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心理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幸福心理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2统计方法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干预前后患者心理状况比较（表1）干预前两组焦虑、抑郁程度接近，干预后观察组无焦虑和抑郁所占百分比均有明显升高，而对照组变化不明显。

2.2患者满意度比较（表2）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护士态度和病区环境等的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除病区环境外，余两项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篇（2）

辅导员的年龄优势使其容易和学生沟通。当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高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龄、价值观、生活模式与在读大学生都很接近，属于同辈群体。师生之间基于成长背景的差别小，沟通的防御性低、有效性高、互动性强，所以辅导员对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包括心理素质的培养、塑造、提高和发展具有最直接、最持久的影响和作用，很多学生比较信赖辅导员，在学习、生活中出现问题时愿意主动与辅导员沟通，征求意见，寻求支持。

2.资源优势

就工作内容来看，辅导员负责学生学习、生活的管理工作。小到学生的生活起居，大到毕业生就业，对于学生适应环境能力、情感状况、人际关系和谐程度等情况都比较了解，加上学生干部团队的辅佐，使得辅导员与专业任课教师和行政工作人员相比，无论在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还是工作内容的性质方面，都有十分独特的资源优势。同时，辅导员要伴随大学生走完大学求学的几年时间，相较于专业课教师，他们是“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也是“上课”门数最多的老师，和大学生接触最广泛、最具体、最有机会深入了解本班学生的思想动态、情绪、困惑、压力等，知道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心理需求，这有助于他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3.自身优势

我国目前的高校辅导员队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数年师范教育的熏陶，使得这部分辅导员对学生的心理变化、情绪反应较为敏感，而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辅导员引导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或有能力提供正确的实现成长的其他途径。非师范教育专业出身的高校辅导员，在正式参加工作前，也接受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岗前培训，了解了大学生群体生理、心理的发展特点，结合自身经历，进入职业状态也比较容易。总之，高校辅导员已经基本具备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同伴功能、顾问功能和疏导功能。

二、辅导员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1.开展心理健康调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

辅导员开展好学生工作的前提是了解掌握学生心理的状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措施与方案。而要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就要进行心理健康普查，主要采用“心理健康问卷”从中筛选出有异常心理症状的学生，主动与他们面谈、分析，区别不同的问题类型与程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做到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及时预防。上课学习阶段，任课老师也要观察学生情况，反映给班主任、辅导员，结合学生心理档案，记录学生心理变化，再及时反映到心理咨询机构，或者做统一的心理知识讲座预防、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或个别进行指导、帮助。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早发现，及早解决。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

2.培养学生骨干，建设和谐班级

班风的好坏也是影响学生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组合在不同的某一个班级内，班内同学彼此熟悉，没有较大的距离感。而和谐的班集体能够促进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发展，辅导员应引导大学生在班内建立一些爱心小组，同学间互帮互助，互敬互爱，这种对心理的关爱往往能落到心坎上，并能让人动情、感触深，甚至终生难忘。相反，若一个班级的风气是消极的、互不配合，像一盘散沙，那么班级的每个学生就会感到孤独无助、紧张压抑，班集体名存实亡，久而久之不仅影响每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效率，而且也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辅导员在日常班级管理中要注重班级建设，要把班风建设作为班级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规范学生行为，培养和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充分发挥班干部的作用，抓好班风建设。辅导员可以在学生中建立起很好的信任感，做学生的知心人，以“情”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影响力。

3.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排除关键还要靠培养学生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辅导员要积极引导大学生走向社会，深入基层，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要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长见识，调适心理，认识社会，把自己融入社会，从中接受锻炼、磨练意志，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4.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对孩子起着表率作用。父母应该而且必须配合学校，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父母有责任了解与关心自己孩子的心理问题，尤其在一些年轻人情感纠葛问题上，家庭的处理往往比其他机构更有效。辅导员首先应使家长明确家庭对学生心理支持的作用，让家长认识到预防学生陷入心理危机的重要性。其次应定期与学生家长联系，及时了解学生在校外的表现；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内的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最后对于发生心理危机的学生，辅导员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其家长，使家长配合干预，对其实施监控。

5.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辅导员要学会倾听艺术。倾听艺术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有效途径。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情感复杂动荡，有些学生性格内向，遇到问题时不愿意将其真实感受表达出来，这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辅导员在同学生的沟通与交流中，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说，认真地倾听学生诉说也很重要。如果辅导员能够以学生为中心，理解和体会学生的感情，认真地听取学生的陈述，并启发学生陈述，让其在述说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宣泄自己的情绪，才能真正地、客观地了解到学生的内心世界。

6.心理学在辅导员思想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篇（3）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新里程碑，是一门从积极角度研究传统心理学研究的东西的新兴科学。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以马丁塞利格曼和米哈里齐克森的2000年1月发表的论文《积极心理学导论》为标志。它采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幸福，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

原因：通过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获得幸福和快乐。学习《积极心理学》，它可以使我们有选择的放大我们心中的幸福快乐，在清楚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伤的情绪时，有选择的把它们缩小到最小。它可以引发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扩大注意范围，使人主动卷入环境，乐观而有效地探索环境中的任何事，增加人的心理资源，使人在逆境中具有容忍挫折的心理弹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04-02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及其特点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候，人们将幸福等同于享乐主义快乐。那到底究竟什么是幸福？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会有多种多样的主观理解。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人积极体验的核心，同时也是对其生活的最高目标。

二、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现状

（一）文献检索情况

笔者根据研究的需要，以“主观幸福感”、“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追踪研究”为关键词，开展了相关领域的文献搜集和资料整理工作。文献整理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数是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分析以及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亦进行了搜集与整理。截至2013年1月，笔者搜集相关专著10余本;在期刊网上，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中文期刊数据库、维普科技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搜索范围，搜索近十年的相关文章，下载了相关硕博论文32篇，期刊论文87篇;外文文献25篇;搜集并保留相关网站3个。总体来说，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研究资料尚不多，但这些略显零乱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些年来，心理学领域的各个专家、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青少年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吸引了很多心理学家以及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已经被大范围研究与讨论，但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缺少一定的调查。本文旨在通过多个时段的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此得出相对应的数据和结果，并对这多个时间段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因素分析和结果讨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横向研究，这些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对近十年的文献、期刊以及硕博论文进行了整理。因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划分。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郑宏志与陈功香在《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中指出，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并不显著，有婚姻作为支撑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效应。对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与此同时，社会支持也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主观支持还是客观支持，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群体会有更为积极的感受。而赵立军、刘旭华在《贵阳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中表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

著名心理学家、专家、学者对青年主观幸福感这个群体产生极大关注。笔者从这里选取其中典型的文章作为参考。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中指出：幸福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观反映。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而且是一种比较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感受。严标宾、郑雪等人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朋友、恋爱和室友关系对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其结果发现：内部价值中自我实现和学习能力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比外部价值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会更为显著。而生活事件无论是好的生活事件还是坏的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

关于儿童群体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献。《离异家庭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作者齐琳将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子女主观幸福感做了比较，得出：离异家庭的儿童，其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明显低于完整家庭的儿童。独生子女的积极情绪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喻永婷与张丽芳各自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类型上都不同影响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以上是各个专家学者从各个群体来研究主观幸福感。学者们大体上分析了影响老人、青少年、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解释了影响主观幸福感因素的显著关系。对本论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从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来看：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从早些年来分析：杨海荣，石国兴等人在《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中探讨了初中生的自尊，事件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一文作者通过大量研究，大量数据表明：一般而言，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就会体验更多的幸福。故学校和老师可以适当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来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张雯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中提到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著名学者郑雪、王玲等人也曾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中明确提出：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男性。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一致。而近些年来，严标宾等人在《青少年网络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表示：网络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而社会支持、人格等中介作用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更为复杂。目前，严标宾、郑雪等人逐渐加深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范围的研究。他们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将主观幸福影响因素纳入文化范围。他们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处于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一直认为大学生可能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一代。再者，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周边人际交往也更为和谐。

从以上几个早期研究的时段来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甚多，而且交叉作用显著，研究范围从横向和纵向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在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来看，测量工具愈来愈精准，角度和信度都得到了一定加强。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中提到主观幸福可以进行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生活质量上的主观测量研究最早是由Neugarten等人于20世纪60年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接着，Cantril编制了“自我标定量表”（SAS），这种量表主要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等级评价。70年代Derogatis编订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的衡量主要取决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所占优势。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多种多样的方法。尹海兰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中列举了多种方法。如自陈量表法。这种方法主要由被试根据自身切实情况来进行测量。几个常用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1）人脸量表。这是一种非言语性的主观幸福量表。被试须从几幅人脸中选择自己认为最为幸福的表情。（2）情感平衡量表。用以测查群体的心里满意程度。主要用以描述过去几周的幸福感测量。（3）Campell幸福感指数量表。这个量表分为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目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熟，深度更广，范围更大，结果也较为精确。Naser&Akram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erences》中分析了幸福感与个性模型HEXACO的关系。本文主要针对HEXACO与以往五个因素的区别。对于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的研究，国外学者也有一定研究，其中Eleanor与Matthias等人利用BBC-SWB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这种量表采用分制来测量主观幸福感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依据及身心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有关于研究富裕国家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这种主观幸福感主要依据主观和客观领域之间的差异如婚姻、健康、行为、住房和环境。研究表明：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存在某种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婚姻、住房和周围环境存在很大相关。

从以上国外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主观幸福感分类较细，研究范围较广，研究结果较为深入。对本论文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及未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展望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分析来看，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在因素间的相关分析还是各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无论是群体的比较还是各个特殊领域的人群，如今都已研究得相对全面。然而，问题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心理学中的幸福感重点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但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以检验，仅靠主观的判断也许会导致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得出相反结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校改革主要关注的是学业结果，关注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易忽视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培养青少年积极乐观的心态，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目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研究尚没有完全展开。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青少年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学,2001（4）：33.

篇（5）

[4][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第7页。

[5]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6]罗小平，黄虹：《音乐心理学》，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

[7]罗小平，黄虹：《音乐心理学》，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31-432页。

[8]张璇：《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广州：星海音乐学院，2008年第4期。

[9]樊星：《老年人参与学习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20页。

[10]任杰，金志成，杨秋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元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1期。

[11]温亮宇：《老年音乐教育调查研究》，未刊稿，2011年。

[12]http：///index.htm。

[13]罗小平，余瑾等：《老年・精神・音乐――老年人精神音乐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

[14]刘沛：《世纪末的美国音乐教育动态述评》，《音乐世界》，1996年第1期。

[15]刘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16]沈政：《脑科学与素质教育》，《教育研究》，1999年第8期。

[17]注：详见刘沛译：《音乐行为研究的新方向》，《乐府新声》，1993年第3期。

[18]吴姝：《音乐专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初步研究》，《大众文艺》，2009年第7期。

[19]黄虹：《愉悦、满足、轻松之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0]罗小平：《老年精神音乐学刍议》，《黄钟》，2006年第2期。

[21]罗小平，任杰：《钢琴学习在认知老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人民音乐》，2009年第8期。

篇（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037-01

幸福是人类从古至今从未停止探讨的话题之一，它也是

“人类存在的至上目标”。随着社会进步的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让自己在充满变革的社会节奏里获得稳定的幸福就显得格外重要。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这些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国内外从古至今对幸福的研究很多，它们各有侧重，为人们追求幸福贡献了不少力量，随着幸福热潮的到来，“幸福力”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1 幸福在心理学中的界定

幸福在心理学家眼中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幸福是人类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1]。研究者们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其中对主观幸福感的讨论最多。不过心理学家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的意见存在分歧。Neugarten和Cantril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而Bradburn和Watson等主张幸福感是当前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平衡的结果，个体较少体验负性情感、较多体验正性情感就是幸福的。综合来看，多数国外研究者则比较认同Diener（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的评价。”[2]

关于幸福的研究，不得不提到积极心理学这一分支，它打破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不针对“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去关注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思考并研究如何让人活得更幸福。积极心理学领域认为，幸福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习得的能力。

2 能力在心理学中的界定

前苏联心理学者大多把能力定义为“作为顺利完成某一种或某几种活动条件的心理特征”。西方心理学界则提出能力的因素说、结构说、认知说等主张。其中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认为人的能力由很多独立的成分和因素组成，而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认为能力由两大因素构成：其一是一般能力和一般因素，它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潜能，主要决定一个人能力高低。其二是特殊能力和特殊因素，来保证人完成某特定的作业及活动。加德纳则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由七种相对独立的智力成分所构成。

3 幸福力的提出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能力，从而提出“幸福力”这一概念，它的提出始于对“幸福”研究传统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质疑，目前已有的幸福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和结构分析两方面。积极心理学提出“幸福力”这一全新的心理概念旨在帮助人们拥有一种看得见、用得着、学得会的幸福能力。幸福力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素养，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软实力[3]。具备幸福力的人，能获得长久而持续的幸福，而非短暂的情绪体验。王薇华教授认为，很多时候并非我们没有发现幸福，而是缺少了学习幸福的能力。

3.1 幸福力的内涵

幸福力是一种获取幸福的能力。具体地说，它指个体在面对某一对象（人、事和物） 或者经历某情境时感知和体验到幸福的能力，及依据其内在的某标准表达或评价幸福的能力，也包括有意识地寻求策略来调控幸福的能力。它是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活动的能力。苗力田先生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序言提出：“幸福不是僵死的、现成的，而是在实现活动中”。其次，它是一种后天能力，是人对幸福有了一定的觉解后在生命活动中不断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最后，幸福力的发挥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

3.2 幸福力模型及测评体系

幸福力的结构由 “操作维度”和“内容维度”两个独立的维度组成，一共包括16种能力。目前，石雨等人研究后发现了青少年幸福力模型并编制出了青少年幸福力问卷，其模型包括情感力、意志力、德行力、抗挫力和认知力五个维度，其中，情感力指个体监控自我及他人的情绪情感信息，且能识别和运用这类信息指导思维及行为的能力[4]，意志力则由个体自主地确定目的，并且根据这一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它主要由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这四种意志品质构成[5]，德行力是指个体根据道德准则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抗挫力即耐受能力，它表现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情境时能够承受压力和打击，并使自己尽快摆脱困境，从而来避免心理及行为失常的能力[6]。

4 未来展望

如今我们已经从幸福感的量化研究迈入到幸福力的提升及应用时代。如果把幸福感作为鉴定个体是否幸福的量化标准，那么幸福力就是获得幸福的实施方案。相信在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幸福力”这一概念站在一个新的视角，致力于幸福力的实证研究，为拥有幸福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1] 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2] Diener E.Subjee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2）：542―575.

[3] 王薇华.幸福力[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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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心理学家庭治疗系统系统思维

人类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其特点之一就是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一种主导的科学思维方式。在这个科学转型的历史时刻，系统思维的方法也在心理学内部，尤其是家庭心理学领域中悄然兴起。家庭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领域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突破了主流心理学以还原论为主的方法论，改采用系统的观点来探讨与处理问题。它坚持以系统观点作为最基本的立场和出发点，它的研究假设、理论模型和实践应用都是建立在系统观点基础之上的。家庭心理学的这种思想方法与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整个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系统思维的力量，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另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采用系统观点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在数学中，有托姆创立的突变论;在物理学中，有哈一肯提出的协同学:在化学中，有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在生物学中，有艾根提出的超循环理论，而且后面三人都曾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在心理学内部，自觉地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可以这样讲，在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除家庭心理学之外)，系统思想却仍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中，分析的研究很多，综合的研究很少，局部的研究很多，整体的研究很少。打开任意一本普通心理学的书，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关于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人格等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但关于这些心理现象之间是如何联系、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却相对较少。此外，心理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的心理学。心理学家对于关系、群体心理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不感兴趣。尽管也有少许关于群体作为一个系统的重要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勒温等人的研究)，然而这些理论并不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不仅如此，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寻找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个体的规律，而不考虑这些个体在是生态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差异。奥尔波特曾经说过“关于群体的心理学本质上最终都是一种个体心理学。”’直到今天，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中仍然是土导观念。鉴于主流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对家庭心理学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家庭心理学强调要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从提出问题、形成假设、选择研究方法、建立理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一种系统的心理学。这种观点必将促进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在心理学内部掀起一场思维的革命。

0.1.2家庭心理学研究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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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4-0149-03

20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积极推动积极品质的研究，希尔森和玛丽（1999）首次提出“Positive personality”的概念，西里格曼（2000）在《真实的幸福》中用“Positive character”取而代之。其后，经过狄、米哈伊、贾米森、西里斯曼等人的努力，积极品质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国内外学术界近20年的主要积极品质理论进行回顾与评析：第一，对积极品质研究的产生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二，对积极品质研究的角度进行区分与分析；第三，对积极品质培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现行积极品质研究的缺陷以及可思考的范围。

一、态度的界限——积极与消极

在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消极层面，更多地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认为积极情绪是消极情绪的衍生物，消极情绪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远大于积极情绪。“积极（Positive）”一词在英文中是“正面、肯定”的意思，它来源于拉丁语（Positum），原意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弗莱德里克森（1998）提出拓延—构建理论假设，将人的情绪初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部分，积极情绪有愉快、兴趣、满意和爱等，消极情绪有悲伤、焦虑、抑郁、愤怒等。他认为积极情绪的体验能拓展个人的瞬间思维——行动能力，这可以构建和增强人的生理、智力和社会资源，而消极的情绪体验则限制这种能力的发展；积极情绪的体验能建立心理弹性和产生向上精神，增进心理健康。自此，西里格曼等人开始倡导积极心理学这一全新的心理学理念，其目的是研究人类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培养人的创造力，以此获得美好的生活。西里格曼更是明确指出“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就是促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从修复生活中最坏的东西转移到建立正面的、积极的品质”。希尔森和玛丽认为人格特征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Positive Personality”存在两个独立的维度，一是正性的利己特征，二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并认为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压力。西里格曼在《积极心理学导论》中认为“Positive personal trait”由主观幸福感、乐观和自决等构成。两年后他起用“Positive character”（积极品质）一词，并认为美德和力量是个体积极品质的核心，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能成为战胜心理疾病的有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西里格曼是将美德和力量与积极品质等同看待的，对美德和力量的考察也成为积极心理学兴起后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学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和动机，强调从正面研究与界定心理健康，认为心理学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研究和培养人类自身存在的诸多正向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学的作用是帮助人们发掘并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进而提升个人的素质和生活的品质。积极心理学对消极心理学的回应，使“积极”能够打断“消极”的垄断地位，成为当代主流心理学关注的价值核心之一，而这一辩证的过程也使心理学对“积极”内涵的理解较以前深刻得多。

二、意志的体验——感受与特质

在关于积极品质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积极品质应该是主观层面上的积极体验，狄认为积极品质为积极的情绪体验，重点是对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地对待过去、幸福地感受现在和乐观地面对未来；支持这一观点的国内学者不乏其人，蔡华俭（2008）认为幸福感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幸福感具有稳定性、主观性、整体性三个基本特征。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幸福感这一积极品质的获得途径。严标宾与郑雪认为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不同的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获取呈现不同的能力，家庭、恋人、室友、朋友之间关系对幸福感影响程度依次减弱（郑雪、严标宾，2006）。另外，社会关系网络也会影响主观的幸福感（郑雪，丘碧群，2006）；而李静（2007）则认为异性朋友支持对幸福感的获取影响最大，其次为母亲和老师。郑宏志（2005）认为对于老年人，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各维度的相关性都达显著水平，即任何的社会支持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生活事件因素对幸福感获取的影响也广受关注。韩永红（2007）的调查显示，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并且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解释力。王极盛等（2003）的实证调查却发现，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总体上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与学习负担重、不喜欢上学、遭父母打骂、与老师关系紧张这四项生活事件明显呈现负相关。王平，王晖等（2008）对高中生的幸福感调查与王极盛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学习压力致使高中生的幸福感降低。与这些学者关注积极体验不一样，一部分学者认为积极品质既不是归一的变量，也不是离散的变量，它应该由一系列积极特征组成的，是固有的、实际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是优点和美德。这部分学者又分别关注不同层面的特质表现。一是个体层面，主要研究个体的人格特质，包括乐观、交往技巧、美德、感受力、创造力、天赋、宽容、勇气、智慧等；积极心理学发展了西里格曼早期提出的“人格理论——乐观型解释风格”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和六七十年代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等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24种积极人格品质，这些研究正方兴未艾。二是群体层面，主要研究宏观、中观、微观意义上的积极组织系统特质。宏观意义上如国家的方针政策、政治制度等；中观意义上主要涉及个体的交际圈与生活圈；微观意义上则主要研究个人的核心生活圈，即家庭组织系统特质。瓦兰特（2000）等人的研究显示，生活环境系统对个体心理防御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积极的生活环境系统促使个体形成与之对应的积极心理防御机制，而防御机制的成熟程度却与个体智商、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没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另外，赖安德和德慈（2001）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了人类的三种基本需要：归属需要、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而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系统，后者提供了特质标准与满足的方式等。但由于群体积极特质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多个领域，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没有形成有效的系统理论。双虎（2009）根据2001-2008年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据（关于积极品质的研究论文共203篇）统计也显示，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较少（共16篇），只占总体研究的7.88%。不过，在积极品质的研究中，主观感受与特质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邱林，郑雪（2006）认为人格能够有效稳定地预测主观幸福感，他们发现外向性格是预测积极情感的主要指标，而神经质是预测消极情感的重要指标，情感平衡是外向性格和神经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而另一个特质，自尊，也被广泛地用于预测幸福感，两者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外显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吴明证、徐维东，2005；谢威士、张雯，2007）。与外显自尊相对的则是内隐自尊，当个体的外显自尊显著时，内隐自尊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而外显自尊水平处于低水准时，内隐自尊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学习的可能——先天与后天

19世纪末，关于人格的系统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才开始出现。弗洛伊德通过深入探索人格结构、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类型与人格障碍等形成了完整的人格理论系统。他强调遗传与本能对人格的决定性作用，人的心理发展进程是关于性的发展进程。同时，他也强调人需要将不愉快的能量释放从而获得快乐，当能量无法释放时，就会移置于其他领域或其他对象，导致新行为的产生；许多社会心理现象都以此形成，甚至一些艺术、宗教、科学成就等也被解释为满足特殊的和一般生理需求的产物。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统中，社会文化是本能宣泄的结果，而不是人格发展的影响因子。许多学者表示认同，斯通（1995）认为人格是由基因决定，人的一系列人格特征已经在基因中形成。雷德利（1996）发现遗传对人的性格有影响，人类的第11号染色体中存在着D4DR基因与人类性格有关，它决定了一种喜好追求新奇的性格。D4DR基因较长的人在敢于冒险、追求新奇方面的得分较高，这些人容易兴奋，善变，激动，性情急躁，喜欢冒险，比较大方。D4DR基因较短的人，与之相反。随后大量学者（K.Guthrie，1997；M.Abner、W.Adolph，1998；L.Alan，2007；陈晓娟，2009；任俊，2009；马甜语，2010）指出，随着人类基因的进一步解读，将有更多的人格基因被发现，个体是否拥有积极品质在出生一刻已经被决定。20世纪以后，随着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格天生”就一直被质疑，品质决定论也销声匿迹。费罗姆（1995）反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能量移置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的决定与制约作用。霍妮（1996）认为人的发展受环境所制约。沙利文（1997）的“人际关系”学说认为，人格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不断形成。卡丁纳（1998）主张文化观点，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人格，对人格的评价也会因由文化而不同。福利特（2000）认为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并在临床心理学领域提出了设计环境因素以唤起积极行为等方法，以帮助人们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总之，他们强调外部环境对人格产生决定性作用，反对把人格单纯地看作是遗传与生物本能所衍生与驱动的生物人；强调社会角色、家庭环境、人际关系、亲子关系、文化模式与社会制度都对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积极品格更是源于社会文化因素，因为积极一词本身就是与社会互动才有意义的词语。

21世纪后，人格的研究开始综合先天与后天的作用，并且这一特点也逐步表现在“积极品质”的研究上。谢尔曼（2003）重新使用“品质”一词作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认为积极是一个过程体验的行为。积极与个人处境有关，是指一个人选择一个最能适应的环境和发挥了最高潜能的行为，是一个人把所有力量都运用到了极限而问心无愧的人生态度。积极心理学对“积极”的关注和追求，促使心理学家多方寻找促进个体积极状态产生的各种内在因素和心理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积极品质研究最早源自于心理学对“消极—积极”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在不断的探讨中，积极品质的概念得到极大扩展，产生众多概念，而所有的概念都存在着以下共同点：（1）积极品质强调对品质的开发，而不是对问题疾病的治愈；（2）积极品质相信人类具有对美好的向往以及走向美好的能力；（3）积极品质的品质定义是多元的；（4）积极品质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在积极品质概念扩展的基础上，心理学开辟了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即积极体验、积极人格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三大领域就感受与特质、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划分，但又相互联系。通过增进积极体验，个体才能够形成积极人格并得到良好发展，而积极人格的形成也会促使个体得到更多的积极体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一方面决定其自身环境的形成，另一方面为积极体验的获取与积极人格的培养提供外部环境的保护。积极品质一开始被认为是由基因决定。而后，行为心理学兴起，环境因素得到极大的提倡。现在，积极心理学更多地认为，积极品质的形成一部分由一定的基因条件决定，也有一部分由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事实上，由于遗传基因的无法改变，积极心理学更提倡通过后天的积极干预来形成积极品质。尽管积极品质的研究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国内外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问题视角”，其主张从个体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来进行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品质概念的拓展与测量以及对积极品质的培养。但，对积极品质的研究并没有对其自身的哲学假设进行讨论，即对人性本善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几乎没有做出探究。

2.积极品质的研究来源于国外，因此国内的研究也继承国外之理论与经验，大多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主要针对积极心理学思想。也有一些探索方法的文章，但以宏观探讨居多。国内对于中国人积极品质的研究也多参考国外，但“积极”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会因文化而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话委婉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积极优秀的品质，但在西方文化的话语系统当中却不是。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总结中国人的积极品质特点与成长规律等是中国积极品质研究的重要主题与方向。

3.积极心理学已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待进一步归纳、整理。虽然积极心理学只诞生了短短十余年时间，却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没有很好的总结，没有形成合理的理论体系，使得人们无法系统地了解积极心理学的全貌。关于积极品质培养路径也没有一套全面的体系。

4.尽管国内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还缺乏纵向深入，有些甚至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总结，一些结论常常只能在一种假设或在有限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得出，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实践中的运用不足。而纵向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更丰富、更全面，得出的结论自然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积极心理学几乎还没有经历过有重大影响的纵向研究，这就影响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99.

[2]SeligmanMEP，CsiksizentmihalyM.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 2000.

[3]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J].心理学探新，2003，（03）.

[4]彭美春.积极心理学中积极情绪及体验的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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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特邀请多位专家作学术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顾海根教授作了《大学生自我同情及其与人格、应对方式和助人行为的关系研究》的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副主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掌然教授作了《广义问题解决与广义问题管理――科学思维新视野》的报告。江苏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傅宏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做什么――（2012）目标与任务解读》的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理事，三生教育基金会会长张名源作了《三生家庭教育个性化支持方案（FEAP）在家校合作中的成功应用》专题报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华夏全人心理学研究院院长许金声作了《通心的理论、方法的广泛应用》专题报告。第一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张理义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测评仪的研制与应用》专题报告。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崔景贵教授作了《社会转型・和谐幸福・心理管理》的主旨发言。《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何妍在大会上作了《开来而继往 明道不计功》的专题介绍。盐城师范学院副校长戴斌荣教授、上海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王胜桥教授、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童辉杰教授分别主持学术论坛报告会。25场精彩纷呈的专家报告、专题报告和大会学术交流发言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论坛举办期间，部分与会者还参加了20日、21日晚上开展的两个专题心理工作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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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的应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学的学科和专业教育也对应用心理学、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都要顺应时展潮流，承担起心理学“改变现实”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术与应用》了“改变现实的心理学”专题论文征稿启事，征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快报”“评论文章”，以及将心理学原理、方法、技术运用于各行业领域或日常生活的应用方案或实际案例、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之所以征集这类投稿，是要强调心理学在改变和改善现实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动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人生活等层面的应用。这种征稿导向是办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术与应用》定位为一本应用心理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各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探讨经济、社会、管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与应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阐述了这一定位，强调我们要发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应用心理学原创研究成果”（辛自强， 2016， p194）。

无独有偶，《心理学报》2016年5月公告，设立“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并征稿。该专栏旨在立足中国现状，集中报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重点评介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发现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财富、幸福等领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发挥的“大”作用。

行为决策无疑是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整个心理学都面临着“现实转向”的问题（林崇德， 辛自强， 2010），必须更多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心理学只有承担起“改善现实”的使命，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因应这种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现在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可以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应用心理”专硕），专硕教育蓬勃发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自2015年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专硕以来，每年考录比均超过10比1，一跃成为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些年在推进并不断反思专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教学要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心理学都面临挑战：若没有现实的关怀，不能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心理学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2010年我的恩师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问题，但我又历经几年才开始慢慢领悟，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最大难点是方法论的转向和变革，只有在方法论层面改变心理学研究当下一些未必妥当的习惯模式，才可能真正实现学科的现实转向。改变“现实的心理学”，才可能有“改变现实”的心理学。要开展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做哪些变革呢？本文略述管见以抛砖引玉。

2八个方法论问题

（1）研究的价值导向

研究通常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寻求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后者侧重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做好”的问题，旨在基于证据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或建议。就价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为导向，侧重提升人类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为导向，帮助人类依循客观规律改变或改善现实。不理解客观规律，就难以有效改变现实，反之，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研究，也推动着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只是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能于事无补。当下的现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旨在理解的学问和旨在改变的学问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学科历史和知识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见、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心理学从创始人冯特开始，就充满偏见，冯特将心理学定位于基础科学，反对弟子研究应用问题。1879年冯特建立实验室这个事件，严格讲，只是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把它当成整个“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似乎显得实验心理学有些傲娇。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很多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起源和历史。以心理咨询为例，虽然它要从心理学这一母体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但是它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表现为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师承关系。

无论如何，现在是改变彼此偏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与“改变”的学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辛自强， 201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应用空间，不断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应该向做应用研究和应用工作的人表达充分的敬意，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改变现实，让世界和生活变得更美好。反过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就无法合理地、系统地进行“改变”。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与合作者都承认，他们研究的那些规律小商小贩早就在应用。然而，是他们这些学者让我们明白了小商小贩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没有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决策的本质，也谈不上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决策。在应用工作中被个体自发使用的知识，只有被提炼、检验并系统化，才能成为自觉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今天，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发现”之前，美洲大陆早就有人居住。虽然“发现”一词的使用，流露出些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然而，“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万维钢， 2014， p239）。”

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试图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日益兼顾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变的成果。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也同样可以兼顾两个方面。即便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时，我们也不应只是在论文“讨论”部分最后顺便提几句研究的应用价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发现离实际应用究竟有多远，具体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转化。例如，我们可以要求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一做一个小的基础研究，研究二将其结果转化为行动方案或项目，甚至实施该项目，并做项目评估。总之，我们要更多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推动改变现实的研究。

（2）问题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问}。常用的问题提出方式有两种：有什么问题没有研究过？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我们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问题，而对后一方式考虑不多。

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思考并说明某个问题是否被研究过。科学的创新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探讨新问题，用新的方法探讨问题，寻求新的发现。为了确定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要开展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证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现有文献，就说明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论文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关于变量A和B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关于B和C的关系也有说法了，而关于A和C的关系，或者关于A、B、C三者的关系没有人研究，于是需要开展研究。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推导文献出发提出问题，还要从观察和反思现实开始提出问题，要不断反问“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涉及心理学的现实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面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医患信任、农民工身份认同；除了负面问题外，还有很多是“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如民众获得感的增加、国民素质的提升等。二是各行业实践领域的问题。心理学可以广泛应用到有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与行业、各类人群与团体。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如企业员工激励、投资心理分析、人才测评与选拔等。三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心理学更直接的应用是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智力开发问题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通过查阅和推导文献提出问题，而是要更多关注现实，研究实际问题，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立足点。现实问题可以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定问题。所谓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让研究停留在验证西方理论的层面。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实际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基于证据的思路和方案，这算作应用研究；若能直接开展行动来解决问题，则属于应用实践。应用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研究，接本土地气的研究。

（3）变量选择

我们鼓励旨在改变现实的研究，鼓励关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变量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因为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

心理学中的变量有两大类：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主观变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动等方面的变量，如情绪、推理等。客观变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如行为表现、作业或作品、痕迹等，常用的变量包括行为发生情况（行为频次）、行为速度（反应时、问题解决时间）、行为强度（如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度）、作业正确率或错误模式、作品质量、行为轨迹等；二是心理活动伴随的生理活动、生理表现方面的变量，如眼动特征、呼吸与心跳频率、腺体和血流特征、电生理特征（皮肤电、脑电等）、化学递质等；三是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频次和结构、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作业和任务类型）、环境条件等（如城乡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文化类型）。这三方面的客观变量，涵盖了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行为和生理表现，笼统地说就是“刺激”（S）和“反应”（R）。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但鉴于心理变量本身是主观变量，被试心理无法直接由研究者观测（研究者可以对自身心理活动进行自我观测，但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只能通过被试的主观内省和自我报告（如口语报告技术、自陈量表）来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直逼内心，但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这种局面下，心理学反而在客观变量的操纵和测量方面进展巨大，因为客观变量的测量在客观性、精确性上更符合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要求。上个世纪初，行为主义者正是要用客观变量定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用客观测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在客观测量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主观测量方法的进展仍然乏善可陈。

不仅是测量方法问题，心理学研究要“有力量”，要担当改变现实的使命，必须考虑客观变量，要么研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对客观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学探讨人们对各种物理量的主观感受问题，试图在物理量（客观世界）和心理量（主观世界）之间建立函数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卡尼曼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探讨金钱的主观效用问题，但研究结果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观变量，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心理活动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心理活动要藉由行为及其产物来改变客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心理的行为表现、行为后果。总之，心理学研究要么关注心理的前因（客观刺激），要么关注心理的后果（行为），只有说明心理的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有现实解释力的发现，才能让心理学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没有主观变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学（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只有主观变量是没有力量的、存在科学性风险的心理学。例如，现在很多研究所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甚至再加个主观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如此统计来统计去，是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逻辑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结果也很难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是就主观论主观，无法说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联，研究结果难以与现实对接。这种对客观变量，包括行为变量的忽视，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从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这五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每年大致选择2期，分析了实证研究报告中的共304项研究，统计这些研究是否包含实际行为变量（对行为的操纵、对行为的观测都可以算数），结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为变量，1986年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经低于20%。虽然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耐心去现场观测和操纵真实的行为了，而是严重依赖被试在问卷和量表中的自陈报告，依赖在电脑上完成实验。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这样的文章题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理学作为自陈报告和手指活动的科学”。

（4）样本选择

心理学研究样本的选择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大学生样本的过度依赖。二是对超大样本和单个被试的研究不足。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样本性质（少用大学生被试）和规模（大样本、超大样本、单个案）的多样性。

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大学生被试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大学生能否代表人类或某个总体，这可能要看问题的性质。例如，对于一些通则式规律（如格式塔学派发现的“完形”规律）的研究（辛自强， 2013），随便找个被试都可以证明规律的存在及其普适性，甚至无需从样本推论总体。但心理学研究更多探讨概率性题，需要从样本推论总体，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不能代表全人类。我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该论的推理研究，每个子研究的被试都是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做的“很漂亮”，但总让人感觉这不是人类推理的一般状况。过于依赖同质样本，甚至根据某一标准选出一批“区组”被试，这有助于实验得到阳性结果，但却不利于结果的现实应用，因为现实中的人群更为复杂多样，个体间差异很大。因此，在论文评审和发表时，我们应该鼓励样本的多样性，鼓励选择合适的样本。必要时，可适当限制那些对大学生样本过度使用的论文（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试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学不能都做成“大学生心理学”。我在和同事讨论专硕毕业论文的评审导向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学生必须到大学校园外边找被试。只是猫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难以体现应用导向。

心理学家习惯的样本量往往是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即一般的大样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规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样本，也不太喜欢对单个被试或个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它最近一次的调查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取样，样本量达到7、8万人。但心理学家很少主持这么大的调查项目，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方法，激发了对一些超大型样本的研究。例如，彭凯平（2014）课题组基于大数据理念，通过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幸福感的时空规律。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关注大数据方法。除了大数据、超大样本，心理学还应重视“被试量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单个案研究。它包括个案研究和单被试实验，前者大致是对个案的描述性、观察性研究，后者是对单个被试的实验研究。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心理学的早期历史中，对单一被试或者少量被试的研究曾一度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仅心理物理学研究使用少量被试，艾宾浩斯记忆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研究的被试是一条或几条狗，华生对情绪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试（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也都依赖个案或少量被试。心理学家广泛使用实验设计、大样本和推论统计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向要归功于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实验设计》一书在1935年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期刊虽然还发表一些单个案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迅速减少，它们转而发表更多的对大样本做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赖统计分析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次转向后形成的方法学规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我们将群组比较的结果推广到个体层面时未必妥当，因为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组层面；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 必须理解 “个体” 如何与环境互动（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p18）。因此，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强调。

在很多情况下，单个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观的方式启发研究者确立富有生态效度的研究结论。例如，一种临床干预方法若有效，它应该是在一个又一个个案身上“应验”过的，这种方法有效性的结论是在个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然而，群组研究中，是以变量为中心在很多个案身上统计出的平均结果，这个结果未必适用于每个个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单被试实验更能证明某种“实践的有效性”（如咨询实践的疗效），而非刻意在实验室内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 1992， p179）。当然，单个案研究不仅是个样本量的问题，而有着与群组设计完全不同的推理逻辑，下文再论。

（5）实验的生态效度

虽然可能以偏盖全，但大多数人认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验室建立和实验法的运用为标志的。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观测因变量这样的逻辑，确保得出因果性结论。心理学实验往往是操纵客观变量，然后观测它对主观变量的影响，或者通过操纵客观变量间接操纵主观变量。“操纵”就代表着某种力量，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操纵心理、改变现实。然而，每一项心理学实验的因果力（内部效度问题）和推广价值（外部效度问题）可能并不相同，这里重点讨论外部效度、特别是生态效度问题。因为心理学要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必须确保实验结论能外推到现实生活中，这取决于至少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程度。一项实验中设置的条件、处理、干预方法的效应有即时效应和延时（短期、长期）效应的区分。很多实验操纵有即时效应，但是否有延时效应呢？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也未报告。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不仅证明实验处理的即时效应，也能证明其延时效应，这就有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应用。早年间，可口可乐公司为了与百事可乐公司竞争，研究过配方改良问题。百事可乐更甜一点，可口可乐带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做过实验，让消费者品尝各品牌的一小杯可乐，结果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可口可乐公司根据所谓实验结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乐，销售结果却惨遭失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实验室里喝一口，与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两码事。很多心理学实验发现了各种暂时的效应，但其推广价值存疑。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万维钢， 2014， p246）。”实验处理效应不仅表现在持续性上，还表现在强度上。当采用特别敏感的观测指标时，或者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时，很多实验得到了阳性结果，但是这种实验处理的效应未必足够强劲和稳健，因而难以重复和推广。例如，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但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断被质疑，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启动效应往往很微弱（张h， 辛自强， 2016），其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难度增大，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了。

二是实验场所问题。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 也可以在现场， 也就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通常发生的真实场所中进行。实验室环境容易操控，但人为性很强，容易得出“伪结果”（人为，就是“伪”；辛自强， 2012， p122）。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教育心理发生在学校中，消费心理发生在商场中，到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做现场实验有助于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例如，我们一项关于信任的实验，是在北京到烟台的K285次列车卧铺车厢里完成的，以旅客为被试（辛自强， 辛素飞， 2014），火车是移动的优质实验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项研究。研究者在美国一家游乐园，以11万余名游客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乘坐过山车时由实验员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纪念。自变量为定价方式（包括明码标价和自愿付钱）、捐赠与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销售收入的半数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结果表明，当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钱时，同样的慈善因素让企业获益更多，因为游客通过自愿付钱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Gneezy， Gneezy， Nelson， & Brown， 2010）。这种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实验室实验更有说服力，更有生态效度，而且这项实验做下来还多赚了很多钱。

大家热议的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究其原因是很多结果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而且所发现的实验处理效应很微弱，缺乏持续性，这种不稳健的效应自然难以重复，也难以发挥心理学改善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对实验延时效应的考察，鼓励现场实验（如教育实验、社会实验），鼓励长期干预研究。心理学不能过分追求实验室研究的“小巧”，而应该展示实验干预的强大力量，甚至直接开展社会改造实验。

（6）统计方法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统计方法本身，而是统计实践问题。统计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对于统计方法的需求和应用实践就有所差异。我在统计方法的学习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这里仅“随意”罗列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描述统计的重要性。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没有描述统计结果，推论统计的结果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论文要充分报告描述统计结果。如果一项研究被纳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统计结果以便做元分析。从传播效果上看，描述统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一般公众来说，用平均数、百分数、简单的图表来描述的结果，可能比复杂的变量关系模式图、拟合指数之类结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统计上显著”还不够。心理统计的核心逻辑是“零假设显著性检验”，即p值方法，根据p值大小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零假设。如果统计得到的p值比临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这时我们只能表述某种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随机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结果，而只好归结为某种“必然性”（仍是统计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或变量关系的强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绝零假设时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 size）则表明了我们专业上所关心的效果和效应的大小，比如实处理效果如何，变量关系强度如何，这是p值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辛自强， 2010）。因此，现在学术期刊都要求既报告统计检验结果是否显著，又报告效果量指标，如d、η2（Eta平方）、r2（决定系数）等。而且，我们应该更重视效果量指标，因为对于很多实验，特别是干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只是差异显著还是不够的，而且差异程度要足够大。否则，这种干预方法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不足。假如我们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实施某种干预课程提高其幸福感，虽然最后实验组老人幸福感与对照组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高出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发放给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预项目就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对于效果量如何算“大”，虽然有些建议性的解释“标准”（Kotrlik， Williams， & Jabor， 2011），但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临界值，这要根据以往类似干预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项目要求等来解释。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效果量指标d，在单被试实验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组设计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组设计中d值为08已经算是 “较大的” 效果量了，而在单被试实验中，这只能算“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 p161）。

第三，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当前心理学普遍使用的是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这些方法侧重描述变量关系，没有将个体看作整体，而是假设个体是可互换的单元，除了随机误差之外，他们在行为发展上不存在质或量的差异，即总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总体中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因此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强， 2013）。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务是确定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它假定就变量如何相互关联而言，总体是异质的，样本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个体亚组。通过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模式发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等，可以识别被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个体亚组，识别基于纵向轨迹模式的个体亚组，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体亚组，以考察模式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体的稳定性（详见杨之旭， 辛自强， 2016）。以干预项目为例，可以用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揭示干预效果的一般趋势，而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可以识别出符合与不符合一般趋势的亚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全面评估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调节”的是与非。在大陆心理学专业期刊里检索可见，2000年前后的时候，对研究结果做中介和调节模型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2016年仅文章标题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过200篇，提到“调节”模型的超过100篇。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专业期刊，目录上到处都是“中介分析”“调节作用”之类的字样。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让我们严肃地讨论三变量关系问题，无疑有助于科学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和贡献。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点这方面的统计而已，离得出可靠的理论模型还差很远。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着三变量形成一条“因果链”，而因果关系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时间顺序、操控逻辑，通过问卷、量表测出的一堆主观变量之间何来顺序和操控逻辑呢，因此也很难确定中介关系。无论是中介还是调节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简单的统计问题，必须有理论和逻辑的考量（辛自强， 2012， p279）。目前这类套路化、仪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在限制我们的思考，限制我们发现知识的能力。如果不能通过研究达成确实的认识，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7）推理逻辑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假设-演绎”的方法，而对于如何观察现象，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假设（假说），形成理论认识这一归纳过程重视不够。这种推理逻辑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养研究者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设-演绎”的逻辑。其思路是基于假设演绎出对经验事实的预测，然后考察实际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否符合预测，若符合，则确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因为，很多事实单纯凭猜测，能预测到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我们居然根据一个理论假说准确预测到了，这足以确证理论假说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这种演绎过程的逻辑较为完备，可以验证已有假设，但不利于发现新知识（新假设），因为假设-演绎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设验证了，就确认了这个知识；否则，我们只知道这个假设不对，但并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并提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据零碎的线索做出归纳、猜想，从而形成理论假说。“虽然归纳本身常常难以保证逻辑上的完备性，然而，它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甚至更重要。因为对少量事实的归纳，是我们发现规律性，提出科学假说的基础。很多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受到了某个事实的启发，受到了某个类比的启迪，受到了某个隐喻的暗示（辛自强， 2012， p297）。”

心理学研究对统计方法的过度依赖和套路化使用，强化了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在学科中的地位，而无意中抑制了归纳逻辑的使用，不利于科学猜想和科学发现。实际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心理学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创立，就是对常规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对通常使用的“假设-演绎”逻辑――基于理论形成假设，然后用新资料来检验。扎根理论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研究者已有的理论范畴强加于资料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料的灵活归纳，从资料中生成理论，这一研究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出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而且也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是故该方法建立的理论，可曰“扎根的理论，或者植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这样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又如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说和理论。如果单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个案获得的研究结果，无法摆脱个体差异的影响，难以推广到更大的总体上。不过，统计推论并不是获得一般性认识或规律性认识的唯一途径。如果在一个案例基础上推断出的一般性认识（如模式、法则），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验证或重现，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理论的信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个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尚没有被任何一个已知反例挑战或驳倒，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若一项个案研究为理论假说的建立、反驳与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有重要价值。

综上，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也要重视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假说的验证，又要重视新假说的归纳和新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使研究成果更贴合实际（包括我国实际），提升其现实解释力。

（8）理论建设

科学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积累事实，而且要建构理论。一部心理学的历史，除了经典的实验，就是观点各异的理论。要想在心理学历史上留下点什么，要么开展一项堪称经典的实验，要么创立一个伟大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要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强现实解释力，就必须重视原创理论的建设，而非停留在验证国外理论或现有理论的境地。建设理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非只有心理学的“大家”或大师才可以建立理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了解了心理学理论的类型或形态，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建立哪种理论以及如何去做（对这块内容的详细论述，见辛自强， 2012， 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论。描述事实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描述就可以构成一种简单的理论。关于事实的理论可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也可以描述变量的关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时记忆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描述了记忆保存量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这是关于变量关系的理论。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如问题解决的“试误说”“顿悟说”等。能用一个术语或理论描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或者未曾言明的现象，这是巨大的理贡献。

第二，类型学理论。它用于区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类型。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划分并定义类型，然后描述该类事物的特征，并将这种类型划分用于实际观察，或者用实际观察结果检验这种类型划分。分类的标准或维度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双重维度或多种标准。例如，场独立与场依存、A型与B型人格都是单维上的类型划分；荣格对性格类型的划分，则采用内-外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两个维度结合划分出了8种性格类型。艾森克从外倾-内倾、神经质、精神质三个维度确定人格类型。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初步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维度。而分析出维度和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类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类或类型的验证，如因素分析、聚类分析都有这种功能。

第三，过程理论。类型学理论侧重在空间上将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而过程理论主要与时间维度有关。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中主要体现为认知过程或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过程等。过程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刻画事物变化的流程、经历的不同状态等。例如，早期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刺激-反应（S-R）公式反映了一种最简单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有机体变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这时过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来，信息加工理论又将O分解成更多的环节，这样认知过程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由于每次认知活动都耗费一定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时间过程。无论是认知还是学习，都是主体应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对外部刺激的处理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时间，多要以毫秒、秒、小时、天等来计量，而且只衡量时间的长度，一般不关注时间的方向。

第四，发展理论。过程理论通常只关注时间的长度本质，而发展理论往往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如月、年）探讨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过程、演化过程，这里的时间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例如，对于发展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和变化。发展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描述发展：关于发展的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 variable）， 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 sequences）。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挥（卢文格， 1998， p52）。”通常，从极性变量的层面认识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觉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释清楚里程碑式的间断性发展或直接说出阶段的本质差异，则是更深入，也更困难的一步。例如认知发展研究，测量学派的通常做法是设计若干题目考察某个年龄儿童的通过率，会做的题目越多说明能力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是可以累积的，因为研究者并不区分做对这道题和那道题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做对每道题都得到同样的单位分数。而皮亚杰看到了这种分数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认为那些在某个任务上表现良好与不好的孩子在认知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结构观，对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阶段的描述。

第五，结构理论。“阶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发展水平”的同义语，然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阶段指代由特定的结构决定的发展水平质的差异。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或关系组成的，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整体，并赋予要素以意义，使要素成为整体中有意义的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结构也就变化了；但是要素本身变化，结构不一定变化。结构是组织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么看来，“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卢文格， 1998， p32）。”在心理学中，皮亚杰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逻辑数学结构成功刻画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后来被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推广到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像皮亚杰那样理解结构，结构也并非只用于刻画发展阶段，即不只是“发生的”结构。心理学中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机械的结构（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论）、统计学层面的结构（如人格与能力的因素结构）。

第六，功能理论。“结构”和“功能”往往是一个事物或系统的两个方面，它有结构，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谓结构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功能是系统与其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定义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界定了“结构”和“功能”的内涵。就像“结构”一词具有多种含义那样，心理学家所说的“功能”的含义也至少有两类。一方面，指心理功能。这里的“功能”有时被称作“机能”，有机体有各种心理方面的机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认知心理学中，智能就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号或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这个系统对其外的环境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其他心理机能或系统所起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或应用价值。简单说，心理的功用， 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 例如， 美国的那些机能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尔等）认为，心理或意识的主要机能是选瘢最终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都属于“影响因素”理论，用于描述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有的理论属于“层级”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事物划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并阐明每个层级的特点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总是涉及世界的两个维度：时间（发展与过程）与空间（类型、层次、结构、功能、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说，关于短时间尺度的是认知与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中等时间尺度的是毕生发展理论，关于宏观时间尺度的是心理进化理论与心理变迁理论。从空间方面来说，要么是关于元素的理论（描述事象的理论、类型学理论），要么是关于一个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理论（结构理论），要么是关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功能理论、影响因素理论、层级理论）。理论建构总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以之为对象，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进行理论建设。心理学研究要强化现实性与应用导向，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我们要记住勒温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

3小结：必要的方法论变革

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巨大需求，心理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论，以及所遵从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与方法调整。本文罗列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变革。我们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兼顾旨在理解的学术成果和旨在改变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后者；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文献选定尚无人研究过的问题，更要从现实出发，研究尚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变量选择方面，一项心理学研究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以探讨两方面关系为己任；在被试选择方面，减少大学生样本的使用，增加样本的多样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样本外，还要加强超大样本和单被试的研究；在研究生态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强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重视现场实验；在数据统计层面，重视描述统计和效果量指标，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注意中介和调节模型的理论分析。

最后是理论思维的变革。 在推理逻辑方面， 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更要重视归纳逻辑的使用，如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增加研究者的现实敏感性与想象力；在理论建设方面，掌握各种形态理论的建构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

总之，我们要在方法论的上述三个层面上，变革心理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遵奉的一些不当规范和实践模式，通过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建设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学科，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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