲痛欲绝地趴在破碎的石像上泣不成声，充满诗意的旁白恰如其分地响起：“这人与物的关系，从来分不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为的是什么，自家民族文化的一脉传承，转眼毁坏殆尽。残忍哪，无知呀，为了私利，将你的精神一脉毁了，将你传承的精神依靠毁了，你不失魂落魄才怪呢！你不肝脑涂地才怪呢！你不悲痛欲绝才怪呢！伤悲呀！”琉璃厂古玩街中的人物兼商人和文化人的特点，他们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经营着民族文化，人的命运总是跟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纠结在一起的，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文物被毁坏，大段的抒情简直就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充满了剧作家的哲理之思，蕴涵着剧作家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深切之爱。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及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的关注，这种终极关怀必须与当下现实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是相互关照的，终极目标是现实关切的指向，现实关切是终极关怀的基础，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是急功近利、短视的，往往利弊相抵，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是空洞无力、无意义的”[5]，然而，在琉璃厂这条街上，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往往呈两相背离的状态。佟奉全的理想与追求似乎是一个永远难圆的梦，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往往不能实现，他常常做着一些在他看来别无选择的事情：他希望与莫荷成亲而不得不违心地帮范世荣做假画，他要离开茹家却一再的开不了口，他不愿别人误会他和茹秋兰的关系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保护她，……《五》剧深切关注人物的命运，但剧中的人物总是处于“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或“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之中，总是欲动而静、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总是不能挥洒自如、淋漓尽致：泼辣热情的茹秋兰希望离开贝子府寻到真爱，却不料价值连城的珍宝换不回流逝的青春；纯贞素朴的莫荷渴望得到爱的归宿，然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范世荣追求做人的体面与派头，最终只能在悲壮的自杀中重温“爷”的气度；蓝一贵徒有“蓝半张”的虚名毫无文化人的气度；悲剧人物佟奉全终其一生未能圆梦，……在这里，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此难以把握，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之间如此不可调和，正如主题歌中娓娓道来的凄美沧凉：“半掩纱窗，半等情郎，半夜点起半炉香，半轮明月照半房。……半夜如同半生长”。

《五》剧关注人的命运，揭示真的人性，企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然而，人性和精神家园并非恒久不变的，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物生存活动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的真诚关怀汇入了阶级斗争的时代洪流，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代中，人被衍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符号，“人”已经成为“非人”，人文精神的探寻在这里出现了断层，人们找不到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更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五》剧中一直在进行的人文精神的探讨被现实政治强力阻断，在新的社会环境、新的时代境况之下，人文精神何在？精神家园何在？新的人生态度何为？这显然是一个困扰着剧作家及剧组成员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剧作最后几集在人物塑造和故事铺排中的摇摆不定，创作者对这部分的安排明显缺乏自信，影响了全剧审美品格和精神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191.

篇（8）

画家用线条、颜色表示形体，诗人则用语言来绘色绘形。高超的“画笔”，可使“画中有诗”，而美妙的“诗笔”又可使“诗中有画”，从而使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就不乏“诗中有画”的千古名作。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每句一景，从而构成了一幅农村春末特有的温暖热闹、鸟语花香的绚丽图案。又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中深秋的高山，弯弯曲曲的石径，飘渺的白云，若隐若现的人家，红得似火的枫林，构成了一幅清新明丽的深秋山野图。再如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诗人以清新活泼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村童扑蝶图。

古诗的语言极为精炼。仅仅通过接触语言来学习古诗，儿童对古诗画面美的理解就会是笼统的、模糊的。我抓住古诗“诗中有画”的特点，把“诗”与“画”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通过作画，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古诗中的画意，唤起学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古诗的画面美。

读诗作画，我经常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教师作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诗意，用简笔画的形式一次性或逐步再现诗的画面，帮助学生感受诗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如在教学《小儿垂钓》一诗时，我将一幅小儿垂钓图用简笔画勾勒出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观察图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理解诗句。诗画结合，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可爱的儿童形象，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活起来了。

师生同画。在初步了解诗意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画，把无形的语言变为直观的画面，理解诗的画面美。如《望庐山瀑布》一诗的教学，师生分三步读诗作画。第一步，我在解题时，边讲边画出诗人李白仰望瀑布的简笔画，让学生一开始就进入诗境，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形象。第二步，读完第一、第二句诗后，我让学生想象诗的意境，添画“香炉峰”、“生紫烟”、“瀑布挂前川”，突出瀑布的背景美。第三步，读三、四句诗后，为了突出“飞流直下”的气势，我在学生画的瀑布上用粉笔横着由上往下添上有力的几笔，让学生感受瀑布的动态美。

学生自画。在教学中，我常常引导学生在把握诗意之后，展开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再独立地画出诗意。如《寻隐者不遇》一诗中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句，是童子回答来访者的话。为了让学生体会“云深”一词所描绘的意境，我让学生展开想象：“假如你是寻访人，当你顺着小书童的手向大山方面望去时，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学生纷纷回答：“我看到的是层峦迭嶂，云雾缭绕。”“我看到的是山高林密，路转峰回，云缠雾绕。”接着我让学生自由作画。有的学生画了一座大山，山中有大团的云雾；有的画上小房子、青松、寻访者、小书童。学生越画兴趣越浓，对诗中的画面美有了深刻的感受。

二、披文入情，体会古诗的情感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没有诗人真挚浓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诗歌。如陆游经过长时期战乱流离生活的体验，凝聚起死而不衰的深厚的爱国激情，从而写出饱含血泪和期望的《示儿》一诗。又如李白在经历了15个月的流放生活之后，重新获得了自由，怀着难以自禁的轻松喜悦心情，从而写下了《早发白帝城》一诗。再如李白观赏了阳光照耀下的庐山瀑布凌空飞下时的美丽图景后，胸中勃发出对祖国壮丽河山无比热爱之情，从而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可见诗是诗人“情动而辞发”的产物。因此，在古诗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披文入情”，使学生体验古诗中蕴含的丰富情感，通过审美体验，得到心灵的陶冶。在教学过程中，我常这样做：

由景引情。在古诗中，诗人常常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所描绘的景物之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孟浩然的《春晓》一诗，句句写景，句句含情。诗人谛听鸟啼，回忆风雨，猜想落花，把爱春和惜春深情，寄托在对落花的叹息上。诗句看似写景，实为抒情，情景交融，达到无由分解的境界。教学时，我引导学生从景入手，从字词的理解以及再现诗的画面入手，体会诗人是如何描写“啼鸟”、“风雨”、“落花”等景物的，再引导学生体会诗中“不觉”、“知多少”等字词的情感色彩，从而把握诗人爱春、惜春的深情。

由曲引情。诗与曲，自古以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姊妹艺术。优美的歌曲，能创造特定的情境，能把学生带进一种特殊的艺术氛围中去，从而为学生体会古诗的情感创造条件。由此，我教古诗，常常用歌曲、音响来引发学生的情感。如学习《咏柳》一诗，要体会作者对春天的无限热爱之情，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学时，我首先播放一段乐曲———《春芽》。该曲以优美抒情的曲调，轻快舒展的节奏，诗一般的音乐语言，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天的田野、湖泊、森林，抒发了少年儿童的热爱祖国、热爱春天的感情。学生一听乐曲，便置身于优美的春景之中，美好、愉悦、向上的情绪便油然而生。这时，再学古诗，学生较快进入诗人的情感世界。诗人笔下美丽多姿的新柳，便能很快唤起学生的共鸣。学完全诗后，我再让学生一边聆听乐曲，一边展开想象。此刻，学生伴随着二胡、琵琶、提琴齐奏所发出的柔美的音响，浮想连翩……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春景图，顿时呈现在学生眼前。他们胸中禁不住勃发出一股对春天的无限热爱和赞美之情。学习结束时，学生纷纷发言：“啊！春天，我爱你！”“我要为贺知章的《咏柳》配幅美丽的画。”学生的发言表明，他们已深深体会到了诗中的情感美。

由读引情。古诗的情感常常蕴含在富有音乐美的语言之中。要通过反复朗读、吟唱才能入境、察情。因此，我教古诗，总是把朗读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起始阶段齐声读，个别读；深入学习阶段边理解边朗读；学完全诗后让学生反复朗读，或一唱三叹地吟读，或摇头晃脑式地自由读。总之，要让学生读得琅琅上口，滚瓜烂熟，声情并茂，方肯罢休。

三、启发想象，领悟古诗的意境美

篇（9）

感知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语文课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对人物外在形象的观察，内在性格的分析，自然景况的描绘，艺术表达的剖析来感知美。

形象美：对于塑造英雄形象的课文。可指导学生表情朗读，分析课文的表达方式、感知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性格美：教学揭示人物性格细腻多采的课文，指导学生把握情感、分析言行、体会内心，从而感知人物的心灵。自然美：此类课文可充分运用幻灯、影视、录音等辅助课堂教学，调动学生审美想象力来感知大自然的美。艺术美：教学艺术性较强的课文，从学生的审美心理出发，引导学生意会意境美，分析构思美，欣赏语言美，融进情感美。

二、鉴赏美阶段

完成感知美后，教者还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指导学生鉴赏美，使其认识得到升华。以鉴赏人物美为例，浅析几种方法：横式鉴赏：课文中常常出现美与丑，好和坏相对的人物形象，启发学生运用判断、比较等方法分析相关人物的形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纵式鉴赏：按照课文铺排陈述时间的先后，采用纵式分析法，引导学生前后连贯地鉴赏人物的整体形象和性格特征。对流鉴赏：在教学的动态过程中，为使学生品德朝着美的方向完善，可以引导学生身临其境地与课文中的人物相对照。

篇（10）

所产煤炭注册为神华煤,以低灰、低硫、特低氯、特低磷、中高发热量著称,并以易燃率高、煤耗低、低污染等优良的燃烧性能享誉国内外。但是,由于神华煤特定的成煤时期和成煤环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煤的着火点低,储存时易自燃。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做好神华煤在港口的仓储管理。

1要搞好神华煤的仓储管理,必须先了解其自燃机理理论

研究和大量的实验分析证明,神华煤的自燃主要是由硫造成的;变质程度低、内水大、含氧高、挥发分高、燃点低是神华煤自燃的次要原因。由于神华煤的含硫量非常低(一般小于015%),在研究神华煤的自燃机理时,往往忽略了硫的问题。

111神华煤自燃发火过程贮存过程中,神华煤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和物理变化,质量、氧含量、吸水性、着火点等升高,碳含量、氢含量、热值、结焦能力、粒度等降低。这些变化通常是由于氧、硫、水分的存在而引起。研究表明,煤的自燃,一般要经过3个时期,即潜伏期(也称准备期)、自热期和燃烧期。在潜伏期,煤体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基本没有变化,但煤的着火温度降低,化学活性增强。进入自燃期,煤的氧化速度增加,并分解出水、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氧化生成热使煤体温度开始升高。当煤体温度超过自热的临界值(60～80℃)时,煤温将急剧上升,氧化速度加快,并出现煤的“干馏”,生成碳氢化合物、氢及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煤温继续上升就进入燃烧期。当煤中易氧化的成分与空气中氧气发生复杂反应,且热量的产生速率超过煤堆热量的散失速率时,煤堆内迅速聚集大量的热量,煤堆内温度逐步升高;其化学反应速度加快,同时产生更多的热量,造成恶性循环,直至引发煤炭自燃。煤在氧化自燃过程中,不仅放出一定的热量,而且还热解放出CO、C2H4和C2H6等碳氢化合物,且分解的气体成分及其浓度与煤温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果在井下,可直接检测空气成分,测量热解气体产物含量的变化,判断煤的自燃发展程度,以便进行火灾的早期预报。该方法称为指标气体法。

112大气氧化煤的氧化可用朗格缪尔的异相反应理论解释。氧分子渗入碳的晶格表面和碳粒孔隙所构成的内表面,因物理吸附络合在碳晶格的界面上。该吸附层仅为单分子层的碳氧络合物。

因其它分子的碰撞或由于受热分解作用而解吸时,形成的反应产物扩散到周围空间,碳晶格表面因而获得空位,再度吸附氧气。这种现象不断反复循环。上述只在吸附表面上进行的碳和氧的直接化学反应,称为一次反应。C+O2=CO2+4019×104kJ(1)2C+O2=2CO+2015×104kJ(2)在某种温度条件下,CO2与C发生还原反应,并吸收一定的热量:C+CO2=2CO-1612×104kJ(3)同时,当温度再升高,在靠近碳表面的气体边界层中的CO与O2相遇时,还会发生燃烧,生成CO2,并放出大量的热量:2CO+O2=2CO2+5711×104kJ(4)式(3)和(4)表达了碳与氧的一次反应产物在碳表面或表面附近空间的再反应,称为2次反应。常温下,煤能与空气中的氧反应。该氧化反应可长时间连续进行,且速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神华煤的水分高,更容易氧化。

这是因为,水分蒸发后,留下了大的可吸附表面。神华煤的变质程度很低,氧化速度快,氧化主要在煤的表面进行。煤的粒度越小,其表面积越大,自燃趋势也越大。特别是小粒级煤中夹杂一些其它粒级的原煤时,又增加了煤粒的空隙,使自燃的机会更大。碳和氧的反应为简单反应。根据质量作用定律,简单反应的速率,与各反应物的浓度以其化学计量系数为指数幂的乘积成正比。实验发现,当神华煤温度为15～30℃时,开始氧化;温度每升高8～10℃,其氧化速度就会加快一倍;在煤堆温度达到77℃时,氧化速度就相当快了;在温度达到138℃时,便放出CO2、CO和水蒸气,并放出大量的热;当温度达到200℃时释放速度加快,此时煤的自燃很快就要发生;当温度达到神华煤285℃着火点时,煤就会发生自燃。煤堆温度从77℃升到285℃大概要用20d。

113水分水分使煤湿润,会提高吸附氧的速度,同时,润湿热也显著,水蒸气的吸附更大。煤中水分的高低是决定煤堆温度上升的重要因素,煤中水分的蒸发潜热和煤的氧化热的平衡决定了煤堆温度升高;当温度升高到80～90℃时趋于平衡。外水高时,该平衡能维持较长时间;外水低时维持的时间很短,同时在风筒效应的作用下,20～30d就能自燃。

114硫化物煤中硫通常以2种形态存在:一是以有机物形态存在的有机硫;另一类是以无机物形态存在的无机硫。有的煤中存在单质元素硫。有机硫的组成极为复杂,有硫醇类等5类官能团;无机硫可分为硫化物硫和硫酸盐硫。硫化物中绝大多数是黄铁矿,但也有少量的白铁矿,成分都是FeS2,只是晶体结构不同;硫酸盐主要是CaSO4、FeSO4•2H2O。有机硫、硫铁矿硫和元素硫可在空气中燃烧,称为可燃硫;硫酸盐硫在空气中不能燃烧,称为不可燃硫(也称为固定硫)。神华煤硫含量低,但相对集中。神华煤中的硫化物起到了点燃和加速煤堆自燃的关键作用。常温常压下反应如下:2FeS2+7O2+2H2O=2H2SO4+2FeSO4+2186MJömol这一反应放出大量的热。通过计算可知,局部小单元含量达到2%的硫化铁硫可将局部煤的温度提高到260℃,接近神华煤的燃点。

115外因煤的堆高、粒度、杂物、外部温度、天气、通风情况、烟囱效应等都对神华煤的自燃有影响。

116自燃表示煤自燃趋势的特性是:高氧化特征速度、高脆性、存在粉碎的硫化铁、粒度特性、热平衡特性和着火点特性等。变质程度低,表面积大,内部丰富的小毛细管造成了神华煤的内水高;煤的水分高又使煤粉末粘满在大粒度的煤炭表面,形成一个个小单元。因为氧化发生在煤炭颗粒的表面。这种小单元非常容易吸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又不利于水蒸气的蒸发和热量的散发,容易造成热量的骤集。神华煤中,硫多以硫铁矿结核和裂隙沉积的方式存在,硫分相对集中。当煤炭破碎时,硫铁矿多暴露在煤炭的表面,在水分作用下,这些表面又粘满了大量煤粉;煤粉吸附大量氧气,非常易于硫铁矿的氧化,放出大量的热,使周围温度升高。当温度达到着火点时,煤粉先开始自燃,同时,局部的气化和冷凝过程导致水蒸气通过煤堆运动。这种润湿作用使煤堆内部温度升高,自燃面积增大。

2神华煤的仓储管理

211要制定合理场存量了解了神华煤的自燃机理,就可采取有效对策防止自燃。神华煤到港后,现场接车人员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包括品种、粒度、煤温和杂物等,认真填写接车记录,及时与港口联系卸车、归垛,完成神华煤在港口仓储的第一阶段工作。(1)不同种的煤尽可能单堆单放。对场存煤实行分场、分仓、分垛位管理,建立港存煤情况台帐,煤炭入出库要及时上帐和消帐。(2)建立经济合理的场存数量。既要满足港口的装船需要,又要降低煤炭的存储费用。堆存量一般不超过堆存能力的115倍,堆存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个月。(3)以“先进先出法”办理出库。出库时要及时清仓、清底,不留垛底,运走一垛清一垛。

212仓储管理要科学(1)夏季时,采取小煤堆储存。地面储煤,把底部和四周封严,煤堆铺平、压实,以消除煤堆的风筒效应,防止自燃。(2)经常测量煤堆温度,发现高温及早处理。如有的点发生部分自燃,要尽快将自燃部分从煤堆中分离出来,并对自燃部分直接注水灭火,防止发生大面积着火。(3)神华煤中硫,多以硫铁矿结核和裂隙沉积形式存在,硫分相对集中。煤被破碎时,硫铁矿大多暴露在煤的表面。

这些表面在水分作用下又粘满了大量煤粉,煤粉吸附大量氧气,非常易于硫铁矿氧化,放出大量热,使周围温度升高。因此,对高温煤处理时,直接用水灭火会造成更大面积的自燃。(4)高温或着火煤要单独卸存,降温处理后方可按煤种归垛。煤温超过50℃时不得装船。

总之,了解神华煤的特性,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管理,是神华煤仓储管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