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汉语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篇（2）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篇（3）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篇（4）

Rosenberg(2000)指出社会服务学习和志愿活动的区别，“社会服务学习不单只是志愿活动，而是结合了课堂教学和社会活动的学习项目”(p8)。社会服务学习必须应用在有学分的课程中，即社会服务学习是把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成果与社会服务的需求相结合，因此教师给予学生社会服务学习项目的成绩是该课堂学成绩的一部分(Swick＆Rowls，2000;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和实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O''''Bryne，2001):实习通常是在一门课程结束之后的工作实践，是学生正式进入职场的前期准备(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项目可以在任何学期展开，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引入一个生动的、互动的实践空间(Caldwell，2007，p468)。Furco(1996)认为学生尽早在实际社会中应用课堂所学，会使他们加深对专业内容的理解。服务学习使学生有机会批判性地思考与专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在实践中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把在校所学的知识实用化(Furco，1996，p8)。服务学习使教师有检验教学的机会，了解学生是否具有理论和实践转化的能力。Marlene(2001)，Deluca，Andrews和Hale(2004)的研究发现，当服务学习融入课堂教育的时候，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加强。除此之外，Forman和Wil-kinson(1997)也发现服务学习是培养学生社会参与意识的一个有效教学方法。

2传统文化教学和社会服务学习结合的模式

在美国，社会服务学习已经很成功地和西班牙语及英语(作为外国语课)广泛结合(Caldwell，2007;Marlene，2001;Morris，2001)，但是服务学习和汉语结合的实际研究还很少。汉语教学领域也缺乏关于大学生和中国移民社会互动的社会服务学习的相关研究(Koliba，1998)。2006年，研究者开始在全美中文教师学会议上(CLTA)讨论社会服务学习。Liu(2012)利用高年级华裔大学生学习汉语的成功经验，分析了1．5代移民和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问题，但没有将社会服务学习和继承语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加州州立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采用了社会服务学习的方法。加州州立大学的中文教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只开设了初级汉语课程。90年代初，随着南加州华人移民的增多，选择汉语课的学生逐渐增多。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贸易额激增影响，商学院开设国际贸易中国方向(InternationalBusiness-ChineseConcentration)本科学位课程。在商学院和人文学院教授的共同商讨下，商学院本科生完成学位必修需要五门(15个学分)的高级汉语课程，占本科生高年级课程学分中的25%。其中中文315(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授课对象主要是华裔的学生，每次授课时间是75分钟，每周2课时。该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中国文化课的学生访问南加州的老年华裔移民。华裔老年移民的日常生活依旧保持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和内容，例如庆祝中国的节日，唱京剧，练太极拳，画国画，做中国饭菜和保持佛教的。每个具体的生活内容后面均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本研究将本次的社会服务学习模式分为三个步骤:(1)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2)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3)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第一个步骤: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贵在疑问。社会服务学习访谈的问题来自于学生所面临过的和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教师强加文化内容灌输于学生。教师归纳出学生的文化问题，并设计和华裔老人面谈的问卷。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形成所关注的文化问题，评论和归纳学生的文化观点。第二个步骤: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学生分成两人的小组，依据文化问题与华裔老人面谈，用中文记录访谈内容，并翻译成英文。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学生一学期所投入社会服务和文化翻译的时间总共不少于20个小时。第三个步骤: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在学期末，教师给每个服务学习的学生成绩占总成绩的25%。翻译的文本涉及访谈内容的文化外译，需要遵循2007年现代语言协会提出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translingualandtran-sculturalcompetence)”标准要求(Byram，1997;Kramsch(2006))。课堂展示实际是学生跨语言能力展示，教师和学生均参与讨论，不提倡死背文化内容，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文化问题涵盖的理念和影响。

3结论

从本次研究可以看出，汉语继承语教学与社会服务教学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语言角度，华裔学生以口语对话形式记录访谈的文本，结合课堂的文化讨论进行文化评述，社会服务学习帮助华裔学生发展了较薄弱的书面语表达能力。从文化的层面看，该模式加强了美国华裔用跨文化的角度理解身处的多元社会文化环境。华裔学生表示，利用学到的中国文化为身边的美国朋友解释遇到的中国文化问题时，增强了对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本研究使我们注意到目前我们汉语文化外译的接收研究方面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篇（5）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术语最早来自完形心理学中的形基知觉。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这一理论表明，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都会形成一个认知场，这个认知场就是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构成。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图形就是所要描写的对象，背景是其所处的环境。对图形的选择决定于注意的焦点、移动方向、观察的方位等。图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位置关系，对象的所处位置、颜色对比、动静对比（易于移动的物体倾向于成为图形，但是在大量移动的物体中静止的物体又倾向于成为图形）、大小对比等都是区分背景与图形的因素，在一个认知场中，得到突显的部分是图形，没有得到突显的部分是背景，图形与背景相比总是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记忆，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义来。①例如，“在的右边。”和“在的左边。”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为图形出现的，因而受到重视，“”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人们的感觉中被忽视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图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对象会因为充任图形而得到突显，若充任背景则被忽视。

从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一、存现句的内涵

存现句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式，传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从句意角度：吕叔湘最早从句义入手，指出“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称为存在句。”②张静认为存现句是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③

从句式结构角度：认为这种句子是由“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三部分构成。④

同时从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为代表，认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东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义在《现代汉语》里说“存现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们从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落脚点显然是句子的语法结构，都是从句型、句义来下定义的。

二、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认知模式角度来描述存现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句末呈现焦点

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所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主谓宾句子里，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现实化，谓词是联系的中间环节。图形－背景理论为主谓顺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转、主于句末，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结构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给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觉。存现句中的主体名词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烟尘滚滚的场地上狂怒地蹦跳着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烟尘滚滚的场地上。

这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语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对“蹦跳”，“两条汉子”对“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两条汉子”都是处于宾语的位置，就无法突出这种作用，但是却强化了“斗牛”蹦跳时和“两条汉子”立着时的状态。

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在一般主谓句中位于动词之前或句末，存现句中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则必须放在句首，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够使读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图形。

河堤上扔着我的镰刀和草筐。——我的镰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着。

试比较例的前后两个句式，后一句式中读者的注意力焦点是由已知物“镰刀和草筐”开始，然后扩展到环境“河堤”上，我们对环境认知的整体性以及关注的强度就会受到影响，前一句式则在我们认知尚处于空白状态时将一个环境“河堤”充塞到我们的视野中，从而保证只有在这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被确立为整个认知的背景时，对“扔着镰刀和草筐”这个对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顺利进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之后直接与动词性词语相接，没有名词性成分干扰对方所词语、时间词语的理解，更保证了对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这两种句式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说话者究竟用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个人的主观意图而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某部分是图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时，并不意味着背景不重要，只是说它不是焦点。但没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没有背景句子不能满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没有背景

图形也得不到烘托。

结语

总之，认知语言学在分析句法时告诉我们，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认知语言学对句法的分析不是试图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是论证句法如何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而是试图阐明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的形式。存现句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背景，然后将一个对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为轮廓鲜明的图形放置在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存现句通过主移到句末，成为句末焦点，句末图形，从而引起读者对其进一步的关注。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来特殊与否，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张静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J]．北京：中国语文．1993．

[5]宋玉柱．语法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篇（6）

肖川认为 ：“发展的即时感受大多表现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悠然心会、深得吾心；表现为怦然心动、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妙不可言；表现为心灵的共鸣和思维的共振；表现为内心的澄明与视界的敞亮。”也许你会认为一个小小的声调不值得如此用心，其实任何一个教育细节都可以印证你所掌握的教学规律。在这小小的声调上我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一种自身的投入来感受想像所带来的乐趣。

一年级的孩子最具模仿性，他们可以跟着老师读，跟着老师做，但如果只是让他们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种模仿就会逐渐消磨掉其智慧。 常常听到孩子们“ā á ǎ à”地读着，可一待停下来，随便指出其中的某个带有声调的字母时，他们便显得无措，有的必须暗暗地从第一声再次读起，至所指字母处再响亮地读出来。当然凭借天长日久，他们也能很快地辩论出其准确读音。但这样的收获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填入。我根据四声的不同外形(其实蕴含着语音标调的规律，不直接告诉孩子们专业术语，并不表示排斥渗透)，把它转化到孩子的身体中来：利用双臂将四声改编成形体造型（就是以双臂平伸为第一声，左低右高为第二声，双臂上举为第三声，左高右低为第四声）为了帮助孩子记忆，我还编了《声调歌》配合动作展示：

一二三四，伸出手，

我将声音做成球儿，

一声平平左到右，

二声向上爬山头，

三声先下拐向上，

四声一路往下溜。

这不仅符合孩子们形象理解抽象事物的规律，也有利于课堂上学生生理的调节。是学生非常喜爱的一种形体操。我告诉孩子们：“你将自己的声音想像成一个运动球，就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将这个球儿，按照要求在你的手臂上滚动。”每学习好一个韵母，在声调练习中我们就来一段这样的形体操。下面以“ɑ”为例，谈谈具体操作：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声调操》吧!

生起立，边唱儿歌，边运动。

师：好，现在我们来做“ɑ”的第一节，请小朋友们将双臂平伸，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平伸双臂，双目紧盯着自己的左手指尖。

师：准备好，我们一起将这个球儿平稳地滚到你的右手指尖。开始。

生：ā——(目光从左手指尖平移到右手指尖)

师：真好，你能将速度加快吗？

生：ā (音长变短)

师：第二节，请小朋友将左臂侧下垂，右臂侧上举，两臂成一条直线。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做好动作)

师：哎，这下子要将这球移到右手指尖，可有点难度哦。来吧!

生：á——(艰难地)

师：非常好，虽然爬山有点难，可难不倒我们小朋友，加快速度吧!

生：á(缩短音长)

师：第三节的动作有些复杂，老师想让一个小朋友上来边做边讲解。

生：两个手臂都是侧上举，让声音球先从左手指尖上下来，在脖子这个地方拐个弯儿，再爬上去。

师：讲得多清楚啊!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小老师做一遍。

生：ǎ

师：我想第四节，大家都已经会了吧!摆出你的造型。

生：(左手臂侧上举，右手臂侧下垂。) à

篇（7）

(二)注重语用

离合词无论“合”式还是“离”式，都有其语用环境，能造成不同的表达效果。1．“合”式的语用价值首先，离合词合用时算作一个词，其表达的意义是一个整体，放在句中实际上是表达事件的整体性，并无特别强调之处。其次，从语体来讲，“合”比较书面，“离”比较口语，所以在严肃庄重场合不宜使用或过多使用“离”式，比如“A领导和C领导握了个手，谈了会儿话”就显得太随意，换成“A领导和C领导亲切握手并进行谈话”就合适多了。2．“离”式的语用价值本文对离合词的扩展式不再赘述，仅以魏淑梅《汉语动宾式离合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2010)中对扩展式的分类为依据，按照其文中的观点，离合词的扩展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为插入成分，二为重叠动词性语素，三为倒装①，“离”式将整个词分为两部分使用，必然会产生对某个部分的强调作用，同时离析以后使语言更加灵活多变，形象生动，增强了语言的口语性和生活气息。首先为插入成分:一为插入动态助词着、了、过，二为插入定语，包括数量词/短语、代词、形容词或名词，三为插入补语，包括数量补语、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可能补语。其次为重叠动词性语素，多数动宾式离合词的动语素可以重叠，形成AAB式，一般表示短时或者尝试性的，或者在征询意见、发出请求时，可以进入这种格式，动词性语素重叠后，可以体现出轻松、随意的味道，或者能够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如“跑跑步、上上网”。但有一些非自主性的动宾式离合词是不能进入这种重叠格式的，例如不能说“起起床、住住院”等②。离合词重叠式除了AAB式，还有“A一AB，A没AB，A不AB，A了AB”，其中“A没AB和A不AB”主要用来提问，需要听话人对动作做出相对明确的表示，答语通常只用“A或没/不A”。这充分显示了离合词的可分离性，而A一AB和A了AB则有和AAB差不多的语用功能，表示短暂、随意等，如:散了散步，聊一聊天。最后为倒装，在一些动宾式离合词的内部，两个语素可以进行前后语序的调换，以此形成倒装结构，同时也就构成了强调句式，我们认为倒装以后实际是在强调宾语成分，如“结婚———婚已经结了”“打折———折打过了”，倒装后实则等同于将宾语提前进行强调。

(三)注重交际频度

《新大纲》中收入了18个非词汇单位，它们是:下雨、唱歌、刮风、爬山、刷牙、抽烟、购物、流泪、付款、划船、戒烟、挣钱、盖章、候选、经纬、聋哑、正负、棕色。它们大都属于动宾结构，也就有一些类似动宾式离合词的用法，这可以看做是《新大纲》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语言单位都具有较高的交际频度，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离合词部分的教学应该以“交际”为目的，掌握一种语言单位的使用情境及基本用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各种教材和工具书才更要注意尽量保持版本的一贯性，同时兼顾选词的交际频度，那么无论是“教”还是“学”才有据可依。

篇（8）

不少成语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它们大都来源于古代，贯用于古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汉语成语数量大、内容丰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成语的产生与使用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文化背景角度对成语与修辞作些探讨。

1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

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有三层含义:

1.1成语是修辞活动的产物

《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主要体现在语言交际双方要有“合作精神”。语言交际双方都有双向沟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组织或调整自己的话语，把交际活动进行下去。这就要求语言表达要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于是人们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即修辞技巧的运用。这些修辞技巧有的十分精妙准确，为后代人们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现一批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词组或句子。成语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义的固定词组。

1.2运用成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现象

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为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常常选用一些富于表现力的句式或语言材料。成语是一种既富于表现力又简洁通用的“语言材料”，所以被人们普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说，“运用成语”也是一种修辞方式。

1.3成语是多种修辞方式运用的成果

成语的生成、构造或使用牵涉到许多修辞方式，系统研究成语，可以发现许多修辞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鱼得水(比喻)，移风易俗(对偶)，国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状)，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钧一发(夸张)，阮囊羞涩(用典)，老死沟壑(委婉)，瓜字初分(隐语)，逃(桃)之夭夭(双关)，关门大吉(反语)。

研究修辞方式在成语中的运用，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语修辞的文化机制

2.1务实精神与具象思维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达，铸定了中国文化具体务实的传统。章太炎所说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这也影到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简洁具体，有理有据。这个“理据”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实的验证和古圣先贤的经典论述。

这种具象思维，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遇到稍微抽象的东西，就把它具体化。汉语成语多用比喻、摹状，就是这种具体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让人头脑中浮现出“许多鸡蛋垒在一块儿，随时可能崩塌”的画面。“磨刀霍霍”(摹状)使人仿佛看到奋力磨刀的样子，听到磨刀的声音。

这种具象思维，也使人们想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素来“崇古”，古圣先贤的语言、古人的事迹，都被时间赋予了经典的地位。于是人们说话作文，总喜欢引经据典。许多成语既是人们引经据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阮囊羞涩”(古人事迹)。

2.2喜新求异、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体务实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追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奇特的心理。韩愈在《答李诩书》中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主张语言运用力求独创、新颖。可见，喜新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的一个传统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国人以含而不露为美，喜欢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两方面都要求语言交际时“换一种说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说话作文时追求“雅言”、“美辞”，创造出许多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促使一些修辞方式的产生和推广。我们可以在许多成语中看到这些修辞方式的运用。

例如，说“贫困、没钱”平淡无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涩”(用典);用“白山黑水”代“东北”，用“苍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语“而立之年”、“年届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旧指女子十六岁，就是拆“瓜”为“二”“八”、蕴“二八一十六”之意(隐语)。儒家文化讲“礼”，“尊人抑己”，许多成语都有这种色彩。如“客人来了”，说“大驾光临”，自家因此“蓬草增辉”。“自己死了”谦称“老死沟壑，’(委婉)。另外中国人也不乏幽默的细胞，“逃跑”说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关门停业”说成“关门大吉”(反语)。夸张修辞格直接创造了非现实的诡异画面，如“气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思维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即以二元对待的观点来看待、分析事物，重视事物的关联、对立及其变化。故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语词表达相同、相反或相关的意思。成语中运用对偶、互文、双关、借代，就是这种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成语内部语素对偶、互文，前后对照，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成语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通过双关、借代巧妙联系，有虚实映衬之美。

汉语成语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为“四字格”四个字两两相对，完全符合均衡对称的审美要求。

2.4汉语与汉字的结构特点

篇（9）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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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7年。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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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外语）语言能力第二语言教学界

从1970年代起开始对学习者的“过渡能力”即中介语系统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早期中介语理论研究者（如Selinker，Corder等人）提出的语言能力与乔姆斯基所谓的“语言能力”，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同质的”语言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针对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后天的、不完整的语言能力，后者所关注的则是母语使用者先天的、完整的语言能力。只是在“交际能力”的概念提出之后，人们对于语言能力的理解才开始丰富和深刻起来。1980年，卡奈尔（MichaelCanale）和斯维恩（MerrillSwain）对“交际能力”做出了系统的界定和分析。他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语法能力、话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语法能力”包含“对于词汇项目和词法、句法、句法语义与音系规则的知识”，与掌握该语言的语符相联系。“话语能力”指的是将句子连接在话语序列中并从中形成意义整体的能力，其实就是对语法能力的补充。语法能力强调句子层面的规则，话语能力关注句子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结合反映出来对语言系统本身的使用情况。“社会语言能力”是对语言与话语的社会文化规则的知识，这种能力“要求对语言使用于其间的社会语境（参与者角色、共享信息和互动功能等）有所理解，因为只有在这种充分的语境之中我们才能对某个话语的得体性做出判断”。“策略能力”是“用来弥补这种（由于语言运用变数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交际失败而使用的言语、非言语交际策略”，亦即隐藏在我们通过“释义、迂回、重复、犹豫、回避、猜测以及语域语体转换”来做出修补，对付知识欠缺，维系交际进行那种能力之中的能力。社会语言能力与策略能力更多地与交际的功能方面相联系，是构成人语言交际能力的要素成分，它们的存在甚至先于语法能力的习得[5]。语法能力、话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之间综合互动，共同构建起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在所有的研究之中，巴赫曼（LyleBachman）的观点最为典型。在他看来，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除了单一的“语言能力”而外，还应当包括语用能力和组织能力。1990年，他用下面的图表来说明这一能力的组织结构[6]：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一同构成“组织能力”，即约束我们使用语言形式（句子和语篇）的所有规则和系统。社会语言能力被分解成两个方面的“语用能力”：语言的功能方面（“言外能力”，即发送与接收意图意义的能力）与社会语言学方面（处理诸如礼貌、正式程度、隐喻、语域和语言与文化结合面的能力）。策略能力单独列出，作为交际语言能力中的一个独立协作因素。“第二语言（外语）语言能力”于是就应当包括三个大块（组织能力、语用能力、策略能力）和五个方面（语法能力、语篇能力、言外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的成分要素，其中的策略能力可以作为一种与语言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但又特立独行的能力要素。

对外汉语语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