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学发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篇（2）

网络文学也好，手机文学也罢，都只是形式的改变而已，内容上并没有创新。并不像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内容的创新和改变，没有精神内核的改变，而从古典主义以降，各种文学流派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发生激烈变革冲突的时代伴随着人们精神层面大的震动而发生的，代表的是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显然，手机文学，网络文学还足以代表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只不过是人们业余消遣享乐的一种。

如此一来，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是将要从神坛中走下来，变成深入民间，甚至是民间世俗的一种，文学家是否也变得不再高不可攀，不再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可以将复杂的文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呢？过去文学二字是高深的，高贵的代名词，人们提到文学是以一种崇拜的敬畏的色彩来看待它，时至今日，文学越来越多元化，甚至各种底层杂处的文字形式都被称为文学，文学变得越来越通俗，作家变得越来越通俗。在东西方的文学史上，举凡文学作品，过去指的都是以严谨的结构，精妙的语言讲述深刻含义的故事。纯故事性的文学作品一直受到主流文学的很大抨击，甚至是将其逐出文学的朝堂，如斯蒂芬金的寻宝故事就常常为许多自诩高深的作家所不屑。而现在的文学，变成了以简单的语言，讲述复杂的，逗趣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故事，来取悦读者。而传统文学受到极大的排挤，即便占据了话语权，也是小众群体，纯文学范围的话语权，再也没有过去的号令天下的气概。相反，网络文学靠着庞大的读者群体，开始炫耀自己的话语权威，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做是通俗化的，简短化的，甚至是片断化的文字组合，并不以承载文学重量为主要功能，而是将潮流性，流行性，故事性当做己任来发展。

而所谓的新的文学流派，是否就是借由着手机阅读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快速化的喜怒哀乐。因为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捷化，导致人的情绪变化更快。过去所谓时间能抚平一切伤口，现在而言，似乎不必借着时间这样一个大的概念，应该说是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人的情绪变化更加频繁，起伏更加快速，人的情绪起伏如同微博体写作一样，变得越来越简短，每一场情绪都变得简短，每一场转换都变得更加迅速，过去人的精神领域较长时间的喜怒哀乐变得简短化了，精神的愉悦也好，欢欣也罢，变得更加简短，而且由于缺少厚重的传统文学的支撑，人的精神跳跃与升华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频率越来越低。如同美国超验主义般所强调的超越经验的，直接与上帝沟通的，精神大幅度跃升的状态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美国广袤大陆上是可能的，而在现今高速发展的喧嚣的时代是不可能。没人有机会抛弃现有的生活而享受长时间的安宁，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只有极度的心灵安宁平和才能产生的超越性的感官状态。古人在相对平缓的社会发展时期，靠着自身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建设，能够寻求到心灵上，精神上长久的愉悦体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审视自己的精神状态，从而分清自己究竟是介于生死之间，还是已经分不清生死，也就是说，过去人们还能够关注到精神深处的波动和诉求，而现在随着高速的发展，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人们已经很难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思去体察自己精神世界的状态。

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至少是精神上的解构，生与死的模糊重合，精神异化甚至爆发的状态。而现今看来，人们已经将精神状态隐去不谈了，也就是说精神状态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了，被抹去了，被置于隐性的地位，被消解掉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那最起码意味着精神还存在，而现在精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存在了。说是某种意义，是因为精神本身是存在的，说不存在了，是指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慢慢降低，甚至将来会趋近于无。所以后现代主义即便精神毁灭，毕竟它还是以存在的方式毁灭的，也既是说它还是存在的，而现在的文学趋势，将是精神不复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被高速发展的外界的科技所覆盖，变成快速生活中不被体察，不被了解，甚至是不被认知的状态。后现代主义精神毁灭，毕竟还会有废墟，有残迹，有遗留，有毁灭之后留下的疤痕或者残体，而现在的文学趋势，既然是借由着高科技将精神完全覆盖，那么就连残迹，遗留和残体都见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深深的埋在了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很难有机会一窥全貌。这才是文学最后的死亡，这才是精神最后的死亡，而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几十年，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渐渐被覆盖，被掩埋，这个过程就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同冰山彻底沉入海底一样需要过程。而当从现在起，几十年过后，人类的交通可能更发达，在快速穿越空间的基础上或许能够穿越时间，人类的科技更加发达，而这种发达显然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能够直观预测或掌握的，我们只能说，越来越发达的世界里，精神层面将越来越不被重视，当人们能够用科技改变世界的时候，就不必再去寻求精神的梦想。科技将生活覆盖，也将精神覆盖，精神以一种看似消失的方式默默的存在。

作者：李昂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篇（3）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它的全称是恶意搞笑，是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恶搞，也就是通过滑稽而搞笑的方式来表达出自己内心对某些事物或者现象的看法、态度。

戏仿和恶搞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在叙事的认知层面无差别，但是它们在价值层面却大大不同，也就是说它们的精神内核是不同的:采用戏仿方式的文本不认可母本的价值取向，新文本有一定的价值追求;而恶搞的新文本对母本态度暧昧，无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说恶搞是“空心的戏仿”。并且，戏仿主要指精英文学的艺术实验，而恶搞则主要指大众文化的娱乐实验戏仿的深处是对低俗价值的否定和批判，而戏仿演变为恶搞的过程，正是文学逐渐冲破其审美规范，而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靠近的一个过程，其愈演愈烈的最终结果是将目标指向自己。然而近些年来恶搞文化发展迅速，已经有很大数量的经典作品被仿制，比如鲁迅的《孔乙己》被改成《孔甲已》、朱自清的《背影》被改成《老爸的背影》，被恶搞后的人物形象已和原著中的人物形象相差甚远，过分改编造成其创作价值的丧失。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恶搞作品常常是和商业利润直接挂钩的，对经典名著的恶搞已成为图书市场中最过分、最离谱的事情，也正是它使得出版商大发横财。由此可见，恶搞这种毫无追求的娱乐性消费，对戏仿手段毫无发展，却将其引入商业的迥途。

恶搞对于文学创作的危害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其使得我们将本应用在更有建设性的追求上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娱乐消遣中;其次是对观众的思想认识施加了不良影响，对民间文化和艺术等好的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并阻碍其发展;其最终的恶果是价值观的混乱、审美的麻木和追求的停滞。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必须要有自己的节制点，超越这个节制点就会走向反面，与本意背道而驰。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文学精神追求的大背景下，恶搞文化却泛滥成灾，我们必须及时对恶搞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大力弘扬有价值追求、有审美机制的文学创作，鼓励文学创作者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灵感、发现艺术的真谛，为读者奉献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开辟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进步。

二、对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戏仿创新之思考

1．纯文学戏仿的正确性

如今在大众文化中广为存在的恶搞文化、大话文化等虽然也是戏仿的形式，但是通过上文的论述已经得出它们与纯文学的戏仿是截然不同的，唯有纯文学的戏仿才是戏仿的正确形式，才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戏仿形式。首先，从价值层面来看，纯文学的戏仿传递着诙谐幽默的审美品质。它通过诙谐的语气来叙述严肃低沉的话题，这是对传统文学沉重氛围的极大改变，表明了创作者创作素养的提升，显示出积极的价值追求，但是却不同于大众文化中戏仿的肤浅搞笑。

其次，纯文学戏仿与文学的本质是一致的。戏仿是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而文学与滑稽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滑稽也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功能之一。纯文学的戏仿使艺术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能创造艺术的轻松感。

篇（4）

关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总趋势是进化还是退化抑或是非进步的问题一直是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当然，各种观点都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例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从我们现在感悟到的身边的文学艺术的变化发展出发，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发展的总趋势呈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艺术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中国的语言词汇中有“否极泰来”，“周而复始”，“生老病死”等等这样一些阐释事物发展规律的词语，实则蕴含着万事万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依附于一定的自然规律这样的道理，文学艺术也是一种事物、一种现象，不论文学艺术是为写实人生而服务，为娱乐大众而服务还是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学艺术终究逃脱不了其由社会中的人创造的这样一个基础，既然由人创造，那么他的发展总趋势就必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消亡势必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如果依据安东尼·孔帕尼翁的说法，他认为艺术不可避免地依附于一种发展模式，即黑格尔哲学或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黑格尔哲学强调的是事物发生、发展、灭亡这样的一个模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强调了生物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实际是一种不断进化。

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今天的地位和表现

1、文学艺术样式的创新

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距离古代的文学样式，虽然不能说是有所增加，比如《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论述文体各篇中，在篇名中提到的文体共有三十三类，如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笺、诔、碑、论、说等等，但是，文学艺术的样式却一直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出现创新和繁荣，除却大家熟知的古代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当今的文学样式由于受到科技时代网络的冲击和影响，受到“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影响，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博客、微博、各种网站论坛为现代人提供了尽情展示文学艺术特长的舞台，一句话就能引起大家的讨论或者产生广泛共鸣的微博，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广泛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普通大众，特定的字数限制，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于一体的新形式，涵盖众多的内容多半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再以中国为例，从19世纪晚清出现的报告文学[1]（文学与新闻的综合体）到20世纪出现的革命文学[2]（积极进取精神、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事业的直接关联）等等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学样式，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艺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不管其生存的时间长短，总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些文学样式都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为特定的时代服务过，甚至短时间内文学艺术对社会、对人生所产生的影响总有其相对积极的一面。此外，电影艺术的发展当称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从古代没有电影到早前的简单的黑白电影放映机再到如今的3d（4d）立体影院[3]的纷纷建立，电影无疑是文学艺术样式的一种新鲜样式，结合了科技和人类无限的创意，电影也是将纸质或者人类脑海中的文学艺术搬上荧屏与大众分享的一种很好的表现文学艺术的样式。

2、文学艺术传播途径和方式的扩展

古代文学艺术的传播由于受到交通、科技、阶级观念等的局限，传播途径和方式比较单一，口口相授或者口口相传、书面记录是主要传播途径和方式，而今天我们来看被归为文学艺术范畴的一切内容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明显已经大大扩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相继出现，街头彩印、屏幕广告、杂志等等都为文学艺术开启了几乎可以说是声势浩大地涌向社会的大门，这就为后来的文学艺术受众的越来越广泛化提供了中间桥梁，也为文学艺术更加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环境提供了条件。

3、文学艺术受众的广泛化

古代文学艺术完全不像今天这般，纵观世界亦是如此，文学艺术是贵族、宫廷等阶级的人所能享受的待遇，因此文学艺术自古似乎就被与“高雅”“博学”等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趋势蔓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便捷也更为普通和广泛，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开始寻求知识的无国界化，地球村概念的推广更是加大了人类彼此了解的欲望，文化、文学艺术随之大量充斥人们的生活之中，电影、电视、网络等等多媒体技术使得文学艺术在世界的很大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庞大的消费者和创造者，文学艺术不再是一部分人独有的专权，它走出了“小家碧玉”的束缚，显然开始全方位地接受世界“观众”的淘洗和品评。换言之，这种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文学艺术的普及显而易见，比如媒体行业的发展，使得电视节目蒸蒸日上，前几年流行的“百家讲坛”电视节目就是一个让文学艺术走进寻常百姓、走向通俗易懂、走向全民受教育的很好的例证。笔者自始至终认为，虽然媒体的发展背后，更多的利益冲击和虚假作业必不可少，也许“百家讲坛”的某些章节的理论水平和价值也有待商榷，但是，从文学艺术走进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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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推广

从文化教育狭义的概念来讲，主要指学校教育，最早诞生的学校是宫廷学校、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古埃及的这些学校极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求学生尊日神、忠国君、敬长官、孝双亲，以造就文士为重要目标，即训练继起的统治者和他们御用的爪牙，同时教授书写、词令。中国奴隶制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从古至今，文化教育一直比较重视的书写、辞令还有六艺，其实就是早期的文学艺术，它与现在的文学艺术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显然都存在较大差距，当今学校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包含文学艺术的人文科学（学科）的重视，小学、中学、大学开设的众多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学科，文理分科产生的对文学艺术类考生的优势等等都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5、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作为精神食粮的需求增长

现代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快节奏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压力也使得人们常常感慨精神荒原的不断侵袭，不然，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1922年发表的《荒原》如何能够迅速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生活的空虚状态和人类面临的精神荒芜已经成为潜在的威胁和杀手。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便开始认识到，文学艺术对填补人类精神荒原的重要作用，于是，哪怕闲暇时多读一本书，周末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演唱会都可能使人身心愉悦，生活充实。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在人类未来发展的历程中，将会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由此产生的反作用，也会越来越促进文学艺术的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虽然对进化概念中低级、高级的定义还不是非常清晰，对种类多与少等等的判断也未可知，但我们相信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坎坷，在人类不断探索的实践下，文学艺术的发展终将继续朝着进化的方向踏步前行。

注释：

篇（5）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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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严 单位：北京卫生学校培训中心

要求药学继续教育的内容要有多层次性、广泛性，难易程度要有区别，便于不同层次的人学习，参加药学继续教育的人员一般都是在职的成年人员，意味着容易使学习与工作在时间上产生冲突，学习者居住地分布很广，短时间内集中起来很难。同时考虑到参加继续教育的人数很大，如果集中进行继续教育的话，占用的教育资源会非常多，这样就大大增加继续教育的成本。有文献报道指出传统的课堂教学使得受教育者提出许多意见：比如时间冲突导致不能参加学习或者不能参加全部学习；授课内容与所从事的工作相差太远，没有兴趣学习；课堂环境及授课条件太差，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等等[4]。就以上的问题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接受教育者为什么会对继续教育产生如此大的意见，追其原因是传统的课堂授课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药学继续教育的需要。因此随着执业药师制度的逐步完善，执业药师的队伍还会迅速增加，如果再沿用传统的继续教育方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继续教育的效果会更差。那么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可以采用计算机远程教育模式。

实现药学远程继续教育也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只要建立一个网站，搭建一个药学继续教育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课程培训以及相应的课程考核。而目前药学远程继续教育势在必行。第一，远程继续教育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首先我们清楚继续教育所面对的学生是社会所有成员，而药学继续教育同样涵盖了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的药学人员。中等专业学历或者相当于中专毕业的药学人员已经满足不了当前飞速发展的医院药学。这部分人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进行药学继续教育，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当前药学的发展。另外在职称上有药师、主管药师、副主任药师、主任药师等，知识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也需要通过继续教育来弥补差异共同提高。因此医院药学继续教育是全员的教育和提高的问题，无论是高级，中级或初级药学人员，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继续教育。而远程教育可以整合各种层次优质的教育资源，以丰富的资源，个性化的学习材料设计和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和多媒体技术，打破时空的局限，使全球的学习资源共享，较好地适应了学习者个人随处流动和到互联网上学习的需求。第二，药学远程继续教育可以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教育活动特别是学历教育活动是有标准的，达不到标准的教育活动就构不成学历教育，质量无法保证。因此建议药学远程教育采用网上远程教育与集中考试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最佳。网上远程教育是指建立一个药学继续教育网上系统，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根据自身教育背景、工作需求选择相应的课程进行学习，同时可以通过在线自测系统检测自己学习效果等等。努力将远程药学继续教育建立成为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系统。同时完善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材料、考试、评分标准的教学管理，以及教学过程控制、学习支持服务、系统运作等一体化的运行机制，从而有效保证终身学习背景下人才培养的质量。第三，药学远程教育可以满足学员随时随地学习。传统的集中式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学员的学习活动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式，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管你的接受程度如何，教学活动都必须进行。远程继续教育能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全体社会成员要学习，就不可能都到校园内来学习，必须把教学资源通过各种方式送到他们的身边。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远程继续教育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传播媒介，尤其是通过延伸到基层的办学网络把教育资源输送到千家万户，这样才能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使他们能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学习更加方便、更加灵活。任何人只要有学习需求，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学习资料。同时，远程继续教育通过反馈的信息，还能使学习者学会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不断修订学习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进度，帮助学习者培养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这不仅满足了学习者学习个别化和个性化的愿望，也使学习者的主体地位真正得以确立，使学习过程达到整体的最优化。药学工作者在经过远程化的继续教育后，其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是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只有在实际的工作中才能考量和体现出来[5]。因此，对药学工作者采用网上远程教育后，最好再相应建立评价体系。最终使药学继续教育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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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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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在“文学”中的地位颇为尴尬：虽然它被称为“文学”批评，但在“文学”中似乎并没有它妥贴存在的位置，总是被直观地看作文学创作的附庸为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而存在，被文学创作所规定；或者被朦胧地归之于相邻学科，使批评家被看作外在于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寄生于创作，被创作所规定。如果只是依据对“文学”的批评，就确定文学批评的“文学”品质，其实其自身的属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定。文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20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把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表示着一种理论诉求：试图发现和描述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具有的特殊领域，使之不再被看作处于附属地位的工具性附属品。总之，要确定文学批评之作为文学批评，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从而能够遵循文学批评的规律健康地开展批评。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要去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ir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l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形成晚在20世纪上半叶。下面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和未来。

一、过渡性发展

文学批评在20世纪形成，繁荣背后掩盖着危机。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批评这样混乱，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但有许多内在的问题存在着，在其脆弱的共识刚刚达成之时，就进入了过渡性发展。文学批评似乎关注一切，理论话语比19世纪复杂得多。今天的文学批评用高深的用语，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纪初的学科基础上，高度的学科化，非经验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进入了过渡性发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研究对象的扩张。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扩张到一切，一切都可以当作文学来看，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学批评从传统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产生了巨大的启示。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过度发展。

2．学科之问界限的混乱。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学批评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伦理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也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伦理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人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似乎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学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它虽没有变成其他学科，但却与这些学科的界限发生了混淆。

3．文学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以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回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文学批评今天发展到了特殊过渡性的时期。

对于从事批评的学者，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

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昧)；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表现的形式，本身的界线都难以确定，其与文学理论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学批评的三种人员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着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那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

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本身如果长存，那么文学批评会长存吗?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事物本身的存在，与把这种事物、现象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却没有“睡眠学”。l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研究文学，而是研究与文学相关的一切。文学有未来吗?文学批评有未来吗?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提到纪事日程上来，并讨论其存在的的合法性问题。

文学批评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学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

首先，文学批评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电视剧淹没了鲁迅，或者，《流星花园》压倒了《三国演义》，那么，文学批评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对象之外?文学经典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之中退席—尽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学批评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学批评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学批评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歌德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视角在研究《红楼梦》。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界限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的一系列观点都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人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很多。有没有必要认为，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不能把某一种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学批判应该关注的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话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此刻，作品本身就已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尚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一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篇（9）

关键词：亚裔美国文学 发展 繁荣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世界各国移民聚居的国家，因此，除主流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族裔文化。移民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又逐渐汇人主流文化。这一现象也充分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二战以后，少数族裔文学迅速崛起，争奇斗艳，为美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异彩，有的已完全汇人美国文学主流，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作为当代美国文学的重要一支，亚裔文学像一棵一直在长大的树，不仅它的内容和形式日渐丰富繁荣，而且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一、亚裔美国文学界定

所谓亚裔，顾名思义，包括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日裔、菲裔、朝裔、印度裔、印尼裔、越裔、缅甸裔等族裔，他们的文学自然是亚裔美国文学，若再细分，则有华裔美国文学、日裔美国文学等，但对它的界定，远非如此简单，不同的学者，作家或评论家对它有不同的界定。

金伊莲（Elaine H Kim）在《亚裔美国文学创作及其社会背景导论》一书中，把亚裔美国文学定义为“中国，菲律宾，日本和韩国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关于美国经历的文学作品。”

集美国亚裔剧作家，评论家，小说家等头衔于一身的赵健秀（Frank Chin）认为，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亚裔作家，他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所在国的了解是从新闻媒体和书本中获得的，这样的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才算亚裔美国文学。

对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有重大贡献的林英敏（Amy Ling，1939-）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从他们共有的华裔美国人经历中创作出令人感动的富有艺术性的文学称为亚裔美国文学。

因此，亚裔美国文学可以界定为：出生、成长在亚洲或出生在其他国家的亚洲子女，但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或华裔的作家，用英文描述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二、亚裔美国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1972年，第一部主要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亚美作家》出版时，编者许芥昱和海伦•帕努宾斯加斯就表示，他们的选集是为了“代表在美国有过广泛生活经历的亚洲血统作家的作品。首先考虑的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作家，并且一直待在这儿的作家”，但是，这部选集只收入了华、日与菲律宾裔的作家作品，因为在70年代初还未产生有影响的越南、韩国、印度裔的作家和作品。

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稻田和徐忠雄被称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四位骑手合编了《哎呀！：亚裔美国作家选集》。这里包括的亚裔作家同样只有菲律宾，中国和日本裔的美国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他们已经把美国亚裔作家同“美国化的中国作家”和“白人化的亚裔作家”区分开了。

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日裔美国诗人加勒特•洪果评价道：“70年代中期对于亚裔美国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汤亭亭的《女勇士》的出版和随后的畅销，该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热销在简短而轰轰烈烈的亚裔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1989年谭恩美出版《喜福会》，此书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保持9个月，后来拍成的电影几乎使它在美国家喻户晓，汤亭亭也承认谭恩美比她拥有更多的普通读者。1991年谭恩美出版《厨神之妻》，2001年出版《接骨师的女儿》。

1991年，赵健秀等四人编了一本续集起名《大哎呀！：华裔和日裔美国文学选集》，这本书仅仅包括华裔和日裔作家，但是篇幅加大了不少，在这部作品中亚裔作家有了真假之分，这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何谓亚裔文学正统的争论。

随着亚裔作家的不断涌现，尤其是新移民民族的作家加入到这个集体，越来越多的作品得以出版，并且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也“扩容”了，从不到300页的《哎呀！》（还是袖珍本）到619页的《大哎呀！》便是一次大的“扩容”。

1996年，徐忠雄单独编辑了《亚裔美国文学：简介与选集》。作为《哎呀!》和《大哎呀》的四位编者之一，徐忠雄从新的角度看待亚裔文学中的真假问题。

1976年，十来位妇女解放的积极分子为了促进美国妇女的社会，经济与总体的利益，成立了一个名叫加利福尼亚亚裔妇女联合会的组织。文学，尤其是表达了亚裔妇女心声的文学作品自然是她们关注的对象。从准备开始，经过大约20年的艰苦努力，她们先后出版了两本亚裔美国妇女的文学选集。为了表明她们的立场，她们特地将两本书分别起名为《掀起波浪》（Making Waves: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and about Asian American Women,1989）和《掀起更大的波浪》（Making More Waves：New Writing by and about Asian American Women，1997）。

三、亚裔美国文学的繁荣

当前，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频繁，以“文化散居者”身份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崛起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发展的新生力量。如：戴维• 穆拉于1991年发表的《变成日本人：一个三世的回忆》，移民后裔梁志英创作了《凤眼》，《茉莉花》的作者卜哈拉蒂• 穆克基和《疾病的译者》的作者裘安帕• 拉依里，在印度，欧洲和北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旅行，跨越文化的国界，寻求新的生活。

还有一些亚裔作家把目光投向其他边缘人群和少数族裔。梁志英于1993年出版的诗集《梦幻和尘土的国家》涉及的不但有华裔散居者，还有来自越南的移民。日裔作家HisayeYamamoto 在《威尔夏汽车》一书中探讨了华裔，日裔，韩裔等亚洲族裔之间的关系。任璧莲的作品不但有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描写，在1999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中还涉及了爱尔兰移民的文化。

2000年林玉玲编辑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出版，这本选集收录的作家最齐全。这本厚达560多页的选集除了收入华、日、菲、韩裔作家以外，还有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裔和夏威夷亚裔以及其他民族的作家，有著名的也有新崛起的；这本选集体裁丰富多样。小说、戏剧、诗歌、回忆录、论文，还有口述录，应有尽有；这本选集主题全面，全书按主题分为8章，从移民的经历到亚裔对祖国的认同，从个人的处境到整个民族或群体的斗争，从“代沟”到亚裔民族属性与性别属性确立，涉及亚裔美国人的方方面面。

亚裔美国文学由于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才造就出如今的繁荣局面，而这种局面是在美国多元化的人文环境里形成的。尽管它仍是处于边缘的弱势，但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种，如上所述，它兼具亚，美文化的基因，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如今却有不少亚裔美国作家为自己的作品被冠以美国文学而奋斗着，抗争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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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