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城镇化发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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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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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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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促进城乡同步发展党的十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决定着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同步性和协调性。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割裂了城乡的联系，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破解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民增收途径单一等问题。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更多的经营活动，从而多途径地获得收益，提高农民收入。

(二)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市场需求不畅，投资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唯有拉动内需是最具潜力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统筹谋划、高标准规划，可以使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环境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拉动各类投资向农村聚焦，扭转过去那种投资过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释放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作业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农村活力不足、作业方式粗放、稳粮增产的压力比较大。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按照城乡一体的思路，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使农村的经济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趋势。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城镇化也开始破题起步，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更快，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但整体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农村基础薄弱，吃饭问题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镇化发展多是自主城镇化我国城乡的区分最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性质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的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沿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的许多村镇，发展成为在居住、生活、生产等方面与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区，已经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自主城镇化，这种现象在南方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难区分城市与乡村。然而这种城镇化并非以先行将土地征为国有为前提，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明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局限性很大，潜在的问题也很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走的弯路较多，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近半个世纪。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明显的是工业得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有待解决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上楼，简单地把农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打破城乡间的固有障碍，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让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生存有保障、挣钱有门路、生活有面子，使进城农民能够与城市市民一样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中央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镇化也不同于城镇建设，是一种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城镇建设，也包含以改善农村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城镇化，可以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准确把握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原则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找准方向，走对路子，才能不造成历史的遗憾，留下历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方面四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扩大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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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篇（5）

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篇（7）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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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后海南城镇化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海南热带农业仍然是重要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不会因此而缩小，只会向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升级转型，从业人员相对减少一些。海南产业结构态势表明，海南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三次产业中农业从业人口292．14万人，占从业人口总数459．22万人的63．62%，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口最多产业，折射出海南作为农业大省严峻现实。海南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协调，预示着海南实现城镇化要经历较长时段，不能照搬内地。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主要在广大农村与山区，热带森林是海南最大碳汇载体，热带农业的经济林和各种农业植被也是贮碳吸收器和缓冲器，是海南实施绿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态资源，也是开发休闲农业的旅游资源。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托海南热带农业与热带林业资源的休闲农业的持续经营，直接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要求。海南第一产业优势与其劳动力结构相适应，需要保持相应劳动力在现场劳作。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态势相协调推进，需要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村建设，避免农村衰落，产业空心化。因此不应把城镇化率当作评判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标尺，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工程。提升城镇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窝而上，运动式推进。必须统筹进行土地流转、城镇户籍、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既要有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开辟市场融资渠道。推进城镇化面临复杂问题，因此贵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不强求统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单纯进度，审慎推进，探索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2海南城镇化及其休闲农业为主产业支撑建议

城镇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要与就业统筹考量，要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海南要走非制造业为主导，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贯彻利用生态优势，不污染环境，产业构建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思路。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流入城镇居住，农民变居民身份。首先要转移人口在镇区有工干，住得下来，有经济收入并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留在农村人口，重组优化生产要素，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休闲消费需求高涨。休闲农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有农家乐休闲农业单位150万家，农业休闲园区1．8万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约4亿人次。海南休闲农业发展也方兴未艾，成立了“海南休闲发展局”，统一管理休闲农业发展事宜。截止2011年10月，颁布的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单位共33家，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经农业部审定，海南有5家休闲农业单位入选5星级。海南休闲农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类型日趋丰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产业效应初步显现。根据海南省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全省总体上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做大做强海口、三亚、琼海、儋州、五指山重点城市建设，强化各个县城幅射作用;加快风情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重点特色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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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镇化发展正处于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就是城镇化加速。城镇化大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两方面都能产生对工业化产品的大量需求。同时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大量人口转为市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2、城镇化发展能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生产资料占有量。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去，才能增加农村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人均占有水平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农业的现代要素才有可能进入。因此，城镇化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经营条件的形成。一方面，随着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增加，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大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可为增加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空间与资源。

首先城镇化为进城的农民工从事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增加的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富资产，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技能，成为今后创业的资本。其次大量的人口向城镇聚集，也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未来河南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挑战及不利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必将打破农村现有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旧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并成熟，这种过渡阶段由于制度等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可能会对农民增收带来不利的影响。

1、可能导致耕地减少。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占有农村的土地，可能导致耕地减少，产生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为工业化，为社会进步做出了牺牲，失去了农村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由于自身素质、体制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成为新的困难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推进城镇化不必然导致耕地的减少，如果我们能合理规划，综合整治，把节约集约出来的土地复垦还田并开发新的耕地，就有可能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保护耕地同时并行。例如:中国最近几年的统计耕地面积为:2007年1．093亿公顷，2008年1．086亿公顷，2009年1．100亿公顷。历史峰值为1992年的1．244亿公顷，与之相比近年来减少了约12．1%。1990年开始耕地面积的增速放缓，2000－2007年后由于生态退耕、城市加速发展和房地产开发等原因导致耕地数量迅速减少。2007年后生态退耕速度放缓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数量减少的幅度逐渐下降甚至转升。河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必须同时合理规划、严格控制，保护耕地。

2、可能导致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

城镇化加速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由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良好的公共设施和环境，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农村流出去的劳动力必定是那些有相对较强竞争力、受过一定教育并掌握相应技能的青壮年，即具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只是老、少、妇女、多病者，由此导致了农村"人才流失"。例如:从新增的转移人数来看，河南省转移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幅度增加，从2004年的近83%增加到2007年的89%，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更为迅速，尤其是2007年，这一人数为5，461，121人，较之2006年增加1，191，388人，增加幅度为27．9%;同期，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有缩减的趋势，从2004年的17%下降为2007年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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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针对山西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综合评价指标涉及经济指标、人口指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4大类15项指标，其中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2013》《城市统计年鉴》，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来自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及有关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本文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山西省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为统一各方面统计资料，本文对个别区域进行合并，如太原市的小店区、迎泽区等统一为太原市区进行分析，合并后本研究分析单元共计107个县市。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参考前人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全面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易获得性等原则，从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如经济、人口、基础建设、生态环境等入手进行选取。共选4大类，15项指标，归纳如下：A为人口指标，A1为城区人口密度、A2为城镇人口比重。B为经济指标，B1为人均GDP、B2为固定资产投资、B3为非农产业产值比重、B4为社会消费品总额、B5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C为基础设施，C1为建成区面积、C2为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C3为城市（县城）用水普及率、C4为城市（县城）人均道路面积、C5为城市（县城）人均公共设施用地。D为生态环境，D1为城市（县城）建成区绿化率、D2为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D3为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2．3城市化综合得分计算

本研究基于熵值法对山西省城镇化进行综合测度，所选指标综合得分值越大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有利，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B2固定资产投资、B4社会消费品总额、C1建成区面积、C5城市人均公共设施用地等指标权重表现较大，A1城区人口密度、A2城镇人口比重（人口城镇化率）、B1人均GDP、B5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及D3城市人均绿地面积、C4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表现较为均衡，而B3非农产业产值比重、C2城市燃气普及率、C3城市用水普及率、D1城市建成区绿化率、D2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等指标权重较小。因此，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城市建设（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共设施用地）同等重要，人口城镇化重要性紧随其后，可见山西省城镇化发展表现为经济、社会、人口协调稳步前进。结合标准化之后原始数据与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

3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3．1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聚类分析将城镇化综合得分分为六个类别，再利用GIS对评价单元进行分级表达。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呈现集聚现象，其中，中部呈现出以太原市为中心东西延伸南北辐射的趋势，东部延伸至阳泉市，西部延伸至吕梁市，北部至忻州市，包括周边的古交县、清徐县、寿阳县、汾阳市、介休市等，形成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最集中地区域———太原城市圈。北部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中心，辐射至怀仁县、山阴县、大同县、应县等地，形成晋北城镇群。南部以临汾市、运城市为中心，包括河津市、侯马市、霍州市、洪洞县、永济市等，形成晋南城镇群。东南部表现为以长治市、晋城市为中心，辐射襄垣县、长子县、高平市、阳城县等地，形成晋东南城镇群。整个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连接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字，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为山西省未来实现城镇化集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2城镇化重点区域

通过分析山西城镇化综合评价结果，得出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为0．1490，最高得分为省会太原市区0．7983，最低得分为石楼县0．0537。高于平均得分的县市共计40个，高于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率为37．38％。趋势线在0．2与0．3处有两个拐点，综合得分在0．3以上的表现为综合城镇化水平最好的地区，包括太原市区、大同市区、长治市区、阳泉市区，0．2到0．3之间的为城镇化综合水平较好且快速发展的地区，而0．2以下的区域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亟待合理规划实现有序提升。对综合得分位于0．2以上的19个县市进行单独统计发现：山西省十一个地级市中，市中心区综合城镇化水平唯有忻州市区低于0．2，此外，还发现有个别县市城镇化水平较高，接近地级市中心区，如孝义市、河津市、襄垣县、侯马市等。

3．3四大城镇群比较

对城镇化综合评价四类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所示，可看出四类指标中，总体而言人口生态环境指标得分较弱，经济与基础设施指标表现较高，尤其以经济指标贡献最大。四大城镇群之间进行对比可发现：太原城镇群与北部大同朔州城镇群在人口、经济、基础设施指标上表现出相对优势；东南部晋城长治城镇群除人口城镇化指标略显不足之外，其余指标表现良好，尤其以生态环境方面表现突出，高于其余3个城镇群；南部运城临汾城镇群除生态环境方面略高于太原城镇群以外，其余方面都表现较弱，有待提升。

3．4城镇化与地形分布

城镇发展集中表现在自然地理环境较好的六大盆地区。山西省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丘陵、盆地等交错分布。全省总的地势表现为“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突起的山地，中部由北至南表现为一系列低凹盆地，平原分布其间。山西省较为平坦的地形主要分布在中部的一系列盆地区，从北到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东南部的长治盆地。这些区域同时也是山西省历史文化繁荣地，无论是人口的聚集、经济的发展或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比较突出。将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情况与地形进行空间叠置，可明显看出城镇化发展与地形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规律。城镇化综合得分较高的县市集中分布在地理条件优越的盆地区。如北部城镇群集中在大同盆地，中部太原城镇群聚集在太原盆地，南部城镇群集中在临汾运城盆地，东南部城镇群主要集中在长治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