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7 17:56:54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闻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大江网讯 日前，2009年度全省新闻理论研讨会在南昌进行。此次研讨会收到新闻论文156篇，经过评委的认真阅稿，充分评议，按统分结果，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8篇、三等奖54篇，57篇论文获交流证书(点击下载获奖作品目录)。
在本次参与新闻理论研讨的作品中，发现有以下三篇论文有抄袭行为：《论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改进》作者汪琪，《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助推社会和谐发展》作者殷俊、曹显斌，《以正面宣传为构建和谐社会聚力》作者张宇。对此，评委一致认为，在今后的新闻理论研讨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端正学风，严肃学术行为。
对以上公布的评选结果如有疑义，请致函江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篇（2）
一．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闻事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还出现了卫星电视和网络；不仅有中文媒体，还有外文媒体；有对内报道，也有对外报道。与此同时，媒体新闻报道也日趋专业化，有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艺类等，有关著述亦越来越多（单承芳，1995，p57）。
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有些院校侧重经济类新闻（如上海财经大学），有些则侧重体育类新闻（如上海体育学院）；有些侧重广播电视，有些则注重报纸，甚至网络技术。还有些院校依靠外语的优势，创办国际新闻教育，即英语教学+新闻学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在1983年出现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在这之后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二．我国国际新闻教育为何可称为一种模式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创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国新闻教育专业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之所以称它为一种模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新闻教育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电、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科教等）来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英语的应用相结合为前提的。
第二，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决不仅仅是为某一媒体作国际新闻编辑。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报社工作，也可以到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工作；既可以为中文媒体工作（对内报道），也可以为英文媒体工作（国际报道）；不仅可以从事驻外记者工作，也可以从事编辑、摄影、摄像、公关、广告等工作。既可从事财经报道，也可从事体育、文艺、科技、教育新闻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际新闻所培养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从国际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看，尽管是英语教学+新闻学，但它决不是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一种有机结合：即在适当开设有关的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同时，还聘请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开设新闻学课程；有时还与中国教师一起开课，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国际新闻教育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已实行学分制（尽管还不太完善）。因此，国际新闻教育确已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模式。
三．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它的诞生与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有人曾把国际新闻教育当时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变“六条腿”为“两条腿”，即把原先国外采访时需要记者、翻译和司机三人的局面，变成一名既懂外语，又熟悉新闻业务，还掌握开车等技能的复合型记者。国际新闻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称为复合型新闻教育模式（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表明：首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国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变为信息开放的社会，希望中国能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其次，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达成了一种共识：首先要克服英语语言的障碍。
事实证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后来的发展轨迹与我国英文媒体（如中国日报）和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的发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时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领导的重视，国际新闻教育在师资的组合、资金筹措、设备和资料方面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起来（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学员不是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而是在全国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当中招收的。学员在取得一定的英语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进行系统的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毕业后，取得双学位。这些学员还得到了新闻单位的资助，在这些单位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习。通过实习，大批学员都被留在这些媒体，成为媒体的骨干力量，有些则被派往国外，作驻外记者。
第二阶段为维持时期（1990-93年）：在这一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国际新闻教育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师资匮乏（多数教师出国未归），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有些高校甚至停办了国际新闻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来的从高校英语专业招生改为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这一时期国际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处于自生自灭、摸索前进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9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际新闻教育开始走向有序化、正规化。主要表现为：
(1)教学体制开始理顺，并逐步实行学分制。既强调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培养知识基础厚，专业口径宽，外语特色强的新闻人才”的目标（郭可，1998）。
(2)国际新闻教育正式被确立为新闻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学计划。
(3)招生人数逐步扩大，如上外国际新闻系的招生人数由93年的30人已扩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点
在过去的17年中，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其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它强调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语教学和新闻学教学。学员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又能学到新闻理论和实践知识。这就使得国际新闻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性强，且多样化。他们可以选择到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和网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关、广告公司、外资企业、驻外机构工作。以上外新闻系为例，在毕业的近500名学生中，有70%至80%进入了京、沪的各大英文媒体，有的毕业生还成为驻美、西欧、非洲、澳洲的驻外记者。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英语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英语学习是基础，这个基础和能力需要在学校教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许多毕业生都在毕业后需要使用这种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无从使用，更谈不上提高了。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基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在学校学到的这个框架上添砖加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国际新闻教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语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适当的方法论之后，学员的总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时，择业竞争能力增强了，在新闻界甚至非新闻界选择职业时，都有较大的余地。一位学员在毕业之后进入一家证券交易所作证券分析员。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定要首先学好英语然后再进入证券行业。决不能颠倒过来。证券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可以自学，而英语则不行”（张斌，1999/0710）。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国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不仅懂得英语，还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如上文所述，国际新闻教育不以内容为限，广泛涉及经济、金融、财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各个知识领域，这就为他们从事这些领域的报道，甚至转入这些领域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再加上他们的英语优势，便很快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教育对充实我国国际报道的新闻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主要英文媒体，如新华社的国际报道部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9和国际台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体中，多数记者（包括驻外记者）、编辑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刚创刊一年的《上海日报》，其70%以上的记者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员（张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临的问题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17年的发展，在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
上文提到，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英语学习+新闻学。但这一特色是把双刃剑。国际新闻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源于此。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方法论上的矛盾。英语学习和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说，各有侧重。英语学习需要死记硬背，要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新闻学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和广泛的兴趣，要培养较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课程内容安排不尽合理。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要求学员既要学好英语，又要学好新闻。这在初期的六年制双学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有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都实行了四年制。在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语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新闻知识还要达到普通的新闻系学生的水准。这就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整天疲于修课，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学生的实际学习中，往往只顾得上一头。常常是加强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因为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而忽视了新闻专业，甚至是中文母语的学习。即便学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语与新闻学之争不仅反映在学生总体的方法论和学习内容上，也反映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由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国际新闻教育一般由三种类型的教师组成：一类是只教授中文新闻课程（包括技能课，如摄影、摄像等）；一类只教英文基础课；还有一类就是用英文教授新闻类课程。
在我国，由于新闻与英语分属两个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评新闻学还是评英语职称？尽管原则上新闻系的教师应评新闻系职称，但如果学术成果与学科系列不相符合，实际操作就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一矛盾已成为上面前两类教师的学术障碍，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尽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闻学，教师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高质量的教师匮乏，教学投入不够，且教师在外面兼职较普遍，再加上学生不断扩招，教学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国际教育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教师忙于在外兼职维持生计，极大地减弱了其理论研究能力。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体也因此还未建立起来。所以国际新闻教育要进一步发展还缺乏一种原动力和基石。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际新闻教育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
（1）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较差，书生气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做”。（此话由毕业生说是：“大事不让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学员（包括有些教师）在学习中只重视内容的完整性，忽视方法的掌握及在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师上课满堂灌等，在客观上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个政府应急措施而出现，缺乏长远规划。
（2）国际新闻教育作为培养国际报道记者的模式，较多重视实践操作而轻视理论建设。同时，由于思路落后和体制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实践没有紧密联系。再者，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广告收入较少，甚至没有，他们也难以与国际新闻的教学单位联合，进行合作教育。这就造成了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由于缺乏理论基石，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始终未能在教学设计、管理和人事体制上理顺新闻与英语两个学科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两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六．几点建议
尽管作为三级学科，“国际新闻教育”已归入“新闻学”，国际新闻教育的特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认为，国际新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顺体制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首先，应明确把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提出来。国际新闻教育的总体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首先明确英语学习与新闻学的关系，确定二者在国际新闻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语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终的目标，新闻学是国际新闻教育的重点，也是学员和教师应该注重的方向。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的确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英语要扎实学习，专业不仅要跟上，而且还是今后继续学习的方向。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的改革重点应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充分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绝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够造就的。新闻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让教育对象明确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而不是无视或惧怕这种距离（慕滔，1988，p22），换言之，国际新闻教育应该启发学生去掌握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满足于传授一般的知识。教师欲教好，学生欲学好，功夫当在新闻和英语之外，或者应在如何使新闻和英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所确定的只是一个框架，内容则是多维的，与其他学科有紧密联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国际新闻教育应分设相应的专业。可开设新闻学、广告学、广电学、公关学和网络等专业，使得课程体系更趋合理化，减轻学生负担，使它们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学习相应专业，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单承芳（1995冬）我国新闻教育专门化的强劲趋势，新闻大学。
2．慕滔（1988春）我国新闻教育模式面临挑战，新闻大学。
3．李晓樱（1998）中国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篇（3）
1加入WTO后，我国新闻媒介面临的挑战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1外国新闻媒介产品将会长驱直入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1.2我国媒介环境将不可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1.3中国将被纳入到全球新闻体系当中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美联社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美联社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page_break]
2国内新闻媒介的对策措施
2.1更新和转变新闻观念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2.2加快集团化发展的步伐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纽约时报》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2.3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2.4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篇（4）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死人的信息，往往对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绪等，冲击刺激最大。在社会越来越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有关死人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其中一些新闻，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生死观，确立尊重爱惜生命的意识，注重生活中的自我防护，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一些价值不大，社会意义不强，过多展示恐怖、暴力、压抑、心理不健康，有可能对某些人群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暗示作用，容易引起他们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有关死人的新闻，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在我们应对这些现象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呼吁：电视人要有生命意识，电视新闻要报道好有关“死”的消息和它的价值所在。
生命意识，就是充分地尊重生命的意识。生命意识带给新闻人的是在自己的传播活动中自始至终保持对生命的尊重。电视新闻由于具有直观的画面，更应该从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文字细微之处着手，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保持对人性的关怀。而在目前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民生类新闻）中，恰恰就是由于生命意识的缺失，导致有关死人的新闻出现了过多过滥，画面过于直露，文字过于轻率的不良倾向。
一、“死讯”过多过滥，“死讯”价值开掘不深，把握不准
虽说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但是媒体传播什么样的“死讯”，如何传播“死讯”，却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电视台，现在随便打开一档民生类的电视新闻栏目，进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凶杀、自杀、疾病等引发的，或者是还没有查明原因的“死讯”，还有就是“惊现”一类的报道。几乎到了死人即新闻，每档民生类电视新闻必有“死讯”的地步，有的一档节目里甚至多达几条。（顺便说一句，有的以“贴近”“人文关怀”的名义，把事故受点小伤，喝醉酒摔伤诸如此类的“伤讯”都当作新闻传播，也有小题大做之嫌）
当然，关注生命是新闻人的天职，但是在关注生命的过程中一旦忽视生命意识，那么它的传播也就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死讯”过多过滥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充其量我们关注的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与否的浅表象，说通俗一点，就是采访报道一些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大的“死讯”；更重要的，过多过滥的“死讯”，往往会谈化或弱化对相关生命与个体尊严的新闻事件报道，或者无视新闻当事人及新闻受众的感情和需求；在事关个人隐私或情感的报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护当事人，或由于叙述角度、语气等的不当，造成对新闻当事人情感的伤害和隐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释中将新闻娱乐化，以调侃的口吻对待一些本该严肃对待的“死讯”等等。
一个外地拾荒人，在拆迁工地被倒塌下来的房梁压死了，画面血淋淋，惨不忍睹。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时，批评拾荒人“要钱不要命”。这件事曾在本地网上引起了热议。网友们认为，记者批评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关怀，与心何忍，更多的应该关注拾荒人为什么“要钱不要命”和拾荒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拆迁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实上，在这新闻事件里，苦难不仅没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责的对象，自然，与拾荒人之死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发现或关注了。
可以说，“死讯”的传播实际上对活着的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无疑问，过多过滥，少有新闻价值的特别是把握不准的“死讯”，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感情情绪、生活工作和生死观人生观的正确培养，甚至对社会主流的判断，更令人担心的是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如青少年自杀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导不当，极易产生偏差。而电视媒体对青少年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二、“死讯”画面过于直露，画面屡有鲜血和恐怖的现场。
有这样一条新闻片：某年夏天，一个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记者在赶往事发地拍摄时，女孩的遗体已经放进了殡仪馆的冷柜里。大概记者为了强调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实性，竟然请工作人员把女孩的遗体拉出来又拍摄了一通。还有一条片子，把人们打捞一个溺水身亡者的全过程，用长镜头裸的展示出来。而大量车祸中的血淋淋场面就更多了。这种冠以“记实手法”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且不说缺少对死者和死者家属起码的人格尊重，和对他们的情感伤害及隐私侵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画面也缺乏对受众的情感尊重，给人以厌恶、恐怖的心理感觉。因此，拍下真实的死亡画面固然不违背新闻人道的伦理要求，但选取这样的画面放到新闻中播出，则理应首先考虑对死难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过度渲染死亡的滥用危险。
篇（5）
这是摘自今年8月30日武汉一家媒体的报道，而且同样的报道还见诸当天武汉市7家主要报纸的显著版位。
然而，爱花的市民按照这则报道所提供的时间和地点，去逛“武汉首届大型花市”，结果全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因为这个花市压根就是子虚乌有。
预告性新闻是指报道“已经决定、即将发生的事件”（任晓云《时代呼唤预测性报道》）。这种新闻形式已经成为当前武汉媒体尤其是市民化报纸，体现服务性的法宝。
预告性新闻在媒体的地位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在报纸上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为了增强报纸的服务性，吸引更多的读者，可以说，预告性新闻每家报纸都在发，有时甚至比同一天的“昨日新闻”、“近日新闻”还要多，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武汉某报在2000年10月1日至10月15日半个月时间里，三个新闻版，共刊登预告性新闻近50篇。其中一天该报三版的9篇报道里就有6篇是预告性的新闻。
其二，预告性新闻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新的报道形式不断出现。除了人们熟知的“天气预报”、“文艺节目预告”等传统领域外，现在又增添了的“疾病指数预报”、“旅游信息预报”、“股市行情预测”以及即将出笼的“劳动力成本预警”等等。
预告性新闻的出现，市民类报纸是始作俑者。他们大量采用预告性新闻，是对传统新闻理念的一次巨大冲击。
在武汉新兴市民化报纸上，诸如“××房交会即将举行”、“××大型商品展销会×日举行”这种带有商业性质的预告新闻比比皆是。
传统新闻观念认为“只有事件才构成新闻”，他们尽可能回避预告性新闻的直接理由有两个：一是有广告嫌疑，二是计划中的事情未必能够发生，就像前文提到的关于花市的预告新闻。
然而，新兴的媒体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又是新的，即便不是事件，同样能构成新闻。”这就为预告性新闻大量走上报纸版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预告性新闻的大量出现，也是新闻大战导致的结果。
武汉现有7家日报，对于其中相对弱势的媒体而言，出于对自身生存的考虑，更是不能去炒“现饭”，编辑要求记者千方百计去采回首发报道或独家报道。
弱势媒体记者因此担负沉重的压力，报纸影响面越小，越处于被动地位。同一新闻题材，如果强势媒体先发，弱势媒体的记者将会毫无办法，弄不好还会因“漏新闻”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媒体记者不得不去抢新闻。于是，有的记者“一再加大新闻的‘提前量’，预告式新闻便越来越多”（陆斌：《信息时代的独家新闻》）。结果，不遵守一般新闻规律、不讲最佳报道时机、没有新闻由头的“新闻”便大量见诸报端。一个预定好即将发生的“新闻”，既然你可以提前一天报道，他就可以提前两天，甚至提前更长的时间报道。
预告性新闻在增强报纸的服务性、必读性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篇（6）
电视新闻的边缘化指的是电视新闻的主题和内容偏离公共事务，逐渐脱离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社会功能的趋势。电视新闻边缘化主观目的是吸引受众，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新闻娱乐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形式上表现为故意设置冲突、悬念，技术上则表现为主持人形象的娱乐化、播出语言的方言化及画面的“精致”与“炫目”。
“边界”之争近年来成为诸多领域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反映在新闻领域首先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尝试将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引发了第一次“新闻边界”之争。“新新闻工作者运用景象、音响和人物内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风格表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虽然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一般说来，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访技艺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传统新闻事业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新新闻主义由于大量借鉴文学手法而遭到新闻界批判，于20世纪70年代销声匿迹，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间，并没有被美国新闻界所认可，“尽管新的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这场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上。”但新新闻主义却在文学界引起了轰轰烈烈“非虚构小说运动”，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新新闻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文体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新生的文艺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发展为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独立的文学流派了。”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汤姆，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新新闻主义是美国20世纪以来唯一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流派”。
显然，新新闻主义之所以被新闻界“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其企图突破新闻的“边界”——真实与客观，而代之以文学的真实与客观。“传统新闻认为世界就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实在物体来描述。新新闻主义则认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内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绪。”
如果说新新闻主义是借助“文学的真实”从外部挑战新闻边界的话，那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持续了10多年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可以说是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边界挑战。
公共新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不再是“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研究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新闻“客观性”、“真实性”赖以存在的基石——个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已无法将非理性个体引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么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担当起组织、领导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通过集体理性恢复新闻的应有功能。该逻辑存在的问题是：(1)集体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体“操纵”的，如果媒体具有代表集体理性的“资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应被取消，由媒体行使政府职能：(2)如果集体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闻运动该何去何从?显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闻运动方向也只能是回归到传统。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新闻运动企图“突破”传统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如果成功，新闻则要么划入“政府”领域，要么划入“科学家”领域等，也就是说，公共新闻运动在突破传统新闻“客观”与“真实”边界的同时，必将侵入其它领域，亦如，新新闻学入侵文学领域一样，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质是取消“新闻”。
我国电视新闻边缘化的实质同新新闻主义和公共新闻运动一样试图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个别学者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因为电视新闻入侵了纪录片的“客观”与“真实”，使得“纪录片”变得面目全非，“因此，纪录片边界理论必须得出一种清晰而确定性的语言边界，在影像、广义纪录片和狭义纪录片之间寻找出它们之间语言的差异点，否则，在纪录片来说，语言之间的界线含混不清导致了许多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对话层次上的差异与混乱。”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模糊了电视新闻与电视纪录片之间的界限，也使得电视新闻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甚至与电视剧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导向上使得电视新闻采编出现重大偏差。而且由于电视新闻突破“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娱乐功能变得十分突出，从而导致了电视新闻节目与文学、电影等艺术的功能区分度降低。
篇（7）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篇（8）
一、系统要求
我频道报道部下设两个栏目《都市快报》和《都市报道》，专门播发各类新闻，每天播出六档《都市快报》和一档《都市报道》，总计90分钟节目，扣除滚动播出和重播外，自制节目时间约为30分钟，节目制作量比较大，条目编辑工作站点数量比较多，在节目制作中工作流程较规范，制作过程分工明确，因此，我们建立频道新闻节目非线性编辑网，并要求系统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同时又要考虑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可以看出，本系统应该具备以下功能：
1、系统中有足够的编辑位置以满足工作人员使用及领导审片。
2、系统中有足够的存储空间以供存储节目和共享素材。
3、要有与新闻演播室结合的新闻录制、配音及后期制作系统。
4、在现在可预测的情况下得以保证相应的扩展性。
因此，我们首先对于采用传统的线性系统来构建这样一个系统的先进性予以否决，而把目光投向了近年发展起来并逐渐成熟的非线性设备。
二、系统设计
传统的线性工作方式是一种效率不高的编辑方式，在编辑过程中不断地搜索还导致素材带和录像机机械磨损，定期或不定期的设备维护及零配件更换，带来较大的维护费用。传统工作方式对素材的查找是无法实现素材共享的，而素材共享所带的优势，实际上也是很少被传统操作方式工作人员所能理解的。这些传统录像设备的缺陷恰恰是非线性编辑系统的优势。非线性设备通过采集设备将素材记录在硬盘上，并按文件名进行存储管理，因此可以对素材进行快速的随机的索引查找，而这种查找是没有机械损耗的。同时，非线性编辑是一种文件名或者说是指针编辑，而不是素材的翻版，只要不进行生成操作是不会产生质量损伤的。再则非线性编辑系统是基于计算机的设备，易于实现计算机联网，实现素材的全网共享。这也是传统编辑系统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些优势，非线性网络化制作系统所带来的工作效率和制作手段的提高相对于传统编辑系统是一个工作方式的飞跃。
目前，非线性编辑系统经过几年的发展，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的飞速发展而逐渐成熟，国内国外都有许多各种类型的非线性设备，如avid的mc1000、mc8000，sony的es-7，国内的索贝公司创意98、大洋公司的dy3000，新奥特公司的nc98等。非线性设备的成熟不仅体现在硬件和压缩算法上，也体现在软件的功能和实用上，就性能/价格比而言，国产的非线性设备体现尤其明显。各家的产品都在软件界面以及功能方面都努力作到按照符合国内电视台制作人员使用习惯开发，并取得相当的成功，使得非线性设备得以进入电视制作领域，让电视制作人员体会到非线性编辑系统的优势。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与索贝公司合作，构建了以fibrechannel为主干，千兆以太网为辅助的双网结构的都市频道新闻非线性制作网（见图1）：
图一
fibrechannel是一种高性能的基于光纤通道的互联标准，是专为台式工作站、海量存储子系统，设备和主机系统之间
双向点对点的串行数据通道而设计的，传输速率比现行网络传输速率高很多，其标称数据传输率为1000mb/s,而压缩比为4：1的视频数据率约为40mb/s，从理论上讲，fibrechannel可以支持约25台实时视频工作站，但由于系统管理开销、硬件（网卡、switch、hub、硬盘阵列控制器等）设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fibrechannel的实际数据率约为700mb/s左右，因此实际应用中连入fibrechannel的视频工作站数量不应超过17台（所采用的视频数据压缩比变化时，这个数量也会变化）。从本系统的实际需求来看，实际联入fibrechannel的实时视频工作站数量不会超过fc网的限制，但为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减低网络成本，我们还是设计了选用高压缩比素材进行编辑，最后用低压缩比素材输出的方式，即fc和以太网双网架构：上载的素材分为两路，一路以低压缩比
（4：1）高数据率通过fc光纤传输到fc硬盘阵列中，同时另一路以高压缩比（30：1）低数据率通过以太网传输到以太服务器硬盘阵列中，编辑时调用高压缩比素材进行编辑，然后形成edl编辑表，下载时根据edl编辑表，从fc硬盘阵列中以低压缩比高数据率下载。
以太网的特点是共享系统资源，各工作站之间易于传递信息，可实时共享对同一数据文件的操作结果等。在本系统中，采用服务器线路的数据传输率为1000mb/s、各工作站线路数据传输率为100的以太网。以太网上的共享数据（高压缩比视频数据、音频数据、各种节目编辑描述文件、素材管理数据库等）和以太网的运行管理由一台高性能服务器负责，以保证整个系统工作流程的顺畅和高效。
三、系统安装与调试
在确定了系统方案以后，则进行整个系统的实施工作。根据我频道的实际情况，我们把整个安装调试过程分为几个部分进行：
施工步骤都市频道办公楼四楼中心机房上楼顶，在楼顶边缘焊角铁架固定。然后通过架空钢缆到广电大楼二楼平台，焊角铁架固定，经过过墙孔（已经预留）进入大楼主楼内。光缆总长度：250米左右。
施工要求：
（1）光纤型号的选择：郎讯3dvx型多模室外光缆，物理规范为光纤内外径62.5/125um。最大光损耗为3.4db/km，带宽为700---800mhz。光缆铺设三路，一路用于fc，一路用于以太网，一路备用。
（2）光纤弯曲曲率
光纤弯曲曲率的大小会引起辐射损耗大小的变化。若光纤自身细微的弯曲部分连接起来，会产生光纤连续微弯，引起损耗增加，若光纤表面粗糙，光纤会沿着粗糙表面出现弯曲，这种微弯就会引起微弯损耗，它是生产光纤时造成的，在施工光纤地下保护管时，光纤弯曲半径必须大于光缆直径的20倍（即曲率半径必须大于1.25mm）。如果光纤弯曲半径过小，或者熔接好的光纤在接头盒内盘绕不当导致弯曲半径过小等都会使光纤损耗值明显增加。
（3）光纤的连接损耗
光纤的连接分为：熔接和磨接。无论何种连接都会产生接头损耗，损耗要求低于0.05db以下，正常情况下损耗应在0.01-0.03db左右，而且连接次数1-2次为最佳，超过3次衰减量会增加，所以光纤的连接损耗是由操作人员和连接设备控制的，必须以最高的技术最好的连接设备来达到光纤熔接后的最低损耗值。（4）尽量缩短设计距离光纤线路要尽量走近路，避免因为光纤线路和光缆接头数量过多，降低光纤的光功率和各项技术指标。
2．结构化综合布线
根据本系统的设计思想，我们在进行综合布线时（见图2）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光缆和以太网线分开，以方便将来检修。
（2）走线只有竖线和横线，不允许走斜线。
（3）所有的过墙都要有护套管，不允许有任何线径露在外面。
3.配音间配音系统设计
配音间除了要完成直接采集入网的新闻配音工作之外，其他非新闻栏目的配音工作也要在这里完成，这就要求配音间的音频系统既要具备先进的网络配音的功能，又要兼容传统的磁带配音方式。同时，考虑到配音工作站亦是有卡工作站，且在每天下午16：00—20：00的新闻节目串编时间内使用率较低，可在配音工作站上加装串编制作软件，硬件连接上使其具有视音频上、下载功能，将配音工作站作为串编工作站的备用工作站。配音系统的系统图如(图3)。
新闻网上配音时，mic信号经调音台1路输入、主输出1和2输出进配音工作站。其他非新闻栏目配音时，mic信号经调音台1路输入、主输出3和4输出进2800录机。作为备用串编使用时，录机音频通过经调音台立体声输入2输入、主输出1和2输出进备用串编（配音工作站）上载，备用串编的音频通过经调音台立体声输入1、主输出3和4输出进2800录机。视频是直接2800录机对备用串编、备用串编对2800录机连接的。2800录机的监视信号进监视器的a路，工作站的视频监视信号进监视器的b路，监视器视频串环输出给返看监视器的视频输入，调音台的tbout给返看监视器的音频输入。
(图3)配音间视音频系统
4.配音间的建声设计与装修
我台建台两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正规的配音间，大部分的配音工作都是在普通办公室的环境下，通过摄像机进行主持人声音录制而完成的。这样配音的效率低，受外界干扰大，而且由于受配音环境和录制设备的局限，配音的音质效果自然不是很好。新闻制作网络的建立，必将使我台节目的视频质量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了保证节目的音频质量及配合新闻制作网络的高效工作模式，设置一专业配音间已势在必行。由于将改造成配音间的房间在我台办公楼的一层，与公用楼梯仅有一墙之隔，二楼就是新闻记者的办公室，所以配音间的隔音效果是建声设计与装修的重点，要求在50db以上。另外，考虑到新闻配音的特点，配音环境吸音系数则控制在0.5s—0.8s之间。
配音间的建声装修应注意的几点是：
1、在动工之前的设计与计算要考虑周全，多种影响因素会使得装修出来的实际效果差别很大。
2、通风换气的考虑。控制室里的空调管道要预埋好，且要固定在原有普通砖墙上。
3、配音室里的通风通道不要设计成平直通道，通道内壁还要固定吸音装置，防止户外换气扇的风声串入。户外换气扇的风向应是向户外抽风。
4、控制室与配音室之间的预留设备线塑胶管通道在穿完墙线之后，用阻燃亚麻布缝包玻璃棉封堵两端，防止控制室内的声音串入。
5、隔音门窗的制作应在专业厂家单独定做。
4.70平米演播室串编系统的设计
70平米演播室使我台的新闻栏目专用演播室，在这里每天除了要制作完成时长为30分钟、晚上20：40播出的《都市报道》之外，还要制作六档时长为10分钟，也就是说，其间每两小时就播出一档《都市快报》，使用率非常高。70平米演播室现有两台摄像机，要求在串编系统建成之后，这两台摄像机的信号（主持人）都可以直接被采集进网，然后由责编在串编工作站中调出记者们已编好的新闻条目和主持人口播素材进行编辑，最后将串好的10分钟或20分钟的成品播出节目下载到betacamsp磁带（2800录机）上。考虑到有时会有临时在演播室上载的要求（比如更改广告），系统中要有2800录机到串编工作站的视音频通道。另外，如果串编工作站或者新闻制作网络出了问题，则该系统应该可以将两个摄像机的信号直接录制在2800录机上，然后由责编拿着主持人口播带到备用串编工作站（配音工作站）或传统卷编系统上将节目制作完成。集以上考虑，70平米演播室串编视音频系统设计如（图5）。
在视频系统中，两个摄像机、一个录机都有一路模拟复合视频信号进入特技台，特技台的pgmout1（模拟复合信号）进串编工作站。1号摄像机还有一路模拟分量信号直接进了串编工作站，以提供高质量的主持人图像和进行色键特技时的信号来源。串编工作站通过模拟分量输出口将信号送入2800录机。特技台pgmout2的信号是要送给2800录机的，但考虑到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需要将主持人口播图像直接录制在2800录机上，所以在实际安装时，这根线走到2800录机后面板处做为备用，为空置状态，这样可以避免特技台—串编工作站—录机—特技台信号之间的不正常联接方式，给操作人员带来不便与不适。返看监视器的视频信号来自于特技台预监输出进预监监视器（j3）之后的串环输出。
在音频系统中，两路mic信号经调音台mic/linein1，2输入、lineout1，2输出进入串编工作站进行采集；串编工作站的音频输出信号经调音台mic/linein3，4输入、auxout1，2输出进入2800录机下载。临时上载时，2800录机的音频输出信号经调音台mic/linein5，6输入、lineout1，2输出进入串编工作站。另外，调音台的tbout送入返看监视器的音频输入。
5.对70平米演播室控制室部分的改造
70平米演播室的视音频系统在改造前是典型的传统模拟演播室系统。在40平米的控制室中，新闻值班室占去了1/3的空间，剩下2/3的空间堆砌着大量的机架与设备，其中包括两个大块头的操作台、一个“顶天立地”的电视墙和一大一小两个19inch标准机柜。70平米演播室改造后，除了保留调音台、特技台、调光台、两个摄像机ccu和三个监视器（这些都可集中在一个操作台上）之外，整个控制室就装一套串编工作站，空间剩余很大。根据实际情况，在70平米演播室控制室中又增设了两套预编工作站，以供责编编辑深度报道时使用，既不会与每天的节目串编发生冲突，也满足了非正常工作时间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
6.设备机架的设计
根据新闻制作网络的具体情况，机架需求为：10套预编工作站操作台、4套上载工作站操作台、1套配音工作站操作台、1套服务器机柜、1套70平米演播室控制台、1套串编工作站操作台和1个70平米演播室机柜。建立新闻制作网之后，淘汰下来的旧机架有：五套传统单编系统机架、一个2m高19inch标准机柜、两个1.5m高19inch标准机柜。经过反复测量与计算，这些旧机柜都可以被重新利用。将四套传统单编系统机架经简单改造做为四套上载工作站操作台使用，另一套传统单编系统机架可直接作为配音工作站操作台。将2m高19inch标准机柜加装柜门、风扇、键盘滑槽，在订做一个与之完全相同的19inch标准机柜，做为服务器机柜组如（图7）。一个1.5m高19inch标准机柜直接用于配音间，另一个1.5m高19inch标准机柜直接用于70平米演播室。
7.系统软件的调试
在系统安装完成后，进行了系统软件的调试。在调试过程中，针对我频道的特殊要求和我们认为在将来系统正式使用后有关网络安全对策问题，同索贝公司网络部和软件开发部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进行了现场开发，使得整个系统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其安全性，都达到了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作为用户，我们也对索贝公司提出了一些我们的建议，比如：
1、为了降低系统资源开销，建议将sobey“新时尚”字幕软件的网络版由真彩色方式变为64k彩色方式。
篇（9）
作为大众传媒中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俗。而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使得新闻本身必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著名学者李希光指出：“新闻报道的致命错误就是让编辑、记者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偏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受众面前，因为一旦读者与你的价值判断相左，他们就会对你的报道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高明的新闻制作者们会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语篇结构的安排，隐讳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便成为了新闻语言中隐含的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这样一种特性，即说话人的语言表达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即说话人在说话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以一种隐性的态势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影响着读者的思维和判断。有效地对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进行分析和辨别，能够帮助读者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对新闻话语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对非文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还有所欠缺。而对新闻话语的主观性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
一、词汇(lexis)
按照功能主义的方法leech(1981)把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义(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体意义(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义是指说话者或作者情感和态度的传达。所以，词义是多功能、多维度的复合体二即使一个词的指称意义(概念意义)相同，也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词汇的选择，为作者表达主观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简洁的途径。新闻标题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常常最能体现作者的主观性倾向，读者往往能够通过一两字的点睛之笔，很快地抓住一条新闻的主要态度和立场。
例如：1.火箭的习惯性崩溃。(《北京晚报》2007年11月6日)2.演习继“汉光”后又出乌龙：鱼雷试射再败(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26日)
定语、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副词使得被它修饰的中心词词语意义更加具体生动，它们承担着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重要语用意义。例1的“习惯性”一词不仅表达了火箭队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时体现了作者的戏谑和讽刺。例2中的副词“又”和“再”与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闻中作者对演习的态度，“只有意料中的失败”。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层面，作者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句式的选择和运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运用：1.首都机场可“空中报关”货物未到港手续已办完。(《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2日)2.“纳西里耶战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国自家后院。(《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10日)3.中国防长：若发生，大陆将采取断然措施。(《联合早报》，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与已然两种时态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机场的高效率，表达了作者对其赞扬的正面立场。例2的被动句式，重点强调了受害者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新闻编辑者的同情。而例3的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则凸现了中国大陆在对待上的坚定立场，使人读起来铿锵有力，勇气倍增。
三、修辞(figureofspeech)
新闻报道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依靠客观事实，但若新闻只是死板的堆积字符连接和数字堆积，不但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的欲望，更加无法使读者获得有效信息。因此，新闻话语也会运用适当的修辞技巧，在报道客观事件的同时，传达作者潜藏的主观判断。
对比：新闻中的对比通常通过数量来实现。例如：一个25岁中国姑娘和她的4场闪电异国情爱。(中国新闻网，2006年5月)
此例中，虽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场对比数量要大，但是对于年龄范畴中的25和婚姻经历中的4，前者显然是个小量，两者相比体现了作者意图突出此事件的不寻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见修辞，在新闻语言中，比喻的出现使某些行为更形象：例如：七名选手掉进了“尿罐子”。(《大连晚报》，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个事件比喻，运动员因药检呈阳性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尿检”换作“尿罐子”不仅幽默戏谑，而且轻松表达了作者的不认同。
设问和反问：比如：招聘女文员以身高定工资是何目的?(《重庆晚报》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14日)
只问不答，读者不用去正文内找答案也可体会出作者的态度，将观点隐含于强烈的语气中，既吸引读者注意，又赢得了共鸣。
新闻源于事实，但决不等同于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制作者对客观事实的选择、记录、加工的结果，他们总是积极地运用语言技巧来认识和“再现”这个世界。而读者则同样可借助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剖析新闻语言制作过程中遣词造句，谋篇立论的每一个细节，发掘出深藏于语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
参考文献：
篇（10）
[Abstract]Thearticleputsforwardanotionof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withaperspectiveof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isexplainedmainlyasdualmeaningofthemarketinizationofmechanismandthesocializationofsurveillance.Bysummarizingthepracticeofsocializationofand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inWesterncountries,thearticleconcludesthesignificanceandstatusquoofitsapplicationsinChina.
[Keywords]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JournalismReform;EnvironmentImprovement
自人类出现以来，传播活动就发挥着信息传递、价值传承、教育与娱乐等功能，成为维系社会进步的纽带，与社会整体利益休戚与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国家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与控制权力逐渐从统治阶级之手分散到社会这一无形的网络中，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历史脉络也日益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中国，人们对传媒的自律与他律并不陌生，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则是一个新课题。诸如在政府行政管理角色转变的条件下，传播管理如何利用好社会资源，发挥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又如，在传播媒介因利益驱动而自律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如何督促媒介带头和自觉地做反腐倡廉的表率等问题，都可以应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思路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将有益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深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成长。
一、传播管理社会化概念的提出
社会化概念来自社会学，指的是社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培养、塑造自己社会成员的过程。19世纪90年代，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已有社会化的提法。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关于一般行动理论》（1951）与《社会系统》（1951）等书中指出，社会成员的角色学习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社会化的涵义已从个人社会化扩展开来，指社会文化内化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要素(如个人，组织；管理，行政；科学，技术等)的过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社会要素要接受社会整合，另一方面，社会环境要进行相应调适，以推动社会化过程的良性发展。[1]
如果把个人社会化与社会要素的社会化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事物社会化的目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事物自身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向社会开放，融入全社会信息、物质和能量循环的过程。
在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之前，首先澄清两个概念，一是“管理社会化”，二是“公共管理社会化”。
通常意义上，管理社会化是指通过社会整合与调适，管理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获得与完善及其社会角色形成与实现的过程。前者是将社会文化内化于管理过程中，后者是让管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因此管理社会化具体指的是管理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化，强调向管理要效益。
公共管理社会化不是前述管理社会化的属概念，它指的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行政改革中推进的公共管理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将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给社会。它的特点是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同时，十分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2]有的学者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核心定义为分权，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分权。鼓励公众及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3]
具体到传播管理社会化，它同时是管理科学社会化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分支，可以将其界定为鼓励传播行业形成市场化体制的同时，将对以新闻舆论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活动的监督、评价、管理和控制的职能，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媒介自身共同承担的过程。当然由社会分担管理职能，也要运用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
直观地看，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二元复合概念，既指传播活动管理重心向下的过程，由行政转移到市场，又指传播管理活动重心向外的过程，由政府分散到社会。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初期阶段，传播活动管理重心转换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市场化。在高级阶段，传播市场体制基本成熟之后，传播管理社会化主要指横向的社会化，即由公共论坛、公共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自觉或自发实施为大众媒介健康运行所必要的监督、协调和控制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的确立和完善。
与传媒他律概念相比较，传播管理社会化在内容和范围方面有所拓宽，注重将传播系统及传媒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转换为强调社会对传媒的督责，以有利于保证和维护传媒的公信力，促进整个社会信息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
传播管理社会化，还可以实现多重目的。如充分发挥社会的自主调节功能和舆论机制，为行政调控和立法、司法监控创造条件，能够为媒介提供作为社会整体一分子的与其它成员的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优化市场结构和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信息权利，促进传播媒介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整合的顺利进行。
二、西方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与启示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也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其一，机制市场化；其二，管理分散化。西方传播社会化管理的出现和成熟，与传播媒介自我管理的出现与成熟也是大体一致的。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正式出现之前，政府和政党一直是传播活动管理的主导角色。从1450年古登堡改进印刷术一直到今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后期，再至19世纪中期，直至19世纪末。传播管理从政府集权，转变到政党主导，又转变为市场方式。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廉价报纸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买卖关系，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报刊与广告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报刊市场秩序的一部分。传播媒介市场经营者地位的确立，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起点。这一阶段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具有经验色彩。
第二阶段，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下诸因素影响着传播活动：媒介在反垄断的呼声中卷入了垄断进程；电子传媒与报刊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政府对电子媒介立法和管理的高度重视；西欧各国的广播电视国有化政策等，使传播管理社会化进程出现了迂回曲折的特点。产业结构的变化，广告制的成熟、公共关系的兴起、民意测验技术的进步等，也为传播活动增添了新的因素。这一阶段传播管理社会化处于激荡的状态和变革的前夜。但政府的管理手段已更为成熟并具有公共行政的色彩。
第三阶段，从战后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新闻自由程度空前地扩大，西欧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实行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冷战结束和地区新闻传播事业转型，网络浪潮的兴起，拓深了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70年代政府行政公开和信息自由立法，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80年代出现的放松管制，与公共管理社会化浪潮相一致。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体现了从公共事务以政府为核心，转向了以社会为基础。
战后西方新闻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既重申了媒介的自律，也强化了“公共利益”不可动摇的信念。欧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大批传媒职业道德研究、传媒素养研究等，也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提供了支持。美国学者贝特兰（CLAUDE-JEANBERTRAND）在他的《媒介道德与责任系统》（2000）一书中，提出了媒介责任系统（MEDIAACCOUNTABILITYSYSTEM）的概念与方法，站在公共论坛的立场上，对媒介进行表现评估，是传播管理社会化实践的一个例子。
从西方国家传播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传播管理的集中化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它是以削弱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媒介组织的经济权利为代价的。传播管理社会化得益于政治的民主化，也推进着政治的民主化。
其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场和资本巨大的扩张性使得它几乎吞噬了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传播管理活动也被深深地卷入进来。社会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使得对传播管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
其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行与公共利益的地位息息相关。不过，在19、20世纪，在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的过分强调有时反而制约着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现。
其四，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多元、复杂、曲折的。首先，它的内容和方式是多元的，否则就容易存在集中化的趋势。其次，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不能脱离现实条件而存在。再次，简单地追求传播管理社会化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
其五，与公共管理社会化一样，传播管理社会化中的分权不等于管理权力的基层化。简单地说，社会化过程是为传播管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传播活动增添更大程度上的现代意义的合意性和合法性，并非全面取代集中管理。美国战后“政府再造”工程，也弊端百出。“小政府、大社会”削弱了政府的财力，使其社会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对应付突发事件不利。
因此，我们把传播管理社会化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我们期望它的存在更能够增加社会的福利和人性的普遍价值。此外，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必须避免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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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责任分担及其整合效应
当代西方国家对报刊业普遍实行私营体制，在广播电视业中虽存在规模不等的公营体制，但仍然鼓励引入市场因素。在媒介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新闻媒介作为公共领域、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的地位。公共事务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它的发生源自公共需求的变动。公共事务的承担是政府的责任，但它不排斥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参与。[5]撇开市场化这一环节不说，在传播管理的分散化方面，西方国家也已形成了许多成熟的运作方式。
例如在美国，对新闻采访报道的内容限制比较少，但对于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着多种管理手段的作用，这些管理手段可分为行政与法制管理、自我管理和社会化管理三大类。
行政管理是专制时代政府集权管理的延续。但现代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这种管理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有限度的管理，而且处于不断的改革中。法制管理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宪法、诽谤法、传播法、电信法等制定法及大量的判例为支撑。在私营商业媒介主导的西方新闻界，是以不触犯法律法规为底线的。
战后西方的行政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特征。其中传播活动的社会化管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
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不仅有批评、鞭笞的涵义，而且还包括对传播活动的参与、威慑和制衡等。公共论坛的形式，可以是定向发行的出版物、公开的意见广告、街头游行示威，以及BBS。参与公共论坛的，可以是权势集团、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权势集团包括政党、宗教组织、公司、工会、学术团体等。19世纪末，美国的“扒粪运动”声势不小，历时十余年，但官方和压力集团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对媒介也是一种警策。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
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两类。一是非营利性组织，例如与对传播内容和表现的评价有关的组织。新闻评议会是遍及西方主要国家的专门接受公众、行业或政府委托进行调查、评估、仲裁的组织。二是营利性组织，例如与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有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例如，发行量审计机构、视听率调查机构、公证机构等。营利性中介机构专业水准的提高，同样能对传播媒介的行为能够带来正面的约束。
行业协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行业自治的性质。其最初的目的旨在维护同业利益，制定行业准入门槛，抵制外来竞争。慢慢地，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集中于行业的培训和交流、内部纠纷的调解和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与推广。在西方有大量的行业组织，如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美国全国广播人协会等。
（三）商业伦理的规范
传播媒介的日常经营，不仅与受众构成了买卖契约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以及生产要素的各类供应行业。从事多元化的传播媒介，涉及面更广。因而除了职业伦理之外，具有普遍价值的商业伦理也构成了传播活动管理的重要一环。商业伦理主要涉及传播媒介的真实信息披露、公平竞争、拒绝回扣、拒绝执行低品质业务、积极推动行业进步等内容。
（四）国际组织的倡导
从联合国到各类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中，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公民表现自由权利的推崇。
上述几种方式，都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横向辐射形式，它们与行政管理、自我管理一道，共同参与对传播活动这一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可见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开放式、多维度、动态发展的。
传播管理社会化各种方式的整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有利于传播活动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守望者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商业化中迷失。二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政治立场、倾向中，甚至在坚守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中迷失。三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自由放任的新闻报道中迷失。总之，传播管理社会化，可以更好地塑造传播媒介的社会性品格。一国一地区传播体系的健全、传播实力的强盛，在社会文化价值维系、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更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传播管理社会化与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良性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打开了大门。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也在为新闻改革的深化创造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已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更深入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言，是由市场化而集团化、产业化，这与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8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是传播媒介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销售并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或过程。从积极的观点看，市场化是媒介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的先决条件。从市场化到集团化、产业化，传播媒介的经营空间越来越大，与财政的联系越来越松弛，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传播管理社会化当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从实践来看，媒介市场化推动了中国媒介舆论监督的勃兴，后者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公众取得了与媒介对话的资格，这又为公众“监督监督者”提供了可能。
传播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既要归因于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要归功于媒介自身在产业化运作上形成的良性循环。《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以给予我们这方面的启示。应该说，《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成果显著，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人事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制片人制等体制创新为基本保障的。
舆论监督环境的改善和成效的取得，使得受众关注媒介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事件的热情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主持正义、坚守良知的媒介，往往赢得相当高的收视率，或刚上报摊就被抢购一空。换句话说，受众对于市场化媒介，具有“用手投票”的权力。作为传播的接受者，受众是媒介服务的对象。同时受众也是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信息的反馈者，对传播过程起着制约作用。受众对媒介舆论审视的理性程度，直接左右媒介舆论的理性度与成熟度。
2003年，舆论界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方面传媒在孙志刚案、SARS信息披露、孙大午案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守望功能，另一方面是风云记者评选和新华社部分记者腐败事件的曝光，彰显中国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不过，中国的传播管理社会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传媒的市场化机制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传媒的独立品格和社会品格有待完善。
其次，国家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中型媒介如中央电视台仍有待于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
再次，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对于传媒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公共论坛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讲究诚信的商业伦理在行业当中并未叶茂，传媒破坏市场秩序、违背公共利益和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传媒操守与国际公约的规范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应该说，推进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时代要求是迫切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各种利益冲突的纠葛中，中国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身份发生变化，道德遭遇考验，素质需要提高，亟须社会大熔炉的锤炼。
在目前的许多媒介中，员工被划分为紧密层与松散层。其中紧密层仍然可以视为在体制内的部分。由于惯性使然，这部分只能有限度地社会化。对于松散层，媒介以契约关系来对待，这些员工工作范围以外的活动和生活，将会完全归入社会，对他们的行为的约束，必将更大程度地社会化。这种状况的改善，牵涉到人力资源的流动、社会对于传媒素养教育的重视，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不是某一个媒介，甚至也不是媒介产业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倚仗全社会的努力。
2003年6月，在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次改革停办了一大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部门报刊和基层报刊，推进了报纸行政职能淡化，行政行为与出版行为分离，表明政府正在由“办报”向“管报”方向转变，将促进媒介面向市场，充分利用地域及行业的市场资源，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行政改革政策必将推动中国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后者又可以产生正反馈的效果。
