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26:17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博士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2.论文撰写前应翻译完整的外文文献1~2篇(中文字数不低于3000字),要求翻译的内容与课题相关;撰写与课题内容相关的文献综述2000字以上。
3.论文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制图标准。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MicheleFratianni&JohnPattis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aworldofRegionalTradeAgreements[J].TheWorldEconomy,2001,24,(3).
[2]袁家冬等.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古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地理研究,2006,(1).
[3]彭际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5).
[4]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
[5]陈升.上海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擎[J].中国审计,2004,(12).
[6]陈信康.上海世博经济研究专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2厚尾随机波动模型厚尾现象是指在金融时间序列中的某种情况,无条件密度分布是异方差模型中的变量一个显著特点,但正态分布则不同,异方差模型有很大很厚的尾部。通常情况下服从正态分布是SV模型的εt和日收益率的一个特点。本文对现有模型中的部分假设条件进行约束松驰即可以得到多种分析模型。尖峰厚尾表示的是收益序列,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着重研究实际应用案例中具有尖峰厚尾的收益序列。t分布表示SV模型的分布,又称作为SV-T模型。
1.3均值随机波动模型在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的ARCH-M模型基础上可以得到均值SV模型简称SV-M模型,本文在SV-M模型中考虑到了风险补偿,此模型在Koopman得到了推广应用。根据SV-M模型的扰动项不同就可以得到多种不同形式的SV-M模型,以下章节主要介绍SV-MN模型和SV-MT模型。
1.4SV模型的杠杆效应在没有考虑到所谓的“杠杆效应”,假设εt和ηt是相互独立的误差,若令误差项εt和ηt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严格上讲是负相关性。与基本SV模型相比,LeverageSV模型与SV模型的杠杆效应是相同的,它有一个额外的相关系数ρ,其杠杆效应的SV模型。
2蒙特卡罗方法实证与分析
2.1数据选取与分析以2005年1月4日至2013年9月26日的数据为准,选用农业相关的股市信息的日收盘价进行具体分析,数据合计2108个,全部数据来源于搜狐经济,以此来分析农业相关股市信息的随机波动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求解日收益序列时。由此可知,所表示的正态分布的峰度为3,偏度为0。厚尾分布的峰度值大于3,,特别情况下的峰度甚无限大,且峰度的右偏分布曲线大于0。另外,判断序列正态性的检验方法是Jarque-Bera值的差别通过正态序列与比较序列的峰度和偏度得到的。在此,针对上证指数的日收益序列,我们利用eviews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意外的发现股票收益率的平均值基本等于零,原因为对样本的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中偏度可为负值或正值,若是正值,右侧均值要比左侧的均值大。其峰值的偏斜说明分布为不平衡分布。峰度比正态分布的峰度要大三倍以上,说明收益率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随日收益序列的JB得到的伴随概率等于零,这也说明峰值的分布与正态分布是有差别的。所以,对厚尾性的检验可根据下图进行分析(图1)得到。由图1知,放在图形上通过描绘分布理论分位数,此描绘分布理论的过程属于统计图形技术。且分析数据符合所划定的分布会呈现出一条直线的形式。由1(b)图知,厚尾特征明显,不管是损失方面还是收益方面并未严格的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所以造成了出现不正常值的概率将会增大。由图可以看出是有明显的趋势,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收益率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
2.2模拟结果分析本章用WinBUGS软件做参数估计,以贝叶斯方法分析5种SV模型进行5000次迭代。在迭代时,对每个待估参数都进行同样次数的操作。然后,根据迭代结果选择最优3000次迭代值,根据此最优的MC模型的方法可很明显确定是否收敛。最后,我们将会得到参数的标准差、平均值及分位数。由上表的数据分析可知:(1)波动水平μ的绝对值中,LeverageSV最大,也意味着LeverageSV模型具有最强烈的波动性,其他的四个模型的波动性均比LeverageSV小。(2)五个模型中的ϕ值都大于0.967,都比较大。SV-MT模型中的ϕ值最大,达到了0.9879,根据此知,若具有连续性的收益序列的波动,随机波动的分析模型应该选SV-MT模型。(3)扰动水平以精度参数τ表示,方差σ2的值是衡量一个事物的扰动水平,他们的关系为τ越大,σ2越小,所得到的ϕ值就会越小。SV-MT模型中τ值是最小的,所以五个模型中SV-MT模型模拟效果是最好的。(4)参数d是测量均值波动效应,其表示模型的回归系数,若显著性水平在5%之下,则d的值就非常接近零值,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是很低的,由于本文中的d值的平均值等于零,而且时为为正值,时为为负值。所以,收益和波动之间的关系为不确定的。(5)参数ρ的后验均值在LeverageSV模型中为-0.2461,在区间[-0.3555,-0.1144]上95%的后验置信区间,通过对比波动和收益误差,能明显地发现收益序列中存在杠杆效应,但其相关性关系不是很明显。可以根据MC仿真方法求解出模型的Dˉ值、pD值和DIC值,五个模型中的DIC值通过迭代1000次得到。由衅可知,LeverageSV模型的平均值只有-12312.800,是五个模型中平均值最小的一个模型,这说明在LeverageSV模型是最好的。pD值在LeverageSV模型中是最高的,这表明该模型是最繁琐且最不好的。对比所有的分析结果发现,最优的是Le-verageSV模型,其次是SV-MN模型和标准SV模型,SV-T模型和SV-MT模型是最差的。
2.3对模型DIC进行分析比较通过贝叶斯统计软件WinBUGS中的DIC模块可以计算DIC准则。WinBUGS中的DIC模块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使得建模过程中通过DIC准则实施过程相对简单容易,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DIC准则优于其他的模型或方法。
外贸进出口的三分之二来自美国、日本,美日经济的衰退直接影响我国外贸总值,从这一指标考察,上证指数将是悲观的预期。
随着股市运作的逐步规范,上证综指必将反映国民经济的总量变化,2001年下半年股市变化已经有了反映国民经济变化的端倪,即国民经济处于一个大的下降通道中。
国有股减持、违规资金的查处、股指期货的推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对股市的变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政策或是一种工具,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根本在于国民经济的好转,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提高。
股市是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股市的兴衰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股市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因此,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因素都将对股市及股市中存在着的各种股票发生显著作用。
本报告从宏观经济的大背景出发,考察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对股市的影响程度,分析GDP构成中投资、消费、外贸对股市的作用力,同时对股市波动中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加以描述,以期能从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中揭示股票市场的周期变化规律。
一、宏观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变化
1.1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
为了尽可能全面的反映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变化,我们截取了十年的GDP季度资料和股市的月度资料以观察其相关的变化,这里股市的波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证综指作为观察样本。
从观察的情况看,自94年开始,国民经济处于一个大的下降通道中。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机关年纪处于衰退阶段。一般说来,在经济衰退时期,股票价格会逐渐下跌;到危机时期,股价跌至最低点;而经济复苏开始时,股价又会逐步上升;到繁荣时,股价则上涨至最高点。这种变动的具体原因是,当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企业的产品滞销,利润相应减少,促使企业减少产量,从而导致股息、红利也随之不断减少,持股的股东因股票收益不佳而纷纷抛售,使股票价格下跌。当经济衰退已经达到经济危机时,整个经济生活处于瘫痪状况,大量的企业倒闭,股票持有者由于对形势持悲观态度而纷纷卖出手中的股票,从而使整个股市价格大跌,市场处于萧条和混乱之中。经济周期经过最低谷之后又出现缓慢复苏的势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商品开始有一定的销售量,企业又能开始给股东分发一些股息红利,股东慢慢觉得持股有利可图,于是纷纷购买,使股价缓缓回升;当经济由复苏达到繁荣阶段时,企业的商品生产能力与产量大增,商品销售状况良好,企业开始大量盈利,股息、红利相应增多,股票价格上涨至最高点。
从我国的情况看,93年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以来,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在11.2-7%之间波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经过三次统计平滑处理的资料显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处在一个缓慢下降的通道中。而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仅在92、93年同国民生产总值有趋同的趋势外,其它年份与国民生产总值的趋势完全背离,以月份考察的上证综指常常出现大幅震荡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上证综指处于于大的上升通道中。我们以十年的年动态数据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上证指数的相关关系表明,其相关系数仅为0.08。以季度动态数据测算的相关系数竟然为-0.245。经济周期理论所阐述的观点与现实情况完全不同。
二、GDP相关指标与股市变化
2.1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六五”到“八五”时期,除1989、1990两个特殊年份之外,其余年份投资和GDP均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而且投资增长速度在很多年份均高于甚至是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六五”时期,投资增幅高出GDP增幅8.7个百分点;“七五”时期为8.6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为24.9个百分点。进入“九五”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相对应,同期GDP可比增长速度也呈逐年下滑趋势;另外,投资高出GDP的幅度也明显缩小,1996年为5.2个百分点,1997年二者持平,1998年为6.1个百分点,1999年则呈逆趋势,GDP增幅高出投资增幅2个百分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1989、1990年之后的第三个投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特殊年份。2000年,为刺激经济,政府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同年投资增幅达到9.26%。进一步对影响2000年GDP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这与1999年的情况截然不同。据我们测算,2000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基本持平达到40%左右。199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5%,拉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比1998年分别高出20.5和1.1个百分点;而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1%,?陀谕冢牵模性龇?个百分点,比1998年下降8.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2%,比1998年下降10.9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2个百分点,比1998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为扩大投资需求,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策,包括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企业技术改造进行财政贴息;继续降低利率,活跃股票市场,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对投资方向调节税实现减半征收;出台《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尤其是1999年中央继续发行国债用以扩大投资需求,其力度之大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全年共发行1100亿元),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低迷,且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从资本市场而言,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政府、企业、居民各不同的投资主体之间的资金难以进行有效的调剂。政府、企业、居民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其中企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是政府投资,最后是居民个人。与投资地位相对照,全社会资金在各投资主体之间的分配则完全呈相反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部门之间的资金余缺状况为:政府由资金结余部门转变为资金短缺部门,短缺资金占GDP的比重在1%以上;企业一直是资金短缺部门,且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居民一直是资金结余部门,且结余份额越来越高。根据对2000年资金流量的测算,政府部门短缺资金为1000亿元,非金融企业短缺资金为12100亿元,居民个人结余资金为16
000亿元。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资金余缺状况表明,要实现投资的快速增长,只有对不同投资主体间的资金进行合理调剂,也就是说,通过合理渠道,将相对次要投资主体居民的闲置资金转化为主要投资主体企业和政府部门可使用的资金。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格局显然不能满足有效调剂资金的需要,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很难从目前的资本市场上筹集到资金。首先是银行贷款受到限制。银行部门一般不愿意为民营企?祷蛑行∑笠荡睿蛭歉械椒⒎糯畹姆缦沼胧找娌欢猿啤?998年以来,为扩大内需,刺激民间投资增长,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政策,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98年中央政府首次要求银行系统“增加向中小企业贷款”,各个国有银行先后成立了中小企业部,同时为鼓励银行将信贷资金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政府还相应提高了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利息的浮动范围。但由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以及民营企业本身一些固有的缺陷,使银行对其贷款存在抵押担保难、跟踪监督难和债权维护难等问题,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其次是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我国的直接融资方式从一开始就主要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目前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促进其机制的转换,要求股票市场要优先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条件。而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相对十分狭小,且市场进入门槛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必须已经连续三年盈利,上市公司所流通股本应在5000万元以上。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经营规模都较小,产业层次低,与国家对企业上市规模和优先产业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客观上加大了中小企业上市的难度。我国上市公司中非国有经济控股企业所占比例不到10%。三是缺乏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是一种将资金投向风险较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以谋求高收益的特殊商业性投资活动。美国IT产业的崛起与风险投资业和NASDAQ系统的发展关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风险投资业在美国兴起,极大地支持了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民营企业经过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已经进入“二次创业”过程,一批高科技民营企业正处在起步和成长阶段,需要相应的创业机制予以扶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而目前我国对风险投资的扶持还基本处于起步阶段。
投资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传导机制是投资增加经济回升股票市场上涨。其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可能的表现形式是部分以投资为理由的贷款违规进入股市,但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对这部分资金的影响程度作出判断。但就理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不直接作用与股市。下表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和月度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实。
2.2消费
在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表明GDP处于下降通道中,GDP的下降除投资的影响外,消费需求不足是另一因素。我国GDP的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14.2%的罕见高度之后呈现逐年回落态势,到2000年,回落了6.2个百分点。这一周期的回落与1992年以前的增长率波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是三大产业的增长率同时出现了回落,其中工业增长率回落11.3个百分点是主要因素。二是回落持续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个周期都长,而且目前仍无明显回升的迹象。从国内消费方面来看,1992年之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但从1992年之后,消费贡献率连续8年低于60%,平均贡献率比前几十年的年平均贡献率低6个百分点左右。这一突出变化表明,需求不足是影响GDP回落的重要因素。对于消费需求不足,政府消费部分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分析。这里仅就居民消费加以论述。影响居民消费不
足的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影响。根据历年的调查资料:1985年,我国城市居民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为2.9﹕1,1990年这个比例为3.9﹕1。2000年为5﹕1,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虽然没有城市的大,但其发展趋势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就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二是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人们的消费大都是量入为出,储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这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三是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消费需求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即期收入,还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有关收入的预期又与人们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预期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
改革、机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等,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收入和支出水平,而唯一没有正式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又无法使人们在收入和支出的增长之间划上等号。人们可以预见的收入增长仅仅是工龄和职务工资等有限的几项,面对人员的分流、下岗压力以及日益与市场挂钩的子女教育费用等等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变化,都将加强居民储蓄倾向。
为了刺激消费,目前我国的利率水平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低利率储蓄政策在短期内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是很显着,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其影响必然会逐渐增加。此外,实行低利率储蓄对新增储蓄的影响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而且有利于一些储蓄资金转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这些资金的流动将随着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和投机因素的减少,向消费领域回流。但是,就股票市场而言,低利率促使资金投向消费或股票市场的倾向并没有显现。从94年8月的325点到97年5月的1510点;97年9月的1025点到2001年6月的2245点;97年7月的2245点到目前的1680点,股票市场的变化独立于消费和利率的变化。
2.3外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的增长,明显地改变了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出口年平均增长13.2%,进口年平均增长11.2%。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外贸依存度有了很大提高。在开放经济中,净出口是总需求的函数,以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它直接构成对GDP的贡献。实践表明,贸易的高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力量,而贸易的下降则是导致目前中国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
由于外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增长变化与国际形势、汇率有直接的关系,不同于投资、国内消费。为此,我们将近年来我国进出口总额的绝对值与上证指数的变化加以对比,结果如下:
我们发现上证综指的走势竟然与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变化如此的趋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视觉上的直观,我们将上证综指做了放大一倍的处理)。我们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2。我们用滞后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81。这说明股市提前一年反映进出口的变化的强度要大于当年。这一意外的发现我们试图做以下解释:一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增加势必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由于外币的国内不可流通性,这必然要求增加等值人民币的供应量。资金的增量供应必然对股市产生影响。二是随着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开放程度的明显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是伴随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而进行的。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八五”时期平均增速为36.1%,“九五”期间,累计利用外资2894亿美元,大量资本的流入,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这使得国内的部分资金有了相对宽松的腾挪空间投资于证券市场。外贸形势不乐观时,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其波动趋于一致。三是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周期运行的下行阶段,通货紧缩加剧,大量产能过剩,职工下岗失业日增,宏观环境的恶化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1998年实施扩张政策,大力启动经济,但扩张政策收效不大,经济仍在波动中继续下滑,人们的预期尚未改变,投资者的信心也未恢复,因而,消费依然看淡,投资也只是政府投资扩张,而民间投资仍不活跃。但此时,即97-200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7299、29153、31135、34153亿美元,绝对量处于升势,同期外资的利用为644、586、527、590亿美元。从外资的情况看98、99两年利用外资的增幅回落,2000年大幅增长。上证指数提前一年发生变化。这源于资本本性的决定,国内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进入股票市场逐利成为必然。四是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的投资收益以1995年为界,之前采取的是收付实现制,之后实行的是权责发生制。前者反映的是资本收益的实际流出额,后者记录的是全部的资本收益额。于是资本收益有两个流向:一个作为资本收益换成外汇流向国外,第二作为利润再投资记在资本项目的直接投资项下,这种利润的再投资在记入利用外资的同时,资本项目下的投资进入股票市场存在现实的可能。五是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们的进出口主要来自美日,美日经济向好,其股票市场繁荣,促使我国的进出口增加,股票市场呈现牛市。
2.4货币供应与股票市场
收入型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成有规则的正比关系。随收入的提高货币发行量以一定的比例增加,对经济总量的提高有显著效用。但是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国际化、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收入型货币数量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日益下降,货币数量不再简单地与物价和收入呈比例关系,而是与经济体系中所有需货币媒介的交易(包括金融市场交易)有重要相关性。
证券市场交易包括发行新股交易,也包括市场主体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改变其持有的不同资产组合而导致的交易,但常见的大量交易,是源于二级市场上投资主体因信息不对称、心理预期、新信息传播及对其解释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对市场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交易。与商品交易一样,证券市场的资产交易也是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同样不可避免要产生对货币的交易需求。这里我们通过对货币发行量的变化对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年份M0M2M1上证指数
1993年586434879.816280833.8
1994年7288.646923.520540647.9
1995年7885.360750.523987555.3
1996年880276094.928514917
1997年1017790995.3348261194.1
1998年11204104498.5389531146.7
1999年13455119897.9458371366.6
2000年14652134610.3531472073.5
股票市场变化引起总的货币需求变化的途径或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人们名义财富的增加,在收入比股价波动性更小的情况下,意味着财富/收入的比率上升。而货币需求函数认为,财富/收入比率越高,往往反映为货币/收入的比率越高,或者说收入流通速度越低。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的这种关系为财富效应。二是股价上涨反映了风险性资产的预期收益相对无风险性资产而言有所上升。在人们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相对价值的变化将导致风险性资产的风险程度增加,从而人们将会增加其资产组合中相对安全性资产的比重来抵消这种风险,比如说增大持有短期债券、货币等,从而引致货币需求增大。这种增大其实质是资产组合的货币表现。三是股价的上涨往往伴随着股市交易量的扩张,这要求相应的货币供应来完成这些交易。四是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交易量扩张,一般会使得股票吸引力增加,从而在人们的资产组合中比重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资产(主要是广义货币,如居民储蓄存款)有一种替代作用,从而降低货币需求。以上的股票与货币的传导机制中,就理论而言,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综合作用有时是正向的,有时是反向的。我们用上表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具有统计显著性,为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交易量扩大,导致货币需求相应增加。
股票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变化的同时,货币供应的变化又对股票市场产生作用。下图直接反映了货币流通量与股市的变化。变化表明货币供应量的走势完全同步于股市的变化,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股市的上涨与资金的推动是密切相连的。
三、关于股市背离宏观经济走势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这个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证券融资的制度安排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由于经验的缺乏和中国国企的传统背景的原因,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与完全市场下的融资行为产生摩擦。
3.1上市公司股权失衡
与发达国家成熟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股票市场内部结构的非均衡性,股票市场被严重分割,市场结构不健全,缺乏有效、统一的市场体系。股票市场结构缺陷首先表现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严重分割。国有股一股独大,且这些代表国家所有的股权又不能上市流通,这种股权结构被严重分割的状况,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效率。占67%的国家股、法人股主体代表的缺位,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根本的利益动力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3.2机构投资者发育不全
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比例过小,不但起不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可能造成操纵市场等不规范现象的发生,使得市场大起大落、坐庄投机等现象时有发生。股价与企业效益已经没有匹配的效应。股票价格并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而信息失真和市场参与各方信息之间的不对称,使得投资者不得不为之付出额外成本,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被演化为理性投机行为,从而使我国证券市场不但信息传递机制发生扭曲,而且价格形成机制也不可避免发生了扭曲。尽管国家的政策导向一直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战略投资者、封闭式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就股票市场本身的发展要求相比,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3.3上市公司缺乏投资价值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
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从1992年,因特网被允许用于商业用途,从而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1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取得了飞速发展,当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亿多。
因特网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当然是因为它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那么因特网的优势到底何在呢?
1.突破了区域界限。网络的出现从根本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任何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都可以自由畅通地与全世界的计算机交换信息。尽管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其传播的信息又是实实在在的。网络的出现将单个人真正推到了全世界媒体面前,实现了人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个人化,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概念由于信息的自由高速的流通变得模糊,麦克鲁汉在30多年前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正由理想变成现实。
2.突破了时间界限。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另一方面表现在网络新闻传播的全时化。网络的一大好处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者,职业记者的数量毕竟有限,而日益扩大的网民却是一个潜在的通讯员队伍。如克林顿的绯闻案、伦敦爆炸案等事件都是网民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的。
我们还要提到网络的一大优势即信息的全时化播报。网络上的新闻信息始终处在动态的更新中,新闻信息可以随时,同时,过去的信息还可以在数据库中保留,这就集中了报纸和广电媒体的优势,更何况大多数广电媒体还不能做到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而这恰恰是网络与生俱来的优势。
3.突破了传播方式的界限。传统媒体都有其传播方式的局限,报纸通过文字图片传播,广播通过声音载体传播信息,电视的出现应该是一大突破,它第一次将视、听感官都调动起来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但其传播的方式主要还是局限在图像声音,文字固然有,但不是最主要的。网络媒体集中了这几种传播方式,虽然图像和声音传播技术还在摸索阶段,但至少因特网提供了这个现实平台,受众在网络上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最大限度地了解一个新闻事实包含的信息。
4.突破了互动界限。网络兼容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特征,每个人都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者(我们在这里用的是“”,而不是“反馈”,这种语境的差别实际上也暗示了两种根本不同传播模式的差别),用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话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络的交互性为网民提供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空间。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已经超越了观看、浏览、使用等层次,达到了控制的层次。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信息,甚至可以度身预订自己需要的信息。
5.突破了信息量的限制。我们在谈到因特网上的信息量时常常用到一个名词:海量。这种海量不仅表现在广度上,也表现在深度上。从广度上看,因特网将全世界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连接了起来。每一个用户都是面对着来自全世界各地区的信息资源,具有空前巨大的选择余地。从深度上看,单个网站提供的信息也日益丰富。
6.突破了传播成本界限。因特网的发展实现了话语权由传统媒体转向大众的本体的回归,这不仅是由于因特网固有的开放性为公众提供了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更重要的在于因特网营造个人的言论空间所需的花费是极其低廉的。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人无法自由发表看法,媒介经营的高昂成本也阻止了外来的资本参与竞争。网络用户们如果想发表言论,只需付很少的上网费,便可在任何一家网站开设的论坛或聊天室里畅所欲言,即使用户需要建立并维护一个个人网站所需的成本也是很低的,因为绝大多数个人网站并不拥有顶级域名,他们只是将个人主页挂靠在提供个人主页空间服务的商业网站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有1000个网站提供个人网站服务,最大的网站有100万个个人主页,这些飘扬着个性风采的个人网站组成了因特网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闻网站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
首先,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现有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尚没有建立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技术上,因特网原来不是为娱乐而设计的,音像传播远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未来这方面的技术肯定会成功,但是何时成熟、成本多大,尚是未知数。即使非传统媒体的商业网站,其生存也处于相当的不确定中,目前尚没有找到最佳利用网络传播盈利的方式,而网络传播对网络商(包括上网媒体)来说,如果不能盈利,找不到挣钱的有效办法,再好的技术也不会有社会化的发展前途。
大众传播媒体的诞生和发展,与商业利益的驱动直接相关。上网的传统新闻媒体,即使有政治导向的目的,如果不把网络新闻传播同时也视为一种经济形态考虑,网站本身的存在,早晚会成问题。任何网站的建立和维持,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损耗为零,它们存在着价值(内容、资本、人才、品牌、盈利能力等),也存在着消耗(开支、竞争、设备折旧、观念老化、品牌退化、能力下降等),网站的价值增长必须高于消耗损失。有些损耗是无形的,例如各个新闻网站大量重复性的服务模式和重复信息,将网络传播本身应有的较高的价值,分解得几乎没有了价值。每个新闻网站几乎都是这种重复的制造者,结果则是每个网站都为这种低质重复作出了百分之百的消耗。
其次,从用户的情况看,我国的普及率尽管近年增长速度很快,但底数太小,现在不过1.4%,远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即使普及率很高了,网络用户与传统媒体的受众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它的漂移性,很难抓住。去年年底,世界网民已达到4.14亿,这个迅速增长着的数字,始终是吸引传统媒体和其他行业公司建立网站的动因。而现实却是:网上的用户群已经形成,但是消费市场并没有建立。这对已经建立的网站,特别对那些以新闻传播为主、而非以商业和生活服务为目的的网站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迫于竞争的压力,各个媒体不断地为自己的网站投入大量资金和人才,维护系统,更新升级硬件和软件,不断扩容,也许多少建立了一些网上的声誉,但是经济回报的匮乏,成为各传统媒体网站共同的难言之隐。
再次,网络广告的稳定和增长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网络用户的漂移性,使得各个网站的广告收入很不稳定,上亿网民鼠标的点击声并不能自动变成数钱的声音。因为网民根本用不着依附于固定的网站,可以自由地在几乎无边际的网络中漫游。只有某些商业服务性网站,例如雅虎,有较为稳定的广告客户。网络广告与传统媒体的广告在垄断方面有些相似,美国位居前十位的网站,拥有全部网络广告的三分之二;排名前1300家的网站,控制了95%的广告。而其中新闻传播的网站则是凤毛麟角。
最后,已经形成的网络文化与网站的商业经营模式存在矛盾。网络最初是由各国政府资助而建立的自由的、免费的信息平台,从而很快培养了一种欣然接受的免费网络文化。现在建立的网站,包括传统媒体的网上新闻传播(个人兴趣型、影响很小的网站除外),如果只是为了宣传而赔钱,恐怕谁也负担不起。但是网上新闻传播要收费,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问题,其次还有技术问题。网络已是一个巨大的免费信息库,4亿网民已经吝啬成性,他们疯狂地使用着各个网站提供的免费电子邮件、免费下载软件、免费ICQ……对于与网站性命攸关的广告链接,就是懒得点击一下。有些网站动情地劝说使用收费邮件,但响应者寥寥。无论发明动画“旗帜广告”,还是最近出现的“网上路演”,能够吸引网民眼球的效果都不理想。如果靠向用户收费维持,也似乎不大可能做到。有的网站企图先让用户免费使用,培养兴趣后再收费;而一旦收费,点击率便迅速下降,最后不得不放弃收费。从商业角度看,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广告传播永远不能期待受者的自觉。但是,上亿的网民这是一种无尽的诱惑,虽然前面已有不少牺牲者,但仍诱惑着更多的新网站扑向网络传播这个耀眼的光点。从长远看,网站早晚会取得成功,但是至少目前,尚没有完全有效的经验。
鉴于上述情形,如果把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拷贝借鉴阶段、用户化阶段、网络原创阶段,那么现在的网上新闻传播尚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离网络新闻传播的原创阶段距离尚远。建立新闻传播网站的消费市场,这是保证网上新闻传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奋斗目标。
既然网上新闻传播同样需要广告的支持,那么,就要研究网上新闻传播吸引用户的特点。单纯强调点击率,如同单纯强调发行量一样,对于广告商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现在美国每千次的点击率已经从早先的35~50美元降至2~5美元。而这点收入对网站来说微不足道。关键在于提高用户注意力的质量,即将点击率改变为网页浏览率,许多广告商已经把网页浏览率(包括浏览持续时间)作为投放广告的依据。这就要求新闻信息在时效、可靠、广泛、真实以及易用、可得、交互和原创性等方面,即新闻的内容质量和使用质量,全面满足用户。我国的新闻网站大多只看重点击率,一些广告客户也单纯从点击率出发考虑广告的投放,这是不成熟的商业行为。特别当广告商已经变得精明起来时,我们的新闻网站若没有学会如何抓住网民的注意力,就可能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新闻网站的发展思路
网络新闻传播将出现三种转变趋势:一、将大众传播的市场转变为细分的小众市场;二、将限于国内和地方的传播市场,至少部分地转向国际市场;三、从或然率的市场(即提供通用的大路货的市场)转向个性化的用户市场。在媒体经营方面,就媒体与广告客户的关系而言,一定意义上是媒体将受众出售给了广告客户。但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网站向广告客户组装和批发用户的手段和规模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对此的研究和思想准备尚不足。
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即新闻网站单靠传播新闻,以及依赖网上广告,能否独立经营下去?新闻网站需要多样化经营,或与网外的产业联营与互补,这似乎是最近纳斯达克股市猛烈下跌后人们的一种新思路。与多数网站受到冲击的情形相对照的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它拥有网站、杂志、有线电视、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和全球最大的网上社区,在3月8日股市暴跌的时候,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是幸免于难的少数公司之一。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6-0030-02
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就像空气、水一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时刻地享受着信息时代的快捷和便利。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产生,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人类生活在这个“大村庄”里,一刻也离不开信息的传播。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农村,却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一)构成农村信息传播的要素
传播是信息的流动过程,通常由传播者、受众、信息、媒介、反馈五大要素构成。这五大要素组成了农村信息传播的复杂系统。农村信息传播可以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里所谈到的农村信息传播,主要是指农村的大众传播。
一、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信息
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信息包括新闻信息、宣传信息、文化和娱乐信息、知识与科技信息、服务性信息等。调查显示,在农村传播的信息中,比较受欢迎的是新闻、文化娱乐信息以及服务信息[1]。
比如天气预报,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又如《焦点访谈》,在呼吁社会公正、惩恶扬善、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宣传,深受农民欢迎;文化娱乐节目、电视剧等在农村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也与农村的其他文化生活一直比较匮乏有密切的关系。
农业科技信息是农村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而很多农民反映,对于农业节目介绍的科技信息,一是对一些术语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敢实验;二是对节目宣传的效果半信半疑;三是对一些效益好但投入高的科技项目望而却步。[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农村传播中的信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和不可操作性,可供农民选择的有价值的信息的量不足。
二、农村信息传播者
大众传播的传播机构及传播者主要处于城市信息圈中,必然导致大众传播媒介对信息的选择或“把关”带有特定的城市的传媒立场和价值标准,很难站在农村的角度对信息进行特定的传播。因此,媒体在栏目设置、时间安排、内容取舍等方面,导致农村传播的边缘化。
中国有9亿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农村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达到166分钟,比城市人的平均时间长46分钟[3]。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制约,现实的栏目设置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严重错位。越来越多的外语类节目、流行时尚类节目和国际时事类节目与文化程度较低、理解能力差较的农民的口味相差甚远。而且本来就少的农业类节目在数量上、时间上压缩再压缩,造成农民想看一档自己的节目很难。2003年6月,央视开始推行“末位淘汰制”,12个频道淘汰的10个栏目中就包括《农业新闻》。上世纪80年行量一般都在几十万甚至超百万份的农村报,现在却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在广大农村,还有八九千万农民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4]
在农村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大多处于城市,他们不仅是城市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农村信息传播的“把关人”。由于对农村了解甚少,传播的信息并非农民需要的信息,农业节目办得四不像,农村受众对这种农业节目的关注度也逐渐降低,使农业节目陷入发展的困境。
三、媒介
媒介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媒介的参与,大众传播很难实现。随着农村传播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农村信息传播媒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广播、电视、报刊,甚至网络都有所建设。但根据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王玲宁、张国良所作的调查[5],农村媒介的分布呈现很不协调的格局。
调查数据表明,电视、报纸、广播三大媒介是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主流,其中电视占了绝对主导地位,成为一方“霸主”。无论从受众的收看时间还是收看频率上都大大超过了其他媒介,成为农村信息传播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媒介。
由于农村自身文化程度的局限性,和农村报业的整体的惨淡经营,使得报纸在农村的分布情况令人不容乐观。而曾经一度辉煌的广播,由于电视的普及,它的“老大哥”地位也一去不复返,在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也逐渐淡化。至于网络这个新兴媒介,虽然在中国已迅猛发展,但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对网络媒介的接触几乎是空白。这种媒介“畸形”的分布格局,使农村信息传播的缺位更为突出,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越拉越大。
四、农村信息受众
在农村信息传播中,信息的接受者的主体无庸置疑是农民。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民有9亿,农村受众在信息传播受众中占了绝大部分,在信息接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信息消费的“大客户”由于“消费能力”不强,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信息传播接受的边缘化道路。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有6665万文盲在农村,占农村人口的8.25%[6]。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导致他们与媒介接触的有限性。虽然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村村通”工程,但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些偏远乡村仍然对电子媒介可望而不可及。
农村受众有信息选择的自由权力,但相对于城市受众,他们的这种权力的实施范围非常狭窄。农村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可供他们进行选择的信息本身不足,使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再加上他们选择信息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能力,对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中,大量、有价值信息被忽视,这使农村接受者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
五、反馈
反馈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馈的完成被认为是一个传播过程的结束,也是对传播效果的检验。反馈一般被认为是受众自主性的表现,但在农村信息传播中,由于受到反馈手段、渠道、积极性等主客观的因素影响,往往缺少了这一重要环节,传播到了农村受众这一结点就戛然而止了。这使得传播者很难把握信息的传播效果,也就很难改善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缺失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特别是中国农村信息的传播更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大众传播为例,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仅是农村信息的集合和扩散中心,甚至成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催化剂”,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推广农业科技信息和促进“三农”发展方面,新闻媒介和其他传播渠道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是,农村信息传播还是远远落后城市信息传播。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导致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的信息鸿沟也越来越深。一方面是城市发达的信息传播设施,城市受众享受着最前沿的信息;一方面是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传播设施的匮乏,媒介的忽视,受众自身的局限,信息传播处于空白和无奈中。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一轮“赛跑”中,城市和农村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长此以往,“赛跑”的结果也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二)解决之路:多方共同努力
施拉姆在论述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时认为,对大众传播事业的现状与希望今后促成变革的责任,他认为应由三方共同承担。“单单是政府、媒体或是大众,是无法完成这一项使命的;同样的,三方面之中也不能有任何一方面对之有所诿卸。”[7]
政府在媒体的发展,农村信息的传播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基本的当然是发展农村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才能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提供物质可能。在满足市场化媒体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要强调“三贴近”原则,要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政府还应进一步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农村受众文化素质,加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的意识。
媒体是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传播者,提高媒体的质量对完善农村信息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不仅要重视关于农村信息的栏目设置、时间安排、内容取舍,更要注重农村信息传播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市县级电视台,需要切实加强电视节目与农村受众的关联度,把镜头多聚焦到农民自己身上。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增加推广农业新技术、致富新路子的节目数量,多播放涉农电视剧品。广播应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已在农村拥有的地位,配合集体广播等形式,加重涉农内容,为农村受众提供更多的新鲜、实用的信息。在办报上,应更多地挖掘农村新闻,重视调研,了解农村读者的问题和心理,办好农村报。
农村受众在农村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怎样来改变农村受众在传播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受众积极要求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来。农村受众应转变信息观念,重视自我知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摒弃自身的一些思维的局限性,对媒体的信息有更好的判断和反馈。
虽然农村信息传播之路任重而道远,但相信经过政府、媒体、受众的多方共同努力,农村信息传播会越来越完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2] [3] 谢咏才,李艳红.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4] 广电总局实施“农村服务年”的主要任务.(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1期.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传播媒介与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人类借以传播信息的辅助工具,一方面,媒介传播内容彰显人文精神,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体现的人文精神通过不断地媒介接触传递给受众,并进一步通过普遍的价值规范引导和制约社会人文精神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推动媒介进步,人文精神强调的严谨理性的思维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强大智力支撑。人文精神倡导的自由、人本和理性思维不断地推进传播技术进步和新闻理论的发展,加速了新闻事业的自我完善。
2、传播技术创新过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追述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其中比较具有技术意义的有四个阶段:印刷技术阶段,广播技术阶段,电视技术阶段和网络技术阶段。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革新,高速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廉价报纸应运而生。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广播和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人类传播活动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通过网络不同时空被连为一体,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
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传播媒介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传播效果不断强化的历史,媒体功能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媒介接触时间越来越多,这也给人文精神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前,对人文精神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和传媒负效应的扩大两个方面。
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主要表现为部分媒体在新闻制作报道过程中对于技术设备的过度依赖,以及公众对全新的文化娱乐享受的过度依赖,新媒介强大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不能自拔,加剧人类的自我封闭,给人文精神投下了浓重阴影。
传播媒介负效应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体暴力戕害公众心理健康。影视、游戏、网络等媒介信息内容中的暴力倾向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增长,频繁接触,会使公众对现实暴力反应迟钝,增大模仿概率,使暴力传播、扩散。第二,新技术强化了媒体刻板印象。媒体是公众形成自身观念的参照标准,媒体有意或无意的刻板成见,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也会影响受众,使媒体或媒体人的刻板成见演化成普遍的社会刻板成见。第三,媒体分众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标准。媒体依据不同的特性将公众分为不同的群体,针对性强,但传递的内容也很容易造成多元价值并存。第四,形形的广告,使充裕主义盛行,唤起人们无止境的占有欲和享乐欲,势必会造成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表面上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强化,而实质上却是对人文精神的彻底颠覆。
3、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人文主义精神的重建
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社会文化道德倒退,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且,我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良好的社会政治保障,媒体和公众的觉醒是牢固的杜会基石。
重建人文精神主要有三方面途径,即媒介、受众和社会。
第一,媒体提升媒介素养是重建人文精神的关键。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影响社会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因素,媒体自身应以受众为本,关注公众需求,以人为本的报道原则是媒介自身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塑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精神的前提和基础。媒体人应以身作则,坚持新闻伦理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升报道质量和人文内涵,做社会人文精神重建的先行者。
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WWW.133229.COM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