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道教哲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对照组班级在护理实训室采用传统教学的方法进行教学和练习；实验组班级在模拟病房采用情景教学法进行教学和练习。

2.教学效果评估

一是女患者导尿术操作技能考核。采用学校女患者导尿术评分标准对两个班级进行考核，分为爱伤观念10分、女患者导尿术操作技能的规范性60分、护患沟通20分和操作后的评价10分四个方面，满分100分。二是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对两组学生分别发放问卷进行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测评结果分为：完全满意、大部分满意、部分满意和不满意，由教师计算两组的满意度，包括完全满意和大部分满意。

3.统计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6.0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女患者导尿术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比较实验组学生在爱伤观念、操作技能、护患沟通技巧和操作后评价四个方面的得分分别是9.18±0.75、57.28±1.73、17.65±1.22和8.30±0.92；对照组在爱伤观念、操作技能、护患沟通技巧和操作后评价四个方面的得分分别是6.09±1.07、52.78±2.12、15.91±1.44和5.67±1.10，两组在四个方面的得分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2.问卷调查结果

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08分，回收问卷108分，经整理和分析后，问卷的有效率为100%。实验组学生的满意度为94%，对照组学生的满意度为76%。实验组学生认为此项教学活动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学习兴趣浓厚，学习积极性高，通过本项教学活动收获较大。对照组学生使用传统教学法教学，以教师示教为主，学生缺乏身临其境的感受，学习效果较差。

篇（2）

一、关于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发端于德国的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在接受美学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向，即：一个是以汉斯·罗伯特·姚斯为代表的着重于读者研究，关注读者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另一个是以沃尔夫冈·伊瑟尔为代表的着重于接受活动的文本研究，关注文本的空白和召唤结构，关注于阅读过程的本身和阅读过程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的来说，姚斯和伊瑟尔二者的理论相互呼应，并呈现出相互一致的关注，即将关注的焦点从作者——文本关系转向文本——读者关系的研究，特别重视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一）期待视野

姚斯指出：“如果我们想要认识文学文本由于其审美特点而使我们感觉并理解什么东西的话，就不能从分析已获得整体形式文本义一问题入手，而必须从最初的感知过程入手。在这里，文本犹如一个‘内核’，指引着读者。”[1]从审美感知的角度来说，姚斯认为作品的价值只有透过读者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而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之前，都已经处在一种前在理解或者一种前在认知的状态，这种前在理解的状态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简单地说，就是读者在进入阅读欣赏之前，因其自己的生活经历、阅读水平、文学造诣、审美情趣、鉴赏能力以及阅读经验的不同，在自己的心理上会形成一定的阅读定式，因此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能够产生怎样的理解，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其期待视野。正如鲁迅先生当年评《红楼梦》时曾这样说“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每一个读者在进入阅读活动中的时候，总是因为原来的经验、趣味、素养等因素所构成的期待视野的影响，所以，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不断的建立、改变、修正、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

（二）召唤结构

传统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活动的认知，基本上认为作家的作品完成，文学活动便随即终止，因此对文学的阅读活动并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一直到接受美学的发展与兴起，才开始重视阅读对于文学活动实现的重要性。接受美学一直非常重视读者对文本的审美创造，正如萨特所说的：“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揭示，在揭示过程中创造。”[2]因此，接受美学将读者放在揭示活动的中心地位，认为文学意义的实现，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只有通过读者的审美感知，文学作品才具有现实存在的意义。

从文本的角度来说，任何文学作品的语言构造，都具有一定的未定性，在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性中形成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召唤结构”，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具体化。因此，文学交流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阅读过程中空白可以被读者不断填充，并赋予新的意义与特征，实现文本与读者的对话。

二、接受美学理论与语文阅读教学

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充分肯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3]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实施建议”关于“阅读和欣赏”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独立阅读。”[4]

在《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下，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逐渐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在强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下，开始重视学生如何通过提问、讨论和对话学习的方式表达其个人的感受，并能够针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深度思考。

阅读教学的本质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和鉴赏作品，然而以往过度依赖教师讲述和分析作品内容，学生并不能真正了解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融入自身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并从中掌握鉴赏作品的基本认知和方法。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文学作品意义的产生，并不是完全由作家或单一读者所赋予的，而是阅读过程中由读者自己来完成的。

从教学的观点来说，阅读是读者主动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活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如何引起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呼唤和建立学生的“期待视野”，就成为阅读教学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步。不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和个体上都是独特的，所以阅读并没有标准答案，在引导阅读活动的朝向上，教师更要尊重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而更为重要的是，阅读本身不仅是一个外部阅读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加入读者个人体验的经验过程，所以整个教学的重心应在于引导学生进入文本情境，积极与文本对话，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读者反映”，并引导与其他读者进行分享对话，为之架构更大更宽广的阅读期待视野。在阅读活动之中，当学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读者，而是认识到自己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提高自己的审美感受与领悟能力。因此如何教授学生以一种审美的阅读态度把握作品的世界，成为提升阅读教学的关键。

三、小结

不可否认，接受美学理论有其本身的制约性，所以接受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体，比如作者“义指”比较确定且恒常的议论文和说明文，由于这两类问题通常是表达作者对于社会、自然、人生等的某种观点或者是解释说明自然界某个具体的事物或者现象，因此，这类文体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甚至不允许违背作者的原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解读”依旧甚至必须是占据主要地位的。不过，接受美学强调读者作为文学活动主要环节的观点，对于现行阅读教学模式的变革而言，仍然具有其重要的启示。如果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活动设计时，能以接受美学理论作为指导，深入引导学生认识自身作为读者的自觉意识，促使学生积极参与阅读活动，进而对范文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感悟和解读，是有可能改变传统范文教学形态的既有模式，达到较为理想的阅读成效。

注释：

[1]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萨特.萨特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篇（3）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篇（4）

但如果我们剥开主流意识的哲学观念,立足于宇宙的全人类立场上看,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积极的。老子是第一个悟透人性致命弱点的人,他了解人的贪得无厌、争强好胜,知道人会为了赢得尊贵和安逸而不惜互相残杀,尔虞我诈，因而提出了“无为”的观点。所谓“无为”便是对自身欲望的抑制。

老子认为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尊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人是没有贫富贵贱高下之分的，而人是最不把别的生命尊严当回事的种群,随意践踏其他的生命,而且对于同类也是用尽心计加以荼毒。老子的“无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要求人类彼此尊重，平等相处,要处下居后,抱朴守缺,不要去追逐生命之外的东西。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老子认为：“无为”就是不争,不索取,不竞争,对任何事、人听之任之，就是“无所作为”。在老子看来，无所作就是对自己的克制,就是对地球有限资源的节约,就是“小国寡民”理想的实现。在“道常”的带领下,“无为”以至于“无不为”。你什么也没作为,你就是大作为,没有不作为。你抑制了欲望,你才是大智者,你的生命才能在朴素中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辉。

由是观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对于老子误解在与对老子文本，对于庄子的理解则在于庄子的人生。庄子更多的时候是以遗世高蹈，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者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其实在内心深处庄子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

儒家的入世态度一望即知,而庄子的入世心理却潜藏在深层,不易发觉。张松辉先生曾断言:“庄子从本质上讲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3]士人的内心深处,无不交织着入世与出世两种意识。儒家是将出世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张扬入世意识的士人;庄子是将入世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强化出世意识的士人。

如果说孔子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庄子则发展为以“道”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提倡更高标准的“大仁”、“大义”、“至仁”、“至亲”、“至礼”、“至孝”。庄子从未忘记入世,忘怀政治,忘却“内圣外王之道”,他也在追求“三不朽”。至于立言,孔子是述而不作,整理典籍,庄子却有了一本仪态万方,恣肆的《庄子》。庄子同儒家士人一样,浸于先王典籍,不满于“昏上乱相”的社会,都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希望实现人生价值,对于现实，持相同的批判态度,是典型的入世者。

然而庄子看到“昏上乱相”的现实，也看到了自己入世的不可能，而才最终走向了“逍遥游”的出世。陈鼓应认为庄子处于人世间表现为一种与先是保持一定距离的艺术性的游世态度[4]。我理解这是在强调庄子提出的精神至上的思想。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齐同万物精神至上,超越现实的思想,为出世者保持独立人格开辟了一个心灵绿洲。

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庄子痛苦的放弃了入世的梦想，“虚己以游世”，“独于天地精神相往来”。

道家的思想被道教广泛的吸收发展成为道教教义，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是同源的，道家的思想在道教中也有广泛而深刻的体现，这使人们往往把二者等同。而道教又是出世的实践者，于此人们便误解道家是消极的。然而考察道教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道教其思想中体现出的也并非消极。

“我命在我不在天”[5]葛洪提出的道教重要教义之一，是道教徒向死亡宣战的口号，意为个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样，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人如果凭借智慧通过造化之理，修道守气，返本归根，就可以与道同在，寿比天长。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

道教这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人生观和实践方面，都有其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首先，这种思想蕴含着对人自身潜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激励人不断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次，这种思想在实践上有它的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道教中人在观察自我、天地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科技、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形成正确的名利观方面的巨大作用。

“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指出了个人的生命不由天地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难看出这种思想是一种实践积极的人生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入世理论，只因迫不得已才选择了痛苦的离去而逍遥于世外。我们对她误解得已太久太深，老子在千年前却已早已看透看淡，“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6]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能够认识庄子的入世理论，能够体会道教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不仅我们对道家的误解将自然消失，而且也会发现道家思想的熠熠之光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想内核，儒学经历了两千年发展，经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到五四以来新儒家，到当代就体系而言已经建立了新儒学，而道家还没有建立新的当代体系，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正确的理解道家思想，摒除误解，走向新的道家之路。

参考文献

[1]《老子•第五章》.

[2]《老子•第三十七章》.

[3]张松辉著：《庄子考辩》，111页，岳麓书社，1997.

[4]张松如，陈鼓应，张军等著：《老庄论集》，133页，齐鲁书社，1987.7.

篇（5）

    陈鼓应是 台湾 自由主义先驱殷海光的学生，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教研究;尼采研究、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研究。下面分别论述陈鼓应在各方面研究中体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老子自然无为的自由。陈鼓应认为老子思想中包含了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则与精神。

    首先，陈鼓应认为，老子提出“道”的观念是对自由进行本体的论证。“道”是老子 哲学 的核心，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围绕“道”展开的，可以说老子的“道”是

    第三，陈鼓应指出，庄子塑造了“游于形骸之内”的至人形象，这是精神自由的最高阶段的象征。仅仅摆脱万物的束缚，开放其心灵还是不够的，至人与神人的境界则是一种“乘物游心”的审美自由，随心所欲的创造自由。庄子笔下的至人，在外表上是“恶骇天下”，但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重视整体的生命人格。“游心是一种 艺术 境界的审美心胸。正是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高超境界，构成了道家的理想人格。

    第四，陈鼓应认为，庄子中亦有“少治无为”的自由主义 政治 哲学 。在(应帝王》篇中，“表达了庄子的无治主义思想，主张为政之道，毋庸干涉，当顺人之 自然 ，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应帝王”即顺自然，顺应民性。圣人之治就在于不以己意定法度，明王之治就在于“化贷万物而民弗恃”，如果统治者一定要一意孤行，任自己的意愿及利益治理天下，那么就如同“涉海凿河”，“使蚊负山”，必将导致其失败。只有以无为的态度，顺应自然，让人民自为自主，才能达到天下太平。

    (三)尼采的精神自由。陈鼓应在大学时代最早研究的是柏拉图、洛克等人，其学士 论文 写的是《洛克的知识论》，但他自称在心态上与其格格不入。只是读到了尼采之后，“才知道西方哲学另有新天地”、“尼采的作品在我的感性生活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并由此莫定了陈鼓应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由尼采到存在主义到老庄及道教。

篇（6）

智宏法师现在是普陀山佛学院教师，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选择了宗教，进入了佛门。其实，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一样，最初都是哲学范畴上的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极度轻视物质财富，而将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最初都是没有神灵崇拜的，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信众的极度崇拜，而形成了神灵体系。一些人将建庙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将人的超度与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义是师傅或导师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过精神引导，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意义，忘却生活中的苦难，通过顿悟与修行，使自己灵魂升入涅，获得永远的幸福。

和尚引导人们放弃俗世浮华，获得生命轮回中的超度，菩萨则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譬如观音菩萨就是信众们心目中的救苦救难的象征，而地藏菩萨则发誓要在地狱里拯救每一个受苦受难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东传过程，既是神化过程，也是世俗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过顿悟放弃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义，而是通过烧香膜拜来获得神灵的帮助，以获得切身的利益，观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观音与送财观音。现在许多寺庙香火鼎盛后面，充斥着迷信与交易，甚至将寺庙做成了利益集团，香客们在这里似乎是购买精神安慰产品。

清华大学毕业生进人寺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她的哲学追问精神使她不可能趋势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对待自己面对的一切。我们看到智宏从2001年至今，已经收养了26名弃儿，其中的20多名弃儿已经在国内的一些佛学院就读或毕业。为了孩子的读书、生活、治病，智宏法师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难，却视而不见，念佛又有什么意义？”是啊，宗教无法论证天国的荣华，但可以直面人间的苦难伟大的宗教体现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而非神本主义迷信。

这位清华女生成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济孤儿，最使人想到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证严法师年轻时即入佛门，看到当时许多穷苦人因贫病而遭受苦难，发誓要为穷人建医院学校，一朴素的想法形成后来慈济功德会“人间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元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如今的慈济功德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慈善救济组织，其范围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用慈济的术语来说，就是“四大志业法印”。慈济功德会也成功“登陆”，成为第一个在大陆合法营运的台湾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是什么原因使证严法师由传统佛教转入人间佛教呢？

原来，在证严法师年轻的时候，遇见二位来台湾的西方修女，在交流过程中，修女对证严说，佛教追求的是个人顿悟与超脱，缺少人间关怀;基督教兴办慈善机构，譬如育婴园，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办基督教学校甚至医院，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这样的关怀呢？一语惊醒梦中人，证严由此走向了人间关怀之路。

篇（7）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篇（8）

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也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修道者摒却枯燥的说教，排除知性的侵扰，剔除刻意的思辨，以一种澄淡清澈的审美态度去审视自然、逍遥恣游，借山林泉石、雾霭烟岚以游仙或契道、悟道，这类主题的诗歌即道教山水悟道诗。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山水悟道诗层出不穷:高林、古洞、薄雾、清流、湖山、晚照、野草、落花、青山、白云、斜风、细雨，竹林茅舍、溪桥野渡，大自然的一切风物都被修道者纳人其诗中。这些诗大多刻画山川草木、云烟光色中的生命律动和修道者在宇宙时空中对永恒与瞬间、无限和有限、生存与死亡等进行的宗教与审美的体验与反思。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思想观念所凝聚、所激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它把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推向了多维度、多层面的自觉通路。

    “一个人不能凭空创造出新的东西。他的东西必须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给他提供文化熏陶以及各种刺激。”道教诗歌中的山水悟道诗当然也不能完全超越当时的社会环境，摆脱道教思想观念的浸染。它主要肇基于以老庄哲学为主体的道教哲学思想和名山皆仙境的洞天福地思想。

    一、以老庄哲学为主体的道教哲学思想

    在道教美学中，“道”是最高的美学范畴，是一切众美的本原，是审美意识内部最高层次的宏观概括。就其审美特性来说，“道”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虚幻之象，有着向无限未知伸展的审美倾向。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名象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在《道德经》的描述中，“道”先天地而生，它不依靠外力而存在，并且是万物产生的本源。“道”如果要取名的话，我们可以勉强叫它为“大”，这样“大”就成了“道”的异名，成了与“道”有相同意义的最高本体。在本体论意义上，道即是大，大即是道。“道”产生万物，道是一切万物的最高范畴，于是，只有“与道合体”的美才是真正的、最高的美，也就是“道一美”、“大一美”。《道德经》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于无而处于虚，因此不可知、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得。这种“与道合体”的“大美”应该怎样去把握、去领悟呢?

    在《道德经》中，“道”常常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侧按照《道德经》的看法，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都有合乎自己本性的生存方式，这样一种合乎本性的存在方式就是“道”所要求的存在方式。从审美的角度讲，就是“大美”。《南华真经》继承和发展了《道德经》的这一观点，但又不囿于《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德经》中，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道”化生出来的，是宇宙的本源。而在《南华真经》中，宇宙万物不仅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其存在也是由道支撑的。没有道，现存的现象世界就会瓦解。《南华真经》曰:“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缕蚁。’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臂’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在这里，“道”既是宇宙的最后根源，是崇高神圣而不可窥测的;“道”又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甚至充盈于缕蚁、梯稗、瓦臂、屎溺之中。正因为任何事物归根到底都是“道”的存在，所以“道”是万物的本体而不是宇宙本源。本原在化生万物之后可以离开万物作为绝对的超念存在，而本体则居留于万物之中，须臾不离万物。因而，在《南华真经》中，“道”自然成了一种宇宙精神的载体。((南华真经》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南华真经》认为，“道”是神秘而不可言说的，但“大美”与“明法”、“成理”等都是道所创生的宇宙自然中的一种秩序、法则。既然是法则，就会有一种相同的道理在。人与天地在宇宙自然创生的秩序里有着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又可以互相感应交流与沟通的关系，这种关系正蕴涵了审美心理的萌芽。故而对人来说，天地即是最直接、最密切的大道，对“道一美”的感受，应从天地始。《南华真经》中经常用“天地”或“天”来代替“道”。因此，“天地有大美”亦可理解为“道”有大美。不过，《南华真经》中的“天地”有时也不等同于“道”。“道”是玄灵、无形的，而天地是有形的。因此，说“天地有大美”也包含自然界有大美的意思。得道的圣人通过自然界的林泉秀水体悟“大道”，从而认识和感悟了“与道合体”的“大美”。

    早在春秋之际，自然山水便进人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在儒家的审美视野里，山水不仅仅是景物本身，更多的是它所呈现和比附的人的精神德行。儒家的“山水比德”说把道德作为审美的主要内容与对象，他们在自然山水的审美过程中得到了道德的提升，其美感享受是从精神德行的提升中开始体验的。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自然山水比德说在很长的时间内遮蔽了自然山水本身的存在意义和审美意义，形成了一种倾向于主体性的天人合德的状态。山水作为一种美感意识，打开了人与天地自然往来的精神之门，这在庄子的审视视野中得到了体现。《南华真经》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并不是先秦儒家以天地自然比附道德伦理的人格象征，也不仅仅是宗教沉思中洞察的神性存在，而是外物触动所引起的具体感性，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与满足，是人生的“大美”与“至乐”。“道”是包涵一切具体、个别、有限美在内的大美，是一种蕴藏无限可能性的众美之源，决定着一切事物的审美特性和特征。众美生于虚灵神秘的“道一美”，超乎物质、形而上的“道一美”投射到天地山川上，“‘天地’之‘美’就是‘道一美’的可感觉的、物质化的形式一‘大美’了。……有形的天地，体现的是‘无为无形’的‘道’的‘大’美”。于是，天地山水、自然万物便成了体道的媒介和工具。

    司马承祯在《天地宫府图并序》中云:“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充始，乘运化而分行;精象玄著，列宫网于清景;幽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在他的观念中，作为天地万物本源的“道”已经不是老子哲学体系下抽象的、绝对的存在，而是具有宗教神秘性并能运化万物的创生物。“道本虚无”，但“无”不是简单的静态存在，它运化不息并生出了天上的宫咖清景与地上的洞府名山。在道教徒的知觉世界里，“道”作为一种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万物本源，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它无所不包，无所不为。《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云:

    道君答曰:“夫道，无也。无祖无宗，无根无本，一相无相，以此为元，既称元始，何复有宗本这耶。虽复运导一切，道为最尊，常在三清，出诸无上，以是义故，故号天尊，或号玉帝，随顺一切。洞神经云:大道降神，应接一切，或有名无字，有字无姓，或有位号，姓名亦无，各由感激，参差不同，是谓正神，皆道应化。”

    “道”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概念，而且是道教的最高人格神—太上老君的别名及其变化、衍生的各种仙境和神仙。变化莫测、深邃玄妙的“大道”虽然不能被抽象的逻辑思虑所把握，但却能在宗教徒宗教体验的感性生命活动中被领悟。于是，作为人间仙境的洞府名山在道教徒的信仰世界里便成了大道的载体、大美的显现。潘师正说:“法身常存，真理唯寂。虽混成而有物，而虚廓无联。机感所及，冥然已周，因教立名，厥义无量。夫道者，圆道之妙称。圣者，玄觉之至名。一切有形，皆含道性。潘师正继承和发展了老庄的哲学思想，认为“法身”即作为宇宙最高规则的“道”产生了万物，而万物皆含道性，“道”遍布于万物之中。同样，天地、山水亦含道性。既然天地之美、山水之美的本质在于以其形式体现了蕴涵最高宗教意义的“大道”精神，那么，登山临水也就成了道教徒可以操作的宗教体验方式与审美途径，天地山水的审美方式则为体道，甚至也可被称为一种体道方式了。这样，山水诗便成了“道一美”在现世生活中某一现实维度的呈现和展示，成了道教徒借以表达自己的宗教体验和宗教情绪的另一精神载体。

二、“名山皆仙境”的洞天福地思想

    洞府名山是大道、大美在人间的投射，是可感可亲的人间仙境。但道教的神仙境界是在吸取《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的基础上渐成体系的。纵观神仙境界的发展历程，仙境返回人间经历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岁月。随着神仙思想和道教的不断发展，仙境逐步缩小了与人间的距离，并逐渐向人间回归。《冲虚至德真经·黄帝第二》记载: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青氏之国。华香氏之国在奔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早期的仙境—华肯氏之国与人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凡人不得人，只能神游而已。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流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希绝处。……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始皇……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

    神仙境界发展至三山十洲，已是舟揖可至了。到了东晋时期，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葛洪进一步缩小了仙境与人境的鸿沟，并把海上三神山扩展到了人间的二十八名山。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写到:“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人名山，是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又按《仙经》，可以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桓山、篙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眉山、楼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若不得登此诸山者，海中大岛屿，亦可合药。

若会稽之东翁洲、宜洲、纷屿及徐州之萃营洲、泰光洲、郁洲，皆其次也。今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葛洪在此列出合药名山二十八座，又列海中福岛六所，其中已暗含了洞天福地的仙境思想。“洞天福地”是什么呢?“洞”者通也，意思是山中洞室可以与天相通，在此修仙可以羽化登真，长生久视;“福”指“福泽”，意谓在山中就地修仙，可以道成化仙，得福度世。洞天福地的观念在道藏经籍中最早见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经》。刘师培《读道藏记》认为此经出自汉代，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国符赞同此观点，并补充道:“按《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中有弟子葛洪闻之郑君云云。则是亦有后人增益之处。《太上灵宝五符序》记载:

    吴王阂间十有二年孟春正月，命揖江湖耀旗蛟龙观兵于敌国，解带乎包山。包山隐居为使者，号曰龙威丈人。令极洞室之所深，履洪穴之源。……隐居于是带烛载火，昼夜行进。……忽遇众孔杂穴，千径百路，沙石乱来，俱会一处，形象相似，门户同类。其众径之口有金城玉屋，周回五百里，于众道中央，明月朗焕，华照逸光，其中帷帐床机，窗确密房，错以紫玉，饰以黄金，云厦凌天，莫识其状。于是顾盼无人，瞻望城傍，见题门上曰“天后别宫”，题户上曰“太阴之堂。

    这便是道教洞天仙境思想的雏形。

    南北朝时期，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在《真浩》中云:“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日金坛华阳之天。明确提出了“洞天”的概念，初步建构了三十六洞天的仙境格局，把仙境进一步拉向了人间。

    葛洪和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学者将仙境现实化的这一做法，一来推动了道教世俗化，二来顺应魏晋的游仙之风。他们将自然之美与心中的仙境之美交融在一起，诉诸笔端，将自然的风光描绘得如梦如幻、神奇多姿。其中不仅有对天地自然的热爱，还饱含了对“道—美”的诸多深刻体悟!

    至唐代，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和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最终确立了洞天福地的人间仙境思想。杜光庭((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序》云:

    乾坤既辟，清浊肇分，融为江河，结为山岳，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圣上真主宰其事，则有灵宫朋府，玉宇金台。或结气所成，凝云虚构;或瑶池翠沼，注于四隅;或珠树琼林，疏于其上。神凤飞姚之所产，天麟泽马之所栖。或日驭所经，或星缠所属;含藏风雨，蕴蓄云雷，为天地之关枢，为阴阳之机轴。

    按杜光庭的观念，不仅天上有仙境，而且人间海中皆有仙境。其后，杜光庭又系统地梳理了五岳、三岛、十洲、三十六靖庐、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镇诸山等人间仙境格局。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已亡佚，但其序尚保留于《云岌七笺》第二十七卷中。《天地宫府图并序》云:

    太上曰: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其次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山仙统治之所也。……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天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

    这里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及七十二福地都在天地名山之间，中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包括在其中，几乎没有不和道教发生关系的。

    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道士终日流连忘返于林皋涧石之间，原本出于其修道炼丹的功利需求，但在与大自然的朝夕厮守中，道士体味到了喧嚣红尘中所没有的清虚、灵彻、深邃、旷远以及那种无限自由的感觉与生机勃勃的无穷生命意趣。山林中一涧一石、一壑一丘，仿佛就是对修道者心灵的某种暗示与象征，都与修道者的内在宗教体验相召唤、相契合。山林之广大，尚且为天地一端;天地之无垠，尚且为道之一境。人在道的关照下，何其渺小，毋庸多言!与山水亲近，让修道者在山林之中寻觅到了长生成仙这个最高、最美的宗教归宿与审美理想。所以，山在道教世界里有着与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宗教意义和审美意义。《南华真经》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不是山林清净产生的，清净只是物之表象，山林潜伏的清净与审美意识的接洽才是“乐”产生的真正原因，这样的山林审美意识是一种深层的适意的爆发。

    至于人间仙境中的“水”，也与道家道教的审美趣味有着紧密的联系。《道德真经》日:“上善若水”。清泉泊泪、小溪涓涓、大河汤汤、海洋森森，水无定质、无常形，流动不息、变幻无测，其中蕴涵着道教的至上真理与最高的美。《南华真经》这样描写得道之人:“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得道之人行动时像流水般自然通畅，安静时像镜子般清澈空灵，感应万物时像回声般随起随息。《河上公章句集注》亦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可见，“水”在道教徒的宗教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宗教意蕴和某种完美的仙格风貌。

    早在南朝时期，著名道士陶弘景就遍历名山，性好山水，把自然山水当成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不仅仅是宗教修炼的功利场地。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一文中云: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篇（9）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执着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语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学校，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他敞开，他造访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峰，拨开佛教的迷雾，在儒道释的文化氛围里徜徉，宣称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义”。“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这是林语堂对自己三十多年“异教徒”生涯的总结。然而他后来又说，这时期尽管“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终于在1959年，64岁的林语堂明确宣告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无信仰时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称“我的搜寻已告终结，我己回到家中了。

    综观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简笔勾勒:基督徒—异教徒(儒、道、释)—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简笔勾勒不能够描述林语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语堂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里徜徉，以至于最后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意识观照自身思想领域里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只不过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林语堂最后决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随林语堂的灵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稣、孔孟、老庄、禅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义的光芒，并烛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语堂灵性之旅的第一个异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语堂对儒家经典思想的把握是从儒学是智慧型宗教这一角度切人的。他说:“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我认为孔子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我想考察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林语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人理的“人文主义”，即所谓中国的“人文主义”: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他认为，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林语堂在儒教中所探寻到中国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人本观念。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还有回向常识.都体现了儒教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语堂人文思想的特征:以人和人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只关心人和人生，探寻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一切立论以真实的人生、人生实践和人生感悟为基础。

    然而，在领悟儒教之人本观念的同时，先人为主的基督教观念总是在干扰着他.促使他把儒教与基督教作潜在的对照与选择。他认为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与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林语堂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而且.林语堂发现孔子也像圣公会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样，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异”，林语堂也了然于胸。他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所谓孔教精神之“现世的”、“生而为尘俗的”是说明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为仁”的人杰;而基督是神子，代表着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负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谓“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意即孔子是现实主义的务实者和善变者，他虽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抱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走极，而是出仕与通世相机而行、进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他生于世界沦落之际，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冒险精神来力挽狂澜，为了救世济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难和赴死。所谓“实验哲学家”与“玄妙哲学家”是指孔子向往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生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态度，其道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并不强求“不可为而为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爱、牺牲之爱，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达其神圣人格。所谓“人文主义者”与“慈悲的仁人”是说明作为儒教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表现出一种“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爱”体现了一种“神本”精神，前者属世，后者超越。“仁”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之“内圣”还是作为济世救国之“外王”精神，都没有离开这一“人本”。所以林语堂称基督为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巨大，学者陈平原把林语堂视为“道家文化的海外回归者”。林语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林语堂从道家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要顺从天道，要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林语堂看来，道家学说之价值并不表现为为求知者认识和阐释世界提供逻辑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一种有益身心且又简朴纯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终身察持自然理想，过着怡淡素朴、无知无欲的生活，超然于凡尘世俗之外的“圣人”、“真人”、“至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所体验的厌智、弃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终生向往的人文主义境界，这与儒教之人生目的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语堂总结出道教的出世观念，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朴的生活，当作人生的真正目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正好包含了现实人生的两个侧面，又互为约束，使人优游进退，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儒家倡尚贤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都“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

    林语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惊喜地发现道教与基督教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义好像是耶稣澄山宝训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义的基本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从此出发，老子相信不斗、不争、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强力，认为用强是弱的征兆。同样，《圣经·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向众门徒讲道的故事.即所谓“登山宝训”.其中“论福”有一条: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可见，老子与耶稣都相信阴柔之物能制胜，“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且，林语堂总结出老子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来自他独创的、卓识的、闪光的训言相符合，有时字句的相似也是很惊人的。

    林语堂之所以能发现道教与基督教的许多契合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与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处。道教之“道”，深奥莫测，是先于物质的存在，是产生物质的根源，是宇宙万物的创始者，这是组成道教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之创造”认为宇宙被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连时间、空间也没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灵”。上帝通过“话语”，亦即通过“道”来创造天地万物。这是关切人的灵性问题的林语堂最料想不到的收获。道教思想的人文主义精髓使林语堂否定了基督教经院神学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去寻找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住过，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峰，林语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语堂的佛学思想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禅宗。从思辨上来讲，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我们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语堂极为精微地剖析了“禅”的深邃性，对其直觉顿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禅”的精义中也看到了人文主义的灵光闪现: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间、时间、及精神的束缚，追求心灵的完全自由，从而得以悠然处于人世，达到人与自然人生的和谐。禅宗与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使林语堂更加执着地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而标举禅宗.他认为“禅”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禅”就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里，且视简单的日常生活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里，林语堂也发现了能勾连起他的基督教情怀的东西。他首先发现佛教与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出发点一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观念是“业”，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这是由于人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造成的，因此人注定要永久堕人轮回。“原罪”说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给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并使人类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运。接下来，林语堂对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观念与拯救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佛教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以合并为四个字:怜悯一切!对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却人生，进而出世、遁世，以消极态度回避人生的悲观主义情结，林语堂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林语堂也坚决予以摒弃。林语堂对佛教基督教“罪”的观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为这些观念与林语堂的执着于现世的人文主义情怀背道而驰，必然要道到林语堂的抨击。

篇（10）

关键词：

“三生教育”跆拳道德；跆拳道教学与三生教育关联；

1、“三生教育”理念概述

1.1、“三生教育”概念

“三生教育”是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简称。“三生教育”是：人本理性哲学有很多原理，其中作为根基的原理，是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在伦理学中的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关怀。这样，“三生教育”就有了对马克思哲学在竞技运动中的运用有了的新理解。“三生教育”是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2、“三生教育”的发展现状

目前对“三生教育”理论中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有分别进行阐述的内容，国外还没有对“三生教育”相关理论的系统论述，但三生理论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哲学背景的。早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已经提到过：人有生存、生活、生命三种境界。这里所说的生命是指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高层次追求。“三生教育”在国内的研究仍处在起步初期。对“三生教育”研究理论的资料大多出现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博论文的文章中，其中，带有先锋性的就有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先生所写的《生命生存生活》一书，为“三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推广铺设了理论先河。而罗先生的《全面实施三生教育，建设现代教育价值体系》论文，更是“三生教育”的开篇大作。在中国，三生教育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编的《生活教育》杂志，在里面陶先生就主张“教育就是生活”，并且提出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教，这些就是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前身。“三生教育”的理念提出，其目的是以此为实践指导思想，让更多育人、育德、育才的活动切实有效的开展起来，落实到教育的各个门类，其中也就有在高校跆拳道课程中注入“三生教育”理念。这是一个新课题，要在“三生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融会贯通到跆拳道的课堂组织和教学中去。为了更好操作，高校跆拳道课堂教学可参考成功活动的范例和模型，建立并创造跆拳道“三生”教学课堂模式。可参照的范例主要有：目前已在个省市有关地区和学校实施，由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三生教育”系列教材，已三个省在使用；在全国成立了多个三生教育工作站，并将全国所学校建成“三生教育实践示范学校”，在回归“三生教育”的理念下，学校的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也为包括跆拳道课堂在内的各大高校的专业课堂提供了实践材料。

2、“三生教育”与跆拳道的关联

2.1、路拳道与生活教育的关联

跆拳道教学如何与“三生教育”结合，可以首先从生活教育入手，让跆拳道课堂从日常生活中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幸福生活的教育。以课堂生活教育为起点，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帮助学生提高生活能力，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生活追求，以此，注入跆拳道的尚武精神；让学生理解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等组成的复合体，跆拳道精神也是这种复合体里的一部分；跆拳道教练要教育学生学会正确比较和选择生活，理解生活的真帝，处理好学武与学文、学习与休闲、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2.2、路拳道与生存教育的关联

其次，跆拳道与“三生教育”结合的第二道路是生存教育。生存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这一点与跆拳道教育中的强健体魄、发达精神是一直想通的。跆拳道教学本身需要和谐精神，这一点在可以运用生存教育理念，使学生认识生存及提高生存能力；树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生存观；帮助学生建立适合个体的生存追求；学会判断和选择正确的生存方式；学会应对生存危机和摆脱生存困境；正确面对生存挫折，形成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合法、高效和较好地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运动技能作为生存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人们面临危险的时候，能够起到保护自我的作用，这是跆拳道学习和修炼的目的所在。跆拳道在充分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大胆借鉴了拳击、柔道等同类项目的长处，这有助于跆拳道的运动技能的提升。在跆拳道的教学中，应该根据跆拳道的特性，充分发掘学生的生存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在生存教育方面的能力。跆拳道这一体育运动项目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如今跆拳道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的比赛风格、成熟的比赛系统和规范的教学模式。如今跆拳道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要求，竞技性强，具有对抗性，简化技术动作等最适合推广普及，适合学生练习。长期练习跆拳道，可以大大提升自我的运动技能，从而间接的学会“三生教育”中的生存教育的部分内容。

2.3、路拳道与生命教育的关联

还有，跆拳道与“三生教育”结合的第三道路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本身是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跆拳道跟所有的运动项目一样，都是以强身健体为主要任务。结合生命教育，使学生认识人类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规律，认识个体的自我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过程，认识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命存在和发展规律，最终树立正确的生命观，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的教学内容

3.1、激发学生创新能力，促进运动技能提高和延展

跆拳道运动能力的提高，要靠运动离理念层次的提升。跆拳道具体包括跆拳道基本腿法、特技击破、跆拳道舞、双人对抗、跆拳道品势、竞技比赛等跆拳道的单个腿法确实没有多大的创新空间，但是在多个腿法的组合上，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不同腿法的组合会运动和视觉效果。在结合“三生”理念的过程中，面对练习跆拳道时间不足一年的学生，教师可以因材施教，在创新培养方面，多鼓励学生对己学跆拳道动作的组合编排，在己有的跆拳道腿法基础上大胆的组合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能力。对于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跆拳道的各种腿法动作的学生，可以对他们进行跆拳道的品势、特技动作、跆拳道舞等教学。在创新理念这方面，品势要稍逊于特技动作和跆拳道舞。跆拳道舞属于跆拳道与舞蹈的结合。在学习的过程中，跆拳道老师可以将跆拳道品势的动作与舞蹈的动作和节奏结合起来，让学生自主分成小组，自由编排跆拳道舞的一个节拍，然后让学生以比赛的形式进行展示，这也是一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式。“三生教育”以人为本，可以升华为“爱美体育教育”，运用在跆拳动特技作创新上，与跆拳道的腿法动作基本一致，但是在表现力上，特技动作能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

3.2、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与理解

“三生教育”的教材和跆拳道的教学内容，通过比较发现在生命教育这方面跆拳道主要是提升体质健康这方面涉及到生命教育，跆拳道在帮助学生认识自然生命这方面非常薄弱，正好通过“三生教育”加强跆拳道教学对学生生命观的学习。

4、将“三生教育”理念融入高校跆拳道教学的建议

4.1、发挥跆拳道的项目优势，优化教学

高校跆拳道教学相较与其他的运动项目，有着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结合的优势。跆拳道在防身技能培训、礼义精神的普及、坚强意志品质、自信心的塑造等方面就是“三生教育”的“生命”、“生存”观念的现实体现。在与“三生教育”观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师生在课堂上进行教与学的探讨，而跆拳道在防身技能培训、礼义精神的普及、坚强意志品质、自信心的塑造等方面的教学也与“三生”理念有着互通互惠的联系。所以，跆拳道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自身的教学优势，为“三生教育”的教学提供参考模板，同时发掘跆拳道在“三生教育”中的其他优势，扩大跆拳道的优势教学，扩大“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教学的面枳。尽快完善跆拳道的跆拳道舞、击破与特技、双节棍的教学要求，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丰富跆拳道教学的内容，为跆拳道教学创造出更多的特色项目教学。

4.2、融合“三生教育”教材，拓展跆拳道教学内容

“三生”理念能够拓展跆拳道在生活教育方面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借鉴“三生”教材中的《创造新天地》、《与幸福同行》的内容，结合跆拳道技术教学特点，融入学生创新内容。借鉴“三生教育”教材中的《身边的规则》，跆拳道可在生存教育方面对学生进行法律、环境危机意识方面的培养，还可以融入到跆拳道比赛规则的讲解与练习中，使学生在学习跆拳道规则的同时可以学会运用法规，规范行为。“三生教育”融入到生活安全常识课的教学中，补充跆拳道在生命教育方面认识的缺乏。“三生教育”可以根据不同年级跆拳道的教材内容，制定适应各年级的跆拳道“三生”版教学目标和内容，使跆拳道在教学上更富层次感，建立起跆拳道运动“三生教育”的体系和模式，为其他运动类教育与“三生教育”结合做出示范。

作者：侯东海 单位：张家口市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参考文献：

[1]王玉七.学校体育在“三生教育”系统工程中的功能[J].教育理论,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