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屯堡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引言

屯堡方言濒临灭绝，操此方言者多为中老年人，屯堡后代课堂用语多为普通话或英语。屯堡年轻人面临着更强大而富有的社群时，会对弱小贫穷屯堡社群的方言乃至文化产生信任危机，从而拒绝融入古老的传统文化。随着贵州的开发，媒体用语、街道标识语与超市用语皆为普通话或英语，很有可能100年后，这种方言会退出历史舞台。

一、屯堡方言研究关注点

世界文化大融合、经济全球一体化、国家民族大统一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虽然没有禁止使用屯堡方言，但也不会为宣传与存活屯堡方言而有所作为。即便如此，屯堡方言还是引起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人文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屯堡语言非常独特，正是其独特性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屯堡方言的的种类和演变数据的缺失是世界语言学这门科学的损失。而且，不难看出，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没了屯堡语言，屯堡文化也会没了依附，从而在世界上逐渐消失。另外，语言的改变会导致大脑的生理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屯堡方言的研究并不是一定要复兴屯堡语言，而是客观记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完善世界语言科学和社会科学。

国际上有许多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尤其是濒临灭绝的弱势语言做了大量研究和记载，其研究模式和方法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借鉴。其中方言和文化的关系，也是语言学中的热门课题，取得很多成熟的理论成果，有的研究课题不仅保存了方言，而且推动了那些独特语言和相关文化的发展。屯堡方言作为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个案研究是历史和时展的必然。国内学者从2001年就开始了对屯堡语言的研究，如郑正强《南腔北调“二堡”话》（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吴之俊《趣说“屯堡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伍安东，吕燕平，屯堡方言初探[J]（安顺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吴伟军，从屯堡岛方言看早期贵州汉语方言的发展轨迹。贵州大学2005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袁本良，《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等等。[1]这些著作对屯堡语言的历史演变、方言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只是从学术角度的理论，但没有形成考证语料，没有语音实验室、没有方言类比图、没有方言分布图、总之没有屯堡方言的语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和保存；也没有挖掘方言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没有在深刻理论方言文化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科学和系统的翻译。

二．研究屯堡方言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对屯堡文化方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既利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社科研究，也利于地方高校屯堡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同时补充完善贵州屯堡文化资料文献的建设。从翻译学的角度看，只有弄清了屯堡方言与屯堡文化的关系，才能准确而科学地对屯堡语言和文化现象进行英译。译界公认，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2]从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屯堡文化的英译是时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和贵州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对外推广的需要。屯堡文化的英译实践目前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为了跟上贵州经济腾飞的步伐，推动贵州屯堡旅游资源的宣传和开发，更为了地方高校翻译专业的课程建设，屯堡文化英译实践与研究迫在眉睫。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了屯堡文化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研究透彻了屯堡文化，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全社会与全世界，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

三、屯堡方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基于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方言理论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关于方言的产生，沈兼士先生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言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新的语言替代旧的语言的时候，旧的语言会有残留，而残留的部分，便成为一种方言；第二，语言因地理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方言；第三，原来出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情况是纵方面的变化，第二、三种情况是横方面的变化，纵横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方言的全体。

关于方言学研究的内容，沈兼士认为基于方言的产生有纵横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方言学研究自然也应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方面的历史研究包括：第一各代记载中的方言之调查和比较，但如果对现代方言分布的状况没有调查清楚，那么这种材料也不容易研究出一个系统；第二，汉语从单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第三，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第四，语根的研究。横方面比较的研究包括：第一，语汇的调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第二，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第三，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第四，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

关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先生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从三个方面与古典方言学划清了界限。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传统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语言；传统的研究只是进行片断的考证，现在应该用友系统的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传统的研究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应该利用与方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作为建设新的方言研究基础。在具体问题方面，关于歌谣用字和考本字，沈兼士先生指出，倘若今字和古字都是依声托事假借来用的字，不必妄生分别定要用不通俗的今字。“至于歌谣中遇着有音无字的方言，且不必管它应该怎样写法，只要拿注音符号来表现出他的声音就得。倘是考出来的本字的声音，恰好与今字相合，那也不妨拿来应用；但必须有个限定：就是要现无流行的俗字，而其本字的声音，又与今语相合方才可以。”当然考证方言本字也是方言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沈兼士先生特别强调“我对于研究方言，是保定‘考证而不轻易改定’的宗旨的”。

研究屯堡方言，首先要有理论指导，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非常全面，完全可以运用来指导屯堡方言研究，同时结合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工具：计算机、语音设备等工具。因为国内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大体上以单一方言研究为主,基本上是采用“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单点方言研究得不透彻,不可能做成片方言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屯堡方言作更深入的探讨。不仅不能加快“抢救”方言的速度,而且对于一些有细微差别的语音,容易造成人为的判断失误,还可能给方言研究造成错误的结论。

结论

建立屯堡方言实验基地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描写法、比较法、系统法、论证法和归纳法进行屯堡方言研究，主要从方言史研究、词汇与文化关系研究以及理论研究几个方面论述了屯堡方言研究的现状，通过总结屯堡方言的研究成果来归纳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采取方言实地调查的方式，收录屯堡方言语音并分类保存；在研究屯堡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屯堡方言英译的实践；绘制屯堡方言地图，这三个项目的实施为日后建立屯堡方言数据库和屯堡方言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篇（2）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潮流铺天盖地，无论通都大邑，还是乡野山村，都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元素。不仅传统的汉人，已经抛却了祖传的服饰，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就是一些在现代化面前犹豫迟疑的兄弟民族，因潮流的汹涌，穿着打扮、风俗习惯也风气渐开，多多少少沾染了现代化的气息。然而，今天的黔中地区（以安顺为主），却依然聚居着一支风俗习惯、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的汉族群体。因这群人的来历，与大明王朝的武力征服有关，且举家迁徙背井离乡之后，有秩序地在黔中安营扎寨，聚族而居，“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1）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称屯堡人。

现在屯堡人的先祖本来生长于莺歌燕舞、莲叶田田的江南地区，只因践行明太祖“调北征南”的作战方针，而远离家乡。战争结束后，又为确保西南地区的繁荣稳定，而就地生根。没想到，这一住，就再也没有离开。

因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于当时较为落后的云贵高原，“以特定的身份来到特定的区域”，（2）又从江南地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且时时刻刻有作战任务在身，他们自成体系，较为封闭，即便今天，也还保留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气息。据有学者研究得知，这种独特的“屯堡文化”，随着岁月的变迁，时空的流转，非但没有丧失其原有文化的独特性，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甚至增强，“这不能不说是汉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3）

今年国庆，长假闲暇，笔者得空远赴安顺，深入屯堡文化村寨，与屯堡人的生活习俗零距离，全身心地感受这一群明代遗民几百年如一日的文化坚守。在屯堡文化保存较为完整鲜活的云峰屯堡，随着工作人员细致入微地讲解，一幅遗民文化的全貌逐渐清晰。

屯堡文化丰富多彩，在当地漫步，屯堡人的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作妙不可言的文化解读。因地制宜的石头建筑，鬼斧神工。闻名中外的地戏，内涵丰富。青、蓝色调的服饰，诉说着梦里水乡，一个遥不可及的江南。屯堡文化的可圈可点，一言难尽。细细品味，用心解读，任何一个方面均可写成皇皇巨著。而深入其中，即使皓首穷经，也难窥其全貌。只是S着工作人员的介绍，与屯堡人的深入接触，我突然对屯堡姑娘那双穿在脚上的“尖头绣花鞋”兴味盎然。（4）

一、式样

顾名思义，尖头绣花鞋因其顶端尖细，而特色鲜明，且尖细的顶端与宽大的鞋身和鞋根相映成趣。也正因中部与根部的宽大，而愈见顶端的尖细，对比突出的效果，于此立竿见影。同时，为了美观，也为了舒适，鞋子顶端微微翘起，形成翘翘的尖角，整体呈倒钩状。在大脚备受冷落，“三寸金莲”为人追捧的古代社会，这一对漂亮的尖角，即使大脚的女子穿上，也颇能迎合时人小巧玲珑的审美观感。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尖头绣花鞋的鞋帮和鞋底，均为布料，且为平底。与中国的传统布鞋千层底，有相似之处。但又与传统布鞋大多色调单一的审美，又有所不同。尖头绣花鞋，又因鞋面上繁复秀丽的花纹和精巧的刺绣，（5）而美妙绝伦。

因江南是刺绣故里，而作为江南遗民的屯堡人，这一点可谓风韵犹存。即使在戎马生涯，石头筑屋的黔中腹地，他们也不忘为祖传的刺绣绝活，腾出一席之地而精雕细琢。屯堡建筑所不可或缺的“走马转角楼”，（6）就是心灵手巧的屯堡女子挑花刺绣的地方。据说屯堡女子一生要绣出百余件花品，可见平时用功之勤。非但如此，临出嫁“报日子”的那天，还要收拢起来挑到新郎家去，在众乡亲面前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众乡亲的交口称赞，无疑是对她们的最高奖赏。也正如一首发自她们心灵的歌声所言：“熬更守夜绣枕头，绣出鸳鸯戏水图。有朝一日同共枕，好比躺在云里头。”（7）屯堡女子的勤奋擅绣，于此可见一斑。

尖头绣花鞋的鞋帮，大多以屯堡人最爱的蓝色、青色为底色，另外也有色感较为接近的绿底。鞋帮上的刺绣，多以色彩斑斓的花鸟虫鱼为主，加之高超的绣工，看上去栩栩如生，熠熠生辉。同时，也由于多山的环境，与战地的需要，尖头绣花鞋也与实际用途紧密相连。毕竟此地山高路险，战乱频仍，不比柔风细雨的江南。因此鞋帮上总有两层白布沿口而上，一直延伸到结实有力的小腿肚。穿戴的时候，可以打紧从脚踝就开始打起的绑腿，具有突出的实用性。也正因如此，不论劳作于田间地头，还是赋闲于饭馆茶楼，屯堡女子都会对这样的鞋子情有独钟。

很多史籍的记载，不屑于着眼屯堡女子脚上的那双尖头绣花鞋，更别说对鞋子的用途详尽记述。尖头绣花鞋，因实际需要，除上述构造以外，还有一个较为隐秘的所在。那就是为随时随地的防御性提供一个凭借。据云峰屯堡讲解员的叙述，每一只尖头绣花鞋的鞋根处，都有一个掩藏极为隐秘的孔洞，口径不大，仅可容一把尖细的匕首，且直通顶端，保证了匕首的长度。平时利器藏于鞋底，习以为常。一旦非常之时，则乘人不备，奋起一击。

二、成因

关于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的来源，有一个动人而取巧的传说，且与大脚马皇后息息相关。说是太祖定鼎之后，某年元宵佳节，皇城里花灯绽放，热闹非凡。马皇后久居深宫无聊，想去宫外的世界一游，与民同乐。遂乔装打扮，带上几个太监、宫女，悄悄出宫。一路上灯火辉煌，犹如白昼，且花样繁多，吸人眼球。马皇后目不暇接，游兴渐浓。皇城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市面上品类繁盛，争奇斗艳，虽不比皇宫摆放整齐、花里胡哨，但新巧可爱，近年新货，多所未见。马皇后徜徉其间，心花怒放，已忘了自己乃国母之尊。不经意间，一个乔装的破绽，露出了她那双与秀气无缘的大脚，引得看惯“三寸金莲”的众人一阵阵哄堂大笑。马皇后气不过，扫兴而归，回宫向太祖诉苦。太祖只笑不语，事后命人做了一双具有小脚特色的粽子样大脚鞋赠予马皇后，以示慰藉。马皇后穿上后，长裙及地，恰到好处地罩住了大脚，却独独露出一双翘翘的尖角。自此，尖头绣花鞋流传开来，而为远在他乡的屯堡女人一代代仿效。

且不说传说本身真实与否，单就内在心理而言，屯堡女子是想为自己的那双大脚寻找一个有力的说辞。毕竟在那个小脚横行的时代，她们的大脚总会显得无比另类，甚至还可能为人嘲讽。尽管她们也嘲笑裹脚D女的小脚为“羊角锤”，但我相信，这种嘲笑，更多的是对他人嘲讽的一种反击。因与小脚的传统有违，她们就想方设法寻找大脚的理由，哪怕是一个强有力的榜样。而母仪天下的大脚马皇后，正好满足了她们的需求。即便现在，笔者询问屯堡女子不缠足的缘由，她们也还会自豪地说：“我们皇帝娘娘不裹脚，我们也不裹脚”。事实上，她们不懂，当年马皇后之所以不裹脚，是因为出身不好，条件所限。

当然，细细体察，就不缠足一事，屯堡女子扯出皇后娘娘，“这种说法里面包含了屯堡人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以此来延续她们作为汉族人的自豪和骄傲，从心里提升自己作为汉民族的优越感的心理因素”，（8）应是较为合理的推测。但另一个方面，其不缠足，也是情非得已，甚至与大脚马皇后当年一样，缘于条件所限。

“研究各民族服饰的异同，似应联系地理环境的异同来考察。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往往形成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形成民族服饰的独特性。”（9）云贵高原独特的卡斯特地貌，决定着她们的生存环境，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征服者的姿态，又决定着她们的居留环境多处险要地带，依山傍水，既为居住，也为防御，且以防御为主。这一相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使得“三寸金莲”没了生存的余地，只有自然生长的大脚，才能于高低不平的山路健步如飞。

而征服者的姿态，又决定着每家每户的男主人，都肩负着沉重的作战任务，只要有号召，随时都有出征的可能。即使平时，防备意识也不能有所松懈。因为据史料记载，仅从明至清，大大小小的“焚屯”事件，就不下数十起。（10）所以，对于男人而言，重要的可能不是生产，而是防守与作战。那么，生产的任务，就自然而然由女人承担。而耕地种田，就更不是弱不禁风的小脚所能胜任了，舍大脚而其谁。

男子作战，女子在家独当一面，稍有危险，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家人。这一点需求，在尖头绣花鞋的设计上，也体现无遗。那个隐藏至深的小孔，一把尖利的匕首，可算是她们最后一道强而有力的防线。

当年明太祖“调北征南”时，一纸令下，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人各色人等迁来黔中。巫医百工，耕种刺绣，内地发达省份的各种技术，随之而来。时至今日，刺绣仍是屯堡女子的拿手绝活，并成为安顺地区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这种刺绣技术，操之于爱美之心浓烈的姑娘手上，自然也会毫不吝啬地运用在那双心仪的鞋子上。

综上所述，尖头绣花鞋的构成，既有随迁工艺的烙印，传承刺绣的绝活，也有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实在，即生产与防守，不可偏废其一的现实需要。

三、功能

“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安顺府志・风俗志》）当年明太祖一纸调令，这些南下的军士，就要拖家带口，离开世代生活的鱼米之乡，来到当时荒蛮落后的黔中腹地。在多山的云贵高原上，平原稀少，石头遍地，可耕之地不多，这一群视死如归的军人及其家属，初来乍到的首要任务，便是开垦种地，生存下去。据当地的《叶氏家谱》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乱之后……令屯军为民，垦田为生。”与历朝历代，百姓出资养兵不同，明太祖自认为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那就是实行军屯，意图实现军用粮草的自给自足。明太祖的这个办法好坏与否，众说纷纭，但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形成了镶嵌于云贵高原的屯堡文化。

屯堡人既以军人为主，且多为军士家属，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与军事战斗息息相关。就连屯堡人的食品也因为军事需要，而具有长久储存和收藏的特性。被誉为戏曲的“活化石”，流传至今的屯堡地戏，虽反映着屯堡人的农事生活，但都是以战争为主题，以英雄崇拜为特色。史载屯堡人“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的初衷。还有屯堡人的住宅，虽是就地取材，以石料为主，但更多的是军事考虑才如此这般。据现存屯堡建筑而言，村寨内部的巷子纵横相连，错落有致，而各个巷子又直通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既然屯堡人的生活离不开军事斗争，且很多生活习俗的形成，都有服务军旅的特征，那么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的出现，也应该具有服务军旅生活的功能。

如前所述，屯堡女子的放足，绝非刻意为之，而是特殊的生存环境所致。因为是军人家属，作战自然是主要任务，男子在外拼命厮杀，无暇顾及农业生产，那么生产的重担就毫无疑问地落在留守的女眷身上。而艰苦的劳作，只能使裹小脚的企求化为泡影。这也就决定了尖头绣花鞋的尺寸，大过时人称道的“三寸金莲”，而为屯堡女子所特有。

男子作战在外，在家留守的无非就是老弱妇孺。虽然是结寨而居，聚族而住，并且住处易守难攻，石头建筑牢不可破，军事色彩鲜明，但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毕竟会降低她们心中的安全感。而从明至清为数众多的焚寨事件，就足以说明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更何况，凡事也要有个以防万一。所以，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有个隐藏匕首的孔径，就再好理解不过。无非就是为了非常之时的非常之需，关键时刻给来犯之敌以致命一击，从而保卫家园。

所以，我认为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除了鞋面上繁复郁丽的花纹为了美观，极具观赏价值外，它的出现主要功能还是为了服务于军事斗争。不管是穿上它更便于田间劳作，以提供军需，还是隐藏的匕首可以攻击来犯之敌，为了使前方作战的男人能够义无反顾地痛击强敌，并尽快地凯旋而归，其实都是军事斗争使然。

参考文献：

[1]王子鹏、马晶琼：《浅析安顺屯堡建筑》，《华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页。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3]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W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页。

[4]方遥骸栋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设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页。

[5]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18-20、29页。

[6]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注释：

（1）王子鹏、马晶琼：《浅析安顺屯堡建筑》，《华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页。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3）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4）按，“尖头绣花鞋”一说出自当地导游之口，后笔者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发现此说有异，但经导游再三确认此说无误，且较为形象通俗，故采用此说。一般，学者在研究中，将此鞋称之为“凤头鞋”的居多。见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3页。极少有称为“尖头绣花鞋”的，见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页。

（5）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页。

（6）方遥骸栋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设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页。

（7）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页。

（8）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2页。

篇（3）

“地戏”这个名词来源于近代人，最早出现于道光七年《安平县志·风俗志》，是扮演故事的戏。地戏，是相对于高台上的表演，在平地上表演，四周均可观看，便称为地戏，这是从物理的角度对舞台的高低进行界定而产生的名词。

地戏作为军傩的遗存，其中的尚武精神一直流淌在屯堡人的血液中。地戏表演中的武打动作可以看到中国武术的影子。屯堡人关于地戏有这一种古朴的意识，那就是通过表演让自己的武艺不被荒废。所以不断地进行地戏的表演，会强身健体，可以提高武术技能。在民国初年的《续修安顺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草创开辟之后，人民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事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在这样的“初元”意识之下，军傩流变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地戏中武打动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是其整体动作风格的要领，贯穿于始终。经田野调查、资料查询，发现其虽然有共同的特点和特征，但每个地戏表演队所跳的动作，套路动作不一致，并且相同的节目如同一堂戏，每个村、每个人的动作也并不一致。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收集到、观看到、学习到、访谈了解到的动作从身体完成的部位将其归纳在一起，提炼出基础元素，即舞蹈“动作元素”最基本的单一动态，也有将某一个舞姿称为元素的[1]，对其进行分析比对，总结出他们的共同特征。

一、动作分析

将人体以胯关节为基点，上部为上身，下部为下身；上身包括：头、颈、腰（包括：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尾椎和胯关节保持动作的一致，当与上身动作有关系时，放入上身动作，进行分析；当与下身动作有关系时，放入下身动作，进行分析}）、上肢。下身包括：胯、双腿、双脚。这样的分类是为了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出特点，是从理性角度展开的分析，再将其归为各个系统，有利于掌握特征，便于从单纯的形式层面把握动作要素。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动作内在的律动、上身下身的协调关系、影响动作的文化、信仰、动作传递的信息，等等是很难通过单一的分析将其说明清楚的。我们将这一系列问题包括感性的理解均放在下部分（体态、动律特征）展开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动作、造型展现在面前时，往往是由身体多部位协调完成的，在做具体分析时，我们选择主要表现力的部分，也是动作特点集中的部位，体现在运动中是线路最长、幅度最大、速度快慢明显的动作部位，然后是一般表现力部位的分析。

1、上身动作。首先，因为“尚武”精神的存在，傩舞以兵器作为道具比较常见，也是地戏表演中必须的。在表演中，上肢使用兵器的动作表现力最强。表演的历史人物用过什么样的兵器，他们就使用什么样的兵器，当然现在已经以使用木质兵器为主，有些部位上镶嵌有金属材质。而在过去，使用的都是真刀、真枪，是战场上用的。上肢的动作均是和道具（兵器）共同构成的，通过上肢的运动，带动道具的运动，运动的路线是由道具的用法所决定的。战场的“再现”，以双人对打形式出现，兵器以杀敌和防身之用为首，具有现实的功用，所以上肢的动作以：劈、砍、刺等动作为主，动作简捷有力，粗狂质朴具有实战的感觉。在运动路线上是：从上向下，左右前后直线运动，表明他的功用。近些年来，也有戏曲、武术方面的学者、地戏艺人等将道具使用的套路、单一动作做了些归纳，如刀就有：反刀、转刀、穿刀、接刀等；枪有：撩枪、挑枪、抡枪、刺枪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名称均和其用法紧密相连，多是以发力方式命名，从中能够体会到上肢运动的多样性。笔者在刘官乡肖家村做田野时了解到，他们那里枪的使用就有12种之多，将这些动作与王秋桂、沈福馨编著的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中的部分资料图片结合思考，探索出了一些舞蹈创编中的动作。

造型动作有较多的戏曲、武术元素动作特点，拧、倾动势较为常见。通过腰部、胯部的前后转动使上身与下身不在统一平面或向前向旁的倾倒，产生出多种造型。在这些造型的基础上，进行多个动作的连接展示，此类动作艺术加工的痕迹较大，具有舞台表演的特征。多出现在人物上场，自我展示，单独唱段等时间出现，有个人能力展现的特点，也具有炫技的成分存在。使用道具做快速的旋转，如‘三剑花’之类。

总体来说，上身动作运动幅度较大，前、后、左、右均有体现，动态冲击力较强，力点明显，韵律不多。

2、下身动作。在动势方面：由于上身动作的特点，下身动作多以控制重心为主。小腿较为灵活，能够快速的移动，膝关节受力强，多在弯曲的状态下，降低重心，起到稳固的作用。胯部多为不动，配合上下身的协调。动作、造型方面有：弓步、马步之类屈膝动作。足部动作造型有虚实之分，虚步为没有重心，实步有重心。除去跳跃的动作之外，腿部几乎没有抬起完成的动作。腿以支撑身体重心的变化为主要目的。

3、步伐与跳跃动作，多种步伐交替出现，集体完成的较为统一、固定，少见跳跃。如：上场时的前虚点行进步：单脚前虚点地，之后抬起向前落下，换另一只脚前虚点地，交替行进。此步伐运动幅度小，节奏平缓，无跳跃感，仪式感较为强烈。左右后踏步：左右替向侧后方向踏步，此步伐多在圈的队形上完成，众人集体做，常配合着唱腔一同进行。个人完成的动作变化多样，没有固定样式，多根据个人能力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出现，统一比对之后有这样的特点：小腿和脚的快速、小巧的跳跃式运动，表现急切的心情，出征、杀敌之前，也会在逃跑之时运用此步伐。大幅度的单、双脚跳跃，在对打时，双方你上我下，脚下运动幅度极大，多伴有跳跃性动作，身置交换频繁。

二、体态动律特征

体态是指身体的姿态；动律是指运动的规律。体态和动律是舞蹈形式上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对某一舞蹈形态分析的基础，是舞蹈动作运动的规律所在。在舞蹈技术理论上来看，对形态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个”区分“那一个”，是与他者（舞种）根本区别所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对形态分析，可以发现和理解“动作背后”更多的人文知识和信息。在舞蹈形态的层面对体态和动律进行分析，将有利于对该舞种风格的掌握。根据美国舞蹈人类学家罗伊斯的观点：“风格是人们通过组合一些事物从而标示出他们身份认同的整个复合特征。它往往是由符号、形式以及潜在价值观组成的，包括：衣服、语言、音乐、舞蹈、房屋类型以及信仰等外显的形式与符号。这些形式和符号又是被价值包括友谊、宗教伦理和教化所支撑的。”[2]

文化的不同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行为方式的产生必定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舞蹈风格可看作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动作与行为方式对群体文化特征与精神的投射。精神气质也是风格化的。”[3]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就会有相应的行为方式、运动习惯。分析今天屯堡文化的样式，必定要从6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开始，因为有了大明王朝“调北征南”的军屯和“调北填南”的民屯，才会出现今天的屯堡村落。安顺地区的屯堡人多是来自今天安徽、江苏一带，至今仍然保留有独特的衣着、语言、建筑等生活习惯。他们不同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不同于今天的汉族，自称为“老汉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是来自于江南、中原地区，有高于提高贵州土著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从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因为驻扎在安顺这个地理位置优越，地式平坦，河流交汇，农业生产能力高于贵州其他的地区。从人文的角度来看，由于大量军士的存在，“忠义”思想是大家的共识，在意识方面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在这样的形式下，其文化有较高的优越性，在时间的长河中，才未被完全同化，并保留至今。但也必须提到的是，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有交流、融合、变迁，只不过地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保留至今。通过屯堡人的身世来源分析，我们发现：尚武精神和忠义思想是今天屯堡文化的高度凝练，转化为外在形式就是地戏的表演。只演历代的战争戏，不演生活戏、宫廷戏等，表现历史人物以关羽、岳飞这样的忠臣为最多，只跳英雄人物英勇杀敌，不跳英雄人物倒霉、不幸的内容是最好的说明。

在尚武精神和忠义思想及山区农耕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地戏表演者呈现的体态为：身体躯干部姿态呈现出自然弯曲，略有前倾之感，头部略微上翘，双脚在自然站位的基础上有所扩张。亮相时，往往是一只脚的重心，进可攻、退可防。动律为：上身动作千变万化，脚下运动灵活自如。上身动作多与道具结合产生，以直线、弧线运动，曲线未曾发现，动作力点单一、明显，表意性强。重心始终平稳控制，随重心移动产生相应步伐或跳跃，‘根’在脚下，表现出：稳、沉特点，快速运动起来有‘急如风’之感。技巧动作的英武感强烈。

地戏是贵州屯堡人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和族群特质的傩戏活动，传承几百年来以口传身授的方式成为贵州屯堡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屯堡人的来历、社会生活和，是屯堡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感交流、团结族群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地群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傩舞也成为屯堡人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其中动作的分析、研究必将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戏的保护和传承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X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6-0320-01

随着我国航空事业不断发展，机场噪声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合理地评价机场航空噪声污染程度，利用何种有效的治理方法对噪声污染进行控制已成为摆在环保部门、民航管理部门以及机场规划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机场进行噪声污染模拟分析及周边环境影响防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研究以桃仙机场为例进行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系统仿真研究。

1 机场噪声的特点

航空噪声是对航班起、降、滑、试过程中产生的不规则声响，尽管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机身会产生一些空气动力噪声，但航空噪声主要还是来源机的发动机，特别是各种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1-2]。航空噪声最显著的特点是独立且间断噪声的不规则发生，具有声级高、频率低、影响范围大、间断性、非稳态等特点[3]。

2 噪声预测

3 仿真方法

（1） 桃仙机场建模方法

搜集有关的素材，它包括表示地形的海拔数据，表示河流山川道路等的文化特征数据，仿真中所需要地形的尺寸以及地形纹理等。然后，构建地形原始数据的高度场，通过Global Mapper整合3S数据和DEM等高程数据，进而生成三维数字化地形，项目将通过收集的相关数据实现对研究区域的三维模型的仿真。

（2） 飞机实体及飞机噪声建模

研究采用Deep Exploration将生成的数据采用文件格式转换为ads格式，然后再在Creator中转换成flt格式。将飞机作为点源，依据预测模型LWECPNL构建三维立体噪声源。

4 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仿真系统

根据以上建模方法，针对桃仙机场进行仿真模型构建的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仿真系统见图1。

5 结论

（1） 飞机噪声综合仿真结果表明富家屯、桃仙镇、达子堡三个村屯均位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远期规划》和《沈阳民用航空产业园区规划》用地范围内，富家屯、桃仙镇、达子堡三个村屯均有部分住宅LWECPN超过75 dB。

（2） 噪声污染模拟模型还需要根据实际工作进行不断的修正。3D建模技术在机场噪声污染模拟中的应用，能够更加直观的反映出机场噪声影响范围和程度，有利于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分析。目前，国内还没有成熟的用于机场环境影响评价的大型三维仿真软件系统，本研究将为此类软件系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田婴.民用机场航空噪声控制及其标准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天津：中国民航大学交通工程学院，2005：1-63.

[2] 中国民航学院航空港工程系课题组.民用机场航空噪声影响控制研究报告[R].国机场噪声影响控制研究及相关参考资料汇编，2001.

篇（5）

19世纪下半期由于新疆动荡的局势，从而引起西方学者对维吾尔历史的关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写的两卷本的《自然地理学——新疆》收集了从古代到19世纪70年代有关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8]。此书现在仍未失去其价值。

当时尽管已出版许多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但有关其族属问题仍未解决。蒙古学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罗夫（D.Banzarov）甚至不认为维吾尔人是突厥人。从19世纪末俄国出版了两种专著后，对此问题再也无人产生怀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维吾尔人历史考》[9]和波兹涅也夫（D.Pozdneev）的《维吾尔历史概要》[10]。波氏书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关于维吾尔历史已出版的论著。

巴拖尔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对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七河史》、《中亚出差报告》、《中亚》、《蒙古统治前中亚的基督教》、《吉尔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历史》[11]等（现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纪许多俄国旅行家也对居住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给与了注意，如格鲁木-格尔日麦罗（Grum-Grzhimaylo）的《中国西部旅行记》[12]。在此书的第二卷中有关于北山过去历史的专章记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书一样，综合了不同作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汉学家和中亚史学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对新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3]。法国另一位汉学家叩节（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国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关于突厥、蒙古史的论述[14]。

维吾尔史在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R. Grousset）的《远东史》和《草原帝国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书[16]对研究维吾尔历史也具有指导意义。书中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法律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

1947年雅库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发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国（9-10世纪）》一文。文中依据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纪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历史[17]。

德国的冯·加班（汉文名字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献给维吾尔语文、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研究，生前共发表这些方面的论著三百多种，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奠基人。她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与其老师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鲁番突厥（回鹘）文献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鹘文玄奘传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古代（回鹘）语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转向对维吾尔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发表了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1952，载《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载Asiatica—F.Weller教授纪念论文集）、《古代（回鹘）人的纪年》、《中亚的佛教》（1961，载《东方学手册》）、《高昌回鹘王国》（1961年美因茨科学院出版，由我翻译的汉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土鲁番收集品中的印刷术》（1967，载《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SDAW， 人文科学类》、《高昌王国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书有邹如山的汉文译本，书前载有我写的对葛玛丽教授的简单介绍）、《中亚学导论》（1979）等许多重要著作。在对古代维吾尔艺术研究方面，除了《维吾尔的佛教艺术》(为她1982年秋访问我国时所做的学术报告，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通讯，9，1983》外，尚有《回鹘文十王经中的木刻插图研究》等[18]。

法国回鹘史专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为美国人，1974年加入法国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鹘（按即古代维吾尔，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论文，于1955年出版（我国有耿昇的汉文译本。 1988年出版了此书法文的补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获突厥语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曾两次被译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研究》（两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一生除专著外，尚数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突厥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所谓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现的Toquz Oghuz（九姓乌古斯）实际上就是汉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为“九姓，九个氏族”），也就是说oghush “姓氏、氏族”一词因受到前面词toquz “九”中尾音 z 的类比同化影响，从而也变成oghuz。这一点正与汉文史籍相符（在汉文史籍中只载有“九姓”或“九姓铁勒”，而不见“九[姓]乌古斯”）；所谓“九姓”（突厥文称“九（姓）乌古斯”）实指“九姓铁勒”或“铁勒九姓”。回纥（回鹘）只是九姓铁勒之一。回鹘一般自称十姓回鹘（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萨莫林（W. Samolin）的《12世纪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书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论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础上写成）。

1966年前苏联吉洪诺夫出版了《10-14世纪回鹘经济社会结构》（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书。此书由下列章节组成：1）导论，2）6-9世纪的回鹘，3）东部天山的回鹘王国，4）农业，5）城市和手工业，6）贸易和高利贷，7）租税和劳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农户，10）村社，11）文化和风习[19]，12）结束语。

1983年出版了马里亚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纪回鹘王国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开始出版由俄国学者集体撰写（主编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专著代表西方学者研究新疆和维吾尔历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腊、罗马关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们习惯于汉文史料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内容是：1）导论，2）研究史，3）石器时期，4）青铜器时期，5）早期铁器时期，6）古代（希腊、罗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的新疆，8）7-10世纪的新疆，9）伟大的丝绸之路。第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献和宗教。第三卷内容是关于古代新疆的社会经济。第四卷是关于新疆民族的服饰。

1991年由多位前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维吾尔族简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写得不错，由下面7章组成：1）导论，2）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历史的态势，4）公元5-10世纪的早期封建王国，5）诸封建王国的形成，6）蒙古统治下的维吾尔族，7）9-13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

最近获悉20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了喀马罗夫K. Kamalov的《8-9世纪的古代维吾尔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80-90年代组织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为止已出版五卷六册）。其中的第四卷分别载有西诺（D. Sinor）教授撰写的《回鹘汗国》和我撰写的《高昌王国》。

1990年由西诺教授主编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亚维吾尔学家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写关于回鹘的专章(此人1972年根据两唐书曾撰写出版了《回鹘汗国》一书)。

1992年美国学者郭尔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历史导论》的专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为回鹘史。

1992年德国学者沙尔立普（W. Scharlipp）发表了书名为《中亚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关于回鹘史的部分内容为：1）回鹘人的早期历史，2）（蒙古高原）回鹘汗国，3）新疆和甘肃的回鹘王国，4）现存回鹘文献：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

2000年由国际东方学会组织出版的《前伊斯兰时期诸突厥民族历史》一书[21]中载有我的长篇论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国》(德文)和西诺的《蒙古高原回鹘汗国》、德国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鹘王国》（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鹘王国》（法文）等[22]。

以上简单介绍了西方学者近二百多年对回鹘（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概况。我认为我们在研究维吾尔历史中对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注意的不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国学者的外语功力差、不注意国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鹘等新疆古代语文材料有关。汉文史料对研究新疆史、维吾尔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况一百多年来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国外，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专著出版。希望我国年青一代维吾尔学学人能更上一层楼，青出于兰胜于兰，为我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此处西方主要指俄国和欧美。此外日本学者也对回鹘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拟另外撰文介绍。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5]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6] Opisanie Ch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 1829; Sobraniy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y Azii v drevnie vremena ， 1851.

[7]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1835.

[8] Zemlevedenie K. Rittera… vyp. I-II ， 1869-1873.

[9] K voprou ob uygurakh ， in Radloff: Das Kudatku-bilik ， 1893.

[10] Istoricheskiy ocherk uygurov，1899.

[11] 1) Ocherk istorii Semirech’ya， 2) Otchet o poezdke v Srednyuyu Aziyu， 3) Turkestan ， 4) O khrestianstve v Turkestane v domongol’skiy period， 5) Kirgizy， 6) Istorriya turetsko-mongol’skikh narodov.

[12] Opisanie puteshectviya v Zapadnyy Kitay，t. I-II ， 1896， 1899.

[13]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911-1913等等.

[14] Histoire generale dela Chine， Paris ， 1920-1921.

[15] Histoire de l’Extreme-Oient， 2 tomes ， 1919; L’empire des Steppes，Paris ， 1939(后一书的英文本题作The Empire of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70).

[16] Obchshestvennyy stroy mongolov-- Mongol’skiy kochevoy feodalism ， L. ， 1934.

[17] Arabskie I persidskie istochniki ob uygursko-turfanskom kniazhestvev IX—Xvv.， Trudy otdela vostok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yp. IV ， L. ， 1947.

[18]详见拙文《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译成中文，发表在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译丛》，6，1978。

篇（6）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是经过无数代民族民间文化艺人创造、发展、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性格、习俗、修养和审美。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文化融合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在进行，很多曾经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族民间艺术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有些甚至面临传承、发展乃至生存危机。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状况，近年来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国家各种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各种政策、文件逐步出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8％，拥有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等在内的40多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或迁徙过程中，创造了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本土文化和民间艺术，并一直保存延续至今。贵州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相对封闭落后，受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小，原生态文化状态较为稳定，许多原有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民间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这里主要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有地戏、蜡染、刺绣、银饰、木雕、山歌、铜鼓、唢呐、侗族大歌、芦笙歌舞、苗族舞蹈等，部分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然而由于贵州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局面，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贵州人民奋起直追，却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两难局面。这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靠口传心授，且部分民族民间文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新时期，年轻人多靠外出打工发展经济，使得我们的本土文化无法得到有效传承、发展和保护。以笔者所在的村子为例，以前春节跳地戏时，全村人都围着看，是全村人整个春节期间的娱乐方式，现在跳的人少了，看的人更少，有时看地戏的还没有跳地戏的人多，大家都在家打麻将、看电视。可见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传承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逐渐消亡。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中国（贵州）第一届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是现代的传播价值。”他指出，多彩和谐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推动贵州省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贵州将加大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阐发力度、保护传承力度、开发创新力度，推进民族民间文化内容创新、传播方式创新，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服务现代。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在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思考，但都限于在民间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需要民间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自觉参与，以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很难做到的。仅靠这些民间文化艺人自觉地去保护和传承，就得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更谈不上发展。即使有部分有经济头脑的民间艺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无法广泛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参与。校园传承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保护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补充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一、贵州民族民间艺术校园传承的条件和优势

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多少年来都靠本土艺人自觉传承，与政府行为关系不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自觉性逐渐消失，要很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必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不得不介入其中，共同推动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从贵州省目前状况来看，很多教育部门无论是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地方文化团体，还是中小学，都是在自觉地进行本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但由于都是自觉性的，并未引起广泛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基本的了解和认知层面上。部分高校虽然出现了一批研究本土文化的学者，并成立了一定的研究机构或建立了一些小型博物馆，但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校园传承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支持、领导重视，还需要更多的人才、人力和资金，还需要严格计划、投入和研究，要有组织、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整合。随着贵州教育的发展，很多高校都设立了艺术学院或艺术专业，有专业的教师队伍及学生，数字化、信息化程度高，信息来源广，有可供研究的资金，与地方政府、文化单位及民间艺人之间都有着很好的沟通渠道，有一定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基础，这是很好的条件。同时，国家大力提倡应用型人才培养，重视职业院校发展，政府对高校研究本土文化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优势条件给予了高校继承、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较大的空间。近年来，很多高校教师都在通过撰写论文、申报课题对本土文化进行调研、发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能够记录、整理和保存一定的本土艺术，只是尽到了知识分子应尽的部分责任。但我们在如何培养适合继承、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艺术的人才方面还做得不够，在如何培训指导民间艺人、提高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方面还做得不够，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继承和保护地方文化艺术的同时，让我们的本土文化艺术焕发青春，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还做得不够。只有充分利用校园人才优势和条件，结合本土资源优势，才能保证我们的本土文化艺术在校园内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篇（7）

一、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115-02

与全国重点大学不同，地方高校往往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地方高校自身具有的一种优势。在课程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地域优势。本文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为个案，从自身的教学经历出发进行阐述。

一、地方民族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创立于2000年，依托桂林这一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在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和国际旅游胜地等背景下建设发展。如何利用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大好空间，进行地方高等院校课程的改进，培育社会急需人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身文化底蕴丰厚，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自然与人文叠合的景观，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壮、瑶、苗、侗等11个少数民族，其文化资源是较为丰富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灌输这些地方文化并引导学生共同挖掘。

高等院校为地方经济服务，“富民强桂新跨越”既要富民强桂，更要人文强桂。专业设计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而区域文化及企业文化背景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重要方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尚未经过专业学习，对地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无法做到融会贯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地方民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专业域有极强的求知欲。地方特色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旅游管理专业就业方向更趋向于所在地域，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地文化资源与特色。

二、地方文化资源在教学课程中的设计

（一） 课程设计体现地方文化特色

旅游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兴专业,新开设的课程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尚不明确,致使在课程结构设计中偏重理论知识, 轻视人文知识。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大大忽视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旅游专业课程中要强调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广西区域民族文化的源起、特点、分类和发展规律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如民族建筑物、地方特色小吃、服饰、民歌等丰厚的人文内涵。如此一来，建议本科专业学生开设旅游文化学、广西旅游文化概论、广西民族民俗旅游、广西文化旅游英语等课程。遵循认知规律，选取广西各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学生真正领略广西民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滋养。

（二）选编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素材作校本教材，以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为主体

为了有效地实现校本课程目标，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并共同开发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与学素材，作为校本课程实施的媒介，这些素材构成了校本教材。高等院校旅游专业教学中实践性训练必须结合地方旅游文化资源在内的旅游方面的内容。

参考近年来广西出版的优秀文化作品，如《桂北文化研究》、《红水河文化研究》、《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国―东盟博览会・民族丛书》、《壮族丛书》、《广西通志・民族志》等书籍编写本院民族文化旅游的校本教材，共同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提高广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以《广西民族民俗旅游》中的广西民歌与节庆进行教学时，可以把广西不同民族的民歌资源和节庆加以利用，形成教学素材，介绍壮族的“三月三”、“歌圩”、瑶族的“做娘”、侗族的“会期”、“吃冬节”、苗族的“赶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节”等。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汇成，使得广西“歌海”之誉广传天下。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实践领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逐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学资源来促进课程设计，达到教学效果

让地方特色文化走进专业实践训练，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良好方法。本人还会利用自己平时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如贵州的侗戏和屯堡戏、湘南江华的瑶族蝴蝶歌、照片、实物来进行展示，让学生进行对比学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在实际中已聘请当地的政史教研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西山博物馆、广西10+1生态博物馆等部门的负责人员专门以专题形式为学生讲解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根据旅游专业课程的具体特点，旅游专业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利用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引导学生能在课堂发挥主动性, 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尽量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可操作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精神，逐步形成一个感知――理解――灵活运用的良性循环，从而培养出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

各地的、各民族的学生会积极利用自己的优势共同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本人在教学中有三江侗族、龙胜瑶族、靖西壮族、那坡黑衣壮等各民族、族群的同学参与教学，对他们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可以丰富各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如此一来，教学也摆脱了以往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弊端,以实践为特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进行鉴赏和对比，培养学生对地方文化的领会和挖掘。

以《旅游专业英语》为例，教师给学生分配了以下资料搜集任务，“对自己所熟悉的旅游资源或者景点进行介绍”。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书籍、报纸等途径寻找关于广西的景点，包括桂林象鼻山、七星公园、芦笛岩、柳州鱼峰山、靖西绣球街、上林大明山和大龙湖、北海银滩等英文资料。学生通过准备，把主题做成PPT格式，图文并茂地展示景点及旅游线路，比如人文地理、历史、发展现状等。在课堂中进行Presentation，时间为3-5分钟，而其他同学必须准备关于主题的1-3个问题，由负责Presentation的同学进行现场回答；遇到生词、专业词汇时，教师可以把它写在PPT上进行解释与解读。教师把这些PPT搜集起来做成课程教学资源库，由大家共同参与完善与改进。

四、教学实践环节引入地方民族文化

（一）民族文化展示平台

旅游专业依托每年的校园旅游文化艺术节，教学成果展示等机会要求学生要进行模拟训练与展示，每个同学都要参与展示，辅导教师及时做出纠正与指导。在学习民族戏曲、曲艺之前，让学生事先观看一些民间戏，对传统戏曲的角色、唱白、情节模式、场景等有着清晰的感性认识，然后教学过程中以师生交流为主，引导学生总结归纳。这样不仅节省课堂时间，而且能调动学生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一些“演员”学生之后便任职于一些本地话剧团、戏曲团，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文化发展。

（二）任务驱动式实地考察

任务驱动式的实地考察不仅可让学生了解地方文化，还可以服务于课程教学。桂林印象、刘三姐景区、漓江民俗风情园、世外桃源景区、刘三姐景观园离我校都很近。在学习民族文化之前，可以先让学生到风景区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并对风景区中各类有关壮、瑶、苗、侗民族文化详细记录、拍照。课堂讲授时便以学生汇报为主，让学生将教材内容与实地考察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对照，从而提高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认知和体悟。

（三）论文、调研设计环节

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在大学四年期间要求必须参加一次创新杯论文竞赛，在此任务驱动下学生有机会到广西各县、各民族地区接触各民族的文化，这对他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创新杯论文的设计可以让学生的综合知识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是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提出要学生注重旅游景点的文化内容探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同时要求学生要结合地方旅游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具体的实践地点，对实习实训的认识，对地方文化的领会等方面来完成设计。

在旅游专业教学过程中，地方旅游文化的渗透和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丰富的地方文化底蕴，要真正做到以就业质量作为检验教育教学的标准，突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断地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篇（9）

    青岩镇位于贵州喀斯特高原溶原面上,距贵阳市29公里,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是贵阳古代的重要门户和交通咽喉,也是明清时期集传统文化、 宗教文化、 军事文化于一体的重镇。古镇内现存寺观庙宇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有九寺、八庙、五阁、四洞、二祠、一书院之说[2]。青岩古镇的城墙和民居围墙、石板路、民居、宗教和书院建筑等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城市的建筑要素,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安全乃至精神等各个层次的需求。生活与安全需求可以认为是人的工具性需求,而精神需求则是人的人文性需求。

    1 喀斯特传统建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解读

    1.1 基于安全性需求的喀斯特城市军事建筑

    青岩古镇约在明天启四~七年(1624~1627年)由土司班麟贵召土司、土目民众在青岩司构筑而成。其子班应寿子承父职,于清同治十七年(1660年) 增建定广门。清嘉庆三(1798年),武举袁大鹏重修青岩城。清咸丰四年(1854年),贵筑县团练使青岩教寨中斩杀洋教徒的赵国澍散家财又重修青岩城。青岩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形成由内城南门、定广门(青岩镇的南大门)、北门、西门围合的标准的喀斯特古城镇[2]。青岩作为贵阳的桥头堡,是因为贵阳居西南几省之中,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明代的调北征南及明、清的改土归流均先据贵阳以控全局。比如在大规模改土归流中,大小战役就有数十起。而青岩城的周密防御体系为贵阳政治、经济、军事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另外,青岩还是贵阳粮运的生命线。在明清两代,贵阳粮食全赖定番、广顺供给,《黔南识略》称“若定番之米不至,价别陡贵”;在军事上青岩还掌控着八番十二司[3]。由此可见,青岩的“桥头堡”作用,需要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以作安全防护的需要。

    1.2 基于生活性需求的城市古民居建筑

    青岩古镇所处地区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薄层灰岩出露,石材丰富,大量的薄片状石材成为天然的建材用料。这种建材具有耐风化,对风吹雨淋有较强抵抗作用的特点。人们可就地取材,修建石板房;也可以将石头与木料结合使用,从而形成多种房屋建筑格局。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喀斯特建筑逐渐发展成多种建筑形制,如穿斗式和抬梁式,以及各类柱础、围壁、石阶、院坝等。为了防护雨水对房屋的侵蚀,双重檐成为青岩民居的主要形式。青岩雨量充沛,气候潮湿,高柱础被普遍使用,柱础可以高达一两米,有多种单体造型和组合造型[4]。

    1.3 基于精神需求的宗教建筑

    青岩宗教可以称为“万神齐聚”,信奉的神有玉皇大帝、弥勒佛、观音菩萨、耶稣、基督、孙殡、祖师、二郎神、火德真君、水神、井神、树神、土地神、孙思邀、黑神等。各行业还供奉有自己的神,如药行供奉孙思遂,鸭行供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布行供奉轩辕帝,兵圣孙腆则由皮匠供奉。青岩宗教的繁荣催生了众多的宗教建筑,有“九寺八庙”之称[4]。

    青岩四教并存、和谐相处的格局是交通区位、行政管辖、经济基础以及宗教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形成的[5-6]。又以屯军和大量移民商贾众多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为宗教建筑产生的前提。宗教需求和宗教建筑发展相辅相成,在青岩形成了明清时期繁盛的景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建国后的“破四旧”运动,部分宗教建筑被毁。改革开放后,民间宗教信仰开始复苏,尤其是“古镇”地位的确立,宗教建筑得以逐步修缮。

    除了宗教建筑外,青岩的楼阁、书院、牌坊等建筑都是维护礼制、文治教化等的产物,古人在构建青岩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塑造了青岩的精神文化空间。这反映了人们对建筑场所寄予的思想、信仰和情感依然强烈,喀斯特城市的传统建筑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性需求。

    1.4 喀斯特城市传统建筑装饰的人文性

    喀斯特传统建筑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安全需求,同时又兼具了人文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建筑的细节刻画上,比  如柱? ⑴品

    榴形的立柱抱鼓,既取“福”、“禄”的谐音,又有“多子”的涵义”;桃子、牛角、虎头都被认为可以避邪,寿桃寓意长寿。门斗、门簪、连楹上的石榴、葫芦、葵花等木雕,也寓意“多子多福”;如意、牡丹、祥云、龙凤、象、羊等图案,象与羊均与“祥”音近,常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喀斯特建筑在室内外融雕刻、书法、绘画等各门艺术于一体,人们的人文性需求在建筑装饰上得以充分表达[7-9]。

    2 喀斯特城市现代建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分析

    2.1喀斯特城市现代建筑的工具性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水泥钢筋为原料的现代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喀斯特城市中涌现。砖混结构或框架结构的普适性技术解决了城市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的技术难题。喀斯特城市高层建筑要考虑裂隙、溶沟、溶洞的走向、深度、宽度和盆地淤积层等情况处理高层建筑的地基问题[10],这也是城市建筑考虑的首要问题,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性需求。同时,由于贵州喀斯特城市平地少,制约着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再加上城市规划的滞后性,单一地块的使用较为普遍,城市建筑尤其是商业建筑的经济效益往往被放在首位,而朝向、通风乃至防潮等等基本的生理性需求考虑则位于其次,只略从技术上来改进,在同一建筑内部和建筑群体之间难以获得最佳效果。另外,亚热带地区喀斯特丘峰和中、低山地貌,山坡陡峭,山体坡高在几十至几百米范围内,伴随城市化发展,建筑开始向山体斜坡上蔓延,但这类建筑还缺乏独特的设计以适应地形的变化特点,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的建筑对传统缺乏很好的借鉴。

    2.2 喀斯特城市现代建筑的人文性分析

    总体上看,喀斯特城市建筑目前主要基于工具性的需求,对使用者的人文性需求考虑不够。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除了水、电、路等基础功能外,医疗、文化、教育等城市功能正在多元化。除了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外,广场、博物馆、图书馆等人文性需求的建筑在青岩等小城镇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在贵州喀斯特较大城市如贵阳等地,又由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文化建筑设施往往体现其民族性。虽反映了一方面的地域性内容,但对自然性的地域性关注不够。城市建筑在整体风貌、建筑风格以及局部和细节上对人文性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2.3喀斯特城市现代建筑的地域性的形式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部分设计师开始追求城市建筑的人文性回归,诸如道路的铺砌和建筑的装饰都在体现地域性特色。在步行街、城市公园用各种手法铺砌的石板路、宾馆用个性化的风格装饰,如贵阳小河的“全家福”酒店利用石板房装饰的大厅,都从形式上反映了喀斯特城市现代建筑对地域性的回归,以满足人们对乡土、对历史的怀旧之情。

    3结论与讨论

    喀斯特城市传统建筑集中反映了喀斯特地区的地域属性,而这一地域属性又是基于人们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需求形成的。但现代建筑中对传统建筑风格与形制忽略较多。在与全球化抗争的过程中,一部分建筑精英开始反思地方建筑的重要性,使得传统建筑风格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但大量流于形式的建筑又受到地域性建筑主义的批判[12]。实际上,任何城市的风貌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传统和地域文化的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的形式、风格和生活方式,“崇尚现代”也不应以新奇为目标,建筑的意义在于发掘与居住、生活、心灵期待真切相关的东西,目标应指向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13]。所以广义的地域主义建筑又在建筑界被讨论,强调利用现代材料与科技手段,融汇当代建筑创作原则,针对当地气候条件而设计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12]。但目前,中国的地域性建筑局限在于“形式本位”,同时缺乏技术因素的支持[14]。

    因此,喀斯特地区的城市建筑需要考虑具有广义的地域性问题,其本质是兼顾人们对建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求,即如何利用传统的建筑设计技术,体现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和地域文化特色。在基于青岩的案例上,我们认为,只有满足当代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求的建筑才是最具价值的地域性城市建筑。因此,这需要建筑设计师们既要研究喀斯特地区城市的地理情况,还要研究这一区域人们的人文性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屠玉麟等. 独特的文化摇篮——喀斯特与贵州文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2]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岩镇志[M]. 贵阳: 贵阳人民出版社.2004

    [3] . 青岩古镇军事攻防体系研究[J].小城镇建设2002(6): 76-79

篇（10）

中图分类号： C95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进行，前者着重探讨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以服务于社会现实，这主要以民族关系史、民族理论研究体现；后者侧重民族关系现状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互动现状的研究，来为民族关系的现状把脉，以揭示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主要以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关系研究为主。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国是一个有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 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兴衰存亡。所以，探讨和研究民族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综述中外学者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展现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概况，并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较成熟。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并有过多次种族和族群冲突，这使得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纪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相遇、 竞争、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族群同化。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盎格鲁――撒克逊”、“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这些变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7 个专题或族群融合的7 个子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1）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2）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3）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则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2] 。1975 年，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民主义》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发达核心地区和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 一个是“扩散模式”， 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 实质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彻底化解， 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假设， 现实中的族群关系远比这理论上的假设复杂。“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民主义相似的统治形式， 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国内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采取类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当作殖民地来对待， 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制， 在经济上掠夺[3]。国外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深深影响和促进了我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 、2003年赵利生著 的《民族社会学》和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中都把民族关系作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对民族关系具体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倡导建立“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倡一种现实性、动态性、关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4]和《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学科框架，并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登和英格尔提出的变量体系和自己的实际研究，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他所提供的族群关系变量分析、微观层次上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宏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社会学民族关系测量指标的提出和应用，使国内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了量化和实证性分析的阶段。

二、民族社会学中对民族关系的界定

民族关系研究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认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5]。贾春增主编在《民族社会学概论》中提出，所谓民族关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群体交往即群体互动中，体现群体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联系形式。民族关系的性质，从根本说来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6]。郑杭生从社会学社会运行论的角度， 从广义上将民族关系界定为民族社会关系， 具体包括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关系等。民族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 并受社会政治制约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7]。2003年赵利生在其 《民族社会学》[8]中，从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民族关系的动态分析、民族关系互动的空间和衡量民族关系的变量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但也没有具体、确定地给民族关系给出一个界定。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提出，民族社会学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民族社会学”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9]。马戎关于把民族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但又通过民族关系来扩展民族之间的理论、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目标、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通婚等问题。

其实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权威性定义，甚至像《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这样一些权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书也忌涉“民族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识：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复合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关系”[10]。

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

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1990年，马戎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并与国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较研究，他对拉萨市的民族关系作调查并写出了《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此外，他对内蒙古赤峰市的蒙汉关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族际关系研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11]中，综合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区史的叙述框架，通过对呼和浩特市（汉译“青城”）蒙、汉、回、满四族在人口迁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与权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场域的民族构成与交往、语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对影响民族交往的条件和因素的系统分析，展示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世态与心态，发现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和机制，总结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当代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质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对新疆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丽的《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宗保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12]一书中，分别从回汉关系的历史特点、民族居住格局、学校和工作单位中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族际通婚等专题入手，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回汉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现状。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对西北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张海洋、良警宇主编的《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对中国杂散居民族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对民族关系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与探析。

近年来，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推出了一大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围绕着族群、族际互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如马建福的《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为个案》、徐燕的《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回族区为例》、马勇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马艳《回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为例》、敏俊卿《甘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阿依努尔的《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谭茜的《论康定城的汉藏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此外，还有新疆大学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兰州大学何生海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恭门镇为例》。这些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关系的，理论上秉承了国外民族社会学和国内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在方法上主要应用了民族社会学衡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成果的出现，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是新型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界在吸收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立足于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语言使用等不同的变量来测量和研究民族关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13]、《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15]、《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区的族际通婚作为一个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来观测当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17]、《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18]也是通过民族迁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民族关系现状。《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19]以民族意识为指标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单独和细化研究。这种研究，客观上延伸和推进了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进程。

除了以上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例如，徐黎丽在《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20]一书中对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列举出作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个案，这对当代民族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她在此书的附录中对自1994 年以来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了一个整理，其中不少论文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来探讨民族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被结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如余振和达哇才仁主编的《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21]就收集了19篇论文。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问题。首先，聚居区民族关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西部民族关系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倒退的迹象，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利用外，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关系的国内自身产生的原因，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不平衡和危机会更加明显；其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之间、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 这些变化在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 也使杂散居民族关系（主要以城市民族关系形式）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和问题；还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较，人口极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加弱势，虽然国家制定和执行着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项政策，但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来越弱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小、少”民族的现状也促生了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社会学视角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各类民族关系的距离，并分析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提出缩短这种距离的对策，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学术研究界也不断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1-182.

[2]马建福.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个素[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3]于海泉.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回顾[J].武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1）：32-33.

[4]马戎.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5，（1）：5-16.

[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6]贾春增.民族社会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7]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赵利生.民族社会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9]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刘敏.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关系及其战略调整[J].新华文摘，2008，（14）：1-6.

[11]王俊敏.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2]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13]许振明.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J].甘肃社会科学，2005，（6）：194-197.

[14]吴晓萍.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10，（6）：63-70.

[15]梁茂春.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J].西北民族研究，2004，（3）：172-186.

[16]杨志娟.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J].回族研究，2002，（1）：36-44.

[17]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J].西北民族研究，1997，（2）：7-28.

[18]王建基.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00，（1）：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