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项羽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代研究中，以1953一2016年3月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的论文为参考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粗略统计，以项羽为题名的论文共有500多篇，主题为项羽的论文共有2400多篇，学界关于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呈现由点到面的趋势，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关论文，对项羽的整体研究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从特定事件研究项羽形象。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将项羽放在特定的环境和事件中研究项羽形象，从而在矛盾冲突中彰显出项羽的性格优劣。李张召的《从该下之围谈项羽》。从四面楚歌再到霸王别姬，最后溃围、斩将、自刎鸟江，展示了项羽的勇猛英姿，呈现出一位真英雄形象。连波《论鸿门宴上的项羽一一说霸王并不沽名与其他》是将项羽置于鸿门宴的背景、过程和结局中，深刻分析了项羽在其中所暴露的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虽然项羽最终结局失败了，但是他是实至名归的一位不“沽名”的失意英雄。此外还有张华真、郝富安的《试论<鸿门宴>中项羽的形象特征》、徐李平的《试论<鸿门宴>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论文。

第二类是人物对比研究。这一类研究把项羽和其他《史记》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楚汉之争”对峙两方项羽和刘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胡一华、毕英春的《刘邦和项羽》、邓翠萍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李营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谈》、王联斌的《刘邦项羽武德人格比较》。除此之外，还有项羽与其他《史记》人物的比较研究，如罗鉴晨的《悲剧英雄陈胜与项羽的比较分析》等论文。

第三类是《史记》中人物写作的艺术手法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通过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艺术，彰显出项羽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林军的《烘云托月法的完美运用一一试述<鸿门宴>中项羽形象的刻画》、黄岩的((<史记·项羽本纪>中人物语言的特点》“、魏佳的《<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张兴彦的《<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杨丁友的《司马迁的叙述特色与项羽形象》等论文。

(二)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项羽形象研究

这一类的作品主要考察某一体裁中项羽形象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丰富了《史记》之外项羽形象的研究。任荣的《霸王戏演变考述》一文中将有关项羽的“霸王戏”的发生和演变共经历五个阶段，对其产生、发展、成熟、达到顶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叙述，并且指出明代《千金记》对于霸王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学界梳理了霸王戏演变的基本脉络。马宝记的《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系统论述了两千多年来文人墨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对项羽自刎鸟江表达的情感，使我们从历代诗人的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项羽之死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复杂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透露出来的不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林怡的《论“霸王戏”的擅变》，将霸王戏发展的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张雅洁、马帅的《项羽题材在诗歌中的擅变》深刻剖析了进入唐代以后项羽这一文学题材的完整发展道路，论证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项羽题材诗歌主要以“借古言志，渴望中兴”为感情基调进行创作与发展，对后世诗人评述项羽得失争论项羽是否该东渡鸟江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启性的作用，并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观点。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

从传播学、音乐、美学、社会历史学等交叉学科角度研究项羽形象论文有很多。美学方面的文章有赵伯飞、闰岚、郝府元、闰强的《由项羽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浅析艺术美》、薛从军的《论项羽的悲壮与崇高一<项羽本纪>的美学价值》、传播学方面有岳慧的《影视作品中的项羽形象及其意蕴浅析》、社会历史学方面有杨宁宁的《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王艳丽的《从<史记>中项羽形象的建立论“文史结合”的完美》，音乐方面的有徐文正的《歌剧<楚霸王>的音乐及戏剧呈现》。

 (四)国外同类人物比较研究

这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项羽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相似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在性格和悲剧性上探究出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周文婷的《从项羽与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比较看<史记>的悲剧艺术》。)将中外两部著作从人物的性格上进行了深刻分析，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最终得出他们的性格是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李秀的《英雄末路的悲哀一一科里奥兰纳斯与项羽之比较》将《史记》中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个悲剧结局的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项羽和科里奥兰纳斯他们的结局是无奈的，但是英雄的精神却光辉动人。此外类似的中外人物比较还有田凡玉的《中西方英雄人物的悲剧人生一一霸王项羽与力士参孙的比较研究》、罗燕玲的《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这些研究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极大丰富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突破了对于项羽形象的研究集中于国内作品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项羽形象的研究者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项羽形象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将项羽形象从古代传播演变和现代传播串联起来考察，对其形象演变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王亚听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中项羽形象寻绎》则是以古代文学中的书写为主分析项羽形象。纵观几十年来项羽形象的研究现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不断有所创新，但是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项羽形象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研究不够充分。

第二，缺乏系统梳理项羽形象的论文，研究成果系统性有待加强。

第三，对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下的项羽形象演变缺乏关注，缺少专门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力图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探索项羽形象的演变规律，在研究思路上，试图分三个章节展开:

 (一)历史叙事中的项羽形象生成与传播一以《史记》到《资治通鉴》项羽的原始形象为线索这一章节主要立足于史籍中的项羽形象，重点关注《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项羽的历史形象和特点，同时也梳理出不同朝代的史书对于项羽形象书写存在的差异性。

 (二)项羽形象在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传播

本章的研究重点是探究项羽形象在文学视野下的传播和演变过程，分为“唐宋诗歌中的项羽形象”、“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和“元明小说中项羽形象的精心描绘”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重点探讨唐宋诗歌中项羽形象所蕴含的的文化意蕴，把握由历史叙事进入到文学叙事领域中项羽形象变化的特征。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则主要关注这一形象的负面化及其原因。最后一节中主要研究在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中项羽形象的塑造。

 (三)现代传播方式下项羽形象的传播

探析在现代传播方式中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特点，包括以楚汉争雄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网络游戏中的项羽形象，通过与历史演义小说《西汉演义》中项羽形象的对比，归纳出在新的传播媒介下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的内涵和趋势，理解当下对项羽形象的改编和传播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积极意义。

纵观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拟采用以下方法来展开研究:

 (1)文本细读法。精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诗》《全元戏曲》《西汉演义》等文本，着重关注其中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并探究分析每部著作中对项羽形象的塑造特点。

篇（2）

翻译了17年，被认为像《魔戒》

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西游记》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发在微博上：“有一首诗说：太初混沌不分/天地晦暗地混淆在一起/万物模糊，横无际涯/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

中文版《西游记》的原文是“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不小心当了网红”，王蕾说，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很多读者看回译，觉得是类似《魔戒》的史诗。

王蕾认为，回译的《西游记》，有些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

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在他眼中，《西游记》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带着戏谑。德译，再回译，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

中国读者的反应，林小发根本没料到，“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

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足足花了17年。对她来说，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恰恰应和了《西游记》的主题――取经。

在自述中，林小发写道，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佛经，还有与《西游记》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取真经’的过程。”

她还到处走访寺庙、道观，向大德高僧请教书中一些深层涵义的解释；大量阅读18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从歌德等人的诗歌中感悟修辞技巧。

“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林小发写道，“译本出版了之后，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游记》

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1983年，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开始自学中文。

有网友激动地认出了她：“这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呀，瑞士人，年她是坐着火车哐哧哐哧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读的是中国美院版画系。特别淳朴，特别不物质，我们经常看她骑着那种后座带娃的二轮上下班，眼神特别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林小发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和版画系学习。偶然的机会，她在上海古籍书店读到了《西游记》，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深深吸引了她。

1999年，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西游记》。

翻译越深入，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主题是《西游记》的“正路”思想。

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说，林小发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观殊：“她读研究生的目的也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做好《西游记》的翻译工作。”

因为楼含松写过《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林小发拜他为师。楼含松回忆，林小发的中文水平很好，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我不懂德文，跟她都是汉语交流，我们讨论《西游记》多一点。她毕业论文探讨《西游记》的主题，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们对她评价都蛮高的。”

“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楼含松说。

林小发非常低调，对获奖之事不愿多说。对于《西游记》又翻回中文一事，远在瑞士的林小发表示：“若能激起中国人重读原版兴趣的话，我很开心。译回中文有趣，能读原著是福！”

在德语国家文坛，《西游记》原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懂德文，楼含松还没看过《西游记》的德文版。

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英译，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也未翻译诗词。

因此，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曾对媒体说，“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这个版本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笔润色，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比如，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这座山怎样怎样。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亚马逊上，林小发译的《西游记》定价88欧元。据悉，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元。

“在德国，知道《西游记》的人非常少。练气功，学太极拳，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西游记》的一些片段。”林小发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林小发的印象里，“在德语国家的文坛，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

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

《西游记》人物繁多，同一人物还可能有别名。主角孙悟空，就另有美猴王、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林小发的处理是：孙悟空音译，其余意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在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里，行者、悟空、大圣间隔出现。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是用梵语里的菩萨概念+中文拼音（Guanyin）翻译的。

“唐僧”怎样译，林小发犹豫好久，先用汉语拼音“Tangseng”，后来改译为“来自中国的高僧”。原文里的“唐”，她翻译成“China”，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

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需要想象力，比如，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译为“又来又去的那个”。

“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如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林小l认为，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

人名、习语之外，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

最初译出了10回后，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都遭婉拒。大约有10年，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西游记》的机构。是否继续翻译，她也踌躇过，但终究没有放弃。在林小发的印象里，除个别人略知一二，德国人与瑞士人对《西游记》几乎一无所知。

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译《西游记》首发，黄色封面，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

小说有50多页后记，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西游记》故事的形成等。

Eva Lüdi Kong received Leipzig Book Fair Prize for Translation in 2016. Her translation in German was （Travel into the West）. It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an at least 400 year old Chinese novel known as .

The translator’s honor was made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people by a re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rman book back to Chinese， done by Wang Lei， na editor with Yilin Books specialized in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books. The retranslation went viril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Many commented that it read like by English author and scholar Tolkie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its authors unknown， entertained grassroots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cross China during its slow evolution into a classical novel. It offers fun and satire. When it was translated back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the text offered a touch of magnific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and tragedies， commented Li Yunfei，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sterpiece.

Eva Lüdi Kong wasn’t prepared for this kind of response from Chinese readers. But on second thought， she didn’t find it surprising.

It had taken her a good 17 year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novel. The translating is somewhat aptly compared the journey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the four pilgrims takes in the novel.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is known as Lin Xiaofa， her Chinese name， with her real name largely unknown. Her Chinese name is easy to read and remember.

She is a citizen of Switzerl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1983 when a troupe of Chinese acrobats from Guangxi， China visited her hometown. The Chinese words printed on a show program took her fancy. The 15-year-old girl began to study Chinese.

She has spent 25 years in China and a big part of the 25 years she spent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a province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1990s， she studied calligraphy and printmak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the city. She ran into in a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as revealed in the novel fascinated her.

In 1999， s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book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the two German translations. Pretty soon she ran into problems she wasn’t able to solve. She enrolled into a graduate cours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she studi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knew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the graduate course. She wanted to get her translation right，” recalls Lou Songhan， the 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 Her graduation paper was about the Chinese novel.

Lou recalls that Lin Xiaofa was pretty good at Chinese. “I don’t know a word of German. I communicated with her in Chinese. We mainly talked about . Teachers thought highly of her at her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paper，” remembers Lou. “I feel proud of her. She is great！ The work she did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there had been two abridged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book in German. One was done in 1962 based on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a 100-chapter Russian version. The other was translated from a 194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re are only 30 chapters in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is somewhat “sanitized” edition， based on a tex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shor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cre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ith the deletion of some poems that describ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some vulg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篇（3）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篇（4）

庾信，这位在古代文学界里素有“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创造性之功的文学巨匠，文学成就巨大。他的赋作在其百花盛开的众多诗文作品中一枝独秀，耀眼夺目。庾信一生创作颇丰，但他的赋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存的只有在南期间创作的7篇和入北后期创作的8篇，共15篇赋文。数量不多，篇幅虽少，却反映了庾信由前期的“宫体”浮艳向后期的“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的过程。

一、《小园赋》的评价及研究情况

《小园赋》选自《庾子山集注》，是庾信后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于作者羁留西魏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即公元555年或556年）。因庾信在梁亡以后羁旅北国，仕于魏周，故后世评论家又有“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的评价。以“侯景之乱”为界，庾信后期的作品主要是抒写自己的羁旅异国的身世遭遇，感慨国破家亡，风格苍凉萧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表现上更显成熟。对于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历代评论者或从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或从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自身发展的承袭角度，抑扬褒贬，各抒己见。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的说法是有唐令狐德钡摹按矢持罪人”之诋毁说（《周书・王褒庾信传》）和北周宇文的“贻范缙绅”之赞誉说（《庾开府集序》）。对庾信及其文学创作的批评始于南北朝，而经过历代批评家的完善而形系统，这里便不多论述。

对《小园赋》的评价可见于此后历代学者的评注，如《六朝文絮笺注》：“《小园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异潘岳之《闲居》，亦非仲长之《乐志》，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也。”杜甫《戏为六绝句》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有“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北周宇王在为庾信写的集序称：“（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庾开府集序》）又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的评价：“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等高评价。

文学界对庾信赋作的总体研究及其单篇赋作的研究论文异常丰富，但相对于庾信其他赋作，如《小园赋》的研究论文不是很多。一个原因是不具有代表性。《小园赋》和《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等并列为庾信晚年所作的抒情小赋，而《哀江南赋》则被认为是庾信晚年赋作的最高成就，倪[誉为“史赋”，可见其艺术水平、思想深度之高。《哀江南赋》写于周孝闵帝元年，作品传达了作者离家去国、羁留他国的不幸遭遇，个人遭遇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因其用情之深、风格之苍凉慷慨，成为不同于抒情小赋的名篇巨制。现文学作品多把《哀江南赋》列入文本中，表明《哀江南赋》的影响力远胜于《小园赋》。另一个原因是学者多对庾信诗文或赋作做整体上宏观上的概况研究，如樊运宽的《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何世剑的《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池万兴的《古文化积淀的艺术再现――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用典》、李伟兵的《庾信骈赋“使事无迹”探》、陈信凌的《庾信后期诗赋的美学风貌》以及博士论文《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等等，或挑选庾信赋作某几篇进行对比分析，而很少进行单篇赋作的分析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评论界对《小园赋》的研究主要从其艺术特色、主题思想、思想模式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有吴利晓的《小园赋》的独特展示，作者分别从《离骚》创作模式的效仿、对故乡的特殊情结、动乱中的淡定三个方面对《小园赋》进行分析研究；贺碌摹队谴又欣 不可断绝――从看庾信的艺术成就》，作者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也指出了庾信的艺术成就以及所取得艺术成就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背景与个人资质的共同作用。不过真正对《小园赋》作读音韵律、用典来源做综合分析的莫过于享誉国内外的古典文学研究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真可谓“咬文嚼字”，其深厚的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娴熟生动的演讲技巧在讲录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她主讲的“迎陵讲赋”栏目从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序》开讲，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讲述《小园赋》之前，叶先生首先介绍了庾信人物生平、经历境遇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当然还包括一些细节性的文学知识。李美迪在其硕士论文《庾信后期心态与诗赋创作研究》中分析庾信后期心态成因中，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试图探讨其后期心态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并且揭示出庾信后期心态在诗赋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她认为，庾信后期心态呈现出交叉型的结构特点有乡关之思与得失之感、归隐之意与用世之心、屈节之耻与忏悔之情这三个方面。就题材来说，同样是写小园的景象及其借小园抒发个人情怀的还有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张矢的在她的论文《隐于现实中的“小园”――兼论庾信与陶渊明作品中“园”意象之异同》一文中，就很有特色地把两篇作品进行比较。作者从内容题材、创作手法以及感情基调三方面论证陶、庾二人塑造的“园意象”同中有异。同在“恋园欲隐”，而异在陶“园”宁静安详、风格倚丽，为真正隐者的安乐窝，而庾“园”是羁旅者聊以的精神家园。

二、《小园赋》创作特色论析

1、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

庾信在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美誉，不仅表明了庾信的文学成就，也点明后期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把南朝清新倚丽的风格和北朝刚健质朴的风格结合起来，造就了自己个性独特的赋作魅力：“苍凉”。以至于杜甫有“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评价。

庾信的词赋清新秀丽，如李白所言：“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郭建勋在《文学评论》中撰文论述了庾信辞赋的一些特征，他认为前后期庾信的辞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有差别。他指出，庾信的后期辞赋与前期赋作在语言丽、对偶工整、用典频密、结构清晰等方面是一致的，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由于作者心境的变化，不再运用五、七言诗体句的形式，而以四、六言赋体句为主；其次，在修辞上不再偏爱色彩艳丽鲜明的金翠红绿之类，而多用悲伤痛愁等情感倾向浓烈的语词；再次，较前期更多运用象征兴寄、委婉达情的手法。这样的评论看法对于《小园赋》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分析都有重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从创作风格看，《小园赋》既有描写小园景色的轻松、优美的描写笔调，显示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比如用巢父之所、壶公之地比喻自己的小园，用“南阳樊重之第”和“西汉王根之宅”的富丽堂皇反衬小园的简陋朴实，如“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落叶半床，狂花满屋”等；亦有深沉悲痛的抑郁之思，远离故土、羁留北方的经历、国家沦亡的痛苦使庾信在赋中尽情地表达出来，形成南北兼备刚健豪放的风骨，苍凉悲壮的意境。

2、语言典雅，音韵流丽

南北朝是中国著名的乱世，朝代更迭频繁，民不聊生，但是文学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在诗歌方面成就卓著，赋体文学也进入鼎盛时代，讲究音韵流丽、制典繁复、对仗工整。综观庾信的全部作品，虽然其前期的赋作大有卖弄辞藻和文笔的嫌疑，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高贵、生活安稳富足和文苑席位耀眼等因素的作用。但绮丽始终是他文章的原色和基调，所谓绮丽，“是指其文章透露出美艳和悦的感官形象”。这种效果是由句式整伤、字词华美、声调谐和等因素共同制造出来的。这在《小园赋》里面随处可见。如以下一段：

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久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

三、结语

《小园赋》是庾信晚年的作品，其时庾信经过时光的冲洗与积淀，由对初居北地的不适应和对现实遭遇的愤激转为平静处之，心境显得相对稳定和沉静。通过对《小园赋》的分析研究，可发现这篇赋作中所描绘的“小园”正好契合着庾信心中的伊甸园形象，《小园赋》很好地体现了庾信由前期的“宫体”浮艳向后期的“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的过程，是展现庾信后期赋作乃至其心境的一个生动注脚。

参考文献：

[1]庾信撰、倪[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令狐德薄吨苁椤ぞ硭氖一庾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宇文：《庾子山集序》，倪[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篇（5）

目前，对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倾向，一个是艺术戏剧教育，一个是应用戏剧教育。艺术戏剧教育是指包括剧本创作、导演、表演、舞美、音乐、演出活动、宣传等一系列内容的复杂的教育活动，旨在通过艺术戏剧滋养儿童稚嫩的心灵，通过给儿童内心造成的审美愉悦实现对其精神的洗礼与提升；应用戏剧教育是指通过建立戏剧情境，以游戏的方式，引导启发幼儿潜力、开发幼儿思维及创造力的教育活动。本文主要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研究其应用戏剧教育活动的技巧。[1]

那么应用戏剧教育活动具体一点到底是指什么呢？举个例子如国内幼儿园比较普遍使用的故事表演、儿歌改演、节日演出等都属于应用戏剧教育的范畴。应用戏剧教育对3-6岁儿童智识、思维及创造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应用戏剧教育也是幼儿老师使自己的课堂教育模式更加新颖有趣的有效手段，是掌控幼儿内心世界的艺术法宝。戏剧教育活动在幼儿园的灵活应用，会使幼儿教师的教学方式、氛围更加优雅，也会润物细无声地在幼儿的心里建起艺术世界的圣塔。笔者通过走访、观摩、查阅资料、理论研究，总结出几种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比较适用的戏剧教育活动技巧以及应用策略，希望对幼儿教师有所启发。[2]

一、说故事

幼儿教师要先入为主地积极建立故事情境。比如，有一位小朋友不爱写拼音，老师发现了，主动地说：“小朋友们，你们见过蜘蛛吗？”小朋友们肯定争着抢着回答：“我见过”或者“我没见过。”老师继续说：“在老师家书房的窗户上呀，来了一只大蜘蛛。她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她在窗户上结了一只大大的网，每天都在上面织出好多漂亮的拼音来。第一天织了个A，第二天织了个E，第三天织了个H。老师很奇怪，蜘蛛也这么爱学习吗？昨天晚上老师做了个梦，梦见了红蜘蛛姑娘，她对老师说，她最喜欢和拼音写得好的小朋友交朋友。小朋友们，你们谁想和红蜘蛛姑娘交朋友啊？”接着下面的小朋友会依依的举手，趁此机会说服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好好地写好拼音。并且等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把拼音写好了，老师可以真的拿个红蜘蛛的道具来，将小朋友们一齐引入故事情境，鼓励和鞭策小朋友写好拼音。

这种说故事的戏剧教育技巧是目前幼儿教师较常用的，是幼儿教师实施教育的最基本的机智。[3]

二、教师扮装

老师在进入课堂之前，先将自己“预装扮”一下，让小朋友一看就基本知道是什么角色。老师再把其它道具、装饰都摆在小朋友面前，一件一件地向小朋友们展示，然后由小朋友们把这一件一件的道具或装饰给老师装扮上。老师装扮完后，直接与小朋友们互动，运用“说故事”的教育技巧与小朋友们开展一个小故事，达到教育目的。

三、漫画墙

在教室里空一面墙，由老师在最前面画一幅图，上面有环境、人物以及人物的对话，针对3、4岁的儿童可以设计得简单一些，5、6岁的儿童设计得稍微复杂一些，每天由一位小朋友在墙上继续剧情的发展，这样，任由小朋友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这样一个长长的故事就会一直在小朋友的心中继续。这不仅会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还会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

四、“你动我说”

老师进行简单的装扮，在小朋友们面前呈现不是老师的另一个角色。老师借助道具做一些事情，让小朋友们展开想象叙述老师所表演的这个“小故事”。然后，老师再“演”一遍，让小朋友做现场解说。这个技巧是“看图说话”的延伸，适合大班的小朋友做。老师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由小朋友来扮演，再由其他的小朋友做解说。

五、分组表演

老师提出一个主题，如“放学后的我”，然后提问一个小朋友，问他昨天你放学后都做了什么，是否愿意给大家表演出来。那么他表演时需要的搭档角色，如他的“爸爸”“妈妈”“奶奶”等，老师再从其他小朋友当中给他选出来，他们一起给大家表演出来。这个技巧非常锻炼小朋友的想象、模仿和表演能力。

六、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是最能探发小朋友思维力、想象力、表演力的戏剧教育技巧。这个技巧的运用对小朋友来说可以难，也可以易。说它难，是有时候小朋友的表演从故事情节上来说不完整，不连续，天马行空地想到哪演到哪，有时不太符合逻辑，当然对于3-6岁的小朋友来说有点求全责备；说它易，当然就是小朋友不受逻辑思维的约束，表演起来比较自由。这个技巧的应用，需要老师运用“说故事”的方式引导小朋友把握故事大致的方向。

以上是笔者在走访、旁听了牡丹江几所幼儿园后，又查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归纳出来的比较适合3-6岁幼儿使用的戏剧教育技巧，比较基本但是行之有效，幼儿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由这些技巧再引发出其他的技巧。本文参考的苗芳的硕士论文《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中，针对5-11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她提到了集体绘画、故事接龙、界定空间、坐针毡、仪式、人体雕塑、口头声明、静像剧面、思路追踪等技巧，这对本文研究的3-6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苗芳. 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2]陈晴. 浅论中国当代儿童戏剧发展及策略――以1990-2011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篇（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02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言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如今，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一目标呢？从学生毕业会考成绩和高考成绩来看，中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并不尽如人意，这与语文老师的教学思想及教法是有密切关系。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语文教学史上的祖训“文以载道”出发去探析其历史成因 ，我们也可以从语文高考现状感受教学上以“言”代“文”的现实无奈，我们还可以从文言文阅读在认知领域的诸多困难强调扫清文字障碍的客观必要，但不论什么原因也无法为激起许多学生的学习兴趣开脱，无法弥补由此而偏离的文言文教学也是“培养语感”这个语文教学大目标的遗憾。

语感是语言学习者在语言的习得和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对言语理解、言语生成综合全面的直觉的言语能力。它的形成和结果以及运用的过程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并不排斥“意识”活动，而是指它的过程和结果难以用语言表述。也就是说，语感是一种不假思索、迅速准确、自然而然地直觉把握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的能力。针对现行文言文教学的弊端，我们正尝试文言文语感教学。简而言之，文言文语感就是一种迅速领悟文言文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文言文的学习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

因此，我以为，文言文教学不能忽视字词的积累，但文言文教学又不能只囿于字词的积累，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体味作品的情感韵律和深刻意蕴。这种体味，不仅仅是引导学生得出工具书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感，培养训练学生的一种思维品质。叶圣陶先生曾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也即对语言文字的敏锐感觉。”可以说，加强文言文语感教学，是引导学生学好文言文，提高古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古文语感呢？

一、反复诵读，语感之触发

诵读实质上就是把这种语体变为自己的语言习惯。通过“诵读”，语言材料的音质感和音量感、对语流中意义组块的整体感应能力和层次分隔的感悟能力、填补语言空白的敏悟性、捕捉语言主旨的能力、迅速伴随评价的意识等感悟能力等，都会得到培养和提高。这样，学生可以在诵读中感知，在诵读中求解，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最后将正篇文言变成自己语言习惯的一部分。其实古人就十分重视“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文言语感。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也要继承这个优良的传统，并且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不仅要“熟读”，还要“美读”、“烂读”；而且不仅学生要这样做，教师也应这样做。

比如在《滕王阁序》时，教师先范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生都能凝神静听、心无旁骛。但此时学生感受到的美感是朦胧的――确切地说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可称为“美感的萌动”，有待发展和提高。教师千万不可忽视了这种“萌动”，进而以串讲的方式用枯燥乏味的文白对译和烦琐的语法分析把它扼杀在摇篮中。我们要把审美气氛保持到底，充分运用朗读这个手段，注意启发学生的想象和思考，并恰当地予以点拨，使学生既时时感到自己处在文章境界之中，又能跳出来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个能使自己陶醉其中的境界。在这之中疏通文义的方式应有别于平时，应重在意会，并善于将语句的诠释跟鉴赏结合起来。而“烂读”更是加速语料内化的好方法。

旧时私塾先生，总是手执戒尺，强令学生一味“读、读、读”。这做法虽然忽略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死板枯燥，却强调了对语言的感悟，重点培养了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一旦学生自行悟透书中的道理，便会终生难忘。朱自清先生在《论语文教育》一书中曾说：“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近年来，笔者越来越感受到朗读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语感，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一条捷径。

二、比较品味，语感之积淀

语文教学不仅内容常常除旧布新，理念更是千变万化，有时难免让人感到惶惑茫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语文教学要抓语言，语言的教学要抓语感的培养，而良好的语感的培养最主要的途径是对语言材料的不断感知，不断实践和不断积累。语感就是在长期的读写中，学生对语言不断进行比较、体味、欣赏、积累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比如品味文言词语，学习《项脊轩志》中“（大母）顷之，持一象笏至……”，如果从学习文言文知识的角度，教师会重点讲“顷之”／象笏”的词义，然而，从品味语言的角度，则应重点品评 “顷之”的韵味。试想以大母如此高年，可能还是小脚，这么快（下转第24页）（上接第20页）就拿来了“象笏”，可见“象笏”是大母时时念及的，它在大母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寄托着大母对家道中兴的希望和对“我”成功名的期盼，所以大母才能“顷之，持一象笏至”。这样品味，就能人情入理，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学生的所得才是深层次的。

三、圈点辨析，语感之提升

语感虽然是在言语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要想使语感理性更强，有更高的品质，就应当在老师指导下对语言形象进行理性分析。语文课是美的，这种美潜伏在语言的深处。语文课应该上的有语文味，要上的朴素自然，要向学生传递语言深处的美，这样才能培养纯正的文言文美感。

对文言文进行圈点辨析，辨析对象应该包括语言知识的各个方面，一方面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词语，句法等；另一方面，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意象、意境。

另外，当学生对文章的某些地方有自己的看法时，就在这些文字的旁边或者下边用圈点的办法标出，然后在空白处用简短精炼的文字加以评论；当遇到生字难字、历史典故、人物风情等有所说明时，就用简短的文字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来。任何老师都不能直接传导“能力”，必须由学生自己转化，所以，教师要引导并督促学生通过评点批注这一实践活动将自己阅读获得的信息内化并用语言表现出来。另外，鼓励学生写语感随笔，让学生从口头品味语言向书面品味语言延伸，从课内学习语言向课外学习语言延伸。

为了训练学生的语感能力，教师还必须创设文言运用的情境。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些，殊不知，取法乎上，才得乎其中。只有营造文言文交际的氛围，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上口与耳才好。”对文意的概括、问题的回答要尽量用文言句式或原文来完成。这既丰富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又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

总之，语感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在语文素质中是至关重要的。语感乃是认识主体对言语的一种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悟性，包含着感知、理解和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过程。语感是在反复的语文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高级语言习惯，它的获得要靠学生自己长期的语文实践。古人所津津乐道的“涵咀”、“好书不厌百回读，其中滋味子自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等读书心得，着重描述的就是这种语感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认识主体对言语的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悟性。

参考文献：

[1]申晓龙.语文的阐释[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篇（7）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与新的说法，体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术语，也许只有“双向阐发”、“跨文明”、“变异学”、“译介学”等少数几个，与此相关从中国古代文论转化而来的并且可以实际运用与操作的比较文学术语，则少之又少。本书作者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说，并具体分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与“下潜模式”进行论述，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依据这种理论创构而分成三编共二十章，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论述结构。当然，作者所提倡与着重论述的，自然是比较文学的“下潜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虽然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文学史化”是有其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师少讲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术语，而要结合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与作品等内容来分析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比如联系《圣经》在世界各地的流传来讲“流传学”，联系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来讲“渊源学”，联系林纾对西方一百多部小说的翻译来讲“译介学”等，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比那种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论概念讲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的实际。再比如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的说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融品格”的说法，从前的学者们都是没有提出过的。新的学术发现，更多地自然是体现在对具体的中外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讨论的易卜生诗歌写作“三种向度”的问题、华兹华斯诗歌意象的四种形态问题。所以，本书从头到尾到处充满了作者的见识，主体内容都是作者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只就书名的“多维视野”与看问题的“多度视域”而论，也是本书作者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问题新思维的体现。而在本书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发现问题为起点的，并且总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由于其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种种争议，其他学科的专家时不时地提出批评，指责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大而空的现象，正是这种议论引起了我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关注”(邹建军272)。#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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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15―06

一、文学世家现象与家族文学史的构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族，它们或以兄弟见称，或以父子擅名，或以祖孙显荣，或以叔侄并著，类型众多，不一而足。其中有些家族经历三代、四代乃至十几代而文士辈出，代不乏人，有的家族文才济济的家史甚至还跨越数朝，显然它们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如六朝时期的陈郡阳夏谢氏，一门风雅，代代相传，自谢安(320―385)至谢胱(464―499)已历150余年，先后出现过谢灵运、谢胱这样的左右文坛风气的人物。当时与谢氏并称的琊临沂王氏更是以其悠长的家族文学传统自矜于世。宋代澶渊晁氏从宋初至南宋的二百年间，文献相承，“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四库全书《(嵩山集)提要》)，产生了以晁迥(951―1034)、晁补之(1053―1110)、晁冲之(?－n26)、晁公武(1101－?)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明清时期文学世家更是有增无减。如北方临朐冯氏家族，从明中期冯裕起，至清前期冯协一止，共历七世，在明清两朝经历了二百年的风雨历程，其中冯裕、冯惟敏父子在文坛上有较大影响。南方吴江沈氏跨越明清两朝，绵延四百余年，共历12世，文人辈出，先后共有文学家139人，作品集百余部，产生了沈、沈自晋这样的著名戏曲家。可见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自汉魏以来历代普遍存在，并非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金、元时期的耶律氏贵族文学，是辽代耶律倍(899―936)一系的皇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升华，从金中叶的耶律履(1130―1190)到元泰定年间的耶希亮(1247―1327)，延绵四代，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将契丹民族的文学水平推向辉煌的峰颠，其中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创作代表着契丹族汉语书面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果忽略耶律氏这段贵族文学历程与此前的辽代皇族文学之间的几十年断层，则二者合起来的历史持续四个世纪之久。明代云南地区的丽江土司木氏家族世代尚文，诗礼传家，仅就其影响最大的“六公诗”来看，从木公(1494―1553年)至木增(1587―1646)这六代父传子继的文学传统也维持在百年以上，保留下来的文学著作就有11种之多。由此可见，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但是，以往学界对此的关注多局限于少数最为显赫的文学家族；今天，随着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文学家族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正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据初步检索，自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单是直接以文学世家及其文学、文化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不含博士后出站报告)就在12部以上，硕士论文在28部以上，而同期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显然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通览中国文学世家全局和演进全程的著述，纯粹的个案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的弱点，因此建构一部文学通史以总揽中国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的兴衰历程，探索其发生、演变规律，就体现了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上述文学世家分别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的长期历程，也为建构相应的一部部家族文学史准备了客观条件和良好素材。众所周知，今天的文学史编著已不再是按时问线索对文学史实进行的简单罗列，随着其整理文献功能的弱化和文学批评功能的加强，文学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有别于专题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迄今为止，尽管文学史的范式和类型已多种多样，但还缺少家族文学史这一品种。因此，基于文学世家和家族文学的丰富素材，建构和编写一部或多部家族文学史，不仅反映了文学史学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必然对文学世家及相关研究形成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要求，指示新的门径。下面试以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为例，首先探讨为单个文学世家建构文学史的意义、主旨和编著中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展望创建相应的文学通史的问题。

二、家族文学史建构对于文学世家研究的意义

南宋程敦厚在论及“文献相继，久而不替”(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的宋代晁氏时曾说：“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可见晁氏家族业文的悠长历程是一个家族文学得到充分发育的重要文学一文化现象，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中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显然，梳理和描述晁氏文学由“渊源”而“极其变”的基本历史过程就能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家族文学史。那么，建构一部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必要性到底何在呢?

首先，由于文学史具有综合性这一基本特点，家族文学史的建构能够使我们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拓展研究的深度。

家族文学史的撰述要求全面总结、呈现一个家族的文学业绩，描述这个家族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全过程。为此，全面清理本族作家、家族成员及其作品，梳理他们的世系家谱，就成了此项工作的首务。亦即，在重点关注主要作家的同时，对家族内其他所有作家和家族成员都不应忽略。事实上出自同一家族的文人作家，既具有世系血缘上的天然联系，又因为宗族亲情关系而通常联系密切，因而彼此相关的材料既多，关联度亦大，彼此的生平行迹、文集、作品提供了观照对方的角度和途径。这为我们进行该族人物的考辨、世系的清理、家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多重渠道。通过充分发掘和综合运用这些资料、信息，我们就可以解决该族文人和家史研究方面的不少疑难问题。例如由于晁氏文人荟萃，著述甚多，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在名字、行第、占籍、作品、行实等方面存在不少混淆失误，通过相关材料的综合与比对，这些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的方法从家族史的研究贯彻到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同族作家之间的亲缘关系来深化对主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例如关于著名“大晟词人”晁端礼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由于其词绝大部分

无题无序，其作年难以知晓，一些内容也难以理解。但因为晁端礼与族侄晁补之交往密切，他们的词集也多唱和之作，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晁补之生平事迹较详的特点，对晁端礼不少词作进行编年，使我们能够加深对晁端礼生平和作品的了解。

随着一个文学家族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资料的汇集，我们就获得了进一步揭示这个文学家族与其文学活动的特色及其一般规律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势下，总结家族传统与家族文化的特点，认识家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一般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探讨同族作家作品的异同与承传关系，评价该族文学在当时文坛独特的地位、影响，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见，建构家族文学史的内在要求能够引导我们关注家族文学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拓宽其研究空间和研究途径，并有效避免对作家作品的孤立对待、简单罗列和生硬拼凑现象。

其二，由于具有鲜明的时段性，家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将家族的兴衰史与本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在二者的关联中获得探讨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良机，揭示家族文学盛衰的内在动因。

如果说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在一般的家族文学研究中普遍都可能做到，那么家族文学史研究则因其历时考察必然给相关研究引入明确的时间维度，这既是家族文学史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绵历数代上百年的家族文学史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时代社会、文风的变迁和宗族作家的阵容、境遇、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所致。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他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以晁氏家族的情况来看，晁氏这个大家族的形成和长期兴旺保证了它为文坛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而使家族的文学盛况得以持续不断。晁氏享誉文坛，肇始于宋初晁迥、晁宗父子相继执掌朝廷诏诰典册的撰制，这种清闲显贵的近臣地位和天下甲门的显赫门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晁氏父子主要从事于庙堂应用文学，代君立言、为国秉笔、歌功颂德是晁氏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恐怕这也是晁氏文名在当时显极一时，却很难在后世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晁氏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北宋中后期，随着晁氏家族三个支系的繁衍壮大，晁氏举族人口剧增，晁氏作家以群体的阵容登上宋代文坛，以致于苏轼有“信其家多异才耶”(《与黄鲁直五首》其二)的惊叹。到了北宋晚期，晁氏那种盛极难继的仕宦局面在党争与宋徽宗集团黑暗统治的沉重打击下，晁氏群从多在迁谪废黜之中，整个家势因而呈明显的衰落状态。这时晁氏作家的创作普遍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同时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大力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此期晁氏文学因此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随后在靖康之难和南渡之中，晁氏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他们失去在京师和中原一带的百年祖业和家园，被迫流寓他乡，分处南宋版图的东中西地区，彼此天各一方。由此，深沉的故园之思和伤感的“悯孤”(晁公《嵩山集》卷一《悯孤赋》)情怀在晁公武、晁公兄弟的诗文中表达得相当突出。显而易见，宗族的盛衰与其文学的演变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晁氏这个典型个案中得到生动展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家族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在家族文学史里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考察，这也是避免对二者关系单纯横向考察、简单处理的有效手段。

其三，由于有了精确的时间坐标，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也有利于我们将某族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作动态考察，探讨其兴衰的时代动因和社会根源。

整个看来，晁氏这个文学文化盛族产生形成于赵宋王朝这个崇文盛世里，在两宋社会赢得广泛的推崇，晁氏子弟大多沐浴着“文学之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的荣光而成长。追溯晁氏家史，其兴衰的历程真可谓“与国同休”(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成都苏教授》)。在奉行佑文政策和重视科举的新王朝，“寒迹孤进”(晁迥《昭德新编・自序》)的晁迥与其子宗憨“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五《晁夫人墓志铭》)；“其子孙埠掌励志，错综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载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首)。然而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晁氏遭遇到国破家亡、“分散各南奔”(晁公《嵩山集》卷四《喜三十二弟来》)的厄运。南渡后的晁氏失去了京洛地区的家园田产和文化高位优势，失去了举族聚居的相互照拂和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晁氏优良的家族传统因为失去其附丽的物质基础而没能保证晁氏文学在南宋文坛的持续兴盛。纵观晁氏家族的文学史，其在熙宁、元丰以来的北宋后期，出现在北宋文学进入的同时而稍晚。以晁补之、晁说之、晁端礼、晁冲之等为代表的晁氏文学中坚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北宋文坛之间所保持的亲密师友关系表明，他们文学事业的成功既植根于晁氏深厚的文学传统，也沾溉于北宋文学的浇灌滋养。也正是由于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旧党人物更深的渊源关系，晁氏文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明显受其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在新党执政的北宋晚期遭受贬谪罢黜的政治命运，从而给家族发展和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晁氏文人在北宋中后期为学尚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处境也鲜明地反映出北宋文人所具有的强烈结盟思想。

其四，由于独立的文学谱系的建立，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可以使一些以往被忽略的作家的地位得到凸现而受到重视，并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

以家族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然要求清理出一个按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作家阵容，在家族文学史里又必然按照时间先后、辈伦关系和他们各自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建立一个自足的作家谱系。这个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在文学通史和其他文学史里分散各处的同族作家就可以在家族文学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一个具有精确时段标识的家族文学史里，一个作家除了世系上可以找到准确的位置，同时其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也可以得到明确定位。如在晁氏这个文学谱系中，晁迥不但是这个甲门盛族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家族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子孙将他这位“独步晁丞”引以为荣。当我们从晁氏文学史的本位出发，不但可以发现已被一般文学史淡忘的晁迥及其文学业绩，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文学史上具有类似命运的晁公迈、晁公的殿军地位以及晁说之、晁咏之在家族文学鼎盛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他们在北宋文学时期的活跃作用。陆游正是从晁氏文学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和认识晁公迈的文学地位的：

盖晁氏自文元公(晁迥谥号)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浮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公(指晁公迈)独殿其后。(《渭南文集》卷一四《晁伯咎诗集序》)

可见，有了家族文学史这个整体观念的统摄，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盲点、空白便容易得到关注，各方面的具体研究在这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容易得到合理的确定。

随着一个家族文学体系的确立，它的每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成就地位也就可以从本族文学这个坐标体系中得到阐发。且看清人对晁公遍及其诗文的评论：

王士祯尝评其诗，谓在无咎、叔用之下。……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四库《嵩山集》提要)

显然，不管是王士祯，还是四库馆臣，他们都将晁公与其父辈晁补之(字无咎，著有《鸡肋集》)、晁冲之(字叔用)、晁说之(著有《景迂生集》)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晁公迦的诗文成就较为具体、客观的认识，进而探究其因由和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对晁氏作家进行统一审视和整体把握的结果，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是特别值得我们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加以借鉴利用的。

除上述方面。家族文学史之必要还表现在它反映了家族文学相关研究成果整合提升的要求。以晁氏为例，当前关于这个家族及其文学文献的研究产生了以四部博士论文和多部专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个研究。由于文学史的综合性等特点，晁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充分吸收利用这些成果，深化提高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同时，由于晁氏作家活跃在两宋文坛二百年之久，因而这部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为具体而微的宋代文学史，成为我们观照宋代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此外，凭借家族文学史分时段考察的方法，我们还可发现一些以往为人忽视或鲜为人知的关联。例如，对于晁冲之政和末离京隐居具茨一事与晁说之此间辞官退隐新郑之事，如果联系到政和初晁端礼接受蔡京的推荐人大晟府以及晁氏对此“举族耻之” (陆游《家世旧闻》卷下)的态度来考虑，则三者之间的关联不难推知：冲之和说之此时隐退的举措隐含相同的动机，都具有维护家声的意义。尽管现存文献不见他俩与同宗的晁端礼有来往记载，但其复杂微妙的亲族关系由此得以窥探。

三、家族文学史编著中的具体问题与对策

(1)内容的确定。家族文学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作家作品固然是其关注的重点，但又远非单个作家作品的简单相加；它不但应该包含共时态下群体特征的总结，也应该包含历时态下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把握；不但需要关注家族兴衰的历程，同时也需要关注家族文学发生的时代与文学文化背景，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关联。并且，我们还需研究家族与作家的主体特征，总结归纳家族传统与文学传统，探求家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内容确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古人通常是“大文学”观念，文学与实用文写作、学术著述乃至书画艺术混合不分，这个古今差异显然会影响到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界定、重心的确立乃至分期的划分。今人写文学史当然应该以现代的文学观念为旨归，同时古人的文学观念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兼顾。即以抒情审美之文与实用文的关系来看，它们在古人那里常常相辅相成、彼此融合，如晁氏家族在宋代被“海内推为文学之家”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首先起于晁迥父子显赫的庙堂文学活动，而这对于晁氏后来发展成现代意义的“文学之家”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且看晁说之对此中关系的揭示：

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其后子孙坎壕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嵩山文集》卷一七《崇福集序》)

可见晁氏文学整体上存在着从庙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的趋势。正是书命歌颂的公文写作开启了晁氏“以翰墨为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家族文学传统，而作为家业，这也是晁氏后人失去从事庙堂文学活动的机会时转向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晁氏文学史在将其纯文学活动作为重点进行清理的同时，还应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转换轨迹以及它们分别在家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出来。当然，对于其庙堂文学的具体内涵，则可以省却详细的笔墨。

(2)分期的划分。家族文学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显然又不能同一始终：它与当时文坛往往声息相通，关系紧密，但又有其不同的起伏趋势。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文学现象一般都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如明清沈氏文学世家的四百年历程可以分为初兴、全盛、持续发展和衰落四个时期。而宋代晁氏文学史，笔者认为它也明显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即以庙堂文学见长的宋初时期、群体阵容形成的元韦占时期、登上巅峰的北宋晚期和走向衰落的南宋前期。由此可见，家族文学史的分期在参考家族兴衰史和当时文学史的同时，应当以这个家族作家群体的消长与其创作的阶段性变化为主要依据，也即按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分期。

(3)叙述的双重视角。随着家族文学史框架的搭建和家族文学演进脉络的梳理，观照和评价一个家族的作家作品就有了双重视角，即除了文学通史里的地位作用外，还有其家族文学史的角色和身份。总的说来，文学通史和家族文学史这两个视角或坐标是统一的，作家作品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影响，取决于其文学通史里的作为。但在家族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史里，本族作家的位次都将上升。如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文学通史里只能算是名家，不可能占据主角的地位，而在晁氏文学史里，他是成就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家，其突出地位应该得到凸现；而那些很难在通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其重要地位也将在家族文学史里浮现出来，如晁说之、晁咏之、晁公迈、晁公以往少为人知的文学活动因此可望获得探赜索隐式的发掘。因此，参照文学通史这个评价尺度，同族作家在家族文学史里应该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描述。

篇（9）

在教学中发现，对于课程标准确定、教材与教学内容取舍、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困惑，具体体现为：

1、是什么――现代汉语课在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的定位问题

在高等院校中文系，现代汉语是作为文科方向学生的基础必修课，一般与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课程同时开设，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等本科生主干基础必修课。现代汉语课分为上下两部分。课时为3课时+3课时，其中《现代汉语》（上）的教学内容包括总论、语音、文字和词汇4个部分，《现代汉语》（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法和修辞部分。除要求学生在掌握必要的基础性知识外，还将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观察、分析和解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能力。课程成绩将根据平时作业、练习、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综合评定。i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对现代汉语课的课程设置与目标定位具有较清晰明确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而学术界对于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现代汉语课的课程设置与目标定位讨论较多：杜道流《“新课标”背景下高师“现代汉语”课程内容改革》、瞿建慧《加强高师现代汉语课程的师范性建设》、郑献芹《对师专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的分析与思考》等，费云霞以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为例，完成硕士论文《五年制高师预科段现代汉语教学现状初探》，但目前仍未形成较为公认的标准可供参照。

作为公共基础课，通过现代汉语课的教学使五年制幼师生达到怎样的目标，是笔者在教学中的困惑之一。部分具有小教语文专业的五年制高师希望通过现代汉语课，实现“获得较好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掌握普通话、写字等师范生必备基本功，为从事义务教育的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作准备”的目标。而我校作为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学生的职业定位、课程结构与小教均存在差别，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标无法照搬照抄，如何准确定位，值得思考。

2、教什么――如何选定符合学校特色、学生特点的教材与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课在五年制高师周课时仅为1节，教师可做得很少，而现代汉语课程本身的特质，又决定了其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教学特点，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实现尽可能高的教学效能，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同时，作为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以及学生将来的职业定位，又需要我们在教材选择与教学内容上进行取舍。

据调查，目前在高师中所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人教版《现代汉语知识》，熊江平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教学内容分编两册，涵盖绪论、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逻辑六大块。

（2）南大版《现代汉语》，卜玉平主编，江苏省教育学院及各分院办部分骨干教师参与编写，共一册，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配备有练习册《积累与运用》。

（3）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共两册，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配备有《现代汉语教学与自学参考》。

这三本教材，各有利弊，取舍有较大的难度。简单来说，《现代汉语知识》梯度性强，难度适中，适合一二年级学生使用，教材中的语料大多来自小学语文教材，“师范性”较强，但该教材年代久远，时代性不强，“逻辑”部分实用性差，学生理解有难度。南大版《现代汉语》理念较新，内容较全面，在江苏省教育学院12所分院中使用较广，但该教材难度较大，错误较多，练习部分题量虽足，但缺少分节，给教学带来难度。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现代汉语》，在全国范围使用较广，经过时代检验与多次修订、再版，错误不断被改正，新鲜的内容不断被充实进去，但由于内容过多，给内容的选择带来难度。

而在教学内容上，以一学年共40课时为例，如何将这40课时分配到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这六部分，突出重点与难点，也是困惑之一。

3、怎么教――怎样的教学方法能真正实现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

由于现代汉语课程理论性与规范性的制约，目前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的讲为主，学生被动接受，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上只看到老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学生在下面记记笔记，学生对于通过课堂学习达到怎么样的目的一片茫然，学习的主动性与主体性极低。

其次，课堂教学重知识积累，轻能力培养，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在课堂上极力要把课程中的知识要点灌输给学生，想要保证知识的传授，但却忽视了基本技能的训练，有悖于现代汉语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特点。

第三，评价方式单调，与传统语文课堂、学前教育专业关系紧密程度欠考虑。目前大部分的学校对现代汉语学习的评价仅为期末考试的一张试卷，而缺少对真正内化水平的考量。另外，现代汉语课程的工具性与服务性体现不明确，现代汉语课的学习应该是为传统语文课学习打下基础，并为将来进入幼儿园工作打下基础，但现在的教学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仅从课程知识出发，缺少统筹性。

因此，选择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五年制幼师现代汉语课的目的，也是困惑之一。

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设想

1、以工具性、通识性、师范性、过渡性、延续性定位现代汉语课程

现代汉语课的开设其目的为全面提升幼师生学习和运用普通话、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下转第82页）

（上接第80页） 并加强师范生职业技能等。准确定位五年制高等幼师现代汉语课程，应从以下五个特点出发，即工具性、通识性、师范性、过渡性与延续性。工具性与通识性无需赘述，而师范性则是要紧扣幼师生特点，在课程中对他们的教师口语、语言规范表达进行训练，并且紧密结合幼儿园语言实际，在课堂中有所侧重。而过渡性与延续性，则是承上启下的关系，过渡性是指要充分结合幼师生现有学习水平，幼师生为初中起点的学生，语法学习不成体系，语言规范意识差，因此要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延续性是指现代汉语课的学习并不是学完一学年就结束了，教师应通过方法指导，让学生通过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在接下来的语文或者其它学科的学习包括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将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延续下去。

2、加强教材建设、自主选择教学内容，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同步

教材作为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现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模式，均是从绪论讲到修辞，对于五年制幼师生来说，个性化不强，因此我们在教学必须加强教材建设，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在各个部分上进行个性化选择，如在语言学理论上，不宜过深，不必讲究面面俱到；语法知识应进行删减，不应太难，可从学生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结束教学；增设与幼儿园语言实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在讲授方言与普通话相关内容时，可从幼儿园方言与普通话如何共生共存导入分析，再比如在讲到造字法时，可以以直观的图片刺激学生感官，这些图片在幼儿园教学也十分有用。

另外，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要同步技能训练，练习宜精不宜多，完全可以从学生的作文、平时的练习中挑选出病句、错别字，建成一个资源库，发给学生修改，并引导学生归纳出常用字、常见语法错误等，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课堂，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主导，一言堂较多，所以使得学生成为了只会听、记、背的“背书机器”而不是能独立思考，积极参与教学实践的师范生，结合上述问题，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加以改进。

首先，提高课堂教学的互动性，让教学手段“趣味化”。如在讲语音时，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绕口令，自己去画出口腔发音器官图；而在讲词汇时，则可让学生自己找出现在的热点词，并加以分析，既能有效地完成知识点的讲述，也能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

其次，拓展课堂外延，提高实用性。一般而言，学生认为这堂课是有用的，就会认真学习。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汉语相关知识的讲授，积极拓展学生相关的第二课堂，如普通话、演讲与口才、朗诵、汉字与书法等，这些内容均在现代汉语课堂中有所涉及，学生可以通过“渔”去得到“鱼”。

第三，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发现式教学、探究式教学、联想式教学、比较式教学均可以在不同教学内容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