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业生态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根据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品种、剂型

各种农药都有其防治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则无效。因此，在生产实践中，防治病虫等应根据药剂的性能特点和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如杀虫剂中的胃毒剂对咀嚼式口器害虫有效，但对刺吸式害虫无效；杀菌剂中的硫制剂对白粉病菌有效，但对霜霉病菌无效。在防治病虫害时，应尽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

3、选购或使用农药时，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

在正规门店选购药剂品种，选购或使用农药时，一定要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购买农药时要看清标签，不要购买标签不清或包装破损的农药。使用农药前应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如有疑问应及时请教农药经营者或当地植保技术人员，务必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标注的使用浓度和使用对象使用。

4、加强病虫监测预报，适时用药

选择最佳施药时期和施药量，不要盲目混用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施用浓度。在最佳防治时期用药，可以用最少的药量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确主要防治对象，并进行定点定期规范调查，及时病虫等有害生物发生动态，是开展科学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虫等有害生物测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药剂试验，筛选出适合当地生产实际的经济、高效品种、剂型、用法和用量等，通过示范样板，加快推广。一般来讲，防治害虫在幼虫低龄施药最为适宜；使用保护性杀菌剂防治病害，要在发病初期及时施药才能奏效。农民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已经过了最佳防治时期才开始用药，结果按常规药量难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使用浓度，这样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杀伤天敌、污染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影响食用者身体健康。

5、根据天气状况科学用药

一般应在无风或微风天气施药，同时注意气温变化。气温低时，多数有机磷农药效果较差；温度太高，容易出现药害，严禁中午高温喷药。刮风下雨天气会使药液流失，降低药效，因此，使用农药最好选择内吸剂，其次用乳剂。

6、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减少农产品和环境污染

农药安全间隔期是指最后1次施药到作物收获的时间。施用农药如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后采收，食用后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应严格按照农作物的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作物。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等的回收处理，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虫害提倡轮换用药，科学混用

长期单一使用某一种农药，会引起病菌、杂草、害虫等有害生物产生抗性，防效降低。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抗药性逐渐增强，用药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轮换用药或采用混合用药方式，以延缓抗性产生，稳定防效。

8、注重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措施综合运用效果，找准衔接点，发挥灭虫防病整体作用

生物农药毒性低，防治病虫等有害生物不易产生抗药性，且不伤害天敌、无残留、安全系数高，不足之处就是成本较高、药效较为缓慢。如蛋白农药诱导植物产生免疫力、苦参碱、BT乳剂、灭幼脲、农抗120、井岗霉素、春雷霉素等。应用诱虫灯、防虫网、诱虫板、诱虫器和创造有利于天敌生长繁殖的环境，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和用药次数，节约生产成本和减少污染。通过改善生产生态条件，创造有利于作物和天敌、不利于病虫滋生的环境，增强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敌数量，减少用药次数，恢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为市场提供丰富、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9、加快生产基地认证和种植技术规范推广应用力度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是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必然选择，也是展示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的平台，做好生产基地认证工作意义重大。制定种植生产技术标准，规范操作，加强宣传与技术培训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规模效益的保障。

篇（2）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teaching Model of Agroecology

HUANG Lifen, ZHUANG Hengyang, SHEN Xinping, LIU Shiping, LU Jianf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Agroecology" is for agriculture-related under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based courses, offered to develop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agro-ecosystem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capability.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groecology"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research-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and problems in thinking.

Key words agroecology; research-teaching; teaching model

1 农业生态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时代背景

1.1 农业生态学的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定位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起全球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了解和掌握生态学知识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对未来全球变化的预测能力，为全球范围的资源管理和环境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社会的“生态热”推动了生态学的发展，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中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它的出现从生态系统的层次弥补了传统农业学科的不足。目前，农业生态学是面向农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而开设的学科基础课。该课程针对当今农业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的、系统的、整体的角度出发来组织和管理农业，为使农业的发展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这一基本状况而设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角度宏观管理农业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生态意识，使学生基本了解和掌握：（1）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基本关系及调控机制；（2）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分析方法；（3）国内外宏观农业的发展与我国生态农业的实践。

1.2 研究性教学模式在农业生态学教学中推行的必要行与可行性

长期以来，高校教学方法偏死、偏旧，基本上采取教师传授的方式，很少师生互动，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为了全面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性教学作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正被逐步推进。研究性教学的特点有：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学生解决问题、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实践性、独立性和探索性。它强调科学原理的认知和探索过程，注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动机，其关键是通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调动学生自身参与知识构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的目的。

为适应21世纪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才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以往农业生态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十多年本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经历，以先进的研究性教学理念为引导，初步探索了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模式。

2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践

2.1 教学内容前沿化

研究性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授现有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教师本身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研究性教学方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生态学知识领域发展迅速、知识更新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且学科最突出的科研成果都发表在外文期刊上。为了及时更新本课程的知识体系，作为主讲教师必须站在知识的前沿，用自身的发现和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补充教学内容。为了紧跟学科的前沿，同时由于教学和科研的双重需要，笔者围绕教学大纲这个主线，不断更新教学体系，将教学内容前沿化，养成了随时关注农业生态学领域最新发展动向的习惯，将权威杂志中与本学科相关的新概念、新发现、新知识和新方法的文献与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已成为教学惯例。这些在农业生态学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教学内容不但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探索学习的良好习惯。

2.2 教学方法多样化

传统教学过程中往往教师主动灌输地“教”，学生被动灌输地“学”，而本课程在推进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运用问题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辅以多媒体教学、教学录相观看、生态案例讲解等多种教学形式，使学生喜爱本门课程的学习。在农业生态学教学过程中，每堂课都会设立一些与教学知识点相关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尝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问题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增加学生对本门课程学习兴趣的同时，师生互动频繁，学生逐步成为课堂的主体。

2.3 考核方式多元化

在农业生态学课程考核中，我们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在考核方式上实行了多元化方式。第一种考核方式是增加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由原来的20%提高到30%，对课堂上分析问题、回答问题较好的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第二种考核方式是增加课程论文考核方式。在2010年1月学期末，要求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递交生态农业调研报告，选择代表性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设设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很多同学写得非常精彩，对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充分调研，因地制宜地设计特色生态农业模式。第三种考核方式是在闭卷考试中加大论述题和综合运用题的比重，这两类试题重点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概念。

3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成效与思考

3.1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成效

在农业生态学课程中运用研究性教学模式后，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获得了良好的成效。首先是营造主动学习、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学生对于本课程的教学评分一直处于学校同类课程前列，教学督导老师也对课程教学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学生到课率一直保持在100%，即使在课间休息时间，仍有学生主动复习知识点，主动提出问题。其次是提高了教学效果，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并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农业生态学已成为本专业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另外，研究性教学模式也提高了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与教学素质。针对学生课堂的提问与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教师必须要更充分地紧跟学科的前沿，用实际的案例和充分的数据来佐证一些学术观点，才能够实现教学相长。

3.2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思考

在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方面，应增加教学经费的投入，在相应章节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在讲解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章节时，应带学生到田间参观农田生态系统的物种结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在生态农业章节，可考虑带领学生参观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使学生对现代生态农业模式的理解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有一个实体轮廓的印象。农业生态学需要学生较为宽泛的知识背景，因此，必须将研究性教学模式延伸至相关课程知识体系，如增强学生的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知识背景，才能在相应章节的教学中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教学改革课题基金；2008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

参考文献

[1] 李衍达.对推行研究性教学的实践与思索[J].中国高等教育,2008.10:19-20.

[2] 刘伟.以“问题”为着眼点积极推行研究性教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0.1:48-49.

篇（3）

内容主要包括森林生态学、农业生态学、草地生态学、渔业生态学、海洋与湿地生态学、资源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生态规划与生态设计、污染生态学、化学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生态工程学、生物入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学、流行病生态学、旅游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管理等。

二、《生态学报》(半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我国生态学及生态学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本刊宗旨：报道生态学领域最新的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推动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发展，培养造就生态科学研究人才，为知识创新服务，为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服务。

篇（4）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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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212-02

一、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自然资源短缺、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等问题的日益涌现，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当前，“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产业”等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生态学这一学科也愈加受到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生态学原本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由于生态学专业的多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现实生产生活中所出现的诸多环境与生物方面的问题多能从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到解决办法，生态学专业也逐渐成为热门专业，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报考过程中，生态学经常是学生选择报考的热门研究方向。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热闹局面下，却隐藏着许多问题并逐渐暴露出来，着重反映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是作者在近年来进行生态学研究生教学培养过程中所发现的，虽然不能说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通过提出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为将来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一）片面地理解生态学的学科任务

许多报考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多存在对该学科认识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将生态学专业与环境学专业等同，认为生态学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环境的一门学科。作者曾经就“为什么报考生态学专业”这个问题询问过多位刚刚考上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半数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学习生态学能够治理环境”，或是“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现在都是热门问题，学好生态学以后好找工作”，等等。这样的答案充分体现出学生对生态学这门学科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知必然会影响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后续的学习水平，甚至是学习态度。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离不开环境，可以说生态学的核心研究任务是探索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影响。然而，由于受到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促使我们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超乎以往的关注，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生态学是治理环境的一门科学”或是“生态学就是环境学”。因此，帮助学生纠正这一错误理解，为他们讲解完整的生态学学科体系和正确的生态学研究任务，应该成为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二）忽略或不重视生态学的基础学习及研究

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每一门学科的必要学习环节，也是生态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重点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尽管具有门类众多的分支学科，但生态学兼具理论和应用、基础与创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相关课程中，需要设定符合这门学科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方案，开设多门有关生态学的相关课程，如理论生态学、应用生态学、基础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另外也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特色，开设诸如流域生态学、植被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学科是每位生态学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级阶段展开全面学习的主要内容，都需要基于对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够进入到对特定科学问题进行提炼并展开深入研究的阶段。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学生通常忽略了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累积，部分学生往往只注重应用研究，或者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重要理论。这也导致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生态学方面的相关软件，并能够通过操作这些软件对一些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却不能针对研究结果展开合理解释，出现了只会做图而不会分析的尴尬局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学生都不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储备。另外，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比较浮躁的学习态度，并且缺少主动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科研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精神，等等。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教学效果，因此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三）缺乏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生态学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的分支学科（如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等）都需要进行野外的实践调查研究。因此，进入生态学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调查和实验。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类别，分春、夏、秋等不同季节依次展开野外调查。野外实验是生态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获取第一手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将课堂和书本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实际，接受现实检验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野外实验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中所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所获取的数据能够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也一直是生态学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然而，目前在针对生态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到野外实践调查的积极性，不能独立制订野外调查计划和具体实施事宜，甚至部分学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消极应付，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无法主动发现科学问题，展开实际调查研究的本质原因。此外，许多学生通常还会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相分离，只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却无法解释清楚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实规律。这其实是缺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学生无法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决方案

（一）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并出台相应的考核机制

基于对当前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首先加强对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通过对生态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之后实践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大多缺少严格的考核机制，加之社会影响以及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并不能成功实现科研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认为，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需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如可以开展不定期的随堂考，课堂上加强提问以及讨论环节，老师在课堂上随即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最终按照一定的评分标准，将这部分的成绩纳入到学科成绩中。这样的考核机制一方面能够随时检验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同时也能督促学生的学习以及提高学习积极性。

（二）在实践教学中设置考核环节，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能够将专业知识和客观规律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培养生态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提高学生们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并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找研究方法或制订实验方案，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开展野外或室内的实验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学方向的科研人才的培养。

由于受到时间、人力和物力的影响，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野外实践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过程中，很少会专门针对学生的调查和实验过程设置考核环节，这就易于导致部分学生可能会产生缺少积极性、怕苦怕累的消极思想。因此，在实践教学的环节中，就需要教师主动参与进来，不仅仅是充当“指挥者”，而是要善于成为一名“旁观者”，观察学生的调查以及操作过程，真正的让学生成为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天实验结束后，学生都要撰写当天的调查或实验日志，需要向老师汇报每天的野外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进展情况，并就调查和实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教师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制订好第二天的研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分。这样能够为切实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们的工作积极性提供有力的条件。另外，教师可以在野外实验过程中，特意安排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完成工作，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机会，扩展知识面，提高学生们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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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非凡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动世界的“中国粮食”，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非凡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闻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治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浇灌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治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假如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重，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给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给，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答应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把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非凡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假如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闻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熟悉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非凡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非凡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熟悉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熟悉，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重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续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究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熟悉，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熟悉和正确判定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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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二、存在的问题

（一）片面地理解生态学的学科任务

许多报考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多存在对该学科认识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将生态学专业与环境学专业等同，认为生态学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环境的一门学科。作者曾经就“为什么报考生态学专业”这个问题询问过多位刚刚考上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半数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学习生态学能够治理环境”，或是“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现在都是热门问题，学好生态学以后好找工作”，等等。这样的答案充分体现出学生对生态学这门学科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知必然会影响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后续的学习水平，甚至是学习态度。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离不开环境，可以说生态学的核心研究任务是探索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影响。然而，由于受到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促使我们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超乎以往的关注，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生态学是治理环境的一门科学”或是“生态学就是环境学”。因此，帮助学生纠正这一错误理解，为他们讲解完整的生态学学科体系和正确的生态学研究任务，应该成为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二）忽略或不重视生态学的基础学习及研究

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每一门学科的必要学习环节，也是生态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重点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尽管具有门类众多的分支学科，但生态学兼具理论和应用、基础与创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相关课程中，需要设定符合这门学科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方案，开设多门有关生态学的相关课程，如理论生态学、应用生态学、基础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另外也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特色，开设诸如流域生态学、植被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学科是每位生态学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级阶段展开全面学习的主要内容，都需要基于对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够进入到对特定科学问题进行提炼并展开深入研究的阶段。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学生通常忽略了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累积，部分学生往往只注重应用研究，或者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重要理论。这也导致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生态学方面的相关软件，并能够通过操作这些软件对一些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却不能针对研究结果展开合理解释，出现了只会做图而不会分析的尴尬局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学生都不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储备。另外，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比较浮躁的学习态度，并且缺少主动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科研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精神，等等。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教学效果，因此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三）缺乏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生态学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的分支学科（如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等）都需要进行野外的实践调查研究。因此，进入生态学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调查和实验。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类别，分春、夏、秋等不同季节依次展开野外调查。野外实验是生态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获取第一手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将课堂和书本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实际，接受现实检验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野外实验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中所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所获取的数据能够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也一直是生态学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目前在针对生态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到野外实践调查的积极性，不能独立制订野外调查计划和具体实施事宜，甚至部分学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消极应付，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无法主动发现科学问题，展开实际调查研究的本质原因。此外，许多学生通常还会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相分离，只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却无法解释清楚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实规律。这其实是缺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学生无法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决方案

（一）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并出台相应的考核机制

基于对当前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首先加强对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通过对生态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之后实践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大多缺少严格的考核机制，加之社会影响以及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并不能成功实现科研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认为，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需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如可以开展不定期的随堂考，课堂上加强提问以及讨论环节，老师在课堂上随即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最终按照一定的评分标准，将这部分的成绩纳入到学科成绩中。这样的考核机制一方面能够随时检验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同时也能督促学生的学习以及提高学习积极性。

篇（8）

知识更新周期是指知识更新一次所用的时间，是衡量世界总体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在十八世纪时，知识更新周期为八十至九十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缩短为三十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五至十年；而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五年；进入新世纪，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二至三年。这意味着当前乃至以后是一个知识含量极高的世界，要适应这样的环境，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使知识结构不断地更新和优化。这些能力归纳为：自学能力、查阅文献综合运用文献的能力、写作能力等基本能力。这些基本能力的培养与获得，大学阶段尤为重要，关乎学生的未来发展及对社会的贡献。

纵观国内普通大学（非研究型大学）四年的学习，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基本能力方面的环节非常有限，其中主要体现在大学四年级下半年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上；而在其他学年相对较少，或许有些专业开设课程论文，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基本能力。为此，在专业课程的授课中，通过精心设计研讨课达到培养和训练学生基本能力的目的，可能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一、研讨课

为了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各国研究型大学都在创建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新模式。其中，重视研讨课是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模式改革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研讨课最早是柏林大学为了引导和训练学术创造而设计的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研讨课是指在教授的指导下，将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定期集中在一起，共同探讨学术问题的一种教学范式［1］。它是一种围绕学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组织教学，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开展研究，运用实验、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将研究结果写成书面报告，并在研讨课上做主题发言，教授就所研究的问题组织全班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文献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等的教学组织形式。现在，研讨课在各国研究型大学的课堂教学中非常盛行。在德国，研讨课仍然是大学主要的教学形式之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一般从本科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研讨课，近年来为低年级开设了更多的研讨课；在英国研讨课也是研究型大学课堂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模式，其中，导师制教学是英国著名大学教学模式的特色，师生间的讨论和交流是导师教学的基本形式［2］。在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亦相继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研讨课［3］，而在非研究型的普通大学，由于条件所限，很少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真正意义上的研讨课。鉴于研讨课能够培养和训练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我尝试将这种教学模式运用于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中，培养和训练学生更新和优化知识的能力。

二、授课案例

我以自己讲授的《应用生态学》这门课程为例，设计研讨课。

《应用生态学》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48学时，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开设；第2―9周上课，周6学时，每周3次，分别为周一、周三和周五；授课人数30―40人。

《应用生态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涉及农业生态学、森林生态学、草地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清洁生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根据课程的特点，设计8个讨论主题；每个主题涉及三方面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当前研究的热点及存在的问题。将学生分为8组，每组3-5人，每组负责一个主题，每周讨论一个主题，讨论安排在每周五进行（2学时）。开学第1周周一将8个主题发给同学，要求8组同学依次准备8个主题；主题负责组同学担任讲解任务，其余7组负责提出问题，这样，讲解完之后，同学之间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讨论课结束一周后，负责组同学将讲授内容及讨论内容整理成文或报告，要求文笔流畅、结构严谨、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三、教学效果及注意问题

在《应用生态学》授课过程中合理安排研讨课，实践证明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应用生态学》而言，其教学效果明显优越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更新和优化知识的能力。首先，学生在拿到研讨主题后通过查阅文献，分析文献，归纳总结文献完成与研讨主题相关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分析后的结果。这样的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查阅文献运用文献的能力，而且训练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接下来，学生要将自己精心准备好的内容在课堂上讲授给其他同学，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反复锤炼的过程，是知识的输出过程，这要比知识的学习或输入费神，知识的学习或输入只要自己学会明白就好，而讲授过程是要别人明白，这需要对知识反复梳理，这个过程训练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因为这是一个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如何清晰明了地讲解给别人的过程。再次，同学之间进行一问一答的讨论，这样的过程需要学生对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提炼、分析、判断，最终给出一个令对方满意的答案，这训练了学生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最后，同学将自己精心准备的讲授内容和讨论内容整理成文，这集中训练了学生撰写文章的能力。

可见，在专业授课过程中合理地安排研讨课，能够很好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文献的能力，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表达能力及写作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故期望广大高校教师在专业授课过程中适当安排研讨课训练学生的基本能力。但是，在研讨课设计的过程中，以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首先，在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中适当安排研讨课，这里的专业课应该有前期的相应课程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学生在研讨课的准备阶段就需要首先学完相应的基础课程，这使得学生在准备阶段（一周、两周或一个月）无法完成，也就无法参与研讨。

其次，研讨课的主题选择非常重要，这关乎研讨课的成功与否。任课教师需要经过精心设计，选择那些属于该课程、该学科的关键性问题，或是有争议的课题，抑或是理论研究的热点，给学生留下发掘的空间。

再次，由于近年高校扩招，班级数量增加，合班上课，上课人数过多，给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安排研讨课带来一定的困难，这需要教师根据具体情况慎重安排，否则，研讨课的效果不会很理想。

最后，研讨课对于任课教师本人也有更高的要求。研讨课的主题是教师精心设计的，这需要教师对这些主题有充分的文献阅读、准备及更深的思考，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引导学生。教师在研讨课中贵在诱导、启发而非说教，引导学生大胆想象、主动探究、积极思维、挖掘自身潜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文是我为培养和训练学生基本能力以适应知识含量极丰富的世界而在专业授课过程中合理安排研讨课的实践与心得，粗浅之见，期望方家教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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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国家重点高等院校一样，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为地方经济服务这三大任务。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亦是衡量高校总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国家科教队伍的一员，地方高校更侧重于地方特色。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带有明确的目标和特色。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推动着理论和技术创新，推动高等院校特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完成国家赋予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正确认识科研对学科建设的关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科学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学科建设是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依据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对学科发展进行规范。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高级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基础，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学如果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就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就会在社会上立足。加强学科建设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务的前提下突出重点，突出特色。鉴于历史、区位、人才、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着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学科建设上更应注意将自己的特点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突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来加强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长江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本着“支持重点、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则，确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汉平原涝渍地开发”、“楚文化”研究为三大特色学科。也正是有了这三大学科的建设，不仅使学校在“油藏描述”、江汉平原涝渍地综合开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荆州古城墙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带动了学校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2004年里，长江大学就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居湖北省属高校获奖成果数之前列。

二、科学研究在特色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2.1为传统学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动力

传统学科是原有学科经过长期建设，多年发展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学科的局限性日渐突出，各种各样的矛盾会日渐尖锐。要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充实新的内容，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形势。“农业水利土资源利用”是设在长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也是一个传统学科。在学科建设中，该学科人员紧紧抓住“江汉平原四湖涝渍地改造与综合开发”的科研课题，对以四湖涝渍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涝渍地特征为代表的南方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出“对同类型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在该项科研活动的过程中，项目承担者既充分地应用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的理论及相关知识，又通过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使400多万hm2次的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受益，产生了6亿多元的经济效益，也充实了该学科的内涵，为其他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2.2促进相关学科共同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重要的生存空间。特色学科建设需要相关学科及科学研究的参与、渗透和支持，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参与能起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火花，产出新的科技生长点，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学科建设。在“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的建设者积极争取并参与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建设条件。该学科共主持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资助项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项目、湖北省重点攻关项目10个，湖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12个，研究经费达到350万元，加上日方的总援助金额6.5亿日元，该学科5年间拥有的科研经费总额达到788万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溶入，相关学科也有人员参与，均有了较好的收获：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二、三等奖多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也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获取了大量资料，产生了涝渍特定背景条件下的新理论及新技术。这样既支持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也丰富了自己。这样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也促进了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通过科学研究的磨练和相关学科力量的参与，使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我校走向全国、占领全国湿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的制高点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2.3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发展，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

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使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建设，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将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科建设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在长江大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这种事例不时可见。如农学院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又将研究成果迅速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学科培育的大麦品种“鄂啤2号”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通过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种鉴定；啤饲兼用大麦“鄂啤5号”也于199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鉴定；我国第一个利用辐射育种成为种植面积上百万亩的高产、优质、多抗棉花品种“鄂棉15”于1990年通过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产、抗病、抗虫新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选出了早熟、高产、抗病三系杂交稻“汕优8号”，早熟、优质籼稻品种“青草早”，野败型雄性不育系“温线早A”和籼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农5s”；同时还先后选育出油菜“鄂油长荚”、“鄂农82矮蚕豆”、大豆“鄂豆6号”以及红麻、苎麻新品系和杂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计18个品种（系），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hm2，增加经济效益15亿元。

三、加强科学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目标定位

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标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现状，在运用科学研究策略促进特色学科建设的策略中也有一个目标定位问题。大目标虽然有可能产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标定得太高，难以达到，则反而会产生一些负效应，从而影响这一策略的继续实施。从现实与超前两方面综合考虑，应考虑所有现实条件（含现实可利用的条件）为上限，这样较为稳妥。

3.2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包括进行科研所需的设备，资金、物质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顺利进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及相应待遇等。要实施科研强学科、强专业、强学校的战略，必须要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一个系统工程。实施单位亦要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充分考虑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在硬环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进行设备的整合，或集中财力解决一定关键设备，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关单位的设备，在软环境方面，要制定相应鼓励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员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新晨

3.3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组织众多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条件。团队精神强，众多科研人员能够集合在某一个旗帜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较大，反之则不然，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员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单干户、“夫妻店”是很难再成气候的。与国家重点院校相比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条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团队精神则有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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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国家重点高等院校一样，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为地方经济服务这三大任务。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亦是衡量高校总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国家科教队伍的一员,地方高校更侧重于地方特色。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带有明确的目标和特色。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推动着理论和技术创新,推动高等院校特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完成国家赋予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正确认识科研对学科建设的关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科学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学科建设是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依据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对学科发展进行规范。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高级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基础,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学如果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就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就会在社会上立足。加强学科建设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务的前提下突出重点，突出特色。鉴于历史、区位、人才、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着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学科建设上更应注意将自己的特点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突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来加强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长江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本着“支持重点、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则，确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汉平原涝渍地开发”、“楚文化”研究为三大特色学科。也正是有了这三大学科的建设，不仅使学校在“油藏描述”、江汉平原涝渍地综合开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荆州古城墙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带动了学校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2004年里，长江大学就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居湖北省属高校获奖成果数之前列。

2科学研究在特色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2.1为传统学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动力

传统学科是原有学科经过长期建设，多年发展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学科的局限性日渐突出，各种各样的矛盾会日渐尖锐。要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充实新的内容，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形势。“农业水利土资源利用”是设在长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也是一个传统学科。在学科建设中，该学科人员紧紧抓住“江汉平原四湖涝渍地改造与综合开发”的科研课题，对以四湖涝渍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涝渍地特征为代表的南方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出“对同类型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在该项科研活动的过程中，项目承担者既充分地应用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的理论及相关知识，又通过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使400多万hm2次的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受益，产生了6亿多元的经济效益，也充实了该学科的内涵，为其他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2.2促进相关学科共同发展

科学研究是学科重要的生存空间。特色学科建设需要相关学科及科学研究的参与、渗透和支持，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参与能起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火花，产出新的科技生长点，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学科建设。在“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的建设者积极争取并参与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建设条件。该学科共主持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资助项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项目、湖北省重点攻关项目10个，湖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12个，研究经费达到350万元，加上日方的总援助金额6.5亿日元，该学科5年间拥有的科研经费总额达到788万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溶入，相关学科也有人员参与，均有了较好的收获：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多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也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获取了大量资料，产生了涝渍特定背景条件下的新理论及新技术。这样既支持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也丰富了自己。这样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也促进了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通过科学研究的磨练和相关学科力量的参与，使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我校走向全国、占领全国湿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的制高点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2.3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发展，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

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使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建设，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将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科建设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在长江大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这种事例不时可见。如农学院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又将研究成果迅速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学科培育的大麦品种“鄂啤2号”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通过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种鉴定；啤饲兼用大麦“鄂啤5号”也于199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鉴定；我国第一个利用辐射育种成为种植面积上百万亩的高产、优质、多抗棉花品种“鄂棉15”于1990年通过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产、抗病、抗虫新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选出了早熟、高产、抗病三系杂交稻“汕优8号”，早熟、优质籼稻品种“青草早”，野败型雄性不育系“温线早A”和籼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农5s”；同时还先后选育出油菜“鄂油长荚”、“鄂农82矮蚕豆”、大豆“鄂豆6号”以及红麻、苎麻新品系和杂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计18个品种（系），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hm2，增加经济效益15亿元。

3加强科学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目标定位

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标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现状，在运用科学研究策略促进特色学科建设的策略中也有一个目标定位问题。大目标虽然有可能产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标定得太高，难以达到，则反而会产生一些负效应，从而影响这一策略的继续实施。从现实与超前两方面综合考虑，应考虑所有现实条件（含现实可利用的条件）为上限，这样较为稳妥。

3.2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包括进行科研所需的设备，资金、物质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顺利进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及相应待遇等。要实施科研强学科、强专业、强学校的战略，必须要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一个系统工程。实施单位亦要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充分考虑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在硬环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进行设备的整合，或集中财力解决一定关键设备，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关单位的设备，在软环境方面，要制定相应鼓励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员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

3.3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组织众多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条件。团队精神强，众多科研人员能够集合在某一个旗帜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较大，反之则不然，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员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单干户、“夫妻店”是很难再成气候的。与国家重点院校相比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条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团队精神则有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